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BT-6290

从单抗到ADC、TCE、RDC、ISAC... 一文讲透8大模态的机制与选择逻辑 导读：截至2025年12月，全球已有144个单抗、21个ADC、17个双特异性抗体获批上市。面对如此多的选择，研发人员该如何决策？本文系统梳理8大抗体药物模态的作用机制、适用场景和最新进展，帮你建立完整的研发决策框架。 01 先搞清楚：针对肿瘤抗原的单抗有哪些机制？ 很多人以为单抗就是「一种东西」，其实大错特错。同样是靶向肿瘤抗原的单抗，作用机制可以完全不同。 ▎机制一：信号阻断型 抗体结合靶点后，阻断配体-受体相互作用或抑制受体二聚化，从而关闭下游信号通路。 典型案例：西妥昔单抗（抗EGFR）阻断EGF结合，抑制RAS-MAPK通路；曲妥珠单抗（抗HER2）阻断HER2/HER3二聚化 适用场景：靶点本身是肿瘤驱动因子，阻断信号即可抑制肿瘤生长 ▎机制二：免疫效应型（ADCC/ADCP/CDC） 抗体的Fc段招募免疫效应细胞或补体，介导肿瘤细胞杀伤。这类抗体通常需要靶点稳定表达在细胞表面，且内吞速度慢。 • ADCC（抗体依赖的细胞毒作用）：Fc段与NK细胞表面FcγRIIIa结合，激活NK细胞释放穿孔素和颗粒酶 • ADCP（抗体依赖的细胞吞噬作用）：巨噬细胞通过FcγR识别抗体，吞噬被标记的肿瘤细胞 • CDC（补体依赖的细胞毒作用）：Fc段激活补体级联反应，形成膜攻击复合物（MAC）裂解细胞 典型案例：利妥昔单抗（抗CD20）、Zolbetuximab（抗CLDN18.2，2024年10月FDA获批） ▎机制三：受体降解型 抗体结合后诱导受体内吞和溶酶体降解，从根本上减少细胞表面受体数量。这比单纯阻断信号更彻底。 典型案例：Amivantamab（EGFR×MET双抗）不仅阻断信号，还能诱导EGFR和MET受体降解，同时保留ADCC活性。2025年12月，其皮下注射剂型Rybrevant Faspro获FDA批准。 ▎机制四：免疫检查点抑制型（ICI） 严格来说，ICI不是靶向肿瘤抗原，而是靶向免疫检查点分子，解除T细胞的抑制信号。但它本质上仍是单抗。 • 第一代：抗CTLA-4（伊匹木单抗）、抗PD-1（K药、O药）、抗PD-L1（T药、I药） • 新兴靶点：LAG-3（Relatlimab，2022年获批）、TIGIT、TIM-3、B7-H3等正在临床开发中 小结：同样是「单抗」，信号阻断型需要靶点是驱动因子，ADCC型需要靶点表面稳定，受体降解型更彻底但工程化要求高，ICI型依赖肿瘤免疫原性。选错机制，药效可能大打折扣。 02 超越单抗：8大抗体药物模态全景 单抗只是起点。过去十年，抗体药物已经进化出多种「升级版」，每种都有独特的作用机制和适用场景。 模态 核心机制 2025年获批数量 代表药物 单抗 mAb 信号阻断/ADCC/ICI 144个（FDA累计） K药、赫赛汀 ADC 靶向递送细胞毒药物 21个（全球累计） Enhertu、Trodelvy 双抗 BsAb 双靶点/T细胞衔接 17个（全球累计） Hemlibra、Teclistamab RDC 靶向递送放射性核素 3个（Pluvicto等） Pluvicto、Zevalin ISAC 靶向递送免疫激动剂 0个（临床II期） BDC-1001（在研） 条件激活型 肿瘤微环境激活 0个（临床I/II期） Probody平台 03 ADC：2025年最热门的赛道 ADC（抗体偶联药物）把抗体当「快递员」，把细胞毒药物精准送到肿瘤细胞里。截至2025年，全球已有21个ADC获批，覆盖超过15种肿瘤类型。 ● ADC的三代进化 第一代（以T-DM1为代表）：不可裂解连接子，DAR~3.5，依赖靶点高表达 第二代（以Enhertu为代表）：可裂解连接子，DAR~8，膜通透性载荷，「旁观者效应」可杀伤邻近低表达细胞 第三代（在研）：双抗ADC（双靶点提高特异性）、ISAC（免疫激动剂载荷）、肿瘤微环境响应型释放 ● 2025年ADC重要进展 1月：Dato-DXd（TROP2 ADC）获FDA批准，用于HR+/HER2-转移性乳腺癌 1月：Enhertu获批用于HER2低表达和HER2超低表达乳腺癌，彻底改写HER2分层标准 5月：Telisotuzumab vedotin（c-Met ADC）获FDA加速批准，用于c-Met高表达NSCLC 5月：恒瑞SHR-A1811（HER2 ADC）获中国NMPA批准，用于HER2突变NSCLC，ORR达74.5% ● ADC的核心优势 → 自带「弹药」，不依赖免疫系统——冷肿瘤也能杀 → 旁观者效应解决肿瘤异质性——低表达也有效 → 可诱导免疫原性细胞死亡（ICD）——与ICI联用有协同效应 临床证据：Padcev + Keytruda在尿路上皮癌ORR约70%；淋巴瘤ADC+ICI达58-77% 04 双特异性抗体：不止是TCE 双抗能同时结合两个靶点，但「双抗≠TCE」。根据作用机制，双抗可分为多种类型： ▎类型一：T细胞衔接器（TCE） 一头结合肿瘤抗原，一头结合CD3，强行拉近T细胞和肿瘤细胞形成免疫突触，激活T细胞杀伤。 核心优势：对极低表达靶点（<100拷贝/细胞）仍有效，杀伤力极强 主要挑战：CRS（细胞因子释放综合征）、ICANS（神经毒性）、实体瘤渗透差 代表药物：Blinatumomab（CD19×CD3，B-ALL）、Teclistamab（BCMA×CD3，MM，ORR>60%）、Tarlatamab（DLL3×CD3，SCLC） ▎类型二：双信号阻断型 同时阻断两条信号通路，克服单靶点耐药。 典型案例：Amivantamab（EGFR×MET）——解决EGFR-TKI耐药中MET扩增问题。2025年12月，皮下注射剂型获批。Zenocutuzumab（HER2×HER3）——用于NRG1融合阳性肿瘤，2024年获FDA批准。 ▎类型三：双表位型 结合同一抗原的两个不同表位，增强结合力或诱导特殊效应。 典型案例：Zanidatamab（HER2双表位）——通过双表位结合诱导更强的受体内吞和降解。2024年获FDA批准用于HER2阳性胆道癌。 ▎类型四：机制融合型（双免疫检查点） 将两种免疫检查点抑制功能整合到一个分子中，或整合ICI与其他机制。 • Cadonilimab（PD-1×CTLA-4）：2022年中国获批，用于宫颈癌。特点是高PD-1浓度下亲和力更高，在肿瘤微环境中活性更强，正常组织中活性较弱。Fc段经突变移除ADCC/CDC，避免T细胞耗竭。 • Ivonescimab（PD-1×VEGF）：同时阻断免疫检查点和抗血管生成。在NSCLC头对头研究中击败K药，被视为下一代ICI的代表方向。2025年全球III期HARMONi试验结果备受期待。 05 RDC：放射性核素偶联药物的崛起 如果说ADC是「精确制导导弹」，RDC（Radioligand Drug Conjugate）就是「微型核弹」——把放射性同位素精准送到肿瘤细胞，用辐射从内部摧毁癌细胞。 ● RDC的作用机制 靶向配体（可以是小分子、多肽或抗体）结合肿瘤细胞表面受体后，携带的放射性核素发射α或β粒子，造成DNA双链断裂，杀死肿瘤细胞及周围细胞。 • β粒子（如Lu-177）：穿透距离较长（~2mm），适合杀伤肿瘤团块 • α粒子（如Ra-223）：穿透距离短但能量高，造成更致命的DNA损伤 ● 2025年RDC重磅进展：Pluvicto Pluvicto（Lu-177 PSMA-617）是目前最成功的RDC，2025年迎来多个里程碑： 3月：FDA批准扩展适应症，可用于化疗前的PSMA阳性mCRPC患者，rPFS从5.6个月延长至9.3个月（HR=0.41） 6月：PSMAddition III期试验中期分析阳性，在激素敏感性前列腺癌（mHSPC）中也显示获益 10月：ESMO大会公布完整数据，Pluvicto联合标准治疗使进展或死亡风险降低28% 诺华预测：如果mHSPC适应症获批，Pluvicto的适用患者人群将翻倍。公司正在探索将RDC推向更早期疾病阶段。 06 ISAC：把免疫激动剂送进肿瘤 ISAC（Immune-Stimulating Antibody Conjugate）是ADC的「免疫版」——把细胞毒载荷换成免疫激动剂（如TLR7/8激动剂、STING激动剂），目标是把「冷肿瘤」变成「热肿瘤」。 ● ISAC vs ADC：机制差异 ADC：直接杀死肿瘤细胞（细胞毒作用） ISAC：激活肿瘤内的抗原呈递细胞（DC、巨噬细胞），重塑肿瘤微环境，启动适应性免疫应答 ● ISAC的三步机制 ① 抗体靶向结合肿瘤细胞 ② Fc段介导的ADCP：巨噬细胞/DC吞噬被标记的肿瘤细胞 ③ 内吞后TLR激动剂在内体激活，触发I型干扰素和促炎细胞因子释放，激活T细胞 ● 当前困境 ISAC概念很美好，但临床进展不顺： • BDC-1001（HER2-TLR7/8 ISAC）：II期试验疗效有限，部分缓解率仅7% • SBT6290（Nectin-4-TLR8 ISAC）：因CRS毒性和管线优先级调整而终止 核心挑战：TLR激动剂的超炎症特性导致CRS风险，治疗窗口窄。需要更稳定的连接子和更精细的剂量策略。 07 条件激活型抗体：解决「脱靶毒性」的新思路 很多靶点（如EGFR、HER2、EpCAM）在正常组织也有表达，导致TCE和部分单抗毒性难以控制。条件激活型抗体提供了一种解决方案：让抗体只在肿瘤微环境中「激活」。 ● 三大激活策略 ① 蛋白酶激活型（Probody）：抗原结合位点被「面具」肽遮蔽，进入肿瘤微环境后被MMP等蛋白酶切割，暴露活性位点 ② pH敏感型：利用肿瘤微环境的低pH值触发构象变化，激活抗体活性 ③ 双输入型：需要两个条件同时满足才能激活（如特定蛋白酶+低pH），进一步提高特异性 ● 临床进展 CI107（EGFR×CD3 Probody-TCE）：通过蛋白酶激活解决EGFR TCE的皮肤/肝脏毒性问题，正在I期临床 发展方向：条件激活技术正在与双抗、ADC、TCE等模态融合，有望拓宽多种靶点的治疗窗口。 08 靶点特性决定模态选择 同一个靶点，为什么有人做ADC成功，有人做TCE失败？答案藏在靶点的生物学特性里。 ● 表达丰度 ADC：传统要求>10万拷贝/细胞。但新一代ADC（如Enhertu）通过高DAR+旁观者效应，在HER2低表达甚至超低表达中也有效 TCE：对表达量不敏感（<100拷贝即可激活T细胞），但对特异性极度苛刻——正常组织微量表达也会引发毒性 ● 内吞效率 ADC刚需快速内吞：抗体-靶点复合物需要被内吞进入溶酶体，才能释放毒素。HER2、TROP2、CD79b都是快速内吞靶点 TCE/ADCC需要表面稳定：需要靶点持续暴露在细胞表面以形成免疫突触。CLDN18.2内吞慢，所以Zolbetuximab（ADCC单抗）成功了 ● 正常组织分布 这是TCE在实体瘤的「阿喀琉斯之踵」。EGFR在皮肤、肝脏广泛表达，EpCAM在上皮组织普遍存在——这些靶点的TCE屡屡因毒性失败。相比之下，ADC可以通过剂量调整和连接子优化来管理毒性，或采用条件激活技术规避正常组织暴露。 ● 靶点→模态选择矩阵 靶点特性 首选 备选 案例 逻辑 高表达+快内吞 ADC 信号阻断单抗 HER2、TROP2 毒素高效递送 低表达+高特异 TCE ADC（旁观者） CD19、BCMA、DLL3 T细胞高敏感 慢内吞+表面稳定 ADCC单抗 TCE、RDC CLDN18.2、CD20 需要表面暴露 高异质性表达 ADC 双抗ADC HER2-low乳腺癌 旁观者效应 正常组织有表达 ADC Probody-TCE EGFR、EpCAM 剂量可调/条件激活 驱动信号通路 信号阻断单抗 双信号阻断双抗 EGFR×MET 克服耐药 09 适应症维度：血液瘤vs实体瘤 ● 血液瘤：TCE的主场 血液肿瘤细胞是「游离」的，T细胞可以轻松接触，没有物理屏障。而且，B细胞耗竭是临床可控的（输注免疫球蛋白），所以CD19、BCMA这些靶点的on-target毒性被广泛接受。 临床数据：Blinatumomab在B-ALL的ORR~40-50%；Teclistamab在多发性骨髓瘤ORR>60%；截至2025年7月，已有9个TCE获批用于血液瘤。 ● 实体瘤：ADC的天下 实体瘤约占癌症的90%。但TCE在这里遭遇多重挑战： → 物理屏障：致密的细胞外基质、紊乱的血管，大分子渗透困难 → 免疫抑制：Treg、M2巨噬细胞、TGF-β...T细胞即使进去也可能被「废掉」 → 缺乏肿瘤特异靶点：不像CD19那样「干净」，实体瘤靶点往往在正常组织也有表达 ADC完美契合实体瘤需求：自带「干粮」不依赖免疫系统，旁观者效应解决异质性，剂量可控毒性可预测。Enhertu的跨癌种获批（乳腺癌、胃癌、肺癌）就是最好的证明。 10 免疫状态：热肿瘤vs冷肿瘤 类型 特征 首选策略 逻辑 热肿瘤 高TIL浸润、PD-L1+、TMB-H、MSI-H ICI / 双免疫双抗 松刹车即可 冷肿瘤 缺乏T细胞浸润、低抗原性 ADC 自带弹药 免疫排斥型 T细胞被挡在肿瘤边缘、浸润受阻 ADC + ICI联用 ADC开路+ICI增援 简单说：热肿瘤——免疫系统本来就想打，你只需要「松刹车」；冷肿瘤——免疫系统压根没反应，你得自己「带枪」；排斥型——先用ADC「开路」杀肿瘤细胞、释放抗原、上调PD-L1，再用ICI「增援」。 11 CMC与成本：不可忽视的商业逻辑 选模态不仅是科学问题，也是经济问题。 模态 制造复杂度 相对成本 自建可行性 关键挑战 单抗 ★★☆☆☆ 1×（基准） 高 平台成熟，风险最低 双抗 ★★★☆☆ 1.5-2× 中 链错配、聚合、稳定性 ADC ★★★★★ 5-10× 低 OEB-5防护、CDMO依赖 RDC ★★★★★ 极高 极低 放射性物质管控、冷链 关键洞察：ADC的成本是单抗的5-10倍。对于资金有限的初创公司，自建ADC产线几乎不可能，必须依赖CDMO。近年来约150个ADC项目临床终止，主要原因是治疗窗口太窄——动物模型往往无法预测人体毒性。如果公司资金紧张、缺乏CMC经验，开发双抗可能比ADC更现实。 12 综合决策框架：研发人员实操指南 回到开头的问题：ADC、TCE、双抗...到底怎么选？ 答案是：始于临床需求，终于分子特性，兼顾商业可行性。 ● 五步决策法 第一步：判断肿瘤类型——血液瘤还是实体瘤？ 第二步：评估免疫状态——热肿瘤、冷肿瘤还是排斥型？ 第三步：分析靶点特性——表达丰度、内吞速率、正常组织分布、是否为驱动因子？ 第四步：评估联用可能——是否需要与其他模态协同？ 第五步：考虑CMC可行性——自建还是CDMO？预算是否支持？ ● 快速决策指南 血液瘤 + 高特异靶点：TCE首选（BCMA、CD19、CD20） 实体瘤 + 冷肿瘤/高异质性：ADC首选（最确定的路径） 实体瘤 + 热肿瘤/高TMB：ICI或机制融合型双抗（PD-1×VEGF等） 驱动突变 + TKI耐药：双信号阻断双抗（EGFR×MET等） 正常组织广泛表达的靶点：ADC或条件激活型抗体，避免常规TCE 13 写在最后 2025年，抗体药物市场规模已突破2670亿美元，全球有超过1500个抗体药物在临床开发中。 从单抗到ADC、TCE、RDC、ISAC、条件激活型抗体...模态选择越来越多，但核心逻辑不变： 「靶点-适应症-模态-CMC」四维矩阵才是穿越研发周期、跨越「死亡谷」的生存之道。 不盲目追逐热点，不迷信单一技术，而是根据具体项目的特点理性布局——这才是研发决策的最高境界。 如果这篇文章对你有帮助，欢迎转发给同样在抗体药物领域奋斗的朋友。 有问题或想法，评论区见。

摘要：抗体-药物偶联物（ADC）领域经历了复兴，在过去的6年里，最近的大量开发投资和随后的药物批准。2022年11月，ElahereTM成为最新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批准的ADC。迄今为止，已在临床上针对各种肿瘤适应症测试了260多种ADC。本文回顾了目前已获得FDA批准的ADC（11）、目前正在临床试验但尚未批准的药物（164）以及临床试验后停产的候选药物（92）。这些经过临床测试的ADC通过其靶向肿瘤抗原、接头、有效载荷选择和达到的最高临床阶段进行进一步分析，突出了与已停产候选药物相关的局限性。最后，本文讨论了临床前证明可以提高治疗指数的生物工程修饰，如果掺入，可能会增加成功过渡到监管批准的分子比例。【NO.1】ADC作为一类新型靶向治疗药物2000年，随着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批准MylotargTM用于治疗急性髓性白血病（AML），一类新的精准药物抗体-药物偶联物（ADC）被引入肿瘤学临床实践。ADC分子将抗体介导的肿瘤抗原靶向的精确性与强效细胞毒性药物相结合，从而为恶性肿瘤创造了靶向递送载体。通过这种方式，ADC提供了一种通过限制正常组织中的有效载荷暴露来降低肿瘤外毒性的方法。虽然大多数ADC临床候选药物利用细胞毒性化疗有效载荷，但最近的ADC候选药物也加入了靶向小分子1和免疫调节剂。自MylotargTM首次注册以来的23年里，经过临床测试的267种ADC中只有12种获得了监管部门的批准;过去6年内发生了10次[图1]。对生物工程的见解和对效力较弱的接头有效载荷（例如EnhertuTM）的利用为该领域重新注入了活力，并迎来了新一轮的药物审批浪潮。图1：FDA批准的时间表。迄今为止，已有12款ADC获得FDA批准（绿框）。由于在批准后试验中未能满足必要的终点，两名候选药物MylotargTM和BlenrepTM的批准被撤销（红框）。MylotargTM随后以较低剂量与化疗联合使用重新获得批准。目前有11种ADC疗法已获得FDA批准。【NO.2】影响ADC活性的因素与标准化疗相比，ADC具有多项优势，特别是：（1）将细胞毒性有效载荷精确递送至表达所选靶抗原的细胞，（2）能够实现比全身给药更有效的细胞毒性有效载荷利用，（3）可能最小化靶向/脱靶肿瘤毒性。ADC设计成功后，其前景是能够扩大治疗指数，优于全身化疗。通过将细胞毒性有效载荷直接递送到肿瘤组织，最小有效剂量（MED）降低，靶向/脱靶肿瘤不良事件相应减少。对临床测试的ADC分子进行有效分析需要从根本上了解调节其生物活性的因素。ADC细胞毒性有效载荷递送的基本细胞过程有三个关键部分。首先，抗体与抗原阳性细胞表面的靶抗原结合。其次，抗原-ADC复合物通过受体介导的内吞作用内化到靶细胞中。第三，抗原-ADC复合物被溶酶体酶消化，释放出触发细胞死亡的细胞毒性有效载荷。如图2所示，这些基础ADC临床活性的基本细胞过程的有效性受到各种因素的进一步调节，特别是靶抗原、所产生抗体的功能属性、偶联化学、接头属性以及所选肿瘤适应症的有效载荷效力和有效性。图2.控制ADC活动的因素。灰色箭头表示ADC进入信元的路径。抗体与细胞表面的靶抗原结合，抗原-ADC复合物通过内吞作用内化，抗原-ADC复合物要么循环回细胞表面，要么过渡到溶酶体区室。溶酶体加工释放细胞毒性有效载荷（红点），最终触发细胞死亡。控制这一过程的因素包括靶抗原、抗体、将有效载荷连接到生物制剂的偶联方法、接头、有效载荷和选定的肿瘤适应症。【NO.3】已进入临床试验的肿瘤ADC分析在这里，我们回顾了截至2023年1月1日注册的至少一项针对肿瘤适应症的人体临床试验的ADC，这些ADC包含在Beacon靶向治疗临床试验和管道数据库（beacon-intelligence.com）中。我们纳入了具有以下两个要素的ADC：（1）包含抗体、抗体融合或抗体片段的靶向部分，以及（2）有效载荷。利用的有效载荷来自常规化疗类别或靶向小分子和/或免疫调节剂。放射性同位素ADC被排除在该分析之外。自1997年首次ADC临床试验以来的26年里，又有266种ADC在1200多项临床试验中进行了测试。在此期间，54个ADC项目已正式终止，38个ADC已从公司管道中删除。本综述涵盖的ADC分为（1）批准（由FDA），（2）活性（未获得FDA批准，但目前正在进行≥1项临床试验），以及（3）停产（不再列入公司的临床管道，无论是否宣布停产）[图3]。应该注意的是，所有已批准的ADC目前也参与了几项临床试验，尽管它们未被归入“活性”类别（以消除重复计算）。此外，除美国外，所有FDA批准的ADC都在其他国家获得批准。图3：经过临床测试的ADC。此条形图捕获了已进行临床测试的267种ADC，其中：11种已获得FDA批准（绿色扇区），164种处于活跃临床试验中（蓝色扇区），92种已停产（红色扇区）。此外，对于有源ADC，它们已被细分以突出其最高开发阶段（第1阶段-第4阶段，P1-P4）。第4阶段（P4）中列出的此类候选药物disitamabvedotin已在中国获得批准，但尚未获得FDA的批准。3.1经临床测试的ADC靶向的肿瘤抗原总结图4说明了肿瘤抗原靶标和临床测试的最先进阶段。迄今为止，ADC候选药物共靶向了106种肿瘤抗原。获批的11种ADC靶向10种独特的癌症抗原：5种ADC靶向血液癌抗原，6种靶向实体瘤[图5，表1]。精选抗原是多种ADC的靶标，包括HER2（41个候选抗原）、Trop-2（14）、CLDN18.2（11）和EGFR（11）。不到2%的临床ADC候选药物靶向选定癌症抗原的1个以上表位：本综述包括4个双特异性ADC和1个双旁位ADC。图4：经临床测试的ADC的抗原靶标。在临床测试的267种ADC中，260种具有已知抗原（7种未披露）。在临床试验的各个阶段（1期-4期，P1-P4）中靶向给定肿瘤抗原的ADC数量显示在FDA批准的ADC（绿色扇区，绿色文本）、有源ADC（蓝色扇区，蓝色文本）和已停产的ADC（红色扇区，红色文本）类别中。双抗原靶向ADC以斜体显示。紫色文本所示的4期HER2候选药物是disitamabvedotin，该药物已在中国获得批准，但尚未获得FDA的批准。图5：按有效载荷类别和恶性肿瘤设置分类的获批ADC。提供了批准的ADC药物名称和有效载荷。ADC根据所利用有效载荷的效力从上到下列出，其中PBD有效载荷最有效，SN-38有效载荷最弱。表1.FDA批准的ADC和批准适应症的属性3.2经临床测试的ADC使用的接头总结接头分为两大类：可切割和不可切割[图6]。在临床ADC中，54%使用可切割接头，这是最常用的接头类别。11种临床批准的ADC中有10种使用蛋白酶可切割的接头。在经过临床测试的ADC中，16%使用不可切割的接头，包括临床活性ADCBlenrepTM。只有一种获批的ADCKadcylaTM使用不可切割的接头。31%的临床测试的ADC未披露接头类别。图6：用于临床测试的ADC的接头。使用FDA批准的ADC（绿色）、有源ADC（蓝色）和已停产的ADC（红色）的外圈中显示了使用不同连接子类别的ADC的数量。FDA批准的ADC与其各自的连接子一起显示。3.3经临床测试的ADC使用的有效载荷总结有效载荷分为四大类：（1）微管抑制剂，（2）DNA损伤剂，（3）拓扑异构酶I抑制剂，以及（4）靶向小分子（SM）[图7]。微管破坏剂是经过临床试验的最大有效载荷类别（57%）。11种获批的ADC中有7种使用微管抑制剂有效载荷。DNA损伤剂是ADC的第二大有效载荷类别（17%）。在这个亚组中，45个分子中有26个使用高效的PBD有效载荷，其中只有一个获得了FDA批准。另外两种获批的ADC通过利用calicheamicin有效载荷来采用DNA损伤类。拓扑异构酶I抑制剂包含在7%的临床测试的ADC中。在获批的11种ADC中，有2种使用拓扑异构酶I抑制剂有效载荷。除了这些传统的化疗有效载荷类别外，大约5%的ADC还包含靶向小分子（如Bcl-xL抑制剂）以及免疫调节剂（如TLR和STING激动剂）。该非化疗有效载荷类别中的候选药物尚未获得FDA批准。15%的临床测试的ADC的有效载荷未披露。图7：用于临床测试的ADC的有效载荷。与FDA批准的ADC（绿色）、有源ADC（蓝色）和已停产的ADC（红色）扇区的外环中显示了与有效载荷类型相对应的ADC数量3.4经临床测试的ADC使用的偶联方法总结在267个临床ADC中，111个候选药物使用非特异性氨基酸偶联，72个候选药物使用位点特异性偶联，84个候选药物未披露用于创建ADC的偶联方法。在使用位点特异性ADC偶联的ADC候选药物中，2种获得批准（EnhertuTM和TrodelvyTM）、50种活性ADC和26种已停产ADC接受了临床试验。除了DAR=8ADC（例如，EnhertuTM和TrodelvyTM）利用所有天然二硫键进行偶联外，其余ADC使用位点特异性偶联方法，这些方法要么保留四个链间二硫键，要么用化学共价键（例如，二硫键再桥接）代替它们。【NO.4】批准的ADC迄今为止，FDA已批准了12种ADC[图1、图5、图8和表1]，血液系统和实体瘤恶性肿瘤各6种[图5、表1]。12个已获批准的ADC中有9个获得了加速附条件批准。12种ADC中的2种（MylotargTM和BlenrepTM）的批准被撤销[图1]。由于安全性与临床益处问题，MylotargTM于2010年被撤回，但在2017年以较低剂量与化疗联合使用重新获得批准。BlenrepTM于2022年撤回，当时验证性试验未达到必要的批准后疗效终点。图8：FDA批准的ADC，按有效载荷类别分类。显示了ADC药物名称、靶抗原以及有效载荷的名称和化学结构。箭头标记有效载荷与抗体的附着点在目前FDA批准的11种ADC中，有6种使用微管抑制剂有效载荷。3个获批的ADC使用破坏DNA的有效载荷，而2个携带抑制拓扑异构酶I的有效载荷[图5、图8、]。这些有效载荷涵盖从高效DNA损伤剂PBD（IC50~pM）到低效拓扑异构酶I抑制剂SN-38（IC50~nM）的效力范围。尽管样本量小，但经批准的ADC在靶向血液系统恶性肿瘤时使用更有效率的有效载荷，而在针对实体瘤的ADC中使用较低效力的有效载荷。在实体瘤环境中疗效所需的较高药物暴露可能会限制更有效有效载荷的利用，据报道，在首选生物剂量下全身毒性增加。【NO.5】有源ADC在164个有源ADC中，~7%处于3期临床试验中。这些活性晚期ADC靶向以下肿瘤抗原：BCMA（belantamabmafodotin）、CEACAM5（tusamitamabravtansine）、c-Met（telisotuzumabvedotin）、HER2（曲妥珠单抗duocarmazine和曲妥珠单抗rezetecan）、HER3（patritumabderuxtecan）、NaPi-2b（upifitamabrilsodotin）和Trop-2（datopotamabderuxtecan和SKB264）。活性ADC组中的大多数ADC（~54%）都使用微管抑制剂有效载荷，其次是DNA损伤（10%）和拓扑异构酶I抑制剂（~9%）有效载荷。~22%的有源ADC的有效载荷未披露[图9]。在微管抑制剂ADC中，auristatins含量最高，其次是maytansines。在DNA损伤有效载荷类别中，PBD占临床活性ADC的~50%。图9：按有效载荷类分类的有源ADC。在临床试验中的活性ADC中，大多数使用微管抑制剂有效载荷，其次是DNA损伤剂、拓扑异构酶I抑制剂（Topo-I）和靶向小分子（SM）。~22%的有源ADC尚未披露所使用的有效载荷（未披露）。在临床活性ADC靶向的癌症抗原中，~16%靶向血液肿瘤抗原，~80%靶向实体瘤抗原，~4%靶向在血液肿瘤和实体瘤恶性肿瘤中表达的癌症抗原。活性ADC类别中最常靶向的肿瘤抗原包括HER2（32个候选）、Trop-2（11）、CLDN18.2（11）和EGFR（8）。【NO.6】已停产的ADC停用ADC可归因于以下三个原因中的一个或多个：1）由于无法耐受的毒性导致治疗效果不足，2）由于疗效不足，治疗效果不如目前的护理标准，和/或3）商业/商业考虑。表2显示了所有已停产ADC的详细信息。表2.按有效载荷类别和恶性肿瘤设置停产的ADC【由于表格内容较多，请参考原文】由于无法耐受的毒性而导致治疗获益不足的潜在因素包括（1）靶向/脱离肿瘤毒性，（2）将非常高效的有效载荷用于需要更高生物暴露的抗原，（3）不稳定的连接子导致有效载荷的非肿瘤释放，（4）脱靶毒性，可能是由于ADC的胞饮作用，以及（5）有效载荷代谢转化为毒性更强的代谢物。大约29%的临床测试的ADC表示无法耐受的毒性是终止计划的原因。部分可能由于靶向/脱靶肿瘤毒性而具有无法耐受毒性的ADC的例子包括bivatuzumabmertansine（CD44v6，在皮肤角质形成细胞中表达）——致命的脱屑，MEDI-547（EphA2）——出血和凝血不良反应（通常与MMAE有效载荷无关的不良事件），和PF-06664178–皮疹不良事件（Trop-2，在包括皮肤在内的正常上皮表面表达）。对于PF-06664178的后一个例子，导致皮肤毒性严重程度的另一个潜在因素是有效的auristatin有效载荷与这种靶向Trop-2的ADC配对。事实上，PF-06664178的皮肤毒性严重程度与已批准的靶向Trop-2的ADCTrodelvyTM明显不同，后者使用较低效力的拓扑异构酶I抑制剂有效载荷。此外，还注意到另一种针对Nectin-4（也在皮肤中表达）的auristatinADCPadcevTM的皮肤毒性。微管抑制剂有效载荷ADC占已停产候选药物的63%，其次是DNA损伤（~27%）有效载荷。拓扑异构酶I抑制剂、靶向小分子和未公开的有效载荷合计占已停产ADC的10%[图10]。对需要更高生物制剂暴露量的抗原使用高效有效载荷可能是导致几种已停产的ADC候选药物出现无法耐受毒性的一个因素。双旁位四价HER2定向ADC的有效载荷选择MEDI4276可能导致剂量为>0.3mg/kg时出现无法耐受的毒性。事实上，所选的微管溶血素类似物有效载荷（IC50~低pM）在PBD有效载荷的效力范围内。临床批准的实体瘤ADC（包括2个靶向HER2抗原的ADC）均未使用该效力范围内的有效载荷——其中最活跃的是采用效力较弱的有效载荷（EnhertuTM）的ADC。安全性被认为是PBD偶联ADCADCT-502和DHES0815A终止HER2的原因。图10：按有效载荷类别分类的已停产ADC。已停产的ADC中使用的主要有效载荷类别是微管抑制剂和DNA损伤剂。拓扑异构酶I抑制剂（Topo-1）、靶向小分子（SM）和未公开的候选药物合计占已停产ADC的~9%。靶向已批准ADC的6种肿瘤抗原（CD19、CD22、CD33、CD79b、HER2和Trop-2）的ADC也已停产，其中一些是由于无法耐受的毒性。TrodelvyTM是经批准的Trop-2ADC，使用较低效力的拓扑异构酶I有效载荷SN-38（IC50~nM），需要高生物暴露才能达到所需的疗效益处（21天治疗周期的第1天和第8天10mg/kg）。两种靶向Trop-2的ADC已停产，很可能是由于有效载荷选择与需要更高生物暴露的肿瘤抗原靶标配对太强。PF-06664178使用高效的auristatin类似物有效载荷（IC50~低pM），在每3周接受高达4.8mg/kg的剂量治疗的患者（剂量≥3.6mg/kg由于皮疹、粘膜炎和中性粒细胞减少症的剂量限制性毒性被认为无法耐受）中产生剂量限制性毒性，而没有任何部分和/或完全反应。BAT8003，尚未发表关于高效美坦新有效载荷ADC的临床试验数据，尽管怀疑存在剂量限制性毒性。CD79b是经批准的ADCPolivyTM的靶标。与利妥昔单抗联合测试了后续位点特异性靶向CD79b的ADC，iladatuzumabvedotin。Iladatuzumabvedotin最终停药，因为由于较高剂量的眼毒性，没有注意到治疗指数（vsPolivyTM）的改善。三种靶向MylotargTM靶标CD33的ADC也已停产。AVE9633（DM4有效载荷）显示低于毒性剂量没有临床活性；IMGN779（吲哚基-苯二氮卓类二聚体有效载荷）未报告疗效；和vadastuximabtalirine（PBD有效载荷）在与低甲基化药物的联合研究后停止使用，理由是存在包括致命感染在内的安全问题。一种靶向CD33且具有管溶素有效载荷的ADCDXC007目前处于1期（注册号CTR20221074），但安全性和有效性数据尚未公布。停用LOP628（c-KIT）和losatuxizumabvedotin（EGFR）引用了输液相关不良事件。此外，在测试剂量下DCLL9718S（CLL-1）的耐受性差和缺乏客观反应并不能证明其进一步开发的合理性。在一些已停产的ADC中，临床毒性特征与临床前观察结果不符，例如靶向CDH6的ADCHKT288在临床前模型中未观察到的患者中出现神经毒性。同样，aprutumabixadotin（FGFR2）的临床MTD低于临床前估计的治疗阈值。后两个例子突出表明需要更好的预测模型来指导ADC临床开发。除了无法耐受的毒性外，疗效不足也是ADC停药的一个原因。导致疗效不足的因素包括（1）肿瘤靶抗原密度低和/或停产ADC的内化特性差，（2）有效载荷效力不足，（3）异质性DARADC产品导致有效载荷剂量不理想，（4）肿瘤中肿瘤外有效载荷释放和/或药物释放不完全，（5）由于PK特性差导致ADC快速清除，（6）未能证明疗效优于标准护理，以及（7）通过肿瘤中药物外排转运蛋白升高介导的多药耐药性。在有数据可获得的已停产ADC候选药物中，疗效不足可能是~47%病例的促成因素。据报道，疗效不足以保证进一步临床测试的候选药物包括但不限于tamrintamabpamozirine（DPEP3）、PF-06647263（EFNA4）、和PCA062（P-Cadherin）。其中一些ADC靶标可能具有异质性肿瘤表达和/或肿瘤抗原密度不足，无法诱导有效的ADC内化。利用效力不足的有效载荷，导致疗效不足，是导致HER2靶向免疫调节ADCNJH395和SBT6050停止的可能因素。在18例接受NJH395治疗（TLR7激动剂有效载荷）的患者中未观察到客观反应。同样，14名患者中只有1名实现了SBT6050的部分缓解（TLR8激动剂有效载荷）。对于这些TLR激动剂ADC，临床活性的缺乏也可能与抗肿瘤免疫反应的次优激活有关。临床HER2美登素类ADCBAT800190已停用，可能是为了推进效果较弱的拓扑异构酶I抑制剂有效载荷ADC（BAT8010）。这一停产/推进决定与两种已批准的HER2ADCKadcylaTM和EnhertuTM的临床经验一致，其中采用较低有效载荷的ADC（EnhertuTM）表现出更强的临床活性。与特异性半胱氨酸（THIOMABTM）偶联物ADC相比，非特异性半胱氨酸偶联物MUC16ADCSOFITUZUMABVEDOTIN，52观察到的疗效较低的可能原因可能是非特异性半胱氨酸偶联物（THIOMABTM）偶联物ADCDMUC4064A的疗效较低的原因。53CMB-401（MUC1）是由于疗效不足而停产的ADC的一个例子，部分原因可能是接头选择不当导致非肿瘤有效载荷释放。有人认为，这种卡利希霉素ADC未能引起单个部分缓解是由于使用了不稳定的amid接头。MEDI4267是由于PK性能差（和无法耐受的毒性）而停产的ADC的一个例子。值得注意的是，这种靶向HER2的管溶素ADC在MTD时，相对于HER2靶向的ADCKadcylaTM，在MTD时具有非常短的半衰期和高清除率。由于未能证明优于标准化疗对照组，7种ADC停药：rovalpituzumabtesirine（DLL3），depatuxizumabmafodotin（EGFRvIII），AMG595（EGFRvIII），AGS16F（ENPP3），glembatumumabvedotin（gpNMB），和lifastuzumabvedotin（NaPi-2b）。用lorvotuzumabmertansine（CD56）补充标准化疗会增加不良事件的发生率，而不会提高疗效。 关于92种已停产ADC中其余22种的临床信息仍未发表（AbGn-107、AGS67E、BAT8003、BIIB015、cantuzumabravtansine、IMGN388、milatuzumabdoxorubicin、laprituximabemtansine、lupartumabamadotin、MEDI2228、MEDI7247、PF-06688992、SAR428926、SBT6290、SC-005、SC-006、SGN-CD19B、SGN-CD48A、SGN-CD123A、SGN-CD352A、sirtratumabvedotin和XMT-1592）。在这22家公司中，分别有48%和2%的公司提到了投资组合优先级/战略考虑和缺乏应计项目，但其余50%的公司没有给出停产的原因。【NO.7】对未来ADC药物设计的影响开发具有提高治疗指数潜力的下一代ADC可分为ADC的三个主要组成部分（抗体、接头、有效载荷）和用于将抗体与有效载荷连接的偶联技术。此外，需要考虑需要将适当的有效载荷与给定的肿瘤适应症相匹配，同时注意靶向肿瘤的生物制剂的癌症抗原密度。7.1生物制剂的改进抗体设计的改进包括结合剂的选择和工程设计，以（1）选择促进最大内化的表位/亲和力，（2）优化/降低结合剂对关注正常组织中表达较高的靶标的亲和力，以及（3）微调ADC的净电荷以减轻靶标非依赖性毒性。靶向促进受体介导的快速内化表位的生物制剂比靶向非内化抗原表位的生物制剂显示出更大的活性。此外，据报道，双旁位和双特异性ADC生物制剂可改善ADC内化，提高靶抗原密度较低的肿瘤中的ADC有效性。目前正在测试的双旁生和双特异性ADC包括REGN5093-M114（c-MET，c-MET）、zanidatamabzovodotin（HER2，HER2）、IMGN151（FRαFRα）、BL-B01D1（EGFR，HER3）、M1231（EGFR，MUC1）和ORM-5029（HER2，HER3）。除了选择内化表位和/或双旁位/双特异性抗原靶向外，还需要针对所选抗原定制ADC生物制剂的生物亲和力优化。事实上，亲和力较低的生物制剂在较低的靶抗原密度下可能表现出结合和/或内化不足，而细胞亲和力过高的生物制剂可能导致受体占有率降低和/或内化。生物亲和力调节也可能有助于减轻对正常组织中表达的抗原的靶标/非肿瘤毒性。亲和力失谐已被证明可以降低正常组织中的靶标依赖性毒性，同时保持对靶抗原表达较高的肿瘤细胞的活性。最后，优化ADC的净电荷已被证明可以减轻与靶标无关的毒性。这方面的一个例子是通过将单个Lys到Asp突变引入ADC的生物制剂AGS-16C3F来降低眼毒性。这些结果表明，在ADC上产生净负表面电荷可以抑制不依赖靶标的毒性。7.2对链接器的改进接头不仅仅是抗体和有效载荷之间的惰性桥梁;它们会影响给定ADC的稳定性和PK。一些早期ADC的性能不佳，如CMB-401，被归因于不稳定的接头。ADC接头的改进已被证明可以减少全身有效载荷释放并改善PK特性。按照这些思路，接头开发的改进可能包括（1）有效载荷掩蔽接头，（2）亲水接头，（3）增加药物负荷的支链接头，（4）串联切割接头，以及（5）双切割特异性接头。修饰接头以掩盖疏水有效载荷可以提高治疗指数。一般来说，降低ADC的疏水性可以提高PK和治疗活性，至少部分是由于减少了微胞饮作用诱导的脱靶毒性。事实上，在ADC中加入亲水性大环以掩盖疏水有效载荷提高了AdcetrisTM样ADC的体内活性。修饰接头以增加药物负荷是提高包含低有效载荷的ADC有效性的另一种策略。创建具有较高DAR负载量的传统细胞毒性ADC的一个挑战是ADC分子的疏水性增加，这是由于疏水有效载荷数量的增加，这既增加了聚集的可能性又加快了ADC从生物体中的清除。在抗体和接头之间或从传统接头内的某个位置分支，创建聚合物接头，例如FleximerTM接头或PEG链添加物，可以增加ADC分子上的药物负荷，而不会产生生物降解和/或清除的相关责任。使用这种方法，可以在不增加整体ADC疏水性的情况下增加DAR。此外，多肽由亲水性中性或带负电荷的氨基酸（Ala、Gly、Pro、Ser、Thr、Glu;基于XTENTM肽的平台）可以产生DAR高达18的ADC，而不会影响增加接头亲水性可以通过减少MDR1泵对有效载荷代谢物的排斥来调节旁观者效应，从而改变ADC的毒性特征。然而，这种方法可能并不适用于所有ADC。最后，修饰可切割接头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全身释放，同时仍保持肿瘤旁观者效应可以提高后续ADC分子的治疗指数。需要仅在溶酶体内发现的酶连续切割的工程接头可以实现这一特性。这样一个例子是针对葡萄糖醛酸酶可切割的接头，当切割时发现了一个组织蛋白酶切割位点，该位点能够释放有效载荷——确保两个切割步骤都只发生在溶酶体内部。在大鼠毒性模型中发现这种串联切割接头可以提高ADC的稳定性和耐受性。7.3对有效负载的改进可以提高后续ADC治疗效果的有效载荷的修饰包括（1）基于前药的有效载荷以减轻非肿瘤毒性，（2）产生亲水性细胞毒性有效载荷，以及（3）产生双功能有效载荷以提高肿瘤疗效。前药有效载荷利用酸性、低氧、高唾液酸化和富含蛋白酶的TME来触发肿瘤中的活性有效载荷释放。前药可能涉及通过“加帽”掩盖有毒、疏水的有效载荷，例如PBD。前药帽被TME酶（如β-葡萄糖醛酸酶）切割，以最大限度地减少肿瘤外有效载荷的释放。鉴定用于有效载荷释放的其他内体运输调节剂和溶酶体途径调节因子可能有助于设计下一代前药有效载荷。亲水性细胞毒性有效载荷的产生是开发DAR升高的ADC的另一项潜在进展，这些ADC可保持生物完整性和良好的PK属性。这方面的一个例子是亲水性有效载荷auristatinβ-D-葡萄糖醛酸苷MMAU。这种糖苷有效载荷还有一个额外的好处，即在其未共轭的游离形式中相对惰性。溶酶体酶促加工成去糖基化状态会激活有效载荷的细胞毒性和旁观者活性。ADC的效力也可以通过创建双有效载荷来提高肿瘤疗效。与给定生物制剂的两种或多种不同有效载荷的偶联已被证明比携带单个有效载荷的ADC混合物具有更大的抗肿瘤活性。探索双有效载荷ADC的临床前研究包括两种不同的微管抑制剂有效载荷MMAE和以及微管抑制剂有效载荷与DNA损伤剂（如MMAE和PBD）偶联的微管抑制剂有效载荷或MMAF和PNU-159682。所有这些双有效载荷ADC已被证明比单有效载荷ADC的混合物更能提高抗肿瘤活性。此外，发现这些双有效载荷ADC在健康小鼠中的耐受性与通过体重减轻和肝脏临床化学测量的单有效载荷ADC相似。7.4有效载荷偶联的改进有效载荷的位点特异性附着产生具有受控和确定的DAR的ADC制备。第一种通过半胱氨酸氨基酸工程生产此类ADC的方法给出了均相制剂，与随机偶联的ADC相比，表现出优异的临床前PK特性和安全性。这些发现激发了该领域的热情，并导致了其他位点特异性偶联方法的开发。迄今为止，位点选择性偶联方法分为八类：半胱氨酸工程、非天然氨基酸工程、与天然半胱氨酸偶联、肽标签、聚糖修饰、酶促修饰、二硫键桥接和天然赖氨酸偶联。迄今为止，尚未证明用于位点特异性偶联的方法对FcRn回收有直接影响，从而改变ADCPK、疗效和安全性。目前正在探索通过非天然氨基酸方法进行的接头-有效载荷偶联。然而，已经注意到，尽管稳定性和PK相当，但非天然氨基酸偶联位置对接头-有效载荷附着的影响对肿瘤杀伤有显着影响。使用肽标签技术的位点特异性偶联示例包括SMARTagTM和谷氨酰胺标签。SMARTagTM通过使用醛标签将接头有效载荷连接到甲酰甘氨酸来实现位点特异性偶联。谷氨酰胺标签技术利用转谷氨酰胺酶连接接头有效载荷。两种技术都被证明可以改善PK和疗效。GlycoConnectTM是位点特异性聚糖修饰偶联方法的一个例子。在这里，抗体在Asparagine-297位点进行聚糖重塑后，通过连接子-有效载荷的附着实现位点特异性偶联。然而，由于天冬酰胺-297聚糖对抗体Fcγ受体效应子功能很重要，因此该方法需要与Fc效应子功能的丧失相平衡，否则可能会为开发的ADC提供疗效益处。位点特异性技术的一项显着进步是AJICAPTM方法，该方法利用天然赖氨酸进行位点特异性接头有效载荷连接。该方法不需要抗体工程或酶促反应。在临床前模型中，这样生产的ADC被证明具有更好的治疗指数。在临床上，与非特异性半胱氨酸偶联的sofituzumabvedotin（MUC16）相比，位点特异性ADCDMUC4064A（MUC16）可以以更高的生物剂量给药，具有更高的总体反应率。虽然前景广阔，但位点特异性有效载荷偶联并不总是导致治疗改善。例如，位点特异性偶联ADCiladatuzumabvedotin（CD79b）和SC-002（DLL3）未显示出临床反应/治疗指数优于非特异性半胱氨酸偶联ADCPolivyTM和rovalpituzumabtesirine。【NO.8】总结在测试肿瘤适应症的267种ADC中，11种已获得FDA批准；92已停产。分析与已停产候选药物相关的局限性有助于为下一个系列分子的设计和选择提供信息。重要的是，新的生物工程修饰已在临床前被证明可以提高治疗指数。采用谨慎选择靶标的综合多因素方法，同时优化抗体、接头和有效载荷（与感兴趣的适应症相匹配），有望迎来下一波新的ADC批准。识别微信二维码，添加抗体圈小编，符合条件者即可加入抗体圈微信群！请注明：姓名+研究方向！本公众号所有转载文章系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且明确注明来源和作者，不希望被转载的媒体或个人可与我们联系(cbplib@163.com)，我们将立即进行删除处理。所有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站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