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L21 x CCR7

CAR-T细胞疗法被誉为癌症治疗的“活的药物”，为复发难治性淋巴瘤患者带来革命性突破。然而，为何部分患者疗效显著，而另一些却迅速耐药？答案或许藏在肿瘤微环境的“幕后黑手”中。 近日，由德州大学MD安德森癌症中心Michael R. Green教授领衔的国际团队在《Cancer Cell》发表重磅研究。他们通过对217例大型B细胞淋巴瘤（LBCL）样本进行单核多组学测序（snMultiome），首次揭示了三种肿瘤微环境原型（LymphoMAPs），并发现其中一种原型与CAR-T耐药密切相关。这一发现不仅刷新了科学界认知，更为攻克耐药难题提供了全新方向。 一、背景：肿瘤微环境的迷雾亟待拨开 大型B细胞淋巴瘤（LBCL）是一类高度异质性的恶性肿瘤，其肿瘤微环境（LME）包含复杂的免疫细胞、基质细胞和血管网络。既往研究表明，LME在淋巴瘤进展和治疗反应中扮演关键角色——它既能支持肿瘤生长，又能抑制免疫细胞功能。然而，传统研究方法（如批量转录组测序）只能提供“平均值”信息，无法解析微环境中不同细胞类型的相互作用。 更严峻的是，CAR-T疗法对约60%的复发难治患者无效，但耐药机制尚不明确。虽然部分研究将耐药归因于T细胞耗竭或巨噬细胞浸润，但这些结论缺乏系统性证据。为此，Green团队提出核心问题：LME是否存在稳定且可分类的“原型”？这些原型是否与CAR-T疗效直接相关？ 图文摘要 二、研究思路：单细胞技术“透视”微环境全景 研究团队设计了一套严谨的技术路线： 1.样本收集：纳入217例LBCL肿瘤样本（含110例初治、107例复发难治）及15例对照样本。 2.单核多组学测序：采用单核ATAC+RNA联合测序（snMultiome），全面捕获微环境中各类细胞的转录组和表观遗传特征。 3.细胞分型与聚类：通过非负矩阵分解（NMF）等算法，将非恶性细胞分为71个功能亚群（如T细胞、巨噬细胞、癌症相关成纤维细胞等）。 4.原型识别：基于细胞亚群的共现模式，提炼出三类微环境原型（LymphoMAPs）。 5.功能验证：结合体外实验（如TGF-β刺激成纤维细胞、IFNγ处理巨噬细胞）验证关键机制。 6.临床关联分析：在独立队列（如ZUMA-1/7临床试验）中验证原型与CAR-T疗效的关系。 三、结果：三类微环境原型决定CAR-T命运 1、全景细胞图谱：揭示LBCL微环境的精细结构 研究团队通过snMultiome分析并构建了迄今最全面的LBCL微环境（LME）细胞图谱（图1A）。关键发现包括： ·71个细胞亚群被精准识别，涵盖B细胞、T/NK细胞、髓系细胞和非造血细胞（NHCs）（图1E）； ·巨噬细胞（10个亚群）、非内皮基质细胞（NESC，12个亚群）及血管内皮细胞（BEC/HEV，8个亚群）展现出惊人的异质性； ·LME细胞占比高达59.8万个，跨患者样本的细胞聚类高度一致，证明技术有效消除批次效应（图1C-D）。 图1 snMultiome分析的研究设计和细胞类型概述 该图谱不仅揭示了LBCL的细胞复杂性，更凸显基质细胞与髓系细胞在免疫调控中的核心作用。未来靶向特定CAF亚群或可打破物理屏障，增强T细胞浸润——例如抑制TGF-β信号可能逆转CAF介导的免疫排斥。 2、LymphoMAPs的发现与定义 通过非负矩阵分解（NMF）聚类细胞组成模式，研究者提炼出三大微环境原型（图2C-F）： ·FMAC原型（37%）：T/NK细胞稀缺，富集癌症相关成纤维细胞（CAF）和肿瘤相关巨噬细胞（TAM）。TGF-β信号主导CAF活化，形成物理屏障阻碍T细胞浸润。 ·LN原型（33%）：富集幼稚/记忆T细胞及淋巴结结构细胞（如MRC、FDC）。基质细胞分泌IL-7、CCL21等因子，维持T细胞存活与功能。 ·TEX原型（30%）：耗竭CD8+ T细胞（高表达PD-1、TIM-3）与超活化巨噬细胞（高表达SLAMF7、PD-L1）共存。PD-1/PD-L1介导T细胞耗竭，IFNγ驱动巨噬细胞活化，形成耐药恶性循环。 图2 通过LME细胞组成的NMF聚类鉴定LymphoMAPs TEX原型中IFNγ的双刃剑效应尤为关键——它既是巨噬细胞活化的引擎，又是T细胞耗竭的推手。靶向这一通路（如抗IFNγ抗体联合CAR-T）或可打破恶性循环。而LN原型中的IL-7信号，有望成为增强CAR-T持久性的新靶点。 3、FMAC原型：TGF-β信号驱动的免疫排斥屏障 FMAC原型以癌症相关成纤维细胞（CAF）和肿瘤相关巨噬细胞（TAM）的协同主导为标志（图3A-C）。CAF通过高表达胶原蛋白（如COL1A1）和整合素（如ITGB1），形成物理屏障阻碍T细胞浸润（图3B, S3E）。CellPhoneDB互作分析揭示，TGF-β和PDGF是CAF活化的核心信号通路：恶性B细胞、巨噬细胞及内皮细胞分泌TGFB1/PDGFA/B，而CAF高表达其受体TGFBR1/PDGFRB（图3D-E, S3C）。功能验证显示，TGF-β处理正常人源成纤维细胞48小时后，诱导79个CAF特征基因显著上调（图3G），包括α-SMA（ACTA2）和ECM重塑基因（MMP11）。基因集富集分析（GSEA）进一步证实，TGF-β可激活CAF的TGF-β响应基因模块（图3H）。临床关联分析表明，FMAC原型与高侵袭性分子亚型（如DZsig+）显著正相关，且在≥3线治疗患者中占比高达45%，提示其与治疗耐药和疾病进展密切相关。 图3 FMAC原型的特征和细胞间通讯与CAF的通讯 4、LN原型：淋巴结结构模拟与T细胞生存支持 LN原型保留了正常淋巴结的微环境架构（图4A-C），其特征是滤泡树突细胞（FDC）和边缘区网状细胞（MRC）富集。MRC高表达黏附分子VCAM1，促进T细胞归巢至肿瘤区域（图4C）。关键细胞因子分析显示，MRC大量分泌IL-7（图4I），直接支持CD4+幼稚/记忆T细胞的存活与扩增（图4G）。细胞互作网络分析证实，LN原型中富集CCL19-CCR7、IL7-IL7R等通路（图4F），形成T细胞功能性"庇护所"。此外，组织驻留巨噬细胞（TRM）高表达IL-15和IL-18（图4E），进一步强化T细胞活化信号。临床意义方面，LN原型多见于初治患者（占33%），且ZUMA-7临床试验中接受CAR-T治疗的LN型患者12个月无事件生存率（EFS）达71%，凸显其微环境对细胞疗法的协同增强作用。 图4 LN原型的特征和细胞间通讯与幼稚/记忆CD4 T细胞的通讯 5、TEX原型：耗竭T细胞与超活化巨噬细胞的互作闭环 TEX原型呈现免疫耗竭的正反馈循环（图5A-F）。耗竭CD8+ T细胞高表达抑制性受体（PDCD1、HAVCR2、CTLA4）及转录因子TOX（图5B），并富集NFAT信号通路活性（图S6C）。超活化巨噬细胞（C4:Mac_Sup.Act.）同步高表达PD-L1（CD274）和SLAMF7（图5C-D），通过PD-1/PD-L1轴直接抑制T细胞功能（图5G）。CellPhoneDB预测与实验验证揭示核心互作机制： T细胞→巨噬细胞通路：耗竭CD8+ T细胞分泌IFNγ，通过IFNGR激活巨噬细胞（图6B-D）； 巨噬细胞→T细胞通路：超活化巨噬细胞分泌CXCL9和LGALS9，分别结合CXCR3和TIM-3，招募并抑制T细胞（图5F）。 功能实验中，用耗竭T细胞上清（TEx sup.）处理体外培养的巨噬细胞，可显著诱导SLAMF7和PD-L1表达上调（图6G），且GSEA证实IFNγ响应基因模块富集（图6I）。临床转化价值明确：TEX原型患者接受CAR-T治疗后12个月EFS仅39%，与标准化疗疗效无差异（图8F），提示需联合PD-1抑制剂或IFNγ阻断剂以打破免疫抑制循环。 图5 与CD8 T细胞耗竭相关的TEX原型和信号的表征 图6 IFNγ对巨噬细胞的超级激活 6、临床关联：治疗响应与生存预后的分型标志 三大原型显著影响治疗响应（图7-8）： ·治疗线数差异：FMAC在≥3线治疗患者中比例达45%，而LN多见于初治患者（1L占比37%）（图7B）。 ·分子亚型关联：TEX与ABC亚型、LN与GCB亚型、FMAC与DZsig+亚型显著相关（图7H）。 ·CAR-T疗效分层： oLN原型在ZUMA-7试验中12个月EFS率达71%（图8D）； oTEX原型EFS仅39%，CAR-T未显显著优势（图8F）； oFMAC原型EFS为41%，虽优于化疗但疗效有限（图8E）。 基于此，研究提出精准治疗框架：LN型患者优先选择CAR-T；TEX型需联合免疫检查点阻断；FMAC型可能受益于TGF-β抑制剂（如Galunisertib）以削弱基质屏障。 图7 淋巴MAPs与临床和分子特征的关联 7、空间异质性与动态演变的未解挑战 尽管LymphoMAPs提供新范式，仍存在关键局限（图7, S7）： 1.空间盲区：单细胞技术无法解析PD-L1+巨噬细胞与耗竭T细胞的物理共定位（如空间邻域关系）； 2.原型可塑性：化疗后FMAC比例升高（图7B），但原型是否随治疗动态演变需前瞻性验证； 3.模型缺失：缺乏重现TEX原型的动物模型，阻碍机制研究与药物筛选。 未来需结合空间转录组（如Visium）和连续活检追踪，推动原型动态监测与干预策略优化。 图8 LME原型与CD19 CAR T细胞治疗结果的相关性 四、讨论与结论：改写临床实践的分型革命 本研究通过单核多组学技术率先解析了大型B细胞淋巴瘤（LBCL）的LymphoMAPs，颠覆了传统耐药机制认知。研究发现，微环境中细胞群落的协同作用是CAR-T疗效差异的核心驱动因素。在TEX原型中，耗竭CD8+ T细胞（高表达PD-1/TIM-3）与超活化巨噬细胞（高表达SLAMF7/PD-L1）形成自我强化的耐药闭环：PD-1/PD-L1信号抑制T细胞功能，而耗竭T细胞分泌的IFNγ持续激活巨噬细胞，最终构成免疫抑制恶性循环。这一发现解释了为何单纯阻断PD-1疗效有限——同步靶向IFNγ通路（如抗IFNγ抗体联合CAR-T）方能打破循环。 基于原型特征，研究提出“分型而治”的精准策略：对于LN型患者，微环境富含支持性因子（IL-7/CCL21），CAR-T疗效最佳（ZUMA-7试验12个月无事件生存率达71%），应作为首选方案；TEX型患者需联合免疫检查点抑制剂（抗PD-1）或IFNγ阻断剂（如恩帕利单抗），阻断耗竭-抑制循环；而FMAC型患者则可通过TGF-β抑制剂（如Galunisertib）削弱CAF介导的物理屏障，增强T细胞浸润。 值得注意的是，微环境原型与遗传亚型（ABC/GCB）不完全重叠，提示其作为独立预后标志物的潜力。团队开发的LymphoMapR工具支持基于常规RNA数据快速分型，为临床推广奠定技术基础。然而，该框架仍需突破三大局限：其一，单细胞技术无法解析局部空间互作（如PD-L1+巨噬细胞与耗竭T细胞共定位），需结合空间转录组技术；其二，原型可能随治疗动态演变（如化疗后FMAC比例升至45%），需前瞻性追踪验证；其三，缺乏模拟TEX耐药闭环的动物模型，亟待构建人源化CAF-CAR-T共移植系统。 五、文末总结 肿瘤微环境的“黑匣子”终于被打开！这项针对LBCL样本的研究，以单细胞精度绘制了微环境的三大原型图谱，尤其揭露了TEX型作为CAR-T耐药“幕后推手”的机制本质：耗竭T细胞与巨噬细胞通过PD-1/IFNγ轴形成的致命闭环。这一发现不仅解答了为何40%-60%患者对CAR-T无响应，更指明了破解路径——双靶向PD-1与IFNγ信号可能成为下一代免疫治疗的突破口。 肿瘤治疗的成功离不开对微生态的精准调控。当我们将视野从癌细胞扩至整个肿瘤，破解细胞间对话的密码，才能真正征服耐药顽疾。未来，基于原型的个体化策略或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于免疫治疗的曙光。 识别微信二维码，添加抗体圈小编，符合条件者即可加入抗体圈微信群！ 请注明：姓名+研究方向！ 本公众号所有转载文章系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且明确注明来源和作者，不希望被转载的媒体或个人可与我们联系(cbplib@163.com)，我们将立即进行删除处理。所有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站立场。

-01- 引言 在过去的十年中，以CTLA-4和PD-1免疫检查点抑制剂为代表的癌症免疫疗法获得了巨大的成功。然而，同时人们也逐步认识到由于肿瘤微环境（TME）的免疫抑制特性诱导抗肿瘤免疫的失败，导致癌症免疫疗法只有20-30%的人群能够获益。这激发了人们对TME功能的理解，TME的成分包括造血细胞、成纤维细胞、血管和淋巴管内皮细胞，以及它们产生的周围细胞外基质和可溶性因子。 为了使我们的免疫系统清除恶性实体瘤，髓系和淋巴细胞不仅必须从血液中外渗到肿瘤组织中，而且还必须进一步迁移到肿瘤微环境的各个特殊部位，以在功能上相互作用，与非造血基质细胞相互作用，最终与癌细胞相互作用。这些相互作用调节局部免疫细胞的存活、增殖扩张、分化及其促肿瘤或抗肿瘤效应器功能的执行，这些功能共同决定了自发或治疗诱导的抗肿瘤免疫反应的结果。这些相互作用都不是随机发生的，而是精心安排的，严重依赖于趋化因子及其受体提供的迁移指导线索。因此，了解肿瘤免疫微环境的功能不可避免地需要了解趋化因子在其细胞成分的募集和定位中的多方面作用。这些深入的理解将有助于我们对抗肿瘤免疫或免疫耐受的潜在机制产生新的见解，还将为肿瘤生物标志物和抗肿瘤药物的开发新策略提供助力。 -02- 一、趋化因子的生物学 迄今为止，在人类和小鼠中共鉴定出约50多种趋化因子。根据这些趋化因子N-末端半胱氨酸基序的结构被分为CC、CXC、XC和CX3C基序趋化因子配体家族。趋化因子的序列同源性差异很大，但都具有三个β-片层核心的特征结构，这些β-片层连接到N-末端半胱氨酸基序和C-末端α-螺旋，使它们能够与七次跨膜结构域的G蛋白偶联受体（GPCR）结合。 人和小鼠共有18种具有趋化活性的经典趋化因子受体，并根据其结合的配体家族分为CC、CXC、XC和CX3C基序趋化因子受体家族。尽管许多经典的趋化因子受体只与一个已知的配体结合，但一些受体可以与多个配体结合。除了经典的趋化因子受体外，还鉴定出许多受体结合趋化因子，但不介导趋化性。到目前为止，其中四种已被归类为非典型趋化因子受体（ACKR），其他一些正在等待官方分类。 经典趋化因子受体的特征在于其第二个细胞内环中的DRYLAIV氨基酸基序，这使它们能够与激活第二信使如cAMP、三磷酸肌醇（IP3）或二酰甘油（DAG）的Gαi类G蛋白偶联，并且可以通过触发极化肌动蛋白聚合来驱动整合素介导的细胞粘附或细胞迁移。此外，配体诱导的GPCR激活另一个通路是β-arrestin，其可以与G蛋白竞争并且使受体内化而阻断GPCR信号传导。另一方面，β-arrestin也诱导额外的信号活性，例如MAPK、PI3K–AKT和NF-κB途径，对细胞存活、生长和增殖具有趋化性无关的影响。G蛋白和β-arrestin介导的细胞效应之间的平衡可能因作用于同一受体的不同配体、作用于不同受体的相同配体或不同细胞类型的相同配体-受体而不同。这使得趋化因子系统中产生额外的多样性，这可能解释了其有效药理学靶向面临的一些挑战。 -03- 二、趋化因子影响TME的生物机制 趋化因子家族在整个进化过程中的扩展使不同的趋化因子系统能够在支持组织功能的各种生物过程中发挥特殊作用，包括但不限于我们的免疫防御机制。这些生物过程在癌症患者中被激活，以响应由癌细胞的失调行为引起的组织完整性的破坏。癌细胞通过精心设计趋化因子环境，促进各种细胞类型的外渗和分化，为癌细胞的生存和增殖提供营养支持，或在TME中发挥免疫抑制活性，从而在个体患者中形成独特的TME。 1型免疫反应 在有效抗肿瘤免疫中发挥最大作用的机制是1型免疫反应，这种反应在进化中为对抗病毒和细菌或原生动物构成的威胁。其特征是细胞因子IL-12和IFN-γ的中心作用，细胞内病原体衍生抗原在主要组织相容性复合体I（MHC I）上的呈递，从而产生对感染细胞的细胞毒性杀伤，例如自然杀伤（NK）细胞或MHC I限制性T细胞。 与1型免疫最密切相关的趋化因子受体是CXCR3及其配体CXCL9、CXCL10和CXCL11。CXCR3在TCF1+干细胞样CD8+T细胞上高表达，促进其外渗到肿瘤组织中，并可能促进其与CXCL9表达的1型常规树突状细胞（cDC1s）的相互作用，该细胞交叉呈递肿瘤抗原。这些相互作用可能促进其转化为TCF1-效应细胞毒性T淋巴细胞（CTL）。干细胞样CD8+T细胞和NK细胞表达XCL1以吸引XCR1+cDC1s，而效应CTL和NK细胞表达CCL3、CCL4和CCL5以吸引表达CCR5的cDC或其前体。CCR5还可以引导CTL与单核细胞和巨噬细胞相互作用，以激活它们的抑瘤功能，并将它们引导到其他CTL分泌CCL3、CCL4和CCL5的位点，从而产生群集行为。 在强抗肿瘤免疫的条件下，表达CXCL16的CCR7+cDC亚群聚集在基质小静脉周围，在那里它们与表达CXCR6的外渗效应CTL相互作用，并提供生存和共刺激信号，以维持它们在肿瘤微环境TME中的增殖扩张。 2型免疫反应 与1型和3型免疫反应相比，2型免疫反应主要是宿主导向的。在短暂的IL-17依赖性中性粒细胞阶段之后，2型免疫反应迅速转变为效应器功能，其目的是驱除寄生虫，例如通过粘膜屏障组织处的粘液产生或平滑肌收缩，以及激活伤口愈合程序并将其集中在寄生虫直接周围的组织上，以包裹和容纳寄生虫。这种联系，尤其是与促进肿瘤生长的伤口愈合程序的联系，通常被视为2型免疫反应主要促肿瘤活性的基础，特别是在肿瘤发生的早期阶段。然而，2型免疫反应也可以发挥抗肿瘤活性，例如，通过转移的TH2细胞引导的嗜酸性粒细胞脱颗粒，或通过肿瘤基质中TH2细胞驱动的血管正常化，以牺牲邻近肿瘤实质中的血管生成不足和缺氧细胞死亡为代价。 参与2型免疫反应的免疫效应细胞上表达的主要趋化因子受体是CCR3、CCR4和CCR8。有趣的是，CCR4和CCR8的表达与Treg细胞共享，这可能反映了2型免疫和免疫耐受之间的密切关系，以及炎症消退以实现有效组织修复的要求。TH2细胞分泌的CCL11可引起TME中嗜酸性粒细胞的积累和脱颗粒，使毒性颗粒蛋白损伤癌细胞。嗜酸性粒细胞的颗粒含量以及TH2细胞产生的IL-4也可以促进基质微血管的正常化，支持T细胞的积聚，并通过将血流转移到外周肿瘤间质来引起肿瘤核心的缺氧。 3型免疫反应 3型免疫有助于在稳定状态下维持我们与共生细菌和真菌的关系平衡，并在这些类型的微生物破坏我们的上皮屏障时被进一步激活。其主要效应功能由分泌细胞因子IL-17和IL-22的TH17细胞协调，用于诱导骨髓中的粒细胞增多和中性粒细胞募集到感染部位、表达抗微生物蛋白以及产生IgG和IgA抗体，巨噬细胞和补体。 与3型免疫反应最直接相关的趋化因子是CCL20，其由活化的上皮细胞表达，以募集表达其唯一受体CCR6的各种3型免疫细胞。例如，B细胞需要CCR6与派尔集合淋巴结（Peyer’s patches）中的DC相互作用，以促进同种型向IgA的转换，而发炎真皮中的单核细胞衍生的DC通过CCR6进入皮肤上皮。 某些化疗药物，如顺铂，可以诱导其配体CCL20在小鼠上皮肿瘤中的表达。这是表达CCR6的ILC3积累所需的，其反过来产生CXCL10以募集CD4+和CD8+效应T细胞。癌细胞来源的CCL20和ILC3对于化疗的治疗效果及其与PD-1靶向或CTLA-4- ICTs的协同作用至关重要。 组织驻留 在成功控制病原体或恶性细胞后，适应性免疫反应收缩，但T和B淋巴细胞的扩增克隆保留为记忆细胞，以提供增强的保护，防止再次感染或肿瘤复发。一些记忆细胞不断地通过淋巴组织或非淋巴组织再循环，而另一些记忆细胞则更永久地停留在特定的组织室中。CXCR6与组织驻留程序有关，该程序使CD8+记忆T细胞和其他淋巴细胞，包括自然杀伤T细胞（NKT）以及具有记忆特征的NK细胞，能够在非淋巴组织（如皮肤、肺或肝脏）中持续存在。 CXCR6在宿主细胞，特别是CTL上的表达具有重要的抗肿瘤作用，最近在更广泛的实体癌小鼠模型中得到了证实。从机制上讲，CTL上表达的CXCR6介导其与CXCL16+DCs的相互作用。在持续的抗肿瘤反应中，CXCR6将CTL保留在效应状态；此外，CXCR6还可能通过引导记忆淋巴细胞与提供IL-15和其他生存因子的细胞相互作用，在促进记忆淋巴细胞存活方面发挥作用。事实上，在小鼠黑色素瘤的手术切除后，CXCR6还介导皮肤中固有记忆T细胞的持久性，保护小鼠免受黑色素瘤再挑战。 免疫耐受 FOXP3+CD4+Treg细胞在耐受机制的多层系统中具有核心作用，该耐受机制防止针对自身抗原的不适当的免疫反应，并调节对病原体反应的大小和持续时间。所有活化的Treg细胞高表达的CCR4。 基于CCR4配体CCL22在卵巢TME中的高表达和CCL22对Treg细胞的趋化活性，提示这种趋化因子在Treg细胞向TME募集中的作用。此外，与循环或淋巴组织Treg细胞相比，CCR8在肿瘤浸润Treg上明显优先表达。然而，它对Treg细胞的作用仍不清楚。 不同趋化因子受体在Treg细胞积累中的作用也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并且在肿瘤发展的早期和晚期，不同的Treg细胞亚型被招募到肿瘤中。在癌症的原位模型中，观察到了从早期流行的CXCR3+TBET+Treg细胞向后期增加的CXCR6+Treg细胞的转变，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少数CCR6+RORγT+Treg细胞保持稳定。这表明了Treg细胞区室的复杂性，并且在未来关于趋化因子在Treg细胞向肿瘤募集中的作用的功能研究中必须考虑TME的动态变化。 血管生成 趋化因子及其各自的受体被认为是肿瘤血管系统的关键调节因子，在肿瘤血管生成中具有双重作用。趋化因子可以通过直接与内皮细胞上的趋化因子受体相互作用作为肿瘤血管生成介质，从而改善迁移和增殖以及内皮细胞存活。此外，趋化因子还可能通过促进TME中产生血管生成因子的白细胞的募集间接发挥作用，从而增强血管生成。趋化因子还可以与其他血管生成促进剂协同作用，如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 另一方面，趋化因子还具有抑制肿瘤血管生成和内皮细胞增殖的活性。例如，CXCL4和CXCL10是具有血管抑制特性的趋化因子，包括抑制由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和VEGF诱导的血管生成以及阻止内皮细胞趋化性和增殖。此外，CXCL9、CXCL10和CXCL11与表达CXCR3的免疫细胞的相互作用可能招募具有血管抑制功能的细胞。 促进转移 大量研究证实了趋化因子系统在肿瘤转移中的关键作用。据报道，癌细胞上的趋化因子受体表达可以确定其转移的部位。这些转移部位产生的特异性趋化因子可以促进循环癌细胞迁移到“转移前生态位”，这为转移细胞的生长提供了有利的环境。 多种趋化因子和趋化因子受体与转移有关，CXCL12/CXCR4轴代表了这一现象的关键因素，在不同的肿瘤中已证实其参与肿瘤转移。参与癌症转移的其他趋化因子的例子有CCR7，它通过与转移部位分泌的CCL19和CCL21配体相互作用，介导癌细胞向淋巴器官的迁移；CCL28是CCR3/CCR10的配体，与乳腺癌生长和转移扩散相关；CCR10/CCL27信号支持转移扩散期间黑色素瘤细胞的粘附和存活，CXCR5/CXCL13相互作用似乎支持前列腺癌的骨转移。 -04- 三、趋化因子的靶向治疗 目前，临床已批准的靶向趋化因子的药物包括：抗CCR4抗体（Mogamulizumab）和CXCR4拮抗剂（Plerixafor，AMD3100），用于血液恶性肿瘤。此外，还有更多的针对不同趋化因子受体-配体轴作为癌症治疗策略的多种努力，这些治疗策略目前已表现出巨大的潜力，正处于临床开发中。 -05- 结语 趋化因子是一大类协调免疫细胞运输的趋向性的细胞因子。鉴于趋化因子在肿瘤免疫反应和肿瘤生物学中发挥着的多方面作用，趋化因子网络已成为潜在的免疫治疗靶点。 趋化因子受体及其配体之间存在非常复杂的相互作用，为了引入新一代基于趋化因子调节的免疫肿瘤治疗策略，迫切需要深入了解肿瘤微环境生物学以及更好的预测性临床模型。 尽管面临挑战，大量针对不同趋化因子信号通路的趋化因子受体抑制剂目前正在临床前研究和临床试验中进行评估，并且与常规化疗或免疫检查点疗法结合使用时，显示出有希望的结果。因此，可以预测，在不久的将来，趋化因子受体抑制剂将用于调节TME的组成并优化患者的免疫反应，为肿瘤患者带来希望。 参考资料： 1.How chemokines organize the tumour microenvironment. Nat Rev Cancer.2024 Jan;24(1):28-50 2. Chemokine-Directed Tumor Microenvironment Modulation in Cancer Immunotherapy. Int J Mol Sci. 2021 Sep; 22(18): 9804. 欢迎加入我的知识星球，可免费下载每次直播的原始文献和PPT，小药邀请你到知识星球一起学习！ 公众号已建立“小药说药专业交流群”微信行业交流群以及读者交流群，扫描下方小编二维码加入，入行业群请主动告知姓名、工作单位和职务。

撰文 | 咸姐滤泡性淋巴瘤（FL）是第二常见的非霍奇金淋巴瘤，其特征为生发中心B细胞的恶性转化和肿瘤性滤泡（NF）结构的显著扩张。尽管FL通常呈惰性病程，但仍有不少患者会出现早期复发或侵袭性转化，导致预后不良。现行预后系统（如FL国际预后指数，FLIPI）主要依赖临床病理参数，未能充分反映肿瘤微环境（TME）的复杂性，尚未被用于指导治疗策略的选择，因此亟需探索新的生物学标志物以优化风险分层和治疗策略【1】。近年来，TME中的免疫细胞，尤其是滤泡T细胞，被证实与FL的临床行为密切相关。传统研究聚焦于滤泡辅助T细胞（TFH），认为其通过CD40L-CD40、IL-21等信号支持恶性B细胞存活。然而，TFH并非滤泡T细胞的唯一亚群——滤泡调节性T细胞（TFR）和滤泡细胞毒性T细胞（TFC）被发现在正常免疫反应中分别调控生发中心反应和抗病毒免疫【2,3】。遗憾的是，有关滤泡T细胞亚群在癌症状况（包括淋巴瘤TME）中的作用的相关研究十分匮乏。临床观察显示，肿瘤浸润T细胞丰富的FL患者复发率更低【4】，提示非TFH滤泡T细胞可能形成抗肿瘤免疫网络。然而，受限于技术瓶颈，这些细胞的异质性、空间分布及临床意义尚未被系统解析。2025年7月3日，日本筑波大学的Mamiko Sakata-Yanagimoto团队在Cancer Cell上在线发表了文章Distinct follicular T cell subsets regulate lymphoma progression and outcomes，利用多组学单细胞和空间分析技术，揭示了滤泡性淋巴瘤中扩增的表型与空间分布特征独特的T细胞亚群，这些亚群在肿瘤性滤泡内部及周围呈现特异性定位模式，可能构成抗淋巴瘤免疫微环境，其存在状态可预测患者预后，为突破现有机制认知和预后评估体系提供了新见解。本文研究人员首先利用单细胞RNA测序（scRNA-seq）对7例无转移淋巴结（MFLN）和6例FL样本的T细胞进行无监督聚类分析，共鉴定出59,117个T细胞并划分为9个亚群，其中包括非TFH滤泡T细胞亚群（TFR和TFC）以及TFH、Treg、细胞毒性T细胞（Tct）等七个已知亚群。与MFLN相比，FL中TFR、TFC4和TFC8细胞的比例显著升高，且这3类细胞表现出不同的多功能基因和蛋白质表达模式，提示FL TME能够赋予这些细胞亚群独特的功能特性。随后，研究人员进行了泛癌分析，以在与不同癌症类型进行比较的背景下分析FL中的滤泡T细胞亚群。通过整合26种癌症的30个scRNA-seq数据集，研究人员发现TFR细胞在FL中比例显著高于其他癌种，而TFC4/TFC8细胞在FL和弥漫大B细胞淋巴瘤（DLBCL）中均富集，但FL中TFC4比例更高。通过跨癌种转录组相关性分析，证实FL与DLBCL的TFC细胞具有高度相似的基因表达谱，共享关键功能基因（如GZMK、CXCL13、TCF7），但TFC8细胞在不同癌种中呈现异质性。这些结果揭示了FL中滤泡T细胞亚群的跨癌种共性与独特性，提示其表型受肿瘤类型特异性微环境调控。与此同时，研究人员利用Xenium空间转录组技术对12个福尔马林固定石蜡包埋（FFPE）FL样本进行原位分析，结合多重数字空间蛋白检测（MDSP）验证242例患者组织，发现TFR细胞密集分布于肿瘤性滤泡（NF）核心区域，与恶性B细胞和TFH细胞形成紧密共定位；而TFC4/TFC8细胞则特异性聚集在NF边缘，与耗竭性T细胞（Tct-exh）共同构成“包围网”结构。通过细胞间配体-受体互作分析，证实CXCL13-CXCR5轴驱动TFR/TFC细胞向NF定向迁移，而CCL19/CCL21-CCR7轴介导TFC细胞向T细胞区迁移，形成空间互补的免疫生态位。为了了解FL中非TFH细胞亚群的生态特征，研究人员又研究了这些细胞的起源以及产生这些亚群的因素。单细胞TCR测序、RNA速度分析和体外细胞诱导实验证实，FL中TFH细胞过度分泌IL-21是驱动非TFH滤泡T细胞亚群分化的核心微环境因素：TFR细胞与TFH/Treg细胞共享TCR克隆型，其分化依赖IL-21与TGF-β1协同作用，高表达IL10和TFH相关基因；TFC4细胞源自TFH，在TGF-β1作用下下调CD40L并上调CCR7/TCF1；TFC8细胞则来自Tct-rst细胞，经IL-21诱导后获得GZMM/TCF1高表达和PRDM1下调的表型。空间分析显示IL-21在TFR/TFC细胞富集区域密度显著升高，且体外添加IL-21/TGF-β1能高效诱导Treg、TFH和Tnv8细胞分别分化为诱导的TRF（i-TFR）、i-TFC4和i-TFC8细胞，由此验证了IL-21主导的微环境信号是塑造FL非TFH滤泡T细胞亚群独特表型的关键机制。进一步地，研究人员探究了非TFH滤泡T细胞亚群的功能，实验结果证实，TFR细胞通过高表达IL-10和PD-1等抑制性分子，显著抑制TFH细胞的活化与增殖，从而阻断其对恶性B细胞的辅助作用；TFC4/TFC8细胞则表现出更强的IFN-γ/TNF-α分泌能力及CD107a介导的脱颗粒活性，直接杀伤B细胞并诱导其凋亡，且TFC8细胞的杀伤效能优于耗竭性CD8 T细胞。此外，TFR细胞对CXCL13的趋化响应与TFC细胞对CCL19/CCL21的迁移能力差异，进一步解释了它们在肿瘤滤泡内外的空间分布特征。这些研究证实，非TFH滤泡T细胞亚群通过间接（TFR抑制TFH）与直接（TFC杀伤B细胞）的双重机制协同抑制FL进展。最后，研究人员基于MDSP数据，通过多中心回顾性队列分析发现，TFR和TFC细胞比例与24个月内疾病进展显著负相关，且TFR≥2.0%或TFC≥2.5%的患者无进展生存期（TTR）明显延长；进一步整合TFR/TFC双指标构建的“TFR/TFC分类”可独立于FLIPI风险分层预测TTR，并在不同年龄、病理分级和治疗方案的亚组中保持稳健预后价值；ROC曲线分析显示加入TFR/TFC信息后，TTR预测模型的AUC、连续净重新分类指数（NRI）和综合判别改善指数（IDI）均显著改善。总之，对非TFH滤泡T细胞亚群的定量分析在多个独立的FL队列中显示出预后意义，表明这些细胞具有抗肿瘤特性，并有可能改善淋巴瘤的风险分层。综上所述，本研究运用综合性高分辨率多组学技术对FL患者的滤泡T细胞进行了全面解析，揭示了蕴含异质性滤泡T细胞亚群的免疫生态系统，并阐明了其生物学机制与临床意义，为FL的免疫治疗提供了新靶点和理论依据。这一发现不仅深化了对淋巴瘤免疫微环境的理解，也为开发基于T细胞亚群的精准治疗策略奠定了基础。原文链接：https://doi.org/10.1016/j.ccell.2025.06.013制版人： 十一参考文献1. Carbone, A., et al. (2019). Follicular lymphoma. Nat. Rev. Dis. Primers 5, 83.2. Linterman, M.A., et al. (2011). Foxp3+ follicular regulatory T cells control the germinal center response. Nat. Med. 17, 975–982.3. Yu, D., and Ye, L. (2018). A Portrait of CXCR5(+) Follicular Cytotoxic CD8 (+) T cells. Trends Immunol. 39, 965–979.4. Tobin, J.W.D., et al. (2019). Progression of Disease Within 24 Months in Follicular Lymphoma Is Associated With Reduced Intratumoral Immune Infiltration. J. Clin. Oncol. 37, 3300–3309.学术合作组织（*排名不分先后）战略合作伙伴（*排名不分先后）·转载须知【原创文章】BioArt原创文章，欢迎个人转发分享，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所刊登的所有作品的著作权均为BioArt所拥有。BioArt保留所有法定权利，违者必究。BioArtMedPlants人才招聘近期直播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