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近年来,兼具肿瘤选择性表达与有效药物递送潜力的抗体偶联药物(ADC)成为新药研发的重要方向。B7-H3(CD276)作为 B7 家族 Ⅰ 型跨膜蛋白,在包括小细胞肺癌(SCLC)在内的多种实体瘤中呈较广泛表达,近年来逐渐成为 ADC 领域备受关注的新兴靶点[1-3]。伴随相关临床研究持续推进,尤其是 Ⅲ 期研究取得积极进展,B7-H3 ADC 的治疗潜力正不断显现。本文特邀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王志杰教授,围绕 B7-H3 的靶点特征及其在 SCLC 中的开发价值展开解读。
认识 B7-H3:多瘤种广泛表达,奠定 B7-H3 靶点潜力
B7-H3 又称 CD276,是 B7 免疫调节分子家族成员之一,其受体及完整生物学功能尚未完全阐明。现有研究提示,B7-H3 与肿瘤免疫调节、细胞增殖、迁移、侵袭、血管生成等多种生物学过程相关,并在肺癌、乳腺癌、前列腺癌以及骨与软组织肿瘤等多种实体瘤中呈较广泛表达[1-2]。
图 1. 50 种肿瘤中 B7-H3(CD276)mRNA 表达分布[2]。基于 156,791 份肿瘤组织的全转录组 RNA 测序数据;纵轴为 log₁₀(TPM+0.001),横轴为瘤种。图中不同颜色仅用于区分不同瘤种,并不表示表达高低。
B7-H3 的受体及完整信号通路尚未完全明确;作为免疫调节配体,它也并非具有可直接抑制激酶活性的受体酪氨酸激酶,因而难以照搬基于驱动基因依赖的酪氨酸激酶抑制剂开发路径。早期非偶联单克隆抗体策略主要依赖靶点阻断或 Fc 介导的免疫效应,但受 B7-H3 受体机制、抗原分布及免疫效应环境等因素影响,其临床治疗价值尚未充分确立[1,3-4]。ADC 的发展为此提供了新的路径:ADC 可利用靶点作为稳定、可及且可有效内吞的「递送地址」,将细胞毒载荷选择性带入肿瘤细胞。因此,B7-H3 的开发逻辑正由单纯的靶点调节,转向以靶向递送为核心的药物设计。
优质 ADC 靶点的价值来自多维协同。ADC 疗效是靶点生物学与药物工程共同作用的系统结果,理想靶点通常兼具肿瘤选择性、细胞表面丰度、内化效率及与疾病生物学的相关性等特点[5-8]。B7-H3 在这些维度均展现出值得关注的综合开发潜力。
肿瘤细胞高表达:潜在治疗窗基础
肿瘤微环境表达:提供双重抗肿瘤潜力
除肿瘤细胞外,肿瘤微环境也日益成为影响抗肿瘤治疗反应的重要组成。若在靶向肿瘤细胞的同时进一步覆盖肿瘤支持性微环境,或可为疗效带来「锦上添花」的可能。Seaman 等分析 1,342 份人肿瘤组织和 245 份正常组织发现,在多种瘤种中,B7-H3 不仅表达于肿瘤细胞表面,也表达于肿瘤相关血管[10]。一项系统综述进一步显示,B7-H3 还可见于部分肿瘤的肿瘤相关血管、成纤维/基质细胞及髓系免疫细胞[11]。而 B7-H3 是肿瘤微环境中的重要调节因子,这些特征提示,B7-H3 靶向策略有望同时覆盖肿瘤细胞与部分支持肿瘤生长的肿瘤微环境,提供双重抗肿瘤潜力和免疫调节作用。
图 2. Ris-Rez 在 NSCLC 患者来源肿瘤外植体中的细胞杀伤作用[12]。A:Ris-Rez 处理 72 h 后,肿瘤上皮细胞、成纤维细胞和巨噬细胞中可见 ADC 阳性细胞与 Caspase-3 阳性信号共定位(箭头示死亡细胞亚群)。B:与 ADC 阴性细胞相比,ADC 阳性肿瘤上皮细胞、成纤维细胞和巨噬细胞的 Caspase-3 阳性比例显著升高。
表面抗原丰度:提供充足靶点可及性,提升 ADC 结合与内吞机会
通常而言,较高的细胞表面抗原丰度可提供充足且持续可及的靶点,为 ADC 的高效结合、充分内吞及载荷递送奠定基础。在已报道的 ADC 研究中,细胞表面抗原丰度达到约 1×10⁴ 个/细胞,常被视为具备一定靶向递送基础[8]。既往研究发现,在特定肿瘤细胞系中测得 B7-H3 表面丰度约为 1×10⁴ 至超过 1×10⁵ 个分子/细胞,如乳腺癌 MDA-MB-231 细胞约为 5×10⁴ 个/细胞、非小细胞肺癌 NCI-H322 细胞超过 1×10⁵ 个/细胞[9]。这些数据提示,B7-H3 在部分实体瘤模型中具备支持 ADC 结合与递送的表面丰度基础。
稳定膜表达:助力 ADC 累积内吞与递送
对 ADC 而言,短时点内吞速率只是递送过程的一个方面,更具转化意义的是抗体结合后随时间发生的累计摄取、内体-溶酶体分选、载荷释放与胞内保留,以及这些过程与抗原密度、表位、亲和力、连接子和载荷的共同作用[5-8]。因此,B7-H3 ADC 的内吞评价重点在于能否将稳定结合、持续内吞和高效载荷释放组合为完整的递送链条。在靶点层面,Huang 等发现,N91/309 和 N104/322 位点的 N-糖基化对 B7-H3 的细胞表面定位和蛋白稳定性至关重要[13]。B7-H3 的膜稳定表达给持续内吞提供了靶点基础。
B7-H3 ADC 临床前研究也进一步验证了靶点的膜稳定性:在肺腺癌 PDE 中,Ris-Rez 处理后,B7-H3 在关键细胞亚群中的表达总体保持稳定,验证 B7-H3 靶点的稳定,并可能带来持续的载荷递送[12]。
疾病相关性:为 ADC 靶点选择提供补充依据
对 ADC 而言,若靶点同时是肿瘤的关键驱动基因,理论上更具直接的干预价值,但这类靶点并不常见。对于非驱动性靶点,若其表达与患者较差的总生存期(OS)、更高转移风险等临床指标相关,则提示该靶点不仅代表肿瘤中是否存在结合位点,还可能指向疾病负担更重、治疗需求更高的人群。
B7-H3 与肿瘤免疫调节、增殖、迁移、侵袭和血管生成等恶性生物学过程相关[1,3-4]。一项纳入 51 项研究的系统评价与 Meta 分析显示,B7-H3 高表达总体上与较差的 OS 相关(HR = 1.71,95%CI:1.44~2.03)[14]。以骨肉瘤为例,IHC 检测显示 91.8% 的骨肉瘤病灶中存在 B7-H3 表达,且其表达强度显著高于邻近正常组织、骨软骨瘤及骨纤维发育不良组织(P < 0.001);较高表达还与更短生存和更早复发相关(P < 0.001)[15]。这些结果进一步凸显了 B7-H3 在骨肉瘤等肿瘤中的高效靶向开发潜力。
总体而言,B7-H3 靶点是 ADC 赛道的「高潜力」选手,具备细胞表面可及性、肿瘤相关表达、较高表面丰度、有效内吞和疾病生物学相关性;其在肿瘤微环境中的分布还提供了同时覆盖肿瘤细胞与部分肿瘤微环境的潜在可能[1-15]。凭借较广泛的病种覆盖和清晰的开发逻辑,近年来不同技术平台相继布局 B7-H3 ADC,推动其成为 ADC 赛道中备受关注的新兴方向。
聚焦 SCLC:B7-H3 ADC 的开发价值
未满足需求:SCLC 亟需新型精准递送策略
SCLC 具有高度侵袭性和显著分子异质性,可供靶向治疗的经典致癌驱动相对有限[16]。近年来,免疫治疗推动了治疗格局的进步,但疗效仍有待提高;特别是复发 SCLC,临床仍期待更高效的治疗选择。利用肿瘤表面抗原定向递送高效载荷的 ADC,因而成为拓展 SCLC 精准治疗的重要方向。
表达基础:B7-H3 在 SCLC 中具有较广泛表达
B7-H3 在 SCLC 中呈较广泛覆盖。Carvajal-Hausdorf 等采用多重定量免疫荧光(QIF)检测 90 例 SCLC 样本,B7-H3 蛋白检出比例为 64.9%,高于同一研究中 PD-L1 的 7.3% 和 B7-H4 的 2.6% [17]。Qiu 等采用 IHC 检测 107 例具有完整随访信息的 SCLC 样本,其中 69 例呈 B7-H3 中、高表达,占 64.49%[18];细胞系研究也观察到细胞表面 B7-H3 阳性表达[19]。Ajay 等在 52 例初诊、未经系统治疗的 SCLC 样本中观察到 CD276/B7-H3 RNA 表达,并在细胞系中发现 RNA 与 IHC 蛋白表达相关[20]。不同检测平台的结果共同提示,B7-H3 可为 SCLC ADC 开发提供稳定的靶点基础。
图 3. SCLC 中 PD-L1、B7-H3 和 B7-H4 的 QIF 表达分布[17]
图 4. SCLC 中 B7-H3 的多重荧光(左图)[17]及 IHC 表达示例(右图)[18]
B7-H3 在 SCLC 各分子亚型中表达相对均一
近年来,基于转录因子表达、RNA 测序和肿瘤生物学特征的研究发现,SCLC 可划分为多个分子亚型。这些亚型在细胞状态、免疫微环境、治疗敏感性以及潜在靶向策略方面存在差异;尽管目前尚未在临床实践中常规引入分类诊疗,但越来越多研究提示,不同亚群的 SCLC 患者可能需要差异化治疗策略[16]。对于 ADC 而言,靶点在不同分子亚型中的表达均一性会影响其潜在覆盖范围及临床获益,同样是重要的开发考量。
Gay 等对 1,721 例真实世界 SCLC 样本开展分析发现,B7-H3 RNA 在 SCLC-A、SCLC-N、SCLC-P 和 SCLC-I 等主要分子亚型中均保持较高且相对稳定的表达,各亚型间未观察到显著差异[21]。探索性分组还显示,既往接受与未接受免疫治疗患者的 B7-H3 RNA 中位水平总体接近[21]。今年 WCLC 会上即将报告的一项摘要(MO15.05)亦提示,在广泛期 SCLC(ES-SCLC)患者样本中,B7-H3 呈相对一致的表达[22]。两项研究从转录组和临床样本层面形成补充,为 B7-H3 ADC 覆盖不同 SCLC 分子亚型提供了进一步支持。这中均一表达特征为 B7-H3 ADC 治疗 SCLC 提供了重要依据。
B7-H3 或与 SCLC 预后及免疫治疗耐药相关
B7-H3 在 SCLC 预后、免疫治疗耐药等方面的研究相对有限,不同研究受检测方法、纳入人群等影响,结果无法直接对比,且结论偶有出入。Qiu 等回顾性分析 107 例 SCLC 组织标本发现,B7-H3 阳性表达与肿瘤大小相关,并与较短 OS 相关[18]。此外,Kurosaki 等回顾性分析 146 例 ES-SCLC 患者发现,在接受化疗联合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CIs)治疗的人群中,B7-H3 高表达与低表达组的中位无进展生存期(PFS)分别为 4.3 个月和 5.4 个月(HR = 2.11,95%CI:1.08~4.10,P = 0.03),中位 OS 分别为 8.4 个月和 14.2 个月(HR = 1.83,95%CI:0.91~3.69,P = 0.09)[23]。转录组分析还显示,高表达肿瘤中 CD8⁺ T 细胞效应功能及细胞毒性相关特征相对减弱。这些探索性结果提示,SCLC 免疫治疗时代,B7-H3 表达或与 SCLC 免疫治疗疗效相关。
综合来看,SCLC 中较高的 B7-H3 表达、跨主要分子亚型的相对稳定覆盖,以及其与疾病生物学和免疫治疗耐药的可能相关性,共同为 B7-H3 ADC 在 SCLC 中的持续开发提供了重要生物学依据。
B7-H3 ADC 证据链迈向临床验证,靶点探索不能停
综上,B7-H3 是 ADC 中非常亮眼的靶点。以 B7-H3 ADC 最聚焦的 SCLC 为例,疾病仍存在巨大未满足需求,B7-H3 靶点表达较高且相对均一,并与疾病生物学存在一定相关性[17-22],因此 SCLC 成为 B7-H3 ADC 较早开展探索的瘤种。目前,以 Ris-Rez 为代表的 B7-H3 ADC 已从早期抗肿瘤活性推进至 Ⅲ 期 OS 阳性顶线结果[24-26],B7-H3 ADC 的证据链正由「可靶向」迈向临床验证。
在迫切期待 Ris-Rez ARTEMIS-008 等研究完整数据披露的同时,我们也应进一步思考:在明确临床获益后,我们还可以做些什么?面对同一靶点,不同技术平台和构建策略又将如何影响 ADC 的药物特性与疗效?此外,B7-H3 在 SCLC 中的生物学行为、预测疗效的生物标志物以及耐药机制等问题,仍值得持续探索。
2026 年世界肺癌大会(WCLC 2026)召开在即,评估 HS-20093 用于既往铂类治疗后进展或复发 SCLC 的 Ⅲ 期 ARTEMIS-008 研究也将于大会期间公布完整研究数据[27],值得重点关注。
专家简介
王志杰 教授
国家癌症中心/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内科副主任,兼廊坊院区肿瘤内科主任,主任医师,北京协和医学院博士生导师,研究员
主要研究方向为肺癌的精准诊治与转化研究
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家万人青拔
中国临床肿瘤学会(CSCO)常务理事,CSCO 非小细胞肺癌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中国抗癌协会小细胞肺癌专委会副主任委员
中国医师协会肿瘤分会肺癌学组副组长
中国罕见病联盟罕见肿瘤分会副主任委员
中华医学会肿瘤分会青委
北京整合医学会胸部肿瘤转化医学分会主任委员
The Global Multidisciplinary Practice Standards Committee of IASLC Committee Member
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专家
以通讯作者(含共同)在 CA-cancer J Clin、Cancer Cell、JAMA Oncol 等杂志发表论文。
牵头主持国家重大新药创制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研究计划重点项目、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四大慢病项目、科技部重点研发计划等。
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教育部「高等学校科技进步奖」一等奖,第八届树兰医学青年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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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末调研
✩ 本文仅供医疗卫生等专业人士参考
内容策划:双全
项目审核:李淳
题图来源:丁香园设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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