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engdu University of Science & Technology

很长一段时间内，生物医药是这个世界上最赚钱的行业，没有之一。 《财富》在2002年做过一份统计，美国五百强企业中的10家制药业公司，总利润超过其余490家公司之和。 更为重要的是，在底层技术不断突破与人类健康需求远未满足的背景下，生物医药将一直存在巨大的增量和变量机会，被誉为“永不衰落的朝阳产业”。 根据Frost & Sullivan预测，到2025年，全球生物医药产业市场收入将达到1.71万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2.48万亿元）。 因其广阔的创新潜力和重大的经济效益，生物医药已成为全球科技和产业竞争的制高点之一，世界各国均持续加大相关投入和支持。 我国高度重视生物医药发展，在2022年发布的《“十四五”生物经济发展规划》，强调要显著提升生物医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在国民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战略地位。 落子布局，各地在生物医药的声势从未偃旗息鼓，而在经济新旧动能转换的当下，生物医药则被赋予了更深刻的意义，一场“百舸争流”的区域竞逐正如火如荼。 12月16日，工业和信息化部网站正式公布了《2024年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名单》，成渝地区生物医药集群榜上有名。 无独有偶，由国家卫生健康委中国生物技术发展中心组织的“2023中国生物医药园区竞争力排行榜”也于近期揭晓，在园区综合竞争力评价中，成都高新区排名第三，与北京中关村、苏州工业园位列第一方阵。 上述权威荣誉，皆是“成都速度”的有力佐证和生动写照：过去几年，成都在全国生物医药发展格局中加速崛起、进位升级，朝着万亿级生物医药产业目标加速迈进。 而这背后，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这座拥有4500年文明历史的天府之国全面转型和突破的路径逐渐清晰，正迎来更大的发展机遇。 寻新 10月29日，成都恩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简称“恩沐生物”）和跨国药企葛兰素史克（GSK）达成管线合作协议，合作总计金额达8.5亿美元（约合人民币60.6亿元），其中预付款就达到3亿美元。 这笔巨额交易一经公布，便吸引了医药圈的广泛关注，人们纷纷将目光再次投向了成都。 实际上，“向蓉行”已经成为行业风向，成都已经成为创新药诞生的热土，备受国际巨头的青睐，频频打破中国药物对外授权的“天花板”。 10月16日，同样位于成都的百裕制药与全球知名药企诺华就一款小分子抗肿瘤药物签订独家许可协议，合作金额最高达到11.7亿美元，成为2024年小分子领域潜在总额首笔超10亿美元的授权交易。 在此之前，科伦博泰3次授权默沙东9款ADC产品，总交易金额超118亿美元，创造中国创新药出海纪录；百利天恒就一款双抗ADC达成首付款8亿美元、潜在总交易额最高达84亿美元的BD交易，刷新中国创新药出海单品和首付款最高纪录。 成都本土药企在全球市场疯狂“掘金”的背后，是成都在生物医药领域深耕多年沉淀积累的技术实力。 数据显示，2016年至2023年，成都市的药品申请上市总数和药品批准上市总数分别为740个和387个，在全国所有城市中分别排名第2和第3名。 这其中不乏多款“首个”，如国内首个获得完全批准的国产ADC药物芦康沙妥珠单抗、填补国产特应性皮炎生物制剂空白的司普奇拜单抗注射液、被纳入突破性治疗品种名单全球首创唯一进入临床阶段的双抗ADC注射用BL-B01D1…… 这样的成绩来之不易，众所周知，创新是生物医药的灵魂，也是挑战所在。 在制药业中一直流传着“双十”困境，即一款新药的研发通常需要“耗费十年时间”和“超过十亿美元的巨额投入”。 因其高风险与长周期的特征，创新药被认为是少数人的竞争，对于地方来说更是如此，既需要远见卓识，也需要持之以恒，更需要担当作为，并非每个城市都能胜任。 而以“黑马”之姿迅速崛起的成都，做对了什么？ 聚势 为何选择成都，李进一定有资格回答这个问题。 本科于原成都科技大学（现已并入四川大学）就读的他，毕业后赴海外发展，曾在世界500强企业阿斯利康担任高管11年。 2012年，49岁的李进回到成都高新区，成立成都先导药物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开始创业征程。 关于选择成都的理由，李进曾表示，除了情怀之外，本地的产业支持政策也是重要原因。 公司成立不久，便获得成都高新区给予的场地、租金、装修等补贴支持，推动建成1500平方米高标准实验室。 而随着成都先导的扩张，亟需更大的场地，在有关部门的助力下，公司搬迁至成都天府国际生物城（以下简称“生物城”），融入到更加完善的产业生态之中。 2020年，成都先导登陆科创板，成为西南地区第一家科创板上市企业，迈上新的发展台阶。 两年后，成都先导选择加码家乡发展，与生物城签约建设全球药物研发及生产基地。 回望成都先导的历史，从创业到上市再到反哺，造就了成都发展生物医药产业的优秀样本，亦是生物城快速发展的生动缩影。 2016年，天府国际生物城由成都高新区与成都市双流区合作共建，总体目标是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和区域带动力的现代生物产业体系，建成世界一流生物产业园区。 生物城在产城融合的思路下规划设计，经过8年的的快速发展，已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和竞争力的医药健康产业创新园区。 目前，生物城已落地总投资超1400亿元的300余个高能级项目，培育6家上市企业，聚集诺奖团队5个、国家级院士团队4个、高层次人才团队51个、产业人才超过18000人。 上述令人惊艳的成绩，背后是成都对于生物城的精心打造。 本着“人产城”的发展思路，生物城强调生产、生活、生态“三生融合”，除了蓬勃的产业外，还注重住房、医疗和教育问题的解决，让各类产业人才不出产业园区，就能获得各类工作、生活所需。 作为招商引资与管理创新的核心载体，园区在区域经济中无疑承担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它既为产业集聚提供了物理空间，又深度介入社会发展的组织形态，是经济发展中的“主战场”。 当前，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这对园区的建设提出了更高指标：更加注重内涵与质量、效率与活力、创新与生态。对此，成都有着深刻把握。 近年来，围绕生物医药行业，成都加速构建成都医学城、成都天府国际生物城、天府中药城、华西医美健康城、成都未来医学城等定位精准、运营高效、功能复合、支撑有力的专业园区。 例如，成都温江区在全国率先提出医学、医药、医疗“三医融合”发展理念，以成都医学城为主体，整合高校、企业和医院多方创新资源，形成彼此支撑的医药健康产业融合生态。 目前成都医学城已培育了一批如科伦博泰、百利天恒、海思科、百裕制药等具有细分领域影响力和产品特色的本地企业，引进了药明康德、远大医药、罗欣医药等一批具有代表性的领军企业，形成了600余家上下游协作企业聚链成圈的医药健康产业格局。 而位于东部新区的成都未来医学城，则锚定高性能医疗器械、高端医疗消费、前沿生物技术三大主导产业，重点建设天府锦城实验室，以“医教研产”一体化发展规划为核心，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生命健康领域科创平台， 虽然成立距今仅四年时间，但成都未来医学城现已落地赛默飞、丹纳赫、新加坡能源、斯马特等项目超20个，总投资超100亿元；引入张兴栋院士、魏于全院士等高能级科研团队14个、高层次人才23位。 面向未来，园区建设仍将是成都作为关键棋和突破口，成为推动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建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生物产业集群的重要支撑。 赋能 产业发展，搭好平台只是第一步，更为重要的是，后续的支持与配套服务能否跟上。 尤其是，企业在发展的过程中避不开各种问题，需要政府以切实行动助力发展、纾困解难。 对于创新药企业来说，药物的研发、审批和生产制造进度极为重要，任何一个环节的滞后都可能会对市场效益带来巨大影响。 为解决创新药研发的特殊物品进口难问题，温江区利用自贸协同改革先行区先行先试优势，携手成都海关探索“关地协同联合监管”“跨关区联合风评”模式，建立了高风险特殊物品准入机制新规则，生物制品单次进口时间比过去压缩了2到3个月。 科伦博泰总经理葛均友坦言，新药研发进程不断加快，很大程度上就得益于“关地协同”监管模式创新。 近年来，成都积极作为，进一步转变政务服务方式，最大程度上缩短审批时限、减轻企业负担。 这一点，康诺亚联合创始人王常玉也深有同感，公司投资建设的一桥生物技术创新药物全球总部及制造基地，作为成都首个以“标准地”方式出让的工业用地项目，实现了生物城“拿地即发证”“拿地即建设”。 据悉，该基地从土地成交之日起，仅用时27天就取得了不动产证（土地）、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以及施工许可证。 同时，生物城还设立工作站，为园区企业提供行政审批事项受理前咨询、产品注册和生产准入政策指导，对重要品种、重点项目开展“研审同步”“一对一”跟踪服务，为企业开辟审评、审批、检验检测绿色通道，降低企业时间成本。 除了与时间赛跑外，生物医药同时也与现金流赛跑，尤其是初创公司，在新药上市之前，缺乏自我造血的能力，依赖外部资金的的支持。 对此，成都市拿出真金白银支持研发创新，在《成都市促进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征求意见稿）》中，对于1类创新药，完成临床前研究、Ⅰ期临床试验、Ⅱ期临床试验、Ⅲ期临床试验的，按相应阶段研发投入的20%分别给予最高300万元、300万元、500万元、700万元奖励，纳入突破性治疗药物程序并首次取得药品注册证的再给予200万元奖励，单个企业每年最高奖励1亿元。 此外，成都积极发挥政府引导基金作用，持续推动培育大规模、多层级的基金集群，为科技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提供源源不断的“金融活水”，支撑引领产业高质量发展。 今年8月，成都蓉创先导股权投资基金签约仪式在成都高新区举行，这是中西部地区第一只依托上市链主企业和地方国资组建的医药并购基金，将专注于生物医药产业链的并购型投资。 这支基金的成立，将补齐成都生物医药全生命周期基金体系最后一环，完成“种子-天使-产业基金-S基金-并购基金”的投退闭环，全市创新药产业链中资金引导产业发展的一个里程碑。 而在具体帮扶过程中，每家企业所面临的问题各有差异，这就要求政府部门做到“量身定制、精准施策”。 在成都天府国际生物城召开的年度工作总结会上，这样一组数字被重点提及：2023年，生物城走访企业180次，解决诉求100件，召开营商环境座谈会4次。 类似这样政府与企业“零距离”深入交流，聆听企业声音、解决企业诉求的情景，已经成为“日常”。 下一步，成都将继续深入开展“进万企、解难题，优环境、促发展”工作，以“用户”思维，跟企业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拿出真招实招为企业解决现实困难。 写在最后 2017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毕晓普来到成都，在参观了天府国际生物城内的毕晓普癌症研究所的建设情况后，他惊讶道：“没想到进展这么快。” “在不久的将来，将成为中国生物产业发展的重镇”，他表示，“和美国波士顿一样在生物医药行业占据重要地位”。 当初的一句预言，如今正逐步变成现实。 数据显示，2023年成都医药健康产业总规模达3500亿元，取得药品上市批件133个，居全国主要城市第一。 步入21世纪的第三个十年，城市排位格局加速洗牌，后发的成都生物医药产业已悄然居上，成为继上海、苏州之后又一个快速崛起的新兴重镇。 作为全球高技术产业中最活跃、竞争最激烈的领域，成都竞逐生物医药背后，是改变全球生物医药发展格局的雄心，也是为人类健康事业贡献力量的担当。 说到底，产业发展永远是城市治理中最为复杂深奥的问题，对肩负转型升级重任的地方政府来说，也是一次既需要审慎权衡，又依靠积极作为的大考。 随着成都奔赴生物医药舞台中央的身影愈发清晰，这座城市正交上一张优秀的答卷。 识别微信二维码，可添加药时空小编 请注明：姓名+研究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