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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各位同学:大家好!作为一名教师,我祝贺今天在场的每一位毕业生学业有成;我祝福各位以在清华所学,在人生的下一个阶段取得更大的成就。作为在座的生科院年龄最长、教龄最长的教师之一,我羡慕你们风华正茂,即将开启很多的可能。今天,人们经常用“不确定性” 来描述这个世界。人生有时就像开盲盒。在你们入学时,恐怕大家都不会想到,在经历过2003年非典疫情的17年之后,我们又遇上了 新型冠状病毒。它是每个人打开盲盒时最不希望见到的东西。但它就这样跳了出来,在我们整个的生活中制造了种种麻烦,甚至,带走了很多生命。我们这届同学真的不容易。上个月,世界卫生组织宣布新冠全球大流行结束,各位是“后疫情时代”的第一批毕业生。我们一起度过了抗疫三年。三年疫情,我们付出了很多,教训有很多,也学到了很多。我有几点感想与各位同学分享。「一、我们要保持定力」疫情来了,人人关心;疫情过了,无人问津。这是传染病研究常有之事。SARS过后,全世界的研究都放松了。我们清华研究组,2003年首先解析了SARS病毒的第一个蛋白质-主蛋白酶的结构。2003年以来,我们一直在研究冠状病毒,先后有数十位研究组成员参与。现在看来,这个冷板凳坐下来,是非常值得的。到了2020年初,我们很快率先报道了两个最核心的新冠抗病毒药物靶点。钟南山先生在对我们一项工作的评价中写道,“科学依靠坚守,子和教授团队在冠状病毒的奋斗历程,对科学家精神做了一个很好的诠释。”钟先生的这句话,也与诸位同学共勉。「二、我们要抱有信心」在这次疫情中,由来自如此之多领域的科学家,以如此之高的强度,同时开展对一种传染病的研究,有如此之多的新技术用于新冠病毒的诊断和治疗,这在人类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在新冠疫苗研究竞赛中,可以看到,灭活疫苗、mRNA疫苗、重组疫苗等等技术路线并行推进。中和抗体药物的研发,更是超出大家一般的预料。我相信,更安全、更有效的广谱抗病毒药物和疫苗正在路上,更人性化的防疫手段也不断地形成,我对前景是乐观的。我们还要看到,三年新冠防控过程中发展起来的新技术,毫无疑问会成为极其重要的“遗产”,在人类疾病防治中继续发挥重要作用。比如,mRNA疫苗技术已经开始逐步应用到癌症治疗等领域。「三、我们要更加团结」我们常说的一个词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疫情是全人类的。在这次疫情中,病毒序列发布、疫苗、抗体和小分子药物等等,都凝结着全世界科学家的共同努力。很荣幸,我所在的团队在这个过程中也做了一点微薄的贡献。我们在疫情发生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解析了新冠病毒主蛋白酶和抑制剂的结构,参与的同学知道,我们并没有急着发表论文,而是第一时间公开了该靶点结构的全部信息,同时向全球300多个单位提供了原子坐标和质粒,为全球抗病毒药物的研究提供了最核心的靶点数据。「四、我们还要加倍努力」新冠研究中,我们虽然在一些领域做出可喜的工作,但总体而言,与国际领先水平还有一定差距,特别是一些底层技术和科技储备的积累上,还有许多要追赶的地方。发展更多的新技术,无疑是今后压在在座诸位同学肩上的重担。现在看来,冠状病毒是要长期存在的,病毒的突变和逃逸也是无法避免的,如果让公众不停接种疫苗,是非常挑战心理承受能力的。这需要去发展全新的广谱长效疫苗和抗体药物。也许有一天,你们能够把人工智能和结构生物学与传染病防控结合起来,预判可能出现的病毒突变,提前制备疫苗和抗体药物;也许有一天,这也是我的梦想,在你们的手上开发出便宜、高效、广谱、老百姓随时能够在药房买到的非处方抗病毒药物。由此,我还想到,自然指数几天前对146种期刊去年发表的论文进行分析,得出的一个结论是,中国自然科学的高质量研究第一次超过了美国,排在首位。这当然只是一个侧面的分析。这里面有大家的贡献。中国已有很大的进步,但我们的目标不止于此,公众的期待也不止于此。对清华这样的标志性大学,人们是有所期待的,人们会关注,高质量研究多了以后,中国会不会产生更多的诺贝尔奖级成果,以及获奖成果会不会出现在清华这样被寄予厚望的学校。我希望,这份期待能在各位的手里变成现实。这要求我们杜绝 心浮气躁,静下心来。自然和生命是最朴实的,它就在那里,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要说真话、做真科研,客观看待和承认每一个自然现象,脚踏实地地去探索,是科学的唯一道路。各位同学,过去几年,大家克服很多困难完成了学业。今天你们毕业,我不想只说“漂亮话”,我要说的是,困难才刚刚开始。在此之前,大家有家庭和学校的庇护,此后,轮到大家去努力做一名庇护者了。我希望你们能够以“厚德载物,自强不息”的精神去克服前路上的艰难困苦。疫情对各行各业都造成了打击。对普通人来说,找一份体面的工作不容易,申请一笔研究基金也可能更难。如果说人生像开盲盒,我们不指望每个人都开出繁花似锦,那样的盲盒也许本来就不存在;生命极其复杂,无数分子协同起来才形成了生命,这构成了最大的不确定性;前路上的种种挑战,那是真正的盲盒。困难需要每个人去具体处置,我们这些老师的经验有限,也不见得适用,因此我并不想做一番令人讨厌的说教。问题在于,我们用怎样的态度去打开盲盒?今天是毕业典礼,我不可避免地想起了许多清华的前辈,想到他们的做法曾经怎样启发过我。比如说,在西南联合大学时期,盲盒就是隔三差五要“跑警报”,敌人的飞机在你的头顶扔炸弹。我想起汪曾祺先生笔下两位普通同学的淡定。一个是女生,一有警报,别人跑了,锅炉房的热水没人用,她就争分夺秒洗她的头发。热水洗头当时是一件奢侈的事。一个男生爱吃莲子,听到警报他就去煮莲子。有一次,飞机轰炸了学校,这位同学听着乒乒乓乓的炸弹,在图书馆旁的锅炉上神色不动地煮他的冰糖莲子。我想起梅贻琦校长的乐观。最难的时候,梅校长说:“在这风雨飘摇之秋,清华正好像一个船,漂流在惊涛骇浪之中,有人正赶上驾驶它的责任,此人必不应退却,必不应畏缩,只有鼓起勇气,坚忍前进。虽然此时使人有长夜漫漫之感,但吾们相信,不久就要天明风定,到那时,我们把这条船好好地开回清华园,到那时他才能向清华的同人校友‘敢告无罪’。”我想起李继侗先生的专注。李先生当年带着生物系学生去野外考察,他自己平时就是这样的野外工作者。在西南联大,老师们自己开出菜地,他这位植物学家就是种菜组组长。当年南下,带着很多学生、步行三千里到昆明的几位教授里,就有李先生。清华生物系走出的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吴征镒先生,就是跟着李先生一路走,一路收集标本。他们开出的盲盒是最惨的:国土失守,朝不保夕,然而他们能够做到一路奔命,一路在收集他们的学问。他们让我想到《月亮与六便士》里的一段话:“有时候一个人偶然到了一个地方,会神秘地感觉到这正是自己栖身之所,是他一直在寻找的家园。于是他就在这些从未寓目的景物里,从不相识的人群中定居下来,倒好像这里的一切都是他从小就熟稔(ren3)的一样。他在这里终于找到了宁静。”所以,我祝愿大家都能像这些前辈那样,发现自己的热爱,培养自己的定力,找到自己的栖身之地。当然,也希望每个人都能够风雨不动地吃到属于自己的“莲子”。我们这些老师,期待着把你们的人生阅历收集起来,做成新的标本,教给后面的同学。谢谢大家!祝福大家!2023年6月23日于清华园饶子和院士 简介清华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现任中国科学院学部主席团成员、中科院学部咨询评议委员会主任、中国生物物理学会名誉理事长,中国科协生命科学学会联合体创始主席;曾任全国政协常委、南开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所长、国际生物物理联盟(IUPAB)主席。饶子和团队长期从事新发再发传染病病原体的三维结构研究和创新药物的研究,在流感病毒、SARS和新冠等冠状病毒、艾滋病病毒、甲型肝炎病毒、手足口病毒、疱疹病毒、非洲猪瘟病毒及结核分枝杆菌等重要病原体的机制研究方面做出了系统的创新性贡献,在国际科学期刊上发表同行评审论文410余篇,其中包括在Cell、Nature、Science 三大科学杂志的主刊上发表研究论文24篇,被引用逾30,000次,获得专利授权38项。识别微信二维码,添加生物制品圈小编,符合条件者即可加入生物制品微信群!请注明:姓名+研究方向!版权声明本公众号所有转载文章系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且明确注明来源和作者,不希望被转载的媒体或个人可与我们联系(cbplib@163.com),我们将立即进行删除处理。所有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站立场。
点击上方的 行舟Drug ▲ 添加关注中药的研究,只有科学道路、还是有不同于科学的道路?中药的标准,应该是科学的、还是有不同于科学的标准? 如果审视科学,回顾历史,可以看到:中药的研究只能是科学的研究,中药的标准必须是科学的标准。我国最权威的中医中药研究机构,由“中医研究院”更名为“中医科学院”,恐怕与国家认定科学是中医中药研究的必由之路也不无关系。1为什么药物的研究和标准必须是科学的? 所有的药物,都必须是“真”的。没有任何药物敢于承认是假的,而坚持继续推广。但有药贩子希望用其他方法,绕过其假药被公开识破的标准。 多个国度、地区,不同人发现的药物,都必须是“真”药,不能是假药。 经过多年的探索,现代药物对真药有三点核心要求:1)疗效:对特定的疾病或症状,有治疗效果;2)副作用:在可以容忍的程度;3)一致性:不同来源、批次的药物必须一致。 谁来验证疗效?不能是一个人说了算,既不能是一个病人、也不能是一个医生、或一个旁观者说了算。如果只是一个人说了算,如果不需要验证,那么就不可能区分真药和假药,也不能区分良医和骗子。需要有可以公认的标准和程序,需要可以验证。怎么算有治疗效果?人类为在过去几百年更有共识的答案。为了验证疗效,1747年之后,才有药物需要经过对照试验的概念(见附件,饶毅:《生物学概念与途径》第12章“药物与生物”)。到了二十世纪后半叶,才有用安慰剂作为药物对照的方法,并要求试验需要双盲,用药者和给药者都不知道病人是用了药物、还是用了安慰剂,以期减少用药者和给药者因为预期而带来的偏差。副作用的可容忍范围,也需要根据药物不同、治疗目标不同、疗效不同,而有独立于药物销售方和病人的机构,拿出独立于药物销售方和病人的标准和程序,进行确定。如果没有公认的程序,就不能区别对待真药和假药、好药和怀药,而纵容庸医、或假药贩子。药物的一致性也是药物真实可靠的重要保证。单个化学分子,不同的药厂、不同的批次,曾经都出现过质量、纯度不同的问题,甚至真的化学分子少、而杂质多的问题。所以,为了病人的安全,才要求不同厂家、同一厂家不同批次的化学分子,必需一致,才是同一个药。来源于植物的中药,更需要保证产地、季节、成药部分的一致性,要不然,每次可能分子成分差异太大。要求中药立即全面满足以上标准,目前尚有困难。但有困难不等于否定科学标准的正确性。中药可以有过渡期,可以有过渡期的标准或做法,但最终不可能要求例外。如果不以以上三点要求中药,有什么方法可以保证每一味中药的“真”?需要能够提出可替代的标准,说明为什么替代的标准更好,而不能没有道理地否定作为人类文明结晶之一部分的以上三点要求。 2现代医药来源于多个地区现代科学传承多个文明 我们的中药传统历史悠久,但是世界上很多文化、很多人群、很多国家和地区都曾在不同程度上出现医药相关的发现或发明。受古希腊科学传统影响的西方诞生了现代医学和现代药学,在中国有时被误称为西医、西药。所谓“西药”吸收了人类文明发生过程中很多地区的成就,不仅是欧洲。人类可能在6000年前就用了柳树皮。1763年英国神父Edward Stone (1702-1768)介绍其六年来用柳树皮治疗发热。1876年,苏格兰医生Thomas MacLagan(1838-1903)发表文章介绍柳树皮治疗风湿热的痛疼和发热。意大利(Fontana,1824;Rigatelli,1824)、德国科学家分离纯化柳树皮化学成分,最后法国科学家于1830年获得较纯的水杨酸的糖甙。1838年意大利科学家Raffaele Pirìa (1814-1865)确定其分子式。1853年,德国科学家无意中合成了乙酰水杨酸。德国Bayer公司药学部犹太科学家Arthur Eichengrün (1867-1949) 安排Felix Hoffmann (1868-1946)在1897年合成水杨酸的衍生物乙酰水杨酸。1899年Bayer公司药理部Heinrich Dreser (1860-1924) 证明乙酰水杨酸治疗作用。1899年起以阿司匹林商品名在德国开始销售,1900年起在美国销售,风靡全球,造福人类百年不衰。在抗疟疾的药物方面,早就全球风靡的奎宁,并非起源西方,而是起源于秘鲁的土著。他们知道金鸡纳树的树皮可以治疗疟疾,用糖水泡树皮可以减少树皮的苦味。17世纪的传教士将金鸡纳治疗疟疾的方法引入欧洲。在国王查尔斯二世用后,英国更为流行使用。1820年,法国科学家从金鸡纳树提取出单体的化学分子奎宁,它是金鸡纳树皮抗疟的分子。奎宁可以化学合成,也可以从金鸡纳树皮中提取,曾经很长时间提取比合成在经济上更合算。以后科学还合成了氯喹,避免奎宁的一些副作用。但是,并没有人把奎宁称为秘鲁药、或者美洲印第安土著药。事实上,这只是一个例子,还有很多其他例子如牛痘免疫等等,说明现代医药是兼容并包的,在科学精神指导下,以科学的方法,按科学的标准,吸纳全世界所有民族和地区的经验,从植物、动物、矿物等等来源中得到治疗有效的药物。有更多的事实证明现代的科学也吸收全世界的成就,不是西方科学,而是世界科学。中国的科学传统虽然相当薄弱,但也对世界也有所贡献。中国也积极吸收世界的科学,没人要独创中数、中物、中化、中生以区别于世界的数学、物理、化学、生物。3历史回眸:中药抗疟的现代化研究之路中药的现代科学研究,19世纪的日本就有贡献。在内忧外患的艰苦环境中,中国人也前赴后继用现代科学研究中药,像现在大家熟知的诺贝尔奖得主屠呦呦先生,而中药现代化的历史迄今已逾百年。1923年至1925年,陈克恢在美国获得生理学博士后曾回国两年,在北平的协和医学院药理系工作,他在那里的研究分别于1924年和1926年发表了两篇英文论文,发现麻黄素的药理和临床应用。他从舅舅那里知道中药麻黄的重要性,麻黄的化学成分麻黄素由日本人用化学方法提纯,而他发现药理和临床作用时只是一个刚刚获美国哲学博士的年轻科学工作者,其后麻黄素在全世界得到应用。麻黄素和它的衍生物很可能是全世界销量最大的从中药取得的单体化学药物,其中就有一个年轻人在中国普遍缺乏科学的时期在北平做的工作。陈克恢在中国工作两年后,回到美国再攻读了医学博士学位,曾任礼来药厂研发部主任、美国药理和实验治疗学会主席、国际药理联合会名誉主席,成为百年来在全世界取得最高学术地位的华人药理学工作者。在抗疟药方面,我国药理学家张昌绍教授是从中药提取化学抗疟分子的先驱。毕业于上海医学院的张昌绍,留学英国伦敦获药理学的博士学位,后在美国工作过。1940年代初,张昌绍离开环境优裕的美国,回到战争中的祖国,在重庆的中央卫生研究院和上海医学院任职。他放弃自己的神经药理研究,转而研究中国当时需要的抗疟药。因为在战争期间,大批中国军人、中国平民进入疟疾高发区,外国军队也在疟疾高发区作战,都迫切需要抗疟药。荷兰殖民者在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岛大量种植金鸡纳树,到1930年代占世界总量的97%。日本占领爪哇岛后,金鸡纳树的产地被日本控制,盟军在需要抗疟药的情况下却丧失了抗疟药原料来源,所以盟军在当时非常希望发现新的不依赖于金鸡纳树的抗疟药,美国、英国、中国都在研究新的抗疟药,只是开始没人相信中国会有重要发现。美国不仅科学水平比中国高很多,而且本土没有发生战争,而中国当时很多科学家生活都有困难,包括西南联大的一些教授的太太都在外面摆地摊,补贴先生教书的收入。有一些科学家没有玻璃试管,而是用竹子做试管,在这样的情况下要发现抗疟药可能近乎天方夜谭。中国和外国(如越南、印度)都流传过植物常山可能治疗疟疾的说法,常山也出现于抗疟中药复方中。在其他科研工作者也有一些研究的情况下,张昌绍带领他的学生周廷冲和技术员等做出了一系列贡献,并与化学家赵承嘏和高怡生等合作,成功地从常山获得单体化学分子常山碱和常山新碱,并证明其抗疟作用。他们从1943年至1948年发表了一系列原创性论文,有很大的潜在的应用意义。陈克恢关注到中国的药物研究,让美国空军从中国运常山到美国,供美国药厂和大学进行研究,其中加州理工学院的两位化学家也分离到了常山碱,但晚于张昌绍、赵承嘏。虽然当时中美在抗疟药物研究总体上是合作,但实际也出现了竞赛,而且以张昌绍为代表的中国科学家居然领先。常山碱没有得到应用的原因非常简单,因为它有非常强的催吐副作用,这是一个很奇葩的副作用,常山是作用于疟原虫才治疗疟疾,而导致呕吐是作用于人,所以常山碱同时作用于疟原虫和人是很有趣的一个科学现象。后人希望把抗疟作用和呕吐副作用分开,可惜迄今没有成功。但是从中药得到单体抗疟分子的过程,张昌绍等人为包括屠呦呦的后辈中国科学家提供的典范。张昌绍长期主持上海第一医学院药理系,一直到1967年在文革中含冤去世。但是张昌绍以及与他相类似的一批留学西方的科学家不仅身体力行、也培养了一批后来的科学家。屠呦呦在北京大学医学院药学系的老师之一楼之岑,也在留学西方后回中国用现代科学研究中药。在1960年代中期,中国再次出现需要抗疟药。当时中国与越南并肩抗击美国军队,无论是美军,还是越南和中国军队,在越南战场上战斗力下降最大的因素不是直接打死、打伤,而是疟疾,所以双方都希望找到新的抗疟药。屠呦呦和她的同事们在前人的基础上做了一系列工作,确定了青蒿的抗疟作用,并分离纯化获得单体化学分子青蒿素,证明单体分子的抗疟作用。在这一系列工作中,屠呦呦毫无疑问最具代表性,她当之无愧地获得2015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发现青蒿素有抗疟作用以后,还有其他的化学家、生物物理学家,包括上海有机所、上海药物所、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人员参与过不同工作,也都是用现代科学推进青蒿素相关药物的研究和发展。1970年代的中国还有一个从中药获得的重要科学发现,是哈尔滨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中医科张亭栋先生做出的。在1970年代初期,黑龙江省有乡村医生用砒霜、蟾酥和汞作为复方治疗各种各样的病人,包括感染的病人、癌症的病人。似乎有疗效,但也有毒性。迷迷糊糊,并不清楚。哈尔滨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药剂科的韩太云药师做了一个制剂,叫癌灵1号,含砒霜、蟾酥和汞。砒霜有毒,如何用作药物是一个很难的问题,西方和中国都用过,可是这些人不能真正叫发现者,因为他们没有确定砒霜到底是用于什么病,没有可以重复、可以公认的药效,而且一不小心可能毒死人而不是治病,只有“以毒攻毒”这个哲学原理是远远不够的。张亭栋是在其他人的基础上做了一系列工作,从1973至1979年确定砒霜单体化学分子三氧化二砷能够治疗急性早幼粒白血病(APL),1990年代以后在全国推广速度加快,而后在世界上推广,挽救了白血病人的生命。正如张昌绍是常山碱最有代表性的发现者、屠呦呦是青蒿素最有代表性的发现者一样,张亭栋无疑是确定砒霜治癌最重要的代表人物。百年来,我国建立了现代科学研究中药的途径,用现代化学从中药得到分子,用现代药理学研究这些分子的作用,在实践中获得成功,建立了中药科学研究的传统,证明现代科学研究中药的有效性。4可能存在不符合科学的中药吗?天才如爱因斯坦可以颠覆牛顿力学,但他并未推翻物理学,而是发展,也证明了科学精神、科学标准、科学原则都能够经受考验,包括某些学科、理论被颠覆的考验。中药如果超出科学,那需要我国已经出现了很多远远超过爱因斯坦的人,否则恐怕是异想天开。中药有复方、个体化的说法,既有道理,也有问题。现代科学,包括现代医学和药学,都完全可以包容复方、整体、个体等,而且实际也有扎实的工作。现代医药学(所谓“西医“、“西药”)并不排除用复方,抗癌药带来癌细胞下降的时候,同时也用提高白细胞的药,减少抗癌药物的副作用。这是很多科学家、很多药厂做了很多动物和人体试验后证明的。但迄今为止一般仅两个药、或少数几个药需要联合应用。而中药复方经常是很多味药组成,是否需要这么多、是否一定需要复方?常山、青蒿都见于古书的抗疟复方中,但严格的现代科学研究证明它们都单独起作用,复方的其他味中药对于治疗不是必需的。可能有少数中药复方确实是对的,但绝大多数复方缺乏足够证据。可以从统计推算:中医的复方常常是十几、二十味药,每一味药里面含成千上万个化学分子;谁有足够资料证明某个23味药的复方里面一定不能减掉3味、而必需20味,有没有可能甚至减掉20味、只要3味?确定一定要23味药的复方,需要多少病人作为样本。而一个复方需要很多人验证,中药书里面的复方数量很多,如果以此计算用多少人做样本,恐怕全世界有史以来没有出生过足够多可以作样本的人数。何况,人不是一般实验动物,也比较困难进行大规模的严格研究,特别在科学缺乏的中国古代。所以,不宜简单地说中国的药物都是上千年实践检验的结果,有很多检验不够严格、不足以证明其作用。以青蒿为例,有的古书抗疟药方里面根本没有,而有的古书即使有,也常常不能明确方子,或者写错了制作方法,比如用加热的方法,就会导致青蒿素失去活性,根本不可能治疗疟疾。中药现代科学研究并非只能分离纯化单体化学分子,如果是多个化学分子起作用,也可以通过现代科学发现多个分子,证明它们在治疗上相辅相成、或者可以控制副作用。这在化学、生物化学、药理学都可以做到,虽然工作量大一些。所谓中医个体化治疗问题更多。现代医学也希望个体化治疗,而且确实做到了针对少数疾病的患者,可以因为其基因不同而用不同的药物,这是现代遗传学和基因组学对医药的重大贡献,开启了个体化医学或精准医学的道路。但现代医药学的个体化治疗不会因为医生不同而用不同方法,大多数医生都是用同样的标准诊断和治疗病人,当然有些医生水平特别好、有些特别差,但大多数医生的标准是一样的,不会单独为自己设立标准。中医中药中,出现的一个很大问题是,常常对于同一个疾病、同一个病人,用的中药却不一样,恐怕不是个体化,而是诊断、治疗标准的问题。有些公司试图推动药监局针对中药建立所谓不同与“西药”的标准。需要明确说明什么不同,如不慎重,可能出问题。无论什么药物,一定需要遵循有疗效和安全性两个基本标准,不能脱离疗效和安全性设置其他标准。科学工作者宜认认真真、扎扎实实用现代科学研究中药,推出对中国和世界有用的药。科学是中药研究的必由之路。文章信息源于公众号风雨聊留学,登载该文章目的为更广泛的传递行业信息,不代表赞同其观点或对其真实性负责。文章版权归原作者及原出处所有,文章内容仅供参考。本网拥有对此声明的最终解释权,若无意侵犯版权,请联系小编删除。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心似平原走马,易放难收。行舟Drug每日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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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恢复高考的第四十五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创历史新高,达1193万人。如今医药行业的众多创业者也都曾是万千高考生的一员。他们中有的从一开始就坚定地选择进入医药行业,也有的阴差阳错、种种机缘巧合、抱着高考失利的遗憾进入了行业中来。如果回头来看,高考都是他们梦想开始的地方,但绝不是决定他们成为一个创业者或者企业家的关键。他们或许智商并不惊人,但逆商绝对一流。在医药行业,吃得了苦,耐得住科研“十年冷板凳”,才可能“守得云开”,最终成就一款服务于患者的新药、好药。2022年全国高考之际,E药经理人选取了10位医药界“学霸”,一起听听那些年,他们的高考往事。(以下展示按姓名首字母排序)江必旺 纳微科技董事长、总经理江必旺出生于闽北山区的小镇,从他懂事起家里就是村里最穷的家庭之一,却出人意料考取了北京大学。在大学,无论是学习成绩还是才艺天赋,他都与周围优秀同学相去甚远,但是他不断努力,小到每个周末,大到寒暑假,都泡在实验室里,实验水平和科研能力得到快速提升,并被推荐参与当时北大最重要的产业化项目之一——激光排版系统的一个子项目。大学毕业后,项目负责人特意给江必旺申请一个留校名额,让他继续参与研发。在工作六年后江必旺搭上留学潮的顺风车,在美国学习十多年。2006年,不惑之年的江必旺带着10个装满各种实验室仪器和材料的大箱子,回国创立了纳微科技。江必旺带领纳微科技选择了一条独立特行的创新创业之路,从微球底层技术做起,逐一攻克该领域的技术壁垒,成功破解一个个微球材料卡脖子技术,解决了生物制药、医疗诊断、分析检测及平板显示等众多产业需求的上千种高性能微球材料。作为一名纯粹的技术人员,江必旺在创业之前没有管理背景,不会做市场,甚至连财务报表都看不懂,却一步步把公司做到上市,2021年在其回国创新创业的第十五年,纳微科技成功登录科创板,当天股票暴涨1274%,刷新科创板首日涨幅纪录,创造了20年来A股新股上涨记录。刘勇军 信达生物总裁相关链接:刘勇军:未来十年为信达“钓”到两个重磅新药2020年10月加入信达,担任集团总裁的刘勇军,这名在研发领域成为了全球跨国药企最高职位的华人科学家,其实在他小学老师眼中并不是很聪明,但是很踏实。如果能够回到过去,他希望在高考时不犯错误。他一辈子都忘不了那次高考。当时卷子里有10道题,理科生答1至4题,但是卷子上印的像1、4题,所以2、3题没答,丢了40分,导致数学没及格。喜欢自由的刘勇军,自中学时就想当科学家,做自己喜欢的探索。他曾经想学物理,上北大、上清华,学天体物理学,但是因为数学的原因只能报医学院,进医学院后才开始喜欢生物学。在大学的时候,因父亲得了肿瘤去世,就想这一辈子要解决肿瘤的问题。他曾担任M.D.安德森癌症中心(MD Anderson Cancer Center)教授兼免疫学系主任,并且创立了癌症免疫研究中心。他还担任过贝勒研究院(Baylor Research Institute)的副总裁兼首席科学家,以及贝勒免疫学研究院(Baylor Institute for Immunology Research)的主任等职务。在刘勇军心中,最完美的快乐是研究成果能获得科学界的认可,并且对人类的健康产生有益影响。还有他以前培养的学生,对科学有贡献,有成绩,也很快乐,还有与研发团队谈科学,如果能帮到他们,也很快乐。作为一名中国科学家,他将信达作为其职场的最后一站,他希望能为信达“钓”到两个“重磅新药”。 苗振伟 英百瑞董事长、总裁、CEO相关链接:从皖北农村学子到国际药企高管,从ADC到“弄潮”CAR-NK,“勇闯无人区”的他会再次逆袭吗?1962年苗振伟出生在皖北的农村,新中国刚刚渡过最困难的三年。苗振伟童年的家,用一贫如洗来形容丝毫不为过,“从小学到高中连一顿饱饭也没有吃过。”纵使这样,苗振伟依然凭着一股倔强向上的劲儿,在17岁考上了南开大学化学系。那个年代,大家都带着宏大的愿望和理想到大学里去,思想充满激情,读书目标明确,学化学的目标就是要成为科学家。当时南开大学强调双基—基础知识和基本实验技能,训练十分严格,特别是有机化学专业算得上全国最强。在南开大学四年打下的基础深深影响了苗振伟之后的求学和创业。从南开大学毕业后,苗振伟继续到北京大学深造,并有意识地把化学和生物学融合到一起。此后,1997年,苗振伟出国,完成博士后阶段的训练苗振伟正式投身制药工业,并成为一名不折不扣的海归连续创业者。苗振伟又参与创立了南京联宁生物、杭州昭华生物、英百瑞和ImmunoMab,最终,苗振伟将目光放在了更加前沿的细胞免疫疗法上。2016年英百瑞在CAR转导技术上实现突破,CAR-NK疗法的研发呼之欲出,他希望英百瑞要做就做得足够创新,开拓一个新的领域,而绝不是只比别人领先半步。孙飘扬 恒瑞医药董事长相关链接:孙飘扬首次跻身中国富豪榜TOP10!“研发一哥”是怎么炼成的“你没有技术,你的命运就在别人手里。我们要把命运抓在自己手里。”孙飘扬高考后顺利进入中国药科大学化学制药专业。四年后,孙飘扬被分配到了恒瑞医药前身连云港制药厂。到了1990年,孙飘扬从普通技术员做到了副厂长,又做到了厂长。这是连云港制药厂之后成为“恒瑞医药”的关键一年,也是孙飘扬实现人生价值的关键一年。孙飘扬担任厂长后,力排众议,决定改变原有产品线,转型进入抗癌药开发。1997年,连云港制药厂进行股份制改革,更名为恒瑞医药,孙飘扬担任董事长。2000年,恒瑞医药成功上市。在孙飘扬带领下,恒瑞医药稳坐中国医药界“一哥”之位。孙飘扬不止是恒瑞医药的“灵魂人物”,也是产业界最具影响力的意见领袖之一。童友之 开拓药业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相关链接:【科学家特辑】开拓药业童友之:以父之名“想为自己的国家做些新药研发的事,于是就义无反顾地回来创业了。”童友之出生于60年代的上海,他的父亲毕业于西南联大,从小在父亲的影响下童友之的学习成绩一直很好,作为恢复高考后第四批学生,顺利考入北大化学系完成了本科和研究生的学习并留校任教。对于知识的追求,让童友之到美国康奈尔大学求学,这也让他与癌症药物研究结缘。读博士期间,他在全世界最好的研究所:纪念斯隆-凯特琳癌症中心,跟着J Bertino教授学习肿瘤药理,主要从事如何规避化疗之后的耐药性和毒理方面研究。童友之在博士后期间接触到免疫治疗,并成功完成了在动物体内可以根治肿瘤的实验。这也为他此后创立开拓药业埋下伏笔。王印祥 加科思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相关链接:来自农村、中专学历起步,去了耶鲁,创业、研发10亿重磅新药!中国合伙人王印祥再出发!在中国医药创新史上,王印祥是一个绕不开的人物。他出生在河北邯郸的一个农村家庭,父母大字不识,王印祥的小学、初中时期正值文革十年,与其他科学家不同,他的第一学历没有那么耀眼,由于基础功底薄弱,他高中拼尽全力,也只考了一个中专。之后,在包分配的时代,王印祥被分配至邯郸疾控中心,随大流式地按部就班的生活与工作。直到1983年5月,王印祥看到中国青年报上刊登的新中国诞生的第一批最高学历拥有者——18位博士的照片和故事之后,王印祥开始改变,“没有考虑别的东西,感觉考上博士就是我整个的人生目标。”由于基础知识不扎实、完全没有学过英语,他从产生考研想法开始准备了4年。3年中专、3年全职工作,3年大专、3年硕士、10年的博士和博士后,当王印祥毕业之时,他已经38岁。之后,毫无药企工作经验的他,联合两位同样没有药企工作经验的同道,创立了贝达,研发了埃克替尼,这一“民生范畴的两弹一星”,此后他又在亦庄开发区、贝达和几家风投基金的支持下,创办了加科思。他从农村出发,以中专起步,走向美国,进入顶级学术殿堂耶鲁大学,他曾是金字塔最低端的部分,他需花更多的努力与代价才能获得。但他又觉得,曾经的经历反而成为一种优势,当他蒙着眼看世界的时候,会非常专注、全身心的干一件事。“我的人生中到处是兴奋点,而每达到一个目标都会让我觉得特别满足,特别幸福。”徐海瑛 哈药股份原总经理相关链接:这个人,正在“刷新”哈药!“把困难都摆在台面上,其实这困难已经解决了一半。”徐海瑛人生经历颇为传奇。她曾以河北省高考状元的成绩走进北京大学经济系,师从经济学家厉以宁教授,职业轨迹跨越服装、贸易、医药、投资多个领域。在制药界,徐海瑛曾担任诺华集团中国区总裁,在投资领域,徐海瑛还曾任国投创新投资管理公司董事总经理,招商局集团大健康产业事业部运营总监,招商局集团健康产业投资公司总经理。2019年,徐海瑛又临危受命,出任哈药股份总经理,带领哈药在2021年成功扭亏为盈。 夏瑜 康方生物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相关链接:2000万撑三年,卖掉最早的PD-(L)1,这位奇女子用8年打造双抗头部药企,未来要做百年老店高中三年,夏瑜就一心一意想做医生,并一直是朝着这个方向努力。1984年高考结束后,她凭借优异的成绩,第一志愿便选择了心心念念的北京医学院,但当时学校在甘肃只招临床医学,没有基础医学,在和家人商量后,夏瑜拿回了北京医学院的报考志愿单,选择了最接近基础医学研究的领域,最终前往中山大学学习生物化学。她是一个很上进也很努力的人,也许正是这一性格特点,让她成为了一个并不纯粹的“科学家”。博士毕业之后,她在大学实验室做了多年基础研究,之后进入制药工业界又在研发领域做了6年,她还进入抗体药物工艺开发、CMC和生产领域,后来回国做CRO。这都为她此后创立康方生物铺垫了基础。创立康方生物被夏瑜看成是自己最伟大的成就,一是解开自己18岁想当医生然后阴差阳错没学医的心结,二是实现了小时候想当指挥家的向往,在她看来领导一家企业就像在指挥一场交响乐。做药与学医,企业家与指挥家,两两异曲同工,都与她的初衷吻合。郑盼 昂科免疫联合创始人、董事 相关链接:赢默沙东青睐,医学世家之女为钻研临床学统计,打造免疫新贵“试验结果让人相信这产品真的有用,真的能够帮助到患者。”郑盼来自医学世家,她的外祖父是毕业于北洋医学堂的外科医生,她的母亲毕业于西南联大化学系,从小便立志从医,她的父亲毕业于清华大学化学系,是新中国成立后,清华复校时化学系的关键一员。自小在医学、化学的环境中耳濡目染,郑盼高考投报的第一志愿便是协和医学院(当时名为“中国首都医科大学”)。那一年,这所中国最好的医学高等院校刚刚获国务院批准复校,郑盼也成为协和复校招收的第一批学生。此后郑盼一直坚持着“科学成为自己的归宿”的信念,还获得了耶鲁大学免疫生物学博士学位。昂科免疫的成立使郑盼开始了另一段新的旅程,投身产业界对郑盼来说也意味着可以将研究转化成产品帮助更多的患者。周霞萍 诺和诺德全球高级副总裁兼大中国区总裁相关链接:【封面报道】克总这一年“我有一颗好奇的心,我想去改变。”周霞萍的父亲是一位工程师,母亲是一位医生,家庭教育的基因带给她的不仅是勤奋、严谨的基调,也培养了她进入医药行业的热情。周霞萍接受E药经理人采访时透露,当年她高考时,6个志愿栏,全填的医科,并且顺利进入了上海医科大学,1988年进入中山医院当了一名大夫。1994年正是外资药企进入中国的高速发展时期,周霞萍又选择进入华瑞制药(中国和瑞典的第一家合资药企),这也开启了她在跨国药企的职业生涯。此后,周霞萍又先后加盟礼来、诺和诺德等跨国大药企工作,甚至在礼来历经13个职位。近三十年的跨国药企经历,周霞萍成为了兼具全球视野和中国经验的领导者。2018年,周霞萍开始担任诺和诺德大中国区总裁。2022年,周霞萍入选了福布斯中国杰出商界女性100,排名第71。除了以上10位,还有哪些医药大佬是您心中的医药界学霸,欢迎后台留言告诉我们。医药人,不管你是资深老炮,还是青年才俊,亦或是刚进圈的筑梦人,希望你作为行业前辈,对正奋战在考场中的莘莘学子说点什么。可以是美好祝愿、殷切叮嘱,也可以是真挚建议与点拨。寄语虽短,却可能成为点亮他们逐梦医药圈的星星之火。欢迎大家后台留言,我们将逐一展示,为所有考生呐喊助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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