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rastuzumab Biosimilar (Xeris Pharmaceuticals)

点击上方蓝字 关注我们编者按：随着靶向治疗的不断发展创新，HER2阳性晚期乳腺癌的治疗模式也在不断的更新变化，形成了大分子单抗（mAB）、小分子酪氨酸激酶抑制剂（TKI）和抗体偶联药物（ADC）三足鼎立的格局。然而，对于这些抗HER2靶向治疗的排兵布阵，从指南共识到真实世界存在怎样的差异？近日，《肿瘤学前沿》（Frontiers in Oncology）刊载了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王树森教授团队的一项多中心回顾性研究，探讨了我国晚期乳腺癌的抗HER2治疗模式。该研究成果曾被2025年日本肿瘤内科学会（JSMO）年会收录。研究简介近年来，国内外涌现了许多性的晚期乳腺癌抗HER2治疗药物。由于指南共识推荐、药物可及性等多方面的差异，真实世界中的国内外晚期乳腺癌抗HER2治疗模式可能存在差异。这项多中心、非干预性、回顾性研究（NCT05769751），提取了来自中国5家中心的电子病历数据，以分析2020年1月1日至2022年8月31日收治的初诊HER2阳性转移性乳腺癌（HER2+ mBC）的治疗模式和疗效。研究共获得865例（100.00%）至少接受过一线晚期全身治疗的HER2+ mBC患者资料，其中38.15%的患者有二线治疗信息，15.05%的患者有二线后的治疗信息。考虑到真实世界使用情况的复杂性，将抗HER2治疗分为以下6组：mAB双靶治疗：98.45%为曲妥珠单抗联合帕妥珠单抗；mAB单靶治疗：83.39%为曲妥珠单抗，15.88%为伊尼妥单抗；单药TKI治疗：95.33%为吡咯替尼，3.73%为拉帕替尼；TKI＋mAB治疗：77.45%为吡咯替尼＋曲妥珠单抗，22.55%吡咯替尼＋伊尼妥单抗；ADC治疗：29.82%为德曲妥珠单抗（T-DXd），14.91%为维迪西妥单抗（RC48），11.4%为ARX788；非抗HER2治疗。图1展示了一线和二线治疗中这6种治疗模式的比例：在一线治疗中，最常见的治疗方案是mAB双靶治疗（36.7%）；而二线治疗最常见的则是单药TKI（34.45%）。图1. 一线和二线治疗模式图2展示了从一线到二线的抗HER2治疗转换模式。在mAB单靶或双靶治疗后，最常用的治疗药物是TKI；而TKI治疗后，最常用的治疗药物是mAB单靶或双靶治疗、ADC。图2.一线序贯二线治疗的常见治疗方案既往治疗是影响医生选择一线治疗的关键因素。图3显示了一线治疗选择的分布。在571例未经抗HER2治疗的患者中，mAB双靶治疗是最常见（42.91%）的一线选择；在294例抗HER2经治的患者中，最常见的治疗方案则是单药TKI（39.46%）和mAB双靶治疗（23.13%）。图3. 抗HER2初治或经治患者的一线治疗模式一线和二线治疗的中位真实世界无进展生存期（rwPFS）分别为11.04个月（95% CI：10.19-12.03）（图4）和7.59个月（95% CI：6.21-9.2）。在一线治疗的方案中，mAB双靶治疗患者的中位rwPFS最长，为13.57个月（95% CI：12.03-17.52），其次是TKI＋mAB单靶治疗，中位rwPFS为12.98个月（95% CI：11.04-20.08）（图4，表1）。在一线接受曲帕双靶而二线转换为单药TKI治疗的患者中，观察到最长的中位rwPFS2（24.32个月），尽管样本量较小。图4. 总体人群和不同方案一线治疗的PFS表1. 不同方案一线治疗的PFS多变量Cox回归模型分析显示，与（新）辅助治疗后＜6个月内复发患者相比，＞6个月复发患者的rwPFS更长（HR 0.65，P=0.008；校正HR 0.70，P=0.03）；相比接受双靶一线治疗的患者，接受非双靶一线治疗的患者疾病进展或死亡风险显著更高（HR 1.60，P＜0.001）。表2. 一线治疗方案与患者临床病理特征的多变量分析这项较大样本的多中心真实世界研究总结了我国HER2+ mBC的抗HER2治疗模式和疗效。在一线治疗中，最常使用的治疗方案是mAB双靶治疗，而经抗HER2治疗的患者常使用TKI；在二线治疗中，TKI也是最常见的治疗选择。这些数据凸显了我国HER2+ mBC的抗HER2治疗仍存在未被满足的治疗需求。研究者说HER2阳性乳腺癌约占所有乳腺癌的15%-20%[1]，此类肿瘤的侵袭性强、复发风险高、预后差，尤其mBC患者的5年生存率不足30%[2]，亟需高效且规范化的治疗方案以改善生存结局。自1998年首个HER2靶向药物曲妥珠单抗问世以来，抗HER2治疗模式经历了多次变迁： 从曲妥珠单抗单靶治疗，到曲妥珠单抗联合帕妥珠单抗的双靶治疗，再到ADC的更新换代，而我国则在小分子TKI领域取得不少突破进展。近年来，III期DESTINY-Breast 03研究证实，新一代T-DXd用于HER2+ mBC二线治疗，可相较于既往标准治疗T-DM1显著改善PFS（29.0 vs 7.2个月；HR 0.30，95%CI：0.24-0.38）和OS（52.6 vs 42.7个月；HR 0.73，95%CI：0.56-0.94）[3]。在一线治疗方面，我国学者领导的III期PHILA研究显示，吡咯替尼和曲妥珠单抗联合化疗一线治疗中位PFS相较于曲妥珠单抗联合化疗延长近14个月（24.3 vs 10.4个月；HR 0.42，95% CI：0.32-0.53）[4]，但仍缺乏与曲帕双靶头对头比较的研究证据。因此，目前NCCN、ASCO、ESMO等国际指南共识主要推荐曲帕双靶一线治疗和T-DXd二线治疗。然而，由于药物可及性、医保覆盖和经济负担等差异，国内临床实践的真实世界治疗模式可能与国际指南推荐的标准治疗方案有所差异。笔者领导的这项多中心真实世界研究，揭示了我国HER2+ mBC治疗模式的三大特征。首先，一线治疗以曲帕等双靶治疗为主（占比36.7%），也有相当比例（14.10%）的mAB联合TKI，这一选择主要基于PHILA研究方案。再者，国内二线治疗仍以TKI单药常见（34.45%），ADC的应用仍有待提高（11.82%）。这主要由于T-DM1于2021年方才在国内被纳入医保目录，治疗可及性受限，而且后续的DB-03研究证实T-DXd的生存获益优于T-DM1，但T-DXd于2023年方才进入国内临床实践。第三，在抗HER2经治患者的一线治疗中，中国医生更倾向于TKI，也有部分选择mAB双靶治疗再挑战，实际上此类患者也应当是T-DXd这类新型ADC治疗的获益人群，因为DB-03研究亚组分析显示，既往（包括新辅助/辅助治疗在内的）0-1线（HR 0.33）或≥2线（HR 0.29）患者均有PFS获益[3]。自T-DXd进入国内临床实践以来，已深刻影响临床治疗格局，最新版的CACA指南和CSCO指南已将T-DXd作为HER2+ mBC二线治疗优选治疗方案之一；而且该治疗方案的HER2低表达适应症和HER2+ mBC二线治疗适应症均已经被纳入2025版国家医保目录。随着这些治疗格局的变化以及治疗可及性的提高，我国真实世界中的二线治疗模式有望进一步改变，T-DXd将满足更多的乳腺癌治疗需求。参考文献上下滑动查看更多内容[1]Slamon DJ, Leyland-Jones B, Shak S, et al. Use of chemotherapy plus a monoclonal antibody against HER2 for metastatic breast cancer that overexpresses HER2. N Engl J Med. 2001;344(11):783-792. doi:10.1056/NEJM200103153441101[2]Dawood S, Broglio K, Buzdar AU, Hortobagyi GN, Giordano SH. Prognosis of women with metastatic breast cancer by HER2 status and trastuzumab treatment: an institutional-based review. J Clin Oncol. 2010;28(1):92-98. doi:10.1200/JCO.2008.19.9844[3]Cortés J, Hurvitz SA, Im SA, et al. Trastuzumab deruxtecan versus trastuzumab emtansine in HER2-positive metastatic breast cancer: long-term survival analysis of the DESTINY-Breast03 trial. Nat Med. Published online June 2, 2024. doi:10.1038/s41591-024-03021-7[4]Ma F, Yan M, Li W, et al. Pyrotinib versus placebo in combination with trastuzumab and docetaxel as first line treatment in patients with HER2 positive metastatic breast cancer (PHILA): randomised, double blind, multicentre, phase 3 trial [published correction appears in BMJ. 2023 Nov 16;383:p2665. doi: 10.1136/bmj.p2665.]. BMJ. 2023;383:e076065. Published 2023 Oct 31. doi:10.1136/bmj-2023-076065王树森 教授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乳腺癌单病种首席专家香港大学临床肿瘤学系荣誉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中国临床肿瘤协会(CSCO）乳腺癌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研究型医院协会乳腺癌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中国抗癌协会乳腺癌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  广东省临床医学学会乳腺癌专委会主任委员广东省癌症中心乳腺癌诊疗质量控制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广东省胸部肿瘤防治研究会乳腺癌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现在主要从事乳腺癌内科的精准治疗、化疗、内分泌治疗及靶向治疗。主持国自然重点项目1项、面上项目1项，省科技厅项目3项，获国家科技重大专项资助1项。主编教材《临床肿瘤学（clinical oncology）》，参编教材或专著多部。作为主要执笔人或参与者制定了多项国家级的乳腺癌诊疗相关指南。在国内外期刊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发表论文多篇， 其中近年以来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于JAMA、JCO、STTT、CANCER COMMUNICATIONS 等杂志发表SCI论文多篇。作为主要研究者牵头发起多中心临床研究30多项，其中包括I期临床试验6项目，Ⅱ、Ⅲ期大型多中心临床试验多项。黄嘉佳主任医师、硕士导师、医学博士从事乳腺癌临床工作，作为项目负责人承担国家自然、广东省自然科学项目、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优秀人才计划项目等课题多项，参加多项国际多中心新药注册临床试验。曾先后在南瑞士肿瘤研究所、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Moores Cancer Center从事访问学者进修。以第一作者或共同第一作者发表SCI论文多篇，其中包括《Annals of Oncology》、《Journal of the National Cancer Institute》、《Clinical Cancer Research》《Autophagy》等。中国老年保健协会肿瘤免疫治疗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女医师协会第二届乳腺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广东省医疗行业协会乳腺肿瘤内科管理分会副主任委员广东省抗癌协会靶向与个体化治疗专业委员会青年委员会常务委员广东省抗癌协会分支华南乳腺癌临床研究协作组委员材料编码：CN-20250624-00009。本资料仅供医疗卫生专业人士参考，请勿向非医疗卫生专业人士发放（来源：《肿瘤瞭望》编辑部）声 明凡署名原创的文章版权属《肿瘤瞭望》所有，欢迎分享、转载。本文仅供医疗卫生专业人士了解最新医药资讯参考使用，不代表本平台观点。该等信息不能以任何方式取代专业的医疗指导，也不应被视为诊疗建议，如果该信息被用于资讯以外的目的，本站及作者不承担相关责任。

编者按：CDK4/6抑制剂（CDK4/6i）治疗失败的患者尚无标准治疗，但近年来涌现了众多精准治疗策略，包括PAM通路抑制剂、新型SERD、PARP抑制剂、新型ADC等。基于当前的循证医学证据，临床实践中应该如何进行个体化的治疗优选？《肿瘤瞭望》特邀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徐菲教授，结合最新的ASCO研究进展和国内外权威指南，解读post-CDK4/6i精准治疗策略。01《肿瘤瞭望》：近年来，不同靶点的精准治疗为post-CDK4/6i患者提供了新的治疗选择。能否结合最新的国内外权威指南，介绍一下当前的post-CDK4/6i治疗策略变化，以及存在哪些尚待讨论的问题？徐菲 教授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CDK4/6抑制剂联合内分泌治疗（CDK4/6i＋ET）已经被广泛应用于HR+/HER2-乳腺癌的早期强化辅助治疗和晚期一线治疗，极大改善了患者预后。针对CDK4/6i＋ET治疗失败的患者，近年来涌现了众多治疗策略，包括CDK4/6i跨线使用、PAM通路抑制剂、新型SERD、PARP抑制剂、新型ADC等。近期，NCCN、ESMO、CSCO-BC、CACA-CBCS精要版、ABCC等国内外权威指南[1-5]，针对post-CDK4/6i的治疗推荐均有所变化。总体上，NCCN、ESMO指南对于CDK4/6i＋ET经治患者，推荐基于gBRCAm、ESR1m、PAM通路变异、HER2表达状态等选择相应的精准治疗策略。在已报道的post-CDK4/6i相关III期临床试验中，单药PARP抑制剂或PAM通路抑制剂的中位PFS约为6.7~7.8个月，单药新型SERD约为3.8~5.8个月，而新型HER2 ADC已经超越1年[6]。在2025年第一次更新的NCCN乳腺癌指南中，以及2025年4月更新的ESMO MBC在线指南中：均将T-DXd的应用范围从以往的HER2低表达（IHC +，或IHC 2+且FISH-）扩大至HER2超低表达（轻度膜染色的IHC 0）；并且将治疗线序提前至未接受过化疗的患者；此外，对于有内脏危象的HER2低或超低表达患者可接受T-DXd一线解救治疗。这些更新主要基于DESTINY-Breast06（DB-06）研究的报道，针对ET失败且未接受过化疗的HR+/HER2低或超低表达患者，T-DXd可相较于化疗显著改善全体患者的PFS（13.2 vs 8.1个月，HR 0.62，95%CI：0.52~0.75，P＜0.001），且HER2低表达（HR 0.62）和超低表达（HR 0.78）患者显示了一致的PFS获益[7]。图1.NCCN和ESMO指南（上下滑动查看）国内最新版的CSCO-BC（2025）、CACA-CBCS精要版（2025）、ABCC指南（2024），针对CDK4/6i＋ET经治患者，均推荐T-DXd作为HER2低表达患者的优选方案；而鉴于药物可及性，靶向联合内分泌治疗（如mTORi＋ET）在国内指南中仍是CDK4/6i＋ET经治患者的优选方案之一，但需注意mTORi目前缺乏CDK4/6i经治的高质量循证医学证据。此外，由于T-DXd超低表达国内适应症尚在审批中，国内指南尚未列入推荐，但已经在注释中引用或介绍了DB-06的循证医学证据。相信随着相关适应症获批，国内指南对T-DXd在post-CDK4/6i中的应用推荐会进一步扩大。图2.CSCO-BC、CACA-CBCS精简版、ABCC指南推荐及注释（上下滑动查看）从上述国内外权威指南来看，针对post-CDK4/6i的治疗选择尚无标准，总体上遵循“有靶打靶”的原则。据报道，中国HR+乳腺癌患者约有超过70%存在HER2低表达或超低表达，有将近60%携带PAM通路变异，有7.8%携带gBRCA突变[8-10]。在临床实践中，当患者同时存在HER2表达及其他治疗靶点时，应该如何进行治疗选择？目前尚缺乏头对头直接比较的循证医学证据，这也是当前指南共识所无法回答而当前临床实践需要面对的问题。02《肿瘤瞭望》：针对指南尚未回答的问题，即HER2 ADC和其他精准治疗方案应该如何进行优选，已报道的关键临床试验的探索性分析是否能够带来一些启发？徐菲 教授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T-DXd是新一代ADC，具有脱靶率低、高药物抗体比、载药活性强且交叉耐药少、抗肿瘤旁观者效应等诸多药物机制优势，显示了强效、低毒的药物特征，并且具有广泛的治疗获益人群。国际指南已经将其作为CDK4/6i经治的HER2低表达或超低表达患者的优选治疗。那么，T-DXd在携带PAM通路变异、ESR1m、gBRCAm等标志物的患者中是否也有一致乃至更好的疗效？2023年ASCO大会曾报道DB-04的探索性分析，结果显示在HER2低表达患者中，无论内在亚型如何、Luminal A型或B型，以及是否存在ESR1、PIK3CA突变和CDK4/6i耐药标志物，T-DXd均显示了一致的ORR和PFS获益（表1）[11]。表1.DB-04研究：不同生物标志物亚组患者的ORR和PFS2025年ASCO大会则报道了DB-06研究的生物标志物分析[12]，并得到了一致的结果（表2）。对于PI3K/AKT通路变异（57.6% vs 41.5%）、ESR1突变（60.2% vs 32.1%）、BRCA1/2突变（80% vs 39.3%）患者，T-DXd相较于化疗有一致的ORR提升；携带这三种生物标志物的HER2低表达或超低表达患者，接受T-DXd治疗的病进展或死亡风险分别下降35%（HR 0.65）、36%（HR 0.64）和86%（HR 0.14），二次疾病进展或死亡风险则分别下降41%（HR 0.59）、42%（HR 0.58）和83%（HR 0.17）。表2. DB-06研究生物标志物探索性分析结果汇总_ORRPFSPFS2PI3K/AKT通路变异57.6% vs 41.5%13.2 vs 7.1个月；HR 0.65，95%Cl：0.48~0.8719.5 vs 13.6 个月；HR 0.59，95%CI：0.44~0.79ESR1突变60.2% vs 32.1%11.3 vs 7.0个月；HR 0.64，95%Cl：0.49~0.8319.4 vs 13.7 个月；HR 0.58，95%CI：0.43~0.77BRCA1/2突变80% vs 39.3%21.4 vs 5.6个月；HR 0.14，95%Cl：0.05~0.3333.7 vs 11.8 个月；HR 0.17，95%CI：0.06~0.42图4.DB-06研究：不同生物标志物亚组患者的PFS（上下滑动查看）从DB-04和DB-06研究的生物标志物探索性分析来看，对于同时携带PAM通路变异、ESR1突变、BRCA突变等不同致病或耐药突变的HER2低表达或超低表达患者，T-DXd治疗均显示了一致的ORR提升和PFS延长，这表明T-DXd能够有效克服HR+乳腺癌的常见耐药机制，尤其对于经过CDK4/6i＋ET治疗的患者，后续的靶向＋ET或者新型SERD仍然是围绕内分泌治疗通路的治疗策略，而T-DXd这类新型ADC并不依赖于ER通路。而在DB-06研究中，不同致病或耐药突变的患者接受T-DXd治疗也显示了一致的PFS2获益，这表明T-DXd不会与ER通路及其相关通路产生交叉影响导致新的耐药突变。也就是说，T-DXd序贯靶向内分泌治疗可能是一种合理的治疗顺序。这些结果对临床“排兵布阵”问题提供了一定的启示，T-DXd可作为HR+/HER2低表达或超低表达患者的post-CDK4/6i治疗优选方案。03《肿瘤瞭望》：在临床实践中，您会基于哪些因素来考虑post-CDK4/6i精准治疗的选择？徐菲 教授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如前所述，post-CDK4/6i尚无治疗标准，临床实践中需要结合循证医学证据和患者实际情况进行个体化决策；考虑到肿瘤的时空异质性，有条件的患者建议再次活检，进行免疫组化或基因检测，以明确病灶的分子病理特征变化。首先，从循证医学证据来看，DB-06的主要研究结果及其探索性分析结果，支持T-DXd用于HER2低或超低表达、化疗未经治患者，而且疗效和预后不受PAM通路变异、ESR1突变、BRCA突变等影响。对于T-DXd能否与其他内分泌、靶向治疗联合，未来需要进一步探索，我们期待多队列、多种联合治疗模式的DB-08研究能够带来更多启发。除了考虑疗效获益以外，治疗安全性和耐受性也是临床需要考虑的因素。例如，ADC药物的骨髓抑制、消化道反应等不良事件管理相对成熟，需关注间质性肺病（ILD）、眼毒性等特殊不良事件；而抑制PAM通路的小分子酪氨酸激酶抑制剂（TKI），则需关注高血糖、口腔炎等特殊不良事件；PARP抑制剂也有一定的细胞毒作用，导致血液学或非血液学不良反应。在药物可及性方面，目前T-DXd在国内已获批的2个适应症均已被纳入国家医保目录，可及性大大改善。国内已获批的PI3K抑制剂、AKT抑制剂尚未纳入医保目录；PARP抑制剂、mTOR抑制剂、HDAC抑制剂等靶向治疗国内可及性也较好，但缺乏CDK4/6i经治的循证医学证据。04《肿瘤瞭望》：T-DXd已经在国内外积累了较为丰富的ILD管理经验。本次ASCO大会还报道了一项T-DXd“再挑战”使用的真实世界研究，您如何评价该研究结果及其临床启示？徐菲 教授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ILD在ADC、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CI）、小分子TKI治疗中均可发生，也是T-DXd治疗过程中较为受关注的特殊不良事件之一。随着管理经验的成熟，此类事件的发生率有所降低，临床实践中也更加可控。关于“再挑战”问题，目前较为一致的共识是，对于1级ILD可暂停T-DXd治疗，ILD完全恢复后继续使用T-DXd治疗，对于2级ILD则建议永久停用T-DXd[13]。2025年ASCO大会报道了一项来自美国的多中心真实世界研究（RWS）[14]，在1476例接受T-DXd治疗的患者中，有44例发生1级ILD的患者接受了T-DXd“再挑战”。在中位“再挑战”治疗215天时，仅有12例患者（27%）发生ILD复发，而且大多数（11/12）复发者仍为1-2级的轻度ILD。在这些ILD复发的患者中，也有3例继续接受第二轮“再挑战”治疗，截至研究报道时仍未发生ILD复发。此外，该研究有另一个19例2级ILD的患者队列，也就是指南认为应该永久停药的患者，也接受了T-DXd“再挑战”，结果显示在中位治疗91天时，仅有3例（16%）ILD复发（2、3、4级各1例）。图5.美国真实世界研究：1-2级ILD患者的T-DXd“再挑战”结果这项RWS显示大多数（77%）1级ILD患者可以顺利实现“再挑战”而没有发生复发，少数复发患者可以接受二次“再挑战”，甚至部分2级ILD的患者也可以进行“再挑战”。当然，该研究总体的样本量仍较小，尤其是ILD复发及2级ILD的“再挑战”临床需要非常谨慎，通过多学科团队（MDT）进行全面的评估和严密的随访、监测。中国的患者基数大，且ILD特征与欧美国家有差异，期待未来有更多此类中国RWS报道。参考文献上下滑动查看更多内容[1]NCCN Clinical Practice Guidelines in Oncology (NCCN Guidelines®), Breast Cancer, Version 1.2025, January 31, 2025.[2]ESMO Metastatic Breast Cancer Living Guideline. https://www.esmo.org/living-guidelines/esmo-metastatic-breast-cancer-living-guideline?utm_source=twitter&utm_medium=social&utm_campaign=ESMO-WW-GL-SocialMediaOrganic-LivingGL-20250418[3]中国临床肿瘤学会（CSCO）指南工作委员会.CSCO乳腺癌诊疗指南.人民卫生出版社.2025年4月[4]中国抗癌协会乳腺癌专业委员会;中华医学会肿瘤学分会乳腺肿瘤学组.《2025年CBCS&CSOBO乳腺癌诊治指南与规范精要本》[5]国家肿瘤质控中心乳腺癌专家委员会, 中国抗癌协会乳腺癌专业委员会, 中国抗癌协会肿瘤药物临床研究专业委员会. 中国晚期乳腺癌规范诊疗指南（2024版）[J]. 中华肿瘤杂志, 2024, 46(12): 1079-1106.[6]李  彬，陶中华，胡夕春. CDK4/6抑制剂后时代下的乳腺癌精准诊疗［J］. 中国癌症杂志, 2025, 35 (3): 273-282.[7]Bardia A, Hu X, Dent R, et al. Trastuzumab Deruxtecan after Endocrine Therapy in Metastatic Breast Cancer. N Engl J Med. 2024;391(22):2110-2122. doi:10.1056/NEJMoa2407086[8]Lv H, Yue J, Zhang Q, et al. Prevalence and concordance of HER2-low and HER2-ultralow status between historical and rescored results in a multicentre study of breast cancer patients in China. Breast Cancer Res. 2025;27(1):45. Published 2025 Mar 25. doi:10.1186/s13058-025-02001-0[9]Xiao W, Zhang G, Chen B, et al. Mutational Landscape of PI3K-AKT-mTOR Pathway in Breast Cancer: Implications for Targeted Therapeutics. J Cancer. 2021;12(14):4408-4417. Published 2021 May 27. doi:10.7150/jca.52993[10]Comprehensive profiling of gBRCA1 and gBRCA2 variants in hormone receptorpositive breast cancer of Chinese 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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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suhara,et al.Treatment rechallenge after trastuzumab-deruxtecan (T-DXd) related interstitial lung disease (ILD): a multi-institution cohort study徐菲 教授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内科主诊教授，主任医师，硕士导师中国临床肿瘤学会（CSCO）青委会常务委员中国临床肿瘤学会（CSCO）乳腺癌专委会委员中国抗癌协会乳腺癌专委会（CBCS）青年专家组成员广东省抗癌协会化疗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兼秘书广东省癌症中心乳腺癌诊疗质量控制专家委员会常委兼秘书长广东省胸部肿瘤防治委员会乳腺癌专业委员会委员兼秘书中国南方肿瘤临床研究协会（CSWOG）青委会常务委员（来源：《肿瘤瞭望》编辑部）声 明凡署名原创的文章版权属《肿瘤瞭望》所有，欢迎分享、转载。本文仅供医疗卫生专业人士了解最新医药资讯参考使用，不代表本平台观点。该等信息不能以任何方式取代专业的医疗指导，也不应被视为诊疗建议，如果该信息被用于资讯以外的目的，本站及作者不承担相关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