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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箭头处“蓝色字”，关注我们哦！！ 摘要 自身免疫性脑炎（Autoimmune Encephalitis, AE）作为一类由自身免疫反应介导的中枢神经系统炎症性疾病，因其复杂多样的神经精神症状如认知障碍、精神行为异常及癫痫等，近年来受到广泛关注。畸胎瘤，尤其是卵巢畸胎瘤，被认为是AE，特别是抗N-甲基-D-天冬氨酸受体（anti-NMDAR）脑炎的主要肿瘤相关触发因素，提示肿瘤与自身免疫反应之间存在密切关联。当前研究虽对AE的病理机制和临床表现已有较多认识，但肿瘤筛查、诊断及治疗策略仍存在挑战。本文系统综述了自身免疫性脑炎合并畸胎瘤的临床特征、发病机制及诊疗进展，重点探讨了肿瘤切除对疾病预后及免疫治疗效果的影响，结合最新文献和病例分析，深入解析了免疫治疗与肿瘤治疗的协同作用及未来研究方向，旨在为临床医生提供科学依据，优化诊疗方案，提升患者预后。 关键词：自身免疫性脑炎，畸胎瘤，抗NMDAR脑炎，神经精神症状，肿瘤相关性脑炎，免疫治疗，肿瘤切除 前言 自身免疫性脑炎是一组由自身免疫反应介导的神经系统疾病，近年来发病率逐渐上升，尤其在年轻女性中较为常见。该疾病的病理机制主要涉及中枢神经系统内针对神经表面蛋白的自身抗体产生，导致神经功能障碍和多样的神经精神症状。以抗N-甲基-D-天冬氨酸受体（NMDAR）脑炎为代表的自身免疫性脑炎，表现出认知障碍、精神症状、癫痫发作、运动障碍及自主神经功能紊乱等临床特征，且其发病机制与B细胞和T细胞的异常免疫反应密切相关[1][2]。此外，调节性T细胞（Tregs）和线粒体功能在调控中枢神经系统自身免疫性疾病的免疫耐受中发挥关键作用，其功能障碍可能促进疾病发生[3]。畸胎瘤，尤其是卵巢畸胎瘤，是自身免疫性脑炎的重要肿瘤相关病因，尤其与抗NMDAR脑炎密切相关。卵巢畸胎瘤作为一种来源于早期胚胎干细胞的生殖细胞肿瘤，其组织中可能表达神经系统特异性抗原，如NMDAR，诱发免疫系统产生针对神经元的自身抗体，从而引发脑炎[4][5]。研究显示，卵巢畸胎瘤中NMDAR的高表达及其周围淋巴细胞的浸润是该肿瘤引发自身免疫性脑炎的关键病理特征[5]。临床数据表明，约50%的抗NMDAR脑炎女性患者伴有肿瘤，其中94%为卵巢畸胎瘤[6]，及时识别并切除畸胎瘤是改善患者预后的关键措施[7]。 自身免疫性脑炎的临床表现多样，常包括精神行为异常、记忆障碍、癫痫发作、运动障碍及自主神经功能异常，且早期症状往往表现为精神病样，易误诊为精神疾病，导致治疗延误。例如，抗NMDAR脑炎患者的精神症状与精神分裂症等精神疾病极为相似，且部分患者表现出精神运动性症状、幻觉和妄想，临床上容易被误诊为精神分裂症[8][9]。此外，部分病例初期甚至表现为脑膜炎样症状，增加诊断难度[10]。神经影像学和脑脊液检查虽有助于诊断，但非特异性表现较多，需结合自身抗体检测实现早期诊断[11][1]。早期识别畸胎瘤并结合免疫治疗是改善预后的关键。手术切除肿瘤后，患者症状改善明显，免疫治疗包括糖皮质激素、静脉注射免疫球蛋白、血浆置换及免疫抑制剂等[12][13]。有研究指出，免疫治疗效果与自身抗体滴度相关，早期手术切除畸胎瘤有助于减少抗体产生，改善临床症状[14]。部分难治性病例，靶向Janus激酶（JAK）的小分子药物托法替尼（tofacitinib）等新型免疫治疗方案显示出潜在疗效[12]。然而，自身免疫性脑炎存在误诊风险，部分患者因症状多样且无典型自身抗体检测阳性而被误诊，需要临床医师高度重视鉴别诊断，避免延误治[15][16]。 综上所述，自身免疫性脑炎合并畸胎瘤是一种复杂且临床表现多样的疾病实体，发病机制涉及自身免疫反应异常及肿瘤相关抗原诱发的免疫反应。其早期诊断依赖于对临床症状的敏感识别与自身抗体的检测，及时发现并切除畸胎瘤联合免疫治疗是改善患者预后、降低复发风险的关键。加强临床对该疾病的认识和管理，有助于促进早期诊断和精准治疗，提升患者生存质量。 2. 主体 2.1 自身免疫性脑炎的临床表现及诊断特点 2.1.1 神经精神症状的多样性及其临床意义：自身免疫性脑炎合并畸胎瘤患者常以神经精神症状为主要临床表现，具体包括认知障碍、精神行为异常（如焦虑、妄想、幻觉）、癫痫发作以及运动障碍等多样化症状。这些症状往往呈现急性或亚急性发作，部分患者还可能出现意识障碍和自主神经功能障碍，增加诊断和治疗的复杂性。 认知障碍是常见的表现之一，尤其在抗NMDAR脑炎患者中，记忆减退及执行功能受损占较大比例。例如，系统回顾显示，卵巢畸胎瘤相关的自身免疫性脑炎患者中，约50%的病例表现为记忆障碍[17]。此外，神经精神症状如幻觉、妄想和攻击性行为也较为常见，研究发现43.1%的患者出现幻觉，39.7%表现为攻击性行为[17]。这些精神症状往往起始于流感样前驱期后，提示炎症反应对脑功能的早期影响。 癫痫发作在自身免疫性脑炎中也较为普遍，尤其是抗LGI1抗体相关的边缘系统脑炎，患者常表现为面部和肢体的短暂肌阵挛性发作及全面性强直-阵挛性癫痫[18][19]。运动障碍如舞蹈样动作、肌张力障碍也被报道，这些表现可能与抗NMDAR脑炎相关的神经递质功能紊乱有关[20]。 病程中，部分患者出现意识障碍，自主神经功能异常表现为心率失常、血压波动和发汗异常等，进一步加重临床管理难度[21][22]。这些自主神经症状常提示疾病活动性强，需要及时免疫治疗。 精神症状的多样性和突发性使得患者常被误诊为精神疾病，尤其是在初期表现为焦虑、躁狂、精神分裂症样症状时，精神科医生容易忽视潜在的自身免疫性脑炎，从而导致诊断延迟。研究指出，许多病例在确诊前曾因精神症状被误诊为精神病，未能及时接受免疫治疗[23][18]。这种误诊不仅延误了有效治疗，还可能导致疾病进展和神经功能不可逆损害。 因此，临床上应高度警惕急性或亚急性起病的神经精神症状，尤其是伴有认知障碍、癫痫和运动异常的患者。结合脑脊液分析、神经影像学和自身抗体检测，有助于早期识别自身免疫性脑炎。特别是在年轻女性出现新发精神病症状时，应考虑卵巢畸胎瘤相关的抗NMDAR脑炎，及时进行肿瘤筛查和免疫治疗，以改善预后[24][25]。 综上所述，自身免疫性脑炎合并畸胎瘤患者的神经精神症状表现多样且复杂，识别其临床意义对于实现早期诊断和个体化治疗具有重要价值，能够有效降低误诊率，提高患者的康复率和生活质量。 2.1.2 免疫学检测与影像学辅助诊断：抗神经元表面抗体，尤其是抗-NMDAR抗体，已被公认为自身免疫性脑炎的诊断金标准。抗-NMDAR脑炎中，患者血清或脑脊液中抗体的检测对确诊具有重要意义，但部分病例可能出现血清或脑脊液抗体阴性的情况，提示抗体检测虽重要，但不能排除自身免疫性脑炎的诊断。研究显示，在临床强烈怀疑自身免疫性脑炎时，即使免疫学检测未见阳性，建议仍应启动免疫治疗以避免疾病进展[26][27]。此外，除抗-NMDAR抗体外，其他自身抗体如抗-LGI1、抗-Caspr2、抗-GlyR等也在不同患者中发现，且这些抗体的临床表现及影像学特点存在异质性[28][29]。值得注意的是，抗体阴性的病例中，脑脊液中可能出现寡克隆带（OCBs），提示免疫活化，提示免疫学检测结果应结合临床综合判断，避免误诊[27]。 脑MRI是自身免疫性脑炎的重要辅助诊断工具，常见表现为边缘系统异常信号，尤其涉及海马体、杏仁核等区域，表现为T2 FLAIR高信号或轻度弥散加权成像（DWI）异常[30][31]。不同抗体亚型脑MRI表现存在差异，例如抗-LGI1脑炎常累及单侧或双侧海马及基底节；抗-NMDAR脑炎MRI异常率较低，常表现为弥漫性且不固定的皮质或皮质下高信号[30]。部分患者影像学检查可能正常，尤其是抗-NMDAR脑炎，约39%的患者MRI无异常，提示MRI正常不排除疾病[31][28]。此外，影像学的动态变化也有助于疾病的监测和评估治疗效果[32]。 脑脊液检查通常显示轻度炎症反应，如细胞数轻度增多、蛋白质轻度升高，且部分患者伴有多种自身抗体。寡克隆带在部分病例中阳性，提示中枢神经系统的免疫活化。脑脊液中的抗体检测对于诊断尤为关键，尤其是抗-NMDAR抗体在脑脊液中更为敏感[33][34]。同时，脑脊液中其他免疫指标及炎症标志物的检测有助于区分自身免疫性脑炎与感染性脑炎等鉴别诊断[35]。值得强调的是，部分病例脑脊液抗体检测阴性但临床表现及影像学符合自身免疫性脑炎，提示诊断时需结合多种检测手段和临床表现综合分析[27]。 综上所述，抗神经元表面抗体检测（尤其抗-NMDAR抗体）是自身免疫性脑炎诊断的金标准，但抗体阴性病例并不少见，需结合临床及其他辅助检查予以诊断。脑MRI常显示边缘系统异常信号，但部分患者影像学正常，提示不能单凭MRI排除诊断。脑脊液检查显示轻度炎症反应，部分患者存在多种自身抗体，提示免疫学检测与影像学辅助诊断相结合对于早期识别和治疗自身免疫性脑炎至关重要[28][30][31][35]。 2.1.3 诊断挑战与误诊风险：自身免疫性脑炎（Autoimmune Encephalitis，AE）作为一类免疫介导的中枢神经系统炎症性疾病，临床表现多样，且病因复杂，给临床诊断带来极大挑战。特别是在抗体阴性自身免疫性脑炎中，缺乏特异性自身抗体作为诊断标志，诊断难度显著增加。这类患者往往需依赖临床表现的综合判断和肿瘤筛查等辅助检查来支持诊断。例如，抗-N-甲基-D-天冬氨酸受体（NMDAR）脑炎虽然有特异性抗体，但部分患者抗体检测阴性，临床表现仍指向AE，需结合症状、影像学及肿瘤筛查来判断[36][37]。抗体阴性患者的诊断尤为依赖系统化的临床规范和多学科的综合评估，避免因抗体检测阴性而延误治疗[38][39]。 此外，AE常与感染性脑炎、精神疾病等临床表现相似，鉴别诊断复杂。感染性脑炎如单纯疱疹病毒脑炎（HSE）可能诱发继发性自身免疫性脑炎，二者症状交错，需通过病原学检测、神经影像及免疫学检测加以区分[40][41]。精神疾病如急性精神分裂症、情感障碍等也可表现为急性精神症状，且AE早期多以精神症状为主，易被误诊为精神疾病[42][43]。在青少年患者中，AE表现的精神症状尤为突出，且对抗精神病药物耐受差，出现神经恶性综合征等并发症时，应高度怀疑AE[43]。因此，精神症状出现时结合脑脊液检查、脑电图、MRI及自身抗体检测，对于明确诊断至关重要[43][38]。 误诊风险还来源于自身抗体检测的局限性。抗体检测灵敏度和特异性受限，多数检测依赖商业试剂盒，仅对部分常见抗原检测，部分患者可能存在未知抗原相关抗体，甚至抗体滴度低于检测阈值，造成假阴性[44][45]。此外，抗体阳性并不总提示AE，部分神经系统疾病及健康人亦可检测到低滴度自身抗体，误判为AE导致过度免疫治疗[46][15]。因此，抗体检测结果必须结合临床表现和辅助检查综合解读，避免过度依赖单一检测导致误诊。 脑部影像学及脑脊液检查虽为诊断辅助，但非特异性改变亦可导致诊断混淆。AE患者MRI多见颞叶或边缘系统高信号，但非典型表现或正常影像常见，且类似改变亦可见于感染、肿瘤、代谢病等[47][48]。脑脊液蛋白升高或细胞数增多提示炎症，但同样缺乏特异性。因此，缺乏特异性生物标志物是AE诊断的难点之一。 综合上述，AE的诊断挑战主要来自抗体阴性病例的临床异质性、与感染性脑炎和精神疾病的临床重叠、抗体检测的局限性以及影像及脑脊液检查的非特异性。为降低误诊风险，需依靠规范化的临床诊断标准，结合多学科评估，完善肿瘤筛查（如卵巢畸胎瘤等相关肿瘤）及广泛的抗体检测（含组织学免疫荧光等非抗原特异性方法），并密切随访临床反应，动态调整诊断和治疗策略[36][38][44][15]。早期识别和治疗对于改善AE预后、减少神经功能损害至关重要。 2.2 畸胎瘤的病理学特征及其与自身免疫性脑炎的关系 2.2.1 畸胎瘤的组织学类型及发生部位：畸胎瘤作为一类来源于原始生殖细胞的生殖细胞肿瘤，其组织学类型多样，主要包括成熟囊性畸胎瘤和未成熟畸胎瘤两大类。成熟囊性畸胎瘤通常表现为良性，含有多种成熟的组织成分，包括皮肤、毛发、脂肪、软骨和神经组织等，而未成熟畸胎瘤则含有未分化的胚胎性组织，具有一定的恶性潜能。根据病理学研究，卵巢是畸胎瘤最常见的发生部位，此外，纵隔、腹膜后、骶尾部及颈部等中线结构也较常见，反映了原始生殖细胞在胚胎发育过程中沿中线迁移的特征[49][50]。 具体而言，卵巢成熟囊性畸胎瘤是妇科最常见的生殖细胞肿瘤之一，其组织成分丰富，能包含来自三胚层的多种成熟组织，通常表现为囊性结构，内含皮脂样物质和毛发，这些特征在影像学检查中有助于其诊断[51][52]。未成熟畸胎瘤则主要见于儿童和年轻女性，具有较高的恶性潜能，组织学上体现为未成熟的神经外胚层成分增多，常表现为神经母细胞样或神经上皮样组织[53]。此外，纵隔畸胎瘤多见于儿童和青少年，部分病例可能发生恶性转化，存在BRCA1和KRAS等基因突变的报道，提示其分子生物学多样性[54]。 畸胎瘤含有神经组织成分是其一个重要的特点，这些神经成分可能来源于未成熟的神经外胚层细胞或成熟的神经组织，部分畸胎瘤内甚至可见神经母细胞瘤、低级别胶质瘤等神经系统恶性或良性肿瘤成分[55][56][57]。这些神经组织成分能够表达特定的神经抗原，如N-甲基-D-天冬氨酸受体（NMDAR）亚单位NR1，这与自身免疫性脑炎的发病机制密切相关。在抗NMDAR脑炎相关的畸胎瘤中，肿瘤内存在活跃的B细胞群体和生发中心结构，肿瘤细胞表达NMDAR抗原，诱导自身免疫反应[58]。此外，畸胎瘤中的神经组织通过其复杂的组织结构和分化状态，可能成为自身免疫反应的靶点，促进神经免疫介导的炎症反应。 综上所述，畸胎瘤的组织学类型涵盖成熟和未成熟两种基本形态，分布广泛，主要集中于卵巢和纵隔等部位。其含有多样化的组织成分，尤其是神经组织的表达和免疫活性，是联系自身免疫性脑炎的重要病理基础。这些特征不仅对畸胎瘤的诊断具有指导意义，也为理解其相关自身免疫病理机制提供了重要线索，为临床治疗和预后评估奠定基础[49][58][50]。 2.2.2 神经抗原表达及自身免疫反应的诱发机制：自身免疫性脑炎合并畸胎瘤的发病机制中，畸胎瘤内神经组织表达特异性神经元抗原是免疫系统启动自身免疫反应的关键环节。畸胎瘤作为一种包含多种组织类型的胚胎性肿瘤，常含有神经组织，这些神经组织表达如N-甲基-D-天冬氨酸受体（NMDAR）等神经元表面抗原。患者的免疫系统识别这些神经抗原后，会产生针对其的自身抗体，尤其是针对NMDAR的自身抗体，这些抗体在患者的血清及脑脊液中可被检测到[17]。该过程类似于旁肿瘤综合征中神经抗原的免疫原性释放，免疫系统将肿瘤中的神经抗原误认为外来威胁而激活免疫反应，产生的自身抗体在体内循环。 这些自身抗体能穿越血脑屏障，直接攻击脑组织中的对应神经元表面抗原，导致神经功能障碍。抗体介导的神经元损伤主要表现为受体的结构和功能改变，而非大量神经元死亡，因此具有较好的免疫治疗反应性[59]。抗体结合神经元表面抗原后，可能引起受体内吞、信号转导异常及神经元的功能障碍，表现为认知障碍、精神症状、癫痫发作等多种神经精神临床表现。此外，免疫反应涉及的细胞因子和炎症介质也在病理过程中发挥作用，进一步推动脑组织的炎症反应和损伤[60]。 血脑屏障的完整性在此过程中起着重要的调控作用。通常情况下，血脑屏障限制了大分子抗体进入中枢神经系统，但在自身免疫性脑炎患者中，炎症导致血脑屏障通透性增加，使得抗体得以进入脑组织发挥致病作用[61]。此外，T细胞介导的细胞免疫反应也参与疾病的发生，尤其是在针对细胞内抗原的自身免疫性脑炎中，T细胞的细胞毒作用导致神经元损伤更为严重，免疫治疗效果相对较差[62]。 畸胎瘤相关的自身免疫性脑炎中，肿瘤切除可以去除免疫反应的触发源，从而有效缓解症状，提示肿瘤内神经抗原表达是疾病持续存在的关键因素[17][63]。因此，早期识别并切除伴有神经抗原表达的畸胎瘤，对于阻断自身免疫反应、改善患者预后具有重要意义。在未来，深入研究畸胎瘤中神经抗原的表达谱及其与免疫反应的关系，有助于开发更精准的诊断和治疗策略。 2.2.3 肿瘤与自身免疫性脑炎的关联证据：自身免疫性脑炎，尤其是抗N-甲基-D-天冬氨酸受体（anti-NMDAR）脑炎，与肿瘤的关系日益明确，尤其是与卵巢畸胎瘤的密切关联。临床数据显示，约46%-58%的抗NMDAR脑炎患者合并有畸胎瘤，尤其是卵巢来源的畸胎瘤[64][65]。这一高发比例提示肿瘤在抗NMDAR脑炎的发病机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畸胎瘤内异位神经组织的存在被认为是诱发免疫反应的关键因素，这些肿瘤异常表达神经元表面抗原（如NMDAR），激活机体免疫系统产生针对NMDAR的自身抗体，进而引发脑炎的发生[17][66]。 支持肿瘤为发病触发因素的证据还包括畸胎瘤切除后患者临床症状的明显改善。多项研究和病例报告均显示，及时切除肿瘤结合免疫治疗能够使患者的神经精神症状显著缓解，甚至完全恢复[67][68][7]。例如，一项针对韩国三例抗NMDAR脑炎合并卵巢畸胎瘤的病例报告指出，患者在接受肿瘤切除后，经过强化免疫治疗，病情逐步好转，显示了切除肿瘤对疾病改善的积极作用[67]。此外，未能及时识别和切除畸胎瘤，可能导致免疫反应持续、病情加重，甚至免疫治疗难以奏效[68]。因此，临床上建议对抗NMDAR脑炎患者，尤其是年轻女性，应积极筛查卵巢畸胎瘤，即使初次影像学检查未发现肿瘤，仍需定期复查，以防肿瘤迟发或隐匿[69][66]。 有趣的是，肿瘤并非仅限于卵巢畸胎瘤，部分病例报告显示异位畸胎瘤如纵隔或腹膜后畸胎瘤亦可诱发抗NMDAR脑炎[6][70]。此外，部分患者在无明确抗NMDAR抗体阳性的情况下，仍表现出典型的脑炎症状，且切除畸胎瘤后临床症状明显改善，进一步支持肿瘤在发病机制中的核心作用[71][37]。 综上所述，临床数据显示约46%-58%的抗NMDAR脑炎患者合并畸胎瘤，且肿瘤切除后多数患者症状明显改善，强有力地支持畸胎瘤作为抗NMDAR脑炎发病的触发因素。这不仅为疾病的诊断提供了重要线索，也为治疗策略的制定指明了方向，强调了肿瘤筛查和早期手术切除的重要性。此外，多学科合作（神经科、妇科、肿瘤科等）对该类患者的综合管理尤为关键，以提高预后，减少复发[66][72][64]。 2.3 自身免疫性脑炎合并畸胎瘤的诊断流程与肿瘤筛查 2.3.1 临床评估与高危人群识别：自身免疫性脑炎（Autoimmune Encephalitis, AE）是一种因免疫机制异常导致脑组织炎症的复杂疾病，其临床表现多样且常与其他神经精神疾病相混淆，给早期诊断带来极大挑战[73]。在临床评估中，详细的病史采集与神经系统体格检查是诊断的基础，能够为后续的辅助检查和治疗决策提供重要信息[74]。 首先，年轻女性出现神经精神症状时，应高度警惕肿瘤相关性脑炎的可能性，尤其是与卵巢畸胎瘤相关的抗N-甲基-D-天冬氨酸受体（NMDAR）脑炎。该病群体中，抗NMDAR脑炎多见于年轻女性，临床表现以精神症状为主，如急性发作的精神病表现、认知障碍、行为异常等，且部分患者伴有卵巢畸胎瘤[66][75]。研究显示，约24.5%的儿童AE患者检测到抗NMDAR抗体，而畸胎瘤的存在与疾病的发生与复发密切相关[76]。因此，对于年轻女性一旦出现精神症状，特别是伴随癫痫、运动障碍、意识障碍等，应及时进行肿瘤筛查，尤其是卵巢畸胎瘤的评估。 其次，详细病史采集应涵盖症状起病方式（多为亚急性）、伴随症状（如发热、头痛、运动障碍、认知障碍等）、既往感染史及家族自身免疫病史等，结合神经系统体检发现的认知功能障碍、运动异常、精神状态改变等，为临床诊断提供线索[77][78]。神经系统体检中，精神症状、运动障碍（如舞蹈样运动、肌阵挛）、自主神经功能障碍等均为提示AE的重要表现[79][80]。此外，部分患者可能出现自发性癫痫样发作或状态 epilepticus，提示疾病活动性强，需及时处理[81]。 在高危人群识别方面，年轻女性伴有精神病表现、新发癫痫及运动障碍者，特别是伴有卵巢畸胎瘤者，应被视为AE的高风险群体[82][75]。此外，部分患者病情复杂，如既往存在精神疾病的患者出现临床症状加重或 atypical 表现时，也应考虑AE的可能[83]。早期识别这类高危人群，对于及时启动免疫治疗及肿瘤切除治疗，提高预后至关重要[84][85]。 目前，临床评估工具如自身免疫性脑炎临床评估量表（Clinical Assessment Scale in Autoimmune Encephalitis, CASE）被证实在评估AE患者病情严重程度及治疗反应方面优于传统的改良Rankin评分（mRS），能更灵敏地反映临床变化，辅助临床决策[74][86]。因此，结合详细病史、全面神经系统检查及适用的临床评分体系，有助于提升AE的诊断准确率和高危人群的识别效率。 综上所述，年轻女性出现神经精神症状时需高度警惕肿瘤相关性脑炎，尤其是抗NMDAR脑炎；详细的病史采集和神经系统体格检查是诊断的关键基础。早期识别高危人群，结合临床评分工具，有助于及时诊断和治疗，改善患者预后[74][66][76]。 2.3.2 免疫学检测策略：免疫学检测在自身免疫性脑炎（AE）的诊断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识别血清和脑脊液中针对神经元抗原的自身抗体方面。抗N-甲基-D-天冬氨酸受体（NMDAR）抗体的检测是诊断抗NMDAR脑炎的核心。传统的检测方法包括细胞基质免疫荧光试验（CBA）和组织切片间接免疫荧光试验（IF）。例如，一项研究中采用自制的啮齿动物脑组织切片，通过间接免疫荧光检测抗NMDAR抗体，其敏感性和特异性分别达到92.6%和98.5%，显示出该方法作为一种经济高效的检测手段在资源有限的实验室中有较大应用价值[87]。此外，脑脊液的检测尤为重要，因为脑脊液中自身抗体的阳性率高于血清，且更能反映中枢神经系统的免疫状态。 除了抗NMDAR抗体，针对其他神经元表面抗原的抗体，如LGI1、CASPR2、GABAB受体、AMPA受体等的检测，也逐渐成为免疫学检测的重要内容。一项研究通过分离自身免疫性脑炎患者脑脊液中的外泌体，发现这些外泌体携带多种神经元自身抗原（包括NMDAR、GABABR、LGI1、CASPR2和AMPAR），提示这些抗体在疾病发病机制中起关键作用，同时为检测提供了潜在的新靶点[88]。此外，抗GluK2抗体的检测揭示了一类与小脑病变相关的自身免疫性脑炎亚型，且该抗体能介导受体的内吞作用，影响神经元功能，进一步丰富了神经元抗体的谱系及其临床意义[89]。 多抗体联合检测已被证实能够显著提高自身免疫性脑炎的诊断敏感性。由于AE的临床表现多样且部分患者可能同时存在多种神经元抗体，单一抗体检测容易漏诊。结合细胞基因检测（CBA）与组织切片免疫荧光试验（TBA）的方法，可以弥补单一检测的不足，尤其是在新型或罕见自身抗体的识别上。例如，针对LGI1和CASPR2抗体的检测替代了传统的电压门控钾通道复合物（VGKC）抗体检测，因为后者在临床上误导性较大，且前者对相关综合征的敏感性和特异性更高[90]。因此，当前免疫学检测策略推荐针对多种已知的神经元自身抗体进行联合筛查，以提高诊断的准确性和临床指导价值。 综上所述，免疫学检测策略应结合血清和脑脊液样本，采用灵敏且特异的检测方法（如CBA和组织切片IF），并进行多抗体联合检测。随着技术的进步和对自身免疫性脑炎发病机制的深入理解，检测手段不断优化，有助于早期诊断和个体化治疗方案的制定，最终改善患者预后[91]。 2.3.3 影像学检查及肿瘤筛查方法：影像学检查是自身免疫性脑炎（AE）诊断和肿瘤筛查的重要手段，尤其是在合并畸胎瘤的患者中具有关键作用。常用的影像技术包括超声、磁共振成像（MRI）、计算机断层扫描（CT）等，能够有效寻找卵巢及其他部位的畸胎瘤，提高早期诊断率。 首先，超声检查是筛查卵巢畸胎瘤的首选无创工具。作为一种便捷、经济的影像学手段，超声能够显示卵巢内囊实性肿块、脂肪成分及钙化点等特征，提示成熟或未成熟畸胎瘤的可能。MRI则提供了更高的软组织分辨率，能够更清晰地描述肿瘤的组织构成、边界及邻近结构关系，对于复杂病例的诊断尤为重要。MRI中，成熟畸胎瘤常表现为囊实性病变，含有脂肪信号，可能伴有囊内多种组织成分，增强扫描帮助鉴别肿瘤性质[92][93]。CT对钙化及脂肪成分的敏感性较好，常用于术前定位及全身肿瘤筛查，有助于发现异位或罕见部位的畸胎瘤[24]。 其次，针对全身尤其是纵隔、腹膜后等罕见部位的肿瘤筛查同样重要。纵隔畸胎瘤虽罕见，但与胸腺肿瘤等结合的情况需警惕，CT和MRI均可提供有效评估[94]。腹膜后畸胎瘤更为罕见，常通过CT或MRI偶然发现，鉴别诊断中需与其他肿瘤区分[95]。此外，PET/CT与PET/MRI等功能影像技术在肿瘤代谢活性评估及微小病灶检测中展示潜力，尤其在自身免疫性脑炎伴肿瘤的早期识别中具有辅助价值[96][97]。 最后，反复进行影像学检查及肿瘤标志物监测对隐匿性肿瘤的早期发现极为关键。部分患者初次影像学检查未能发现肿瘤，但后续随访中经重复检查发掘隐匿性卵巢畸胎瘤或其他肿瘤病灶[69][98]。肿瘤标志物如癌抗原125（CA-125）、神经元特异性烯醇化酶（NSE）等辅助肿瘤筛查与监测，结合影像学结果，有助于预警肿瘤复发或进展[99][100][101]。此外，对于影像学表现正常但临床高度怀疑的病例，应结合免疫学检测及功能影像进行综合评估，避免漏诊。 综上所述，超声、MRI、CT等影像学检查是自身免疫性脑炎合并畸胎瘤患者肿瘤筛查的基础，需覆盖卵巢及纵隔、腹膜后等罕见部位。结合反复影像学检查和肿瘤标志物动态监测，能够提高隐匿性肿瘤的检出率，为早期诊断和及时治疗提供有力支持，最终改善患者预后[30][102][31][103][104][96][97][69][98][99][100][101]. 2.4 自身免疫性脑炎合并畸胎瘤的治疗策略 2.4.1 肿瘤切除的时机与手术方式：自身免疫性脑炎合并畸胎瘤的治疗中，肿瘤切除的时机和手术方式是影响预后和病情控制的关键因素。多项临床研究和病例报道均强调，早期切除畸胎瘤对于控制免疫反应、促进神经功能恢复具有重要意义。延迟切除肿瘤可能导致自身免疫反应持续加剧，免疫治疗效果受限，甚至出现病情进展或复发的风险。例如，一例36岁女性患者因多种抗神经元抗体自身免疫性脑炎合并人类疱疹病毒7型感染及卵巢畸胎瘤，经早期腹腔镜切除肿瘤联合抗病毒及免疫治疗后病情明显改善，提示及时肿瘤切除对改善预后至关重要[41]。此外，年轻女性出现急性精神行为异常时，应高度警惕卵巢畸胎瘤相关的抗NMDA受体脑炎，及早行影像学筛查和肿瘤切除可显著改善患者的临床结局[66][105]。 在手术方式选择上，腹腔镜微创手术因其创伤小、恢复快、并发症少，已成为治疗卵巢畸胎瘤的主流手术方式。多例报道显示，使用腹腔镜对合并自身免疫性脑炎的卵巢畸胎瘤患者进行肿瘤切除，不仅术后恢复良好，还能有效控制脑炎症状[41][72]。此外，在部分复杂病例中，可能需要多学科联合手术及综合管理，如神经科、妇科、麻醉科等协作，以保证手术安全和术后疗效。麻醉方面，因抗NMDA受体脑炎患者对多种麻醉药物敏感，选择合适的麻醉方案尤为重要。有研究报道采用雷米哌唑仑和瑞芬太尼作为全身麻醉药物，对抗NMDA受体脑炎合并卵巢畸胎瘤患者的手术安全性和术后恢复具有积极作用[106]。 值得注意的是，部分患者在疾病早期未发现肿瘤，需长期随访以监测畸胎瘤的出现，避免错过手术最佳时机。一项病例报道中，患者初诊无肿瘤证据，经过多次影像学检查后数月发现卵巢畸胎瘤并完成切除，随访多年未见复发，显示持续监测的重要性[107]。总之，临床应重视自身免疫性脑炎患者的肿瘤筛查，尤其是年轻女性，发现畸胎瘤应尽早行腹腔镜微创切除手术，联合免疫治疗，以获得最佳治疗效果和预后。 2.4.2 免疫治疗方案：自身免疫性脑炎合并畸胎瘤的免疫治疗方案是临床治疗的核心，主要包括一线和二线免疫治疗措施，以及针对抗体阴性病例的特殊治疗考虑。一线免疫治疗通常采用糖皮质激素、静脉免疫球蛋白（IVIG）和血浆置换（PLEX）。糖皮质激素具有强大的抗炎和免疫抑制作用，能够快速抑制免疫系统的异常反应，缓解神经炎症。静脉免疫球蛋白通过调节免疫平衡和中和病理性抗体，辅助改善症状。血浆置换则通过清除血液中的致病抗体和免疫复合物，减轻神经系统的免疫损伤。多项研究表明，早期启动一线治疗能显著改善患者预后，并减少疾病复发的风险[108][109]。此外，肿瘤切除作为治疗的重要环节，尤其是卵巢畸胎瘤的及时切除，能有效减少抗原持续刺激，促进神经功能恢复[67][68]。 当患者对一线免疫治疗反应不足时，需考虑二线治疗。二线治疗主要包括利妥昔单抗（rituximab）和环磷酰胺等免疫抑制剂。利妥昔单抗通过靶向CD20阳性B细胞，减少抗体产生，已被广泛应用于抗NMDA受体脑炎等自身免疫性脑炎的治疗中，显著降低复发率并改善长期神经功能[110][109]。环磷酰胺作为一种传统的免疫抑制剂，适用于病情顽固或对利妥昔单抗不敏感的患者，能够抑制T细胞和B细胞的活性，减轻中枢神经系统的炎症反应[109]。此外，针对难治性病例，越来越多的研究和案例报道了托珠单抗、硼替佐米、达拉图珠单抗及托法替尼等新型免疫调节药物的尝试，旨在通过多靶点免疫调节实现更佳的治疗效果[109][12]。 值得注意的是，部分抗体阴性自身免疫性脑炎患者同样对免疫治疗有反应。虽然这类患者在免疫学检测中未发现特异性致病抗体，但其临床表现和治疗反应提示免疫机制的存在[71][111]。研究显示，抗体阴性患者在接受糖皮质激素、IVIG、血浆置换等一线治疗后，部分患者病情改善明显，提示免疫治疗在抗体阴性病例中仍具重要价值[112][111]。因此，临床上应根据患者的整体临床表现及辅助检查，综合评估免疫治疗的适应性和潜在获益，避免因抗体检测阴性而延误治疗。 综上所述，自身免疫性脑炎合并畸胎瘤的免疫治疗方案强调早期、一线治疗的及时应用，结合肿瘤切除以消除免疫刺激源；对一线治疗反应不佳者，积极应用二线免疫抑制剂以提高疗效；同时，抗体阴性患者亦应考虑免疫治疗的可能性。多学科协作及个体化治疗策略对于提高患者预后至关重要[108][67][71][109]。 2.4.3 综合治疗与支持治疗：自身免疫性脑炎合并畸胎瘤的治疗策略强调多维度的综合干预，既包括针对免疫系统的调节，也涵盖对症支持治疗及并发症的防控。抗癫痫药物在管理脑炎患者的癫痫发作中发挥重要作用。发作性癫痫不仅加重神经损伤，还可能导致患者病情恶化，延长恢复时间。因此，及时给予适当的抗癫痫治疗是保障患者神经功能稳定的关键环节。精神症状管理同样不可忽视，脑炎患者常表现出精神错乱、幻觉、焦虑及抑郁等症状，针对这些表现，精神科药物及心理支持干预能够有效缓解症状，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和治疗依从性。此外，重症监护支持对于病情严重或出现自主神经功能障碍、呼吸抑制的患者尤为重要。重症监护不仅提供生命体征的严密监测，还能保障气道通畅、维持呼吸功能，防止并发症的发生。文献报道中，一例因抗NMDAR脑炎合并严重呼吸功能障碍而接受气管切开和重症监护的患者，经过积极的手术切除卵巢畸胎瘤及免疫治疗，最终实现神经功能的显著恢复，充分体现了重症支持治疗在整体治疗中的关键作用[113]。 感染防控及并发症的处理是影响患者预后的另一重要环节。免疫抑制治疗虽然能够有效控制自身免疫反应，但也显著增加了感染风险，尤其是肺部感染等严重并发症的发生率较高。已有病例显示，在抗NMDAR脑炎患者中，早期识别并积极控制感染，结合适时的肿瘤切除和免疫调节治疗，可以显著改善临床结局[113][114]。此外，对于合并病毒感染（如人类疱疹病毒7型 HHV-7）的病例，综合抗病毒、免疫治疗及肿瘤切除的多方案协同治疗模式被证实能够提升患者的生存率和恢复速度[41]。在治疗过程中，应密切监测患者的感染指标，合理应用抗生素和抗病毒药物，防止感染进一步加重。并发症处理还包括对自主神经功能障碍、呼吸衰竭、营养支持和心理护理等多方面的综合管理，保障患者在急性期及恢复期的安全和稳定。 综上所述，针对自身免疫性脑炎合并畸胎瘤患者，综合治疗策略应以肿瘤切除和免疫治疗为核心，辅以抗癫痫药物和精神症状管理，同时重视重症监护支持。感染防控及并发症的积极干预是提高患者预后、减少复发和残疾的关键。多学科合作、个体化治疗方案的制定以及早期识别和及时介入，是实现治疗成功和改善患者生存质量的重要保障[115][108][22]。 2.5 自身免疫性脑炎合并畸胎瘤的预后及复发风险 2.5.1 预后影响因素：自身免疫性脑炎合并畸胎瘤患者的预后受多种因素影响，其中早期诊断及肿瘤切除被认为是显著改善预后的关键因素。抗N-甲基-D-天冬氨酸受体（anti-NMDAR）脑炎是最常见的一种自身免疫性脑炎，尤其多见于年轻女性，且往往伴随卵巢畸胎瘤的存在。研究显示，及时发现并切除畸胎瘤能够有效降低疾病的严重程度和死亡率，从而显著改善患者的临床结局。相关文献指出，年轻女性出现突发精神行为异常时，应积极筛查卵巢肿瘤，一旦确诊为畸胎瘤相关的anti-NMDAR脑炎，应尽早进行妇科手术切除肿瘤，以促进病情改善和预后提高[66]。此外，早期诊断还依赖于对临床表现的敏感识别及相关抗体检测，避免误诊为精神疾病或其他神经系统疾病，争取在疾病进展至严重神经精神症状前介入治疗[116]。 抗体类型、肿瘤性质以及免疫治疗反应同样对临床结局产生重要影响。不同抗体亚型的存在可能对应不同的病理机制及预后表现。例如，anti-NMDAR抗体阳性的患者中，其脑脊液中神经丝轻链（NfL）水平的高低被认为与疾病的长期预后相关，较高的NfL水平提示轴突损伤更为严重，通常意味着预后较差[117]。此外，畸胎瘤的病理特征也对免疫反应起着调节作用。尽管基因组分析未发现畸胎瘤中神经炎症相关的显著突变差异，但免疫组织学显示，抗NMDAR脑炎相关畸胎瘤中存在较高频率的生发中心形成，提示肿瘤内活跃的免疫反应可能是发病机制的核心，这种免疫活性对免疫治疗的响应具有指导意义[118]。免疫治疗反应是预测预后的另一重要因素，部分患者在接受标准免疫治疗后仍表现为疾病持续或复发，提示需根据患者具体免疫状态调整治疗方案。尤其是无肿瘤患者，复发率较高，需长期监测和调整治疗策略[116]。同时，儿科患者合并自主神经功能障碍的情况较多，且预后较差，需积极启动二线及长期免疫治疗以改善结局[80]。 综上，早期诊断及及时切除畸胎瘤是改善自身免疫性脑炎患者预后的重要措施。抗体类型、肿瘤的免疫病理特征及患者对免疫治疗的反应共同影响疾病的临床结局，提示临床上需综合考虑这些因素，制定个体化的诊疗方案，以提高患者的生存率和生活质量[66][117][118][80][116]。 2.5.2 复发机制及临床管理：自身免疫性脑炎（AE）特别是抗N-甲基-D-天冬氨酸受体（anti-NMDAR）脑炎，存在一定的复发风险，尤其在肿瘤未彻底切除或免疫治疗不足的患者中更为明显。文献报道显示，肿瘤切除与免疫治疗的联合应用显著降低复发率，而未发现肿瘤的患者复发率则相对较高[119]。例如，15例anti-NMDAR脑炎患者中，接受卵巢畸胎瘤手术切除的患者无复发，而无肿瘤者中有部分发生复发，提示彻底切除相关肿瘤是预防复发的关键措施[119]。 复发机制方面，肿瘤组织中的异常表达或持续存在的抗原可能持续刺激免疫系统，导致自身免疫反应的再活化。此外，部分患者在初次发病时肿瘤尚未被检测出，甚至在病程后期才出现畸胎瘤，提示肿瘤的发展可能延迟，成为复发的潜在诱因[107]。因此，复发可能与肿瘤的潜伏、残留或新发密切相关。 免疫治疗不足同样是导致复发的重要因素。研究表明，持续的抗体阳性状态与复发风险增加相关，免疫治疗停药后抗体持续阳性的患者复发率显著升高[120]。此外，二线免疫治疗药物如利妥昔单抗（rituximab）被证实可以显著降低复发风险，尤其在成人患者中效果较为明显[110][121]。 临床管理方面，鉴于复发风险不能被完全排除，长期随访和定期肿瘤筛查成为必要措施。复发通常发生在发病后3年内，但也有少数病例报道在10年以上后复发，强调随访时间的延长及监测的重要性[122][123]。随访不仅应包括临床症状的评估，还应结合血液和脑脊液中的抗体检测、影像学检查，尤其是针对可能隐匿或新发的肿瘤进行反复筛查[107]。 在肿瘤相关自身免疫性脑炎患者中，肿瘤彻底切除后通常预后良好，复发率较低[119][69]。但仍有报道指出，即使手术切除肿瘤，部分患者仍可能因免疫异常而复发，提示免疫调节治疗的持续性同样重要[22]。此外，对于免疫治疗反应不佳或复发频繁的患者，应考虑加强免疫抑制治疗，采用如利妥昔单抗、环磷酰胺等二线药物[110][121]。 综上所述，自身免疫性脑炎的复发机制主要涉及肿瘤未完全切除、免疫治疗不足及抗体持续存在等因素。临床管理需重视早期彻底切除肿瘤、规范和个体化免疫治疗方案，并加强长期随访与定期肿瘤筛查，以降低复发风险，优化患者预后[119][107][120][110]。 2.5.3 长期神经功能及生活质量评估：自身免疫性脑炎合并畸胎瘤患者的长期神经功能恢复和生活质量评估是临床管理中的关键环节。多数患者经过积极治疗后，神经功能可获得完全或接近完全的恢复，但仍有部分患者在认知功能和精神状态方面出现不同程度的后遗症。Anti-NMDAR脑炎为最典型的自身免疫性脑炎类型，患者常表现为神经精神症状及认知障碍，虽然绝大多数患者通过肿瘤切除及免疫治疗可达到良好预后，但仍有研究报道部分患者存在持续的认知缺陷、记忆障碍及精神症状，这些后遗症会显著影响患者的日常生活和社会功能[124]。 在长期随访中，认知功能障碍如注意力不集中、执行功能减退及情绪障碍是较为常见的残留问题，提示神经系统损伤可能不可逆或恢复缓慢。此外，精神症状如焦虑、抑郁和精神病表现也可能持续存在，对患者的心理健康造成严重影响。因此，康复治疗不仅限于神经功能的恢复，更需要关注精神心理方面的支持。系统的康复训练包括认知功能训练、物理治疗和职业治疗等，能够有效促进神经功能的恢复，提高患者的独立生活能力[125]。 心理支持同样不可忽视。针对患者及其家庭成员的心理疏导和精神疾病的规范治疗，有助于缓解焦虑抑郁症状，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多学科综合管理模式通过神经内科、精神科、康复科及心理咨询等多方面协作，为患者提供个性化的治疗方案，显著提升患者的长期预后和生活质量[126]。此外，早期发现和治疗潜在的畸胎瘤对于改善预后具有重要意义，肿瘤切除结合免疫抑制治疗不仅降低复发风险，也有助于防止神经功能进一步恶化[118]。 综上所述，自身免疫性脑炎合并畸胎瘤患者的长期神经功能和生活质量评估需综合神经康复和心理支持。尽管多数患者能够达到良好的功能恢复，但部分患者仍面临认知及精神方面的长期后遗症，强调了持续随访和多学科干预的重要性。通过不断完善康复策略和心理支持体系，临床上可进一步提升患者的生活质量，实现疾病的全面管理[125][126]。 2.6最新研究进展及未来研究方向：2.6.1 新型自身抗体的发现及其临床意义：近年来，随着神经免疫学的迅速发展，抗神经元自身抗体的种类不断增多，尤其是在自身免疫性脑炎（AE）领域，新型自身抗体的发现极大丰富了疾病的诊断和治疗思路。传统上，抗NMDA受体抗体是自身免疫性脑炎中最为常见且明确的致病因子，尤其与卵巢畸胎瘤相关的自身免疫性脑炎密切相关[70]。然而，临床上存在一部分患者抗NMDAR抗体检测阴性，但与畸胎瘤相关的自身免疫性脑炎表现出类似临床特征，提示存在其他未被充分识别的新型抗体。例如，有报道指出，部分患者血清或脑脊液中存在针对ARHGAP10的自身抗体，该抗体与ARHGAP26抗体共存，且可能与认知及精神症状相关，提示其可能是新型自身抗体的一个候选[127]。另外，抗GluA3抗体在前额颞叶痴呆及某些癫痫患者中被发现，暗示其在神经认知功能障碍中的潜在作用[128]。此外，针对VGKC复合体的抗体亚型如抗CASPR2和抗LGI1抗体的临床谱系也在不断扩展，且双抗体阳性的罕见病例也被报道，提示免疫反应的复杂性[129][130]。这些新型自身抗体的发现不仅帮助解释了以往抗NMDAR阴性患者的发病机制，也为临床诊断提供了新的生物标志物。 多抗体联合检测的意义日益凸显。单一抗体检测存在漏诊风险，尤其是在抗体滴度较低或临床表现非典型的患者中。研究表明，多抗体面板检测可显著提高自身免疫性脑炎的诊断率，但目前临床实践中存在重复检测和样本非配对采集的问题，导致检测效率和临床决策的影响有限[131]。合理的抗体检测策略应结合临床表现、影像学及脑脊液检查结果，优化检测流程，以避免资源浪费并提高诊断准确性[132]。此外，某些自身抗体可能在疾病进展中呈波动状态，如DPPX抗体，提示需要多次检测以动态监测抗体水平，指导治疗决策[133]。针对病毒感染后自身免疫性脑炎，尤其是HSV-1脑炎后出现的自身免疫性脑炎，抗NMDAR抗体虽为主要介导抗体，但也应关注其他新型抗体的潜在作用[134][135]。检测多种神经表面抗体有助于识别复杂免疫反应，提高早期诊断率和治疗效果。 综上所述，新型自身抗体的发现拓宽了自身免疫性脑炎的病理机制认识，尤其是抗NMDAR阴性但与畸胎瘤相关的病例中，新型抗体的识别具有重要临床意义。多抗体联合检测策略的应用，有助于提高诊断灵敏度和特异性，促进个体化治疗方案的制定，为患者带来更佳的预后。未来进一步研究应聚焦于新型自身抗体的致病机制及其临床表型，以完善自身免疫性脑炎的诊断和治疗体系。 2.6.2 免疫治疗新策略及个体化治疗：自身免疫性脑炎（AE）近年来免疫治疗取得了显著进展，尤其是在对合并畸胎瘤患者的治疗中，靶向免疫治疗和个体化治疗策略的探索日益成为研究热点。利妥昔单抗（rituximab）作为第二线免疫治疗的首选药物，已被广泛应用于AE的临床治疗中。研究显示，利妥昔单抗通过靶向CD20阳性B细胞，显著降低复发率，并改善患者的长期预后[136][110]。此外，托珠单抗（tocilizumab）作为IL-6受体抑制剂，因其能够调控关键细胞因子的表达，成为治疗难治性AE的潜在新策略。结合IL-6在AE发病机制中的重要作用，托珠单抗的应用有望通过抑制神经炎症反应，促进症状缓解和疾病稳定[60][109]。近期研究还报道了新型全人源抗CD20抗体奥法妥珠单抗（ofatumumab）在抗NMDAR脑炎中的有效性，尤其适用于一线免疫治疗失败的重症患者，显示出良好的安全性和快速的临床改善[137]。 针对早期免疫治疗联合肿瘤切除的最佳方案，临床证据表明，及时发现并切除相关肿瘤（如卵巢畸胎瘤）对AE患者的预后具有决定性影响。肿瘤的延迟切除可能导致持续的抗原刺激，诱发抗体亲和力成熟和长期浆细胞的形成，使患者对后续免疫治疗反应较差，增加治疗难度[68][67]。多中心研究强调，早期综合免疫治疗方案（包括糖皮质激素、免疫球蛋白、利妥昔单抗及托珠单抗）与肿瘤切除的联合应用，可以显著改善临床评分和生活质量，缩短恢复时间[138][108]。此外，部分病例报道指出，对于难治性病例，联合采用多种免疫抑制剂及肿瘤切除，能够有效控制病情，降低复发风险[139][140]。 个体化治疗方面，精准医学理念正逐步融入AE的诊疗实践。利用患者免疫细胞、细胞因子谱及自身抗体特征，实现对免疫治疗的动态监测和疗效预测，成为个性化治疗的重要方向[141][142]。人工智能辅助诊断技术（如DeepSeek）在提升AE早期识别率、优化治疗方案制定中展现潜力，促进早期干预和个体化治疗的实施[143]。此外，针对不同亚型AE的免疫治疗反应差异，采用基于生物标志物的分层治疗策略，有助于最大限度地发挥治疗效果，减少不良反应[60][112]。 综上，利妥昔单抗、托珠单抗等靶向免疫治疗药物的应用，为自身免疫性脑炎合并畸胎瘤患者提供了新的治疗选择。结合早期免疫治疗与肿瘤切除的综合方案，是当前临床实践中的最佳策略之一。同时，个体化治疗策略依托精准医学和先进诊断技术的发展，将进一步优化治疗效果，推动自身免疫性脑炎治疗向更加精准和高效的方向发展。未来，仍需开展多中心、大样本、随机对照临床试验，以明确不同免疫治疗方案的疗效、安全性及最佳应用时机，为临床提供更具说服力的循证依据。 2.6.3 肿瘤筛查技术创新：在自身免疫性脑炎合并畸胎瘤的诊疗过程中，肿瘤的早期发现对于改善患者预后至关重要。近年来，随着高灵敏度影像技术和分子标志物检测的不断进步，肿瘤筛查技术得到了显著创新，极大地促进了肿瘤的早期诊断与及时干预。 首先，高灵敏度影像技术如磁共振成像（MRI）、增强CT及PET-CT等在肿瘤的检出率上表现出较以往传统影像更优的优势。尤其是针对卵巢畸胎瘤这类与抗N-甲基-D-天冬氨酸受体（anti-NMDAR）自身免疫性脑炎密切相关的肿瘤，腹部及盆腔增强MRI能够较准确地识别肿瘤的形态和性质，帮助临床医生实现早期诊断和手术切除。文献中报道，年轻女性患者如出现突发精神行为异常，应及时进行卵巢肿瘤筛查，利用高分辨率影像技术发现早期畸胎瘤，从而指导早期手术切除，显著提高治疗效果和预后[66][113]。此外，部分病例中肿瘤影像学表现可能初期不明显，利用先进成像技术的动态复查策略有助于发现隐匿性肿瘤，避免漏诊[144]。 同时，分子标志物检测技术的进步也为肿瘤早期发现提供了有力工具。以神经特异性蛋白（如神经丝轻链NfL）和特异性自身抗体为代表的生物标志物在脑脊液及血清中的检测，能够反映神经系统的炎症及损伤状态，提示潜在的肿瘤相关自身免疫反应。据报道，CSF中NfL水平的升高不仅有助于鉴别抗NMDAR脑炎的不同病因，还提示可能存在肿瘤或其他恶性病变[117]。此外，Kelch-like蛋白11抗体（KLHL11-abs）等新型神经自身抗体的检测，为特定肿瘤如睾丸畸胎瘤相关的副肿瘤综合征的诊断提供了新的分子标志物，尽管其免疫组化染色法敏感度有限，但细胞基础检测（CBA）方法显示出较高的特异性和灵敏度，有助于筛查和识别相关肿瘤[145]。 对于无肿瘤影像学表现的患者，诊断难度显著增加。此类患者虽然影像学未见肿瘤，但临床表现及抗体检测仍提示可能存在隐匿性肿瘤或肿瘤微小病灶。文献报道了多例患者初期影像学检查阴性，经过长期随访或重复检查后才发现畸胎瘤的病例，提示定期动态监测和多学科联合评估的重要性[144]。此外，整合免疫学检测结果、神经影像学变化及临床症状，结合分子标志物的动态变化，为无明显肿瘤影像表现患者提供了更为全面的诊断策略[68]。这对于指导早期免疫治疗和判断是否需要进一步肿瘤外科干预具有重要意义。 综上所述，肿瘤筛查技术的创新，尤其是高灵敏度影像技术与分子标志物检测的结合应用，极大地提升了自身免疫性脑炎合并畸胎瘤患者的早期诊断率，促进了个体化治疗方案的制定。未来，随着新型分子生物标志物的不断发现和成像技术的不断优化，肿瘤筛查的准确性和时效性将进一步提高，助力临床实现更早期的肿瘤发现和精准治疗，从而改善患者的临床结局。 2.6.4 多学科协作模式建设：自身免疫性脑炎合并畸胎瘤的诊治涉及复杂的临床表现和多系统的病理改变，单一科室难以全面覆盖患者的诊疗需求，故多学科协作模式的建设尤为重要。在临床实践中，神经科、肿瘤科、妇科及免疫科的紧密协作成为患者获得及时准确诊断及有效治疗的关键保障。神经科负责识别和管理脑炎的神经精神症状，如精神障碍、运动障碍及意识障碍等，及时开展脑脊液抗体检测及神经影像学评估；肿瘤科及妇科则重点筛查和处理潜在的肿瘤病灶，特别是卵巢畸胎瘤的早期发现与手术切除；免疫科则主导免疫调节治疗方案的制定和调整，包括激素、免疫球蛋白、血浆置换及靶向生物制剂如利妥昔单抗的应用。多学科团队通过信息共享和联合讨论，能够快速识别病因、制定个体化治疗计划，有效避免误诊和延误治疗，提高患者的整体预后[22][146]。 在多学科协作模式中，建立规范化的诊疗路径是提高诊治效率和治疗质量的核心。规范路径涵盖从初始症状识别、实验室检测、影像学检查、肿瘤筛查、免疫治疗到手术干预和后续康复的各个环节。首先，针对急性精神症状或神经功能障碍患者，神经科需迅速排查自身免疫性脑炎相关抗体和可能的肿瘤标志物；其次，妇科和肿瘤科应配合开展卵巢及其他部位的影像学筛查，确保肿瘤早发现、早切除；免疫科则根据诊断结果和患者病情动态调整免疫抑制剂的种类和剂量。同时，建立多学科会诊机制，定期评估治疗效果和调整方案，避免单一治疗手段的局限性。通过标准化流程，不仅减少了误诊率和漏诊率，也缩短了诊疗周期，提升了治疗的连贯性和患者满意度[7][108]。 综上所述，多学科协作模式通过整合神经科、肿瘤科、妇科及免疫科的专业优势，构建起涵盖诊断、治疗、随访的全方位服务体系，极大地促进了自身免疫性脑炎合并畸胎瘤患者的早期诊断和治疗效果。未来，随着诊疗技术和免疫学研究的不断进步，该模式还需进一步优化和细化，推动个体化精准治疗的实现，最终提升患者的生存质量和长期预后[113][115]。 2.6.5 长期随访与预后评估体系：长期随访与预后评估体系在自身免疫性脑炎合并畸胎瘤的管理中具有重要意义。首先，建立患者数据库是开展大规模前瞻性研究的基础。当前已有研究表明，通过系统收集患者临床资料、影像学表现、生物标志物水平及治疗方案等信息，能够更准确评估疾病的临床特征和预后。例如，丹麦国家自身免疫性脑炎队列研究利用脑脊液神经丝轻链（CSF-NfL）作为轴突损伤的生物标志物，发现其水平在不同亚型自身免疫性脑炎患者中存在差异，且高水平CSF-NfL与不良长期结局相关联，提示该指标可用于预后评估和疾病活动监测[117]。因此，整合多中心、多维度的患者数据，建立规范化的数据库，有助于深入理解自身免疫性脑炎与畸胎瘤的关系及其预后因素，为制定个体化治疗方案提供依据。 其次，长期随访应重点关注患者的认知功能、精神状态及生活质量的动态变化。自身免疫性脑炎尤其是抗NMDAR脑炎患者常表现出认知障碍、精神症状及神经功能缺损，这些症状对患者的日常生活和社会功能影响深远。系统性回顾显示，卵巢畸胎瘤相关自身免疫性脑炎患者在肿瘤切除及免疫治疗后多数症状可获得明显改善，但仍有部分患者存在记忆障碍、幻觉及行为异常等长期残留症状，且这些神经精神症状往往先于肿瘤诊断出现，提示早期识别和干预的重要性[17]。此外，针对儿童患者的研究显示，自主神经功能障碍与预后不良相关，强调了多维度评估的重要性[80]。因此，制定包括神经认知评估、精神心理测量及生活质量问卷在内的综合评估体系，对于动态监测病情、指导康复治疗及提高患者生活质量具有重要价值。 综上，构建完善的长期随访与预后评估体系，需要依托规范化的患者数据库和多学科合作，结合客观的生物标志物检测与主观的功能评估，实现疾病预后的精准预测和个性化管理。未来，随着数据积累和技术进步，预后评估体系将更加科学和系统，为自身免疫性脑炎合并畸胎瘤患者的临床决策提供坚实支持[117][17][80]。 3. 结论 自身免疫性脑炎合并畸胎瘤，尤其是抗NMDAR脑炎与卵巢畸胎瘤的密切关联，已成为神经免疫领域中备受关注的肿瘤相关性疾病。作为资深医学综述专家，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该疾病的复杂性和多样化表现，这不仅挑战了临床诊断的准确性，也对治疗策略的制定提出了更高要求。 从当前的研究和临床实践来看，抗NMDAR脑炎患者往往表现出多系统、多阶段的症状，且极易被误诊为精神疾病或其他神经系统疾病。因此，依赖单一的临床表现难以确保早期识别，结合免疫学检测如抗体谱分析，以及系统性的肿瘤筛查，成为诊断的关键环节。值得注意的是，不同研究对免疫标志物的敏感性和特异性存在一定差异，这提示我们在临床应用中应综合多种检测手段，避免单一指标的片面解读。 早期切除畸胎瘤并配合免疫治疗，是目前改善患者预后最有效的措施。大量临床数据支持，及时的肿瘤切除能够显著减少免疫反应的触发因素，从而降低病情恶化和复发的风险。同时，免疫治疗策略的不断优化，包括高效的免疫抑制剂和免疫调节剂的应用，为疾病管理带来了新的希望。新型抗体的发现不仅丰富了病理机制的理解，也为个体化治疗提供了潜在靶点。然而，不同研究对免疫治疗方案的疗效和安全性评价存在一定差异，未来需通过多中心、大样本的随机对照试验来进一步验证和标准化治疗流程。 多学科协作模式的推广，涵盖神经科、肿瘤科、免疫科及精神科等多个专业，对于提升诊疗水平和患者生活质量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长期随访不仅有助于及时发现病情复发，还能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调整治疗计划，避免过度治疗或漏治。当前不少研究强调了随访的重要性，但在实际操作中仍存在随访周期不统一、随访内容不完善等问题，需要建立更加规范和个性化的随访体系。 展望未来，针对无肿瘤表现患者的诊断仍是临床难题，相关技术和方法的突破将极大促进早期发现和干预。同时，长期预后评估体系的完善，将有助于科学评估不同治疗方案的效果和患者的生活质量。精准医疗的发展趋势要求我们在疾病的分子机制、免疫特征和临床表现之间建立更加紧密的联系，实现个体化的诊疗方案制定。 综上所述，抗NMDAR脑炎合并卵巢畸胎瘤的研究和临床管理正处于快速发展阶段。平衡不同研究的观点和发现，结合临床实际，推动免疫检测技术的进步、免疫治疗的优化及多学科协作，将为患者带来更为有效和安全的治疗选择。只有通过持续的基础研究与临床实践的紧密结合，才能实现该疾病管理的质的飞跃，最终提升患者的生存率和生活质量。 参考文献 [1] Räuber S, Schulte-Mecklenbeck A, Sarink K, et al. Lymphocyte signatures correspond to clinical phenotypes in autoimmune limbic encephalitis. Brain Commun. 2025;7(2):fcaf156. Published 2025 None. doi:10.1093/braincomms/fcaf156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40303600/ [2] Khan AW, Farooq M, Hwang MJ, Haseeb M, Choi S. Autoimmune Neuroinflammatory Diseases: Role of Interleukins. Int J Mol Sci. 2023;24(9). Published 2023 Apr 27. doi:10.3390/ijms24097960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7175665/ [3] Han A, Peng T, Xie Y, et al. Mitochondrial-regulated Tregs: potential therapeutic targets for autoimmune diseases of the central nervous system. Front Immunol. 14:1301074. Published 2023 None. doi:10.3389/fimmu.2023.1301074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8149252/ [4] Wu CY, Wu JD, Chen CC. The Association of Ovarian Teratoma and Anti-N-Methyl-D-Aspartate Receptor Encephalitis: An Updated Integrative Review. Int J Mol Sci. 2021;22(20). Published 2021 Oct 9. doi:10.3390/ijms222010911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4681570/ [5] Gu J, Xu X, Chen Q, Feng M, Duan R. Ovarian teratomas causing anti-N-methyl-D-aspartate receptor encephalitis: a case series from west China. Transl Cancer Res. 2025;14(5):2603-2614. doi:10.21037/tcr-24-2126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40530142/ [6] Yamamoto S, Suzuki K, Shioda J, et al. Anti-N-methyl-d-aspartate Receptor Encephalitis Caused by a Teratoma Arising From the Retroperitoneum. Intern Med. 2025;64(7):1097-1100. doi:10.2169/internalmedicine.4028-24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40175160/ [7] Benická Alžběta, Pilka Radovan, Flodr Patrik. Autoimmune anti-N-methyl-D-aspartate receptor encephalitis - paraneoplastic syndrome of ovarian teratoma. Ceska Gynekol. 2021;86(6):397-399. doi:10.48095/cccg2021397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5038878/ [8] Ponte A, Brito A, Nóbrega C, Pinheiro S, Gama Marques J. Catatonia in Anti-N-Methyl-D-Aspartate (NMDA) Receptor Encephalitis Misdiagnosed as Schizophrenia. Acta Med Port. 2020;33(3):208-211. doi:10.20344/amp.11077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2130101/ [9] Giné Servén E, Boix Quintana E, Guanyabens Buscà N, et al. Considerations of psychotic symptomatology in anti-NMDA encephalitis: Similarity to cycloid psychosis. Clin Case Rep. 2019;7(12):2456-2461. Published 2019 Dec. doi:10.1002/ccr3.2522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1893079/ [10] Stavrou M, Yeo JM, Slater AD, Koch O, Irani S, Foley P. Case report: meningitis as a presenting feature of anti-NMDA receptor encephalitis. BMC Infect Dis. 2020;20(1):21. Published 2020 Jan 7. doi:10.1186/s12879-020-4761-1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1910823/ [11] Xu Q, Zhu Y, Wang Q, et al. Clinical features, treatments, and outcomes of patients with anti-N-methyl-D-aspartate encephalitis-a single-center, retrospective analysis in China. Front Biosci (Landmark Ed). 2021;26(9):496-503. doi:10.52586/4962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4590462/ [12] Jang Y, Lee WJ, Lee HS, Chu K, Lee SK, Lee ST. Tofacitinib treatment for refractory autoimmune encephalitis. Epilepsia. 2021;62(4):e53-e59. doi:10.1111/epi.16848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3656171/ [13] Hwang JH, Kim BW. Mature Cystic Teratoma Combined With Autoimmune Limbic Encephalitis Mimicking Functional Ovarian Cyst. Cureus. 2022;14(7):e26812. Published 2022 Jul. doi:10.7759/cureus.26812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5971364/ [14] Iizuka M, Nagata N, Kanazawa N, et al. H-intensity scale score to estimate CSF GluN1 antibody titers with one-time immunostaining using a commercial assay. Front Immunol. 15:1350837. Published 2024 None. doi:10.3389/fimmu.2024.1350837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8745654/ [15] Flanagan EP, Geschwind MD, Lopez-Chiriboga AS, et al. Autoimmune Encephalitis Misdiagnosis in Adults. JAMA Neurol. 2023;80(1):30-39. doi:10.1001/jamaneurol.2022.4251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6441519/ [16] Van Steenhoven RW, de Vries JM, Bruijstens AL, et al. Mimics of Autoimmune Encephalitis: Validation of the 2016 Clinical Autoimmune Encephalitis Criteria. Neurol Neuroimmunol Neuroinflamm. 2023;10(6). Published 2023 Nov. doi:10.1212/NXI.0000000000200148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7582614/ [17] Umutoni Mihigo G, Uljic L, Kaushal J, Amoah S, Jha K, Jolayemi A. Patterns of Neuropsychiatric Manifestations of Ovarian Teratomas: A Systematic Review of Case Reports. Cureus. 2024;16(8):e67190. Published 2024 Aug. doi:10.7759/cureus.67190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9295702/ [18] Shahpesandy H, Mohammed-Ali R, Oladosu A, Al-Kubaisy T, Anene M, Sira Ramaiah U. Anti-voltage-gated potassium channel complex antibody-mediated limbic encephalitis: a case report of a 53-year-old man admitted to intensive care psychiatric unit with psychotic mania. Gen Psychiatr. 2020;33(4):e100196. Published 2020 None. doi:10.1136/gpsych-2020-100196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2656494/ [19] Wadi L, Mandge V. Electroconvulsive therapy for catatonia in anti-NMDA receptor encephalitis: A case series. J Neuroimmunol. 386:578271. doi:10.1016/j.jneuroim.2023.578271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8155066/ [20] Dubey S, Ghosh R, Dubey MJ, Sengupta S, Benito-León J, Ray BK. Bilateral thalamic changes in anti-NMDAR encephalitis presenting with hemichorea and dystonia and acute transient psychotic disorder. J Neuroimmunol. 347:577329. doi:10.1016/j.jneuroim.2020.577329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2745805/ [21] Liang CW, Chen TC. Anti-NMDA receptor encephalitis presenting as fever with undetermined cause. Int J Infect Dis. 122:365-367. doi:10.1016/j.ijid.2022.06.019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5718296/ [22] Ko T, Htet K, Noe TM, Htun MT, San MM, Koko T. From Psychosis to Coma: Diagnostic Pitfalls and Therapeutic Challenges in Anti-N-Methyl-D-Aspartate Receptor (Anti-NMDAR) Encephalitis Associated With Ovarian Teratoma. Cureus. 2025;17(10):e95676. Published 2025 Oct. doi:10.7759/cureus.95676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41181753/ [23] Xu L, Chen Z. Anti-NMDA Receptor Encephalitis Misdiagnosed As Generalized Anxiety Disorder: A Case Report. Cureus. 2021;13(12):e20529. Published 2021 Dec. doi:10.7759/cureus.20529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4956805/ [24] Kamikawa K, Takada R, Honda Y, Goto H, Okada T. Successful Early Treatment of Anti-N-Methyl-d-Aspartate Receptor Encephalitis Associated With Small Cell Lung Cancer in an Elderly Male Patient: A Case Report. Neuropsychopharmacol Rep. 2025;45(3):e70044. doi:10.1002/npr2.70044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40856285/ [25] Joseph K, van der Hock S, Seth I, et al. Association of ovarian teratoma with anti-N-methyl-D-aspartate receptor encephalitis: a case report and narrative review. Arch Gynecol Obstet. 2025;311(6):1535-1541. doi:10.1007/s00404-024-07779-6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9496807/ [26] Daey Ouwens IM, Fiolet ATL, Thijs RD, Koehler PJ, Verhoeven WMA. Neurosyphilis Mimicking Autoimmune Encephalitis: A Case Report and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Clin Neuropsychiatry. 2020;17(3):175-180. doi:10.36131/cnfioritieditore20200305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4908989/ [27] Saldaña Solano AJ, Carrillo Loza K, Benítez Valenzuela J, Rangel López E. Aseptic Encephalitis in an Immunocompetent Young Adult: A Case Report. Cureus. 2025;17(8):e89821. Published 2025 Aug. doi:10.7759/cureus.89821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40937263/ [28] Swayne A, Warren N, Prain K, et al. An Australian State-Based Cohort Study of Autoimmune Encephalitis Cases Detailing Clinical Presentation, Investigation Results, and Response to Therapy. Front Neurol. 12:607773. Published 2021 None. doi:10.3389/fneur.2021.607773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3692738/ [29] Štourač P, Bednářová J, Zicháček P, Čermáková Z, Pavelek Z, Vališ M. Autoimmune and limbic encephalitis: case series with some atypical variables in clinical practice. Neurol Sci. 2022;43(1):687-690. doi:10.1007/s10072-021-05563-x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4427793/ [30] Yu X, Fang Y, Sun L, et al. Imaging biomarkers in antibody-mediated autoimmune encephalitis. Quant Imaging Med Surg. 2025;15(9):8372-8394. doi:10.21037/qims-2025-131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40893523/ [31] Gillon S, Chan M, Chen J, et al. MR Imaging Findings in a Large Population of Autoimmune Encephalitis. AJNR Am J Neuroradiol. 2023;44(7):799-806. doi:10.3174/ajnr.A7907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7385678/ [32] Abunada M, Nierobisch N, Ludovichetti R, et al. Autoimmune encephalitis: Early and late findings on serial MR imaging and correlation to treatment timepoints. Eur J Radiol Open. 12:100552. Published 2024 Jun. doi:10.1016/j.ejro.2024.100552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8327544/ [33] Wombles C, Ballard E, Skinner H, et al. Use of intrathecal rituximab in autoimmune epilepsy: A retrospective study. Epilepsy Behav. 164:110280. doi:10.1016/j.yebeh.2025.110280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9893702/ [34] Gong S, Deng B, Yu H, Zhang X, Yang W, Chen X. Clinical and immunological features in patients with neuroimmune complications of COVID-19 during Omicron wave in China: a case series. Front Immunol. 15:1499082. Published 2024 None. doi:10.3389/fimmu.2024.1499082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9744636/ [35] Huang CN, Tian XB, Jiang SM, et al. Comparisons Between Infectious and Autoimmune Encephalitis: Clinical Signs, Biochemistry, Blood Counts, and Imaging Findings. Neuropsychiatr Dis Treat. 16:2649-2660. Published 2020 None. doi:10.2147/NDT.S274487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3177828/ [36] de Bruijn MAAM, Bruijstens AL, Bastiaansen AEM, et al. Pediatric autoimmune encephalitis: Recognition and diagnosis. Neurol Neuroimmunol Neuroinflamm. 2020;7(3). Published 2020 May. doi:10.1212/NXI.0000000000000682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2047077/ [37] Niblock C, Richards A, Makkuni D, Needham EJ. Seronegative autoimmune encephalitis associated with ovarian teratoma and uterine STUMP tumour. BMJ Case Rep. 2025;18(2). Published 2025 Feb 24. doi:10.1136/bcr-2024-264045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40000051/ [38] Chekanova EO, Nuzhny EP, Zakharova MN. [Algorithms for the diagnosis of autoimmune encephalitis]. Zh Nevrol Psikhiatr Im S S Korsakova. 2025;125(7. Vyp. 2):12-22. doi:10.17116/jnevro202512507212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40779515/ [39] Di Liberto G, Uginet M, Lalive PH, Du Pasquier R. [The diagnostic challenge of autoimmune encephalitis]. Rev Med Suisse. 2024;20(871):822-827. doi:10.53738/REVMED.2024.20.871.822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8665101/ [40] Hara M, Nakajima H. [Autoimmune Encephalitis Triggered by Herpes Simplex Encephalitis: Main Syndrome,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Brain Nerve. 2022;74(10):1163-1170. doi:10.11477/mf.1416202204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6198641/ [41] Yang J, Wu P, Liu X, Xia H, Lai Z. Autoimmune Encephalitis With Multiple Auto-Antibodies With Concomitant Human Herpesvirus-7 and Ovarian Teratoma: A Case Report. Front Med (Lausanne). 8:759559. Published 2021 None. doi:10.3389/fmed.2021.759559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5237615/ [42] Ellul MA, Wood G, Tooren HVD, Easton A, Babu A, Michael BD. Update on the diagnosis and management of autoimmune encephalitis. Clin Med (Lond). 2020;20(4):389-392. doi:10.7861/clinmed.2020-0241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2675144/ [43] Khaloui G, Mabkhout A, Rachidi L, Benjelloun G. Anti-N-Methyl-D-Aspartate Receptor Encephalitis Presenting as Isolated First-Episode Psychosis in A 16-Year-Old Girl, Complicated by Neuroleptic Malignant Syndrome. Eur J Case Rep Intern Med. 2025;12(8):005679. Published 2025 None. doi:10.12890/2025_005679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40786547/ [44] Gadoth A, Segal Y, Paran Y, Aizenstein O, Alcalay Y. The importance of tissue-based assay in the diagnosis of autoimmune encephalitis. J Neurol. 2022;269(7):3588-3596. doi:10.1007/s00415-022-10973-8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5076753/ [45] Zhao M, Li J, Jin L, Luo Z. Next-generation approaches in autoimmune encephalitis diagnosis: A multi-omics perspective. J Neuroimmunol. 408:578740. doi:10.1016/j.jneuroim.2025.578740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40897085/ [46] Stevens-Jones O, Malmeström C, Constantinescu C, et al. Presence of neural surface and onconeural autoantibodies in cerebrospinal fluid and serum in neurological diseases presents a potential risk for misdiagnosis. Eur J Neurol. 2023;30(9):2602-2610. doi:10.1111/ene.15926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7312655/ [47] Choque-Chávez FD, Jareno-Badenas A, Martín-Noguerol T, et al. MRI in Diagnosis of Autoimmune Encephalitis. Radiographics. 2025;45(4):e240195. doi:10.1148/rg.240195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40048390/ [48] Liang C, Chu E, Kuoy E, Soun JE. Autoimmune-mediated encephalitis and mimics: A neuroimaging review. J Neuroimaging. 2023;33(1):19-34. doi:10.1111/jon.13060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6217010/ [49] Jung SH, Park HC, Choi YJ, Song SY, Chung YJ, Lee SH. Molecular genetic evidence supporting diverse histogenic origins of germ cell tumors. J Pathol. 2022;256(1):38-49. doi:10.1002/path.5799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4561860/ [50] Saida T, Mori K, Masumoto T, et al. Ovarian and non-ovarian teratomas: a wide spectrum of features. Jpn J Radiol. 2021;39(2):143-158. doi:10.1007/s11604-020-01035-y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2875471/ [51] Rousseau MC, Demarche M, Dresse MF, David BA. [Ovarian teratoma in children. Clinical case and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Rev Med Liege. 2022;77(1):39-44.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5029339/ [52] Mahtate M, Talib S, Slaoui A, et al. Malignant Degeneration of a Mature Ovarian Teratoma. Case Rep Obstet Gynecol. 2021:5527467. Published 2021 None. doi:10.1155/2021/5527467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4336320/ [53] Varlas VN, Cloțea EM, Varlas RG, et al. Immature Sacrococcygeal Teratoma: A Case Report and Extensive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Diagnostics (Basel). 2024;14(3). Published 2024 Jan 24. doi:10.3390/diagnostics14030246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8337762/ [54] Zhu YT, Chen Y, Li YH, et al. Coexistence of the BRCA1 and KRAS mutations in a patient with salivary gland carcinoma arising in mediastinal mature teratoma. Anticancer Drugs. 2020;31(8):876-879. doi:10.1097/CAD.0000000000000958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2796407/ [55] Sakai Y, Yoshinaga K, Yoshida A, et al. Testicular teratomagenesis from primordial germ cells with overexpression of germinal center-associated nuclear protein. Cancer Sci. 2023;114(4):1729-1739. doi:10.1111/cas.15685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6479731/ [56] Felicelli C, Gulliver J, Gray C, Khramtsov A, Blanco LZ Jr, Wadhwani NR. Neuroblastoma Arising in an Immature Teratoma of the Ovary in a 13-Year-Old. Pediatr Dev Pathol. 2023 Jan-Feb;26(1):72-76. doi:10.1177/10935266221129087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6448449/ [57] Luo W, Zheng J, Su B. Low-Grade Glioma within Mature Cystic Teratoma in a Patient with Anti-N-Methyl-D-Aspartate Receptor Encephalitis: A Case Report. Case Rep Oncol. 2024 Jan-Dec;17(1):430-437. Published 2024 Jan-Dec None. doi:10.1159/000535708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8449876/ [58] Al-Diwani A, Theorell J, Damato V, et al. Cervical lymph nodes and ovarian teratomas as germinal centres in NMDA receptor-antibody encephalitis. Brain. 2022;145(8):2742-2754. doi:10.1093/brain/awac088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5680425/ [59] Zhu S, Yu J, Wu Y, et al. Pathophysiology and Clinical Management of Autoimmune Encephalitis-Associated Seizures. Neuroimmunomodulation. 2022;29(4):282-295. doi:10.1159/000524783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5580556/ [60] Ciano-Petersen NL, Muñiz-Castrillo S, Birzu C, et al. Cytokine dynamics and targeted immunotherapies in autoimmune encephalitis. Brain Commun. 2022;4(4):fcac196. Published 2022 None. doi:10.1093/braincomms/fcac196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5999839/ [61] Song E, Bartley CM, Chow RD, et al. Exploratory neuroimmune profiling identifies CNS-specific alterations in COVID-19 patients with neurological involvement. bioRxiv. . Published 2020 Dec 9. doi:10.1101/2020.09.11.293464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2935102/ [62] Smith KM, Budhram A, Geis C, et al. Autoimmune-associated seizure disorders. Epileptic Disord. 2024;26(4):415-434. doi:10.1002/epd2.20231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8818801/ [63] Graus F. 40 years of autoantibody research in paraneoplastic neurological syndromes. Rev Neurol (Paris). 2024;180(9):848-861. doi:10.1016/j.neurol.2024.07.003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9289137/ [64] Nha PB, Tu NP, Ha NV, et al. Anti-NMDA receptor autoimmune encephalitis associated with ovarian teratoma: A case series and literature review. Int J Gynaecol Obstet. 2025;169(1):23-30. doi:10.1002/ijgo.16028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9578989/ [65] Krishnan P, Thomas K. Intrathecal Rituximab as a Rescue Therapy in Refractory Pure CSF Positive, Non-Teratomatous Type Anti-NMDAR Encephalitis. Ann Indian Acad Neurol. 2022 Sep-Oct;25(5):925-927. doi:10.4103/aian.aian_134_22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6561001/ [66] Gu J, Chen Q, Gu H, Duan R. Research progress in teratoma-associated anti-N-methyl-D-aspartate receptor encephalitis: The gynecological perspective. J Obstet Gynaecol Res. 2021;47(11):3749-3757. doi:10.1111/jog.14984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4396640/ [67] Lee J, Kang S, Chang HJ, et al. Anti-N-methyl-D-aspartate receptor encephalitis associated with ovarian teratoma in Korea: three case reports. Yeungnam Univ J Med. 2021;38(4):350-355. doi:10.12701/yujm.2020.00794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3498105/ [68] Zhang R, Zhao X, Li W, Gao Y. Refractory Anti- N -Methyl- d -Aspartate Receptor Autoimmune Encephalitis Induced by Ovarian Teratoma: A Case Report. Clin Neuropharmacol. 2024 Mar-Apr 01;47(2):62-64. doi:10.1097/WNF.0000000000000581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8285059/ [69] Caroline S, Nidhi A, Alexa F, et al. Recurrent Anti-NMDAR Encephalitis Necessitating Oophorectomy in an Adolescent Patient: A Case Report. Case Rep Obstet Gynecol. 2024:6150107. Published 2024 None. doi:10.1155/2024/6150107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9445228/ [70] Chaudhuri MA, Lucas JM, Chandra M, Silver M. N-Methyl-D-Aspartate Receptor-Negative Autoimmune Encephalitis in a Patient With an Ovarian Teratoma and an Associated Novel Cerebrospinal Fluid Autoantibody. Cureus. 2021;13(7):e16334. Published 2021 Jul. doi:10.7759/cureus.16334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4306894/ [71] Morooka M, Hiraga A, Tanaka K, Yoshizaki S, Koide K, Kuwabara S. Two Cases of Encephalitis without Anti-N-methyl-D-aspartate Receptor Antibody Successfully Treated with Ovarian Teratoma Resection and Immunotherapy. Intern Med. 2023;62(12):1817-1820. doi:10.2169/internalmedicine.0447-22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6328575/ [72] Schiavi MC, Manganelli F, Morgani C, et al. Mature Ovarian Teratoma: Neurological Implications in a Young Woman. Case Rep Obstet Gynecol. 2021:3085559. Published 2021 None. doi:10.1155/2021/3085559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4777887/ [73] Neațu M, Jugurt A, Covaliu A, Davidescu EI, Popescu BO. Autoimmune Encephalitis-A Multifaceted Pathology. Biomedicines. 2023;11(8). Published 2023 Aug 2. doi:10.3390/biomedicines11082176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7626673/ [74] Soellradl E, von Oertzen TJ, Wagner JN. Evaluation of the clinical assessment scale for autoimmune encephalitis (CASE) in a retrospective cohort and a systematic review. Neurol Sci. 2024;45(11):5423-5428. doi:10.1007/s10072-024-07642-1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8862652/ [75] Lee KW, Khan AHKY, Ching SM, et al. Prevalence and Factor Associated with Anti-N-Methyl-D-Aspartate Receptor Encephalitis Among Patients with Medical Conditions: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Neurol India. 2024;72(3):476-486. doi:10.4103/neuroindia.NI_981_20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9041960/ [76] Han JY, Kim SY, Kim H, et al. Clinico-rad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anti-myelin oligodendrocyte glycoprotein antibody-associated autoimmune encephalitis in children. Dev Med Child Neurol. 2022;64(8):998-1007. doi:10.1111/dmcn.15174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5106761/ [77] Venkatesan A. Encephalitis: intersections between infections and autoimmunity. Clin Microbiol Infect. 2025;31(4):529-533. doi:10.1016/j.cmi.2024.11.028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9581544/ [78] Defres S, Tharmaratnam K, Michael BD, et al. Clinical predictors of encephalitis in UK adults-A multi-centre prospective observational cohort study. PLoS One. 2023;18(8):e0282645. Published 2023 None. doi:10.1371/journal.pone.0282645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7611003/ [79] Irani SR. Autoimmune Encephalitis. Continuum (Minneap Minn). 2024;30(4):995-1020. doi:10.1212/CON.0000000000001448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9088286/ [80] Li D, Sun J, Li G, Miao S, Yang J, Zhang J. Clinical features of autonomic dysfunction in children with anti-N-methyl-D aspartic receptor encephalitis. Ital J Pediatr. 2025;51(1):5. Published 2025 Jan 18. doi:10.1186/s13052-025-01857-4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9827163/ [81] Kanmaz S, Yılmaz S, Toprak DE, et al. Assessment of Prognostic Factors and Validity of Scoring Models in Childhood Autoimmune Encephalitis. Turk Arch Pediatr. 2023;58(2):142-153. doi:10.5152/TurkArchPediatr.2023.22198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6856351/ [82] Yang M, Lian Y. Clinical Features and Early Recognition of 242 Cases of Autoimmune Encephalitis. Front Neurol. 12:803752. Published 2021 None. doi:10.3389/fneur.2021.803752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5095744/ [83] Vaux A, Robinson K, Saglam B, et al. Autoimmune Encephalitis in Long-Standing Schizophrenia: A Case Report. Front Neurol. 12:810926. Published 2021 None. doi:10.3389/fneur.2021.810926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5222231/ [84] Brisca G, Marini C, Buratti S, et al. Acute pediatric encephalitis: etiology, course, and outcome of a 12-year single-center immunocompetent cohort. J Neurol. 2023;270(10):5034-5047. doi:10.1007/s00415-023-11847-3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7400659/ [85] Peris Sempere V, Luo G, Muñiz-Castrillo S, et al. HLA and KIR genetic association and NK cells in anti-NMDAR encephalitis. Front Immunol. 15:1423149. Published 2024 None. doi:10.3389/fimmu.2024.1423149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9050850/ [86] Madani J, Yea C, Mahjoub A, et al. Clinical features and outcomes in children with seronegative autoimmune encephalitis. Dev Med Child Neurol. 2024;66(10):1310-1318. doi:10.1111/dmcn.15896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8491729/ [87] Sheikh S, Ahmed TA, Ahmed A. ANTI -NMDA RECEPTOR ENCEPHALITIS: A POSSIBLE APPROACH TO DEVELOP A COST-EFFECTIVE TEST FOR ANTI NMDA RECEPTOR ANTIBODY DETECTION. J Ayub Med Coll Abbottabad. 2024 Apr-Jun;36(2):251-255. doi:10.55519/JAMC-02-11655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9609959/ [88] Gu J, Jin T, Li Z, et al. Exosomes expressing neuronal autoantigens induced immune response in antibody-positive autoimmune encephalitis. Mol Immunol. 131:164-170. doi:10.1016/j.molimm.2020.12.034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3446390/ [89] Landa J, Guasp M, Míguez-Cabello F, et al. Encephalitis with Autoantibodies against the Glutamate Kainate Receptors GluK2. Ann Neurol. 2021;90(1):101-117. doi:10.1002/ana.26098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3949707/ [90] Michael S, Waters P, Irani SR. Stop testing for autoantibodies to the VGKC-complex: only request LGI1 and CASPR2. Pract Neurol. 2020;20(5):377-384. doi:10.1136/practneurol-2019-002494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2595134/ [91] Masciocchi S, Businaro P, Scaranzin S, Morandi C, Franciotta D, Gastaldi M. General features, pathogenesis, and laboratory diagnostics of autoimmune encephalitis. Crit Rev Clin Lab Sci. 2024;61(1):45-69. doi:10.1080/10408363.2023.2247482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7777038/ [92] Saleh M, Bhosale P, Menias CO, et al. Ovarian teratomas: clinical features, imaging findings and management. Abdom Radiol (NY). 2021;46(6):2293-2307. doi:10.1007/s00261-020-02873-0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3394097/ [93] Narayan R, Ahmad MS Sr, Kumar A. Fetal Oropharyngeal Teratoma: Prenatal Diagnosis and Imaging Characteristics. Cureus. 2020;12(11):e11329. Published 2020 Nov 4. doi:10.7759/cureus.11329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3304667/ [94] Duc VT, Thuy TTM, Bang HT, Vy TT. Imaging findings of three cases of large mediastinal mature cystic teratoma. Radiol Case Rep. 2020;15(7):1058-1065. Published 2020 Jul. doi:10.1016/j.radcr.2020.05.011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2461777/ [95] Liu Y, Guo R, Cui Y, Liu Y, Li N. A Rare Case of Retroperitoneal Teratoma Mimicking Paraganglioma on Multimodality Imaging. Clin Nucl Med. . Published online Jul 24,2025. doi:10.1097/RLU.0000000000006064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40705524/ [96] Moreno-Ajona D, Prieto E, Grisanti F, et al. 18F-FDG-PET Imaging Patterns in Autoimmune Encephalitis: Impact of Image Analysis on the Results. Diagnostics (Basel). 2020;10(6). Published 2020 May 29. doi:10.3390/diagnostics10060356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2486044/ [97] Zhang M, Meng H, Zhou Q, et al. Microglial Activation Imaging Using 18F-DPA-714 PET/MRI for Detecting Autoimmune Encephalitis. Radiology. 2024;310(3):e230397. doi:10.1148/radiol.230397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8441089/ [98] Wang J, Cao B. Spinal Teratoma with Recurrent Epileptic Episodes in Adults: A Case Report. Case Rep Neurol. 2024 Jan-Dec;16(1):249-255. Published 2024 Jan-Dec None. doi:10.1159/000541522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9474295/ [99] Rao S, Smith DA, Guler E, et al.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of Serum Tumor Markers in Management of Ovarian Cancer: A Guide for the Radiologist. Radiographics. 2021;41(6):1839-1856. doi:10.1148/rg.2021210005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4597221/ [100] Gao C, Chen Z, Huang H, Zhu R, Su Y. Assessment of disease severity and patient prognosis in anti-GABABR encephalitis with and without comorbid tumors. Front Neurol. 14:1201324. Published 2023 None. doi:10.3389/fneur.2023.1201324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7528858/ [101] Elkhider H, Sharma R, Kapoor N, Vattoth S, Shihabuddin B. Autoimmune encephalitis and seizures, cerebrospinal fluid, imaging, and EEG findings: a case series. Neurol Sci. 2022;43(4):2669-2680. doi:10.1007/s10072-021-05617-0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4564782/ [102] Ball C, Fisicaro R, Morris L 3rd, et al. Brain on fire: an imaging-based review of autoimmune encephalitis. Clin Imaging. 84:1-30. doi:10.1016/j.clinimag.2021.12.011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5101768/ [103] Narayanan Nambiar P, Manisha KY, Nandana J, et al. Diagnostic utility of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in autoimmune encephalitis: prognostic implications. Acta Radiol. 2025;66(3):295-304. doi:10.1177/02841851241307330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9764590/ [104] Raslan AE.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MRI) Findings in Pediatric Autoimmune Encephalitis: A Case Report. Cureus. 2025;17(2):e79453. Published 2025 Feb. doi:10.7759/cureus.79453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9995592/ [105] Mahmoud H, Adam M, Khalid A. Mind in Crisis, Ovary in Question: A Case of Anti-N-Methyl-D-Aspartate (NMDA) Receptor Encephalitis Associated With Ovarian Teratoma. Cureus. 2025;17(5):e84935. Published 2025 May. doi:10.7759/cureus.84935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40585737/ [106] Hwang YH, Shon Y, Yoon YJ, Yeom JH. Anesthesia for ovarian teratoma resection using remimazolam and remifentanil in a patient with anti-N-methyl-D-aspartate receptor encephalitis -two case reports. Korean J Anesthesiol. 2022;75(6):530-535. doi:10.4097/kja.22241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5831038/ [107] Xue H, Hu J, Chen Y, et al. Anti-NMDAR encephalitis with delayed ovarian teratoma in a young woman: a case report with 5 years of follow-up. BMC Neurol. 2024;24(1):377. Published 2024 Oct 8. doi:10.1186/s12883-024-03891-x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9375580/ [108] Nguyen L, Wang C. Anti-NMDA Receptor Autoimmune Encephalitis: Diagnosis and Management Strategies. Int J Gen Med. 16:7-21. Published 2023 None. doi:10.2147/IJGM.S397429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6628299/ [109] Cheng L, Jia B, Wang C, Fu Q, Zhou L. Immunotherapy for autoimmune encephalitis. Cell Death Discov. 2025;11(1):207. Published 2025 Apr 29. doi:10.1038/s41420-025-02459-z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40301313/ [110] Yang JH, Liu EN, Nguyen L, Dunn-Pirio A, Graves JS. Survival Analysis of Immunotherapy Effects on Relapse Rate in Pediatric and Adult Autoimmune Encephalitis. Neurology. 2023;101(22):e2300-e2313. Published 2023 Nov 27. doi:10.1212/WNL.0000000000207746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7827848/ [111] Lee WJ, Lee HS, Kim DY, et al. Seronegative autoimmune encephalitis: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outcomes. Brain. 2022;145(10):3509-3521. doi:10.1093/brain/awac166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5512357/ [112] Gao W, She J, Su L, et al. Clinical features and immunotherapy outcomes in antibody-negative autoimmune encephalitis: a retrospective case-control study. Front Neurol. 15:1464165. Published 2024 None. doi:10.3389/fneur.2024.1464165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9329014/ [113] Zhang D, Ren W, Shao X, Fu Y, Zhang W. Case Report: Surgical resection of ovarian teratoma in anti-NMDAR encephalitis complicated by severe pneumonia. Front Oncol. 15:1659143. Published 2025 None. doi:10.3389/fonc.2025.1659143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41114349/ [114] Zengin E, Kharisova I, Emechebe D, Anziska Y. Concurrent NMDAR and GFAP Antibody Encephalitis During Pregnancy. BMJ Case Rep. 2023;16(7). Published 2023 Jul 11. doi:10.1136/bcr-2022-250998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7433686/ [115] Sanghavi N, Ayesha B. Anti-N-methyl-d-aspartate receptor encephalitis: mimicker of lupus and multiple sclerosis. Reumatismo. 2023;75(4). Published 2023 Dec 19. doi:10.4081/reumatismo.2023.1598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8115773/ [116] Koenig ZA, Yednock JB, Akers JL. Anti-N-methyl-D-aspartate Receptor Encephalitis as a Paraneoplastic Presentation of Mature Ovarian Teratoma. Am J Case Rep. 22:e933240. Published 2021 Oct 19. doi:10.12659/AJCR.933240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4665797/ [117] Nissen MS, Ryding M, Nilsson AC, et al. CSF-Neurofilament Light Chain Levels in NMDAR and LGI1 Encephalitis: A National Cohort Study. Front Immunol. 12:719432. Published 2021 None. doi:10.3389/fimmu.2021.719432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4975832/ [118] Jang Y, Lee K, Lee C, et al. Teratoma pathology and genomics in anti-NMDA receptor encephalitis. Ann Clin Transl Neurol. 2024;11(1):225-234. doi:10.1002/acn3.51948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7986706/ [119] Liu Y, Tian Y, Guo R, et al. Anti-NMDA Receptor Encephalitis: Retrospective Analysis of 15 Cases, Literature Review, and Implications for Gynecologists. J Healthc Eng. 2022:4299791. Published 2022 None. doi:10.1155/2022/4299791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5340259/ [120] Zhang F, Guo Y, Liu M, et al. Predictive value of persistent antibodies at 6 months for relapse in neuronal surface antibody-associated autoimmune encephalitis. Neurol Sci. 2024;45(4):1599-1607. doi:10.1007/s10072-023-07151-7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7914867/ [121] Seery N, Wesselingh R, Beech P, et al. Acute and Long-Term Immune-Treatment Strategies in Anti-LGI1 Antibody-Mediated Encephalitis: A Multicenter Cohort Study. Neurol Neuroimmunol Neuroinflamm. 2025;12(4):e200412. doi:10.1212/NXI.0000000000200412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40537079/ [122] Hansen M, Kapadia R, Alikhani K, de Robles P, Hahn C. Long-Term Follow-Up of Non-Paraneoplastic Autoimmune Encephalitis: A Canadian Single-Center Experience. Can J Neurol Sci. :1-7. Published online Sep 19,2024. doi:10.1017/cjn.2024.278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9297442/ [123] Yamada N, Kuki I, Hattori T, et al. Late relapse of anti-N-methyl-d-aspartate receptor encephalitis with amusia and transiently reduced uptake in 123I-iomazenil single-photon emission computed tomography. Brain Dev. 2022;44(8):558-561. doi:10.1016/j.braindev.2022.05.003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5662527/ [124] Alzghoul H, Kadri F, Ismail MF, et al. Paraneoplastic NMDA encephalitis, a case report and an extensive review of available literature. Radiol Case Rep. 2024;19(4):1371-1385. Published 2024 Apr. doi:10.1016/j.radcr.2023.11.087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8288050/ [125] Miraclin AT, Mani AM, Sivadasan A, et al. Opsoclonus myoclonus ataxia syndrome, ovarian teratoma and anti-NMDAR antibody: an ‘unresolved’ mystery. BMJ Neurol Open. 2023;5(1):e000414. Published 2023 None. doi:10.1136/bmjno-2023-000414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7396795/ [126] Nolan A, Buza N, Margeta M, Rabban JT. Ovarian Teratomas in Women With Anti-N-methyl-D-Aspartate Receptor Encephalitis: Topography and Composition of Immune Cell and Neuroglial Populations Is Compatible With an Autoimmune Mechanism of Disease. Am J Surg Pathol. 2019;43(7):949-964. doi:10.1097/PAS.0000000000001249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1021857/ [127] Jarius S, Komorowski L, Regula JU, Haas J, Brakopp S, Wildemann B. Rho GTPase-activating protein 10 (ARHGAP10/GRAF2) is a novel autoantibody target in patients with autoimmune encephalitis. J Neurol. 2022;269(10):5420-5430. doi:10.1007/s00415-022-11178-9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5624318/ [128] Scheggia D, Stanic J, Italia M, et al. GluA3 autoantibodies induce alterations in dendritic spine and behavior in mice. Brain Behav Immun. 97:89-101. doi:10.1016/j.bbi.2021.07.001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4246733/ [129] Tu X, Liu X, Yang N, Sun D, Mei B, Yan N. Successful sequential treatment with ofatumumab followed by efgartigimod for refractory autoimmune encephalitis with dual anti-NMDAR and anti-GFAP antibody positivity: first case report. Front Immunol. 16:1640281. Published 2025 None. doi:10.3389/fimmu.2025.1640281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40881715/ [130] Gövert F, Abrante L, Becktepe J, et al. Distinct movement disorders in contactin-associated-protein-like-2 antibody-associated autoimmune encephalitis. Brain. 2023;146(2):657-667. doi:10.1093/brain/awac276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5875984/ [131] Fredrich SE, Vernino S, Blackburn KM. Antibody Testing for Neurological Autoimmune Disorders: Evaluation of Best Practices at a Tertiary Referral Center. Front Neurol. 12:690415. Published 2021 None. doi:10.3389/fneur.2021.690415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4276541/ [132] Hébert J, Muccilli A, Wennberg RA, Tang-Wai DF. Autoimmune Encephalitis and Autoantibodies: A Review of Clinical Implications. J Appl Lab Med. 2022;7(1):81-98. doi:10.1093/jalm/jfab102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4996085/ [133] Khabazeh A, Sheen V. Changes in DPPX autoantibody levels in autoimmune encephalitis: a case report and brief review. Brain Disord. 18. doi:10.1016/j.dscb.2025.100225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40937361/ [134] Epstein S, Ankam J, Vargas WS, Thakur KT. Critical Analysis of a Challenging Case of Post-Infectious N-Methyl-D-Aspartate Receptor Encephalitis. Neurohospitalist. 2021;11(2):160-164. doi:10.1177/1941874420964356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3791062/ [135] Quade A, Rostasy K, Wickström R, et al. Autoimmune Encephalitis with Autoantibodies to NMDAR1 following Herpes Encephalitis in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Neuropediatrics. 2023;54(1):14-19. doi:10.1055/s-0042-1757706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6543183/ [136] Hansen N, Timäus C. Immunotherapy in Autoantibody-Associated Psychiatric Syndromes in Adults. Front Psychiatry. 12:611346. Published 2021 None. doi:10.3389/fpsyt.2021.611346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3584385/ [137] Lai R, Wu Z, Wang H, et al. Ofatumumab treatment for severe refractory anti-NMDAR encephalitis: A case series. J Neuroimmunol. 396:578458. doi:10.1016/j.jneuroim.2024.578458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9277986/ [138] Lee WJ, Lee ST, Shin YW, et al. Teratoma Removal, Steroid, IVIG, Rituximab and Tocilizumab (T-SIRT) in Anti-NMDAR Encephalitis. Neurotherapeutics. 2021;18(1):474-487. doi:10.1007/s13311-020-00921-7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2880854/ [139] Wang D, Wu Y, Ji Z, et al. A refractory anti-NMDA receptor encephalitis successfully treated by bilateral salpingo-oophorectomy and intrathecal injection of methotrexate and dexamethasone: a case report. J Int Med Res. 2020;48(10):300060520925666. doi:10.1177/0300060520925666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3100078/ [140] Liu C, Ji S, Gao H, et al. Efficacy of tacrolimus as long-term immunotherapy for neuronal surface antibody-mediated autoimmune encephalitis. Ther Adv Chronic Dis. 13:20406223211063055. Published 2022 None. doi:10.1177/20406223211063055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5035868/ [141] Dos Passos GR, Adoni T, Mendes MF, Sato DK. Reshaping neuroimmunology: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in the era of precision medicine. Arq Neuropsiquiatr. 2023;81(12):1125-1133. doi:10.1055/s-0043-1777752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8157878/ [142] Yu M, Zhang N, Chen C, et al. Inflammatory ratios as early predictors of disease severity and immunotherapy response in autoimmune encephalitis. J Neuroimmunol. 410:578786. Published online Oct 25,2025. doi:10.1016/j.jneuroim.2025.578786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41161144/ [143] Meng H, Tang Y, Qi Y, Zhou Q, He L, Chen S. The potential of DeepSeek for AI-aided diagnosis of antibody-positive autoimmune encephalitis: a single-center, retrospective, observational study. Front Artif Intell. 8:1638904. Published 2025 None. doi:10.3389/frai.2025.1638904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41122105/ [144] Andaya PFJ, Diaz ABF. Unveiled: A Case of N-Methyl-D-Aspartate Receptor Antibody Encephalitis With Delayed Diagnosis of Ovarian Teratoma. Cureus. 2024;16(2):e54486. Published 2024 Feb. doi:10.7759/cureus.54486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8516493/ [145] Maudes E, Landa J, Muñoz-Lopetegi A, et al. Clinical significance of Kelch-like protein 11 antibodies. Neurol Neuroimmunol Neuroinflamm. 2020;7(3). Published 2020 May. doi:10.1212/NXI.0000000000000666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1953318/ [146] Jarmoc G, Smith C, Finnerty E, Noel NL, Marks A. Anti-NMDA encephalitis secondary to an ovarian teratoma presenting as altered mental status in a 32-year-old woman: A case report. Case Rep Womens Health. 42:e00612. Published 2024 Jun. doi:10.1016/j.crwh.2024.e00612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8737718/ 神经重症 编辑：王国娟 审核：梁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