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ld Spring Biotech （Hong Kong） Limited

撰文丨王聪编辑丨王多鱼排版丨水成文2025 年 4 月 24 日，浙江大学胡海岚教授团队在 Cell 期刊发表了一项最新研究，该研究揭示了外侧缰核（LHb）中的神经元-星形胶质细胞相互作用介导了抑郁样行为，这一发现或将为压力管理和抑郁症预防提供新思路。这也是胡海岚教授自 2011 年以来作为通讯作者发表的第 9 篇 CNS 主刊论文。胡海岚，浙江大学脑科学与脑医学学院院长、双脑中心主任，浙江大学医学院王宽诚讲席教授。胡海岚于 1996 年本科毕业于北京大学生物系；2002 年博士毕业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2003-2004 年在弗吉尼亚大学工作；2004-2008 年在冷泉港实验室进行博士后研究工作，2008 年底加入中国科学院神经科学研究所，2015 年加入浙江大学。她曾获许多奖项，包括第12届 IBRO-Kemali 国际奖、世界杰出女科学家奖、科学探索奖、新基石研究员奖、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等。本文将系统介绍胡海岚作为通讯作者的 9 项代表性研究成果（2篇 Cell、3篇 Nature、4篇 Science）。抑郁症研究2013 年 8 月 30 日，胡海岚教授团队在 Science 期刊发表了题为：βCaMKII in Lateral Habenula Mediates Core Symptoms of Depression 的研究论文【1】。该研究发现，βCaMΚΙΙ 的表达在抑郁症动物模型的外侧缰核（LHb）中显著上调，而被抗抑郁药下调。在 LHb 中增加 βCaMKII，可强烈增强 LHb 神经元的突触效能和峰输出，并足以产生严重抑郁症状，而下调 βCaMKII 水平，阻断其活性或其靶分子谷氨酸受体 GluR1 可逆转抑郁症状。这些结果表明，βCaMKII 是 LHb 神经元功能的强大调节因子和抑郁症的关键决定因子。2018 年 2 月 15 日，胡海岚团队在 Nature 期刊同期发表两篇研究论文【2、3】。第一篇题为：Ketamine blocks bursting in the lateral habenula to rapidly relieve depression，该研究首次揭示了外侧缰核（LHb）的一种特殊放电方式簇状放电，是抑郁症发生的充分条件，而氯胺酮通过有效阻止该脑区的簇状放电产生快速抗抑郁的疗效，该研究还揭示了 T 型钙通道（T-VSCC）可作为新型抗抑郁靶点。第二篇论文题为：Astroglial Kir4.1 in lateral habenula drives neuronal bursts in depression，该研究进一步探索了导致外侧缰核（LHb）神经元超极化和簇状放电活动增加的分子机制，揭示了另外一个快速抗抑郁靶点——胶质细胞中的钾离子通道Kir4.1，其对引发神经元的簇状放电至关重要。2023 年 10 月 18 日，胡海岚团队在 Nature 期刊发表了题为：Sustained antidepressant effect of ketamine through NMDAR trapping in the LHb 的研究论文【4】。该研究进一步阐述了氯胺酮长效抗抑郁的机制，氯胺酮通过“滞留”于大脑中的反奖赏中心外侧缰核（LHb）神经元上的谷氨酸受体（NMDAR），免于被快速代谢，从而持续阻断外侧缰核神经元的簇状放电，实现长效抗抑郁作用。这项研究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认识氯胺酮抗抑郁作用的脑机制，还为优化氯胺酮的临床用药策略和新型抗抑郁药物的设计提供了理论指导。2024 年 8 月 9 日，胡海岚团队在 Science 期刊发表题为：Brain region–specific action of ketamine as a rapid antidepressant 的研究论文【5】。该研究工作在前期的基础上，进一步回答了外侧缰核（LHb）为什么成为了氯胺酮作用首先靶向的脑区，揭示了该脑区特异性作用的神经基础，并描述了从外侧缰核到海马脑区之间上下游信号通路的联系。这一研究成果进一步丰富了团队提出的以外侧缰核 NMDA 受体为核心的氯胺酮抗抑郁作用脑机制理论体系，为研究氯胺酮的抗抑郁神经机制提供了全新的视角，为临床上氯胺酮的用药策略以及新型药物的研发提供了理论支持。 2025 年 4 月 24 日，胡海岚团队在 Cell 期刊发表了题为：Neuron-astrocyte Coupling in Lateral Habenula Mediates Depressive-like Behaviors 的研究论文【6】。外侧缰核（LHb）中的神经元和星形胶质细胞与抑郁症的发病机制密切相关，但尚不清楚这两种细胞在抑郁症发作期间是如何动态相互作用的。该研究聚焦大脑内两类主要的细胞类群：神经元和星形胶质细胞，系统解析了压力导致抑郁的神经胶质动态交互机制。研究团队绘制了大脑内压力信号传输的时序图谱，首次发现由外侧缰核（LHb）神经元、蓝斑核去甲肾上腺素能（LC-NE）神经元及外侧缰核（LHb）星形胶质细胞构成的循环神经网络，在应激压力和抑郁发生中的关键作用。这三组特异性的细胞类群形成循环的“铁三角”动态编码压力的发生，该循环神经网络反复激活会诱发抑郁症。通过实时追踪压力信息在大脑中的传输时序，研究团队还揭示了去甲肾上腺素（NE）在抑郁症中看似矛盾的角色背后的核心机制：NE 调控的关键不在于“总量多少”，而在于“释放节奏”。这些研究成果为深入理解抗抑郁药物的作用机制提供了全新视角，对阐明压力相关精神障碍的病理机制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阐释应激压力导致抑郁的动态编码规律、核心神经环路和关键信号分子，为压力管理和抑郁预防提供了新的诊疗策略。社会竞争研究2011 年 9 月 29 日，胡海岚团队在 Science 期刊发表了题为：Bidirectional Control of Social Hierarchy by Synaptic Efficacy in Medial Prefrontal Cortex 的研究论文【7】。该研究发现小鼠的社会地位等级是可传递的，相对稳定的，并且在多个行为指标之间高度相关。内侧前额叶皮层（mPFC）第 V 层锥体神经元的记录显示，等级越高的小鼠，其兴奋性突触输入强度越高。此外，导致背内侧前额叶皮层（dmPFC）神经元突触效能增加和降低的分子操作分别导致了社会等级的上升和下降。这些结果为 mPFC 参与社会等级提供了直接证据，并表明社会等级具有可塑性，可以通过改变 mPFC 锥体细胞的突触强度来调节。2017 年 7 月 14 日，胡海岚团队在 Science 期刊发表了题为：History of winning remodels thalamo-PFC circuit to reinforce social dominance 的研究论文【8】。该研究首次发现哺乳动物大脑中介导“胜利者效应”的神经环路——中缝背侧丘脑投射到前额叶皮层的神经环路，该环路决定了之前的胜利经历，会让之后的胜利变得更加容易。该研究为理解适应性和病理性社会行为环路基础提供了一个框架，为研究社会等级的形成和稳定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也为对输赢决定、社会等级认知等神经环路进行更为细致的研究提供了新的靶点脑区。2023 年 1 月 23 日，胡海岚团队在 Cell 期刊发表题为：Neural Mechanism Underlying Depressive-Like State Associated with Social Status Loss 的研究论文【9】。这项研究揭示了社会地位下降导致抑郁症的神经学机制——社会地位下降会触发负性奖赏预测误差，从而通过激活大脑中的反奖赏中枢外侧缰核（LHb），LHb 的激活，既能诱导抑郁样行为，还能抑制负责调控社会竞争力的内侧前额叶皮层（mPFC），进一步加强在社会竞争中的退让。该研究还表明，使用抗抑郁症药物氯胺酮治疗能够增加小鼠在社会竞争实验中的获胜概率，提高竞争失败小鼠的社会地位等级，而通过激活 mPFC 来恢复社会地位等级，可以迅速改善抑郁样行为。这些发现为主要由社会因利因素引起的抑郁症的干预和治疗奠定了理论基础。论文链接：1. https://www.science.org/doi/10.1126/science.12407292.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nature255093.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nature257524.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1586-023-06624-15. https://www.science.org/doi/10.1126/science.ado70106. https://www.cell.com/cell/abstract/S0092-8674(25)00411-87. https://www.science.org/doi/10.1126/science.12099518. https://www.science.org/doi/10.1126/science.aak97269. https://www.cell.com/cell/fulltext/S0092-8674(22)01576-8设置星标，不错过精彩推文开放转载欢迎转发到朋友圈和微信群 微信加群 为促进前沿研究的传播和交流，我们组建了多个专业交流群，长按下方二维码，即可添加小编微信进群，由于申请人数较多，添加微信时请备注：学校/专业/姓名，如果是PI/教授，还请注明。点在看，传递你的品味

当一些城市不停找寻热门优势产业时 苏州结合自身优势，锚定一个“冷门”产业 投入20年构建起如今的产业高地 与AI领域清一色的年轻面孔不同，生物医药领域多数人已是“大龄创业者”。 创新药企盛世泰科CEO余强今年57岁，套着一个白色文化衫，身材匀称，声音清脆洪亮，但两鬓的白发还是会透露他的年纪。2010年，余强从美国回到苏州创业，一头扎进1类创新药森格列汀的研发中——它用于治疗2型糖尿病，能降血糖，且不易引发低血糖或体重增加等副作用，被称作“聪明”降糖药。直到2024年12月，这款新药终于在国内获批上市。 新药研发的周期太长了。医药研发有一个公认的“双十”定律，即从研发、临床前研究、临床试验、新药申请到批准上市，创业者走完一个流程，平均耗时10年，投入成本10亿美元。而且在药品器械售卖前，公司严重依赖融资。细数知名的生物医药企业就能看到，创始人大多年过半百，康宁杰瑞的徐霆53岁，信达生物的俞德超61岁，亚盛医药的杨大俊63岁⋯⋯ 生物医药的创业，比任何新兴产业都更需要时间和资金的支持。近年来，生物医药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一大方向，“药谷”在国内遍地开花。但苏州比其他城市更早转型，早在20年前，就开始为烧钱、耗时的生物医药创新打造生态圈。 目前，生物医药产业是苏州的“1号产业”，形成“东药西械”的格局，城市东部工业园区以创新药研发见长，西部的高新区形成医疗器械产业集聚。苏州以工业园区为核心区，集聚近4200家生物医药企业，上市公司35家，2024年产值近2400亿元，形成完整的涵盖创新药研发、高端医疗器械、生物技术的特色产业集群。 这是一个关于远见和长期主义的故事。当一些城市不停找寻热门优势产业时，苏州结合自身优势，锚定一个“冷门”产业，投入20年构建起如今的产业高地。 “身体好的人 才能更好地扛过寒冬” 2月12日、13日，江苏省委书记信长星将新春的首场调研，放在了生物医药产业，走访了南京、苏州的相关企业和高校。 作为开年苏州最受瞩目的创新药企之一，亚盛医药也是此次调研的企业之一。北京时间1月24日晚，亚盛医药在纳斯达克成功上市，成为2025年美股首家上市的生物医药公司，融资1.42亿美元，并成为第四家在中国香港、美国两地上市的国内生物医药企业。2月13日，亚盛医药董事长、CEO杨大俊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提到，在美股上市近半个月来，公司股价表现稳健，稳中有升，他对这一成绩感到满意。 这并不容易。放眼全球，2024年以来，生物医药产业的“寒气”仍未消散。杨大俊介绍，2024年，美股有19家生物医药企业上市，但到年底，2/3的企业都跌破了发行价。以至于不少有上市计划的企业，选择撤回或推迟上市计划。去年12月，亚盛医药收到了中国证监会的“路条”，即对企业境外上市申请的批准文件后，公司合作的两家头部投行——摩根大通和花旗，都建议公司暂缓上市。杨大俊一度犹豫，但最终决定逆势上市。 “别人不敢上的时候我们敢上，还是要有一点胆量的。”杨大俊对《中国新闻周刊》说。登陆纳斯达克，不仅是融资，也意味着公司可以吸引欧美专业长线投资人，获得国际市场的认可和资源支持，也是公司进军海外的必经之路。但更重要的是，杨大俊对公司的研发实力绝对自信。美国投资人会关注创新药的专利，以及是否得到FDA（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认证。亚盛医药目前有540多个授权专利，超过370条海外授权专利，20多个FDA临床批件，以及2个FDA快速通道资格、2个FDA儿童罕见病资格认证等。 早在2009年创业之初，许多人选择好赚钱的仿制药，杨大俊就明确要做最难的创新药，解决尚未满足的临床需求。投入十余年，亚盛独立研发的耐立克在2021年获批上市，用以治疗慢性粒细胞白血病（简称“慢粒”）—— 电影《我不是药神》讲述的便是慢粒患者寻求低价救命药的故事。耐立克打破携T315I突变耐药慢粒长期无药可医的困境，也是中国本土原创的全球Best-in-class（同类最佳）药物。 尽管已经过去两个多月，2月上旬，盛世泰科公司的前台还摆放着祝贺公司新药上市的花篮。余强向记者提到，生物医药的资本寒冬还没过去，但公司新药获批，意味着团队、技术平台得到了验证，“也给同行和投资机构一个鼓舞吧，不管外界环境如何，只要给我们钱和时间，我们确实能做出来”。 亚盛医药和盛世泰科位于苏州生物医药产业园（以下称“BioBAY”），聚集了苏州最主要的创新药企。自2025年以来，药企成功上市、重磅项目签约、跨国合作取得突破以及近亿元融资落地，一系列利好消息让BioBAY的工作人员终于松了一口气。 盛世泰科的工作人员。 BioBAY向《中国新闻周刊》提供的资料显示：2025年开年以来，BioBAY园内企业赛分科技在科创板上市，血霁生物、微光基因共斩获近亿元融资，启光德健也在1月签署了总金额超130亿美元的重大商务合作。 元禾原点总经理费建江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受港股低迷、集采政策未变及医疗反腐影响，国内生物医药产业的低迷尚未明显好转。费建江自2005年起便在苏州工业园区投资生物医药，见证了产业的发展，但在他看来，苏州作为中国生物医疗产业集聚度最高的区域，产业集群效应显著，因此企业整体质量优于其他城市，“就像身体好或热爱运动的人，过冬不易生病，优质的生物医疗企业即便面临外部挑战，依然能展现自身价值”。 以投资逻辑发展产业 2010年，余强只带了一笔启动经费、一些玻璃仪器、一台旧设备，来到苏州东南角的BioBAY创立盛世泰科。现在公司所在的连排厂房，当年只建了一座独栋楼，其他地方还是一片荒地。 在此之前，余强在美国待了近20年，北京大学化学系毕业后赴美深造，一路拿到化学博士学位。2002年起，他在美国制药界工作并创业，帮助过多家知名国际药企推进新药研发。2009年，余强萌生回国创业的念头。 他曾看过国内十多家产业园，原本想要落户其他城市，甚至回国参加了一场人才面试答辩。但与BioBAY的第一次接触就让他印象深刻：“他们的招商团队是第一个给我写英文e-mail的，而且英文非常地道，我问他们是学什么的，他们说药学专业，好多人都是中国药科大学毕业的。” 专业，是BioBAY企业最常提及的入驻理由。在费建江看来，这首先要归功于园区发展生物医药产业之初选择的市场化路径。 2005年，费建江任中新创投的副总经理，中新创投是苏州工业园区管委会直属的投资机构，2007年重组为苏州创投，2012年更名为苏州元禾控股。当时费建江和同事接到了一个特殊任务：按照创投的模式，发展生物医药产业。 当时，苏州工业园区希望摆脱“世界工厂”的标签，平衡内外资，向创新型经济转型，押注了生物医药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但在2005年，国内生物医药的主流是原料药和仿制药，创新药的概念几乎无人提及。他回忆：“我们的认知也是懵懵懂懂的状态。”地方政府也鲜少关注，放眼全国，只有100多公里外的上海张江有一些大型药企，其他地方几乎是空白。 位于苏州工业园区的苏州生物医药产业园（BioBAY），聚集了苏州最主要的创新药企。 通常，地方政府要发展一个产业园区，会先定方向、划土地、建园区，再组建招商团队。但苏州工业园区却把重任交给了一家国有投资机构，以市场化的方式撬动产业。 费建江亲历这场产业“创业”。在他看来，政府发展产业的惯常思路是先看当下，招商策略也是看国内有哪些好的公司，但由投资机构主导，最大不同在于“我们不急着建园区，而是先研究产业及其前景”。基于专业判断，他们放弃引进缺乏竞争力的原料药企业，转而瞄准创新药领域，将目光投向海外，重点引进处于创业阶段的中国科学家团队。 2007年，中新创投成立全资子公司BioBAY，成为苏州发展生物医药产业的重要载体。费建江提到，传统的海外招商团队只具备外语优势，但BioBAY的招商团队从最早开始，就要求有医疗背景。 早期，费建江多次与BioBAY招商团队去美国招商，通过医疗相关的华人协会介绍，寻找像余强这样懂技术、有经验、愿意回国的创业者。如今回看，苏州的远见得以实现，在相当程度上也赶上了时代机遇。 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大型药企业绩下滑，中小型生物技术公司面临生存危机，客观上也促使更多专业人员回国创业。而这批“海归”创业者有着鲜明的共性：赶上改革开放后的留学潮，在海外习得先进技术，具备前沿视野，并满怀抱负，愿意回国效力，投身创新药研发。 费建江记得，当时一线大城市对这些小的创业团队也没那么重视，“只有苏州将这些人当成座上宾”。余强的一位师兄更早选择了BioBAY，原因之一便是被BioBAY的诚意打动。当时BioBAY总经理到美国拜访他，因堵车迟到，专程主动打电话道歉，“我们之前见到的国内官员来招商，没有这么谦卑的”。 但仅靠上门招商，对产业集聚来说远远不够。费建江提到，在“软环境”打造上，把人才吸引过来，仍是一大难题。如今回看，冷泉港亚洲落地苏州，无疑是其中的关键决策。冷泉港亚洲创始人兼CEO季茂业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曾直言：“与冷泉港合作，让苏州在起点时就进入了国际生物医药界的视野之中。” 位于美国的冷泉港实验室，是全球生命科学领域的顶尖研究机构，成立于1890年，诞生了8位诺贝尔奖得主。冷泉港实验室每年都会举办数十场学术会议，是全球生命科学领域级别最高的盛会。 “我们当时想，如果能把冷泉港引入亚洲，凭借其强大的号召力，一定能吸引全球医疗行业的高端人才。”费建江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道。据报道，2006年，冷泉港实验室寻找亚洲城市以落地其首个海外分支机构。但当时竞争的城市，包括东京、首尔、新加坡、中国香港、上海和北京等，苏州似乎毫无胜算。 冷泉港落户苏州，源自一次机缘。2006年秋天，时任冷泉港实验室主任的詹姆斯·沃森——这位被誉为“DNA之父”的诺奖得主，临时决定访问苏州，原本两小时的行程，延长到一个下午加一个晚上。季茂业记得，那次商谈非常愉快，沃森当场同意担任苏州工业园区首席科学顾问。第二天在去上海的火车上，季茂业询问沃森：“您觉得苏州作为冷泉港亚洲的选址如何？”詹姆斯·沃森毫不犹豫地回答：“Go ahead！”（去做吧！） 在费建江看来，苏州最终赢得冷泉港亚洲的青睐，归功于坚持市场化的运作。季茂业也提到，当时元禾控股和BioBAY决策者的干练、细致和国际化工作作风，“让我们放心把这一高端的国际科学会议中心放在了苏州工业园区”。 目前，冷泉港亚洲已举办超过200场高端学术会议，邀请的演讲嘉宾均是活跃在国际科学最前沿的知名学者和学科带头人，包括近20名诺贝尔奖得主。BioBAY一家头部创业公司的研究人员曾在接受采访时提到，在这些会议上，他曾与两个诺贝尔奖得主直接交流，国内其他城市很难做到这点。 “真正的耐心资本” 为了让人才留下来，苏州市有一套完整的人才政策，涵盖启动资金、购房补贴、贷款贴息、天使投资等。其中，科技领军人才政策对生物医药创业者尤为重要。 余强记得，BioBAY的招商团队在美国和余强见面时就提到，如果申请到领军人才，园区会给创业者提供1000万大礼包——包括100万元的创业启动资金，100万元安家补贴，并减免房租，提供人才优租房，以及650万元的创业股权投资等。 彼时，国内几乎没有生物医疗赛道的投资者，海归创业者们也很难从银行拿到贷款，如何融资是困扰所有创新药企最大的难题。元禾控股成了这一产业最大的“天使投资人”。 时任中新创投董事长林向红曾提到，他们当时接到通知，只要创业者拿到领军人才项目，公司马上跟进投资。据媒体报道，在元禾控股成立的前16年，因大量支持初创科技企业，经营现金流长期为负。 “当时我们投资企业的逻辑很简单：就是要找最好的团队，做最好的产品。什么时候能真正做出来，药品上市，我们反而不像现在关注度这么高。我们用的是园区自己的钱，对基金期限还没有太多概念，反而是真正的耐心资本。”费建江对《中国新闻周刊》感慨，很多企业都是投了超过10年以上才出来的。 但现实矛盾是，生物医药创业投入高、风险大，“风险投资人”仍要考虑如何把控风险。余强在刚到BioBAY时，便感受到了园区的专业门槛，“园区选种子时很有魄力，但也非常慎重”。有人告诉他，领军人才竞争异常激烈，“近乎‘准院士’级别才能获评”。申请需经过两轮严格评审和两轮答辩，评审团包括园区招商和科技局领导，还有科技部和风投机构的行业专家等。 如今已获评园区各项人才项目的余强，也是在第二年才成功申请到领军人才，第一年甚至连面试都未能通过。凭借这笔资金，以及一位天使投资人提供的232万元投资，余强和他的团队熬过了最为艰难的研发阶段，等来了2015年之后的政策利好。 园区并非没有压力。时任苏州工业园区党工委副书记杨建中在接受采访时提道：“当时的工委书记整天追问我，这些企业什么时候爆发？我的回答是，十年。” 多位在BioBAY创业者都强调，最可贵的是，在过去近20年的发展中，苏州市和园区经历几任领导班子，对生物医药的支持力度始终未变。一些企业拿了领军人才补贴，也有可能创业三年后，就关门了，但园区的支持力度一直没有变，反而不断增加名额。 就在冷泉港亚洲与苏州工业园区签约的2008年，苏州西侧的高新区也开启了高端医疗器械产业的布局。与园区模式不同，高新区选择通过引进大院大所推动产业集聚。同年，中国科学院苏州生物医学工程技术研究所（简称“苏州医工所”）成立，随后聚集了浙江大学苏州工业技术研究院等100多家校地合作研究机构。人才外溢，带动了区域医疗器械产业的发展。 “苏州的强项是高端制造业，但早期缺乏医疗器械龙头企业，从一张白纸开始。大院大所是基础，项目孵化后，基金跟进，迅速落地。”Medpark运营方——苏州医疗器械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张超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截至目前，苏州高新区已集聚超过1400家医疗器械及生物医药企业，拥有超过1500张医疗器械二、三类注册证，11款创新产品进入国家创新医疗器械“绿色通道”。 江苏医疗器械科技产业园（Medpark），是苏州市医疗器械产业集聚度最高的区域。 国有投资机构的支持，同样是高新区产业集聚的关键。早在2000年，苏州高新区成立江苏省苏高新风险投资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经重组，苏州金合盛控股有限公司（下称“苏高新金控”）成立，继续为产业提供支持。 2022年，刘然开始负责早期投资时便关注了科塞尔。这家成立于2013年的医疗器械公司，专注于血管介入器械的研发生产。创始人胡清凭借丰富的外企及行业经验，敏锐地洞察市场需求。他2013年立项的腔静脉滤器，弥补了临床痛点，研发周期长达近七年，2019年完成临床试验，2021年产品获批上市。 胡清在接受采访时提到，自创业以来，公司连续10年未盈利，而且无力缴税，但园区和股东都没有给过他压力。这在生物医药领域十分常见，创业者熬过了从产品研发到上市的漫长周期，上市后，还需几年过渡期。有的企业不得不通过研发门槛更低、商业化更快的产品，供养核心研发投入。刘然力荐团队投资科塞尔，2023年12月，科塞尔完成过亿的B轮融资，苏州高新和苏高新金控参与跟投。 “那一轮投资，国资背书起到关键作用。”刘然提到。国资如果不支持，可能会被市场化机构视为“地方政府对本地企业缺乏信心”。当时，苏高新金控的2000万元投资，成功带动了外部机构从观望到跟进。2024年，随着销售渠道的成熟，科塞尔首次实现盈利。 此外，国资背景基金在整合产业链上下游资源，促进企业之间的协同合作上，也发挥了更主动的作用。2023年，刘然团队在科技园发现冠骋信息，这家国内最早专注医疗器械数字化工业软件的企业，核心团队来自西门子等工业软件巨头，当时未受到重视。2024年，冠骋信息完成Pre-A轮和A轮融资，累计金额超5000万元，刘然团队参与投资。“我们将其引入产业园，向企业推广。”如今，国家药监局将江苏省列为数字化改造试点省份，冠骋信息被指定为唯一承接单位，负责全省推广。 打造生态需要时间 近年来，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生物医药也成了国内产业布局的重点。据媒体不完全统计，全国有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将医药制造业、生物产业列为优势产业或优先发展产业。无锡、重庆、武汉等相继设立生物医药专项基金。政府通过砸钱、抢人、出政策，打响城市争夺战。 张超注意到，一些沿海或周边城市进行生物医药招商，曾直接将招商会开在Medpark附近的一家五星级酒店。有企业曾主动找张超坦言：“我们实在没办法，其他地方政府答应会给多少钱，为了活下去，只能离开。” 在费建江看来，目前城市竞争激烈，广州、成都等地的产业政策力度更大，它们比苏州的城市能级更高，高校和三甲医院的资源也更多。但除此之外，苏州仍有别人不可取代的优势——苏州已经打造了一个比较好的生态，产业聚集后，形成创新氛围，吸引更多企业和人才愿意过来。 “生态的打造需要时间，苏州至少持续了10年以上，直到现在，这种生态才具备一定的多样性和活跃度。其他地方想要追赶，一时半会是打造不起来的。”费建江说。 生态不仅仅是企业数量。创新生态内部，还有无数小生态。元禾控股改制后，2013年元禾原点独立，成为元禾控股旗下市场化运作的风投平台，投资管理了亚盛医药、基石药业、信达生物等多家BioBAY的企业。“但我们后来发现，自己投再多，力量仍然有限。”费建江提到，元禾控股开始做母基金，吸引最优秀的市场化机构来到苏州。 他所在的东沙湖基金小镇，位于苏州工业园区东部，是苏州资本“浓度”最高的区域。截至2024年12月，元禾控股共集聚139家顶尖基金管理人，吸引了启明创投、金沙江创投等国内知名股权投资机构，设立基金752只，撬动社会资本投资园区企业超千家次。随着园区生物医药企业的成长，元禾控股也与信达、亚盛等头部企业合作，成立基金和孵化器。 苏州东沙湖基金小镇。本文图/受访者提供 上下游的生态对产业发展也至关重要。近两年，刘然见过一些企业尝试到外地发展，最终又选择回到了高新区。一是当地承诺的补贴条件“有水分”，难以兑现。更重要的是，产业链配套的缺失，对企业的发展造成很大不便。 以检测环节为例，苏州高新区有江苏省医疗器械检验所苏州分所，这是全国首个专门用于医疗器械的测试平台，此外，还有全国首家医疗器械可用性测试平台、省药监局审评核查苏州高新区工作站、苏大无源检测平台等一批服务平台，为周边相关企业提供了极大的检测便利。 张超也向《中国新闻周刊》提到，丰富的高质量检测资源是Medpark产业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有助于企业更快地获得医疗器械注册证等核心上市资质。“在医疗器械行业，同类产品同质化严重，早半年拿到资质，产品的市场占有率可能截然不同。” 苏州生物医药产业集群的关键，在于更有远见地抓住了时间窗口。“有些事情一旦错过某个时间点，就很难再实现了。”费建江坦言。早期生物医药产业几乎没有地区竞争，苏州早期引进了国内外高校和研究所资源，如今再想复制这一模式，难度也会大得多。 余强还是新耀创始人俱乐部秘书长，俱乐部会员遍布全国，在他看来，从各城市同行见面交流看还是苏州最好，创新药企都聚在BioBAY，方圆三公里内可能就有上百家企业，每次“摇人”，都能聚到好多人。 聚会对这些创业者很重要。一是上下游的合作。余强创业初期，公司没有建生物实验室，他会去租用附近一位北大师兄的生物实验平台。这类药物研发上下游的合作，在BioBAY十分常见。另一个好处是，更方便大家交流信息，抱团取暖。过去一年，创业者讨论最多的是怎么活下去，该找谁融资，或者探讨产品如何出海。 余强打趣道：“每一个人都不轻松，但大家可以相互安慰，胜过找心理医生。” 文章来源于2025.3.3总第1177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 记者：杨智杰（yangzhijie@chinanews.com.cn） 编辑：闵杰 运营编辑：肖冉

“DNA双螺旋结构的成果于1953年4月25日发表在《自然》杂志上，这是《自然》杂志有史以来发表的最重要的成果之一。只要你不是太笨，只需要仔细瞧一下就能知道如何拷贝DNA，看到DNA就会明白双链如何解旋。当时我和克里克并没有马上解决A—T配对问题，直到那一年的某个周三、周四，我们才了解到C—G配对，并发现它和A—T配对在形状上相同，在此基础上可以建立一个双螺旋模型。”  2023年10月21日，95岁高龄的詹姆斯·沃森（James Dewey Watson）因身体原因未能亲临会议现场，为纪念在北京昌平召开的DNA双螺旋发现70周年论坛，他特定录制了一个视频，回顾了当年这一重要发现。 詹姆斯·沃森 尽管当天沃森看上去有些年老力衰、口齿含混不清，但他对70多年前发生在剑桥大学老鹰酒吧的故事细节仍历历在目，仿佛就是前不久刚发生的一样印象深刻。当天他仍不改幽默风趣的本性，调侃道，“克里克真聪明，能够遇见克里克是我一生最大的幸运，在我去剑桥大学之前我并不知道他的名号，他是我在剑桥大学碰到的第一个聪明人。”        事实上，提到分子生物学，沃森绝对是绕不开的人物。作为当代生命科学领域的“活化石”，沃森的一生有太多的传奇，也有诸多非议。有时他像一个预言家，总能把握生命科学未来的走向；有时他像一个不太成熟的小孩，无所顾忌地将自己所有的心里话全盘托出，得罪许多人，甚至是自己身边的朋友；有时他像一个慈善家，共情中国当年积贫积弱的生命科学现状，不计回报地帮扶中国学者，助力中国生命科学紧跟国际步伐；有时他像一个冒失的毛头小子，总是充满热血喜欢挑战，遇到困难热衷于迎难而上。 沃森始终会把两句口头禅挂在嘴边，一句是“think big”（志存高远），另一句是“it’s ok to be weird”（不用担心与众不同）。 或许正是因为信奉这样的人生真理，才让沃森敢想别人不敢想、做别人不敢做，才塑造了他这样一个疯狂而又清醒、另类却又迷人的人格。围绕着他总是话题不断，媒体也深知他口无遮拦的特点，放大他争议性的用词，让他屡屡“踩坑”。 沃森的一生起起伏伏，极具戏剧性和故事性。23岁就与克里克合作提出了DNA双螺旋结构，34岁时获得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比杨振宁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还小一岁。40岁时，他担任冷泉港实验室主任，挺身而出力挽狂澜，将当时濒临倒闭的冷泉港实验室带到了国际知名的分子生物学中心高度。在他62岁那年，他又开始领导人类基因组计划，将现代分子生物学引领进基因组学的时代。 沃森的前半生仿佛是命运的宠儿，一直都是科学界无人能及的巨星。然而，他的晚年因为争议性言论，在聚光灯下反复被“拷问”，显得有些落魄。在他的后半生中，舆论频繁“捉弄”他，以往他习以为常的独特言论频频在社交媒体上引起轰动，成为各大媒体争相报道的焦点人物，由于他的某些言论过于政治不正确，他逐渐成为美国科研界中的“不受欢迎之人”（unperson）。    尽管在美国备受冷落，但沃森在中国却拥有着巨大的影响力。这不仅与他作为“DNA之父”的头衔有关，还与他早年对中国生命科学的善意援助密不可分，用“中国人的老朋友”这一厚重称呼来评价他也不过分。 沃森很早就与中国有交集，并对这个东方大国兴趣浓厚。对中国生命科学他始终以不同方式予以大力支持，从早期的同情、帮扶，再到近期一度想将沃森研究院（Watson Institute）地在中国。上个世纪50年代，沃森在英国剑桥认识了第一位来自中国的年轻学者——曹天钦，并与其保持着良好的友谊，30年后沃森首次访华，迫不及待地想登门会会这位老友。事实上，自1972年，中美关系逐渐解冻，中美之间还未正式建交，沃森就时常会与一些来美访问中国学者使团交流互动，如贝时璋等学者。 作为诺奖得主以及当代最有名的分子生物学家，美国人对他在科学上的贡献引起为傲，沃森以及冷泉港实验室自然成为当时接待中国科学家最多的美国科研机构之一。除此之外，或许还与他对中国人的友好态度有关，通过资料以及与中国学者的书信查阅，我们发现他是一个既nice、有十分忙碌的老先生，从知名的中国学者到名不见经传的博士或博士生，他几乎有信必回，即使帮不上忙，他也会在信中提供解决方案。他对中国以及中国人有一种莫名的兴趣。 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的大门向世界打开，由于此前奉行拒“资本主义文明”于国门之外，关起门来搞建设，国门开启后中国对世界缺乏认知，世界也对中国不甚了解。尽管当时中国的GDP在全球排名前10，但人均GDP在全球排名110位之后，经济和社会发展落后导致科研水平发展偏低。欧美生命科学呈现一派繁荣景象，这是因为上世纪物理学取得辉煌成就后，生命科学就占据着各国科学研究的主流，以发表的论文来看，生命科学所占的比重保守估计应该不低于60%。 当沃森1981年访华时，他对中国充满了好奇，也对中国的落后予以同情。正有学者指出，此时的中国闭关锁国30多年，国门打开时，发现已错过整个分子生物学萌发及蓬勃发展的阶段，沃森作为分子生物学学科发展关键人物之一，第一次访华，他从宏观层面及国际科学发展的高度很清楚此时的中国在整个分子生物学学科严重脱节的局面。 此后数十年里，沃森对帮助中国发展生命科学充满热情，无私帮助中国学者赴美访学交流，捐赠图书杂志，以及帮助中国筹建冷泉港亚洲。可以说，他是中美关系解冻后，对中国最友好、做出最多贡献的美国学者之一。    21世纪初叶，在沃森的支持下，冷泉港实验室建立了海外唯一分支——冷泉港亚洲，成为启迪中国年轻生物学家的摇篮。晚年他游走中国各地，甚至差一点将“沃森研究所”在中国落地。如果成功，这所生命中心或能与英国的弗朗西斯·克里克研究所齐名，吸引全球顶尖生物学家前来工作，届时中国将成为国际生命科学研究中心。 这两年，中美科研关系处于历史低谷。从大规模审查华人学者，进而再到脱钩论。这与沃森当年践行的科学无国界主义背道而驰，中美科研合作不仅有益于中国，同时让美国大受裨益。 本专题聚焦与沃森与中国生命科学，写作离不开冷泉港亚洲负责人季茂业博士的大力支持和无私帮助。不仅给我们提供了诸多珍贵的一手资料和线索，还四处帮忙介绍专家，让我们得以找寻到合适的材料。 为何要写这一话题，源于2023年是DNA双螺旋结构发现70年，在我们介绍这一伟大的发现时，它的发现者之一沃森自然而然再次被人提及，深究其中，我们发现沃森与中国生命科学有着许多千丝万缕的联系，加之我2017年曾有幸近距离见过沃森老先生，于是萌生这一想法：希望系统梳理沃森与中国生命科学的关系。此后我们在找资料时，发现季博士2012年就在《科学新闻》上撰文系统回顾过这段往事，我们想这样一位当世最伟大的生物学家，与一个在短时间内迅速崛起的中国生命科学相互关联，肯定有很多值得大书的历史故事，值得为此专门写一本书纪录这段历史。 之所以斗胆写这一题材，也离不开季博士的大力支持。我还深刻地记得，当我把这一想法告诉季博士时，他颇为兴奋，并非常慷慨乐意提供各种帮助。无疑这个话题的写作，他是最佳的人选，只碍于他工作繁忙。 本书跨越历史较长，且涉及的面较广，对于具体的历史细节未深入考究，肯定有不少瑕疵以及遗漏，甚至错误的地方。希望读者们予以批判和斧正。  识别微信二维码，添加生物制品圈小编，符合条件者即可加入 生物制品微信群！ 请注明：姓名+研究方向！ 版 权 声 明 本公众号所有转载文章系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且明确注明来源和作者，不希望被转载的媒体或个人可与我们联系(cbplib@163.com)，我们将立即进行删除处理。所有文章仅代表作者观，不代表本站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