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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蓝字”关注我们 本文刊登于《中华生殖与避孕杂志》2026年第4期。 引文格式： 肖艳菲, 张艳, 谭懿玲, 等. 系统性红斑狼疮对女性卵巢功能的影响[J]. 中华生殖与避孕杂志,2026, 46(4): 453-461 . DOI: 10.3760/cma.j.cn101441-20251230-00499 . 摘要 系统性红斑狼疮（systemic lupus erythematosus，SLE）是一种好发于育龄期女性的慢性多系统自身免疫性疾病。尽管治疗手术的进步显著提升了患者长期生存率，但其对女性生殖系统尤其是卵巢功能的损害尤为突出，已成为临床诊疗中的一个大难题。本文系统梳理了SLE 相关卵巢功能障碍的现有研究证据，并重点阐述了保护生育力的新兴策略。与健康人群相比，SLE 患者月经紊乱、卵巢储备功能减退及早发性卵巢功能不全的发病率均显著升高。然而，该疾病与月经初潮年龄、绝经年龄及卵巢癌风险之间的关联仍存争议。从发病机制来看，SLE 诱发的卵巢功能损害是自身免疫损伤、内分泌紊乱和药物（尤其是环磷酰胺）诱导的性腺毒性三者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环磷酰胺所致的性腺毒性尤为显著。本综述强调临床应将积极的卵巢功能监测与生育力保护策略（如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激动剂应用、辅助生殖技术等）纳入育龄期SLE 患者的常规诊疗方案。通过构建面向临床的诊疗框架，本文旨在为SLE 女性的健康监测与生殖管理提供循证依据。 【关键词】红斑狼疮，系统性；早发性卵巢功能不全；环磷酰胺；卵巢储备功能减退 基金项目：湖北省妇幼创新发展联合基金培育项目（2025AFD702） 系统性红斑狼疮（systemic lupus erythematosus，SLE）是一种好发于育龄期女性的慢性、炎症性多系统自身免疫性疾病［1］。其显著的流行病学特征表现为强烈的性别倾向，女性与男性患者比例高达9∶1，且发病高峰集中在15~44岁这一关键生育年龄段［1-3］。尽管以羟氯喹为主、辅以生物制剂（如靶向B细胞刺激因子的贝利尤单抗等）为代表的精准免疫治疗方案显著改善了患者的疾病活动度及器官受累预后，但疾病本身造成的机体免疫失衡及治疗方案的潜在性腺毒性，对女性妊娠结局和生殖系统尤其是卵巢的影响已成为临床关注的核心问题［1-5］。 近年来的研究表明，SLE对卵巢功能的损伤涵盖了从月经失调到不可逆性卵巢衰竭的完整谱系。流行病学数据指出，SLE患者发生月经异常、卵巢储备功能减退（diminished ovarian reserve，DOR）及早发性卵巢功能不全（premature ovarian insufficiency，POI）的风险显著高于健康人群［6-8］。其损伤机制复杂，最新的发病机制研究表明，SLE对卵巢的损伤不再仅局限于药物的毒性不良反应，更涉及系统性慢性炎症导致的卵巢局部微环境紊乱［9］。SLE特有的自身抗体、促炎细胞因子以及免疫微环境，可能直接介导了卵巢储备的加速耗竭［9-10］。同时，由于用于SLE治疗的药物越来越多，从传统的羟氯喹、糖皮质激素和免疫抑制剂到近年来逐渐应用的生物制剂（如贝利尤单抗、利妥昔单抗、阿尼鲁单抗等）［1-3］，药物治疗在维持疾病稳定与保护生育能力之间的平衡，已成为风湿免疫科与生殖医学科共同面临的前沿挑战。 目前，关于SLE与绝经年龄、初潮年龄及卵巢肿瘤风险的关系在学术界仍存争议，且轻中度SLE患者卵巢功能的自然演变史尚需进一步探索。深入探究SLE导致卵巢功能损伤的病理机制，并开发针对性的保护策略如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激动剂（gonadotropin-releasing hormone agonists，GnRH-a）应用及生育力保存技术等，对维护女性患者的生殖健康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旨在系统综述SLE对卵巢功能影响的最新临床证据与分子机制，以期为育龄期SLE患者的个体化临床管理和生殖监测提供理论依据。 一. SLE对卵巢功能的影响 1. SLE与月经异常：月经异常是SLE患者常见的卵巢功能障碍之一［11］。多项队列研究和横断面研究均证实，SLE女性患者的月经异常（如闭经、月经稀发、月经过多）发生率显著高于健康人群［6-7，12］。目前普遍认为，导致月经异常的主要因素是疾病活动度。研究显示，月经紊乱患者的SLE疾病活动指数（SLE disease activity index，SLEDAI）评分显著高于月经正常的患者，月经紊乱的频率与SLEDAI评分呈正相关［13-15］。 这种紊乱的机制被认为与下丘脑-垂体-卵巢（hypothalamic-pituitary-ovarian，HPO）轴功能障碍密切相关［16］。研究表明，月经失调常伴有激素失衡，如孕酮和雌二醇水平降低［6，11］，以及催乳素、卵泡刺激素（follicle-stimulating hormone，FSH）与黄体生成素（luteinizing hormone，LH）的水平异常升高［14，16-17］，提示系统性免疫紊乱通过神经-内分泌-免疫（neuro-endocrine-immune，NEI）网络深度介入了卵巢排卵功能，NEI网络是代谢调控的核心，三种系统间通过神经递质、细胞因子和激素进行交流，形成反馈回路以维持动态平衡，任何一个系统的紊乱都会干扰其他系统从而导致疾病［18］。此外，窦卵泡计数（antral follicle count，AFC）被发现是SLE患者月经规律性的唯一显著预测因子，AFC越低，月经不调程度越高［7］。这提示了月经异常与卵巢储备状态之间可能存在关联。 但关于SLE是否影响女性绝经年龄和初潮年龄，研究结果存在显著矛盾，可能与多个研究因素有关如观察性研究混杂因素、孟德尔随机化（Mendelian randomization，MR）研究遗传位点选择等。观察性研究倾向于认为SLE患者绝经年龄更早、初潮年龄更高［4，6，17］；而MR研究则未发现SLE与绝经年龄或初潮年龄之间存在因果关系［19］。然而，关于SLE是否影响女性绝经年龄和月经初潮年龄，以及抗黄体抗体与月经紊乱的关系［20-21］，目前观察性研究与MR研究结果存在矛盾，仍需更多大样本研究加以验证。 综上，目前普遍认为SLE与月经紊乱存在明确关联，主要驱动因素是疾病活动。临床管理中，建议在月经期第2~3天检测性激素（孕酮、雌二醇、FSH、LH）并进行经阴道超声检测AFC，以全面评估患者的卵巢功能状态。 2. SLE与DOR：SLE增加了育龄期女性发生DOR的风险。多项临床观察表明，与健康人群相比，SLE患者的基础FSH水平升高，抗米勒管激素（anti-Müllerian hormone，AMH）水平及AFC降低，提示其卵巢储备可能受损［17，22-24］。 目前不同研究结论之间存在一定分歧。88.89%（16/18）的报道支持SLE对卵巢储备存在负面影响。例如，一项针对青少年SLE（juvenile systemic lupus erythematosus，JSLE）的研究显示，患者FSH中位数显著高于对照，提示早期卵巢功能受损［6］。多项以AMH和AFC为评估工具的研究也得出类似结论，发现SLE患者上述指标明显低于健康对照组［25-28］，尤其在儿童期发病的SLE患者中更为显著［29］。狼疮小鼠模型中也发现AMH水平显著降低［30］。此外，有研究表明该类人群中出现抗黄体抗体，但其与卵巢储备参数无明确关联［29］。然而，也有少数研究得出不同结论。例如，Gasparin等［31］的比较中未发现SLE组与健康对照组在AMH水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Di Mario等［32］的研究也显示两组AMH水平相当，认为SLE患者未必出现卵巢储备下降。但这些研究的结论需谨慎看待，例如Gasparin等的研究中对照组使用口服避孕药可能干扰AMH水平，病例个体年龄低于对照组也可能导致前者卵巢储备水平较高，从而影响结果可比性［31］。不同研究中使用的AMH测量技术差异，也可能影响研究结果的比较。 有研究表明，AMH水平与疾病活动度（如SLEDAI评分）无显著相关［33］。另一些研究则指出，SLE患者的卵巢储备与疾病活动度、损伤指数、年龄及疾病持续时间均存在关联［34-35］。其中年龄是SLE患者发生DOR的核心阈值因素。研究指出，与30岁以下患者相比，30岁及以上患者的AMH水平显著降低，提示SLE可能诱导了卵巢的“加速衰老”现象［36］。而SLE患者的卵巢储备与疾病活动度是否存在关联则有待进一步研究。 然而，治疗药物的影响不容忽视。有研究表明，AMH水平与曾使用过的最大皮质类固醇剂量呈负相关［5］，进一步暗示了药物毒性对卵巢储备的潜在影响。 综上所述，尽管存在少数不一致结论，多数证据表明SLE育龄女性更易发生DOR，且其发生可能与疾病活动度、器官累积损伤、类固醇药物暴露及年龄等因素相关。研究间差异可能源于样本量、AMH检测方法、AFC评估者经验等异质性。在临床实践中，建议对育龄期SLE患者，特别是年龄超过30岁者，实施定期卵巢功能监测（如AMH、AFC、FSH），以实现DOR的早期识别与生殖力保护。 3. SLE与POI：POI描述了从不孕到生化性功能不足再到明显的临床症状的卵巢功能受损的动态连续过程［37-38］。其临床诊断标准通常为：年龄<40岁，出现至少4个月闭经，伴性激素缺乏，且两次血清FSH检测均>40 U/L（间隔1个月以上）［37-38］。在病因学上，自身免疫异常被认为是POI的重要诱因［39-40］，5%~30%的POI患者合并其他自身免疫性疾病［39，41-43］。以自身免疫性甲状腺疾病最为常见，其他还包括Addison病、类风湿关节炎、SLE、克罗恩病、干燥综合征、重症肌无力和多发性硬化症等［39-43］。SLE作为累及全身的免疫紊乱疾病，其与POI的病理性关联已成为近年研究的热点。 近年来，SLE与POI之间的因果关系得到多项高质量研究的支持。流行病学证据显示，SLE患者中POI的发生率显著高于正常人群［8］。临床观察数据显示，SLE患者POI发生率在不同人群中为2.7%~23.1%［4，14，44］，其发生与抗Sm抗体、抗核糖核蛋白抗体、抗心磷脂抗体阳性以及特定免疫抑制剂的使用显著相关［4，45］。值得注意的是，Mayorga等［44］的研究表明在排除环磷酰胺治疗的SLE患者后，POI在SLE患者中的患病率与普通人群一致，并且发现SLE疾病活动度的持续累积与POI患病风险增加相关。多项研究也认为SLE疾病活动度与POI的发生有显著相关性［45-46］。 在机制研究方面，Wang等［19］首次通过双样本MR分析从遗传学角度证实了SLE对POI的因果影响，这一发现在多项独立的MR研究中得到验证［47-49］。Meta分析、比较研究、病例对照研究等进一步阐明了SLE发病年龄较大、开始治疗时年龄较大、环磷酰胺累积剂量较高等是POI的危险因素，而使用麦考酚酯、硫唑嘌呤、类固醇等药物则风险相对较低［45-46，50］。 综上，JSLE患者中POI较为少见［6，16，51］，而成年女性SLE患者发生POI的风险显著增加。遗传学研究从机制层面支持SLE是POI的致病因素之一。因此，建议在临床实践中加强对育龄期SLE患者的卵巢功能监测与早期干预，并在诊断POI时系统排查SLE等自身免疫性疾病。未来仍需开展更多大样本、多种族研究，以进一步明确JSLE与POI的关联，并深入阐明SLE患者发生POI的精确危险因素与病理机制。 4. SLE与卵巢癌及其他卵巢损伤：目前，关于SLE与卵巢癌关联性的研究结果仍存在显著异质性。多数研究表明，SLE并不显著增加卵巢癌风险，甚至有证据显示其发生率可能低于普通人群。例如，两项系统评价与meta分析、两项来源东亚和欧洲人群的MR研究、一项丹麦全国性队列研究、一项美国的回顾性队列研究、一项冰岛的比较研究以及一项针对欧洲人群的全基因组关联研究，均未发现SLE与卵巢癌存在统计学上的显著相关性［52-59］。此外，多项研究进一步指出，SLE患者中卵巢癌的发生率可能反而低于一般人群［60-62］。其潜在机制可能与激素水平、免疫调节或自身抗体的作用有关，但尚未完全阐明，需要进一步研究［63］。 尽管如此，来自韩国的队列数据仍提示，SLE可能与卵巢癌风险增加相关［64-65］。另有零星病例报告及区域性研究也报道了SLE患者中偶发卵巢癌的案例，但均未显示出统计学上的显著差异［66-67］。当前结论的不一致性，可能与观察性研究的混杂因素、信息来源差异、种族背景不同以及随访时间不一等多种因素有关，且不同地区、不同时期的SLE治疗策略（如免疫抑制剂的选择、剂量、疗程）可能对卵巢癌风险产生不同影响。因此，SLE与卵巢癌的关系仍有待进一步研究。 除肿瘤风险外，SLE还可通过多种非肿瘤性机制直接或间接导致卵巢结构与功能损伤。其中，自身免疫性卵巢炎是一种重要机制，其病理特征为窦状卵泡无法形成，被黄体化的较大囊泡取代，且淋巴细胞浸润卵巢，在部分未经性腺毒性药物治疗的SLE患者中亦可见［68-69］。临床研究中已检测到抗卵巢抗体，进一步支持了自身免疫反应参与卵巢损伤的假说［10］。其次，血管性损伤也值得关注：一方面，SLE患者中偶有并发卵巢血管炎的报道，该病罕见，易被忽视或误诊，确诊需依赖组织病理学检查［70］。另一方面，SLE相关的高凝状态亦可能增加卵巢静脉血栓形成的风险，需引起临床警惕［71］。SLE伴卵巢肿块近年来也被报道［72］。 综上所述，SLE对卵巢的影响是复杂的，不仅涉及卵巢癌风险尚未明确的关联，更包含自身免疫性卵巢炎、卵巢血管炎及血栓形成等非肿瘤性损伤机制。在临床实践中，应对育龄期SLE患者开展包括妇科超声、激素水平及凝血功能等在内的综合监测，并在出现卵巢功能异常时，系统排查免疫、血管等多种潜在病因，以实现早期识别与干预。 5.国内研究的证据谱系：国内研究凭借对本土临床实践的深刻理解，在SLE与卵巢功能的研究领域形成了特色鲜明、层次丰富的研究体系。这不仅体现在利用大型医疗中心如三甲医院的资源开展规模性研究，更体现在能精准识别关键临床亚群并进行机制探索。杨岫岩等［46］在关注到环磷酰胺治疗SLE会导致卵巢功能衰竭后，在广州开展了单中心的队列研究，共纳入138例曾接受环磷酰胺治疗的育龄期SLE女性患者进行回顾性分析，发现开始治疗的年龄、环磷酰胺的累积剂量和疗程都与POI显著相关。并且，杨岫岩团队［73］很快关注到GnRH-a对于环磷酰胺治疗的SLE患者的卵巢功能的保护作用，开展单中心队列研究，纳入了28例接受环磷酰胺冲击治疗并同时使用GnRH-a的SLE患者并进行分析，从识别风险到探索防护策略，给出了具有可行性的解决方案。 接着，学者们又关注到SLE女性患者的卵巢储备功能受损。陈冬莹等［36］引入了关键的评估工具，利用卵巢储备的血清学标志AMH，纳入了广州的77例SLE女性，发现AMH水平与年龄和环磷酰胺的累积剂量有关，年龄越大、环磷酰胺累积剂量越大，AMH水平越低。Ma等［23］同样进行了单中心的横断面研究，纳入了42例未接受烷化剂治疗并且月经正常的SLE女性，将关注点从显性的治疗毒性转向了疾病本身潜在的生殖内分泌影响，发现患者的卵巢储备仍然存在损伤，提示SLE疾病本身可能就是一个独立的卵巢功能损伤因素。Gao等［12］除了关注到DOR，还关注了患者的月经异常和淋巴细胞亚群的变化，纳入了40例育龄期SLE女性，成功将免疫学机制与卵巢储备指标联系起来。 Xie等［27］从临床现象出发，纳入了50例接受过体外受精的SLE女性，发现患者的AMH水平和AFC显著低于健康对照组，并且其卵母细胞数量和卵子质量下降，接着通过基础研究深挖机制，最终提出潜在治疗策略。陈丹丹等［35］除了关注到育龄期SLE女性的DOR及其危险因素外，还关注到了近年来新兴的针对SLE治疗的利妥昔单抗的疗效，纳入了107例患者，发现生物制剂的使用对于育龄期SLE女性的卵巢功能有较好的安全性。上述研究虽然均为单中心开展，但其从临床研究到基础研究、从显性症状、危险因素到疾病机制再到治疗方案，为国内临床管理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体现了国内相关研究的完整证据谱系与传承。 本文总结了SLE对卵巢功能影响的研究进展，详见表1。 二. SLE损伤卵巢功能的机制 SLE导致的卵巢损伤是多因素耦合的结果，其核心机制涉及免疫损伤、内分泌轴紊乱以及外源性药物毒性的协同作用（图1）。上述机制在时序上存在先后或并行关系，并在层级上相互影响，共同导致DOR和卵巢功能障碍。 1.免疫损伤（自身免疫攻击与慢性炎症）：SLE患者体内存在针对卵巢组织的自身免疫应答，是造成卵巢损伤的重要机制。体液免疫方面，患者可产生抗卵巢抗体、抗黄体抗原抗体，直接攻击卵巢组织［10，74］。同时，患者体内睾酮水平降低（其具有天然免疫抑制作用）及B细胞过度活化，进一步加剧了自身抗体介导的损伤［12，75-76］。在细胞免疫方面，活化的T细胞、自然杀伤（natural killer，NK）细胞等也可能参与卵巢组织的免疫攻击［12，77-78］。此外，SLE相关的慢性炎症状态可释放大量炎性细胞因子，如肿瘤坏死因子α（tumor necrosis factor-α，TNF-α）和白细胞介素（interleukin，IL）-6、IL-10、IL-1β等，这些因子不仅可直接损害卵巢功能，还可干扰HPO轴的正常调节，间接导致卵巢功能障碍［9，30，77］。动物研究显示，狼疮小鼠的免疫稳态失衡改变了小鼠卵母细胞的结构，降低了小鼠卵母细胞的数量和卵子生成的质量［27，79］。Xie等［27］获得的SLE患者的临床样本也显示卵母细胞数量显著降低，卵子质量下降。 2.内分泌轴紊乱：HPO轴功能失调是SLE相关卵巢功能损伤的另一关键途径。异常表现为多层次的激素分泌紊乱：高催乳素血症可抑制排卵［9，68］；垂体功能障碍导致孕酮分泌不足，引起月经紊乱［6］；以及FSH水平升高、LH水平降低等促性腺激素调节失衡［6，80］。这些内分泌改变共同导致卵巢储备下降及排卵功能障碍。 3.药物累加效应：在既有免疫与内分泌损伤的基础上，治疗SLE的药物毒性（尤其是环磷酰胺）施加了累加损伤。环磷酰胺是治疗中重度SLE的常用免疫抑制剂，其性腺毒性是导致卵巢功能早衰的主要医源性因素［1，81］。大量研究表明，环磷酰胺可导致月经紊乱（如闭经、月经减少等）、DOR及POI［82-84］。环磷酰胺所致卵巢损伤的风险与下列因素显著相关：开始环磷酰胺治疗时年龄较大（尤其>30岁）者风险更高且累积剂量越高风险越大，尤其是超过10 g时风险显著增加［36，85-88］。环磷酰胺疗程较长也可能增加风险［89］。 环磷酰胺通过多重机制导致卵巢损伤：环磷酰胺可通过上调p53/CDKN2A/CDKN1A通路促进细胞衰老，激活Bax/caspase 3介导凋亡［90］，直接损伤生殖细胞；激活免疫介导的卵泡损伤，导致颗粒细胞死亡；通过抑制Nrf2/HO-1通路导致氧化应激活性氧蓄积；激活TLR4/MYD88/核因子-κB和NLRP3炎症小体通路引发炎症级联反应；下调血管内皮生长因子表达导致卵巢血供障碍［91］。另一项研究证明环磷酰胺的长期不良反应还会导致卵子中DNA甲基化和组蛋白修饰发生改变，进而抑制多个母系基因的转录［92］。研究还发现，母体接触环磷酰胺会改变子代卵子中特定印记基因的DNA甲基化［93］，提示其毒性作用不仅源于直接DNA损伤，也与表观遗传调控紊乱有关。上述机制共同导致卵巢储备加速耗竭、卵泡发育障碍，最终可能引发POI。在临床使用环磷酰胺时，应综合评估患者年龄、生育需求及累积剂量，并积极考虑卵巢功能保护策略（如应用GnRH-a等），以降低医源性卵巢损伤风险。 三. SLE相关卵巢功能保护的综合策略 为减轻疾病本身及环磷酰胺等药物对性腺的损害，临床已确立了从“预防性保护”到“治疗性修复”的阶梯化管理体系。在药物保护方面，临床常选用GnRH-a，在环磷酰胺治疗期间抑制卵泡耗竭，从而有效降低卵巢衰竭风险［94-96］。对于使用GnRH-a疗法来保护接受化疗的女性卵巢这一潜在益处尚未达成共识。GnRH-a进行治疗的成功可能性可能取决于多种因素，包括治疗开始时的年龄、烷化剂的累积剂量，以及是否将环磷酰胺作为单一疗法或与其他对生殖系统有毒性的药物联合使用，仍需要前瞻性、随机对照试验来证实这些结果。另有研究报道，吗替麦考酚酯、他克莫司、贝利尤单抗、利妥昔单抗等替代药物，或采用低剂量环磷酰胺序贯治疗方案，在控制疾病活动的同时减轻性腺毒性［35，97-99］。 SLE严重影响了女性患者的生殖健康，增加了其不良妊娠结局和孕期并发症的发生率［100-103］。对于有生育意愿的患者，建议积极采取生育力保存措施，如体外受精、胚胎冷冻、卵母细胞冷冻或卵巢组织冷冻等辅助生殖技术（assisted reproductive techniques，ART），以保留其未来生育潜能［104-105］。前瞻性研究显示，辅助妊娠并未增加SLE发作和不良妊娠结局的发生［106］。目前相关的研究存在地域性、样本量较小、未提供ART的详细信息等局限性，且在报告受试者参与情况、招募时间和混杂因素测量方面存在偏倚风险，导致不同ART的适用人群、优缺点、确切成功率和妊娠并发症尚不清楚，需要高质量的系统评价或强有力的证据总结。在临床管理中，应对所有接受环磷酰胺治疗的育龄期SLE患者定期监测AMH、AFC及FSH等卵巢储备功能指标，并综合患者年龄、疾病治疗需求及生育计划，个体化制定卵巢功能保护方案，合理联合应用GnRH-a、替代治疗药物及生育力保存技术，从而实现疾病控制与生殖健康保护的最优平衡。 四. 结语与展望 SLE显著增加育龄期女性月经异常、DOR及POI的风险，其机制涉及疾病相关的免疫-内分泌紊乱及以环磷酰胺为代表的药物性腺毒性。现有研究在疾病活动度与月经异常、DOR之间的关联方面已形成较一致的共识，但在SLE与绝经年龄、初潮年龄乃至卵巢癌风险的关系上，观察性研究与MR研究的结果仍存在矛盾，提示传统研究设计中混杂偏倚的影响，也凸显了从遗传角度探讨因果关联的重要性。研究间的异质性可能源自种族差异、样本规模、卵巢功能评估方法不一致以及研究人群特征（如年龄、疾病分期、治疗背景）的不同，在解读相关证据时需审慎考量。 SLE对卵巢功能的损害是多重机制共同作用的结果。在疾病自身层面，主要包括①体液免疫异常：如抗卵巢抗体等自身抗体直接攻击卵巢组织［10，74］；②细胞免疫与慢性炎症：活化的T细胞、NK细胞等可能攻击卵巢组织［12，77-78］，TNF-α、IL-6等炎性因子干扰HPO轴功能［9，30，77］；③内分泌紊乱：表现为高催乳素血症及促性腺激素分泌失衡［6，9，68，80］。在治疗层面，环磷酰胺可通过影响细胞衰老和凋亡、氧化应激、炎症反应、卵巢血供障碍、卵子的组蛋白修饰和DNA甲基化等多种机制导致卵巢损伤，其性腺毒性是导致卵巢早衰最主要且可干预的风险因素，其危害与用药年龄、累积剂量密切相关。因此，在控制疾病活动的同时，应将卵巢功能保护置于治疗策略的重要位置。 目前该领域仍存在若干关键科学问题亟待深入探索：首先，抗卵巢抗体与抗黄体抗体因检测未标准化、特异性不足及临床关联矛盾，其当前临床价值有限，这些SLE相关的自身抗体以及炎症因子参与卵巢损伤的具体分子机制尚未阐明［4］；其次，目前极度缺乏将JSLE患者从诊断开始，定期（如每年）监测AMH、AFC等卵巢储备指标，并一直随访至成年期（如30岁、40岁）的大规模、长期研究。这种研究对于绘制JSLE患者的卵巢功能衰老曲线至关重要。同时，对于轻中度、未使用环磷酰胺的SLE患者，其卵巢功能的自然演变规律仍缺乏长期随访数据；此外，现有卵巢保护策略（如应用GnRH-a）的长期有效性、安全性及适用人群仍需更多高质量前瞻性研究加以验证。在未来的研究中，建议：①聚焦抗心磷脂抗体、抗Sm抗体等SLE特征性自身抗体，通过建立抗体-卵巢细胞共培养体系或转基因动物模型，阐明其是否直接靶向颗粒细胞或卵母细胞表面抗原，并揭示下游关键信号通路；②利用蛋白质组、代谢组及单细胞转录组技术，系统筛选SLE患者血清、卵泡液或外周血免疫细胞中与卵巢功能损伤显著相关的特异性分子标志物，并构建可临床转化的风险预测模型；③开展多中心、大样本前瞻性队列研究，对未使用环磷酰胺的轻中度SLE育龄期患者进行≥3年的定期随访，系统记录其AMH、AFC、FSH等卵巢储备指标变化，明确疾病活动度、抗黄体抗体等与DOR的关系；④设计随机对照试验，在拟行环磷酰胺治疗的SLE患者中，比较GnRH-a联合治疗与不同ART等策略在治疗结束后3~5年内的卵巢功能恢复率、妊娠结局及安全性差异，为临床决策提供高级别证据；⑤基于SLE卵巢中免疫细胞浸润及炎性因子谱的特征，在临床前模型中验证局部给药系统（抗炎细胞因子抑制剂或免疫调节纳米药物）能否特异性减轻卵巢免疫损伤，同时避免全身免疫抑制过度。 总之，SLE相关卵巢功能损伤是一个涉及多系统、多机制的复杂临床问题。未来的研究着力于阐明精细的病理机制、建立精准的预测模型、优化分层的干预策略，寻找可早期预警卵巢损伤的生物标志物，开展大样本、多中心临床研究，比较不同保护方案的疗效与安全性，并探索更具靶向性的卵巢保护新途径。通过基础与临床研究的紧密结合，以及风湿免疫科、生殖医学科及妇产科的多学科协作，有望为SLE育龄期患者构建一套从“风险预警”到“主动保护”再到“生育力挽救”的全程管理新范式，最终在有效控制SLE病情的同时，守护好每一位女性的生殖健康与生育希望。 参考文献 向上滑动阅览 [1]Siegel CH, Sammaritano L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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