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OBERT GLASS OPTICIANS LIMITED

如何提升研发创新效率是制药界的一个永恒的难题，而且难度还在不断升级。 一个不争的事实摆在眼前。尽管行业发展越来越成熟，产业分工越来越精细，但新药研发的周期却越拉越长，成本也水涨船高；同时面临着激烈多变的全球化竞争，新药的研发进度需要跻身全球前3或至少前5才有可能形成较明显的竞争优势。 在这样的节奏和背景下，如何提升研发效率，打造出更多有临床和市场价值的产品管线，成为不同生态位的企业必须回答的命题。 作为行业的领导者，百时美施贵宝（BMS）已经踏上了研发效率的跃升之路。一方面，BMS正在将早期研究和开发阶段的耗时减少近20%。另一方面，还在努力将临床开发的成功率从10%提升到20%。 近期，BMS执行副总裁、首席研究官Robert Plenge在接受医药魔方采访时更深入地分享了点燃研发效率背后的5大研发原则，以及BMS基于5大原则进行内部研发和外部合作的模式。 BMS执行副总裁、首席研究官Robert Plenge 高质量研发的5大底层逻辑 从研发管线到产品组合，可以看出BMS正在把研发引擎运转到某种极致 —— 在重点聚焦的5大核心治疗领域，始终有变革性药物的问世。 肿瘤学领域，O药、Y药开创了免疫肿瘤的治疗时代。全球首个红细胞成熟剂罗特西普、两款CAR-T产品Abecma和Breyanzi填补了血液学领域很多未尽之需。全球首个TYK2变构抑制剂氘可来昔替尼片、S1P受体调节剂奥扎莫德则强化了BMS在免疫学领域的布局。心血管疾病领域，全球首创心肌肌球蛋白抑制剂玛伐凯泰打破了肥厚型心肌病近半个世纪的治疗困局。此外，随着数十年来首个全新机制精神分裂症疗法KarXT在美获批，BMS也迈出了重建神经科学领域先锋力的关键一步。 诚然，创新存在着各种不确定性，而BMS能够持续输出高质量创新的秘诀在于 —— 明确的底层逻辑。 “第一，我们以对人类生物学因果关系的深刻理解为基础，从靶点开始药物发现之旅。其次，是药物的治疗模态与分子作用机制的相匹配。第三，我们专注于连接研究与开发，了解临床概念验证的路径，即首次看到药物是否达到预期效果。第四，一旦取得临床概念验证之后，我们就会尽快地加速临床开发，尽快地获批尽可能多的适应症。最后，确保‘以患者为中心’的市场准入工作可以使我们的创新药能够尽快地进入更多的市场，惠及更多的患者。” BMS的底层逻辑就是Robert介绍的5个端到端的原则，融合了BMS对于生物学、转化医学、临床开发和商业市场的深入理解。通过多学科交叉智慧凝炼而成的5大原则已经在BMS深入人心，是“所有人在研发工作中所共同信奉的”。 这背后更深的意味是，参与每项研发的每个人都会纵观整个研发历程，而不仅仅局限于自身所负责的工作。“负责研究的工作人员要懂得临床开发和商业化运营，负责临床开发的工作人员也需要了解早期研究和商业化工作的复杂性。”有了坚实的共识和多元化的视角作基础，内部的协同合作便是水到渠成的事。 早期研究与临床开发是新药研发链条上环环相扣的两大要素。为了保证这两个部门工作的紧密衔接，BMS构筑了粘性更强的架构体系。“我们会确保研究团队中有来自临床开发和商业化团队的成员。同样地，在临床开发的团队中也有来自研究以及商业化团队的成员。” 这种多元交融的合作体系也被充分应用在决策端。BMS内部有两个重要的决策委员会：一个决策哪些研究发现可以进入到早期开发，由Robert和BMS首席医学官赫思鸣（Samit Hirawat）共同担任主席；另一个负责全面开发阶段的决策, 由赫思鸣和首席商务官Adam Lenkowsky担任主席。“在整个过程中，BMS的领导团队都会了解正在研究和开发的项目，并就这些项目的价值和质量提出意见，以确保可以听到多元化的声音，从而根据正确的意见做出合理的决策。” 谈及如何确保在早期研究阶段就做出最佳决策，Robert总结了几个关键词：5大原则、人才团队和内外部合作。 所有的决策都由人做出，从某种意义上而言，人决定了企业的创新走向。在Robert看来，“BMS拥有业界最优秀的人才”。BMS所取得的所有成绩，都是由这些人成就的。同时，这些人也串联起内外部的创新合作。 “最重要的是，我们始终坚持‘以患者为中心’，时刻关注患者未被满足的医疗需求，确保我们研发并提供的药物，能够为包括中国在内的全世界患者带来获益。” 研发版图中活跃的中国力量 背靠全球化运营体系，越来越多的跨国药企不仅发力加速把全球新药惠及中国患者，也谋求将更多源于中国的创新带向世界。BMS“中国2030战略”中就明确提出，要致力于成为“根植中国、源于中国”的创新领导者。 要尽早尽快地引入全球创新产品或适应症，就必须在研发过程中前瞻地融入中国患者的需求。BMS很早就洞悉到满足中国患者需求的重要性，并从战略层面进行贯彻。“在BMS的‘中国2030战略’中，我们希望扩大中国患者参与我们注册临床试验的人数，目标是让每一个临床试验都有中国患者的参与。” 这一战略目标，实际上也体现了BMS 5大原则在中国的深度实践。“它主要符合第4和第5条原则，即加快临床开发，尽快地将我们的创新药物惠及尽可能多的患者。” Robert表示。 而对于前3项原则与中国市场的关联，Robert这样总结：“我们在不同人种的患者间开始人类生物学因果关系的研究，并在多元化的患者群体中进行临床概念验证研究，这其中就包括中国患者。我们推动治疗模态成为可能，无论其源自BMS还是合作伙伴，而这些合作伙伴也可能来自中国。” 以BMS与中国企业的合作为例：去年底，BMS与百利天恒子公司SystImmune就一款潜在同类首创EGFR×HER3双抗ADC药物BL-B01D1达成独家许可与合作协议。 在这项合作中，“所有的研究工作都是由SystImmune完成的，他们发现了这两个靶点，并针对其构建相应分子，并完成了早期的概念验证。”而BMS则将和SystImmune一起发挥在实体肿瘤领域的专长，共同判断和决定哪些适应症和患者群体更有可能从这款药物中获益。 “我们现在已经看到一些非常让人兴奋的早期证据，可以证明这个药物的疗效。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显示我们是如何将源于中国的创新带向世界，造福全球范围内的患者。” 中国创新在ADC赛道的崛起，从BL-B01D1上就可见一斑，而Robert捕捉到了更多变化：“近年来，中国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创新，覆盖到了很多治疗领域，涉及很多不同的药物类型。而且这些创新不仅来自于医院、大学，也来自于企业和风险投资。” 多元化创新的涌现，象征着中国的创新生态正在不断进化，并逐渐与全球接轨，这吸引着跨国药企不断加码、赋能中国创新。今年2月，BMS与环码生物达成一项可行性研究合作，探索环形RNA技术在某治疗领域应用的可行性。 10月，BMS连续第二年在中国举办了“中国合作周”。包括公司董事会主席、首席执行官博科思（Christopher Boerner）、Robert以及多位业务发展和研发部全球负责人一同现身合作周中的创新日论坛，足见BMS在中国寻求创新合作的诚意。 借此交流平台，BMS再次向业界传递出合作之声，希望通过与中国生物医药产业生态圈各方的紧密合作，整合在肿瘤学、血液学、免疫学、纤维化、心血管疾病及神经科学等领域的创新实力，为更多患者研发并提供更多创新药物。 研发目标：更多获益，效率翻倍 “双十定律”是对创新药艰难研发的高度概括，即一款新药需耗时10年，耗资10亿美元才能培育而成。而且，这种情况还在愈演愈烈。 数据显示，近年来新药从发现到上市的研发周期可能长达10-15年，平均研发成本也呈螺旋式上升，已超20亿美元[1]。更残酷的是，高投入下的最终产出结果可能还是“九死一生”。 这在行业里被喻为“超越披头士乐队”难题。Robert解释道：“如果好音乐的标准是每出一张新唱片就必须要超越披头士乐队的唱片，那恐怕就很难再有新的音乐可以产生了。现在我们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因为很多现有的药物已经很不错了，新药物必须要被证明比已获批的药物更好才行。”正是因为要证明更优的获益，使得研发的周期延长，成本更高。 以肿瘤学为例，“在结直肠癌中，有一种类型叫做微卫星高度不稳定性（MSI-H）结直肠癌。通过临床试验，我们发现O药加上Y药的‘免疫双子星’组合，在这一患者群体中能够获得明显比现有治疗方案更好的疗效。” 今年10月，这一双免疫联合治疗方案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用于一线治疗MSI-H/dMMR结直肠癌患者。这是O+Y的该适应症在全球的首次获批，标志着BMS在中国实现了药物新适应症的“全球首发”。 在免疫学领域，实现功能性治愈是该领域存在的未满足需求，也是激励BMS前行的目标。曾为风湿免疫科医生出身的Robert认为，长期服用免疫抑制类药物，可能会带来增加感染风险和癌症风险等副作用。因此，让患者摆脱免疫抑制类药物非常重要。 瞄准功能性治愈的目标，BMS较透彻地研究了自免患者免疫记忆的人类生物学因果关系，进而打造了一款CD19 CAR-T疗法BMS-986353。目前，已经有一些初步的数据证明该疗法有重置自免患者免疫记忆的潜力。 I期临床研究（NCT05869955）显示[2]，4例系统性红斑狼疮患者的 SLEDAI评分、PGA和 HAQ-DI均显著改善，这些患者入组时均有严重的肾脏器官系统受累，并且对多种既往治疗无效。 在研发效率上，BMS同样树立了严格的标准与目标。一方面体现在临床开发的成功率上。“一般来讲，所有临床开发项目中，约有10%最后会实现获批。我们希望可以将这个数字翻一倍，从10%提升到20%。” 另一方面是对研发速度的追求。“这个速度必须是在保持高质量的前提下实现的。我们已经看到，我们将早期研究和开发阶段的时长减少了近20%。”归根结底，研发效率的提升也是BMS遵循五大原则的胜利果实。 最后，Robert总结道：“信奉这5大原则让我们拥有了整个行业中最好的管线之一，并且助力推进了BMS‘中国2030战略’的落地生根。” 参考资料： [1]https://greenfieldchemical.com/2023/08/10/the-staggering-cost-of-drug-development-a-look-at-the-numbers/ [2]https://acrabstracts.org/abstract/a-phase-1-multicenter-open-label-study-to-establish-the-preliminary-tolerability-efficacy-pharmacokinetics-and-pharmacodynamics-of-cc-97540-bms-986353-a-cd19-directed-car-t-cell-therapy-manufa/ 推荐阅读 百时美施贵宝的BD智慧：战略上坚守、战术上灵活 Copyright © 2024 PHARMCUBE. All Rights Reserved. 欢迎转发分享及合理引用，引用时请在显要位置标明文章来源；如需转载，请给微信公众号后台留言或发送消息，并注明公众号名称及ID。 免责申明：本微信文章中的信息仅供一般参考之用，不可直接作为决策内容，医药魔方不对任何主体因使用本文内容而导致的任何损失承担责任。

在追求更新、更好、更有效的新药价值创造中，全球医药产业似乎都陷入到类似于“超越披头士乐队”的难题中，百时美施贵宝以5大原则，展示了其提升研发成功率的底层逻辑。 撰文| 顿河 提高研发成功率，加速新药上市进程，是全球所有创新药企必须直面的两大挑战，对于追求FIC与BIC的药企研发负责人更是如此。 2017年，Evaluate Pharma 报告数据显示，新药研发成功率仍在8%-10%之间，但海外药企研发一种新药的成本已经高达 40 亿美元。显然，技术的进步、工具的增加既没有减少新药研发成本，也没有提升新药研发效率。全球生物医药创新在“反摩尔定律”中越陷越深。 “所有新药都必须被证明比以前所有的药物都更好，这就使得临床试验的时间变得更长、成本更高”，百时美施贵宝执行副总裁、首席研究官Robert Plenge说，这一难题行业称之为“超越披头士乐队”。 但怎么办？有解吗？ 或许，百时美施贵宝（以下简称“BMS”）正在应用的新药研发“5大原则”，可以为业界带来一些新视角。 BMS的5大原则，将疾病领域、技术优势以及内外部合作“串”起来，放在了统一的维度上去评估、决策，并通过环环推进，实现提升研发成功率，加速新药上市进程的目标。 “研发成功率与速度是我们的两个评价指标。在研发成功率上，我们希望能够翻一倍，从10%提升到20%。在研发速度上，我们正在缩短早期研究和开发阶段的时长，已减少近20%。”Robert Plenge表示。 百时美施贵宝执行副总裁、首席研究官Robert Plenge 01 贯穿从靶点发现到市场准入全流程 众所周知，BMS 重点聚焦在肿瘤学、血液学、免疫学、心血管疾病和神经科学这五大核心治疗领域，且目前60%的产品管线来自外部合作，同时在一些核心的治疗模态，比如靶向蛋白质降解、细胞疗法以及放射性药物上具有差异化优势。 5大原则从靶点发现开始，直至“以患者为中心”的市场准入，涵盖新药开发中的各个关键转折点，囊括基础的靶点研究、治疗模态与疾病机制的匹配、临床概念验证、临床开发、市场准入的全部环节。而前三个环节，一般被业界称为新药研发的“死亡谷”，其最大的挑战在于确定靶点的作用机理，并寻找到与之匹配的制剂模态，将靶点变成药物形态。 “明确人类生物学中的因果关系”与“治疗模态与疾病机制的匹配” 以及“临床概念的验证”是Robert Plenge认为克服以上挑战的方法。他相信，如果坚持这些原则，就有望提供高质量的药物，提高临床开发的成功率，并实现变革性药物的研发，让尽可能多的患者受益。 通常情况下，做靶点研究时，会将人类生物学和药理学相结合，观察一个靶点在蛋白质水平或核酸水平上的不同表达方式。虽然这种方法能够看到因果关系，但不能确定谁是因谁是果。 在Robert Plenge的描述中，“明确人类生物学中的因果关系”，就是要确定一个靶点会对人类生理产生的预期效果。与此同时，在确定预期效果的基础上，用BMS在靶向蛋白质降解、细胞疗法以及放射性药物等技术平台优势，为特定靶点筛选最适宜的治疗模态。 以BMS最近获批上市的全球首个靶向胆碱能受体的抗精神病药物KarXT为例。 KarXT是一种复方制剂，“KarXT中的X代表Xanomeline，这是药物中在大脑中起作用的部分；T代表Trospium，它是在脑外阻断副作用的部分。” Robert Plenge表示。 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在Xanomeline用于阿尔兹海默病的研究中发现，其对部分神经精神疾病有改善，这项研究明确了该药物在人类生物学中的因果关系。但同时发现，Xanomeline会对外周产生不良反应，这意味因果关系是异常的。20年来，研究团队一直在想办法解决这种异常，后来发现引入一种作用于外周的拮抗剂，可以阻断脑部之外的副作用，这就是将质量模态与分子机制进行了匹配，使原来不能成药的分子，成为了新药。 事实上，5大原则不止是BMS提升研发成功率与加快研发速度的技术理念支撑，同时也是内部协作机制的链接器，作为共同遵守的准则，推动BMS内部决策在统一理念框架下进行。 02 打通内部研发、外部合作的决策每一环 “这些原则是我们所有人在研发工作中所共同信奉的”，而且 Robert相信，“奉行这五大原则，让BMS拥有了在整个行业中最好的管线之一。”据悉，BMS目前正在推进的早期管线有30多个，并有望每年提交约10个新药临床研究申请。 快速推进丰富且多元化的管线，需要顺畅的内部组织管理配合。在BMS内部，围绕不同阶段在研项目的决策，共有两个委员会，一个是研究和早期开发委员会，由Robert和BMS首席医学官赫思鸣（Samit Hirawat）担任主席，“就哪些项目可以从研究阶段进入到早期开发做出决策”；另外一个是临床开发委员会，由Samit和首席商务官Adam Lenkowsky担任主席，“负责临床开发项目的决策制定。”在整个过程中，BMS的领导团队都会了解正在研究和开发的项目，并就这些项目的价值和质量提出意见，以确保可以听到多元化的声音，从而根据正确的意见做出合理的决策。 此外，Robert提及，因为“研发一款新药是一项非常复杂的工作，因此我们努力确保处于这个过程，各个环节的人，都能够对每一个环节有深入的了解”，所以“研究团队中有来自临床开发和商业化团队的成员。同样地，在临床开发的团队中也有来自研究以及商业化团队的成员。” 这一决策流程和5大原则，不仅针对内部自研项目，在外部合作项目中也同样适用。Robert表示：“5大原则有助于BMS决定，如何以及何时建立和开展合作。” 以备受中国医药产业关注的BMS与百利天恒子公司SystImmune就一款潜在的同类首创EGFRxHER3双特异性抗体药物偶联物（ADC）所达成的合作为例，所有的研究工作都是由SystImmune完成，“他们发现了这两个靶点，并针对其构建相应的分子。”与此同时，SystImmune以ADC模态去匹配分子机制并做了早期的概念验证，“证明了在不同瘤种患者身上，这一药物都是有临床获益潜力的。” 按照5大原则，SystImmune已经完成了第1-3个原则的验证，所以“BMS和Systlmmune的合作，侧重考量了前3个原则，以便我们能够建立合作。” Robert分享时透露：“虽然这个项目还处于早期阶段，但我们看到了一些临床应答，这让我们对这款药物的潜力感到乐观。BMS和SystImmune的合作将充分发挥双方在实体肿瘤领域的专长，并共同判断哪些适应症和哪些患者群体，更有可能从这款药物中获益。” 此外，Robert认为，5大原则也助力了BMS“中国2030战略”的实现。 03 推动五大原则与“中国2030战略”加速实践 BMS在2020年推出公司的“中国2030战略”，这是一项对中国的医疗健康和创新做出的长期承诺，这一战略的目标与“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是高度一致的。 BMS希望通过持续、全面实施这一战略，充分融入中国蓬勃发展的创新生态系统，成为“根植中国、源于中国”的创新领导者，把更多创新药物更快地惠及更多中国患者。 “中国2030战略”包括四个发展目标：一是让BMS核心治疗领域的创新产品或适应症更快地在中国获批上市；二是使上市产品或适应症最大化地实现患者可及；三是与中国创新生态密切合作，驱动本土创新，将中国创新惠及中国及全球患者；四是发展一支兼具国际视野和本土经验的创新人才队伍。 “在BMS的‘中国2030战略’中，我们希望扩大中国患者参与我们注册临床试验的人数，目标是让每一个临床试验都有中国患者的参与。这符合5大原则的第4、5原则，即加快临床开发，尽快将我们的创新药物带给尽可能多的患者。” Robert表示。 此外， BMS也在尝试在践行前三项原则时，将更多元的人群纳入发现性研究，“在不同人种中探索人类生物学中的因果关系”，“并在不同人种的患者间进行临床概念验证”，这其中包括中国患者。 以上举措，一方面得益于BMS对中国市场的重视，过去的四年中，BMS在中国上市了一系列FIC或BIC创新产品或适应症。这其中包括今年在中国上市的全球首创心肌肌球蛋白抑制剂玛伐凯泰胶囊，以及全球首款口服TYK2变构抑制剂氘可来昔替尼片等。值得一提的是，今年10月，BMS的“免疫双子星”获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用于一线治疗MSI-H/dMMR 结直肠癌患者。这是O+Y的该适应症在全球的首次获批，标志着BMS在中国实现了药物新适应症的“全球首发”。另一方面则是源自中国生物医药创新能力的提升。“近年来，中国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创新，覆盖到了很多治疗领域，涉及很多不同模态。而且这些创新不仅来自于医院、大学，也来自于企业和风险投资。这些创新非常有潜力被带到世界各地，造福更多患者。” 当然，无论是践行5大原则，还是推动实施BMS“中国2030战略”，Robert认为这些都离不开人才的加持，“BMS拥有业界最优秀人才，因为BMS所取得的所有成绩，都是由这些人成就的。” 一审| 黄佳 二审| 李芳晨 三审| 李静芝 精彩推荐 CM10 | 集采 | 国谈 | 医保动态 | 药审 | 人才 | 薪资 | 榜单 | CAR-T | PD-1 | mRNA | 单抗 | 商业化 | 国际化 ｜ 猎药人系列专题 | 出海 启思会 | 声音·责任 | 创百汇 | E药经理人理事会 | 微解药直播 | 大国新药 | 营销硬观点 | 投资人去哪儿 | 分析师看赛道 | 药事每周谈 | 医药界·E药经理人 | 中国医药手册 创新100强榜单 | 恒瑞 | 中国生物制药 | 百济 | 石药 | 信达 | 君实 | 复宏汉霖 ｜翰森 | 康方生物 | 上海医药 | 和黄医药 | 东阳光药 |  荣昌 | 亚盛医药 | 齐鲁制药 | 康宁杰瑞 | 贝达药业 | 微芯生物 | 复星医药 ｜再鼎医药｜亚虹医药 跨国药企50强榜单 | 辉瑞 | 艾伯维 | 诺华 | 强生 | 罗氏 | BMS | 默克 | 赛诺菲 | AZ | GSK | 武田 | 吉利德科学 | 礼来 | 安进 | 诺和诺德 | 拜耳 | 莫德纳 | BI | 晖致 | 再生元

作为英国伦敦大学学院（UCL）和大奥蒙德街儿童医院（GOSH）之间“从实验室到临床”合作的一部分，三名患有复发T细胞白血病的年轻患者如今接受了经过碱基编辑的CAR-T细胞的治疗。这项初步的临床试验的数据表明供者CAR-T细胞如何利用前沿的基因编辑技术进行基因改造从而改变它们的DNA代码中的单个碱基，以便它们能够对抗白血病。相关研究结果于2023年6月14日在线发表在NEJM期刊上，论文标题为“Base-Edited CAR7 T Cells for Relapsed T-Cell Acute Lymphoblastic Leukemia”。作为这三名患者中的一员，来自英国莱斯特市的13岁的Alyssa是去年世界上第一个因患有T细胞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T-cell acute lymphoblastic leukemia, T-ALL）而参与这项临床试验的人。T-ALL是一种白细胞癌症，通常用化疗来治疗，但如果它复发，就很难清除。在接受这种经过碱基编辑的CAR-T细胞治疗后的四周内，Alyssa的白血病就检测不出来了，她接着成功地进行了骨髓移植，在将近一年后，她仍然健康在家。第二位参加这项临床试验的青少年在类似的时间段内清除了体内的白血病，如今他们在接受这种经过碱基编辑的CAR-T细胞移植后正在家里康复。遗憾的是，虽然第三名参加这项临床试验的孩子对这种经过碱基编辑的CAR-T细胞疗法有反应，但其病程因严重感染而变得复杂，这名孩子的家人与临床团队达成一致，转为缓和照顾（palliative care）。这种在人类中首次应用的基因编辑技术是由UCL的一个研究团队设计和开发的，由Waseem Qasim教授领导，与Robert Chiesa博士和GOSH的骨髓移植/CAR/血液学团队合作。UCL细胞与基因治疗教授Waseem Qasim说，“很高兴能够看到多个团队长期研究工作的成果，并将它用于新的治疗。现在还为时过早，我们需要更多的随访和治疗更多的患者，以了解它对长期治疗的影响。”Chiesa博士说，“至关重要的是，受癌症影响的儿童在标准治疗失败的情况下，能够在这样的临床试验中接受创新性治疗策略。像GOSH这样的研究型医院为开发实验性方法提供了理想的环境，这些方法可能为预后很差的儿童带来希望。由于科学家、医生、护士和为这些儿童及其家庭工作的专业人员的奉献精神，这才成为可能。”为了产生用于这项临床试验的“通用”抗T细胞CAR-T细胞，这些作者使用了健康的供者T细胞。随后，他们使用“碱基编辑”对供者T细胞进行了改变，其中碱基编辑通过化学方式改变携带特定蛋白指令的单个核苷酸碱基，以防止该蛋白产生。具体的制备过程如下所示：（1）移除供者T细胞中的现有受体，以便它们可以在不匹配的情况下被储存和使用，从而使得它们成为“通用的”供者T细胞；（2）移除供者T细胞中的一种称为CD7的“标志物”，该标志物将它们识别为T细胞（CD7 T细胞标志物）；如果没有这个步骤，供者T细胞--它们经设计后用来识别和攻击癌细胞---也可能会互相杀死；（3）移除供者T细胞中的第二种名为CD52的“标志物”，这使得经过基因编辑的供者T细胞在治疗过程中对患者服用的一些强效药物不可见；（4）给供者T细胞添加一种嵌合抗原受体（CAR），识别白血病T细胞表面上的T细胞受体CD7。所产生的经过碱基编辑的CAR-T细胞成为对抗CD7的武器，并识别和对抗T细胞白血病。Qasim授说，“碱基编辑涉及对DNA代码中的单个碱基进行改变，以改变信号和阻止基因表达，而不必对染色体进行切割。它非常适合于对T细胞进行基因改造。”这项针对经过碱基编辑的CAR-T细胞的临床试验仍然开放，旨在招募多达10名已用尽了所有常规治疗方案的T细胞白血病患者。患者将在GOSH的骨髓移植部门接受治疗，由BMT/CART/血液学团队负责护理。任何有资格在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NHS）下接受治疗并对这项临床试验感兴趣的患者都应该与他们的专业医疗保健提供者联系。如果显示出广泛的成功，这些作者希望它可以提供给更多的儿童，并在他们的治疗过程中更早地提供给他们，因为他们的病情较轻。有了额外的资金，他们还希望将来能将这种治疗方法提供给成年患者。这些作者还认为这种碱基编辑技术可能用于治疗其他由DNA单个碱基变化导致的多种疾病，如镰状细胞病。Qasim教授解释说，“这项技术本身也可能广泛地用于校正某些遗传性疾病，如镰状细胞病。随着该技术的成熟和被证明是安全的，它可能得到相当广泛的应用，尽管还需要仔细的测试和长期的研究。”这些经过碱基编辑的CAR-T细胞是作为Qasim教授在UCL大奥蒙德街儿童健康研究所领导的一项长期研究计划的一部分而制造的。Qasim教授一直是利用创新基因编辑技术开发新的CAR-T细胞疗法的先驱。参考资料：1. Robert Chiesa et al. Base-Edited CAR7 T Cells for Relapsed T-Cell Acute Lymphoblastic Leukemia.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2023, doi:10.1056/NEJMoa2300709.2. Further hope for base-edited T-cell therapy to treat resistant leukemiahttps://medicalxpress.com/news/2023-06-base-edited-t-cell-therapy-resistant-leukemia.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