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T-204

感谢 关注 THANKS FOR HAVING YOU ALL THE WAY 近日，欧洲肿瘤内科学会免疫肿瘤学大会（ESMO IO）在英国伦敦盛大启幕，这场聚焦免疫肿瘤学前沿的国际盛会，以“协同创新点燃抗癌希望”为内核，汇聚了全球逾万名肿瘤免疫领域的顶尖专家、临床医师与科研学者。作为全球免疫肿瘤治疗领域的“风向标”，本届大会不仅承载着总结年度突破的使命，更以5677项高质量研究摘要的征集规模、281场聚焦前沿的学术论坛，构建起基础研究与临床实践深度交融的学术平台。从肿瘤微环境重塑的机制探索到双特异性抗体的临床突破，从TIL细胞治疗的耐药破解到AI辅助的精准诊疗策略，大会呈现的一系列重磅成果，正推动免疫治疗从“单药攻坚”向“联合协同”、从“晚期救治”向“早期干预”跨越，为全球癌症患者点亮更具确定性的生存希望，也为肿瘤学的未来发展勾勒出清晰的创新路径。 一 乳腺肿瘤 BRCA突变与早期三阴性乳腺癌（TNBC）中新辅助帕博利珠单抗的病理反应：来自BRCAPATH研究的BRCA状态临床结局及预测模型 背景 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CIs）彻底改变了早期三阴性乳腺癌（TNBC）的治疗方式。帕博利珠单抗能显著提高病理性完全缓解率（pCR）。但 BRCA1/2 致病变异（PV）能否预测接受 ICIs 治疗患者的疗效，目前尚不明确。法国多中心回顾性研究 BRCAPATH 旨在评估 BRCA PV 能否预测新辅助帕博利珠单抗联合化疗的 pCR，并开发用于评估 BRCA 状态的机器学习（ML）模型。 方法 共纳入 291 名患者；236 名接受帕博利珠单抗联合化疗，55 名仅接受化疗。病理性完全缓解（pCR）定义为 ypT0/Tis ypN0。通过费舍尔检验和多变量逻辑回归评估 BRCA 状态与 pCR 之间的关联。机器学习模型基于临床病理变量进行训练，采用 5 折交叉验证（5-fold CV）进行特征选择；通过 100 次分层洗牌分割迭代评估模型性能。 结果 在帕博利珠单抗队列中，14.8% 的患者携带 BRCA 致病性变异（PV）。携带者的病理完全缓解（pCR）率为 88.6%，而非携带者为 51.6%（Fisher 检验 p<0.0001；逻辑回归 p=0.002，比值比（OR）7.6，95% 置信区间（CI）2.1–28）。BRCA 意义未明变异（VUS）患者的 pCR 率呈升高趋势（66.7%），但无统计学意义。BRCA PV 携带者存在生存获益的趋势，但无统计学显著性（总生存期（OS）风险比（HR）0.57；无事件生存期（EFS）HR 0.68，中位生存期未达到）。在仅接受化疗的队列中，BRCA 状态与 pCR 无关联（Fisher 检验 p=0.442）。机器学习（ML）模型在 0.2 的概率阈值下，识别 BRCA PV 非携带者的表现良好。 结论 BRCA PV与接受新辅助帕博利珠单抗联合化疗的早期三阴性乳腺癌（TNBC）患者的更高病理完全缓解（pCR）率密切相关。据我们所知，我们首次报道了用于新辅助免疫治疗和手术后BRCA状态预测的机器学习（ML）模型，强调了在基因检测不可用或延迟时，这些模型作为分诊工具的潜力。这也是首次报道关于BRCA意义未明变异（VUS）与病理完全缓解（pCR）数据的分析。 依沃西单抗联合化疗作为三阴性乳腺癌 (TNBC)一线(1L)治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评价:来自开放标签II期研究的更新结果 背景 局部晚期不可切除或转移性三阴性乳腺癌（TNBC）具有高度侵袭性，预后较差。依沃西单抗是一种靶向PD-1和VEGF的四聚体双特异性抗体。初步报告已在2024年欧洲肿瘤内科学会（ESMO）和2024年圣安东尼奥乳腺癌研讨会（SABCS）上公布。本文中，我们呈现了经过更长时间随访的更新数据。 方法 这是一项开放标签、多中心的 II 期研究，研究对象为局部晚期不可切除或转移性三阴性乳腺癌患者（pts）。患者在每个四周治疗周期的第 1 天、第 8 天和第 15 天接受 20 mg/kg 每两周一次的依沃西单抗，以及 90 mg/m² 的紫杉醇或 100 mg/m² 的白蛋白结合型紫杉醇治疗。主要结局包括安全性和有效性数据。 结果 截至2025年7月15日，共纳入36例三阴性乳腺癌（TNBC）患者。中位年龄为55岁，83.3%的患者PD-L1联合阳性评分（CPS）＜10，55.6%的患者既往接受过基于紫杉类的新辅助/辅助治疗。中位随访时间为22.1个月。总计58.3%（21/36）的患者发生过至少1次≥3级治疗相关不良事件（TRAE），但均未导致治疗中断或死亡。最常见的≥3级TRAE（发生率≥10%）包括中性粒细胞计数降低（22.2%）、白细胞计数降低（22.2%）和γ-谷氨酰转移酶升高（11.1%）。35例患者至少进行过1次基线后肿瘤评估。根据研究者评估，客观缓解率（ORR）为80%（28/35），疾病控制率（DCR）为100%（35/35）。中位无进展生存期（mPFS）为15.2个月，12个月无进展生存率为56.3%。总生存期（OS）数据尚未成熟。所有PD-L1亚组的疗效详见表中。 *基于至少进行过一次基线后肿瘤评估的患者。 结论依沃西单抗联合化疗在所有PD-L1亚组中均显示出有前景的抗肿瘤活性，且具有良好的安全性特征。一项关于依沃西单抗联合化疗作为三阴性乳腺癌一线治疗的Ⅲ期研究正在进行中。 新辅助帕博利珠单抗联合蒽环类药物与含卡铂 / 紫杉醇化疗方案在早期、肿瘤浸润淋巴细胞阳性三阴性乳腺癌治疗中的免疫原性特征（KeyPARTNER） 背景 新辅助帕博利珠单抗（P）联合以卡铂 - 紫杉醇为基础的化疗（CT），随后采用蒽环类药物方案以及辅助帕博利珠单抗，是 II-III 期三阴性乳腺癌（TNBC）患者的标准治疗方案。但目前尚不清楚哪种 P+CT 组合在激活患者免疫系统对抗三阴性乳腺癌方面效果最佳。 试验设计 KeyPARTNER 是一项随机、开放标签的试点研究，旨在探索接受新辅助 P+CT 治疗的受试者在免疫调节特征及后续病理反应方面可能存在的差异。这些受试者年龄至少 18 岁，为新确诊的 Ⅱ-Ⅲ 期三阴性乳腺癌（TNBC）患者，且肿瘤浸润淋巴细胞（TIL）≥10%。受试者被随机分配，分别开始接受每周一次的卡铂 - 紫杉醇治疗或蒽环类药物（阿霉素 / 表阿霉素）- 环磷酰胺治疗。 该研究的共同主要目标为：①确定治疗前四个周期后的病理完全缓解（pCR）率；②明确循环和肿瘤浸润 T 细胞亚群的分子、功能及表型特征，尤其关注 T 细胞的激活、归巢和分化。在基线、第二周期第一天（C2D1）前以及手术时，收集新鲜肿瘤活检样本和血液样本，用于深入的 T 细胞受体库分析。 前 4 个周期治疗结束后，根据临床指征，通过影像学检查加活检或手术来评估病理完全缓解情况。对于证实未达到病理完全缓解的肿瘤，患者将在手术前继续接受 8 个周期的 P+CT 治疗。对于达到病理完全缓解的患者，将进行手术并在辅助治疗阶段完成化疗。所有患者都将接受辅助性 P 治疗。 该试验在葡萄牙的三个研究中心进行，于 2024 年 6 月开始招募受试者，计划样本量为 20 名。2025 年 8 月，招募工作已完成 85%，预计将于 2025 年第三季度完成招募。 钙蛋白酶（Calpain）作为乳腺癌中一种新型治疗靶点 背景 钙蛋白酶是一个包含 15 种钙激活半胱氨酸蛋白酶的家族，已成为三阴性乳腺癌（TNBC）中潜在的治疗靶点。钙蛋白酶通过有限的蛋白水解来调节底物功能，并参与多种细胞信号通路。钙蛋白酶 - 1 和钙蛋白酶 - 2 是研究最深入的亚型，它们是广泛表达的异二聚体，由独特的催化亚基（分别由 capn1 和 capn2 编码）和一个共同的调节亚基（由 capns1 编码）组成。capns1 的基因破坏会导致钙蛋白酶 - 1 和钙蛋白酶 - 2 的活性丧失。虽然存在针对活性位点的钙蛋白酶抑制剂，但由于它们与其他蛋白酶在结构上存在相似性，因此缺乏特异性。通过遗传学方法，我们证实了钙蛋白酶 - 1 和钙蛋白酶 - 2 是三阴性乳腺癌中相关的治疗靶点，这为开发选择性钙蛋白酶 - 1/2 抑制剂提供了理论依据。 方法 我们利用CRISPR-Cas9技术，在两种三阴性乳腺癌（TNBC）细胞系（AC2M2和E0771）中敲除了capns1基因。通过视频显微镜和伤口愈合实验评估了细胞的迁移和侵袭能力。在小鼠模型中评估了自发性肺转移情况。通过流式细胞术和荧光显微镜分析了程序性死亡配体1（PD-L1）的表达。为了探究与全身性钙蛋白酶抑制相关的潜在脱靶效应，我们构建了在造血谱系中条件性敲除capns1的转基因小鼠品系。通过流式细胞术对肿瘤和肺进行了免疫谱分析。 结果 capns1的基因破坏在体外显著降低了三阴性乳腺癌（TNBC）细胞的迁移和侵袭能力。在小鼠模型中，敲除capns1可使肺转移减少高达80%。钙蛋白酶缺陷型三阴性乳腺癌细胞的PD-L1表达和定位发生改变。在造血细胞中条件性敲除capns1不会影响三阴性乳腺癌的肿瘤生长或转移。免疫表型分析显示，荷瘤小鼠的淋巴样或髓样细胞群没有显著差异。 结论 钙蛋白酶活性的丧失会抑制三阴性乳腺癌细胞的迁移、侵袭和转移，并调节PD-L1的表达。针对免疫细胞的特异性钙蛋白酶抑制似乎具有良好的耐受性，且不会损害抗肿瘤免疫力。这些研究结果支持将选择性钙蛋白酶抑制剂开发为三阴性乳腺癌的治疗策略。 乳腺癌（BC）和妇科癌症（GC）中的免疫相关不良事件（irAEs）：一项关于随机临床试验（RCT）中安慰剂组（pbo）免疫相关不良事件归因准确性评估的荟萃分析（MA） 背景 免疫相关不良事件（irAEs）是接受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CIs）治疗的患者（pts）面临的主要问题。然而，有证据表明，在随机对照试验（RCT）的安慰剂（pbo）组中，也有相当比例的免疫相关不良事件被报告。我们的目的是量化在乳腺癌（BC）和妇科癌症（GC，包括卵巢癌、宫颈癌和子宫内膜癌）的试验组（exp）和安慰剂组中免疫相关不良事件的发生率，并评估其对归因准确性的影响。 方法 我们对28项涉及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CIs）的双盲安慰剂对照随机对照试验（RCT）进行了荟萃分析（MA），这些试验针对乳腺癌（BC，13项试验）和妇科癌症（GC，15项试验），其中ICIs组共有10,436名患者（pts），安慰剂（pbo）组共有8,530名患者。我们使用随机效应模型计算了任何级别（aG）和≥3级（G≥3）免疫相关不良事件（irAEs）的合并比例和相对风险（RRs）。我们还比较了两组的免疫相关不良事件特征，以探讨归因方面的挑战。 结果 与安慰剂组相比，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CIs）组的免疫相关不良事件（irAEs）总体相对风险（RR）显著更高（乳腺癌：任意级别 RR 1.96，≥3 级 RR 2.80；胃癌：任意级别 RR 1.81，≥3 级 RR 2.54），尽管安慰剂组也报告了不可忽视的 irAE 发生率。在乳腺癌试验中，接受安慰剂治疗的患者中，分别有 29.6%（95% 置信区间：17.1–46.2%）和 3.1%（1.4–6.5%）发生任意级别和≥3 级的 irAEs。而在 ICIs 组中，这些发生率更高（分别为 57.3% 和 10.4%）。在结肠炎、糖尿病（任意级别）或≥3 级皮疹方面，安慰剂组和试验组之间的 irAEs 发生率没有统计学显著差异。在胃癌试验中，接受安慰剂治疗的患者中，任意级别和≥3 级 irAEs 的发生率分别为 24.0%（16.1–34.4%）和 4.1%（2.7–6.3%）；ICIs 组的相应发生率为 44.0%（34.9–53.4%）和 10.3%（7.1–14.7%）。在比较安慰剂组和试验组时，糖尿病和皮疹（任意级别）或肝炎、结肠炎和肺炎（≥3 级）的发生率均未观察到统计学显著差异。 结论 在接受安慰剂治疗的患者中，免疫相关不良事件（IrAEs）的报告比例很高，这引发了人们对临床归因特异性的担忧。我们的荟萃分析（MA）表明，皮疹、结肠炎和糖尿病可能被过度归因于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CIs）。有必要改进归因方法和基于生物标志物的策略，以更好地将真正与ICIs相关的毒性反应与背景事件区分开来，从而优化临床管理。 早发性乳腺癌的免疫微环境特征分析 背景 早发性乳腺癌（EOBC）发生在40岁以下女性身上，常与DNA修复基因的种系突变相关，尤其是BRCA1/2基因。然而，超过70%的早发性乳腺癌并非由这些突变引起，其潜在的生物学机制在很大程度上仍不明确。新出现的证据还表明，环境和职业暴露可能会影响肿瘤发生和免疫系统调节。我们呈现了一项回顾性研究的初步免疫学发现，该研究旨在探究早发性乳腺癌发病机制中的非遗传因素。 方法 纳入了早发性乳腺癌（EOBC）患者。采用免疫组织化学法（IHC）对福尔马林固定、石蜡包埋的肿瘤样本进行分析，检测肿瘤浸润淋巴细胞（TILs）、程序性死亡蛋白-1（PD-1）和CD20。同时进行了多基因panel检测。使用RAD51测定法评估功能性同源重组缺陷（HRD）（HRD≤10%）。将TILs≥30%的肿瘤归类为高TIL肿瘤。 结果 对40例早发性乳腺癌（EOBC）患者的肿瘤样本进行了免疫谱分析，其中20例为BRCA野生型（BRCAwt），20例为BRCA突变型（BRCAm）。对29例患者的肿瘤浸润淋巴细胞（TILs）、28例患者的CD20、27例患者的PD-1以及24例患者的FOXP3进行了评估。高TILs与预后改善相关，高TILs肿瘤患者的5年总生存率为100%，而低TILs肿瘤患者为60%，且这一结果与分子亚型和BRCA状态无关。TIL水平与BRCA状态无显著相关性（BRCAm患者的平均值为14%，BRCAwt患者为17%，p=0.62）。对29例患者进行了RAD51功能检测，结果显示同源重组缺陷（HRD）功能状态与淋巴细胞浸润（包括TILs和CD20+细胞）之间无相关性。 结论 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BRCA状态不会影响早发性乳腺癌（EOBC）的免疫宏观环境。功能性同源重组缺陷（HRD）状态似乎也不会影响肿瘤免疫微环境。 二 肝胆肿瘤 特瑞普利单抗联合放疗治疗复发性原发性肝细胞癌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前瞻性研究 背景 放疗诱导免疫原细胞死亡，增强肿瘤抗原释放和免疫系统识别能力。将特瑞普利单抗（PD-1 抑制剂）与放疗联合使用，可能通过增强免疫反应改善晚期肝癌的预后。本研究评估该组合在复发及进展性原发性肝细胞癌患者中的安全性和疗效，尤其是肿瘤负担较大者。 方法 该单中心单臂研究于 2023 年 3 月至 2025 年 3 月期间招募患者。所有患者均接受放疗（30–50 Gy）搭配特瑞普利单抗（200 毫克）。主要终点为免疫相关（irAEs）和治疗相关不良事件（TRAEs）的发生率。次要终点包括客观反应率（ORR）、疾病控制率（DCR）、无进展生存期（PFS）、总体生存期（OS）和反应持续时间（DOR）。 结果 共有 32 名患者被纳入研究，中位年龄为 59 岁。任何级别免疫相关不良事件（irAEs）发生率为 96.9%，包括肝毒性（50%）、内分泌反应（31%）和腹泻（34%）。21.9%发生了≥级 irAEs。96.9%的患者观察到治疗相关不良事件（TRAEs），包括瘙痒（9.4%）、肝酶升高（18.7%）和甲状腺功能障碍（31.2%）。血液毒性包括中性粒细胞减少症（12.5%）和血小板减少症（18.8%），均无治疗中断或死亡。客观反应率（ORR）为 37.5%，疾病控制率（DCR）为 65.6%。6 个月无进展生存率（PFS）为 47.1%，6 个月总体生存率为 86.7%。中位 PFS 为 7.3 个月，而中位数 OS 尚未达到。 结论特瑞普利单抗联合放疗在治疗复发和进展性原发性肝细胞癌方面显示出有前景的安全性和疗效，为该患者群体提供了新的治疗选择。 阿替利珠单抗联合贝伐珠单抗在晚期肝细胞癌中的免疫相关毒性及疗效：来自英国两个国民医疗服务中心的真实世界经验 背景 在IMbrave150试验之后，阿替利珠单抗联合贝伐珠单抗（AtezoBev）成为晚期肝细胞癌（HCC）的标准一线治疗方案，但关于免疫毒性的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NHS）真实世界数据仍然有限。 方法 我们回顾性分析了英国两个国民医疗服务体系（NHS）卫生委员会中接受阿替利珠单抗联合贝伐珠单抗（AtezoBev）治疗的晚期肝细胞癌（HCC）患者。收集了患者的基线特征、既往肝脏定向治疗、治疗暴露情况、毒性反应和生存结局。采用Kaplan–Meier法估算无进展生存期（PFS）和总生存期（OS）。 结果 共确定了15名患者（中位年龄67岁；87%为男性）。53%的患者东部肿瘤协作组（ECOG）体力状况评分为0，47%为1。47%的患者存在肝硬化（其中酒精性肝硬化占43%，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NASH）相关肝硬化占14%，原发性胆汁性胆管炎（PBC）相关肝硬化占14%）。所有患者均为Child-Pugh A级；80%为巴塞罗那临床肝癌（BCLC）分期C期。53%的患者存在肝外病变（主要为腹腔淋巴结转移，占50%）。1名患者（6%）存在完全性门静脉血栓形成，1名患者（6%）存在基础自身免疫性疾病。阿替利珠单抗联合贝伐珠单抗（AtezoBev）的中位治疗周期数为3个（范围1-25个）。治疗中断的原因包括免疫相关不良事件（irAEs）（33%）、疾病进展（27%）以及贝伐珠单抗毒性（27%）。67%的患者出现非免疫性毒性，其中47%为≥3级事件，最常见的是贝伐珠单抗相关出血（27%）。47%的患者出现免疫相关不良事件，其中33%为≥3级事件。在出现免疫相关不良事件的患者中（n=7），43%发生结肠炎，29%发生肝炎，14%分别发生肾炎、心肌炎和皮炎。33%的患者需要使用大剂量类固醇，13%的患者需要额外使用免疫抑制剂。免疫相关不良事件的中位发生时间为68天（范围14-339天）。中位无进展生存期（PFS）为3.6个月，中位总生存期（OS）为11.0个月。需要使用大剂量类固醇的患者仍保持疗效（中位无进展生存期3.0个月；中位总生存期13.4个月）。没有死亡病例归因于免疫相关不良事件。40%的死亡病例归因于疾病进展，13.3%归因于贝伐珠单抗相关并发症。40%的患者接受了后续治疗，其中20%接受仑伐替尼治疗，20%接受索拉非尼治疗。 结论 在这个英国真实世界队列中，阿替利珠单抗联合贝伐珠单抗（AtezoBev）显示出显著的抗肿瘤活性，但免疫相关毒性和贝伐珠单抗相关毒性的发生率高于IMbrave150试验。在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NHS）的临床实践中应用该方案时，严密监测、早期干预和多学科管理至关重要。 新辅助肝脏动脉输注化疗，FOLFOX 加替雷利珠单抗治疗超越米兰标准的可切除肝细胞癌：单臂开放标签 II 期临床试验 背景 肝细胞癌（HCC）患者在米兰标准之外的术后无病生存期仅为 9 个月，一年复发率为 57.5%。为减少术后复发，目前重点探索围手术期治疗策略，但新辅助治疗的证据有限。 方法 本研究招募了超出米兰标准、最初评估为可切除的 HCC 患者。他们接受了两轮新辅助肝动脉输注化疗，包括奥沙利铂、氟尿嘧啶和白氧油（FOLFOX-HAIC）联合替雷利珠单抗。主要终点为 MPR（定义为残留存活肿瘤≤10%），次要终点包括客观反应率（ORR）、疾病控制率（DCR）、R0 切除率、1 年无复发生存期（RFS）、无事件生存期（EFS）及治疗相关不良事件（TRAEs）。在新辅助治疗前及治疗期间采集外周血液和肿瘤组织样本，以检测免疫细胞亚组和细胞因子。 结果 截至 2025 年 9 月 20 日，共有 21 名患者完成了 2 轮新辅助辅助治疗，ORR 为 52.38%，DCR 为 95.24%。其中 1 例肿瘤进展，失去手术机会。在 16 名接受手术的患者中，4 人（25%）实现了完全病理反应（pCR），8 人（50%）实现了 MPR。最常见的 TRAEs（71.43%）为肝损伤（1-2 级），其次是甲状腺功能障碍（28.57%），未观察到 3 级及以上不良事件。非 MPR 组中 M2 巨噬细胞和骨髓来源抑制细胞的平均比例高于 MPR 组（72.85%±6.61% 对 44.58±5.38% 31.65±6.39% 对 12.59±3.18% P<0.05）。转录测序结果显示BAAT与MPR反应显著相关。 结论 FOLFOX-HAIC 联合替雷利珠单抗作为 HCC 新辅助治疗方案，在可切除 HCC 中显示出有前景的临床益处和可接受的安全性，超出米兰标准。M2 巨噬细胞和 MDSC 与治疗耐药性相关，BAAT 可能作为生物标志物。 靶向GPC3的ARTEMIS T细胞疗法治疗晚期肝细胞癌：ARYA-3试验I期结果 背景 ECT204是一种基于ARTEMIS细胞受体平台构建的靶向 glypican-3（GPC3）的T细胞疗法，它模拟天然T细胞结构，同时增强T细胞在实体瘤中的聚集。在此，我们展示了一项正在进行的ECT204治疗GPC3阳性晚期肝细胞癌（HCC）的1/2期、开放标签、多中心试验的1期结果。 方法 ARYA-3（NCT04864054）采用 3+3 剂量递增设计。入组标准包括：接受过≥2 种既往全身治疗的不可切除肝细胞癌患者、经免疫组织化学检测为 GPC3 阳性、巴塞罗那临床肝癌分期为 C 期或 B 期（不适合局部治疗）以及 Child-Pugh 肝功能分级为 A 级。符合条件的患者先接受淋巴清除，随后输注 ECT204。主要终点包括安全性和 2 期推荐剂量的确定；次要终点包括根据实体瘤疗效评价标准 1.1 版评估的初步疗效以及药代动力学。 结果 在第1阶段，13名患者接受了ECT204治疗，剂量范围为0.1至20亿个受体阳性T细胞；患者中位年龄为67岁（范围：24-80岁），中位既往治疗线数为3线（范围：1-13线）。肝脏疾病的病因多种多样（46%为乙型肝炎，23%为丙型肝炎，31%为非病毒性）。GPC3的表达具有异质性（H评分范围：70-300）。未观察到剂量限制性毒性。8/13的患者出现了1级细胞因子释放综合征（CRS）。1名患者出现2级CRS，另1名患者同时出现3级CRS和2级神经毒性。在中位随访12.2个月时，疾病控制率（DCR）为92%，62%的患者观察到肿瘤缩小，其中包括根据实体瘤疗效评价标准1.1版（RECIST v1.1）判定的2例部分缓解（PR）。85%的患者血清GPC3水平下降，77%的患者甲胎蛋白（AFP）水平下降，且均与影像学应答呈强相关性。中位总生存期（OS）为16.5个月，12个月总生存率为64.6%。现有的药代动力学/药效动力学（PK/PD）数据将予以呈现。 结论 ECT204在晚期肝细胞癌（HCC）患者中展现出良好的安全性特征和临床活性，包括与生物标志物相关的肿瘤退缩以及超出历史基准的初步生存结果。这些发现支持将ARTEMIS细胞受体平台作为提高实体瘤中T细胞疗效的一种策略，并且值得进一步研究ECT204作为晚期肝细胞癌的潜在治疗方法。 三 消化道肿瘤 HER2阴性晚期胃癌和胃食管交界处癌（GC/GEJC）一线治疗的疗效与安全性：一项系统综述和贝叶斯网络荟萃分析 背景 目前，HER2 阴性晚期胃癌 / 胃食管交界癌（GC/GEJC）患者的一线标准治疗方案为化疗联合免疫治疗，若患者 CLDN-18.2 呈阳性，则采用 CLDN-18.2 靶向药物。然而，不同方案的疗效和安全性尚未经过直接比较，且关于最佳治疗方案尚未达成共识。 方法 在这项系统综述和贝叶斯网络荟萃分析中，检索了2000年1月至2025年5月间发表在PubMed和Embase上的研究。纳入了评估HER2阴性晚期胃癌/胃食管交界处癌（GC/GEJC）患者一线治疗的随机对照试验（RCTs）。主要结局包括总生存期（OS）和治疗相关不良事件（TRAEs）。 结果 本研究共纳入11项随机对照试验（RCT），涉及8种治疗方案和8930名患者。与单纯化疗相比，所有联合治疗方案均显著延长了总生存期（OS）。在这些方案中，卡度尼利单抗联合化疗与SHR-1701联合化疗在总生存期改善方面效果相近，分别位居第一（风险比0.66；95%可信区间0.54, 0.81）和第二（风险比0.66；95%可信区间0.53, 0.81），紧随其后的是佐利妥昔单抗联合化疗（风险比0.76；95%可信区间0.65, 0.89）、信迪利单抗联合化疗（风险比0.77；95%可信区间0.63, 0.94）及其他方案。值得注意的是，在PD-L1综合阳性评分（CPS）≥1的患者中，与单纯化疗相比，SHR-1701联合化疗的总生存期最理想（风险比0.56；95%可信区间0.45, 0.70），其次是卡度尼利单抗联合化疗（风险比0.61；95%可信区间0.47, 0.79）和信迪利单抗联合化疗（风险比0.73；95%可信区间0.59, 0.91）。在PD-L1 CPS≥5的患者中也观察到了类似结果。关于≥3级治疗相关不良事件（TRAEs），与单纯化疗相比，舒格利单抗联合化疗（OR 1.145；95%可信区间0.804,1.627）、SHR-1701联合化疗（OR 1.165；95%可信区间0.863,1.557）以及替雷利珠单抗联合化疗（OR 1.174；95%可信区间0.919,1.51）均显示出比其他方案更优的安全性。 结论 考虑到疗效与安全性的平衡，SHR - 1701+化疗可被视为 HER2 阴性晚期 GC/GEJC 患者的首选治疗，尤其是 PD-L1 CPS ≥1 或 CPS ≥5 患者。 卡瑞利珠单抗联合SOX方案辅助治疗胃或胃食管结合部腺癌的临床研究：中期报告 背景 在东亚地区，D2胃切除术是可切除胃癌的首选治疗方法。现有证据表明，术后辅助化疗能提高患者的生存率。为进一步延长胃癌患者的无病生存期（DFS），本研究探讨了在辅助治疗中，PD-1抑制剂卡瑞利珠单抗联合SOX方案的协同效应。 方法 本研究纳入了接受D2胃切除术后R0切除的Ⅲ期胃癌或胃食管结合部腺癌患者。患者被分配接受卡瑞利珠单抗（第1天静脉注射200mg）联合奥沙利铂和S-1的辅助治疗，或标准辅助化疗。主要终点为无病生存期（DFS），次要终点包括安全性评估和预后因素分析。 结果 2021年1月至2023年6月，本研究共纳入77例患者。其中，剩余73例患者（实验组38例，对照组35例）完成了随访（中位随访时间为28个月）。基线资料见表。2年无病生存率（DFS）分别为71.5%和62.9%（p=0.036）。独立因素分析显示，肿瘤起源、红细胞分布宽度（RDW）和中性粒细胞与淋巴细胞比值（NLR）是独立的预后因素。实验组3-4级治疗相关不良事件（TRAEs）的发生率为34.21%，主要包括转氨酶升高、胆红素升高和中性粒细胞减少，经对症治疗后均缓解。 结论 卡瑞利珠单抗联合SOX方案在辅助治疗中显示出良好的潜力。2年无病生存率优于对照组，且安全性可控。全身性炎症标志物（RDW/NLR）可能作为潜在的预后生物标志物。然而，由于事件数量有限，仍需进一步随访。 接受免疫检查点抑制剂患者中免疫介导的上消化道毒性：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不良事件报告系统（FAERS）分析 背景 免疫介导上消化道（IMUGI）毒性是指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CIs）使用后食管、胃和十二指肠的炎症损伤。由于症状模糊且非特异性，诊断往往具有挑战性。因此，我们旨在评估 FAERS 系统中报告的上消化道内毒性患者的特征。 方法 我们回顾性检索了接受 ICIs 的患者数据。我们通过使用关键词“免疫介导胃炎”和“免疫介导食管炎”纳入了共 132 例 IMUGI 毒性患者。我们评估了 IMUGI 毒性与年龄、性别、所用治疗方案及同时发生的免疫介导不良事件等变量之间的关联。严重不良事件被认为需要住院或被认定为危及生命。类别变量根据样本量和列联表中期望值的分布，使用卡方检验或费舍尔精确检验进行比较。为评估 ICI 与特定上消化道毒性事件之间的潜在关联，采用报告比值比（ROR）方法进行了不成比例性分析。当 ROR 的 95%置信区间（CI）下界超过 1.0 时，信号被视为统计学显著，表明潜在风险增加。 结果 在 132 名患者中，26 人发展为食管内炎，100 人发展为胃内炎，6 人同时患有食管内炎。抗 PD-1 药物与 IMUGI 毒性发生率高于抗 PD-L1 药物相关（p = 0.001，ROR = 3.83）。接受抗 PD-1 治疗的患者住院率高于接受抗 PD-L1 治疗的患者（p = 0.007）。接受联合化疗患者的住院率（71.4%）高于未接受化疗者（36.1%）（p = 0.006，ROR = 3.41）。 结论 抗 PD-1 的使用可能与 IMUGI 毒性发生率升高相关，且加用化疗可能导致更严重的毒性。 替雷利珠单抗联合呋喹替尼与西达本胺在不可切除或晚期结直肠癌伴肝转移（CRLM）后线治疗中的应用：一项单臂Ⅱ期试验的初步结果 背景 PD-1抑制剂、西达本胺（chidamide）与贝伐珠单抗的联合用药，在后期治疗中显著提高了错配修复功能正常（pMMR）/微卫星稳定（MSS）结直肠癌患者的疗效（徐R等，欧洲肿瘤内科学会（ESMO）2023年）。这项Ⅱ期研究评估了替雷利珠单抗联合呋喹替尼（fruquintinib）和西达本胺（chidamide）在伴有肝转移的pMMR/MSS结直肠癌患者（CRLM）中的疗效和安全性。 方法 这项单中心、单臂Ⅱ期研究纳入了年龄18-75岁、ECOG体力状况评分0/1分、接受标准二线及后续治疗后进展的pMMR/MSS型结直肠癌肝转移（CRLM）患者。患者接受替雷利珠单抗（200mg静脉注射，第1天，每3周一次）联合呋喹替尼（3mg，第1-14天，每3周一次）和西达本胺（30mg，每周两次，第1天和第4天）治疗。主要终点为客观缓解率（ORR）。 结果 截至2025年9月19日，共纳入14名患者，中位年龄为57.5岁（范围37-73岁），50%的患者ECOG体能状态评分为1，64.3%的患者有≥2个转移器官，57.1%的患者为RAS突变型。确认的客观缓解率（ORR）为14.3%（14例中2例），疾病控制率（DCR）为71.4%（14例中10例）。中位无进展生存期（PFS）为4.1个月（95%置信区间：1.81–5.39），RAS突变型患者与RAS野生型患者的中位PFS分别为4.1个月和4.2个月。中位总生存期（OS）尚未成熟。发生率≥10%的最常见治疗期间出现的不良事件包括血小板减少（57.1%）、甲状腺功能减退（42.9%）和皮疹（14.3%）。未发现新的安全信号。 结论 替雷利珠单抗、呋喹替尼和西达本胺的联合用药在微卫星稳定型/错配修复蛋白表达型结直肠癌肝转移（MSS/pMMR CRLM）患者的后线治疗中，显示出了良好的抗肿瘤活性和可控的安全性。 PD-1 与 PD-L1 抑制剂在转移性结直肠癌中的治疗结局：生存与安全性的荟萃分析 背景 针对PD-1和PD-L1的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CIs）彻底改变了多种实体瘤的治疗方式，但它们在转移性结直肠癌（mCRC）中的相对疗效仍不明确。因此，本研究旨在利用随机对照试验（RCTs）的数据，比较PD-1抑制剂与PD-L1抑制剂在mCRC中的生存结局和安全性。 方法 根据PRISMA指南，对截至2025年4月的随机对照试验（RCTs）进行了系统综述和荟萃分析。符合条件的试验评估了程序性死亡受体-1（PD-1）或程序性死亡配体-1（PD-L1）抑制剂与化疗在转移性结直肠癌（mCRC）中的疗效，报告了总生存期（OS）、无进展生存期（PFS）、客观缓解率（ORR）和不良事件（AEs）。同时进行了亚组分析，以直接比较PD-1和PD-L1抑制剂。 结果 纳入了 11 项 RCT，共 2257 名患者。在亚组分析中，PD-1 抑制剂表现出较化疗改善的趋势（HR = 0.80;95% CI： 0.63–1.02;p = 0.07），而 PD-L1 抑制剂则呈现类似趋势（HR = 0.84;95% CI：0.71–1.01;p = 0.06）。对于 PFS，两个亚组均获得显著益处，其中 PD-1 抑制剂（HR = 0.72;95% CI：0.53–0.98;p = 0.04）效果略强于 PD-L1 抑制剂（HR = 0.79;95% CI：0.65–0.97;p = 0.03）。PD-1 抑制剂的 ORR 略有改善（RR = 1.17;95% CI： 1.00–1.37; p = 0.05），但 PD-L1 抑制剂则无显著改善（RR = 1.05;95% CI： 0.87–1.27; p = 0.59）。任何分级和≥3 级不良事件的发生率在两个亚组及化疗中均可比。 结论 与化疗相比，PD-1抑制剂和PD-L1抑制剂在转移性结直肠癌（mCRC）中均能带来生存获益，其中PD-1抑制剂在无进展生存期（PFS）和客观缓解率（ORR）方面显示出适度优势。此外，这两类抑制剂的安全性特征相似。这些研究结果表明，PD-1阻断疗法可能具有更大的临床益处，不过仍需要更大规模的头对头试验来证实其临床有效性。 识别适用于癌症特异性免疫治疗的常见抗原，“癌症疫苗和 CAR/TCR-T 细胞疗法”用于原发性结直肠癌和肝转移 背景 结直肠癌的主要治疗方法是全手术切除。然而，IV 期结直肠癌预后较差，肝转移即使在治愈切除后也容易复发。为开发新型癌症免疫疗法，我们通过免疫组化染色分析评估了原发性结直肠癌和肝转移中常见癌症抗原的表达模式，视其为抗原特异性免疫治疗的有前景靶点。 方法 我们通过对 85 例原发肿瘤和/或肝转移病例的手术标本进行免疫组化染色，分析了七种常见癌症抗原 CLDN1、EphB4、LAT1、FOXM1、HSP105α、ROBO1 和 SPARC 的表达水平和定位，以及人类白细胞抗原（HLA）I 类。对染色强度和阳性染色百分比进行评分，以评估抗原表达。 结果 在 25 例原发性结直肠癌病例中，88–96%的病例显示出七种抗原中的任一表达，80.0%的病例确认 HLA 第一类在细胞膜上的表达。在 60 例肝转移中，FOXM1 和 SPARC 的表达率约为原发肿瘤的 50%。与 14 例原发和肝转移对相比，我们发现肝转移中的 FOXM1 和 SPARC 表达较低（28.6-35.7%），低于原发肿瘤（64.2%-92.9%）。其他抗原和 HLA I 类的表达在原发转移位点和肝转移位点之间是可比的。 结论 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几乎原发性结直肠癌和肝转移病例适用于针对 CLDN1、EphB4 和 LAT1 的嵌合抗原受体（CAR）-T 细胞疗法。HLA I 类表达较高的病例适合癌症疫苗和 T 细胞受体（TCR）-T 细胞治疗：除 FOXM1 和 SPARC 外，七种抗原和抗原分别可用于原发和肝转移。 单细胞测序揭示局部晚期直肠癌患者对新辅助放化疗联合免疫治疗应答的免疫特征 背景 新辅助化疗加免疫疗法（NCRIT）在局部晚期直肠癌（LARC）中显示出希望，但许多患者未能产生反应。驱动不同结局的免疫-基质机制尚不明确。 方法 该回顾性研究纳入了 30 名接受 NCRIT 治疗的 LARC 患者。对 5 个治疗前和 11 个治疗后肿瘤进行了 scRNA-seq 配合 TCR-seq 检测。所有 30 名患者的治疗后肿瘤均接受了大量 RNA 测序。治疗前后 FFPE 样本通过 HE、IHC 和 mIF 进行评估。 结果 我们分析了 112,562 个高质量细胞，识别出多样的免疫、单质和上皮亚组。在 T 细胞中，非反应者表现出耗尽的 CD8+ T 细胞和活化的 FOXP3+ 调控 T 细胞（Treg）的富集和克隆扩增，而反应者则富集 CD8+ 组织记忆 T 细胞（TRM）、效应 CD8+ T 细胞和 NK 细胞。体质 RNA 测序和 mIF 证实了这些发现，并进一步揭示反应者三级淋巴结构（TLSs）富集，TLS 丰度与治疗后 CD8+ TRM 浸润呈正相关。成纤维细胞分析显示无反应者中 tCAF-TWIST1 和 mCAF-CTHRC1 富集，与 Treg 丰度及高 LRRC15 表达高度相关。空间 mIF 确认 LRRC15+CAFs 位于 CD4+FOXP3+ Tregs 附近，支持由 COL1A1/2–CD44 信号介导的成纤维细胞-Treg 免疫抑制轴。巨噬细胞分析发现 SPP1+ 巨噬细胞在非响应细胞中高度富集。这些细胞通过 SPP1–CD44 与 Tregs 相互作用，可能促进 Treg 的招募并损害细胞毒性 T 细胞功能。Bulk RNA-seq 和 mIF 证实，反应组处理后 SPP1+ 巨噬细胞减少，而无反应组则持续存在，且与 Treg 丰度呈正相关。 结论 综合的单细胞、批量和空间分析揭示了独特的免疫-基质生态系统。应答的特征是组织驻留记忆T细胞（TRM）扩增和三级淋巴结构（TLS）激活，而耐药性则涉及成纤维细胞-巨噬细胞-调节性T细胞（Treg）轴驱动的免疫抑制。 结直肠癌转换治疗的联合免疫疗法 背景 本研究评估转化疗法的实际有效性和安全性，特别是针对免疫治疗联合方案，适用于结直肠癌患者。 方法 对2023年3月至2024年9月期间接受转换治疗的67名结直肠癌患者进行了回顾性分析。收集并分析了患者人口统计学、肿瘤特征、治疗方案及结局。 结果 中位年龄为60岁（范围：30-78岁），其中38.8%的患者年龄≥65岁。性别分布为男性（64.2%）、女性（35.8%）。肿瘤部位主要在直肠（61.2%）和结肠（37.3%）。转移部位包括淋巴结（22.4%）、肝脏（22.4%）、肺（9.0%）、腹膜（6.0%）、骨骼（1.5%）和脑（1.5%）。分期数据显示，T分期中最常见的是T3（59.7%），其次是T4（32.8%）和T2（4.5%）。N分期中，N1占比最高，为49.3%，其次是N2，占22.4%。M分期显示，56.7%为M0，31.3%为M1，7.5%为Mx。89%（60/67）的患者采用的转换治疗方案主要是基于奥沙利铂的化疗联合免疫治疗组合方案，其中58例使用替雷利珠单抗，2例使用纳武利尤单抗（nivolumab）。44%的患者接受了≥4个周期的治疗。在49例接受手术的患者中，均行腹腔镜根治术，30.6%（15/49）的手术进行了吻合口加固。手术结局显示，R0切除率为100%，TRG0率为41.2%（14/34），3例为TRG1，而非免疫治疗病例均未出现TRG0。目前仍有15例待评估。研究期间未报告4级或5级不良事件。 结论 这项真实的回顾性研究强调，免疫治疗组合方案在 CRC 患者转化治疗中既有效又安全，导致手术切除成功率高且无显著不良事件。 四 呼吸系统肿瘤 AdvanTIG-302：欧司珀利单抗（OCI）联合替雷利珠单抗（TIS）对比 帕博利珠单抗（PEM）用于程序性死亡配体 1（PD-L1）高表达、未经治疗、局部晚期、不可切除或转移性非小细胞肺癌（NSCLC）的 3 期研究 背景 NSCLC 领域对新型药物的需求尚未被满足，以改善治疗效果。T 细胞免疫受体与免疫球蛋白和免疫受体酪氨酸基序结构域（TIGIT）及程序性细胞死亡蛋白-1（PD-1）共抑制，可能增强抗 PD-1 的抗肿瘤活性。AdvanTIG-302 是一项三期国际试验，评估了 PD-L1 高、一线 III/IV NSCLC（NCT04746924）中的 OCI（抗 TIGIT）+ TIS（抗 PD-1）（A 组）、PEM（B 组）和 TIS（C 组）。 方法 符合条件的患者（患者）被随机分配到 A、B 或 C 组（5：5：2）。主要目标：A 组与 B 组的总体生存率（OS）（样本量计算以 A 组与 B 组为基础）。关键的二次分析包括 RECIST v1.1 的无进展生存期（PFS）、客观反应率（ORR）和每位研究者的反应持续时间（DOR）以及安全性。 结果 截至 2025 年 5 月 30 日预先指定的中期分析数据截止日，共录取 662 名患者（A 组 287 例，B 组 287 例，C 组 88 例）。基线特征总体平衡（组织学：鳞状[40.1% A，40.1% B，37.5% C]或非鳞状[59.9% A，59.9% B，62.5% C]）。由于研究提前终止，疗效分析仅具描述性;没有进行正式测试。A 组与 B 组的分层风险比为 0.97（95%置信区间 0.76-1.23）;三项的中位 OS 相当（见表）。PFS、ORR 和 DOR 均见表中。在 A、B 和 C 中，治疗相关不良事件（TRAEs）分别发生在 84.3%、79.4%和 79.3%患者中，严重 TRAEs 占 26.6%、15.0%和 16.1%。 CI，置信区间；HR，风险比；NE，不可估计；NR，未达到；OR，比值比。 结论 OCI+TIS 与 PEM 相比未显示 OS 改善。OCI + TIS 和 TIS 在 PFS 和 ORR 方面均有数值改善，相较 PEM。鉴于比较具有描述性质，数据应谨慎解读。所有治疗组的安全状况均良好，未出现新的安全信号。 单一癌症中心 4 年免疫治疗相关肺炎的真实数据及专门 MDT 的作用 背景 免疫肿瘤学（IO）治疗在过去十年中彻底改变了癌症管理。免疫相关肺炎较为罕见（发病率约 2-7%），但可能危及生命。当前指南强调早期识别和及时启动免疫抑制，但关于实际结果的数据有限。本研究评估了在我们癌症中心实施免疫治疗毒性多学科团队（MDT）之前和之后的结局。 方法 单中心观察性研究，分析 IO 肺炎病例。数据分别以回顾性（2021-2022 年）和前瞻性（2023-2025 年）方式收集，涵盖 MDT 前和 MDT 后两个时期。 结果 4 年期间肺炎发病率为 2.2%（21/967），MDT 前 2.2%（11/502）和 MDT 后 2.2%（10/465）组相似。大多数病例见于肺癌患者（14/21）和单药患者（14/21）。MDT 后组 4 级毒性发生率更高（4/465 人，0.9%），高于 MDT 前组（1/502 人，0.2%）。从症状出现到免疫抑制治疗的时间相似（MDT 前 7 天与 MDT 后 6 天）。类固醇是大多数患者的首选治疗线（MDT 前 11/11;MDT 后 9/10），MDT 前组（10/11,91%对 7/9,78%）反应较好。类固醇难治病例更多，需使用生物制剂，报告于 MDT 后队列（3/10 对 1/11），呼吸团队参与更多（4/10 对 1/11）。MDT 后组患者需入院的患者比例更高（8/10 对 6/11）。MDT 后组入院时间更长（18.5 天对 4.5 天）。缓解率相似（7/11 对 7/10），治疗终止率也类似（7/11 对 7/10）。MDT 前队列报告 3 例死亡。 结论 通过引入针对毒性的 MDT，我们监测了高级别肺炎的安全性、一致性和升级至二线治疗以降低死亡率的方法。MDT 后组入院率更高且时间更长，反映了更复杂的病例，可能与 MDT 引入有关。因此，免疫治疗毒性 MDT 配合呼吸输入可能提高 IO 肺炎的安全性。 用于晚期非小细胞肺癌（NSCLC）生物标志物鉴定的 ctDNA 全外显子测序（WES） 背景 只有部分晚期非小细胞肺癌患者（患者）能从免疫检查点抑制剂获得长期益处，且对这些药物的反应率差异很大。现有的生物标志物，如 PD-L1 和 TMB，预测价值有限。通过全外显子采集检测（WES）分析的循环肿瘤 DNA（ctDNA）可能为识别新型基因组变异并优化免疫治疗患者选择提供微创方法。 方法 WES 分析了来自晚期非小细胞肺癌患者（Nclc）患者的血浆来源 ctDNA。文库采用 SureSelect V6 后处理技术（安捷伦）并用 NovaSeq6000（Illumina）测序。数据通过 AIR Genomics 通过 Nextflow 管道处理，进行质量控制、比对、变异调用和注释。TMB 以体细胞突变/Mb 为单位计算。终点为无进展生存期（PFS）和总体生存期（OS）。 结果 分析了37例患者（27例腺癌，10例鳞状细胞癌）。17例（45.9%）的PD-L1表达≥50%，接受单纯免疫治疗；20例（54.1%）的PD-L1表达<50%，接受化疗联合免疫治疗。中位肿瘤突变负荷（TMB）为12.3个突变/兆碱基（范围5.9–71.3）。在ARSD（15/37，40.5%）、CYP4F2（11/37，29.7%）和TAS2R19（18/37，48.7%）中检测到错义变异。多变量分析显示，ARSD和CYP4F2变异与死亡风险增加相关（比值比分别为3.25，95%置信区间1.25–8.49，p=0.016；以及3.47，95%置信区间1.34–9.02，p=0.011）。在无进展生存期（PFS）方面，ARSD（比值比=2.72，p=0.042）和CYP4F2（比值比=3.31，p=0.014）与疾病进展风险增加独立相关。TAS2R19显示出与总生存期（OS）相关的趋势，但未达到统计学显著性（比值比=2.21，p=0.116）。最后一次随访时仍存活的患者，其TMB显著高于已死亡的患者（18.9对11.3个突变/兆碱基；p=0.041）。一致地，无进展生存期超过9个月的患者，其TMB高于较早进展（<9个月）的患者（分别为18.1对10.9个突变/兆碱基；p=0.037）。 结论 WES 的 ctDNA 分析显示 ARSD 和 CYP4F2 变异是免疫治疗期间死亡和进展的独立预测因子。TMB 较高与 PFS 和 OS 持续时间较长相关。这些发现支持其作为预后生物标志物的潜力，值得在更大队列中进行验证。 一项针对 IIA-IIIB 期非小细胞肺癌（NSCLC）采用立体定向体部放疗（SBRT）联合低剂量纵隔放疗，随后进行替雷利珠单抗和化疗的新辅助治疗的前瞻性单臂 II 期临床研究 背景 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CI）联合化疗，最近已显示出作为新辅助疗法对可切除非小细胞肺癌（NSCLC）的显著益处。然而，实现更高的病理完全反应（pCR）和主要病理反应（MPR）率仍是挑战。立体定向体放疗（SBRT）可以诱导肿瘤细胞死亡，释放抗原，并增强局部和全身免疫反应。一项先前的单臂研究（NCT05319574）报告，SBRT 加新辅助免疫治疗的 MPR 率为 76.1%，pCR 率为 52.2%。低剂量放疗（LDRT，2–10 Gy）进一步促进 T 细胞浸润、细胞因子活性及肿瘤微环境的调节。由于淋巴组织中的 T 细胞高度敏感，选择性淋巴结照射常用于治疗隐匿性微转移。因此，将原发病灶用 SBRT 和区域淋巴结用 LDRT 结合免疫化疗，可能同时增强局部控制和全身抗肿瘤活性，从而有可能克服目前病理缓解的限制。 试验设计 我们正在开展一项前瞻性、单臂、单中心的Ⅱ期试验，旨在评估新辅助化疗联合替雷利珠单抗并同步放疗（对原发灶采用立体定向体放疗，剂量为24 Gy/3分次；对淋巴结采用低剂量放疗，剂量为10 Gy/5分次）在ⅡA–ⅢB期非小细胞肺癌中的疗效和安全性。符合条件的患者年龄为18–75岁，美国东部肿瘤协作组体能状态评分（ECOG）为0–1分，未接受过治疗，且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间变性淋巴瘤激酶（ALK）为野生型。所有受试者将接受立体定向体放疗/低剂量放疗，随后在一周内接受三个周期的化疗联合替雷利珠单抗（200毫克，每3周一次）。计划在4–6周后进行手术，术后进行为期一年的替雷利珠单抗维持治疗。主要终点是病理完全缓解（pCR）。次要终点包括安全性（采用不良事件通用术语标准5.0版，CTCAE v5.0）、主要病理缓解（MPR）、R0切除率、无事件生存期和总生存期。本试验计划招募至多29名患者。相关分析将评估疗效与程序性死亡配体1（PD-L1）、肿瘤突变负荷等生物标志物之间的关联。不良事件监测将重点关注放射性肺炎（采用放射治疗肿瘤学组分级标准，RTOG分级）、免疫相关毒性及化疗安全性。 非小细胞肺癌中 PD-1 和 PD-L1 抑制剂在治疗线上的毒性比较概况：系统综述与荟萃分析 背景 程序性死亡-1（PD-1）和程序性死亡配体 1（PD-L1）抑制剂显著改善了非小细胞肺癌（NSCLC）的生存率。然而，它们的使用受到免疫相关不良事件的限制，尤其是肺炎，这些事件可能严重且影响治疗。肺炎的发病率因临床试验而异，受具体 ICI 药物和治疗线影响。澄清这些差异对于预判和管理毒性、指导临床决策以及优化患者安全至关重要。 方法 一项符合 PRISMA 标准的综述（PROSPERO：CRD420251026124）分析了截至 2025 年 4 月的四个数据库，内容涉及接受 PD-1/PD-L1 抑制剂的非小细胞肺癌患者肺炎的临床试验。数据提取和偏倚风险评估（RoB-2 工具）是独立进行的。一项随机效应荟萃分析（DerSimonian-Laird 方法）评估了异质性、敏感性和发表偏倚。 结果 在13584条记录中，纳入了85项研究（20883名患者）。大多数研究评估了PD-1抑制剂（纳武利尤单抗、帕博利珠单抗）或PD-L1抑制剂（阿替利珠单抗、度伐利尤单抗）。50%的研究存在较高的偏倚风险。汇总的所有级别肺炎发生率在PD-1抑制剂组为6%，PD-L1抑制剂组为8%，不同治疗线之间无显著差异。3级及以上肺炎在PD-1抑制剂组的发生率为3%，PD-L1抑制剂组为2%，且PD-L1亚组中不同治疗线之间存在显著差异（P=0.0078）。1-2级（1-5%）、3-4级（1-3%）以及致死性（5级，<1%）肺炎的总体发生率较低，但因药物不同而有所差异。PD-L1相关分析中的异质性更高。 结论 PD-1/PD-L1抑制剂在非小细胞肺癌（NSCLC）中引发肺炎的风险较低，但具有临床相关性，其中PD-L1药物的各级发生率略高。严重病例较为罕见，尤其是在二线使用PD-L1抑制剂时。这些发现强调了进行密切监测的必要性，特别是对于高危患者。开展机制研究和改进风险分层工具是有必要的。进一步的研究应探索PD-1和PD-L1抑制剂在肺炎风险方面存在差异的背后机制。需要真实世界数据和头对头试验来验证研究结果，并为非小细胞肺癌中个体化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CI）的选择提供支持。 总结     2025年欧洲肿瘤内科学会免疫肿瘤学大会（ESMO IO）以“协同创新点燃抗癌希望”为内核，汇聚全球逾万名专家及5677项高质量研究，成为引领免疫肿瘤治疗发展的“风向标”。大会成果清晰呈现出免疫治疗从“单药攻坚”向“联合协同”、从“晚期救治”向“早期干预”的跨越，为多癌种临床诊疗提供了关键依据。本次大会通过基础与临床研究的深度融合，为乳腺、肝胆、消化道、呼吸等多系统肿瘤提供了兼具疗效与安全性的新策略，生物标志物指导的精准选择、多学科协作的毒性管理成为免疫治疗发展的核心方向，为全球癌症患者点亮了更明确的生存希望。 相关阅读 2025 欧洲肿瘤内科学会（ESMO）年会引领肿瘤治疗新浪潮（上） 2025 欧洲肿瘤内科学会（ESMO）年会引领肿瘤治疗新浪潮（下） 2024年ESMO肿瘤大会盛大开幕：聚焦中国声音 2024年ESMO ASIA年会最新速递 参考文献https://oncodaily.com/event/esmo-immuno-oncology-congress-2025-321830 END 责任编辑/Danika 审稿编辑/Coco 翻译整理原创       部分图片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联系删除 微信号| 大医编 医学资讯| 关注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