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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S 由我国多家研发单位联合完成的两项关于降糖减重药物的Ⅲ期临床研究成果，于18日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发表，这也是该杂志创刊以来首次在代谢和内分泌疾病领域背靠背同步发表两项Ⅲ期临床研究成果。 此次刊发的两项Ⅲ期临床研究成果，分别是玛仕度肽在2型糖尿病患者中的单药治疗研究（DREAMS-1）和与口服降糖药联合使用的研究（DREAMS-2），均基于中国患者的临床数据。 前者由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朱大龙教授团队、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省立医院赵家军团队等全国多个临床研究中心团队与信达生物钱镭博士团队联合完成，后者由北京医院郭立新教授团队与中日友好医院张波教授、杨文英教授等全国多个临床研究中心团队与信达生物研发团队合作完成。 糖尿病是严重威胁我国居民健康的四大类慢性病之一，患者往往合并肥胖、高血压、血脂异常等多重代谢异常。《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年）》中专门设立了“糖尿病防治行动”。 与欧美患者相比，我国糖尿病患者群体普遍具有更高比例的胰岛素抵抗、脂肪肝和内脏脂肪积聚等代谢特征，常见临床表现为腹型肥胖，但临床长期缺乏适配中国患者的用药方案。 玛仕度肽是信达生物自主开发的全球首个且唯一获批上市的GCG/GLP-1天然双靶减重降糖药物。 据介绍，GLP-1是胰高血糖素样肽-1的英文简称，它在餐后分泌，可促进胰岛素分泌、降低进食后的血糖，并减缓胃肠道蠕动，造成饱腹感。GLP-1类药物可通过激活GLP-1的受体，增加胰岛素分泌，从而达到降低血糖和减轻体重的治疗效果。GCG是胰高血糖素的英文缩写，由胰腺中的胰岛α细胞分泌，其受体主要在肝脏中表达。激活GCG受体可增强脂肪氧化、促进能量消耗、改善肝脏脂肪代谢。 GCG与GLP-1靶点联合，通过“抑制食欲+加速代谢”的双重作用机制，可更好解决肥胖患者内脏脂肪堆积、胰岛素抵抗等复杂代谢问题。 企业新药研发实验室中，研究人员正在进行药理药效实验。（新华网发 受访者供图） 据悉，玛仕度肽已在中国获批用于糖尿病和减重两项适应症，并已开展7项Ⅲ期研究，涵盖糖尿病、肥胖及相关并发症领域。 《自然》发表的两项临床研究结果表明，玛仕度肽在血糖控制和减重方面均优效于安慰剂或度拉糖肽（1.5mg），同时均显示可改善多项心血管代谢、肝脏和肾脏相关指标，为全球糖尿病合并肥胖等代谢疾病的治疗提供了新的解决方案。 免责声明：以上所有内容均来自互联网公开信息，旨在为中医药科研工作提供参考，不存在商业目的。工作人员对所有内容如实翻译，持中立态度，不对原始信息的真实性负责。相关知识产权归原创者所有，引用请注明原始出处。 推荐阅读 公共数据库论文遭批量拒稿！PLOS与Frontiers联手封杀低质NHANES研究 中药注射剂破解中风难题！我国科学家揭示参附注射液抗神经炎症新机制 针灸如何连通大脑？我国科学家首次绘制神经通路图谱 免疫系统的“守护者”：揭秘2025年诺贝尔医学奖获奖成果 杏林早参将持续关注这些趋势，陪伴您探索中医药的无限可能。 与杏林早参同行 杏林早参的创刊，是我们对中医药事业的一份承诺。未来，我们将每月为您带来： 1 JCR 1区期刊论文综述：精选高影响力研究，解读中医药科技前沿。 2 热点速递：覆盖政策、科技、产业与国际合作的最新动态。 3 深度专栏：邀请专家剖析中医药发展的机遇与挑战。 我们期待您的反馈与建议！请在留言区分享您关注的热点或希望深入探讨的话题。让我们一起，以杏林早参为窗口，点亮中医药的智慧之光！ 订阅提醒：关注“杏林早参”，每天获取最新推送！ 点击蓝字 关 注 我 们 杏林早参 联系我们： QQ：2813099064  Tel：010-64089638 Email ：281309906

美国《STAT News》于 1 月 5 日对 ATLATL 创新研发中心进行了深度报道。作者Brian Yang围绕 ATLATL 在中国搭建生物科技研发与孵化平台的实践，探讨其如何与全球药企及科研机构协同，推动跨区域的生物科技创新。这是《STAT News》时隔十年后，再次报道由 PC Zhu 创立的生物科技公司。下文由笔者编译，并选配 ATLATL 相关插图。 PC Zhu 相信，ATLATL能够弥合东西方的鸿沟，加速科学发现 十年前，企业家 PC Zhu 还在美国，在波士顿创办了Mass Innovation Labs，帮助初创生物科公司成长。如今，他已身处上海，雄心勃勃地打造一个前所未有的创新模式ATLATL，该研发创新中心将把中美欧的研发服务公司、科研机构、生物科技公司、以及医疗机构连接起来。其目标是：打通东西方创新体系，并充分利用中国日益成熟的生物产业。 十年前在美国创立Mass Innovation Labs的PC Zhu PC Zhu 是 ATLATL 创新中心的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作为中国领先的生物科技孵化器之一，ATLATL已经取得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成果。其中之一是，近期协助一家中国生物科技公司推动全球首个环状RNA（circular RNA）治疗项目进入美国人体临床试验阶段，成为该技术领域的“全球首创”（first-in-class）里程碑。在中国，他的工作也获得了高度关注，中国总理曾到访 ATLATL 位于北京的研究中心。 ATLATL 这个名字来源于阿兹特克语，意为“投掷器”，是一种帮助古代猎人“最大化”能力、获得“更高回报”的工具。在 PC Zhu 看来，这个名字象征着敏捷、高速和快速迭代。他认为，ATLATL 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于位于美国麻省剑桥市的 Broad Institute。 不同之处在于，PC Zhu 相信，在中国建立的平台，可以让研究人员以更低的成本、更快的速度测试科研想法。 ATLATL研发中心的实景图 “它非常像一个研究机构，”PC Zhu 说，“我们提供turnkey lab、运营管理和核心研发设施，让公司能够同时降低时间成本和资金成本。”PC Zhu 的核心理念在于：生物科技公司在研发上往往“资产过重”，而如果它们能够外包，甚至共享研发资源，就可以显著提升创新效率。他估算，大约 70% 的生物科技的研发是可以共享的。 “每一家生物公司都可以专注于自己的核心技术，”PC Zhu 说，“而我们替他们负责供应链、项目管理以及研发的执行。” 目前，ATLATL 已在上海、北京、苏州、粤港深、新加坡布局，搭建以细胞与基因治疗、多组学（multi-omics）和基因编辑等为核心的模块化服务平台。通过与 Charles River Laboratories 等 CRO 以及 Danaher 等生命科学仪器公司合作，ATLATL 能够以远低于美国的成本提供检测和实验服务。 由ATLATL与合作伙建立的Bio服务器 其愿景之一，是帮助中国生物医药公司摆脱“me-too”，转而进入更具原创性、风险高的科学前沿领域。 ATLATL 的客户之一是 RiboX Therapeutics，该公司药物 RXRG001 完成了患者给药，这是全球首个用于治疗放射性口干症的环状 RNA 疗法。另一家客户是总部位于北京的 Pyrotech Therapeutics，该公司基于细胞焦亡（pyroptosis）机制开发自身免疫疾病疗法。该机制由其科学创始人——中国国家生物科学研究所的邵峰发现，并在 2020 年发表于《Nature》。 但 ATLATL 的客户并不仅限于中国药企。一家总部位于波士顿的生物科技公司 Treasure BioSciences（专注于卵巢健康的抗衰老疗法），已经将湿实验测试外包给 ATLATL。 “美国和欧洲的孵化器对我们这样的生物科技初创企业投入非常少，这并不能真正帮助我们，”Treasure 的创始人 Jamie Zhan 对 STAT 表示。她补充说，在概念验证（proof of concept）之前，ATLATL 承担了 60% 至 70% 的实验工作，其中一部分成本是通过股权投资的方式完成的。 Zhan 表示，她经常向美国投资人推介公司，但美国风投机构的风险偏好正在明显下降。“相比之下，中国对早期公司的支持环境更好，这得益于过去 12 个月里一系列成功的授权交易（licensing deals）。” 在更广泛的研发层面，PC Zhu 指出中国具备多项潜在优势：庞大的患者群体、丰富的临床资源，以及推动创新药物进入临床试验阶段的监管支持。 尽管 ATLATL 的使命是服务初创公司，但包括礼来（Eli Lilly）、诺和诺德（Novo Nordisk）和勃林格殷格翰（Boehringer Ingelheim）在内的跨国制药公司，目前也都是其伙伴。近年来，全球制药公司纷纷缩减在中国建设独立研发中心的计划，原因包括监管复杂性、政府主导的价格压力、知识产权风险、激烈的人才竞争以及不断上升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 通过ATLATL模式，这些公司可以避免动辄超过 1000 万美元的前期投入，同时仍然维持与跨国研发中心相当的运营标准。“我们的目标，是成为一个‘制度性创新’的平台，”PC Zhu 说。 在支持初创公司方面，Pyrotech 的联合创始人 TJ Deng 对 STAT 表示，PC Zhu 非常理解企业真正需要的是什么——“不仅仅是空间和注册，而是一个高度整合的体系。” 在 ATLATL，这种“整合”意味着现场研发服务和专业能力。（PC Zhu 坚持强调：“我们不是一家 CRO。”） 对 Deng 来说，速度比融资更为关键，这也是 Pyrotech 选择 ATLATL 的原因。“时间就是一切。我们并不缺钱，但我们需要把研发周期从一年压缩到六到九个月。” 通过孵化器模式，Pyrotech 已经在炎症性肠病、实体瘤和神经系统疾病等自身免疫相关领域，将多达六个资产推进至临床前或一期临床阶段。Deng 认为，中国的效率优势叠加其庞大的临床资源，使生物科技公司能够通过更多“试错”来提高成功率。“仅这一点，就能让成功概率比美国高出三倍”。 基于这一逻辑，Deng 估计，在未来五年内，源自美国的生物科技资产在全球管线中的占比可能从 80% 下降至 50%，而中国的占比则可能从 5% 上升至 20%。不过，批评者认为，中国的生物科技模式仍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从西方引入的知识。 ATLATL北京三期 “我认为他们之所以能取得突破，正是因为吸收了来自西方的技术和经验，”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全球健康高级研究员 Yanzhong Huang 表示，“他们在此基础上进行放大和规模化，这得益于中国的人口规模、人才储备以及政府支持。”Huang 质疑这种“中国式举国体制”在中美逐步脱钩的背景下是否具有可持续性。“如果中国变得越来越孤立，我并不确定这种模式是否还能持续下去。”除了能力层面的讨论，中国科研体系还面临其他质疑，包括伦理监管和患者安全问题。 ATLATL的上海中心 Huang 警告说，真正的“全球首创”药物仍然罕见，区域创新发展不均衡，对成熟路径的依赖依然明显。“在对 GMP 合规性、数据完整性以及多区域临床试验设计的信心进一步提升之前，”他说，“这些创新中的大多数仍将停留在‘只在中国’的阶段。” PC Zhu 对此持不同看法。他相信 ATLATL 能够将新技术转化为“可共享的解决方案”。至少，有理由相信，中国公司在未来仍将持续获得将各类新技术实现商业化的机会。 ATLATL研发组装体系 伴随着转化研究的加速，中国的学术产出也在快速增长。根据瑞士出版商 Frontiers 的数据，中国在 2023 年贡献了全球 40% 的医学研究论文，而在去年这一比例上升至 50%，在论文数量和引用次数上均已超过美国。 原文链接：https://www.statnews.com/2026/01/05/atlatl-biotech-incubator-china/

The final, formatted version of the article will be published soon. 文章的最终格式版本将很快发布。Select one of your emails 选择您的其中一封电子邮件You have multiple emails registered with Frontiers: 您在 Frontiers 注册了多个电子邮件：Notify me on publication 通知我出版时Please enter your email address: 请输入您的电子邮件地址：If you already have an account, please 如果您已有账户，请login 登录You don't have a Frontiers account ? You can 您没有Frontiers账户吗？您可以register here 注册这里Abstract 摘要Background: Asthma-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 (COPD) overlap (ACO) represents a heterogeneous phenotype with diagnostic challenges and variable responses to biologic therapies. Omalizumab, an anti-IgE monoclonal antibody, is effective in allergic asthma but shows limited efficacy in ACO, necessitating mechanistic insights into treatment heterogeneity. 背景：哮喘-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OPD）重叠（ACO）代表了一种具有诊断挑战和对生物疗法反应各异的异质表型。奥马珠单抗，一种抗IgE单克隆抗体，在过敏性哮喘中有效，但在ACO中疗效有限，因此需要对治疗异质性的机制进行深入研究。This study aims to compare the 20-week omalizumab efficacy between ACO and non-ACO asthma patients and to assess how differing ACO diagnostic criteria affect Th2-inflammatory biomarker dynamics and clinical outcomes.. 本研究旨在比较ACO和非ACO哮喘患者使用奥马珠单抗20周的疗效，并评估不同的ACO诊断标准如何影响Th2炎症生物标志物动态变化及临床结果。Methods: We retrospectively analyzed the clinical data of asthma patients who received omalizumab therapy at our hospital between March 2024 and January 2025. All enrolled patients had a documented asthma diagnosis according to the Global Initiative for Asthma (GINA) guidelines. Participants were categorized into ACO and non-ACO asthma groups based on two distinct criteria. 方法：我们回顾性分析了2024年3月至2025年1月期间在本院接受奥马珠单抗治疗的哮喘患者的临床数据。所有纳入的患者均根据《全球哮喘防治倡议》（GINA）指南有明确的哮喘诊断记录。参与者根据两个不同的标准被分为ACO哮喘组和非ACO哮喘组。The ACO-A group was defined by a prior diagnosis or self-reported history of COPD superimposed on asthma. The ACO-B group required a post-bronchodilator (BD) forced expiratory volume in one second to forced vital capacity ratio (post BD FEV1/FVC) <0.7 and a smoking history of ≥10 pack-years in addition to the asthma diagnosis. ACO-A组定义为在哮喘基础上叠加了既往诊断或自报的COPD病史。ACO-B组除了哮喘诊断外，还需要满足支气管扩张剂（BD）后一秒用力呼气量与用力肺活量比值（post BD FEV1/FVC）<0.7以及吸烟史≥10包年的条件。Serological, airway inflammatory, and pulmonary function biomarkers related to asthma were measured and comparatively analyzed.. 测量并比较分析了与哮喘相关的血清学、气道炎症和肺功能生物标志物。Results: A total of 74 patients were enrolled, of whom 25 were ACO-A, 49 were non-ACO-A, 11 were ACO-B, and 63 were non-ACO-B. Patients with ACO exhibited poorer baseline lung function and higher smoking exposure than those with asthma alone. While both groups showed increased asthma control test (ACT) scores, the non-ACO-A group displayed decreased fractional exhaled nitric oxide (FeNO) and eosinophil (EOS) (all P<0.001) and increased serum total IgE, pre-BD FEV1 %predicted, post-BD FEV1 %predicted, and post-BD FEV1/FVC (all P<0.001). 结果：共纳入74例患者，其中25例为ACO-A，49例为非ACO-A，11例为ACO-B，63例为非ACO-B。ACO患者的基线肺功能较单纯哮喘患者差，吸烟暴露更高。两组哮喘控制测试（ACT）评分均有所提高，但非ACO-A组的呼出气一氧化氮分数（FeNO）和嗜酸性粒细胞（EOS）减少（均P<0.001），血清总IgE、前支气管扩张剂FEV1%预计值、后支气管扩张剂FEV1%预计值及后支气管扩张剂FEV1/FVC增加（均P<0.001）。Changes in serum total IgE, FeNO, and pre-BD FEV1 %predicted (all P<0.05) were more significant in the non-ACO-A group than in the ACO-A group.. 血清总IgE、FeNO和预支气管扩张剂FEV1%预测值的变化（均P<0.05）在非ACO-A组比ACO-A组更为显著。Conclusions: Our findings demonstrate that the Th2-high inflammatory endotype, rather than the ACO diagnostic label, is the primary predictor of omalizumab response. Prioritizing direct assessment of Th2 inflammation over the ACO definition can better guide biologic therapy. 结论：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Th2高炎症内型而非ACO诊断标签是奥马珠单抗反应的主要预测因子。优先直接评估Th2炎症而非ACO定义可以更好地指导生物治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