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I3019

一、医药信息前瞻 翰森制药近日宣布，已将其在研新药HS-20110在大中华区以外的全球独家权益授予罗氏。根据协议，翰森制药将获得8000万美元首付款，以及最高可达14.5亿美元的里程碑付款，外加基于销售额的分级特许权使用费。 瀚森制药ADC的第三次出海      HS-20110是一款靶向CDH17的抗体偶联药物（ADC），由人源化抗CDH17单克隆抗体与拓扑异构酶抑制剂（TOPOi）载荷通过共价键连接而成。目前，该药物正在中国和美国同步开展用于治疗结直肠癌及其他实体瘤的全球I期临床试验，并有望成为该治疗领域的首创疗法。 这是翰森制药在ADC产品方向第三次BD出海。此前，其B7-H3 ADC和B7-H4 ADC已先后授权给GSK。 CDH17（钙粘蛋白17）作为潜在肿瘤靶点，在健康成人中主要表达于肠道上皮细胞，并在超过90%的结直肠癌、50%胃癌及胰腺癌中异常高表达，且与肿瘤转移和不良预后密切相关。高特异性使CDH17成为消化道肿瘤治疗的理想靶点。 CDH17靶向药物研发呈现出多元化技术路线，ADC、双特异性抗体、CAR-T疗法等药物纷纷进入研发管线。 中选结果表       目前全球进入临床试验或IND申请阶段的CDH17靶向ADC药物至少有9款，且全部源于中国药企，包括普众发现、翰森制药、康诺亚、宜联生物、乐普生物、先声药业、华东医药、迈威生物、礼新医药。 翰森制药与罗氏达成的HS-20110授权合作，是该公司在2025年公开披露的第二笔重要BD交易。此前在2025年6月，翰森制药已将其在研GLP-1/GIP双受体激动剂HS-20094的海外独占许可授予再生元，并于同年7月收到8000万美元首付款，未来还有资格获得最高19.3亿美元的里程碑付款。 当前，全球范围内针对CDH17靶点的药物研发正呈现多元化技术路径竞争格局： ADC药物方面：康诺亚/乐普生物共同开发的CM518D1为全球首款进入临床阶段的CDH17 ADC，已于2025年6月启动I/II期临床试验；迈威生物的7MW4911于2025年8月完成中美双边IND批准，I期试验正在进行中。 三特异性抗体方面：信达生物布局了靶向EGFR、CDH17和CD16A的新型三抗IBI3019，拟用于结直肠癌治疗。 CAR-T细胞疗法方面：CAR-T疗法先驱Carl June博士与宾夕法尼亚大学团队开发了一种靶向CDH17的CAR-T疗法，已在动物实验中证实对难治性胃肠道癌症和神经内分泌肿瘤具有抑制效果。 瀚森制药的对外合作 翰森制药在ADC（抗体偶联药物）领域的对外合作早有布局。2023年，公司曾分两次将其在研ADC产品授权给葛兰素史克（GSK）：10月，将靶向B7-H3的ADC（HS-20093）授予GSK，获得8500万美元首付款，并有资格获得最高14.85亿美元的里程碑付款；同年12月，再次将靶向B7-H4的ADC（HS-20089）授权给GSK，此次首付款高达1.85亿美元，潜在里程碑付款总额最高达15.25亿美元。 除ADC领域外，翰森制药在其他技术平台上也持续通过对外授权实现价值。2024年12月，公司与默沙东就口服小分子GLP-1受体激动剂HS-10535达成全球独家许可协议，授权其进行开发、生产和商业化。作为此项合作的一部分，翰森制药在2025年上半年确认了来自默沙东的1.12亿美元首付款许可费，并计入合作收入。 从财务表现来看，2025年上半年翰森制药总收入约为74.34亿元人民币。其中，以核心产品“阿美乐”为代表的抗肿瘤业务是其主要收入来源，贡献约45.31亿元，占总收入的60.9%。 在公司股权结构方面，翰森制药由恒瑞医药实际控制人孙飘扬的妻子钟慧娟女士创立。其主要股东Stellar Infinity Company Limited通过多层持股架构控制公司64.41%的股份，而钟慧娟女士则通过西藏天承等实体对该持股平台实现100%控制，从而对翰森制药形成最终控制。 翰森制药最新市值2198亿港元。 翰森制药ADC与罗氏15亿美元BD，最强夫妻。。。 二、瀚森制药中国医药上市公司竞争力20强第二名     2025年，是中国医药创新在2015年确立新里程碑后的第二个十年起点。然而，中国医药产业的真正“觉醒”，实则始于改革开放。历经三十余年的蓬勃发展，产业完成了从仿制到创新、从基础医保到多元支付的跨越，孕育出一批扎根中国、守护民生并具备全球视野的制药企业。 近日发布的《中国医药上市公司竞争力20强》榜单，恰是这一历程的见证。该榜单旨在发掘引领产业未来的领袖公司与最具价值的投资领域，值得注意的是，上榜企业中超过半数已成立逾三十年。在此次评选中，多达12家公司为首次上榜，其中翰森制药表现尤为亮眼，作为新上榜企业便高居榜单次席。 翰森制药凭何立足？答案深植于其三十年的发展历程之中。自1995年创立于黄海之滨，翰森制药始终秉持“聚焦临床需求、坚持长期创新”的路径，在肿瘤、抗感染、代谢、中枢神经系统及自身免疫等核心治疗领域实现持续突破，不仅成长为守护国民健康的“中国力量”，更通过一系列高价值的全球化合作，成为中国医药产业转型升级的典范。 在出海与创新交织、产业步入深水区的当下，翰森三十年的成长轨迹，已超越单一企业史，成为整个中国创新药产业的缩影。如果说“走得快”是时代对初创药企的鞭策，那么“走得远”便是成熟企业的试金石。翰森的三十年向行业提出了一个关键命题：在喧嚣与焦虑之中，中国药企应如何让每一项创新成果，真正地走向市场、走向患者、走向全球？ 创新是一种长期主义 在中国创新药产业仍处萌芽的1990年代，国内医药市场以仿制为主流，企业普遍遵循“快速抢仿、规模销售”的生存逻辑。然而，成立于1995年的翰森制药并未满足于此，而是在创立不到十年之际，便启动了以创新为导向的“第二曲线”布局。这一选择在当时并不常见，甚至颇具前瞻性。 2002年，翰森启动了首个1.1类新药的研发管线，这一时间点早于“仿创结合”成为行业共识的时期。在当时，新药研发投入巨大、周期漫长、失败风险高，且缺乏战略支持与资本缓冲，创新几乎完全依赖企业自身的资金耐力与战略定力。从这个角度看，翰森的早期创新布局堪称一种坚定的长期主义。 从发展节奏来看，翰森的三十年可清晰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十年（1995–2005）：为企业创立与基础建设期。翰森围绕抗肿瘤、精神类疾病等适应症开展仿制药开发，快速切入市场，初步建立起盈利能力与销售网络。更重要的是，公司在此期间开始布局高质量制剂工艺与原料药出口标准，为后续融入国际合规体系积累了关键经验。 第二个十年（2005–2015）：为蓄势聚力的关键阶段。翰森不仅启动了多个创新项目的早期研发，也在组织架构上完成了向现代集团化治理的转型。至2015年前后，公司逐步构建起覆盖靶点验证、候选化合物筛选、IND申报、CMC开发、临床注册至商业化准备的全链条研发平台。这一体系化能力的建立，使其在后续集采、医保控费与创新药竞争加剧的行业环境中，形成了坚实的“体系护城河”。 进入第三个十年，翰森制药迈入了创新与国际化加速的“而立之年”。以2019年在港股上市为关键节点，公司正式从幕后研发走向创新药的商业化前台。在这中国医药创新蓬勃发展的十年里，翰森研发管线中的多个新产品陆续在国内获批，部分项目同步启动海外临床申报。与此同时，公司与海外生物科技企业及跨国药企的合作步伐明显加快。 在组织架构上，翰森近年来积极推进“多中心”研发布局：连云港基地专注于CMC与生产工艺平台，上海张江中心则承担临床前开发、抗体技术平台、AI辅助设计、临床研究等前沿职能，并同步设立海外子公司与研发团队，形成国内外高效协同的研发体系。 回顾翰森三十年发展路径，其对“组织进化”的理解远超业务层面。公司持续推动博士后工作站、研发人员能力模型建设、产品全生命周期管理制度等内部机制创新。这种对组织能力的长期投入，成为其在激烈行业竞争与快速变化环境中实现稳健转型的重要支撑。 从当前视角回望，翰森的三十年不仅是产品管线从仿制到原研的升级，更是组织能力从单一项目运作向平台化体系建设的跃迁。截至2024年，公司在研创新分子实体超过40个，研发投入占营收比重达22%以上，稳居国内创新投入第一梯队。这种厚积薄发的战略耐心、周期思维与组织韧性的结合，使翰森成为行业中少数真正实现向创新型制药企业跨越、并具备持续穿越周期能力的代表。 专注差异化创新战略  如果说前二十年，翰森制药的历程是从仿制走向原研的稳健跨越；那么最近十年间，真正让它与众多同样处于创新转型阶段的本土药企拉开差距的，正是其“不盲目追逐热点、也不脱离产业实际”的差异化创新策略。 在中国医药产业迈入“创新药热潮”的这十年里，不少企业争相布局PD-1等热门靶点，希望复制早期“药王”的成功路径。而翰森则采取了“拓展创新广度、夯实平台深度”的策略，构建出自身独特的发展路径——既深入探索靶点源头与机制差异，又积极构建系统化的国际合作网络。与部分同规模药企依赖高价License-in快速扩充管线、推高估值的做法不同，翰森更注重夯实创新能力的基础，涵盖药物设计平台、临床推进能力、CMC质量管理、注册申报体系等关键环节。 在抗肿瘤领域，翰森早年便自主研发并成功推动了阿美替尼等创新药物。阿美替尼不仅是翰森肿瘤领域的核心产品，也是国内首个自主研发的第三代EGFR-TKI。从2020年3月首个适应症获批，到2021年12月一线适应症获批，再到今年第三、四个适应症的相继获批，这不仅是翰森制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也见证了国产创新药在肺癌治疗领域的崛起。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今年6月，阿美替尼片获得英国药品与保健品监管局（MHRA）批准上市，成为翰森制药首个进入海外市场的创新药，同时也是中国原研EGFR-TKI首次在海外上市。 除肺癌之外，翰森制药还在食管癌、结直肠癌、血液瘤、骨肉瘤等多个适应症领域进行了布局。其中，公司的ADC产品线已成为其研发管线中最受瞩目的部分。HS-20093（B7-H3 ADC）和HS-20089（B7-H4 ADC）均已在中国进入III期临床研究阶段，国际化开发进程也在加速推进，研发进度在全球范围内居于领先地位。此外，新一代ADC项目，如HS-20122（EGFR/c-Met双抗ADC）和HS-20110（CDH17-ADC）等，也已获批进入临床研究阶段，进一步印证了公司在ADC技术平台上持续迭代的能力。 在非肿瘤领域，翰森制药持续深耕中枢神经、代谢疾病及抗感染等治疗方向，并系统布局自身免疫疾病领域。例如，在研药物HS-20094（一款GLP-1/GIP双受体激动剂）目前正开展针对肥胖或超重适应症的III期临床研究，已累计为超千名受试者完成给药。此外，其产品管线中还包含多款潜力创新药物，如靶向IL-23p19的单抗HS-20137、TYK2抑制剂HS-10374、P2X3拮抗剂HS-10383，以及OX2R拮抗剂HS-10506等，这些项目未来均有望成长为新的重磅产品。 这一布局体现了翰森独特的“反内卷”创新策略：在研发投入上恪守长期主义与战略耐心。尤其在核心治疗领域，公司不盲目追逐短期热点，而是注重管线协同与资源整合，充分发挥自身在开发、注册、生产及商业化等方面的综合平台能力，从而快速推进产品上市、抢占市场先机。 从中国到全球的拓局 全球化是中国创新药企业共同面对的命题，然而真正实现“出海闭环”的本土药企仍寥寥无几。尤其在当前国际注册标准趋严、地缘政治不确定性增强、BD市场估值回调的背景下，中国药企的全球化进程正从“潮涌”转向“冷静”。在这一转型周期中，翰森制药的出海路径提供了一个值得关注的样本。 翰森在坚持自主原研能力建设的同时，高度重视国际合作带来的加速效应。从时间轴上看，翰森并非最早出海的药企，但近年来其与全球生物科技公司及跨国药企的合作持续深化，尤其在2023年后，在肿瘤、代谢等领域的BD合作呈现出“质量提升、节奏加快”的趋势。在ADC、GLP-1等热门赛道，翰森三年内与GSK、默沙东、再生元、罗氏达成了总金额超88亿美元的License-out合作，高额授权收入为其创新研发注入了持续动能。 除了早期价值兑现与风险共担，翰森还通过License-out学习跨国药企的先进经验。MNC在评估潜在产品时会提出多轮细致问题，涵盖从发现研究、临床开发、注册申报到工艺生产的全流程。在回应这些问题的过程中，翰森团队得以深入理解MNC在各环节的认知逻辑与管控经验，推动自身研发体系的国际化升级。 与此同时，翰森积极借助国际多中心临床研究（MRCT）与ICH框架下的数据互认，构建国内外协同的研发体系，推动产品全球同步开发，并依托MNC强大的商业化网络，加速创新药惠及全球患者。 在License-in方面，翰森同样注重以临床需求为导向，引进高价值、填补空白的潜力产品。例如，2019年引入的昕越（伊奈利珠单抗）是全球首个获批的CD19单抗，也是当时视神经脊髓炎谱系疾病（NMOSD）领域唯一获批的生物药。该产品近期又在中国获批其第二项适应症——用于治疗免疫球蛋白G4相关性疾病（IgG4-RD），成为该领域全球首个且唯一的疗法，进一步丰富了翰森在自身免疫疾病领域的布局。 另一方面，公司持续扩充产品适应症，以期与现有覆盖科室形成良好的协同效应。例如，通过引进荃信生物的IL-23p19单抗（HS-20137注射液），并与自研的TYK2抑制剂HS-10374相结合，有效协同并强化了自身免疫管线。 尾声 回望翰森制药的三十年，其发展路径既非激进，亦非保守：在仿制时代便前瞻性地布局创新，在创新时代则稳步推进全球化。 它的节奏既有行业龙头的稳健，也兼具新兴Biotech的敏捷。这或许正定义了中国本土龙头药企应有的气质——能承压、有韧性、具备全球视野而不急功近利。 在行业浪潮与资本周期的起伏中，翰森所展现的这种稳健而充满底气的姿态，正是穿越周期的最佳注解。 从“本土深耕“到“全球竞速”，翰森制药跃居中国医药上市公司竞争力榜单第二名 关注我们

点击上方蓝字关注我们 CDH17竞速赛：罗氏14亿美元押注，中国药企能否再造一个“克拉定”神话？ 一场关于未来抗癌明星靶点的争夺战，已悄然打响。 刚刚过去的10月，中国医药圈被一笔交易点燃。翰森制药宣布，将其CDH17靶向ADC药物HS-20110的中国以外全球权益授予巨头罗氏。罗氏为此掏出8000万美元真金白银作为首付款，并承诺了最高可达14.5亿美元的里程碑金额。 然而，这笔交易的真正重量级之处在于：这款让罗氏心甘情愿豪掷千金的药物，目前尚处于I期临床阶段。 在创新药研发领域，这无异于一场“早期下注”，充分彰显了顶级药企对CDH17这一靶点未来的极致看好。 这并非孤例。从年初美国癌症研究协会（AACR）年会上近20个CDH17临床前项目“神仙打架”般集中亮相，到如今全球超过30个相关在研分子齐头并进——CDH17，这个在2022年之前还寂寂无名的冷门靶点，正以惊人的速度，跻身抗癌药物研发的舞台中央。 一、 潜力股诞生记：从“细胞胶水”到抗癌“路标” CDH17，中文名“钙依赖性粘附蛋白17”，是人体内负责维持组织结构的蛋白质家族成员之一。它在胃癌、结直肠癌、肝癌、胰腺癌和胆管癌等多种消化道肿瘤中表现出高水平的表达。 其之所以被视为“理想靶点”，源于一个关键特性：在正常组织和癌细胞中，它扮演着截然不同的“角色”。 在正常组织：CDH17如同一个恪尽职守的“建筑师”，高度局限于肠道上皮细胞的侧膜，深藏在细胞之间紧密连接的区域，从外部很难接触到它。 在癌细胞：CDH17却“性情大变”，不仅大量表达，更会重新分布，暴露在癌细胞的整个表面，仿佛插满了可供识别的“旗帜”。 这种“癌组织特有”的表达模式，使其成为ADC（抗体偶联药物）、双抗、CAR-T等精准疗法绝佳的靶子。这就好比给抗癌“导弹”安装了一个精准的GPS导航系统，能够高效识别癌细胞，并最大限度地减少对正常组织的“误伤”。 然而，科学发现的路径从不平坦。 CDH17的走红，更像是一个“意外”。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科学界对CDH17的认知主要停留在其作为“细胞胶水”的生理功能上，认为它仅仅是维持肠道结构稳定的“配角”。其与癌症的关联，长期被忽视在浩瀚的科研文献中。 转机来自于近年来高速发展的蛋白组学和大数据分析技术。科学家们像手握新的探测仪，在复杂的生命现象中重新“淘金”，意外地发现这个曾经的“配角”在多种消化道癌症的发生、发展中“罪行累累”。正是这次角色的重新定位，让它从冷门靶点的名单中一跃而出，站到了聚光灯下。 谈及CDH17，另一个名字总是如影随形——Claudin18.2（CLDN18.2）。 后者已成为近年来肿瘤领域最成功的明星靶点之一。基于与CDH17高度相似的成药逻辑——在正常组织中受限表达，在癌细胞中广泛暴露——针对CLDN18.2的药物（尤其是ADC和双抗）已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不仅给患者带来了新希望，更成就了一批布局前瞻的创新药企。 那么，CDH17能否复制CLDN18.2的成功路径？ 回顾CLDN18.2的历程，从靶点验证到首款靶向药有望获批，历时超过十年，其间充满了探索与坎坷。而CDH17的研发，无疑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技术平台更成熟，资本关注度更高，其发展周期很可能被大幅缩短。 然而，CLDN18.2也曾遭遇过临床疗效差异、生物标志物筛选精准度等“坑”。这些“前车之鉴”，正是CDH17赛道上的玩家们需要提前研判和绕行的雷区。CDH17的故事，是一场站在更高起点的加速赛，但通往成功的道路上，依然布满荆棘。 二、 研发白热化：巨头入局与“饱和式”内卷 CDH17领域的竞争，从起步阶段就呈现出“地狱难度”。这种“卷”不仅体现在参赛者众多，更体现在技术路线的多样性、创新维度的纵深化以及竞争策略的前瞻性上。 1. 技术路线“百花齐放” 在AACR大会上，最热门的当属ADC药物，多家企业带来了不同毒素和连接子设计的候选分子。紧随其后的是双特异性/三特异性抗体 和 CAR-T细胞疗法，几乎覆盖了当前肿瘤免疫治疗的所有主流技术路径。 更值得注意的是，同一家企业往往并行推进多条技术路线，进行“自我竞赛”。例如： 维立志博：同时开发了ADC药物LBL-054和T细胞衔接器（TCE）分子LBL-054-CD3。 拓创生物：则推出了ADC药物TAVO307A和γ-δ T细胞接合器TAVO307B。后者尤其引人注目，它尝试利用γ-δ T细胞而非传统的α-β T细胞，据称可能绕开引发强烈细胞因子风暴的难题，代表了解决安全性瓶颈的一种前沿探索。 2. 竞争思维“高度前置” 在CDH17药物尚未有任何确凿临床数据证实其疗效的今天，药企的竞争思维已经前置到了药物设计的“蓝图阶段”。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信达生物的IBI3019。这是一款靶向EGFR、CDH17和CD16A的三特异性抗体。其设计思路极为精巧：一方面，通过靶向肿瘤高表达的CDH17来增强对EGFR抑制的肿瘤特异性，从而有望减少传统EGFR药物 notorious （众所周知的）皮肤毒性；另一方面，通过招募NK细胞（借助CD16A）来杀伤癌细胞。 根据已公布的数据，IBI3019在临床前研究中展现出了比现有EGFR单抗（如西妥昔单抗）和双抗（如埃万妥单抗）更强的抗肿瘤效果。这意味着，研发者在项目立项时，就已经在思考未来上市后，如何与现有标准疗法进行市场竞争和差异化优势的构建。 3. 巨头下注的深层逻辑 在此背景下，罗氏的重金押注便不难理解。作为全球ADC领域的奠基者和领航者之一，罗氏拥有从抗体筛选、连接子技术到毒素优化的全链条顶尖平台。此次收购一款早期资产，是典型的“技术识别”与“战略卡位”相结合的行为。 其背后逻辑可能在于： 内部验证：罗氏很可能基于自身强大的研发平台，已内部验证了CDH17-ADC赛道巨大的治疗潜力和市场空间。 管线补强：在胃癌、结直肠癌等存在巨大未满足需求的癌种中，罗氏需要新的拳头产品来巩固其市场地位，CDH17正是一个理想的突破口。 生态布局：通过引入外部创新，与自身管线形成协同，提前布局下一代肿瘤组合疗法。 巨头的入场，不仅是为单一项目背书，更是为整个CDH17靶点研发注入了一针强心剂，预示着该领域已进入主流视野，未来的竞争将更加激烈。 三、 挑战与机遇：上岸之路，道阻且长 尽管前景一片火热，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CDH17靶向药物的开发仍处于“摸着石头过河”的早期阶段，前方挑战重重。 最大的不确定性来自于临床验证。 目前进度全球领先的分子是勃林格殷格翰的TRAILR2/CDH17双抗BI-905711。其公布的I期临床数据显示，药物安全性良好，耐受性不错，这是积极的信号。然而，其抗肿瘤活性数据目前并不突出。这给整个领域提出了一个核心问题：CDH17靶向药物，究竟能在人体中展现出多大的疗效？ 这个问题的答案，需要更多、更深入的临床试验来揭晓。 即便药物能够成功上市，患者和医疗系统也将面临新的现实挑战。 治疗成本：ADC、CAR-T等前沿疗法因其技术复杂性，定价往往极为高昂。如何让创新药可及，如何与医保支付体系对接，将是决定其能否惠及广大患者的关键。 精准人群：并非所有表达CDH17的患者都能从治疗中同等获益。开发出可靠的伴随诊断试剂，精准筛选出“优势人群”，是实现疗效最大化的前提。 耐药性问题：这是所有靶向药物终将面对的“魔咒”。CDH17药物也不例外，未雨绸缪地研究耐药机制和开发后续的应对策略，是保证治疗持久性的基石。 在这场全球竞速中，中国创新药企的表现尤为抢眼。 根据不完全统计，全球进入开发阶段的CDH17相关项目中，有超过80%来自中国药企。在今年的AACR大会上，翰森制药、华东医药、先声药业、维立志博、拓创生物、信达生物等公司集体亮相，展现了中国生物医药产业的强大集群效应。 这既得益于中国深厚的“工程师红利”和日益完善的全产业链支持，也清晰地标志着，在全新的靶点赛道上，中国药企正在从过去的跟随者、模仿者，转变为全球创新的并行者，甚至在某些领域成为引领者。 四、 对患者意味着什么？—— 希望照进现实的一缕光 对于广大的消化道肿瘤患者及其家庭而言，CDH17研发热潮的终极意义，在于为未来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新希望。 我们可以设想一位罹患晚期胃癌的患者李先生。在经历了手术、化疗后，他仍面临复发转移的困境。现有的治疗选择有限，且副作用显著。CDH17等新靶点药物的研发，意味着未来李先生的病历上将不再只是冰冷的“晚期胃癌”诊断，而是会进一步明确“CDH17高表达”。这一个额外的生物标志物标签，就如同为他开启了一扇通往ADC、双抗、CAR-T等多种前沿疗法的大门，让“绝症”有望转变为能够通过精准手段长期管理的“慢性病”。 具体而言，这波研发热潮为患者描绘了三个可期的未来： 更多元的选择：多种技术路线并行，意味着当一种疗法失效后，仍有其他不同机制的药物可供选择，延长生存期。 更精准的打击：靶向药物“有的放矢”的特性，有望在提升疗效的同时，显著降低传统化疗的全身性毒副作用，提高生活质量。 更快的迭代：激烈的“内卷”竞争，从另一个角度看，会极大地加速最优治疗方案的筛选和上市进程，让患者能更快地用上更好的药物。 当然，我们必须强调，所有这些展望都基于早期的科学研究，真正应用到临床尚需数年时间。但对于在抗癌道路上艰难前行的患者和家属来说，每一个新靶点的出现，都是黑暗中点亮的一盏新灯，指引着前进的方向。 回顾CLDN18.2的历程，它成就了安斯泰来、再鼎医药等一批企业。展望CDH17的未来，您更看好哪家公司的技术路线？是扮演“精准炸弹”的ADC，还是调动体内免疫大军的双抗/三抗？或者，您对癌症治疗的下一个明星靶点有何预测？ 欢迎在评论区分享您的真知灼见！ 结语 CDH17的研发热潮，是当代抗癌药物研发的一个缩影：从基础研究到临床转化的速度前所未有地加快，竞争从临床阶段大幅前置到靶点发现和分子设计阶段。虽然前路依然充满不确定性，但这种“百家争鸣、饱和式研发”的态势，无疑是推动科学突破的最高效引擎。 正如CLDN18.2所走过的路一样，今天的CDH17正处在从实验室走向病房的关键十字路口。对于所有关注生命科学进展的人来说，这无疑是一个值得投入目光、充满想象空间的黄金赛道。它的最终结局，将不仅关乎科学的胜利，更关乎无数患者家庭的未来。 本文仅作科普交流，不能替代专业医疗建议。具体诊疗请遵医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