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链接:https://doi.org/10.1016/j.ccell.2026.10.012
一句话结论:在一项单臂、多中心 II 期试验中,对具核梭杆菌阳性、微卫星稳定的转移性结直肠癌患者,在替雷利珠单抗+呋喹替尼基础上加入甲硝唑,中位无进展生存期达到 6.0 个月(95% CI 3.9–10.7),超过了预设的 4.1 个月目标值(该阈值以既往同类人群的中位 2.6 个月为历史对照推算);安全性与两药联合的已知谱型一致,无 4 级及以上治疗相关不良事件。机制侧证据显示甲硝唑降低了具核梭杆菌丰度、重塑肠道菌群与代谢物,且粪菌移植与回补实验支持「菌群改变—CD8⁺ T 细胞分化」这一因果链;但单臂设计与 70.4% 患者后续接受其他治疗,使总生存期无法归因于本方案。
给读者的实用提示
一、看到"达到主要终点"先问预设阈值是多少。这项研究的主要终点是 PFS,样本量按"历史对照中位 PFS 2.6 个月、目标值 4.1 个月、单侧 α 0.05、80% 把握度"估算,最终入组 33 例。实际观察到的中位 PFS 是 6.0 个月(95% CI 3.9–10.7),高于 4.1 个月的目标值,所以作者表述为"达到主要终点"。这是单组目标值设计,检验的是"真实中位 PFS 是否高于 4.1 个月",不是"本方案优于某个同期对照"。原文报告的是点估计与置信区间,未报告针对该阈值的正式检验统计量与 P 值——读文献时别把"超过目标值"读成"随机对照意义上的优效"。
二、总生存期的数字不能记到本方案头上。中位 OS 尚未达到、1 年 OS 率 75%(95% CI 56.1%–86.6%)看着很好,但 27 例停药患者中 19 例(70.4%)后续接受了其他系统治疗:TAS-102 9 例、进入新临床试验 6 例、含西妥昔单抗的靶向治疗 4 例、局部放疗 1 例。作者自己写明:报告的中位 OS 应理解为"研究药物联合后续多线有效治疗的真实世界综合生存结局,而非研究药物单独带来的生存获益"。引用这个 75% 时必须带上这半句。
三、甲硝唑的给药节律是方案的一部分,不是"顺手加个抗生素"。本方案是替雷利珠单抗 200 mg 每 3 周、呋喹替尼 5 mg 第 1–14 天每 3 周、甲硝唑 0.4 g 每日三次仅第 1–7 天、且每 6 周一次。这个"脉冲式"设计的目的正是降菌而不造成持续失调——结果端也能对应上:梭杆菌门显著下降,但 α 多样性没有显著变化。若在临床中改成连续口服甲硝唑,菌群端的结论不能直接套用。
四、具核梭杆菌适合当"入组筛选标志物",不适合当"预后分层标志物"。研究里一个容易被略过的阴性结果是:按基线 Fn 丰度中位数分成高低两组,两组 PFS 无显著差异,与 ORR、DCR 也无显著相关(图 S3A–S3C);治疗前后 Fn 丰度下降幅度与 PFS 的关联同样未达显著(图 S4E)。也就是说,Fn 阳性用来"选人"是有效的(23/59 例筛查者因阴性被排除),但用它来预测谁会更受益,目前证据不支持。这一点对设计后续试验很关键:筛选富集可以,分层随机要谨慎。第一部分 · 深度解读1. 科学问题是什么?对临床问题的描述1.1 临床处境
转移性结直肠癌中,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的获益几乎被限制在 MSI-H/dMMR 亚型,而这一亚型只占全部 mCRC 约 5%[1–4];其余绝大多数为 MSS/pMMR,单药免疫治疗基本无效。因此近年主流方向是 ICI 联合抗血管生成药物(如 VEGF 抑制剂)[7–12]:理论上抗血管药物可使异常肿瘤血管正常化、改善免疫细胞浸润、逆转 VEGF 介导的免疫抑制,ICI 同时解除抑制信号,形成协同。但作者指出,这条机制链在临床上的兑现并不理想——"尽管有初始治疗反应,中位 PFS 常常仍低于 4 个月",短期敏感性难以转化为持久获益。这是本研究要解决的第一个现实问题:MSS 结直肠癌的免疫治疗需要一个能改写结局的新变量,而不是再叠加一个同类药。1.2 选定的新变量与其证据基础
作者把变量押在肠道菌群上,具体靶点是具核梭杆菌(F. nucleatum)。立论由四段既有证据支撑:
1. 具核梭杆菌在近半数 CRC 患者中富集,与不良预后及治疗抵抗广泛相关[20–24]。
2. 作者团队此前发现,该菌通过激活 TLR4/MyD88 通路诱导肿瘤细胞自噬,从而促进化疗抵抗[25]。
3. 在晚期 CRC 免疫治疗的临床观察中,粪便具核梭杆菌丰度升高与更短 PFS 显著相关[9,26]。其机制被描述为:该菌来源的琥珀酸抑制肿瘤细胞 cGAS-STING 轴,削弱 T 细胞趋化因子 CCL5 与 CXCL10 的产生,进而阻碍 CD8⁺ T 细胞浸润,最终驱动治疗抵抗[26]。
4. 横向证据:REGOTORI 研究中,瑞戈非尼联合特瑞普利单抗治疗的 MSS mCRC 患者,高梭杆菌丰度者中位 PFS 为 2.0 个月,低丰度者为 5.2 个月[9];类似现象亦见于头颈鳞癌与食管鳞癌[27,28]。
据此,作者提出的可操作假设是:降低具核梭杆菌丰度,可以重塑免疫抑制性微环境、逆转"冷"状态,从而克服治疗抵抗。1.3 为什么用甲硝唑,以及本研究的定位
临床前针对该菌的手段包括抗生素(甲硝唑、克林霉素)、噬菌体、疫苗/益生菌/益生元与饮食干预[29–31]。作者选择甲硝唑的理由是转化可行性:廉价、可及、抗厌氧菌活性明确,且已有患者来源异种移植模型显示其可降低梭杆菌丰度并抑制肿瘤生长[32],另有研究提示它可使肿瘤对免疫治疗重新敏感[26]。
作者明确指出此前的关键空白:"迄今没有任何临床试验证据证实靶向具核梭杆菌的策略能改善患者结局。"本研究即填补这一空白,且与既往策略的差别在于——不是从宽泛的 MSS 人群中筛选可能受益者,而是前瞻性地以生物标志物(Fn 阳性)定义队列,再把抗厌氧菌药物嵌入 PD-1 抑制剂+抗血管生成药的骨架。这一点是本研究的设计内核,也是它区别于 REGOTORI 等回顾性/全人群研究的根本处。1.4 临床问题的准确表述
在既往接受过治疗的 Fn 阳性、MSS/pMMR 转移性结直肠癌患者中,于替雷利珠单抗+呋喹替尼之上加用甲硝唑,能否把中位 PFS 从历史对照的 2.6 个月延长到 4.1 个月以上,且安全性可接受?同时以探索性终点回答"菌群与代谢物如何介导这一效应"。2. 研究对象:入组标准、排除条件、注册号2.1 注册与伦理ClinicalTrials.gov 注册号:NCT06356597
(原文报告)。
伦理批件:仁济医院伦理委员会 KY2024-004-A,遵循赫尔辛基宣言;全部受试者签署书面知情同意。
研究性质:单臂、多中心、开放性。中心为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上海第九人民医院。2.2 入组标准(原文要点)
1. 年龄 18–80 岁成人;
2. 组织学或细胞学确诊的转移性或不可切除结直肠腺癌,且为 MSS、MSI-L 或 pMMR;
3. 对至少两线标准系统治疗难治;
4. 基线粪便样本确认 Fn 阳性,定义为 qPCR Ct ≤35,并经琼脂糖凝胶电泳(扩增子大小)或 Sanger 测序进一步验证;
5. ECOG 体能状态 0 或 1;
6. 造血与器官功能保留(血红蛋白 ≥90 g/L、中性粒细胞 ≥1.5×10⁹/L、血小板 ≥100×10⁹/L 且 14 天内未依赖输血或生长因子;总胆红素 ≤1.5×ULN、AST/ALT ≤2.5×ULN,肝转移者放宽至胆红素 ≤3×ULN、AST/ALT ≤5×ULN,白蛋白 ≥30 g/L;肌酐 ≤1.5×ULN 或肌酐清除率 ≥50 mL/min);
7. 自愿签署书面知情同意。2.3 主要排除条件(原文要点)
妊娠或哺乳;筛查期慢性肠道疾病、感染性胃肠道疾病或肠梗阻;未控制的高血压(用药后收缩压 ≥150 mmHg 或舒张压 ≥100 mmHg)、高血压危象或高血压脑病;严重肝、心、肾功能损害;免疫治疗前 1 个月内全身抗生素使用超过 5 天;脑膜癌病或脑转移(现患或既往);甲硝唑禁忌;其他严重急性或慢性疾病/实验室异常,经研究者判断不适合。2.4 实际入组与人群构成
筛查 59 例,排除 26 例——其中 23 例因粪便 Fn 丰度检测阴性、3 例不符合器官与骨髓功能标准。2024 年 4 月 19 日至 2025 年 1 月 10 日共入组 33 例,全部接受研究治疗并纳入治疗集。治疗集中 2 例在首周期后停药(1 例不耐受、1 例实验室指标不符合)且未行影像评估,其后随访确认死亡;因此疗效可评估集为 31 例。
基线特征(表 1):中位年龄 67 岁(范围 32–76);男 17 例(51.5%)、女 16 例(48.5%);ECOG 0 分 18 例(54.5%)、1 分 15 例(45.5%);原发灶右半结肠 4 例(12.1%)、左半结肠/直肠 29 例(87.9%);肝转移 16 例(48.5%),肺转移 21 例(63.6%);单一器官转移 11 例(33.3%),多器官转移 22 例(66.7%)。分子特征:RAS/BRAFV600E 野生型 9 例(27.3%),RAS 突变 23 例(69.7%),未检出 BRAFV600E 突变,1 例待检。既往治疗:30 例接受过少于三线系统治疗,3 例三线及以上;既往接受奥沙利铂 32/33(97.0%)、伊立替康 31/33(93.9%)、贝伐珠单抗 26/33(78.8%)。全部患者既往均未接受过免疫治疗。
这一人群构成需要留意两点:其一,筛查失败的主因是 Fn 阴性(23/59),说明该标志物把近四成筛查者挡在门外,这是这类生物标志物定义试验的真实筛选成本;其二,肝转移占比不到一半(48.5%),而肝转移在既往研究中是免疫治疗的不利因素,作者自己在讨论中承认这一构成"可能对总体疗效估计引入了有利偏倚"。3. 干预方案
三联方案(图 1)具体给药:药物
:剂量与用法替雷利珠单抗(PD-1 抑制剂)
:200 mg,第 1 天,每 3 周一次呋喹替尼(多靶点 TKI/抗血管生成)
:5 mg 每日,第 1–14 天,每 3 周一次甲硝唑(抗厌氧菌抗生素)
:0.4 g 每日三次,第 1–7 天,每 6 周一次
方案设计上有两点值得单独指出:
第一,三个药的时间节律不同。免疫与抗血管治疗按 3 周周期,甲硝唑按 6 周周期、且只在每周期前 7 天给药。这是刻意的"脉冲式"抗厌氧菌策略——目的是降低梭杆菌而不造成持续性菌群失调;后文 α 多样性未见显著下降的结果,正是对这一给药设计的支持。
第二,甲硝唑的角色是"调节微生态"而不是"抗感染"。0.4 g 每日三次、仅 7 天的剂量,在感染性疾病中属于常规偏低强度,此处的作用靶点是菌群结构本身。
样本采集与探索性分析设计:自 33 例患者采集粪便样本共 102 份,时间点为基线及首次治疗后的第 6、12、18、24 周(图 2B)。机制侧的三条技术路线为宏基因组测序、代谢组学与单细胞测序;功能验证采用把患者粪菌移植入无菌小鼠。4. 对照方案
本研究没有同期对照组。这是解读全部疗效数据时必须扣住的前提。
设计类型:单臂(single-arm)、开放性、多中心。
疗效比较对象:预设的历史对照。作者在样本量估算中交代了其来源与数值——本团队既往数据显示,接受三线及以上免疫治疗联合抗血管生成药物的晚期 MSS CRC 患者中,Fn 水平升高者的中位 PFS 为 2.6 个月[26];REGOTORI 研究中高丰度梭杆菌者中位 PFS 为 2.0 个月[9]。研究保守选取 2.6 个月作为历史对照中位 PFS。
试验内设有对照的只有机制部分:小鼠实验中含对照组(未治疗/单药),并设置了万古霉素替代甲硝唑的"阴性对照"与具核梭杆菌回补的"逆转对照"。这些属于机制验证的对照,不能替代临床对照。
作者在局限性中明确写出下一步:计划开展多中心随机对照试验,比较"甲硝唑+替雷利珠单抗+呋喹替尼"与现行三线标准治疗。5. 终点结局5.1 主要终点
PFS,在治疗集(33 例)中分析。PFS 定义为自联合治疗开始至首次疾病进展或任何原因死亡的时间;分析时存活且无进展者按最近一次影像评估日期删失。
结果:中位 PFS 6.0 个月(95% CI 3.9–10.7)(图 3A)。截至数据截止(2025 年 12 月 30 日),治疗集共发生 27 例(81.8%)PFS 事件。6 个月 PFS 率 48.1%(95% CI 30.4%–63.8%)。
是否达到预设目标:样本量估算设定历史对照中位 PFS 2.6 个月、目标值 4.1 个月、单侧 α 0.05、80% 把握度,按指数分布假设估算,计入 20% 脱落/失访后定为 33 例。观察到的 6.0 个月高于该 4.1 个月目标值,作者据此表述"主要终点达到"。需要说明的是:原文报告的是点估计与置信区间,未报告针对该阈值的正式检验统计量与 P 值——这一点在核读时应当扣住,不能把"超过目标值"读成"随机对照意义上的显著优效"。5.2 次要终点终点
:结果ORR
:19.4%(6/31,95% CI 7.4%–37.4%),疗效可评估集DCR
:83.9%(26/31,95% CI 66.3%–94.5%)最佳总体反应
:CR 1 例(3.2%)、PR 5 例(16.1%)、SD 20 例(64.5%)、PD 5 例(16.1%)(表 2)肿瘤缩小
:15 例(48.4%)记录到靶病灶缩小(图 4A)至缓解时间(6 例 CR/PR)
:中位 2.7 个月DOR(6 例 CR/PR)
:中位 9.8 个月OS
:中位未达到(图 3B);1 年 OS 率 75%(95% CI 56.1%–86.6%)5.3 探索性亚组
肝转移 vs 无肝转移:中位 PFS 4.6 vs 8.0 个月,p = 0.245,HR 1.58(95% CI 0.73–3.43)。
肺转移 vs 无肺转移:8.0 vs 4.7 个月,p = 0.97,HR 0.98(95% CI 0.44–2.22)。
单器官 vs 多器官转移:8.0 vs 5.3 个月,p = 0.118,HR 2.01(95% CI 0.84–4.82)。
三个亚组比较均未达统计学显著。作者对此的解读是:与既往 REGONIVO、C800、RIN 等研究中"肝转移患者获益更差"的结论不同,本研究未观察到该差异;但同时承认本队列肝转移不足半数,可能引入有利偏倚,且甲硝唑主要作用于肠道菌群,对肝转移灶内梭杆菌定植的作用可能有限。5.4 安全性
安全性在全部 33 例中评估(表 S1):
至少一起治疗相关不良事件(TRAE):93.9%;
至少一起 3 级 TRAE:30.3%;无 4 级或 5 级 TRAE,无治疗相关死亡
。
常见 1–2 级 TRAE(≥20%):蛋白尿 45.5%、乏力 42.4%、甲状腺功能减退 42.4%、低白蛋白血症 36.4%、食欲减退 30.3%、便血 27.3%、黏膜炎 27.3%、贫血 27.3%、手足综合征 27.3%、高血压 24.3%、ALT/AST 升高 24.3%、腹泻 24.3%、腹痛 21.2%、白细胞减少 21.2%、血小板减少 21.2%。
最常见的 3 级 TRAE:手足综合征 9.1%、腹泻 6.1%、高血压 6.1%。
免疫相关 AE:3 级腹泻/结肠炎 2 例、3 级心肌炎 1 例,均经糖皮质激素治疗后好转。未观察到甲硝唑相关感染
,亦无提示机会性感染或致病菌扩张的 AE;5 例出现头痛,均为 1 级。
安全性结论的准确表述是:与该类联合方案(抗血管+抗 PD-1)既往报告的毒性谱基本一致,未见新的组合相关 AE;这与作者自己的措辞相符。它不能被读成"这个方案很安全"——93.9% 有 TRAE、30.3% 有 3 级事件,仍属需要管理的强度。5.5 探索性机制终点(概要,详见第 7 问后的机制部分)
肠道菌群:基线 Fn 丰度高低与 PFS、ORR、DCR 均无显著相关(图 S3A–S3C);治疗后梭杆菌门显著下降(p < 0.05),α 多样性无显著变化,β 多样性在 6 周有显著差异(p < 0.05)而 12 周无。响应者中 22 个菌种丰度变化(p < 0.05,|log2FC| > 2),包括 F. nucleatum 与 B. wadsworthia 下降、L. plantarum 与 L. mucosae 等益生菌上升;非响应者 63 个菌种变化,以肠球菌属(E. casseliflavus、E. canintestini、E. gallinarum)上升为特征。代谢组:26 个代谢物变化,琥珀酸在 6 周显著下降(12 周 p = 0.051);响应者中戊酸、牛磺酸等 7 个代谢物上升。6. 研究设计6.1 设计要素要素
:内容设计类型
:单臂、多中心、开放性 II 期试验中心
:仁济医院、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上海第九人民医院(均为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注册
:NCT06356597入组时间
:2024-04-19 至 2025-01-10(筛查自 2024 年 4 月起)样本量
:33 例(治疗集);疗效可评估 31 例主要终点
:PFS数据截止
:2025-12-30中位随访
:13.0 个月(范围 1.3–19.9)试验状态
:截至截止日:24 例(72.7%)因疾病进展停药,1 例(3.0%)撤回知情同意,6 例(18.2%)仍在治疗6.2 筛选与入组流程(对应 CONSORT 式流程,图 2A)
筛查 59 例 → 排除 26 例(Fn 阴性 23 例、器官/骨髓功能不合格 3 例)→ 入组并接受治疗 33 例 → 首周期后停药 2 例(不耐受 1 例、实验室指标不合格 1 例,未行影像评估)→ 疗效可评估 31 例。6.3 设计层面的关键判断
优点:以生物标志物前瞻性定义队列,使"同质人群+机制探索"成为可能;机制侧证据链完整度远超一般 II 期试验——包含宏基因组、代谢组、单细胞、类器官替代(无菌小鼠 FMT)、以及回补实验。
固有局限:单臂无同期对照,ORR/PFS 只能与历史数据参照;样本量按 PFS 目标值设计而非按优效性检验设计,因此不具备随机对照试验的推断强度;随访中位 13.0 个月,OS 尚不成熟。7. 统计原则与分析方法7.1 样本量估算(原文口径)
以指数分布假设下的生存分析方法估算:历史对照中位 PFS 2.6 个月[26](并参照 REGOTORI 的 2.0 个月[9]),假设试验治疗可将中位 PFS 延长至预设目标值 4.1 个月,单侧 α 0.05、把握度 80%,计算所需样本量;在此基础上按 20% 脱落/失访率上调,最终定为 33 例 Fn 阳性 MSS mCRC 患者。
这一估算逻辑需要点明其性质:它是单组目标值设计(single-arm target-value design),检验的是"真实中位 PFS 是否高于 4.1 个月",而不是"试验组与对照组谁更好"。7.2 分析人群
原文明确使用三个人群,且分别对应不同终点:治疗集(treated set,n = 33)
:主要终点 PFS 与安全性在此分析;疗效可评估集(response-evaluable set,n = 31)
:ORR、DCR 及最佳总体反应在此分析(排除首周期后未行影像评估的 2 例);生物标志物可评估集
:菌群、代谢组等探索性分析(菌群分析取样 33 例 102 份样本;配对宏基因组分析为基线-6 周 27 例、基线-12 周 19 例;代谢组基线-6 周 27 例)。
原文未使用"意向性治疗(ITT)"这一表述;按定义,治疗集(全部入组并接受治疗者)在此单臂试验中承担了类似角色。"全分析集/符合方案集"的划分原文未报告。7.3 统计方法
生存分析:Kaplan-Meier 法估计中位 PFS 与 OS 及 95% CI(原文注明中位 PFS 与相应 95% CI 用 KM 法估计);亚组比较报告 p 值与 HR(95% CI)。
反应评估:RECIST 1.1;ORR/DCR 以比例及 95% CI 报告。
菌群:α 多样性以 Shannon、Simpson 指数比较(Wilcoxon 检验);β 多样性比较群落组成;差异菌种用 MaAsLin2校正性别、年龄、BMI 等混杂后分析(阈值 p < 0.05、|log2FC| > 2);共现网络分析刻画 F. nucleatum 与其他菌种的关联结构。
代谢组:火山图与热图,采用校正年龄、性别、BMI 的线性混合效应模型(阈值 p < 0.05、|log2FC| > 1.2、FDR < 0.4 或 < 0.7,不同分析层级阈值不同);Wilcoxon 检验用于组间比较。
单细胞:10× Genomics 平台、无监督聚类、Monocle2 拟时序分析;流式细胞术验证。
小鼠实验:Wald 检验比较组间肿瘤生长。
多重比较:原文在各组学分析中报告了 FDR 阈值,但未说明是否对多个临床终点做整体校正(原文未报告)。7.4 对统计解读的提醒
三个亚组分析的 HR 方向值得注意但均不显著(肝转移 HR 1.58、多器官转移 HR 2.01,置信区间均跨 1)。在 n = 33 的单臂试验里,亚组分析只能作为假设生成,不能作为结论。作者的行文基本守住了这条线,但在"未观察到肝转移患者获益更差"这一点上,措辞容易被读者读成"肝转移患者同样获益"——准确的说法是本试验未检出差异,且肝转移者不足半数。8. 临床意义8.1 作者主张的临床意义
作者的落点是三层的:
1. 给出一个可操作的生物标志物定义治疗路径。不追求让全部 MSS 人群受益,而是先用 Fn 阳性把人群缩小,再针对性干预。作者称这"为微生物组调节肿瘤学建立了范式"。
2. 在极难治的亚群里把 PFS 推到 6 个月。作为参照,作者列出:三线 mCRC 常规药物(瑞戈非尼、呋喹替尼或 TAS-102)中位 PFS 约 2 个月[45–47],PD-1 抗体联合抗血管生成药物约 4 个月[7–11],而 Fn 高丰度者仅 2.0–2.6 个月[9,26]。
3. 提供机制证据支持"减菌—重塑菌群—增强 CD8⁺ T 细胞"这一路径,并用回补实验建立了因果方向。8.2 这些意义中哪些是站得住的
站得住的部分:
PFS 6.0 个月这一观察值本身是可靠的(KM 估计,事件数 27/33 足够,随访 13.0 个月)。
安全性结论可靠:无 4/5 级 TRAE、无治疗相关死亡,与该类联合方案的已知谱型一致。
机制侧的因果证据是本研究最硬的部分:把响应者粪菌移植给无菌小鼠可传递疗效敏感性,把甲硝唑换成万古霉素则疗效消失(说明起效的是抗厌氧菌谱而非"抗生素"这个类别本身),再把具核梭杆菌回补回去则疗效被逆转。三向操作合起来,才把"具核梭杆菌是因果节点"从相关推进到可干预。这是很多 II 期试验做不到的。
一个反向的、值得记录的阴性结果:基线 Fn 丰度高低与 PFS/ORR/DCR 均无显著相关。也就是说,Fn 在这里更适合作为"入组筛选标志物",而不是"预后分层标志物"。这与既往把高丰度视为不良预后指标的观察并不矛盾,但提示其预测价值可能被高估。
需要打折扣的部分:6.0 个月 vs 4.1 个月不是随机对照比较。
单臂目标值设计的推断强度有限,历史对照的选择(2.6 个月来自本团队既往 Fn 高丰度人群[26])本身就带有选择效应。作者已计划随机对照试验,但在那之前,本结果应表述为"达到预设目标值",而不是"优于标准三线治疗"。OS 不能归因于本方案。
中位 OS 未达到、1 年 OS 75%,但 27 例停药者中 19 例(70.4%)接受了后续系统治疗(TAS-102 9 例、进入新临床试验 6 例、含西妥昔单抗的其他靶向治疗 4 例、局部放疗 1 例)。作者自己明确写道:报告的中位 OS 应理解为"研究药物联合后续多线有效治疗的真实世界综合生存结局,而非研究药物单独带来的生存获益"。这是全文最需要照抄进读者认知的一句话。人群构成偏倚。
肝转移仅 48.5%、ECOG 0 分占 54.5%、全部未接受过免疫治疗——这是一个相对"体能好、器官负荷轻"的队列。外推到真实三线人群时会打折。机制证据来自小鼠,不是患者组织。
单细胞测序用的是 MC38 荷瘤无菌小鼠的 CD45⁺ 细胞;患者侧只有血清细胞因子(6 例 CR/PR 上升、21 例 SD/PD 无变化)与外周/粪便读数。作者在局限性中承认"缺乏系统性获取的治疗前后配对组织标本"。8.3 对临床实践的直接含义
现在还不能据此改变三线标准治疗。可操作的三个动作是:(1)对拟行免疫联合抗血管治疗的 MSS mCRC 患者,把粪便 Fn 检测纳入讨论——它至少能识别出一个预后更差的亚群;(2)若决定使用甲硝唑,注意本方案的节律是"6 周一次、每次 7 天",不是连续给药,这是控制菌群失调的设计要点;(3)把 3 级 irAE(结肠炎、心肌炎)的基线风险评估与全程监测写进流程,本试验中各 1–3 例,均可经激素控制。9. 机制部分的分层解读(对应原文结果第 7–9 节)
这一部分信息量大,但证据等级参差,需分层说明。
第一层:甲硝唑确实降低了靶细菌,且未造成广泛菌群失调。梭杆菌门在治疗后显著下降(p < 0.05),α 多样性无显著变化,β 多样性在 6 周有显著改变而 12 周恢复——作者据此认为该给药方案避免了长期抗生素常见的持续性失调。这一层证据是直接的。
第二层:响应者与非响应者的菌群重塑方向不同。响应者(n = 16)22 个菌种变化,F. nucleatum 与 B. wadsworthia 下降、L. plantarum 与 L. mucosae 上升,且 F. nucleatum 的共现网络近乎瓦解(基线正向关联 55 个菌种、负向 7 个;治疗后正向仅 2 个、负向 4 个)。非响应者(n = 11)63 个菌种变化,特征是肠球菌属上升,且 F. nucleatum 的共现网络未瓦解(治疗后仍正向关联 17 个菌种)。这一层是关联性的,样本量小(16 vs 11),属于假设生成。
第三层:代谢物层面的改变。琥珀酸在 6 周显著下降(与既有的"琥珀酸抑制 cGAS-STING"机制[26]方向一致),响应者中戊酸、牛磺酸等上升。作者同时报告了一个阴性结果:非响应者粪便 TCDCA 显著下降,但血清 TCDCA 无变化,因此认为 TCDCA 在本研究中"似乎并不起介导作用"。这一层同样是关联性的。
第四层:因果验证(小鼠)。这是最硬的一层,包含四个正交操作:响应者粪菌移植使无菌小鼠对三联治疗敏感、非响应者粪菌移植则抵抗;甲硝唑替换为万古霉素后疗效消失;已获敏感的移植小鼠口服回补 F. nucleatum 后疗效被逆转;治疗后(6 周)响应者粪菌移植同样能传递敏感性。单细胞层面,联合治疗组肿瘤浸润 CD8⁺ T 细胞比例升高、细胞毒性 IFN-γ⁺ 亚群扩增、拟时序轨迹向终末效应态偏移、终末耗竭减少。但所有这些都在小鼠身上,人体内只有血清细胞因子(granzyme B、IFN-γ、IL-1ra、IL-10 在 6 例 CR/PR 中升高,21 例 SD/PD 中不变)作为间接印证。
一句话概括机制部分的可信度:"甲硝唑降低具核梭杆菌"是人体验证的;"这导致 CD8⁺ T 细胞分化改善、从而带来疗效"是动物模型验证、人体仅有间接印证的。第二部分 · 全文翻译全文翻译(一):题目 · 作者与单位 · 摘要 · 亮点 · 前言
译自 Cancer Cell 44, 1–16(2026-12-14),doi:10.1016/j.ccell.2026.10.012。只译不改;参考文献标记按原编号保留为 [n] 形式。题目
靶向具核梭杆菌:甲硝唑联合替雷利珠单抗与呋喹替尼治疗微卫星稳定型结直肠癌的多中心 II 期研究
(原文:Targeting F. nucleatum with metronidazole plus tislelizumab and fruquintinib in MSS colorectal cancer: A multicenter phase 2 study)作者与单位
Shanshan Jiang,¹,⁷ Xiaolin Lin,²,⁷ Lekai Ni,¹,⁷ Yanjie Zhang,⁴,⁷ Haoyan Chen,¹,⁷ Chuan Liu,³ Haihua Yuan,⁴ Ziran Kang,¹ Jiali Jiao,⁵ Ting Han,² Meng Zhuo,² Xiuqi Wu,² Jingyi Zhou,³ Rongze Sun,³ Muni Hu,¹ Zhixing Deng,¹ Yichao Jiang,¹ Chenyi Zhang,¹ Pingping Xu,¹ Peiying Li,⁶ Qi Li,³,\* Ying-Xuan Chen,¹,\* Xiu-Ying Xiao,²,\* and Jing-Yuan Fang¹,⁸,\*
¹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消化内科、上海市消化疾病研究所、消化疾病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重点实验室、肿瘤系统医学全国重点实验室,上海,中国 ²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肿瘤科,上海,中国 ³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肿瘤科,上海,中国 ⁴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第九人民医院肿瘤科,上海,中国 ⁵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临床研究中心,上海,中国 ⁶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麻醉与重症医学科,上海,中国 ⁷ 这些作者贡献相同 ⁸ 通讯负责人
\*通讯作者:leeqi@sjtu.edu.cn(Q.L.)、chen71@126.com(Y.-X.C.)、xiaoxiuying2002@163.com(X.-Y.X.)、jingyuanfang@sjtu.edu.cn(J.-Y.F.)亮点
甲硝唑、替雷利珠单抗与呋喹替尼在 Fn 阳性 MSS 转移性结直肠癌中达到主要终点
中位无进展生存期 6.0 个月,客观缓解率 19.4%,1 年总生存率 75.0%,安全性可管理
甲硝唑降低具核梭杆菌丰度,且未造成广泛菌群失调
该方案促进细胞毒性 CD8⁺ T 细胞分化并阻止终末耗竭概要(In brief)
在这项多中心 II 期临床研究中,Jiang 等报告抗菌药物甲硝唑联合替雷利珠单抗与呋喹替尼在具核梭杆菌阳性的微卫星稳定型转移性结直肠癌中取得了令人鼓舞的临床活性,毒性可管理。甲硝唑降低了具核梭杆菌丰度而未造成广泛菌群失调,该方案增强了 CD8⁺ T 细胞应答。摘要
具核梭杆菌(Fusobacterium nucleatum)已被认为与结直肠癌(CRC)的化疗抵抗和免疫逃逸相关,但针对该细菌的治疗策略仍然有限。在这项多中心、单臂 II 期试验中(NCT06356597),33 例具核梭杆菌阳性、微卫星稳定的转移性 CRC 患者接受了替雷利珠单抗、呋喹替尼与抗菌药物甲硝唑的联合治疗。主要终点达到,中位无进展生存期为 6.0 个月。客观缓解率与疾病控制率分别为 19.4% 与 83.9%。30.3% 的患者发生 3 级治疗相关不良事件,无 4 级或 5 级事件。宏基因组分析显示甲硝唑降低了具核梭杆菌的丰度。探索性分析将临床获益与乳杆菌属菌种的富集相关联,将无缓解与肠球菌属相关联。来自缓解者的粪菌移植使无菌小鼠对该治疗敏感化,这增强了细胞毒性 CD8⁺ T 细胞的分化并减少了终末耗竭。这些发现支持在具核梭杆菌阳性的转移性 CRC 中进一步评估该联合方案。前言
尽管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CI)在多种恶性肿瘤中取得了临床突破,但多数转移性结直肠癌(mCRC)患者——特别是微卫星稳定(MSS)型患者——未能获益,因为 ICI 的疗效在很大程度上仅限于高度微卫星不稳定(MSI-H)或错配修复缺陷(dMMR)分子亚型[1–4]。这些患者仅占全部 mCRC 患者约 5%,这意味着绝大多数患者无法从现有 ICI 单药治疗中获益[5,6]。因此,基于 ICI 与其他治疗方式联合的策略随之出现,其中与抗血管生成药物(如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抑制剂)的联合已成为一种值得注意的新兴治疗模式[7–12]。这一联合治疗的生物学机制有坚实的理论基础:抗血管生成药物可促进异常肿瘤血管的正常化,从而改善免疫细胞浸润并逆转 VEGF 介导的肿瘤微环境(TME)内免疫抑制状态;同时,ICI 阻断免疫抑制信号并重新激活耗竭 T 细胞的功能,理论上导致协同的抗肿瘤效应[13,14]。然而,尽管这种双重调控在机制上合理,联合治疗的实际临床疗效仍不令人满意。新出现的证据提示,尽管有初始治疗反应,中位无进展生存期(PFS)仍常常低于 4 个月。这凸显了把短期敏感性转化为持久临床获益这一艰巨挑战[7–12]。因此,考虑到免疫治疗对 MSS 结直肠癌(CRC)有限的有效率,探索能够预测疗效的新型生物标志物并推动其向临床实践转化,已成为该领域一项关键而紧迫的科学挑战。
目前,CRC 免疫治疗临床应用的核心挑战在于如何有效逆转肿瘤的免疫"冷"状态。当前主流策略主要着眼于增强肿瘤免疫原性(如提高肿瘤突变负荷[TMB]或重塑 TME)[15,16]。近年来,肠道菌群——一个与 CRC 发生发展密切相关的因素——受到广泛关注,并被认为是抗肿瘤免疫应答的关键调节者[17–19]。其中,具核梭杆菌(Fusobacterium nucleatum)是一种革兰阴性厌氧菌,在近半数 CRC 患者中富集,已被多项研究报告与不良预后及治疗抵抗广泛相关[20–24]。我们此前的研究揭示,具核梭杆菌可通过激活 TLR4/MyD88 信号通路诱导肿瘤细胞自噬,从而促进化疗抵抗[25]。值得注意的是,在晚期 CRC 免疫治疗的临床观察中,粪便具核梭杆菌丰度升高与更短的 PFS 显著相关[9,26]。我们近期的研究进一步证明,在接受 PD-1 阻断联合瑞戈非尼治疗的 MSS CRC 患者中,较高的具核梭杆菌丰度与较差的临床结局相关,包括更短的中位 PFS(2.6 个月)与更差的总生存期(OS)。在机制上,具核梭杆菌来源的琥珀酸抑制肿瘤细胞中的 cGAS-STING 信号轴,从而损害 T 细胞趋化因子 CCL5 与 CXCL10 的产生。这种代谢-免疫相互作用严重阻碍 CD8⁺ T 细胞向 TME 的浸润,最终驱动治疗抵抗[26]。在 REGOTORI 研究中,接受瑞戈非尼联合特瑞普利单抗治疗的 MSS mCRC 患者中,梭杆菌丰度高者的 PFS 显著短于低丰度者(中位 PFS:2.0 对 5.2 个月)[9]。此外,梭杆菌的影响并不局限于 CRC。近期证据表明它还参与介导其他恶性肿瘤的免疫治疗抵抗,如头颈鳞状细胞癌(HNSCC)与食管鳞状细胞癌(ESCC)[27,28]。这一关键作用揭示了一个有前景的治疗前沿:降低具核梭杆菌丰度提供了一种重编程免疫抑制性 TME、逆转"冷"状态、并可能克服治疗抵抗的策略。
在这一有力理据的驱动下,已探索了多种旨在清除或中和具核梭杆菌的临床前干预手段。这些包括使用抗生素(如甲硝唑与克林霉素)的直接抗菌途径;噬菌体治疗等精准生物制剂;以及采用疫苗、益生菌、益生元与饮食干预的生态调节策略[29–31]。其中,甲硝唑作为首选的转化候选脱颖而出。作为一种性价比高、广泛可及的抗厌氧菌抗生素,其对梭杆菌具有确切活性,具备即时的临床可应用性。临床前证据有力地支持这一潜力:在患者来源异种移植模型中,甲硝唑治疗可降低梭杆菌丰度并抑制肿瘤生长[32];其他研究则表明它可使肿瘤对免疫治疗重新敏感[26]。然而,尽管有这些令人鼓舞的临床前发现与坚实的机制基础,一个关键的转化空白依然存在。迄今为止,尚无临床试验证据证实靶向具核梭杆菌的策略能够改善患者结局。
本研究考察了一种三联联合治疗的临床疗效与耐受性,该方案由替雷利珠单抗、呋喹替尼与甲硝唑组成,专为具核梭杆菌阳性 mCRC 患者设计。我们的发现显示,该方案产生了令人瞩目的临床活性,PFS 达到 6 个月,同时保持可管理的安全性。我们认为,这一路径不仅为规避 mCRC 的免疫治疗抵抗提供了务实策略,也为微生物组调节肿瘤学建立了范式。最终,这些结果为优先考虑由生物标志物定义的患者亚群、并指导未来基于微生物组的干预试验的设计,提供了坚实的框架。结果患者与治疗
本研究于 2024 年 4 月至 2025 年 1 月间筛查了 59 例 mCRC 患者。其中 23 例因粪便具核梭杆菌丰度检测阴性而被排除,3 例未满足器官与骨髓功能足够的入组标准。最终,在 2024 年 4 月 19 日至 2025 年 1 月 10 日期间,33 例患者入组、接受研究治疗并纳入治疗集。在治疗集内,2 例患者在首周期后停药(1 例因不耐受,1 例因实验室指标不符合)且未行影像学评估;其后的随访确认了这两例死亡。因此,31 例患者纳入疗效可评估集。
患者人口学与基线疾病特征汇总于 表 1。全部 33 例患者的中位年龄为 67 岁(范围:32–76),其中男性 17 例(51.5%)、女性 16 例(48.5%)。美国东部肿瘤协作组(ECOG)体能状态为 0 分者 18 例(54.5%),1 分者 15 例(45.5%)。原发肿瘤部位为右半结肠者 4 例(12.1%),左半结肠/直肠者 29 例(87.9%)。肝转移者 16 例(48.5%),肺转移者 21 例(63.6%)。其中,仅有肝转移者 3 例,仅有肺转移者 5 例,肝肺同时转移者 9 例。总体上,单一器官转移者 11 例(33.3%),多器官转移者 22 例(66.7%)。关于基因改变,9 例(27.3%)为 RAS/BRAFV600E 野生型 CRC,23 例(69.7%)携带 RAS 突变,未检出 BRAFV600E 突变,另有 1 例待检。入组前,30 例接受过少于三线系统抗肿瘤治疗,3 例接受过三线及以上。多数患者既往接受过奥沙利铂(32/33,97.0%)、伊立替康(31/33,93.9%)与贝伐珠单抗(26/33,78.8%)。无患者入组前接受过免疫治疗。主要终点为治疗集的 PFS(见 STAR Methods)。次要终点包括 OS、客观缓解率(ORR)、疾病控制率(DCR)、缓解持续时间(DOR)与安全性(见 STAR Methods)。关键探索性终点涉及生物标志物,如生物标志物可评估集中与临床疗效或毒性相关的肠道菌群与代谢物(图 1)。
截至 2025 年 12 月 30 日的数据截止日,24 例患者(72.7%)因疾病进展停止研究治疗,1 例(3.0%)在治疗期间撤回知情同意,6 例(18.2%)仍在研究治疗中(图 2A)。中位随访时间为 13.0 个月(范围 1.3–19.9 个月)。
表 1. 基线特征年龄 ≥65 岁
:18 例(54.5%)年龄 <65 岁
:15 例(45.5%)性别,男性
:17 例(51.5%)性别,女性
:16 例(48.5%)原发肿瘤部位,左半结肠/直肠
:29 例(87.9%)原发肿瘤部位,右半结肠
:4 例(12.1%)ECOG 体能状态 0
:18 例(54.5%)ECOG 体能状态 1
:15 例(45.5%)转移部位,肝
:16 例(48.5%);其中仅肝 3 例(9.1%)、肝与肺 9 例(27.3%)、肝与其他 4 例(12.1%)转移部位,肺
:21 例(63.6%);其中仅肺 5 例(15.1%)、肺与肝 9 例(27.3%)、肺与其他 7 例(21.2%)转移部位,淋巴结
:10 例(30.3%)转移部位,其他
:17 例(51.5%)转移器官数目,单一
:11 例(33.3%)转移器官数目,多个
:22 例(66.7%)既往治疗药物,奥沙利铂
:32 例(97.0%)既往治疗药物,伊立替康
:31 例(93.9%)既往治疗药物,贝伐珠单抗
:26 例(78.8%)既往治疗药物,西妥昔单抗
:8 例(24.2%)既往治疗药物,TAS-102
:1 例(3.0%)既往治疗药物,瑞戈非尼
:1 例(3.0%)质子泵抑制剂使用,是
:6 例(18.2%)质子泵抑制剂使用,否
:27 例(81.8%)局部治疗史,放疗
:3 例(9.1%)局部治疗史,转移灶切除
:10 例(30.3%)局部治疗史,消融治疗
:6 例(18.2%)RAS/BRAF 状态,RAS/BRAFV600E 野生型
:9 例(27.3%)RAS/BRAF 状态,RAS 突变
:23 例(69.7%)RAS/BRAF 状态,BRAFV600E 突变
:0 例(0%)RAS/BRAF 状态,缺失
:1 例(3.0%)既往系统治疗线数,2 线
:30 例(90.9%)既往系统治疗线数,≥3 线
:3 例(9.1%)临床活性
截至数据截止日,治疗集共发生 27 例(81.8%)PFS 事件。主要终点结果显示中位 PFS 为 6.0 个月(95% 置信区间[CI]:3.9–10.7)(图 3A)。中位 OS 尚未达到(图 3B)。此外,6 个月 PFS 率为 48.1%(95% CI:30.4%–63.8%),1 年 OS 率为 75%(95% CI:56.1%–86.6%)。
在疗效可评估集中,31 例患者接受了至少一次影像学评估以评价治疗反应。其中,影像学部分缓解(PR)见于 5 例,20 例达到稳定疾病(SD)。此外,1 例达到完全缓解(CR)(表 2;图 S1)。ORR 为 19.4%(31 例中 6 例,95% CI:7.4%–37.4%),DCR 达到 83.9%(31 例中 26 例,95% CI:66.3%–94.5%)。15 例记录了肿瘤缩小,占疗效可评估患者的 48.4%(图 4A)。对于达到缓解(CR/PR)的 6 例患者,中位至缓解时间为 2.7 个月,中位缓解持续时间为 9.8 个月(图 4B 和 4C)。
为评估研究治疗在不同患者亚组中的疗效,进行了探索性亚组分析(图 S2)。有与无肝转移患者的中位 PFS 未观察到统计学显著差异(4.6 对 8.0 个月;p = 0.245;风险比[HR] = 1.58,95% CI:0.73–3.43)。同样,有与无肺转移患者的中位 PFS 也无显著差异(8.0 对 4.7 个月;p = 0.97;HR = 0.98,95% CI:0.44–2.22)。值得注意的是,与多器官转移患者相比,单一器官转移患者的中位 PFS 更长(8.0 对 5.3 个月;p = 0.118;HR = 2.01,95% CI:0.84–4.82)。
表 2. 研究者评估的患者反应最佳总体反应,完全缓解
:1 例(3.2%)最佳总体反应,部分缓解
:5 例(16.1%)最佳总体反应,稳定疾病
:20 例(64.5%)最佳总体反应,疾病进展
:5 例(16.1%)客观缓解率
:19.4%(95% CI:7.4%–37.4%)疾病控制率
:83.9%(95% CI:66.3%–94.5%)
数据为例数(%)。肿瘤反应按 RECIST 1.1 版评估。CI,置信区间;RECIST,实体瘤疗效评价标准。安全性
该联合治疗在整个研究期间表现出良好的安全性特征。分析时,93.9% 的患者经历过至少一起治疗相关不良事件(TRAE),30.3% 经历过至少一起 3 级 TRAE。未发生 4 级或 5 级 TRAE,亦无治疗相关死亡(表 S1)。多数 TRAE 严重程度为 1 级或 2 级。常见的 1 级或 2 级 TRAE(发生率 ≥20%)包括蛋白尿(45.5%)、乏力(42.4%)、甲状腺功能减退(42.4%)、低白蛋白血症(36.4%)、食欲减退(30.3%)、便血(27.3%)、黏膜炎(27.3%)、贫血(27.3%)、手足综合征(27.3%)、高血压(24.3%)、丙氨酸氨基转移酶或天冬氨酸氨基转移酶升高(24.3%)、腹泻(24.3%)、腹痛(21.2%)、白细胞减少(21.2%)与血小板减少(21.2%)。最常见的 3 级 TRAE 为手足综合征(9.1%)、腹泻(6.1%)与高血压(6.1%)。免疫相关不良事件(irAE)包括 2 例 3 级腹泻/结肠炎与 1 例 3 级心肌炎,均在糖皮质激素治疗后好转。未观察到甲硝唑相关感染,亦无提示机会性感染或致病菌扩张的不良事件(AE)。此外,5 例患者出现头痛,严重程度均为 1 级。
图 1. 研究设计与实验流程这项多中心研究入组了 33 例微卫星稳定(MSS)转移性结直肠癌(mCRC)且检测为具核梭杆菌阳性(Fn+)的患者。治疗干预为三联联合方案:替雷利珠单抗(第 1 天 200 mg,每 3 周一次)、呋喹替尼(第 1–14 天每日 5 mg,每 3 周一次)与甲硝唑(第 1–7 天每日三次 0.4 g,每 6 周一次)。主要终点为 PFS,次要终点包括 ORR、OS 与安全性。为探究治疗反应的机制,从缓解者(CR + PR + SD ≥6 个月)与无缓解者(PD + SD <6 个月)采集基线与治疗期间的粪便样本用于探索性分析。这一多维工作流程整合了用于菌群谱型分析的宏基因组测序、代谢组学以及用于细胞表征的单细胞测序。此外,还通过将患者样本粪菌移植入无菌小鼠进行了功能验证。
图 2. 研究流程(A)在排除 26 例不符合入组标准的患者后,33 例患者接受了甲硝唑、替雷利珠单抗与呋喹替尼治疗,并纳入治疗集分析。 (B)样本采集与给药时间线。
图 3. 长期结局数据(A)无进展生存期(PFS)的 Kaplan-Meier 曲线。 (B)总生存期的 Kaplan-Meier 曲线。NR,未达到。中位 PFS 及相应 95% 置信区间(CI)用 Kaplan-Meier 法估计。
图 4. 肿瘤反应(A)瀑布图显示 31 例接受本研究治疗并进行了影像学评估的患者中,靶病灶最长径之和相对基线的最大百分比变化。PD,疾病进展;SD,稳定疾病;PR,部分缓解;CR,完全缓解。 (B)泳道图显示治疗持续时间(n = 31)。NE,不可评估。 (C)蜘蛛图显示靶病灶直径之和随时间的改变(n = 31)。治疗后微生物组的变化
在整个研究过程中,从生物标志物可评估集的 33 例患者采集了粪便样本(n = 102 份样本,采集时点为基线以及首次治疗后的第 6、12、18 与 24 周;图 2B)。作为第一步,我们分析了基线具核梭杆菌负荷是否与临床结局相关。根据 qPCR 测定的基线具核梭杆菌丰度中位数,将患者分为高负荷组与低负荷组,并比较两组间的 PFS。未观察到统计学显著差异(图 S3A)。与 PFS 的发现一致,基线具核梭杆菌丰度与 ORR 或 DCR 之间也未发现显著相关(图 S3B 和 S3C)。
我们进一步分析了治疗期间肠道菌群的变化。对干预前后采集的粪便样本进行了宏基因组分析(图 5A)。通过分析 27 例患者基线与第 6 周的配对粪便样本以及 19 例患者基线与第 12 周的配对样本,我们发现甲硝唑治疗后肠道菌群的 α 多样性没有显著变化(图 5B 和 S3D)。这一结果与近期报告一致,即肠道菌群在甲硝唑治疗 4 周后逐渐恢复[33]。此外,β 多样性分析显示基线与第 6 周之间细菌群落组成存在显著差异(p < 0.05;图 S3E),而基线与第 12 周之间未观察到细菌组成的显著差异(图 S3F)。在细菌门水平,我们观察到甲硝唑治疗后梭杆菌门(Fusobacteriota)丰度显著降低(p < 0.05;图 5C)。既往研究指出,拟杆菌门(Bacteroidota)与芽孢菌门(Bacillota)之间的失衡被认为是肠道菌群失调的标志,较高的芽孢菌门/拟杆菌门比值反映治疗反应[34]。通过比较基线与第 6 周的菌群,我们发现甲硝唑后芽孢菌门丰度升高,伴随芽孢菌门/拟杆菌门比值上升,尽管这一变化未达统计学显著(图 S3G)。这些结果表明,甲硝唑治疗可能不会诱导广泛的菌群失调。
我们接着评估这些广泛的菌群变化是否与主要疗效结局相关。我们聚焦于第 6 周随访作为可进行统计比较的时间点——即缓解者与无缓解者两组中各有十名以上个体纳入探索性分析的时间点。达到客观缓解(定义为 CR、PR,或持续至少 6 个月的 SD)的患者被归类为缓解者。相反,若患者在治疗期间出现疾病进展,或 SD 持续时间少于 6 个月,则被归类为无缓解者。
在细菌门水平,细菌群落的大部分由芽孢菌门与拟杆菌门组成,其次是放线菌门(Actinomycetota)、假单胞菌门(Pseudomonadota)及其他。此外,我们观察到从基线到第 6 周的组内变化在缓解者与无缓解者之间存在差异。在缓解者中,甲硝唑治疗导致芽孢菌门与放线菌门丰度显著增加,同时假单胞菌门丰度明显下降(图 S3H,左)。相反,在无缓解者中,治疗后变化的主要特征为芽孢菌门与放线菌门丰度增加,伴随拟杆菌门丰度的显著下降(图 S3H,右)。这些门水平的发现表明,治疗后变化在缓解者与无缓解者之间存在差异,值得进行菌种水平的探究。
随后,我们应用 MaAsLin2 分析方法校正潜在混杂因素,包括性别、年龄与体重指数。在缓解者中,我们共鉴定出 22 个治疗后丰度存在差异的细菌菌种(p < 0.05,|log2FC| > 2,表 S2 和 S3)。在该组内,沃氏嗜胆菌(Bilophila wadsworthia,B. wadsworthia)与具核梭杆菌的相对丰度下降,而若干益生菌菌种如乳植杆菌属(Lactiplantibacillus sp.)、植物乳植杆菌(Lactiplantibacillus plantarum,L. plantarum)与黏膜乳杆菌(Limosilactobacillus mucosae,L. mucosae)的相对丰度上升(图 5D 和 5E)。我们进一步分析了与具核梭杆菌相关的微生物共现网络,结果揭示了该菌与其他菌种之间不同的共现模式。基线数据显示具核梭杆菌与 55 个细菌菌种呈正相关、与 7 个菌种呈负相关。然而治疗后,它仅与 2 个菌种呈正相关、与 4 个菌种呈负相关(图 S4A)。我们用 qPCR 检测了治疗过程中具核梭杆菌、L. plantarum、L. mucosae 与 B. wadsworthia 的粪便丰度。结果显示,随着治疗周期延长,多数患者中 L. plantarum 与 L. mucosae 的丰度较基线升高,而具核梭杆菌与 B. wadsworthia 的丰度呈下降趋势(图 S4B)。
相反,无缓解者的肠道菌群变化与缓解者所观察到的存在一些差异。在无缓解者中,我们鉴定出 63 个在基线与第 6 周之间存在差异的细菌菌种(p < 0.05,|log2FC| > 2,表 S4)。具体而言,多雷噬菌体科菌(Phocaeicola dorei,P. dorei)、粪杆菌属(Faecalibacterium sp.)、芬氏另枝菌(Alistipes finegoldii,A. finegoldii)与多形拟杆菌(Bacteroides thetaiotaomicron,B. thetaiotaomicron)的相对丰度下降,而其他菌种如鹑鸡肠球菌(Enterococcus casseliflavus,E. casseliflavus)、犬肠球菌(Enterococcus canintestini,E. canintestini)与鹑鸡肠球菌(Enterococcus gallinarum,E. gallinarum)的相对丰度上升(图 5F 和 5G)。我们分析了无缓解者中与具核梭杆菌相关的微生物共现网络。基线数据表明具核梭杆菌与 32 个菌种呈正相关、与 53 个菌种呈负相关,而治疗后它与 17 个菌种呈正相关、仅与 1 个菌种呈负相关(图 S4C)。随后,我们用 qPCR 检测了治疗过程中具核梭杆菌、A. finegoldii、B. thetaiotaomicron 与 P. dorei 的粪便丰度。结果显示,这些菌的丰度在基线与第 6 周之间呈下降趋势(图 S4D)。在第 12 周或第 18 周未检测到统计学显著差异;这可能部分归因于这些时间点的样本量较小。既往研究也报告,L. plantarum、A. finegoldii 与 B. thetaiotaomicron 等肠道细菌与接受免疫治疗患者的良好结局相关,而具核梭杆菌与 E. gallinarum 在无缓解者中更为富集[35–38]。
此外,我们进一步计算了具核梭杆菌丰度从基线到治疗后 6 周的变化,并分析其与 PFS 的关联。尽管具核梭杆菌丰度下降幅度更大的患者呈现出 PFS 更长的有利趋势,但这一差异未达统计学显著(图 S4E)。同样,具核梭杆菌丰度的变化(基线至 6 周)与 ORR 或 DCR 之间也未发现显著相关(图 S4F 和 S4G)。基于上述结果,我们认为缓解者表现出有益益生菌菌种(如 L. plantarum)的增加与致病菌种(如具核梭杆菌)的减少,提示特定的菌群变化可能与有利的治疗结局相关。
图 5. 三联联合治疗对肠道菌群与代谢物谱的影响(A)粪便宏基因组与代谢组测序分析的工作流程。 (B)基于细菌丰度矩阵的基线与第 6 周之间 Shannon 与 Simpson α 多样性指数的提琴图。p 值用 Wilcoxon 检验计算。 (C)基线与第 6 周之间梭杆菌门的柱状图。数据以均值 ±SEM 表示。p 值用 Wilcoxon 检验计算。
(D 和 E)环形图显示缓解者(CR + PR + SD ≥6 个月,n = 16)中经协变量校正的、与治疗相关的分类群。不同分类群(p < 0.05,|log2FC| > 2)由 MaAsLin2 针对时间点效应(第 6 周对基线)鉴定,同时校正年龄、性别与 BMI,并映射到环形分类树上。内环表示门。外环点的颜色表示第 6 周相对基线的变化方向(升高,coef > 2;降低,coef < −2)。
(F 和 G)环形图显示无缓解者(PD + SD <6 个月,n = 11)中经协变量校正的、与治疗相关的分类群。不同分类群(p < 0.05,|log2FC| > 2)由 MaAsLin2 针对时间点效应(第 6 周对基线)鉴定,同时校正年龄、性别与 BMI,并映射到环形分类树上。内环表示门。外环点的颜色表示第 6 周相对基线的变化方向(升高,coef > 2;降低,coef < −2)。
(H)生物标志物可评估集(n = 27)中基线与第 6 周之间粪便代谢物的火山图。代谢物按第 6 周的变化方向(升高/降低)着色,采用校正协变量(年龄、性别与 BMI)的时间点效应,虚线标记 p < 0.05、|log2FC| > 1.2 与 FDR < 0.4。 (I)生物标志物可评估集中时间点相关代谢物的粪便代谢组热图。热图显示生物标志物可评估集中基线与第 6 周之间存在差异的粪便代谢物(按校正年龄、性别与 BMI 的线性混合效应模型中的 p 值排序)。 (J)缓解者中时间点相关代谢物的粪便代谢组热图。热图显示缓解者(CR + PR + SD ≥6 个月,n = 16)中基线与第 6 周之间存在差异的粪便代谢物(按校正年龄、性别与 BMI 的线性混合效应模型中的 p 值排序)。治疗后代谢组的变化
鉴于代谢物是连接宿主与肠道菌群的关键介质,我们旨在研究 27 例患者从基线到第 6 周粪便代谢物的变化。甲硝唑治疗后,我们观察到 26 个代谢物的改变(p < 0.05,|log2FC| > 1.2,错误发现率[FDR] < 0.4,表 S5 和 S6;图 5H 和 5I)。值得注意的是,琥珀酸水平在第 6 周显著降低(图 S4H)。尽管第 12 周琥珀酸仍降低,但该变化未达统计学显著(p = 0.051),可能受样本量限制(图 S4I)。
在校正年龄、性别与 BMI 等混杂因素后,进一步的统计比较在缓解者中鉴定出 11 个与甲硝唑治疗相关的特定代谢物(p < 0.05,|log2FC| > 1.2,FDR < 0.7,图 5J 和 S4J;表 S7)。其中,包括琥珀酸与甘露醇在内的四个代谢物在甲硝唑治疗后水平下降,而其余七个代谢物——包括戊酸、牛磺酸与 5-羟基吲哚乙酸——在治疗后水平升高。既往研究也报告戊酸与牛磺酸可增强免疫治疗的疗效[39,40]。在无缓解者中,我们观察到甲硝唑治疗后 17 个代谢物的差异(p < 0.05,|log2FC| > 1.2,FDR < 0.7,图 S4K;表 S8)。其中,六个代谢物在治疗后升高,包括吲哚-3-丙酮酸;吲哚相关代谢物的蓄积可能提示微生物代谢活性改变。另外 11 个代谢物在治疗后降低,如甘油-3-磷酸、N6-甲基腺苷与 1-甲基鸟苷,其下降可能反映宿主细胞代谢改变。同时,我们观察到甲硝唑治疗显著降低了无缓解者粪便中的牛磺鹅去氧胆酸(TCDCA)水平,而在缓解者中未观察到这一变化。我们进一步检测了血清样本中的胆汁酸水平。结果表明,缓解者与无缓解者从基线到第 6 周的 TCDCA 水平均未检测到显著差异(图 S4L)。尽管既往研究报道抑制肝细胞中结合型胆汁酸合成可增强肿瘤特异性 T 细胞应答、减少肿瘤生长并使肿瘤对抗 PD-1 免疫治疗敏感,但我们当前的数据提示 TCDCA 似乎并不起介导作用。总之,甲硝唑治疗诱导了粪便代谢物谱的显著改变,其特征为琥珀酸减少以及戊酸、牛磺酸等免疫调节代谢物的方向性变化,尤其在缓解者中。这些发现提示甲硝唑可能影响宿主-菌群相互作用,并可能通过代谢物介导的途径调节免疫治疗疗效。与甲硝唑联合免疫治疗相关的肠道菌群重塑与细胞毒性 CD8⁺ T 细胞应答
我们进一步研究了甲硝唑治疗有效的患者如何通过调节 TME 来增强免疫治疗的疗效。为此,我们利用无菌与抗生素预处理的小鼠模型,并使用来自缓解者与无缓解者的基线粪便样本进行了粪菌移植(FMT)。随后对小鼠给予甲硝唑、抗 PD-1 单克隆抗体(mAb)或呋喹替尼治疗,并监测肿瘤生长。同时,使用单细胞测序分析 TME 的动态变化,并结合菌群组成分析,以系统评估其潜在机制(图 6A;图 S5A)。接受缓解者粪便样本的小鼠表现出对抗 PD-1 mAb、呋喹替尼与甲硝唑的敏感性,而接受无缓解者粪便样本的小鼠表现出高度抵抗(图 6B;图 S5B)。尽管粪便菌群组成本身未能影响肿瘤生长,但在抗 PD-1 mAb 与甲硝唑治疗后确实产生了影响(图 6C)。此外,研究还使用了万古霉素——一种因革兰阴性外膜而使具核梭杆菌天然耐药、但能有效清除革兰阳性共生菌的抗生素。接受缓解者粪便样本并接受抗 PD-1 mAb、呋喹替尼与甲硝唑治疗的小鼠表现出显著的治疗敏感性。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同一三联方案中用万古霉素替代甲硝唑,未产生显著的抗肿瘤应答改善,结局与对照组相当(图 S5C)。
为阐明抗 PD-1 mAb 与甲硝唑联合治疗在无菌 MC38 模型中对免疫微环境的重塑作用,我们使用单细胞 RNA 测序(scRNA-seq)与流式细胞术进行了整合分析。scRNA-seq 分析使用 10× Genomics 平台,对从 MC38 荷瘤小鼠肿瘤组织中分离的 CD45⁺ 免疫细胞进行。通过无监督聚类,我们鉴定出 11 个不同的免疫细胞簇,代表多种免疫细胞群,包括自然杀伤(NK)细胞、CD4⁺ T 细胞、CD8⁺ T 细胞、浆细胞样树突状细胞(pDC)、常规树突状细胞(cDC)、中性粒细胞、单核细胞/巨噬细胞、肥大细胞、树突状细胞(DC)、B 细胞与 γδ T 细胞。单细胞转录组分析显示,在联合治疗缓解者中,肿瘤浸润 CD8⁺ T 细胞的比例显著升高(图 6D 和 6E)。进一步的亚群分析显示,在该队列中细胞毒性干扰素 γ(IFN-γ)阳性 CD8⁺ T 细胞出现特异性扩增(图 6F)。对 CD8⁺ T 细胞效应功能与细胞毒性潜力的定量评估显示,联合治疗显著增强了缓解者中 CD8⁺ T 细胞的肿瘤杀伤活性(图 6G)。为研究治疗对 T 细胞分化轨迹的影响,我们使用 Monocle2 算法构建了肿瘤浸润 CD8⁺ T 细胞的拟时序演化图。分析结果表明,初始 T 细胞(Tn)分布在分化途径的起点,而终末耗竭 CD8⁺ Tex 细胞聚集于途径终点(图 6H 和 6I)。值得注意的是,对照组小鼠肿瘤中以早期分化 CD8⁺ T 细胞为主,向终末分化状态的进展极少。相反,联合治疗组小鼠肿瘤中的 CD8⁺ T 细胞主要富集于终末效应状态(图 6J 和 6K)。
流式细胞术验证结果印证了单细胞测序的发现:在接受临床缓解者 FMT 的无菌小鼠中,联合治疗后肿瘤内肿瘤浸润 CD8⁺ T 细胞的百分比显著升高。跨组比较分析进一步表明,缓解者 TME 内的 CD8⁺ T 细胞浸润水平显著高于无缓解者(图 S5D 和 S5E)。此外,我们对 6 例达到 CR 或 PR 的患者在基线与第 6 周采集的血清样本进行了多重细胞因子/趋化因子谱型检测。结果显示,与基线水平相比,在抗 PD-1 mAb 联合呋喹替尼与甲硝唑治疗后,四种细胞因子——颗粒酶 B、IFN-γ、白介素-1 受体拮抗剂(IL-1ra)与白介素-10(IL-10)——的血清水平显著升高(图 6L;图 S5F)。我们进一步检测了 21 例达到 SD 或 PD 的患者在基线与第 6 周的血清细胞因子。在这些患者中,这四种细胞因子的血清水平在联合治疗后未见相对基线的变化(图 S5G)。综合来看,这些多维数据提示,抗 PD-1 mAb 与甲硝唑的协同作用可能通过重塑 CD8⁺ T 细胞分化轨迹、抑制终末耗竭过程并促进高功能细胞毒性 T 细胞在 TME 内的蓄积,从而增强抗肿瘤免疫应答。
进一步的 qPCR 分析表明,将临床缓解者的粪菌移植给无菌小鼠后口服甲硝唑,导致小鼠粪便中具核梭杆菌丰度降低、L. mucosae 丰度升高(图 S5H)。相反,移植无缓解者粪菌联合甲硝唑治疗降低了具核梭杆菌与 B. thetaiotaomicron 的丰度;然而具核梭杆菌的下降未达统计学显著(图 S5I)。
我们还从缓解者与无缓解者处采集了其接受完整三联方案后第 6 周的粪便样本(图 S5J)。这些样本随后被移植入抗生素预处理的小鼠,再给予抗 PD-1 mAb 与呋喹替尼治疗(不再加用甲硝唑)。值得注意的是,接受治疗后缓解者 FMT 的小鼠表现出显著的治疗反应,而接受无缓解者 FMT 的小鼠则表现出显著抵抗(图 S5K)。这些发现表明,缓解者治疗后建立的肠道微生物生态系统足以赋予治疗敏感性。为检验所观察到的治疗获益是否与具核梭杆菌的减少存在因果联系,我们进行了一项平行回补实验(图 S5L)。在该方法中,已恢复敏感性的缓解者 FMT 受体小鼠经口灌胃具核梭杆菌以重建定植。引人注目的是,这一回补策略有效地逆转了治疗疗效,使这些小鼠恢复了抗 PD-1 抵抗表型(图 S5M)。
图 6. FMT 实验的体内验证(A)体内实验的工作流程。 (B)四组小鼠(每组 n = 13–15 只)中 MC38 肿瘤的生长动力学。数据以均值 ±SEM 表示。组间显著性用 Wald 检验评估。 (C)比较四组间肿瘤体积的散点图。数据以均值 ±SEM 表示。 (D)降维与聚类后展示全部细胞与 T 细胞的均匀流形近似与投影(UMAP)降维图;不同颜色表示不同的细胞注释。 (E)堆叠柱状图显示不同组中免疫细胞的比例。 (F)点图显示不同组 CD8⁺ T 细胞中参与 T 细胞介导细胞毒性的基因的差异表达。 (G)提琴图显示不同组中 CD8⁺ T 细胞基于单细胞 RNA 测序数据的细胞毒性与效应功能。 (H 和 I)UMAP 显示 CD8⁺ T 细胞的拟时序分析。细胞按拟时序值着色。 (J)UMAP 图显示不同组中 CD8⁺ T 细胞的拟时序分析。 (K)堆叠柱状图显示不同组中 CD8⁺ T 细胞的比例。 (L)CR + PR 患者血液细胞因子的纵向热图。显示基线与第 6 周之间浓度存在显著差异的细胞因子(n = 6)。讨论
晚期 CRC 的三线治疗通常疗效有限,客观缓解率一般不超过 5%。ICI 在 MSI-H/dMMR mCRC 中已显示出有前景的抗肿瘤活性,但在 MSS/错配修复完整(pMMR)mCRC 中效果受限。近年来,多项研究报告了肠道菌群与免疫治疗之间的密切关联[41–43]。具核梭杆菌是一种富集于多种肿瘤组织的厌氧共生菌,正成为调节 TME、促进肿瘤发生与进展的关键因素。大量研究揭示,粪便梭杆菌高丰度与患者不良预后及 ICI 抵抗显著相关[28,44]。此前的 REGOTORI 研究考察了瑞戈非尼联合特瑞普利单抗在 MSS/pMMR mCRC 患者中的疗效,报告总体人群的中位 PFS 仅为 2.1 个月。该研究的一项关键发现是,梭杆菌相对丰度与阳性检出率升高与更短的中位 PFS 显著相关(PFS:2.0 对 5.2 个月)[9]。这一发现与我们此前回顾性分析的结论高度一致,该分析提示 MSS/pMMR mCRC 患者中具核梭杆菌高丰度是不良预后的标志,中位 PFS 短至 2.6 个月[26]。综合来看,这些发现凸显了一个明确的临床挑战:具核梭杆菌阳性的 MSS mCRC 构成了一个对现有治疗方案(包括 ICI 联合抗血管生成治疗)反应欠佳的亚型,构成紧迫的未满足临床需求。在此背景下,与既往旨在从更广泛 MSS 人群中筛选免疫治疗潜在获益者的策略不同,我们采用了靶向"微生物组-免疫治疗-抗血管生成"的精准协同策略。具体而言,我们前瞻性地选择具核梭杆菌阳性患者作为生物标志物定义的队列,并将靶向厌氧菌的抗生素甲硝唑纳入由 PD-1 抑制剂替雷利珠单抗与抗血管生成药物呋喹替尼组成的方案。
既往研究显示,在 mCRC 的三线治疗中,常规药物(瑞戈非尼、呋喹替尼或 TAS-102)的中位 PFS 约为 2 个月[45–47],而 PD-1 抗体联合抗血管生成药物的中位 PFS 约为 4 个月[7–11]。其中,具核梭杆菌丰度升高的患者中位 PFS 仅为 2.0–2.6 个月。在本试验中,我们将中位 PFS 延长至 6 个月,5 例患者达到 PR、1 例达到 CR。尽管 OS 数据尚不成熟,75% 的 1 年 OS 率已提示有利趋势。由于这是单臂设计的探索性分析,对 OS 数据的解读必须考虑其固有局限。截至 2025 年 12 月,27 例患者已停止研究治疗,其中 19 例(70.4%)随后接受了后续系统抗肿瘤治疗。具体而言,9 例接受 TAS-102 治疗,6 例入组新的临床试验,4 例接受包括西妥昔单抗在内的其他靶向治疗。此外,1 例接受了局部放疗。这一高比例的后续有效治疗可能对本研究观察到的 OS 产生实质性延长作用。因此,所报告的中位 OS 应被理解为研究药物联合后续多线有效治疗所产生的真实世界综合生存结局,而非研究药物单独带来的生存获益。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单臂设计使得无法完全拆解后续治疗对 OS 的影响,但主要终点 PFS 已达成其预先设定的预期,提示研究药物在初始疾病控制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并为患者此后接受进一步治疗创造了机会。
既往研究——包括 REGONIVO 试验[7]、C800 试验[48]与 RIN 治疗[49]——提示肝转移患者对免疫治疗通常反应较差,而肺转移患者可能获得更大的临床获益。例如,一项针对 pMMR mCRC 队列、使用瑞戈非尼联合纳武利尤单抗的 II 期研究报告,与无肝转移者相比,肝转移患者的客观缓解率更低(4% 对 25%)、中位 PFS 更短(2.3 对 8.9 个月)、中位 OS 更短(9.7 个月对未达到)[50]。同样,REGOTORI 研究观察到肝转移患者的有效率低于无肝转移者(8.7% 对 30.0%)[9]。然而在我们的队列中,有与无肝转移患者的中位 PFS 差异未达统计学显著(4.6 对 8.0 个月;p = 0.245)。尽管既往发现指向肝转移患者治疗获益有限,但需要注意的是,本研究中肝转移患者不足队列的 50%,这可能对总体疗效估计引入了有利偏倚。因此,在将我们的结论推广到更广泛人群时应谨慎解读,本队列的构成特征值得仔细考量。此外,既往研究已将具核梭杆菌牵涉进 CRC 的肝转移过程,该菌可在转移性肝脏病灶中被检出[51]。本研究采用的甲硝唑干预主要旨在降低肠道内具核梭杆菌丰度,但其降低肝转移灶内具核梭杆菌定植的能力可能受限。
本研究揭示,口服甲硝唑通过减少肠道具核梭杆菌,可延长接受免疫治疗的 CRC 患者的 PFS。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总体患者人群在甲硝唑干预后获得了显著的临床获益,但治疗反应仍存在异质性。我们的宏基因组分析基于肠道菌群的动态变化为这一现象提供了可能的解释,并对甲硝唑调节菌群以改善免疫治疗反应的复杂机制进行了深入探索。首先,我们发现甲硝唑治疗未导致肠道菌群 α 多样性的显著下降。这提示我们采用的方案在有效降低具核梭杆菌的同时,可能避免了长期、间断使用抗生素通常伴随的持续性菌群失调。然而,β 多样性的改变表明甲硝唑确实重塑了肠道菌群的结构。关键在于,在门水平上我们观察到梭杆菌门丰度的显著降低,直接验证了甲硝唑降低梭杆菌门的效果。同时,芽孢菌门/拟杆菌门比值的上升趋势虽未达统计学显著,但与既往研究提示的、与免疫治疗良好反应相关的菌群状态一致,为甲硝唑创造有利微生物环境提供了初步证据。
进一步的探索性分析揭示了缓解者与无缓解者之间肠道菌群对甲硝唑干预的反应模式存在差异,这可能与所观察到的临床疗效差异相关。我们推测,在缓解者中,甲硝唑治疗诱导了一种理想的微生物重塑:它不仅降低了具核梭杆菌等已知有害菌种的丰度,还显著富集了以 L. mucosae 与 L. plantarum 为代表的一系列益生菌菌种。乳杆菌相关菌属已被广泛报道可促进抗肿瘤免疫。更重要的是,具核梭杆菌在微生物共现网络中的核心地位被完全瓦解,其与其他菌种广泛的协同关系在治疗后几乎消失。这提示在缓解者中,甲硝唑不仅实现了具核梭杆菌丰度的降低,还可能使局部微生态从该菌的抑制作用下解放出来,从而为有益菌的定植与扩增腾出生态位。相反,在无缓解者中,尽管甲硝唑也降低了具核梭杆菌丰度,但其诱导的菌群变化呈现不同特征。一方面,一些通常与免疫治疗良好预后相关的拟杆菌门菌种(如 B. thetaiotaomicron)意外下降;另一方面,与不良预后相关的条件致病菌增加。同时,无缓解者中具核梭杆菌的共现网络未像缓解者那样完全瓦解,而是维持了相当数量的正相关。这一模式提示,在无缓解者中,其基线菌群结构或宿主因素可能导致了对甲硝唑干预的非理想生态响应。在降低具核梭杆菌的同时,甲硝唑可能无意中促进了另一组潜在有害细菌的扩张、未能有效支持有益菌,甚至削弱了原有的有益菌群,从而把菌群结构推向不利于免疫治疗的方向。
基于各单药的已知毒性谱,本试验的安全性数据与预期一致且可管理,未观察到与该药物组合相关的新 AE。本研究中 93.9% 的患者经历过至少一起 TRAE,30.3% 的患者有至少一起 3 级 TRAE,主要包括手足皮肤反应、免疫介导性结肠炎与心肌炎。这一安全性特征与既往抗血管生成药物联合抗 PD-1 mAb 研究的结果基本一致[7–12]。这些数据共同表明,此类联合方案具有可预期的毒性谱,且多数不良反应可在临床实践中得到管理。在未来的临床试验与实践中,建议对免疫相关 AE 风险进行仔细的治疗前评估,并在整个治疗过程中加强监测与管理。值得注意的是,本研究中总共 19 例患者(70.4%)在疾病进展后接受了后续系统治疗。这提示多数患者在本试验完成后维持了良好的体能状态,这不仅有利于后续治疗,也间接反映了该联合方案在耐受性方面的临床可行性。
选择 PFS 作为主要终点基于若干考虑。与旨在快速使肿瘤缩小的早期细胞毒药物不同,mCRC 三线治疗药物如瑞戈非尼与呋喹替尼主要是多靶点酪氨酸激酶抑制剂(TKI)。这些药物主要通过诱导肿瘤停滞而非显著缩小来产生临床获益。鉴于这些 TKI 在后线治疗中的历史 ORR 通常低于 5%,仅依赖 ORR 很可能低估其治疗价值及延长生存的潜力。采用基于生存的指标作为主要终点,与 CRC 三线治疗中的里程碑式 III 期试验(如 CORRECT[45] 与 FRESCO[52])相一致。此外,近期针对多种恶性肿瘤的多项 II 期试验已成功使用 PFS 对治疗疗效提供稳健的初步评估[53–57]。
总之,本研究评估了甲硝唑、替雷利珠单抗与呋喹替尼三联治疗在既往接受过治疗的 MSS 且具核梭杆菌阳性 mCRC 患者中的疗效。结果显示,该治疗方案表现出令人鼓舞的临床疗效与可耐受的安全性特征。因此,它为具核梭杆菌阳性 mCRC 患者提供了一种有前景的新治疗选择。研究局限
本研究存在若干局限应予承认。第一,样本量相对较小且随访时间较短,可能影响对长期疗效与安全性的全面评估,也限制了对罕见 AE 或特定亚组疗效的检出能力。第二,为验证该联合治疗的临床获益,我们计划开展一项多中心随机对照试验,比较甲硝唑联合替雷利珠单抗与呋喹替尼治疗与现行三线标准治疗在具核梭杆菌阳性 MSS mCRC 患者中的效果。第三,可用于探索性分析的活检标本采集不足,例如缺乏系统性获取的治疗前后配对组织标本,这限制了对机制的深入研究。未来的临床研究应把活检标本采集纳入设计,以进一步阐明该联合治疗的作用机制,并为生物标志物的发现奠定基础。资源可用性
通讯负责人关于进一步信息、资源与试剂的请求应致通讯负责人 Jing-Yuan Fang(jingyuanfang@sjtu.edu.cn),并由其履行。
材料可用性本研究未产生新的独特试剂。
数据与代码可用性本研究遵守中国科学技术部发布的《人类遗传资源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本文报告的来自于患者与小鼠的单细胞测序与宏基因组数据已存放于国家基因组科学数据中心的基因组序列档案库。原始单细胞测序数据存放于 BioProject:PRJCA056579,原始宏基因组数据存放于 BioProject:PRJCA056578;两者自发表之日起公开可用。临床数据的请求应通过电子邮件提交给通讯负责人,并附详细方案以供审查与批准。请注意数据仅供非商业用途。所有请求将由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评估,以确定是否涉及保密义务。在共享数据之前,须与申办方完成签署数据访问协议。本文未报告原始代码。研究局限与外推边界(评注)
最需要盯住的一条:单臂设计,没有同期对照。全部疗效数据(ORR 19.4%、DCR 83.9%、中位 PFS 6.0 个月)都来自单臂,比较对象是预设的历史数据——2.6 个月取自本团队既往 Fn 高丰度人群,另参照 REGOTORI 研究中高丰度者的 2.0 个月。历史对照本身带有选择效应(不同年代的支持治疗、后续治疗可及性、影像评估节奏都不同)。作者已明确写出下一步是多中心随机对照试验,比较本方案与现行三线标准治疗;在那之前,这些结果应表述为"达到预设目标值",而不是"优于标准三线治疗"。
OS 受后续治疗混杂,作者已自认。除上面提示里说的 70.4% 后续治疗外,还要注意单臂设计使"后续治疗对 OS 的贡献"在结构上无法拆解。作者的辩护是主要终点 PFS 已达成,说明研究药物在初始疾病控制中起了作用、并为后续治疗创造了机会——这是合理推理,但不是测量。
人群构成偏"轻",外推要打折。肝转移仅 48.5%(既往研究里肝转移是免疫治疗的不利因素)、ECOG 0 分占 54.5%、全部患者此前未接受过免疫治疗、90.9% 只接受过 2 线治疗。作者自己承认肝转移比例不足半数"可能对总体疗效估计引入了有利偏倚"。真实三线人群的器官负荷与体能状态通常更差。
亚组分析全部未达显著,只能当假设。肝转移 vs 无肝转移 p = 0.245(HR 1.58,95% CI 0.73–3.43)、肺转移 p = 0.97(HR 0.98,0.44–2.22)、单器官 vs 多器官 p = 0.118(HR 2.01,0.84–4.82)。在 n = 33 的试验里,这些 HR 的置信区间全部跨 1。作者写"未观察到肝转移患者获益更差",准确含义是本试验未检出差异,不能读成"肝转移患者同样获益"。
机制证据的层级要分清:人体验证的是"降菌",动物验证的是"增效"。甲硝唑降低梭杆菌门丰度(p < 0.05)、未造成 α 多样性下降,这些是患者粪便样本的直接读数。但"菌群改变→CD8⁺ T 细胞分化改善→疗效提升"这条链,主要证据来自无菌小鼠:响应者粪菌移植可传递敏感性、甲硝唑换成万古霉素则疗效消失、回补具核梭杆菌则疗效被逆转(三向操作确实把因果方向立住了),单细胞测序用的也是 MC38 荷瘤小鼠的 CD45⁺ 细胞。人体侧只有血清细胞因子作为间接印证——6 例 CR/PR 中颗粒酶 B、IFN-γ、IL-1ra、IL-10 升高,21 例 SD/PD 中不变。作者在局限里也承认缺乏系统性获取的治疗前后配对组织标本。
探索性组学分析的样本量小、阈值偏宽。缓解者 16 例、无缓解者 11 例;代谢组分析用了 FDR < 0.4 与 < 0.7 两档阈值(不同层级不同),比常规 0.05 宽得多。差异菌种/代谢物的清单应视为假设生成,不是确证。原文还报告了两个阴性结果值得记住:非响应者粪便 TCDCA 显著下降但血清 TCDCA 无变化(故认为 TCDCA 不介导);以及第 12、18 周多数比较未达显著(作者归因于样本量)。
安全性结论的准确边界。无 4 级或 5 级 TRAE、无治疗相关死亡,这是明确的;但 93.9% 有至少一起 TRAE、30.3% 有 3 级 TRAE(手足综合征 9.1%、腹泻 6.1%、高血压 6.1%),并有 2 例 3 级腹泻/结肠炎与 1 例 3 级心肌炎。准确表述是"与该类联合方案既往报告的毒性谱一致、未见新的组合相关不良事件",不是"这个方案很安全"。甲硝唑相关的机会性感染未见,5 例头痛均为 1 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