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 项与 Hainan Qilekang Medical Technology Co., Ltd. 相关的临床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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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智云健康IPO 、微医获得超10亿元融资,创造了互联网医疗为数不多的热点。行业发展至今,头部公司已形成,要么已在冲刺上市,要么已具备一定造血能力,资本也在更多地向头部企业聚集。整体上看,行业热度已经不及前两年疫情期间的高光时刻。动脉网了解到,当前,一些中小型公司仍未停止创新探索的脚步,为了支撑业务进一步发展,有融资需求。不过,业内关于互联网医疗商业模式的讨论和质疑也从未停止。那么,互联网医疗还能融到资吗?尤其对于新兴的中小型企业而言,具备哪些能力更能获得资本青睐?动脉网通过多家投资机构和企业访谈进行了分析。 探索未止步,多家互联网医疗公司需融资据国家卫健委数据,截至2022年6月,全国已建成1700家互联网医院;数量增长有所减缓,但仍处于增长中。另据企查查数据显示,近一年来,有400多家以互联网医院为名的公司注册成立。尽管注册互联网医院公司并不等同于互联网医院获批,但这至少说明,这些公司要么已经成功申办了互联网医院,要么在筹备相关工作。同时,银川、成都、青岛、广州、天津等城市先后建成一批互联网医疗产业园,提供平台建设、辅助运营等服务。新公司、新业务、新模式的建立与扩张,不可避免会涉及到对外融资。动脉网了解到,多家互联网医疗公司正在融资过程中。这些企业聚焦在更细分的领域,不再建大而全的平台。成立于2021年的罕易将目光瞄准罕见病领域,建立起连接医生、患者、药企的私域运营平台,助力专家医生打造个人线上罕见病科室,实现从医生教育、学术交流、学术推广到患者管理的综合解决方案。罕易创始人胡艺凡曾任七乐康石榴云医互联网医院副总裁,基于多年的互联网医疗从业经验,胡艺凡认为,罕见病非常适合通过医生社群运营的模式来解决痛点和刚需。“与许多疾病相似,罕见病急需高效且有效的诊后管理;但罕见病又尤其特殊,许多患者尚未被确诊,且确诊难度大、周期长。我们搭建平台不只是帮助医生进行患者管理,更希望帮助大量临床医生提升罕见病的识别能力,以便高效精准地发现更多患者。”目前,罕易正处于早期运营中,需融资进行进一步的产品研发和医生拓展。山屿海医生定位于基层,在许多平台专攻大医院的情况下,实现差异化。山屿海医生在基层医疗机构免费部署SaaS系统,吸引医生入驻平台,为其提供更线上患者管理工具,实现远程会诊、转诊等功能。在其平台上,入驻医生中70%来自基层。在新一轮的融资计划中,山屿海医生计划融资1千万元,用于SAAS系统下沉基层市场。一些企业也在着手验证自身商业化能力,开拓多样化的收入来源,以期更顺利地拿到融资。珍乳网是一家互联网乳腺健康平台,为患者提供线上线下结合的乳腺保健、健康宣教、疾病诊疗、康复指导等服务。此前,珍乳网获得了光学产品制造上市公司舜宇光学500万元的天使轮投资。“我们正在进行pre-A轮融资,计划融2000万元。”珍乳网创始人、董事长杨胤介绍,公司计划2024年与全国20家三级医院、80家三级医院签约合作,注册医生达5000人,注册用户达到200万;本轮融资则主要用于业务拓展,包括技术平台研发投入、市场营销费用等。杨胤提到,公司原计划先集中进行服务能力建设,暂不将重心放在营收层面;不过,为了更顺利地融资,公司正在尝试通过各种方式进行商业化,包括乳腺疾病管理服务包、陪诊服务、企业员工健康管理服务、健康商城等。汇聚了众多全国权威三甲医院胸外科、影像科、呼吸科、肿瘤科专家的肺诊网正在进行pre-A+轮融资。“肺部疾病多依靠影像数据作为诊断标准,互联网平台尤其适合助力肺部疾病的早筛、早诊和早治。因此,我们打造了一个以数据中心为基础的智慧型互联网医疗平台,传播科普健康知识,对接优质医疗资源。”肺诊网联合创始人缪培生提到,早筛方面,肺诊网进行医学知识科普,通过人工智能辅助医生诊断;筛出患者后,借助平台优质医生资源,对患者进行及时的线上线下一站式服务;诊后环节,为患者提供术后健康管理服务。下一步,肺诊网在互联网医院基础上还计划建设肺结节专科医院,以实现线上线下深度融合。通过在线问诊、疾病管理服务包、早筛、保险、导诊、检测等线上线下收入来源,2021年,肺诊网医疗服务收入近千万元。对于技术型企业而言,打造标杆案例成为重要任务。互联网诊疗SaaS平台网医联盟在已服务了2000家医疗机构的基础上,将荆州市中心医院互联网医院、毕节市区域互联网诊疗平台作为重点建设和运营,为当地医疗机构充分打通线上线下服务流程。目前,网医联盟正在进行A轮5000万元融资,计划用于技术研发和市场拓展。此外,也有莲藕健康、方寸医生这样具备一定服务体量或聚焦数字疗法的公司正在进行融资。整体上看,当前企业与行业早期融资需求相比,既有延续,又有显著差异。延续体现在仍以互联网医院为基础设施,围绕医患连接展开后续业务;当前企业吸收了行业既往探索经验,诸如疾病管理服务包、家庭医生产品、B2B2C模式等,这些都是可以直接变现的途径。差异则在于,当前企业更清晰地意识到获取精准流量的重要性,从特定专科或疾病入手,更深入地服务于医生、医院和患者;同时,结合近年来药企数字化转型需求,将医药数字化营销与互联网医疗相结合,尝试新的模式。 投资机构关注互联网医疗,又不只“互联网医疗”行业已经发生迭代,很显然,投资机构关注的互联网医疗也不会只是当年以便捷和高效为目标的在线问诊了。动脉网与多位投资人交流后,归纳了当前投资人最关注的几个点。是互联网工具还是互联网思维?互联网渗透至医疗领域的初衷,是以其高效、透明的特征,改善医疗领域效率低下、信息不透明等问题。这些年来,各种帮助患者就诊、帮助医生管理患者的互联网工具纷纷涌现。从就诊便捷性的维度来看,互联网医疗发挥了巨大价值。长岭资本管理合伙人蒋晓冬表示,具有互联网属性的医疗服务,并不只是通过互联网工具提供。“互联网的核心思维是以客户为中心,复用到医疗服务上,就是追求以患者为中心。”如何实现以患者为中心?在蒋晓冬看来,需从患者能享受到的效果和效率角度出发,重构医疗服务的流程和形式,这其中,涉及到线上线下服务的融合。“真正能通过纯线上方式解决的疾病并不多,线上线下结合的OMO模式适用于大量医疗服务。只不过,由于疾病特征不同,其管理和治疗所需的线上和线下服务比例各有差异。”可见,互联网工具仅仅是互联网医疗服务的载体,但不是全部。“传统医疗服务体系以医院和医生为中心的状态急需改变,未来大部分医疗服务都将发展为OMO模式。”蒋晓冬提到,从这个角度看,行业仍然处于早期,仍有大量机会。红利褪去,流量从何而来?当前,业内有微医、好大夫在线等早期成立的互联网医疗公司,得益于多年积累,形成了自身相对稳定的流量;也有平安健康、京东健康、阿里健康等,可获取来自母公司生态体系内的大规模流量。2020年以来,互联网医疗收获了一波整体流量增长,不过,由于公立互联网医院大力建设和推广,这些流量中的很大一部分聚集在公立体系,尤其是大三甲的互联网医院。在元璟资本投资人汪劲松看来,目前互联网医疗项目大致分为服务平台类和软件技术类,由于流量红利褪去,服务平台类公司的流量获取相对困难,利用医院或患者的刚性需求,才有机会将用户留在平台上,产生后续的用户支付等;同时,针对患者端,有相应的硬件,例如智能可穿戴设备等配合,持续获得数据并输出服务,用户黏性会较强。“我们更加关注创业的切入点,是否有亟待解决的刚性需求。”在一家知名机构关注数字医疗的投资人郭亮(化名)表示,企业是否有较强的流量来源,的确是需要重点考量的维度;通常,由大型集团孵化、背靠行业协会等类型的公司,会在流量上有优势。如何辅助公立体系?前文已经提到,大规模流量正在向公立互联网医疗聚集。目前,许多公立医院实现了各自医院医疗服务的线上化,与线下检验检查、手术住院等项目衔接,大大改善了患者体验;尤其是近几年公立医院受疫情影响,也面临诸多困难的情况下,互联网医疗服务维持了医院与患者之间的联系,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患者流失。受我国医疗服务体系格局所决定,郭亮认为,行业无论处于哪个发展阶段,都不能脱离公立体系,这是互联网医疗发展的核心逻辑之一。据动脉网了解,公立体系在涉及互联网医疗的问题上,面临两个现状:一是已经将互联网医院平台建好,也希望将其运营好,却迟迟找不到突破口;二是面临医保支付方式改革的种种措施,急需考虑在治好病、提升医疗技术水平的情况下,如何降低成本,以实现更佳的收益状态。“当前各类与医院合作进行的病程管理,就是解决公立体系实际问题的方法之一,包括当下很火的数字医疗,本质上也是做病程管理。”郭亮认为,这样的模式能通过线上化的方式增强医院科室建设、帮助医生做患者管理,是一种正确的未来。如何把握不同类型的商业模式?互联网医疗是长周期的行业,这已成为共识。不过,各家企业的商业模式不尽相同,已经形成了多种收费方式,具体到不同的业务上,其周期的判断也有差异。“软件技术类公司面对客户大多为医院,医院是非常强势的甲方,且具备多个科室,需求不尽相同。”元璟资本投资人汪劲松提到,此类项目更多关注客户拓展情况和项目持续周期,是否有后续付费的可能性;同时,我们会关注项目早期的执行或销售人效,优质项目在早期会体现出较高的效率,在做市场拓展时会有更强的势能。非技术服务类的商业模式多种多样,但也有共性,即:连接医、患、药、险等相关参与方,由其中的关键参与方付费。郭亮认为,诸如病程管理、医药险组合的模式,涉及医疗核心,需要专业化打磨,一定是产品成本高、增长速度慢的,需从更加理性的角度看待。“项目在理论上的商业模式必须是可行的,同时满足商业模式里各个关键参与者的诉求和痛点,团队还必须要有商业化能力。”在动脉网进行行业调研过程中,确实有部分曾经投资过头部互联网医疗企业的机构表示,目前已较少涉及对相关项目的关注和投资。但是,仍在此领域持续跟进的投资人几乎都认为,行业发展过程中,少不了对商业模式的探讨、对盈利模式的质疑,但行业价值的底层逻辑仍然存在,包括医疗资源供给不平衡、医保支出增速过快、人口结构变化等等;与其他行业相比,围绕患者就诊流程所进行的数字化程度还远不够深入,因此,这其中仍然有巨大的机会,稀缺的是具有突破性的解决方案。成功获得融资,这些企业有哪些特质?从已获得融资的企业身上,能得到更多启示。近一年来,互联网医疗一级市场共有融资19起,总融资额22.7亿元。除了微医获得超10亿元巨额融资之外,其他中小规模融资单笔金额大多在千万元级别至上亿级。微医作为头部综合平台,融资额与公司业务规模、收入规模相关,有其特殊性。中小规模集中在细分专科、细分服务环节,更能代表当前业内的普遍情况。那么,这些中小规模的融资背后,企业具备了哪些特质?2022年以来互联网医疗融资情况,来源:公开报道,动脉网制图其一,在机遇来临时已做足了准备,几家精神心理领域的公司尤其如此。精神心理在疫情之后迎来一轮爆发期间,心理健康引起了全民关注。此前,好心情、简单心理、壹点灵等企业基于疾病诊疗、心理咨询等供给端的不足,搭建了互联网服务平台,在患者需求导向下,又将服务往线下延展。目前,精神心理已成为互联网医疗最热门的细分领域。得益于早期服务模式和商业模式的探索,又不断根据市场需求进行持续迭代,这些公司自然成为资本青睐的对象,尤其是好心情、简单心理分别在一年内两次获得融资。其二,将服务进化为产品,最突出的就是数字疗法产品。互联网医疗服务早已不是单一的问诊开方,从医到药的全流程服务成为常态,也有的演变为服务包,整合了患者需要的各类资源。目前,数字疗法也成为了互联网医疗的产品进化方向。海心智惠、优麦科技、心景科技等均在探索将特定的疾病管理以数字疗法产品的形态进行固化。数字疗法产品需进行医疗器械注册证审批,意味着能获得安全性和有效性的权威认可,这与单纯的、效果难以直接显现的模式创新相比,更容易“看得见摸得着”,也因此成为衡量企业实力的标准之一。其三,技术类公司紧盯市场需求,及时迭代解决方案。列表内的公司里,海虎健康、奈特瑞等是技术服务型企业。近两年来,除了实体医院、互联网医疗公司之外,医疗健康产业链上的其他企业也有布局线上医疗服务的需求,因此,技术类公司创办的互联网医疗园区出现,更高效地满足此类需求。上述几类企业的服务和产品内容各不相同,却都有一个共同特征:在巩固自身专业服务能力或技术能力的同时,顺势而为,随市场变化而调整策略。整体而言,新的行业力量从未断档,新的资本也在持续注入,能否获得融资,关键在于个体。正如多位投资人所言,传统医疗服务的数字化任重道远,互联网医疗可以做的事,还有很多很多。*封面图片来源:123rf想要联系动脉网报道的企业,请点击文末左下方“阅读原文”填写表单,我们的工作人员将征求企业意见后,尽快为您服务。近期推荐声明:动脉网所刊载内容之知识产权为动脉网及相关权利人专属所有或持有。未经许可,禁止进行转载、摘编、复制及建立镜像等任何使用。动脉网,未来医疗服务平台
在朋友圈普遍三天可见的情形下,奈特瑞创始人曲毅或许算是一个另类。他最早的朋友圈可以追溯到2014年3月,那个时候的他这样写到:“只有你把你自己的战车和其他一些更伟大的东西绑定在一起的时候,你才能发现自己真正的力量。如果你仅仅只考虑你自己,满足眼前的需要。这是一种贫乏……”追求“力量”的曲毅,在很长一段时间都痴迷于“技术”。在对计算机技术的学习、掌握中越走越远,甚至创造了HTML5引擎Crow5,在业界收获了大票“迷弟、迷妹”。曾经,对自己在技术中“走火入魔”的评价,他回之以不屑一顾。但是,多年对“技术力量”的追寻,让他突然间“开悟”了——技术是会被不断淘汰的。正如曾经火热的FLASH技术,那些站在这项技术塔尖的人,也不得不随着新技术的涌现,选择新的领域“重新开始”。而他,也在意识到这一切时,重复了以往对“技术”追寻时的“格式化”思路。只不过,这一次“格式化”带来的不是对全新技术从零开始的学习,而是以全新身份出现在大众的面前——从技术极客摇身一变成为了医疗行业企业的高管。2019年,曲毅再一次“格式化”了自己,走向了医疗数字化转型领域,成为了奈特瑞——为大健康产业上下游企业提供数字化转型服务的科技公司的创始人兼CEO。奈特瑞主要面向医药企业、医疗机构、健康管理企业、保险企业、生物科技类企业、互联网医疗企业等在内的各类企业提供着数字化转型服务产品,由其打造的包括互联网医院解决方案、医学科研平台解决方案、医生教育解决方案、处方流转平台解决方案等在内的多款解决方案得到了业界广泛的认可——华东医药、神威药业、昆药集团、益丰大药房、正大天晴、美年大健康、北京儿童医院童缘网……,这些医疗不同领域内的企业均是其客户。曲毅坦言,“格式化”自我需要巨大的勇气,也需要克服难以想象的困难。但是,他显然乐在其中。当在西湖边写代码不再是最幸福的事祖籍吉林、生在湖北、学于山西。这是对曲毅过往生活的精简概括。曾把比尔·盖茨视为人生偶像的曲毅,对于计算机充满了执迷。大学四年,图书馆是他去的最多的地方。“那时,我觉得双手能放在笔记本上,能坐在西湖边上敲代码,能在一家特别牛的互联网公司工作,就已经是我人生的巅峰了,就再也没有其他追求了。”2004年从大学毕业后,他一度完成了自己的心愿,在杭州找到了一家互联网公司投身到编程工作中。但是很快,他离开了杭州,在北京一呆就是10多年。在这10多年里,是曲毅对计算机技术探索与掌握的十年。最初,他以JAVA架构师的身份出现,等到他意识到移动互联网的兴起,他转而投身到了前端;再到被外界视为“基因不纯正的前端”,创造了HTML5引擎Crow5;尔后,更是作为具备一定号召力的技术极客,不断参与各项计算机技术高峰论坛……让他有勇气、非“格式化”自我不可的原因,与他对计算机技术人员职业生涯发展的洞见有关——技术人员本身能沟通、爱沟通的基本是少数。但是能够做到CTO或者VP职位的人,几乎不存在不懂得沟通的人。而从技术岗位走向管理岗位,意味着关注焦点的变化,需要从关注个人的输出能力,转变到关注团队输出能力,从实现自我价值到帮助团队实现价值。这也意味着自身技术可能“荒废”,甚至在该领域出现高层技术管理人员跳槽后重新成为程序员的局面。天生不服输的性格,让他选择了“想尽一切办法去适应环境,而非选择一劳永逸地躺平。”“格式化”自己,是曲毅找到的方式。在“格式化”过程中,每一个方向都像是从“零”开始。“就好比是打游戏,当你把藤制铠甲升级到11级的时候,你拿到了一个0级的青铜铠甲,虽然此时它的防御力不高,但不断升级肯定会变得更强。而这时,你又有可能拿到黄金铠甲……”如果说技术是多年来他在孜孜不倦追求的东西,那么行业方向或许是他在职业生涯中思考的另一个主题——在10余年间,曲毅先后去过教育行业、互联网行业、电商行业。对他来说,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来自于他在互联网行业、电商行业时期。彼时,所在互联网行业公司试图转型进军游戏领域,他的内心里出现了一种声音,让他拒绝继续下去——他似乎看到了未来自己的事业只能围绕游戏展开。他不愿意被困住,而是选择了离开。而电商行业时期,电商不断重复的各类优惠活动,也让他感到疲惫。不断重复自我,不是他愿意做的事情。那时,他30岁了,正值而立之年,他再一次选择了“格式化”自己,从头开始。而立之年迈入医疗数字化的大门2015年,对曲毅来说是一个重要的年份。在这一年里,他完成了身份的转变——从技术人员转变为了公司CTO。曲毅仍然记得,那时,他手中已经握有多达30个Offer。但是,当天凌晨见到七乐康董事长石振洋后,他最后还是选择了加入其中。现在来看,原因有两个:一方面,互联网医疗的风口出现,行业发展前景向好。移动互联网的普及为行业打了一针兴奋剂,春雨医生、微医(挂号网)等企业相继创立。2014年“互联网+”的风潮,更是带来了互联网医疗发展的狂热。而七乐康作为医药电商起步的早期从业者,发展也具备一定潜力。另一方面,则与曲毅的信念有关。正值而立之年,怀抱一腔热血的曲毅,想要更好地发挥自己的人生价值,他认为与生命健康相关的事业值得花费毕生精力投入其中。在曲毅任职期间,七乐康也一步步完成了移动医疗的转型。曲毅,也见证了七乐康拿下一轮又一轮新的融资。2015年,七乐康拿到了“江苏高投”和“长江国弘”投资的3亿元A轮融资;2016年,七乐康又获得了超1亿美元的B轮融资……2017年,曲毅带领下的七乐康,与银川市政府签约,获得了银川互联网医院资质。这也是当时全国前十的互联网医院牌照之一。七乐康在业内的知名度也持续攀升。七乐康任职长达4年的经历,从另一个层面塑造了曲毅——以往,他关注的焦点是技术,而如今他不得不以更宽泛的视野思考,在带领团队、观察行业发展动向中,不断积攒着自身的实力。在此之前,这些能力的获取“全凭看书和想象”。2019年,曲毅选择了再次出发,创办了奈特瑞,成为这家日益崭露头角的企业的创始人兼CEO。那时,行业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一方面,随着医改持续深入,集采持续推进,对医药企业的盈利模式产生了重大影响,药品利润进一步下降,大量医药企业都面临转型难题。另一方面,从2018年国务院办公厅陆续发布《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互联网+医疗健康”发展的意见》等政策文件以来,原本遇冷的互联网医疗行业,地位得以确立,整体开始回暖。曲毅无疑看到了行业机会。但更重要的或许是现实生活的冲击与影响。早在2017年,母亲因患病而四处求医。当时国内顶尖医院都宣告其无药可治。但是疾病却得由一名中医得到了根治。这让他意识到了,现有医疗环境存在弊端,目前他发力的方向未必可以真正地解决患者的问题。而2019年,七乐康内部面临新的人事调整,从高阳时期便聚合在一起的团队,可能因此面临“散伙”的局面。他与曾经20多位同事组成团队一同创业打造了奈特瑞,希望通过产业共生,通过成为产业连接器的方式“服务千百企业,健康亿万人家”。难是显而易见的。从大的环境来说,2020年爆发的疫情,让很多公司都陷入难以为生的境地。但最大的难题在于投资人的不认可,是否存在足够的市场发展空间是曲毅时常需要面对的质疑。他曾不止一次地提到,奈特瑞成立不久便遇到疫情,20多人的团队一度没有任何营收,公司依靠曲毅过往积蓄维持着运转。疫情的到来,让很多线下医疗机构进入停摆,为了更好地帮助医疗机构和慢病患者解决问诊的问题,奈特瑞以公益性质帮助一家江苏二甲医院提供系统开展了义诊工作,收获了一众好评。这也让曲毅坚信医疗数字化是未来的巨大发展方向,将为社会创造巨大的价值,所以他挺了下来。团队或许一直都是奈特瑞得以快速拓展的关键。那时,疫情仍旧不时发生。公司团队商议做分布式公司,但是却面临巨大管理成本,当时内部争议了很久,最终大家同意这一决定,而这也让奈特瑞得以在疫情反复的情况下保持公司业务正常的运转。奈特瑞曾组织了一次去泰山的团建。所有人都无一例外地走完了全程。“一个人可能走得更快,但所有人一起可能走得更远”,或许也是在奈特瑞这样的团队信念支撑下,随着互联网医疗政策的推动以及医疗企业诉求的增加,奈特瑞快速打开了局面。基于web3.0布局互联网医疗奈特瑞是幸运的。在创业最艰难的时期,奈特瑞终于被投资人发现,拿到了来自产业链的千万级融资。而在2022年,奈特瑞又获得了新一轮来自SIG的融资。关于SIG投资奈特瑞,曲毅提到时用的描绘仍旧是不可思议。在大年二十六建立微信群聊后,SIG的负责人很快就从上海飞到了北京与其见面。“从上午聊到了晚上,在8个小时的对谈后,第二天就出了TS(投资条款)。大年二十九双方完成签约,总计用时3天。”曲毅的兴奋仍旧难以言表。奈特瑞的价值在得到进一步的认可。而这笔资金的投入也得以让奈特瑞更为稳定地发展。与奈特瑞合作的企业,也在从零变成十,从十变成百……除了与不同类型的企业合作,奈特瑞也在今年不断与天津市滨海新区政府、成都市天府新区政府、山东省淄博市政府等当地政府达成合作。选择与政府合作,得益于奈特瑞对一些先进模式的借鉴。曲毅表示,奈特瑞借鉴了美国发展而来的Medical Mall模式——Medical Mall诞生于美国,是一种兼具商业购物功能和医疗功能的“一站式就医”模式,在该模式中的医疗机构以用户为中心,在业态选择上多为临床诊疗、儿科、骨科、中医专科诊所和口腔、医美整形等强消费属性的医疗机构,主要面向高端消费人士,让其看病就医更为从容。奈特瑞也计划通过医疗实体机构的落地打造相关集群,形成线下医疗综合体。并在医疗实体入驻后,为其打造线上互联网医院,集约地解决药品配送、检验检查等诸多问题。能够与政府达成合作,本身也意味着奈特瑞的能力进一步获得认可。始终对技术保持敏感的曲毅,也提到基于web3.0互联网的去中心化,产业将会发生一些新的变化。在医疗产业中,患者将有权掌握自身的数据。而区块链将进一步保障数据的真实性,并产生更大的价值。而基于患者本身的个体性诊疗方案将得到更好地应用。而这,将要求重构底层系统。对奈特瑞来说,技术基因将驱使其更好地走下去,更好地将相关技术应用于医疗场景。在加速医疗数字化转型,提升行业从业企业专业度、规范度、透明度的同时,通过更好地实现医疗数字化,无疑将促使更多患者获得优质医疗、节约更多医疗成本。而这或许就是奈特瑞本身存在的价值与意义。但这个过程无疑仍旧需要长期的坚持与努力,需要不断地“格式化”个人,“格式化”企业。这无疑是一个多少让人痛苦的过程。当我们询问身为奈特瑞CEO经历了重重困难的曲毅,如果有机会重来,你会如何怎样?他不假思索的回答道,“大概率我会走上相同的道路,也会进入互联网,最终服务于医疗数字化转型。”想要联系动脉网报道的企业,请点击文末左下方“阅读原文”填写表单,我们的工作人员将尽快为您服务。近期推荐声明:动脉网所刊载内容之知识产权为动脉网及相关权利人专属所有或持有。未经许可,禁止进行转载、摘编、复制及建立镜像等任何使用。动脉网,未来医疗服务平台
文|杨维琼 /少川
编辑|少川
一个自中国互联网元年就开始“网上冲浪”的行业,为什么用了23年才完成与互联网的深度融合?
靴子即将落地。
去年底至今,网络销售处方药——这个事关医药电商行业发展的里程碑事件不断获得突破性进展:
2020年11月,国家药监局公开征求《药品网络销售监督管理办法》意见,除了毒麻精放以外,该意见不再限制其他处方药开展网络销售。2021年4月7日,国家发改委、商务部联合发布《关于支持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放宽市场准入若干特别措施的意见》,明确支持开展互联网处方药销售。2021年4月15日,国务院发文,允许网络销售处方药。2021年4月29日,国家药监局《药品网络销售监督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向相关行业征求意见的闭门会在上海召开。2021年6月4日,国办发文指出,推进智慧医院、互联网诊疗,探索公立医院处方信息与药品零售消费信息互联互通。
业内预计,网售处方药落地细则的最终公布的时间,会在今年七八月间。目前已有多个省市建立了处方流转平台,网售处方药条件基本形成。
至此,占据药品市场总额85%的处方药市场,即将成为医药电商行业看得见摸得着的增长蓝海。但相对于其他后入局但已经完成与互联网融合重构的行业而言,以互联网药品交易为主的医药电商业,却是不折不扣“起了大早赶个晚集”。
细算起来,整个行业为这天已经等了23年。
-01-
1998-2010
锐意先行,蹒跚起步
不那么众所周知的是,中国医药电商的起点要早于淘宝,和中国互联网的发展同步。
23年前的1998年,全中国人的注意力一半在江淮地区的洪水上,另一半在湖南卫视首播的《还珠格格》上。那一年,搜狐、新浪、腾讯等如今重量级的互联网公司也相继诞生,“网民”这个词首度出现在公众视野。在洪水汹涌和全民追剧的映衬下,“中国互联网元年”来的十分安静——老百姓从互联网上首先得到的是“信息自由”。
也正是在那一年,第四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在中国召开。借助大会东风,亚运村会议中心北京一间小小的会议室里,彼时的电子工业部、药监局、经贸委三方派代表联合发起了一场互联网医药电子商务的讨论会,参会人员来自医药企业、流通商业、各级机构、互联网服务公司等。考虑到当时认识很不一致,会议不设致辞,也没有总结。不指定发言人,各方参会者志愿报名、顺序发言,每人20分钟。话题围绕医药电子商务自由展开。
当时从经贸委申请的经费,预定的一个会议室,没想到来得人太多了,临时就把隔壁的会议厅的隔墙也拉开了,变成了一个大的会议室。那是一场超预期的会议。气氛十分热烈,绝大多数发言者主张“大胆地试”!可见,早在1998年,业界对互联网售药就已经非常关注。当时“所有关注这件事的行业内外的人都可以自由参加,大家彼此不认识,但都很积极。”
1999年起为推动医药电子商务,原国家经贸委先后批准在上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等9家公司进行改革试点,是深化改革打破传统经营的突破口。
这种积极的心态很快得到外化,第一个吃螃蟹的企业当年就在上海诞生。从B2B模式开始着手,上海医药股份公司迅速开始试点做药品互联网交易,首家网上药店“上海第一医药”迅速开业。
和一心想促进贸易和流通的国家商务部门不一致的是,国家药监局一直担心新变化会难以保证药品的安全。因此,彼时监管部门的态度却更多的是否定,1999年,当时的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出台《处方药与非处方药流通管理暂行规定》,禁止网上销售处方药和非处方药,上海第一医药在昙花一现之后被迫偃旗息鼓。
在中国医药电商试水起步的这一年,马云正经历第二次创业梦碎,阿里巴巴的出现还要再等上1年;大学毕业2年的刘强东还在中关村贩卖刻录机,京东进入电子商务,则是6年后了。
但是到了2000年,当时的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制定了《药品电子商务试点监督管理办法》,从政府层面首次默认了药品电子商务的存在,随后部分省市开始进行非处方药线上销售试点。
2004年7月,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颁布了《互联网药品信息服务管理办法》,允许互联网提供药品信息服务。
2005年9月,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又颁布了《互联网药品交易服务审批暂行规定》,详细定义了互联网药品交易服务的交易范围、实施主体、监管标准等,其中明确指出:互联网药品交易的资格证书包括 B2B 的 B 证 和 B2C 的 C 证,以及第三方交易服务平台的 A 证三类,都需要国家审批。
尽管严苛,但从此医药电商终于能够从幕后走到台前,中国的医药交易互联网模式开启。当年,京卫大药房获得第一张医药电商牌照。2009年,随着“新医改”正式启动,医药分开、控制药占比、集中采购等医药改革正式启动,医药电商继续发展的土壤开始出现,但起步阶段发展缓慢。
截至2010年末,全国获批网上药店牌照的医药经营企业仅10家,且大多是具有国企背景的传统零售连锁药店。以非处方药B2C电商为例,到2010年市场规模仅有3000万元,和当年药品零售市场1275亿元的销售额相比,实在是九牛一毛。
-02-
2011-2015
稳妥改革,曙光微现
医药电商行业发展缓慢的原因,从表象上看有两个关键词:“流量”和“处方药”。
前者是因为行业发展初期首批“上网”的药店,本身大多是传统的零售连锁药店。如药房网、金象网、上海大药房等,其网上药店均是依托线下的零售连锁药店而建。然而,传统零售连锁药店所布局的网上药店,缺乏流量资源,多数很难做大规模,遑论形成影响。
后者则暗含了两层意思:一是占药品市场总额绝大部分的处方药难以流向线上医药市场,二是对医药电商在线上向个人消费者销售处方药的限制。说白了,长期以来,正是网售处方药这一关键脉络没有打通,形成了对整个医药电商行业的绝对制约。
这两者又同医药政策特别是医改政策息息相关。
来自“看不见的手”的态度,一直是“管住”优先于“扶持”,稍有放松随即趋严,时而曙光一片,时而至暗来临。十几年间行业整体的发展脉络是“严管-稍松-收紧-再松-严管”的循环。
而调节背后,又是那套我们很熟悉的话语:是“看不见的诸方博弈,纷繁复杂的利益纠葛。”
大情节可能老套,但这一局中各方的进退取舍,纠缠交锋,却有与众不同的鲜活和真实,映射出一个关键领域在大势所趋下进行系统性自我改革的诸多不易。
因此医药电商真的开始有一些浪花,还需要从2011年说起。
2011年6月,阿里的天猫医药馆低调开张,18天后,因平台自身缺乏网售药品的交易资质,而被浙江省药监局叫停,8个月后,2012年2月,天猫医药馆重新开张,采取了交易跳转到拥有合法资质的网上药店的方式“擦边”入局。
同样在2012年,京东选择了同拥有网上药店牌照的好药师合作,上线了“京东好药师”第三方平台。至此,随着阿里、京东等电商巨头入局,网上药店才在充沛流量的加持下开始进入更多人的视野,并在当年的“双十一”中贡献了近1亿元的销售额。
到2013年底,中国网上药店数量突破100家。很多脱胎于传统线下药店的网上药店如七乐康、健一网等通过入驻天猫、京东等互联网药品平台的方式获得了网上销量的巨额增长。随着互联网企业的入局,在线医药市场多了第三方药品零售平台这个新角色,但究竟如何运营,如何监管,政策层面并无明文规定。没有合法身份,成为这些第三方平台的隐患。
而据知情人士透露,当时监管部门内部也开了不下数10次会就网售处方药问题进行了讨论,最终达成的共识是:在2012年前后有条件、分步放开,先圈定范围试点,试点中发现问题再制定一些管理办法,然后依此方式逐步扩大范围,实行渐进式的稳妥改革。
所以在2013年到2014年间,原国家食药监总局曾分别批准在河北慧眼医药科技有限公司“95095”平台(后被阿里收入囊中)、广州八百方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八百方”平台和纽海电子商务(上海)有限公司“1号店”平台,进行互联网第三方平台药品网上零售试点工作,期限为一年。
2014年6月17日,在长沙举行的《互联网食品药品经营监督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行业研讨会上,60多家医药流通企业的代表决定集体上书国家食药监总局和商务部,强烈反对全面放开网上开售处方药,称此举可能对药品安全、药品零售行业监管和实体药店带来巨大影响的影响。
6月18日,长沙参会主要成员又赶到北京,参加《互联网食品药品经营监督管理办法》征求意见座谈会。会上,原国家食药监总局的官员回应了反对者的担忧,明确表示“我们要做改革的推动者,如果等所有条件都成熟,头发都白了。”
不久,《互联网食品药品经营监督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正式公布,将“互联网药品经营”的范畴,明确定义为针对个人消费者的在线销售行为,并提出处方药可按照规定在B2C平台销售。互联网医药行业俨然一片蓝海,投资机构、头部连锁药店、第三方机构、互联网平台纷纷开始布局,提前卡位赛道。一家网上药店头部企业负责人回忆“整个医药电商扔进来至少50亿。”
具体方法上,各方也是各显其能:
互联网公司这边,百度与国家药监局合作药品数据库和“医疗商业信任体系”概念,腾讯先后投资了医学专业网站丁香园和挂号网;阿里通过支付宝钱包与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合作,推出“未来医院计划”,并开始行业颠覆性革命的“电子处方平台”。
一向给人以“反对派”印象的连锁药店这边也开始积极起来,老百姓大药房虽然在2009年已取得互联网药品交易资质后,2014年上线了网上药店;一心堂在天猫开设了一心堂大药房旗舰店,开始步入第三方B2C业务的药品的销售,此后又入驻美团、饿了么、京东到家,开始探索B2C和O2O这两个模式的延展;海王星辰则是第一家试水O2O的医药企业。
互联网医药平台也积极布局这一赛道。以1药网为例,作为1号店的子频道开始了网上药店业务之后,在2012年已经开始独立运营,正在朝着拿到中国第二张互联网医院的牌照的目标而去,直接连接药企到终端,S2B2C模式逐步形成。
到2015年底,中国网上药店总数增长至393家,虽然大部分药店没有成熟的商业模式,还处于不断探索的成长期,但整个医药电商的热度,已经不输传统流通了。
-03-
2016-2018
高台跳水,命悬一线
阿里和京东的布局把医药电商推向了高潮,而这时候顶层也来助攻了一把。
伴随着各种政策出台,相配套的互联网医疗政策也逐步落地,2015年全国首家互联网医院落户浙江乌镇,占据医药市场90%的处方药有了“上网”的条件,一时间,医药电商再次大火。
乌镇是国内互联网产业发展先驱,自然有着示范作用,但把网售处方药继续推向高潮的是另外一座西部城市:银川。宁夏作为全国医疗机构最少的省级机构,整个省三甲医院只有三家,是“缺医少药”最典型的地区,地缘的劣势反倒让银川成为政策的先行示范地。
2016年,国家发改委和卫计委在银川先后出台了若干份互联网医院相关管理意见,简化了互联网医院申办流程,将线上就诊和国家医保挂钩,并确立了互联网医院执业医师的准入和评级制度。
这三点几乎打消了想要涉足互联网医疗从业者所有的疑虑,一时间银川成为互联网医疗和医药电商企业的天堂,短短一年之内就有17家互联网医院入驻银川,占据全国互联网医院的68%,所有人都觉得互联网即将像传统电商一样,去颠覆医药流通行业。
就在一切都看起来生机勃勃的时候。2016年8月,一盆冷水突然浇下,国家食药监总局一纸文件,全面叫停了之前的3家试点平台。
彼时至今,国内不再有任何一家合法身份意义上的第三方药品零售平台。目前可在公开报道中查询到的原因是“在试点过程中,第三方平台与实体药店主体责任不清晰、对销售处方药和药品质量安全难以有效监管等问题逐渐暴露,威胁到了消费者利益和用药安全。”
这样的突变另有原因。首先,当时的药监局负责人主要发力创新药的审评审批,“创新药的事分量很重,上边督促很严,所以他把很多精力放在创新药上了。关于网售处方药也没说行,也没说不行,就一直悄悄的撂下了。”一位业内人士回忆。
另一个直接的动因是,很可能互联网巨头的参与引发了连锁药店的危机感。那一年发生的一系列连锁事件或许可以佐证这样的心态,2016年1月,因不满国家食药监总局强行推行药品电子监管码,湖南养天和大药房企业集团有限公司将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告上法庭。
行政诉状称,国家食药监总局在未向公众公开标准和程序的情况下,将药品电子监管网经营业务交由阿里健康独家运营,不仅违反了《招标投标法》的规定还涉嫌行政垄断;允许阿里健康一方面经营网上售药,一方面代表国家权力运营全行业数据,属于滥用行政权力,限制和排除竞争,是对所有药品生产、流通企业的极大不公平。
这场闹得沸沸扬扬的“民告官”所引发的舆论发酵效果十分明显,在养天和提起诉讼之后,国家食药监总局召开座谈会、阿里健康出局、国内三大上市药店联合发文、百强药店随声附和、药品电子监管码被一再炒热……养天和期望的效果,显然已经达到。
但事实上,连锁药店一方反对的也并不是互联网,他们体量大、销售额大、费用大,互联网的降费增效作用比在单体药店要明显,他们是互联网的受益者。
在上述人士看来,他们反对声背后的另一个重要意图,是要求有条件的授权网上交易,这个条件极具排他性,具体说来就是说单体药店不行、规模小的不行。“先上了公共汽车的人,要求关门,不让别人上来。”
但不管怎样,一个客观事实是,关于医药电商平台涉嫌违规销售处方药的报道此后频频出现:2017年3月,《羊城晚报》记者在广州调查发现包括叮当快药、“1药网”、“健客网”等多家网上药店无须处方能买到药;2018年9月,《南方都市报》测评了14家医药电商平台网售处方药情况,发现四家医药电商均未有处方药的明确标识或者标识较为模糊。
形同虚设的“处方制”迅速成为互联网医药平台所面临的最大争议,甚至间接造成了一些意外和悲剧:2018年5月,江西一21岁女孩因“痛经”通过网络购药平台购买了秋水仙碱片剂,在陆续服下198片后抢救无效死亡。同年11月,上海一22岁女孩也是通过网络购药平台购买了18盒秋水仙碱片剂,因过量服用导致死亡。
监管信号随之而来。2017年11月14日,原国家食药监总局发布《网络药品经营监督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拟规定“网络药品销售者为药品零售连锁企业的,不得通过网络销售处方药”、“向个人消费者销售药品的网站不得通过网络发布处方药信息”。
同年,国务院办公厅就印发了进一步改革完善药品生产流通使用政策的意见,推进“互联网+药品流通”,促进线上线下的融合发展,推广“网定店取”、“网定店送”。
2018年,《药品网络销售监督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里面表示,药品网络销售者为药品零售连锁企业的,不得通过网络销售处方药和国家有专门管理要求的药品等;向个人消费者销售药品的网站不得通过网络发布处方药信息。
多重原因夹击下,在2016到2018年这几年,网售处方药走入冷淡期,面临被封死的趋势。
14年之后,资本大量进入,当时只要沾上医药电商,就能融到钱。但到了17年、18年,大家闭口不谈医药电商,转口说自己做的是互联网医疗。上层政策设定也总是“交战”,一个医药电商人士回忆:“那几年,往往今天一个政策下来,说可以展示(处方药),明天又说不能售卖。”他今天上架的一个药品,明天就可能下架。
-04-
2019-2021
万事俱备,水到渠成
尽管频频遇挫,但在业内人士看来,当时仍觉得网售处方药依然是大势所趋。“其一是药品互联网销售已经有很大的量;其二是老百姓接受程度比较高,总抵触也没有用。毕竟是一个利国利民的事情,不能因为几个人反对、小集团的利益,否定整个大势。”一家医药电商的负责人表示。
也正如他所言,即便在形式不那么明朗的2018年,国务院办公厅于当年4月发布的《关于促进“互联网+医疗健康”发展的意见》以及国家卫健委于当年9月发布的《互联网诊疗管理办法(试行)》这两条政策先后明确规定“医师掌握患者病历资料后,允许在线开具部分常见病、慢性病处方。”“对线上开具的常见病、慢性病处方,经药师审核后,医疗机构、药品经营企业可委托符合条件的第三方机构配送。”这成为目前网售处方药的主要合法性来源。
更明确的转机出现在2019年8月26日,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发布,网络禁止销售的药品名单里,没有出现处方药。这意味着网售处方药不被明文禁止,只是具体的规范办法还需等待监管部门制定,还在起草过程中。
而疫情的出现也助推了医药电商的发展。凭借“零接触”的天然优势,医药电商成为用户买药的重要途径,发挥了重要作用,得到社会和国家的认可,也极大提升了民众对互联网医药健康服务的接受度,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政策向前。
一位知情人士谈到,关于网售处方药的细则,这个商务部和药监局都难以解决的问题,一家电商平台以“网上卖药,可以卖到边远山区”的理由打动了相关高层,细则得以推动。
进入2020年,正如本文开头所描述的那样,关于网售处方药即将松绑的好消息接踵而至,其中最大的突破,还属2021年4月8日,国家发改委、商务部联合下发《关于支持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放宽市场准入若干特别措施的意见》(发改体改〔2021〕479号)。
《意见》指出,支持开展互联网处方药销售,将在海南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建立海南电子处方中心,对于在国内上市销售的处方药,除国家药品管理法明确实行特殊管理的药品外,全部允许依托电子处方中心进行互联网销售,不再另行审批。这意味着,一直有争论但酝酿多年的处方药网售终于开闸,将在乐城先行区率先落地。
海南的这个电子处方中心并非是一个简单的信息平台,而是对接了外部的互联网医院、医疗机构的HIS系统,以及各类处方药销售平台,以及医保信息及支付平台。
这一套体系有处方来源,有零售平台、线上电商,还有医保的支付平台和商保。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处方药网售的商业闭环。业内人士认为,随着乐城先行区落地试行出一套有效的监管、运营经验后,医药电商行业网售处方药未来或将会在全国推开。
与此同时,对行业的监管并未放松。
2021年4月29日,国家药监局在上海组织召开了药品网络销售监管工作座谈会。会议要求,药品网络销售第三方平台要切实落实平台管理责任,对入驻的药品网络销售者资质严格进行审查,确保其符合法定要求,并对发生在平台的药品经营行为进行管理,发现问题要及时制止,切实保证平台网络售药行为的健康发展。
各地药品监管部门要结合国家药监局工作部署及时开展日常监管和专项整治,发现问题依法依规严肃处理。
6月1日,国家药监局药品监管司及有关部门在京召开药品网络销售座谈会,阿里巴巴、京东、腾讯、药房网、1药网等药品网络销售第三方平台代表有关负责人参加会议。
会议通报了药品网络销售监测以及监管情况,要求相关企业要严格履行主体责任,做好药品网络销售管理。有专家表示,近期系列政策的出台意味着,经过多年市场实践和摸索后,网售处方药的监管思路和举措逐步完善,相关市场行为将纳入合规体系。
-05-
尾声
回顾过往,中国医药(处方药)互联网市场,在互联网仅处于“信息大流通时代”早早起步,但在互联网进入“实物产品大流通”大循环时代落到后面。
如今国家正在大力发展数字经济、构建数字社会、营造数字生态的背景下,互联网已经升级到了“服务产品大流通”大循环时代,处方药互联网市场正在新的政策背景下再度发力前行。
至此,在经过23年“网上冲浪”之后,医药电商行业和心目中的市场蓝海的距离,仅一步之遥。
回首来路,很少有政策像网售处方药政策细则这般,历经如此漫长的马拉松。尽管与互联网深度融合是大势所趋,但药品网售不是一个孤零零的环节,涉及诊断、处方、存储、销售、物流、安全等系列问题,也和涉及民生的医保政策息息相关。
对监管部门和政策制订者来说,如何监管新兴业态的互联网健康产业的发展是一个全新的命题,需要不断的探索、实践、完善,努力适应生产力规律。
而对行业从业者而言,只有让线上经营规范有序,守住质量和安全的生命线,才能在可能即将进入的市场蓝海中“冲”的更远,“浪”的更久。
随着整个数字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互联网市场也必将逐步回归到到商业本质上去,深深附着于信息、产品、服务之上的“使命的流动“将会是互联网的未来,更是处方药市场以及整个医药健康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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