2026年美国癌症研究协会（AACR）年会刚刚落下帷幕，作为全球癌症研究领域的风向标，本届大会再次见证了抗体药物偶联物（ADC）的无限潜力。从基础研究到临床转化，从新靶点挖掘到下一代技术平台，ADC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迭代进化。本文将基于本次大会的报告数据，为您深度解析ADC领域的最新趋势、技术突破和未来方向。一、研发格局：全球共舞，中国力量强势崛起
本届AACR上，ADC相关的报告数量超过150篇，占据了肿瘤药物研发的半壁江山。一个显著的变化是，中国已成为全球ADC研发的核心引擎之一。从报告数量来看，来自中国企业和科研机构的贡献占据了相当大的比例，并且其研究深度和广度均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靶点选择的“趋同”与“求异”
全球“红海”靶点：在全球范围内，TROP2、HER2、B7-H3依然是研发最密集的“红海”靶点。例如，针对TROP2的ADC，不仅有已上市的戈沙妥珠单抗和德达博妥单抗，本次会议上还涌现出大量针对该靶点的双特异性ADC（如TROP2×Nectin-4）、双有效载荷ADC（如CTPH-03）以及旨在克服现有药物耐药性的新一代ADC（如OBI-902）。
中国“特色”靶点：中国企业在深耕这些热门靶点的同时，更展现出“求异”的勇气和智慧。CLDN18.2、Nectin-4、EGFR等靶点在中国区的报告数量远超海外，显示出我们在这些领域的深厚积累和领先优势。例如，针对CLDN18.2，中国企业不仅开发了传统的ADC（如TRO-01、RC118），还推出了双特异性ADC（如CLDN18.2×PD-L1、CLDN18.2×HER2），意图通过协同靶向提升疗效并克服耐药。
中国与全球 ADC 靶点布局对比（2026 AACR 数据）
探索性新靶点：更重要的是，中国研发机构还积极布局CDH17、PTK7、ITGB6、ADAM9、MUC1等差异化新靶点，意图开辟全新的治疗赛道。例如，CDH17因其在胃肠道肿瘤中的高表达和正常组织中的低表达，成为多个中国企业（如百奥赛图、映恩生物、爱科瑞思）的研发热点，旨在填补胃癌、结直肠癌等领域的治疗空白。
2026年AACR上热门靶点分布从“跟随”到“引领”的技术跨越
双特异性ADC的百花齐放：中国的ADC研发不再满足于Me-too，而是向Me-better和First-in-class迈进。双特异性ADC (BsADC) 在中国企业报告中占据了核心地位。例如，百奥赛图展示了多个双抗ADC项目，如靶向TROP2×MUC1、Nectin-4×TROP2、EGFR×PTK7等，通过“1+1”或“2+2”的分子设计，旨在解决单靶点ADC面临的肿瘤异质性和耐药性问题，提升治疗的精准度和有效性。映恩生物也展示了其EGFR/MUC1双抗ADC，通过优化亲和力来增强肿瘤选择性。
从 2026 AACR 数据看 ADC 研发阶段分布
双有效载荷ADC的协同创新：为解决单药耐药性问题，将两种不同作用机制的细胞毒素（如拓扑异构酶Ⅰ抑制剂+微管蛋白抑制剂）搭载于同一个抗体上，成为新的探索方向。启德医药、岩唐生物、Celltrion等公司纷纷展示了其双有效载荷平台，旨在通过协同机制，让肿瘤细胞“无路可逃”。二、技术迭代：从“精准递送”到“智能杀伤”的范式升级
本届大会清晰地描绘了ADC技术的演进路线：从单纯的“精准递送”升级为复杂的“智能杀伤”系统，其核心在于“多维度协同”。多特异性ADC成为主流
双特异性ADC (BsADC) 无疑是本届大会的绝对主角。其设计理念超越了单一抗体，通过协同作用增强内吞、克服抗原逃逸、或同时杀伤肿瘤细胞和肿瘤微环境中的免疫抑制细胞。例如：
克服肿瘤异质性：针对肿瘤细胞上两个不同抗原（如Nectin-4×TROP2、EGFR×HER3）的BsADC，可以更有效地覆盖表达谱复杂的肿瘤细胞群体。
靶向肿瘤微环境：靶向FAP×GPC1的ADC旨在同时清除胰腺癌的肿瘤细胞和癌症相关成纤维细胞（CAF），有望攻克“硬”肿瘤的治疗难题。
兼具免疫调节功能：靶向B7-H3×PD-L1或HER2×PD-L1的BsADC，不仅能直接杀伤肿瘤细胞，还能通过阻断免疫检查点，激活自身免疫系统，实现“一石二鸟”的效果。新型有效载荷带来机制突破
双有效载荷/多有效载荷ADC：本次会议上，多个“双有效载荷ADC”项目（如靶向HER2、Nectin-4、PTK7）展示了其在克服传统ADC耐药方面的巨大潜力。例如，Sutro Biopharma展示了其HER2靶向的双有效载荷ADC（Top1抑制剂+微管蛋白抑制剂），在耐药模型中表现出卓越的疗效。Sutro还展示了另一种PTK7靶向的双有效载荷ADC，同样显示出优于单载荷ADC的活性。
免疫刺激ADC (iADC)：ADC的战场正在从细胞毒性向免疫调节延伸。本次会议上，出现了将STING激动剂、TLR激动剂等免疫调节剂作为有效载荷的ADC。例如，Astellas的ASP2998是一款靶向TROP2的iADC，它同时搭载了拓扑异构酶Ⅰ抑制剂和STING激动剂，旨在既能直接杀死肿瘤细胞，又能激活肿瘤微环境中的免疫细胞，将“冷”肿瘤转变为“热”肿瘤。Byondis也展示了基于磷酸盐的免疫刺激ADC，能够激活Vγ9Vδ2 T细胞，实现“由内而外”的肿瘤杀伤。
全新作用机制的“非传统”ADC：除了细胞毒性和免疫激动剂，一些全新的概念也在本次会议上亮相。例如，劲方医药的GFS784是一款将pan-RAS（ON）抑制剂作为有效载荷的ADC，靶向EGFR，旨在通过抑制RAS信号通路来杀伤肿瘤细胞，为RAS突变肿瘤的治疗提供了全新思路。Hexagon Bio则展示了其利用天然产物发现的蛋白质翻译抑制剂作为ADC有效载荷，展现了克服现有ADC耐药性的潜力。连接子与定点偶联技术的精进
稳定性与均一性的追求：本次会议上，WuXi XDC、Synaffix、OBI Pharma等公司展示了其新一代的定点偶联技术。这些技术旨在生产出药物-抗体比（DAR）均一、连接子高度稳定的ADC，从而减少在循环中的过早释放，降低脱靶毒性，提升治疗窗口。
“按需释放”的连接子设计：为了提高肿瘤选择性，一些公司设计了“条件激活”的连接子。例如，TriOar的TRO-02是一款EGFR靶向的“条件性激活”ADC，其抗体在肿瘤微环境中被蛋白酶切割后才恢复结合能力，从而显著降低了在正常皮肤组织中的毒性。荣昌生物的“有效载荷回收ADC (PR-ADC)”则是一种全新的概念，通过同时靶向肿瘤抗原和游离毒素，在杀死肿瘤的同时“回收”泄漏的毒素，以降低全身毒性。三、临床进展：从临床前爆发到临床验证的加速转化
从临床阶段来看，超过90%的报告处于临床前阶段，这反映了ADC领域底层创新的活跃。但我们也看到了大量I/II期临床项目的初步结果，这些项目大多围绕新型靶点和新型机制展开。初步疗效令人鼓舞：
多项早期临床数据显示，这些新一代ADC在多种晚期实体瘤中展现出了可控的安全性和令人鼓舞的抗肿瘤活性。
ZL-1310 (DLL3 ADC)：在既往接受过广泛期小细胞肺癌治疗的患者中，包括基线有脑转移的患者，ZL-1310均显示出显著的颅内和全身抗肿瘤活性，为这一难治性疾病带来了新希望。
JS212 (EGFR/HER3 ADC)：在晚期实体瘤患者中，JS212展现出初步的抗肿瘤活性和可控的安全性，为EGFR/HER3双靶点ADC的临床应用提供了有力支持。
ACR246 (5T4 ADC)：在一例抗PD-1耐药的食管鳞癌患者中，ACR246实现了确认的部分缓解，肿瘤病灶缩小51%，且未观察到3级以上不良反应，证明了其在特定患者群体中的强大潜力。挑战依然存在：
与此同时，关于ADC耐药机制的研究也成为热点。科学家们通过建立耐药细胞模型和患者来源的异种移植模型（PDX），深入探究了抗原丢失、有效载荷外排、内吞障碍等耐药机制。例如，有研究发现，HER2 ADC的耐药可能与IL-17信号通路的激活和ROR1表达上调有关，这为开发联合治疗策略（如联用ROR1 ADC）提供了理论基础。另一项研究则揭示了胆固醇代谢异常可能是TROP2 ADC耐药的潜在机制。四、未来展望：精准与协同的“黄金时代”
2026年AACR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充满活力和希望的ADC新时代。在这个时代，药物设计从“单一靶向”走向“多维度协同”，研发力量从“欧美中心”走向“全球竞合”，而中国力量正以前所未有的姿态深度参与并引领这场创新革命。
未来的ADC研发将更加注重“精准”与“协同”。“精准”体现在通过开发更多差异化靶点、利用空间组学等新技术筛选优势人群、以及通过条件激活等设计提升治疗窗口；“协同”则体现在双/多特异性抗体、双/多有效载荷、以及与免疫治疗、靶向治疗等联合方案的设计上。
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技术的不断迭代和临床研究的深入，ADC将为全球癌症患者带来更多、更好的治疗选择，开启肿瘤精准治疗的黄金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