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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去年11月以来,PMDA意识到日本在药物临床开发方面相对于全球创新强国存在“药滞”。为了应对这一挑战,PMDA推出了新举措。
泰格医药执行副总裁兼首席运营官闻增玉今年首次参加日本DIA年会,这背后有多重驱动因素。泰格医药近年来积极拓展海外市场,特别是在日本,2020年成立了合资公司Tigerise,2024年收购了当地的CRO公司Medical Edge,帮助海和药业、复宏汉霖等多家中国创新药企业在日本开展临床开发。
随着出海潮盛行,除了欧美国家,越来越多像海和药业、泰格医药这样的中国公司开始希望自行到日本开展临床研究。继谷美替尼之后,复宏汉霖的斯鲁利单抗正在日本启动3期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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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药监局对海外MRCT持开放态度,自上世纪90年代作为ICH发起的三大成员国之一以来,一直积极倡导桥接试验并惠及日本和全亚洲患者。据日本药品医疗器械管理局(PMDA)新药审查等部门负责人安川孝志(Takashi Yasukawa)博士在日本DIA年会上向研发客介绍,自去年11月以来,PMDA意识到日本在药物开发方面相对于全球创新强国存在“药滞”。为了应对这一挑战,PMDA推出了新举措,允许在1期试验中无需运用日本本国人群数据(直至3期试验开始之前),以此吸引全球早期的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MRCT)在日本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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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放宽早期临床要求,1期试验或可用中美欧数据
为此,专注于溶瘤病毒产品研发的亦诺微公司也在考虑其溶瘤病毒产品MVR-T3011在中美同时启动的2期治疗膀胱癌的MRCT方案是否将日本纳入研究中。该产品针对肺癌、肝癌等大瘤肿的静脉给药在中国和美国都完成了1期临床,针对头颈癌的瘤内给药在中美两国开展2期临床。
“想要在日本开展临床试验,中国公司需要根据每个具体案例进行分析和决策。”PMDA医学信息学和流行病学办公室主任宇山佳明(Yoshiaki Uyama)博士在接受研发客采访时表示。
以溶瘤病毒产品为例,细胞治疗产品在日本,除了普通咨询渠道,还需要通过Cartagena process,即《生物多样性公约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カルタヘナ法)的流程;此外,还需要考虑到2期临床试验在日本启动的耗时和高昂的CRO咨询费用。因此,亦诺微CEO周国瑛教授决定暂时不将日本纳入2期MRCT中。(《生物多样性公约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旨在保护人类免受有害基因产品的意外接触。到目前为止,包括中国、欧洲国家和日本在内的170个国家已同意了这一协议。)
正如宇山佳明所说,“所有沟通交流都基于具体案例”。PMDA在评估药物时,会首先审视该疾病在日本的受影响人群、药物的作用机理,以及这些药物在国外临床试验的进展状况。在此基础上,PMDA会权衡是否参考其他国家已完成的审评和研究数据,并评估后续是否能顺利在日本推进至临床阶段。
“这也提醒企业,在决定是否进入日本市场时,需要全面评估各种因素。日本对于大多数创新产品接受度高,审评快,对于个别品种依然较为谨慎,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日本前DIA负责人、资深行业顾问植村昭夫(Akio Uemura)博士和T2T HEALTHCARE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高野哲臣(Tetsuomi Takano)这样提醒中国企业,应尽早与PMDA或了解日本法规的专家开展交流会,以利于决策后续试验在日本的开展。
中国监管变化为MRCT铺路
百济神州高级顾问闫小军女士与PMDA国际项目办公室主任田中大祐(Daisuke Tanaka)博士共同主持中国专场(China Townhall)。
中国在MRCT领域展现的新变革,吸引了包括日本企业在内的跨国公司在中国开展MRCT。其中,中国鼓励早期临床试验同步开展、接受境外试验数据和审批流程的简化是关键因素。
据CDE《2023年中国新药注册临床试验进展年度报告》,虽然药物临床试验总体仍以国内创新药临床试验(2023年为3988项),但MRCT在中国开展已达290项,这在许多经历了中国药政改革的外企人员眼里,都是积极的变化。
安斯泰来副总经理开发本部负责人王娜博士
“中国监管政策改革让中国可以更早地参与到全球研发中。此外,中国已全面实施71个ICH指南,在中国开展临床研究可以早期与监管沟通,考虑地区的差异性,在ICH GCP的框架下还能顺利开展临床研究。这些举措提升了中国试验质量的国际认可度,为外国公司在中国进行临床研究提供了便利。” 安斯泰来副总经理开发本部负责人王娜博士首次在日本DIA年会上的中国专场作为嘉宾发言。
开展MRCT仍是最具成本效益的方式。王娜说,在准备药物注册的关键性研究时,初期规划非常重要。“目前CDE鼓励我们预先沟通试验设计和样本量。我们需要根据中国的目标人群和医疗实践来调整研究方案,制定全面的计划来确保研究的顺利开展。”
沈阳药科大学亦弘商学院理事、研究员苏岭博士
在具体MRCT的实施层面,沈阳药科大学亦弘商学院理事、研究员苏岭博士表示:“加大与主要研究者的互动,这对申办方来说极其重要。同时,从科学角度出发,了解当地的医疗实践和标准治疗是关键,尤其是在规划MRCT之前。这不仅对希望在中国开展研究的跨国公司有用,对希望在欧美开展研究的中国公司也同样重要。正如FDA最近关于肿瘤药试验人群多样性的指南所强调的,申办方在多区域临床试验背景下,需要对患者人群、标准治疗选择等进行详细了解。”
在此背景下,日本企业如武田制药、安斯泰来、卫材等日本跨国公司加大在中国MRCT的投入。武田制药已把早期试验放在中国,其在中国的研究团队也日益壮大。而安斯泰来则通过与中国研究机构的紧密合作,不断提升其在中国试验的质量和效率。
然而,尽管中国MRCT取得了诸多进展,但仍面临一些挑战。例如,由于中国地域辽阔,研究中心的广泛分布也增加了管理难度。
王娜认为,跨国公司为了应对这些挑战,需要组建中国专业区域团队,深入了解中国的医疗实践,与中国监管机构和研究机构的紧密合作也必不可少。
泰格医药执行副总裁兼首席运营官 闻增玉
闻增玉作为发言嘉宾也提及:“提高研究中心启动的效率对MRCT非常重要。这比单纯追求首位患者首次入组更为重要。”
事实上,MRCT不仅在中国进行,而且越来越多地由中国PI主导。闻增玉今年参加了美国临床肿瘤学会(ASCO)年会,他看到了许多中国PI进行了口头报告。他们的能力和水平已经达到了国际水平。
“对于MRCT来说,这是行业、监管机构和研究中心三方共同努力的结果。未来,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将在中国开展更多MRCT,加快中国和全球的临床发展步伐。”闻增玉说。
过去一年中国药监变化亮点
自去年以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CDE)在推动药品监管改革和鼓励创新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CDE化药临床二部部长谢松梅介绍了一系列旨在优化新药开发、临床试验审评和审批流程的新举措,包括修订相关法规、建立加速审评审批通道以及加强与产业界的早期沟通机制。
CDE化药临床二部部长谢松梅线上演讲
优化审评流程、加强责任与风险管理和全面提升临床试验质量,是优化中国新药审评审批流程的三个主要目标。“我们的目标是建立一个长期、基于风险相称的临床试验方法,不断优化中国的临床试验和审评审批流程,建立良好的临床研发生态。”她说。
同时,CDE在指南制定方面也取得了重大突破,累计发布了超过500份指南,仅在过去的十个月里就新增了58份技术指南,为药物开发提供了明确的方向和参考。此外,今年CDE还成立了罕见病工作组,启动了 “以患者为中心的罕见病药物研发试点工作(关爱计划)”,根据该试点申报的项目包括阿斯利康用于治疗低磷酸酯酶的ALXN1850、中美瑞康用于治疗ALS的RAG-17、上海天泽云泰生物用于治疗结晶样视网膜变性的VGR-RO1。
苏岭博士对这些进展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补充说,近十个月,儿科用药和罕见病药物开发受到监管部门和国内企业重视,国内已有16种儿科药品和41种罕见病药物获批。
此外,NMPA今年3月发布《药物临床试验机构监督检查办法(试行)》,6月发布《关于进一步优化临床急需境外已上市药品审评审批有关事项的公告(征求意见稿)》,明确了对临床急需的境外已上市药品的优惠政策。符合要求的药品可纳入优先审评审批范围,申请人可通过与CDE的沟通交流,在达成一致意见后豁免药物临床试验;对于临床急需境外已上市但境内未上市的罕见病药品,还鼓励采取前置检验方式申请注册检验,以缩短注册检验时限,其中只进行样品检验的时限由60日缩短至40日。
“这些举措将深刻影响中国药物研发和监管领域,值得密切关注。”苏岭说。
尤其是上海和北京实施IND审批试点,该计划针对符合条件的申办方和临床试验机构,将创新药物(不包括细胞和基因治疗以及疫苗)的IND审批时间从60个工作日缩短至30个工作日。
“这些试点旨在探索如何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进一步简化IND审批流程。符合条件的申办方需满足一定标准,如之前已提交并获批三个IND,且临床试验机构必须是具备丰富经验的主要研究者所在的国家级医学或研究中心。”苏岭说。
中国食品药品国际交流中心合作处处长 朱枫
此外 ,中国食品药品国际交流中心合作处朱枫处长表示,China Townhall自设立以来已展现其价值、专业性和广泛影响力,并计划借此日本年会契机,通过DIA平台向日本各界介绍NMPA的最新政策法规,加强交流。
他说,NMPA高度重视国际交流,并积极参与全球的各类国际会议,同时也感谢在DIA日本的协调下,中日监管机构间的交流与合作得到了增强。
上海药品审评核查中心创新与监管科学发展部副部长 曹萌
上海药品审评核查中心创新与监管科学发展部副部长曹萌博士分享了中国在药品检验与监管领域的经验。他说,CDE与CFDI落实新法规要求,制定了上市前检查的具体流程,聚焦研究质量、CMC合规性以及临床和非临床数据的真实性和完整性。面对监管资源分配的挑战,中国正在积极探索数字化解决方案以优化监管流程。
曹萌还介绍了NMPA在推动数字技术融合应用方面的努力,以及上海药品审评核查中心在数字化监管方面的创新实践,最后,他强调了上海药品审评核查中心在支持医药创新、参与公共卫生倡议及加强国际合作方面的使命。
中国专场拉拉队与讲者、中国DIA、日本DIA负责人合影
PMDA推动全球药物开发
在日本药监局(PMDA)Town Hall上,PMDA国际部负责人安田尚之(Yasuda Naoyuki)介绍了最近PMDA到华盛顿拜访美国FDA的动态,以及将国际经验引入日本药监局的努力。他强调了日本PMDA在海外办公室运营的重要性,“这些工作对PMDA融入全球十分重要”。
参加PMDA Townhall的PMDA官员和行业学者
在研究与开发环节,安川孝志介绍了新药审批流程的变化与挑战,整个行业和社会对药品审批的关注显著增加。新药审批人员必须与各个企业紧密合作,改进审批流程。
辉瑞日本研发负责人石桥太郎(Taro Ishibashi)则强调了全球同步开发的重要性。他说,日本需要积极参与其中并发挥作用。国立癌症研究中心的后泽乃扶子(Nobuko Ushirozawa)教授阐述了“聆听患者声音”的重要性,并呼吁大家共同努力,推动药物研发与医疗体系的进步。
讨论的高潮部分由来自本次大会主席CMIC的中村和男(Kazuo Nakamura)先生的发言。他回顾了日本制药行业的历史,重申本次日本DIA年会主题“生き甲斐”(人生价值)在医药研发中为患者重新创造人生意义的重要性。在日本文化中,“生き甲斐”被视为一种内在的动力,激励人们面对生活的困难,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而近期研究表明,那些拥有更高目标感的人,往往死亡风险更低,且预期健康寿命更长。
在问答环节,宇山佳明特别回答了研发客的提问,面对AI席卷制药的浪潮,美国FDA积极拥抱AI作为加速审评的工具,PMDA也在认真向工业界学习,合理利用AI加快审评以进一步提高日本药物监管的效率和质量。
编辑 | 姚嘉
yao.jia@PharmaDJ.com
总第227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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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今全球医疗医药行业日益强调“以患者为中心”的背景下,确保临床试验质量和患者的安全与利益成为了不可忽视的核心议题。在中国2023年开展4300项药物临床试验数量的大背景下,试验质量管控与受试者安全是创新疗法推进的关键。近日,赛默飞世尔科技与研发客联合举办“临床试验创新研讨会”,汇聚行业专家深入研讨临床试验的质量管理、风险控制及实践细节。
赛默飞制药服务大中华区商务运营高级总监許興國先生发表开幕致辞,分享了他从台湾到上海跨地域、多部门的职业生涯,他谈到了临床试验创新对加速药物研发、提升患者体验的重要性,并介绍了赛默飞作为全球领先CXO服务商,在药物开发全链条服务中的成就与愿景。
許興國先生
“面对越来越卷的新药市场,赛默飞致力于与合作伙伴共同优化成本、时间和质量,为患者带来更安全高效的治疗方案。”許興國说。
关于生物医药创新的讨论,敬请关注第八届研发客临床年会。(左右滑动看讨论主题)
Philipp Abegg:
数字化试验优化创新流程
赛默飞制药服务创新服务总监Philipp Abegg分享了利用数据优化试验供应链的两个案例。
Philipp Abegg
首先,他介绍了实时追踪平台,该平台借鉴了如亚马逊等行业的成功经验,整合了所有运输数据,年处理量达50万笔。通过该平台,赛默飞能分析运输情况,优选承运商,确保运输质量和效率,并提供实时温度监测。其次,Philipp Abegg讨论了药物依从性问题,指出在临床试验中,如果是一年以上试验,大约有40%的患者不能按时服药,这可能影响疗效和安全性的评估。
为此,赛默飞开发了智能包装系统,通过记录患者开闭药瓶的行为并实时传输数据,提醒患者按时服药,从而显著提升了依从性(见上图)。
此外,他还强调了赛默飞在数字化转型方面的投入,以更好地支持患者和客户。Philipp Abegg指出,患者中心理念对于提高试验成功率至关重要,有助于减轻患者负担、加速招募,并增强患者的坚持度。为此,赛默飞采取了多项措施,如召开患者咨询委员会和提供患者直达服务等。在流程优化方面,赛默飞凭借超过30年的临床试验服务经验,不断创新应对新挑战。例如,开发了“防篡改纸箱”等包装技术,解决了低温、超低温及冷冻条件下标签脱落的问题,通过创新方式保护客户临床药品并提升临床运营效率。
最后,Philipp Abegg总结道,赛默飞致力于通过数字能力和患者参与度来支持客户,并持续创新以优化客户临床供应链。
扫描二维码,了解赛默飞如何利用创新加速临床试验的进程,并确保其质量管理。
孙宇:
DCT如何确保临床试验质量和患者权益
拜耳医药保健临床供应商管理总监孙宇探讨了“DCT如何确保临床试验质量和患者权益”。
孙宇
孙宇通过图表展示了DCT中患者的治疗方式及数据流(见下图),告诉大家,DCT旨在提升受试者参与便利性,体现出以患者为中心的理念。
他认为,DCT数据流应形成闭环,及时反馈给受试者,且其系统化流程如同商超的模式,可灵活选择DCT元素形成混合型临床试验。孙宇说,数据质量和患者权益是DCT的核心,需要系统化的管理以确保透明度和降低风险。
DCT发展符合以患者为中心的临床试验趋势,但面临数据质量控制、利益相关方管理和与监管部门沟通的挑战。他还介绍了拜耳DCT的举措,包括提升内部认知、实践探索、团队重建和推广经验,强调数字化和AI对于加速创新和临床试验有重要作用。同时,拜耳团队十分注重跨部门合作,保障患者权益和数据完整性,过去3年,已制定DCT元素风险管理工具并与研究者共享。
杨彬:
全球多中心临床试验质量管理
和黄医药临床运营副总裁杨彬博士在“全球多中心临床试验质量管理”分享中指出,临床质量管理远非运营管理的简单环节,而是涵盖试验设计、全球执行及质量管控的多维度过程。
杨彬博士
杨彬认为,试验设计是临床试验的基石,中国的设计和开发策略既要融入全球又要有所区别,以满足全球不同国家和区域的医疗实践需求(见下图)。
她提到,尽管中国企业在创新化合物和分子上有所突破,但在全球市场推广时常遇阻,部分原因在于临床设计不足。设计方向偏差可能导致后续努力付诸东流,凸显临床设计的重要性。同时,临床试验的全球执行也至关重要。中国企业常先在国内试验,再考虑全球扩展,但这种方法可能因忽视目标区域的法规和诊疗习惯而导致注册困难。因此,应尽早明确全球试验策略,针对目标区域制定计划。在质量管理上,杨彬认为数字化工具不可或缺。它们能实现数据的实时监控和分析,提升试验效率,确保数据质量和完整性。她还分享了引入数字化体系管理风险的成功案例,并强调与专家紧密合作对优化试验设计和执行策略的重要性。
圆桌讨论:
临床开发中的最大挑战
在圆桌讨论中,赛默飞PPD副总裁、中国商务团队负责人耿丹邀请各位大咖分享在临床开发中的最大挑战。
从左到右为耿丹、Philipp Abegg、孙宇、李靖、杨彬
Philipp Abegg说,在降低成本方面,最大挑战在于患者招募和如何保留他们。据统计,临床试验中患者的平均脱落率高达30%左右。同时,目前国际市场上每位患者的平均临床成本约为40,000美元。因此,这两个因素共同导致了试验周期的延长和成本的增加。“这是行业亟需改进的方面,以提升效率和实现更多可能性。”Philipp Abegg说。
孙宇注意到2023年有一篇国外文章指出,在过去10年中,临床方案的设计变得越来越复杂。该文章提供的数据显示,主要疗效终点和次要疗效终点增加了27%。这意味着我们需要不断优化流程,针对方案设计的复杂点寻找更合适的人群,同时也要求研究者不断提升自身能力。尽管如此,孙宇认为,对他来说,目前临床试验最大的挑战仍然是临床方案设计的复杂性。
复宏汉霖全球产品开发部总经理李靖认为,除了临床试验的成本构成巨大挑战之外,如何在紧迫的时间框架内高效推进MRCT并完成受试者招募,是亟待解决的任务。同时,确保研究质量不打折扣,维持数据的高准确性和完整性,也是核心问题。这要求在全球范围内优化资源配置,加强跨地域协作,以应对日益复杂的临床研发环境。
杨彬认为,在临床试验中,受试者入组是一个重大挑战,入组速度直接关系到研究进度和竞争力。此外,质量问题也需要从两个方面考虑:一是在全球多中心临床试验中,如何确保不同国家的研究质量;二是数据质量,特别是当受试者在研究期间中途退出并不再提供数据时,会对研究造成影响。例如,今年索凡替尼在一项胃癌研究中遭遇重大失败,部分原因是后续受试者转而寻求市场上已有的药物,如便宜的PD-1抗体。由于PD-1同样用于治疗胃癌,患者服用后导致无法观察到主要终点指标,这对于肿瘤研究来说非常关键。
此外,与会者还围绕AI新技术在临床试验上的应用发表了看法。他们认为,AI在临床试验中正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当前,AI最成熟的应用场景之一是项目层面的风险监测,通过AI识别系统性风险,能大大降低项目失败的风险。同时,AI也在向早期开发阶段拓展,助力优选化合物和分子,结合靶点数据、动物模型数据等,预测不同新适应症,为药物研发带来更多可能性。与会专家共同寄语说,携手共进, 拥抱AI新技术和DCT等创新手段的应用,将推动临床试验更快、更高效地走向成功,最终使药物更快地到达患者手中。
会上,赛默飞展示了智能包装、实时追踪平台及去中心化临床试验等创新技术,旨在简化流程、提高效率与质量(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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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申:
从中美监管角度审视临床试验质量
在“临床试验创新研讨会”下半场,与会者聚焦于试验质量管理与供应链优化。前FDA专家、海森生物首席医学官肖申博士,从监管机构角度阐述了临床试验质量的重要性及评估准则。
肖申博士
他说,遵循GCP是确保试验合规、数据可靠的关键,对实现研究目标、保护受试者权益至关重要。监管在保障试验质量和受试者安全上扮演着核心角色。肖申认为,高质量的临床试验应基于良好和合理设计(见下图),包括严格的入选/排除标准、清晰的数据流、规范的药物管理、随机化与盲法程序,以及周密的研究访视、程序和评估安排。
同时,必须遵循相关法规,如药物管理、电子记录、知情同意、财务披露、不良事件报告及IRB审批等。他进一步说,无论试验何地进行,均需确保数据高质量且无损受试者权益。肖申还介绍了FDA对临床试验质量的核查流程,包括有因检查和常规检查的类型、基础、范围及后续可能结果,此外,对病人主观感受的评估在临床试验中也变得越来越重要。总结时,他强调监管政策的制定可能和科学技术的早期探索不一定同步,但仍是保障公众安全的关键。肖申鼓励业界与监管机构加强沟通,共同推动临床试验的进步。
Bob Scarth:
临床试验标签中的质量管理与创新
赛默飞制药服务全球临床标签服务总经理Bob Scarth。他阐述了赛默飞通过全球布局与不断创新,为客户提供的临床标签解决方案如何兼具高效与高质量。
Bob Scarth
Scarth先生指出,中国在药物研发领域举足轻重,政策驱动下的生物制剂与生物技术药物投资增长显著,行业充满机遇。赛默飞在翻译管理、自动化检查及数字标签生产方面取得新进展,通过创新技术加速试验进程,降低成本。赛默飞以其全球标签服务网络,包括新落成的苏州标签中心,缩短了中国及亚太地区的标签供应周期并同时提供高质量服务。赛默飞采用咨询式项目管理,内部团队由科学专家组成,确保高质量标签的快速交付。他说,药品标签对保证临床医生开药、患者用药正确、满足监管需求至关重要,需要有专业团队管理(见下图)。
赛默飞的临床标签服务以质量为核心,集成软件与系统保障标签打印的精准性。Atlas® 标签管理系统实现了全球一致、准时的翻译服务,而全面的设计质量检查则贯穿整个流程。赛默飞提供JIT业务模式,从翻译到标签制作、存储、打印及发货,高效响应客户需求。
此外,Scarth先生展示了赛默飞今年在巴塞尔与苏州工厂的先进技术投资,包括完整的大规模制造与最新数字印刷机,确保标签无误。他最后提到,赛默飞的二维码标签创新技术及平台,通过标签实现数字内容传达给受试者,是推动行业向数字化转变的重要一步。
扫描二维码,了解赛默飞如何帮助客户守护临床标签管理,加速达到临床试验里程碑时间。
圆桌讨论:
如何降低临床试验中的风险,保证质量
在圆桌讨论中,肖申强调了临床试验风险管理的关键性。他指出,试验设计的合理性及安全性是核心,既关乎病人安全,也涉及试验监控。临床运营工作对试验成功至关重要,而设计仅是其中一环,实际操作中的每个细节都不可忽视。此外,病人对医生的信任度是临床创新面临的挑战。信任缺失会导致医生无法准确了解病人用药情况,增加失败风险。选择合作伙伴时,与临床监管的合作及病人与医生的沟通至关重要,尤其在国内更为突出。肖申还提到,医生应确保药物真正有效,而非仅追求积极数据。早期数据的准确性对后期数据具有支持作用,存在问题将增加风险。最后,从病人角度看,确保其安全和福利至关重要。若药物副作用明显且病人教育或知情同意书执行不到位,将影响临床试验成功。
从左到右:研发客主编毛冬蕾、肖申、管利民、Kushimoto Yu、臧冬宁和Bob Scarth。
武田全球临床供应链运营副总监管利民长期从事临床供应链工作,他强调了临床供应链中药物标签质量管理的重要性。他认为,标签质量管理的重要性首先体现在合规方面,全球各个国家和地区都有类似的临床试验用药物标签的法规。以中国为例,国家药监局在2022年发布的《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2010年修订)》临床试验用药品(试行)附录中明确了对临床试验用药品标签的要求。其次标签质量对受试者用药安全至关重要,临床试验的设计有复杂的趋势,体现在药物层面,有些试验中会使用几种不同药物,多种剂量的联合给药,潜在的增加了药物发放的错误和混淆的可能性。那么如何通过临床标签流程和管理以及相关的系统来把正确药每次都准确无误发给正确的受试者,标签的质量体系和管理尤为重要。
赛默飞临床供应亚太区总经理Kushimoto Yu分析了日本在临床研究中对试验样品管理的特色。随着中国企业如海和药业、百济神州、复宏汉霖等在日本提交新药申请并获批或进入临床试验,更多中国公司正关注日本市场。日本法规管理极为细致,其GMP与美国或欧盟存在显著差异。在日本,针对研究用药物(IMP)有专门的GMP规定,纳入GCP范畴,形成特殊管理区域。相比之下,美国和欧盟的cGMP覆盖范围更广,包括已上市药物和IMP。
日本在临床试验期间有一系列特定要求,如随机化和任务分配,需遵循独特操作方法和规范。因此,必须明确CRO和CDMO角色和责任,确保沟通顺畅,避免混乱。包装环境需高度有序,建立明确沟通机制和道德责任,确保透明合规。尽管IMP和已上市药物GMP和GCP有本质区别,但都在GCP指导下运作,保障临床试验质量和患者安全。在日本,为有效招募患者,需全力支持临床服务提供者和运营团队。然而,并非所有试验点都积极参与,研究赞助者和运营团队需采取措施减轻负担。例如,需精确协调IMP交付时间,确保在特定、经过验证的时间进行。各试验中心可能有独特要求,如提前通知交付到达、使用特定停车位或入口等。因此,与培训司机IMP交付程序的物流提供商合作至关重要,司机需严格遵守指南和规范,任何偏差都可能导致严重后果。确保拥有训练有素、专业素养高的交付团队是首要任务。
赛默飞PPD副总裁、中国临床开发团队负责人臧冬宁分享了公司在临床试验项目管理中的卓越实践。她提到,CQI(持续质量改进)的概念虽源自于汽车业,但临床研究行业的理念也是一样的。持续质量管理是临床试验质量管理的核心,项目初期的风险管理尤为关键,制定高效的风险管理策略,挑战在于将计划真正执行并用于日常项目运营中。臧冬宁认为,风险管理的持续监控和及时调整至关重要,一旦发现新的风险,需要迅速修订计划并沟通到相关方。同时,数据的产生依赖于研究者和CRC(临床试验协调员)的数据录入,她提到中国的临床试验中过度依赖CRC的问题,虽然CRC提供了重要的支持,但如果过多把工作交给CRC,也会带来潜在合规和质量风险,研究中心已经意识到这方面的问题,也在积极应对和改进。试验数据产生后的临床监查同样关键,臧冬宁介绍了赛默飞PPD的360度全方位监查模式,通过电子系统实现数据及时可及性,从而实现多职能角色同时进行全方位监查,提升试验效率和数据准确性。她还认为,临床运营流程等方面的创新可能带来的相应的流程和工作职责变化,这也是需要时刻关注的质量风险,避免不同模式转换过程中职责不清或培训不到位产生质量问题。
从以患者为中心的角度,臧冬宁认为,目前临床试验大多都面临招募困难的挑战,但是仍然要确保给予患者充足时间考虑并确保其理解试验内容和风险;另外,应更多从患者/参与者角度改进流程,减少患者担忧,她以一个偏头痛药物试验作为案例,有一些潜在患者不参加试验是因为工作等原因无法到研究中心参加多次随访,DCT某些模式就是从患者需求出发,减少患者参与试验带来的负担,从而提高试验入组速度。最后,她总结道,新药临床试验需不断创新和改进,提升临床试验质量和效率,确保患者权益和安全,未来仍有许多工作有待完成。
最后,本圆桌论坛的嘉宾寄语未来临床试验发展需要打通各个环节,携手共建生态环境,积极学习AI,拥抱AI。
全体参会人员合影
论坛闭幕后,大会安排了赛默飞苏州工厂的参观活动,使参会者能体验其尖端的生产设施与严谨的质量管理体系,并近距离感受其在临床试验供应链管理的专业实力与创新技术。与会者参观覆盖了样品制备、质量控制及自动化仓储物流等关键部门,通过详尽解说,展现了赛默飞如何遵循国际及日本GMP标准,确保每一步操作的精准合规,并介绍了提升试验效率与药品安全的前沿技术。
会后参观赛默飞苏州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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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第223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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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otech在A股上市“遇冷+收紧”已非新鲜事。2024年,A股仅有海昇药业(北交所)和爱迪特两家医药企业上市,而中止IPO的医药企业数量,2024H1已经达到36家,无限接近于2023年全年的38家。
据报道,截至6月30日,仍有42家医药企业IPO目前处于审核状态,其中科创板15家。至于今年申报IPO的医药公司,更是人迹罕至。
即便如此,依然有未盈利Biotech选择逆流而上。近日,鞍石生物与华泰联合证券高调签署辅导协议,正式启动科创板上市进程。
当然,科创板的辅导一般用时在3个月到1年不等(视企业情况),而从申报再到过会(平均大约在307天)。显然,鞍石生物旨在押注科创板一年或一年半后的政策松解,意图做第一个“吃螃蟹的Biotech”。
2024年唯一一家上市成功的爱迪特还是采用了标准一,一方面,相信鞍石生物此时辅导也是受到近来国家支持创新药政策和标准五审核松动的风声影响;另一方面,鞍石生物首款创新药伯瑞替尼的商业化也给了公司底气。
鞍石生物显然是新一代融资能力很强的Biotech,在行业如此的投融资背景下,2023年底仍完成了10亿元人民币的B轮融资,投资方包括国投招商、IDG资本、燕创集团、凯辉基金、贝恩资本等。
我们不妨来看看,这家“硬闯”科创板的Biotech,有何过人之处?
01
鞍石生物与伯瑞替尼的故事
拨开鞍石生物的官网公示的管线图,赫然发现公司的管线其实并不多,唯一一款吧已经商业化的品种为一款靶向c-MET的小分子激酶抑制剂伯瑞替尼,其次处于临床二期阶段的管线/组合就分别为靶向EGFR 20ins小分子酪氨酸激酶抑制剂安达替尼、伯瑞替尼与安达替尼的联用组合,剩下的管线均处于IND或临床前阶段。
其中,最具看点的莫过于已经商业化的伯瑞替尼,同时伯瑞替尼背后还有一段故事。
伯瑞替尼真正的源头研发机构来自于中美冠科(康方生物的几位创始人也出自该公司),当年甘肃首富阙文彬和前誉衡药业研发&BD总监的石和鹏成立北京浦润奥,浦润奥与中美冠科达成多个抗肿瘤项目的开发合作(国内权益归浦润奥),其中伯瑞替尼便是中美冠科针对c-Met靶点进行研究后设计出的化合物CBT-101。
2015年伯瑞替尼进入临床,2年后浦润奥及其背后的金主阙文彬遭遇债务危机,无力继续推进伯瑞替尼的临床,开始寻求在海外融资。2018年鞍石生物前身迈能博尼成立,在2021年鞍石生物完成超2亿美元的A轮融资,同时鞍石生物完成了对浦润奥的收购,正式获得伯瑞替尼在中国的权益。
之后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
2023年11月,CDE附条件批准伯瑞替尼用于治疗具有MET 14外显子跳变的局部晚期或转移性非小细胞肺癌患者。
2024年4月,伯瑞替尼用于既往治疗失败的具有PTPRZ1-MET融合基因的IDH突变型星形细胞瘤或有低级别病史的胶质母细胞瘤成人患者,成为国内首个完全获批用于治疗脑胶质瘤的小分子MET靶向药。
02
伯瑞替尼有何潜力?
要探究伯瑞替尼的潜力,须从其靶点开始探索。目前,c-MET抑制剂国内市场异常激烈,加上鞍石生物的伯瑞替尼一共有五款药物在市,余下四款分别为和黄医药/AZ的赛沃替尼、海和药业的谷美替尼、德国默克的特泊替尼和诺华的卡马替尼,获批适应症集中在MET 14外显子跳变非小细胞肺癌这一领域。
当然,研发选手扎堆的赛道意味着巨大的市场潜力,c-Met是一个重要的受体酪氨酸激酶,参与人体的多种细胞信号传导通路,对细胞生长、迁移、侵袭和血管生成等过程发挥重要作用。同时,研究发现c-Met信号通路异常激活或者突变时可能导致多种癌症、耐药、肝纤维化和炎症性疾病的发生。
其中比较常见并作为治疗方向的有三个路径:
1)Met 14外显子跳跃突变,其在非小细胞肺癌(NSCLC)患者中的发生率约为0.9-4%,而在肺肉瘤样癌患者中,其发生率更高,达到了31.8%。值得注意的是,Met 14外显子跳跃突变NSCLC的恶性程度更高,更易复发,生存预后更差;
2)EGFR耐药:c-Met基因扩增会出现在EGFR抑制剂耐药的肿瘤细胞中被激活,这会促进细胞生长和转移能力;
3)消化道癌症基因异常表达:c-Met被发现在消化道癌症基因异常表达率极高,胃癌病人c-Met基因突变阳性率约为25%,结直肠癌病人c-Met基因突变阳性率约为15.3%;
不难看出相对于Met 14外显子跳跃突变来说,EGFR耐药后市场与消化道癌症治疗市场空间更大。
以最先在国内获批和黄医药/AZ的赛沃替尼(2021年获批)销售情况看,赛沃替尼目前仅获获批了化疗后MET 14外显子跳变的局部晚期或转移性非小细胞肺癌并进入了医保,2023年全年实现销售4610万美元,2024H1则实现销售2590万美元(固定汇率同比增长22%)。
可见,赛沃替尼作为先发分子历经3年推广并进入医保,MET 14外显子跳变的NSCLC适应症销售仍不到4亿元人民币,要发挥c-Met抑制剂潜力,适应症扩充迫在眉睫。
鞍石生物伯瑞替尼作为后发者,优势何在?
1)疗效数据出色:伯瑞替尼最新公布的二期数据显示,针对MET ex14突变的晚期NSCLC患者,初治患者ORR高达77.1%,二线经治患者ORR达到70.6%,而中位缓解时间(mDOR)为15.9个月,中位PFS为14.1个月。
伯瑞替尼在非头对头的数据比较中,展现出了Best in class的潜力。
2)针对肺癌远处转移患者的差异化机会:众所周知晚期肺癌极易出现局部复发和远处转移,主要转移部位包括脑、肝、淋巴、骨和肾上腺等。伯瑞替尼肺癌脑转移和肝转移患者两个亚组的早期临床试验中,展现出了显著的疗效,脑转移小样本患者临床ORR和DCR均高达100%,能够较好的穿越血脑屏障相信也是伯瑞替尼的差异化优势。
即便如此,算上MET 14外显子跳变、MET原发扩增的NSCLC和胶质母细胞瘤的治疗市场,伯瑞替尼的上限依旧想象力不足。
03
鞍石生物后手:同行的殊途同归
做c-Met抑制剂的研发厂商同行,最终都会殊途同归,集中精力攻克EGFR耐药后市场,鞍石生物也不例外。
鞍石生物开发了一款EGFR小分子抑制剂安达替尼,目前主适应症是治疗EGFR 20号外显子插入突变的NSCLC患者。
无论是从进度还是早期数据看,安达替尼潜力同样不俗。针对EGFR 20号外显子插入突变的NSCLC适应症,国内目前仅有舒沃替尼唯一一款EGFR药物获批,安达替尼和强生埃万妥单抗、艾力斯伏美替尼一样,都处于有力追赶者的位置。
另外,安达替尼在AACR大会最新发布的I期临床数据显示:针对可评估的29例EGFR EX20 NSCLC患者,ORR为57.7%,DCR高达100%。并且在8例基线有脑转移的受试者中,3例达到部分缓解,颅内ORR达到37.5%。尽管表观非头对头数据上,安达替尼似乎略逊于舒沃替尼,但值得注意的是安达替尼的患者基线比舒沃替尼更差,不好下结论谁才是同类最佳。
当然,EGFR EX20 NSCLC也并不是一个大适应症,EGFR EX20只占NSCLC很小一部分,真正值得注意的大市场是EGFR耐药后市场,目前鞍石生物正在通过伯瑞替尼和安达替尼的组合在开展临床二期试验进行探索。
至于市场规模,以强生的埃万妥单抗为例,全球第三代EGFR TKI耐药后市场可能就高达30亿美元。
不过,鞍石生物显然面临未来的巨大商业化压力,阿斯利康的奥希替尼拥有很强的渠道基础,同时与赛沃替尼强强联合意图扭转奥希耐药;而强生也通过埃万妥单抗和拉泽替尼的组合攻城略地,鞍石生物想要在这一市场分一杯羹并不容易,可能寻找国内大药企合作商业化是一条比较好的出路。
结语:敢于在此时启动上市辅导工作的鞍石生物,看起来并非是“软柿子”,而是具备一定管线和研发实力的新一代Biotech。只不过如今的布局时机,或许是几句前瞻性,又或者是对自己充分自信,让时间来验证吧。
本文转载自瞪羚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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