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GAMP

近日，北京药理毒理学研究所在国际权威药物化学期刊《Journal of Medicinal Chemistry》上发表了一篇题为“选择性STING协同剂的设计、合成与生物评价：可增强cGAMP-STING通路的激活且没有固有激动活性”的研究论文。该研究针对当前STING激动剂研发的核心瓶颈——传统STING激动剂易引发全身系统性免疫毒性（无法区分病变与正常组织）以及内源性cGAMP信号强度不足导致抗肿瘤效果受限两大科学难题，创新性地提出“STING协同剂”概念。研究团队通过靶向STING蛋白的C端底物结合口袋（CTD），设计并合成了一系列新型小分子STING协同剂。代表性分子化合物67在体内外展现出强大的抗肿瘤活性，它在体内外模型中都表现出优异的安全性，并具有良好的药代动力学特性。该研究突破传统STING激动剂的局限性，通过调控STING寡聚化机制实现精准增效，为肿瘤免疫联合治疗提供了新策略。一分钟速览研究背景肿瘤免疫治疗中，cGAS-STING通路作为连接DNA损伤与抗肿瘤免疫的核心枢纽，其激活可诱导I型干扰素、NF-κB等促炎因子释放，驱动CD8⁺ T细胞和NK细胞活化。然而，现有STING激动剂的开发存在多重瓶颈：第一代激动剂（如DMXAA）仅在小鼠模型有效而对人源STING无活性，非CDN小分子（如diABZI，MSA-2）全身性给药易引发系统性炎症风暴，CDN类药物（如2’3’-cGAMP）则因膜通透性差依赖瘤内注射。此外，肿瘤微环境中内源性cGAMP的产生量有限且易被磷酸二酯酶降解，难以持续激活STING通路。上述问题导致现有STING靶向策略难以平衡疗效与安全性，亟需开发新型分子工具实现精准调控。重点内容1.、从激动剂到选择性协同剂：基于上述关键科学问题，研究团队立足于靶点本身，将研究对象聚焦在STING激动剂，发现STING激动剂12B具有协同能力，但存在固有激动活性。研究团队通过反向优化策略对其结构进行改造，将12B与DMXAA进行分子杂交（削弱自身激动活性），设计并合成了三类衍生物（Class I-III）。其中，化合物55、66、67被鉴定为选择性STING协同剂，保留了对cGAMP的协同增强能力，而本身不具备激动效应，进一步评价中化合物67显示出最优的协同活性。2、化合物67协同效应的研究：研究团队通过多种分子互作实验（HTRF竞争结合、SPR动力学分析、MST热漂移及ITC滴定）证实，化合物67直接与STING-CTD结合（KD=5.68-12.21 μM），并展现出对不同STING突变型的广谱结合能力以及比cGAMP更优的结合稳定性。在THP-1报告细胞中，化合物67不激活STING固有信号，仅在与cGAMP联用时显著增强通路的激活（EC50 = 20.53 μM）；机制层面，WB分析表明化合物67不直接调控STING信号通路，但可显著增强cGAMP诱导的STING寡聚体形成，上调下游TBK1/IRF3磷酸化水平，从而实现信号通路的选择性协同作用。3、化合物67抗肿瘤活性、安全性及药代特征：化合物67在体内展现出显著抗肿瘤潜力与可控安全性：在B16F10黑色素瘤模型中，单药治疗（20 mg/kg, ip）显著抑制肿瘤生长，且与PD-L1抗体联用后进一步抑制肿瘤的生长并且延长了生存期；安全性方面，化合物67在PBMC细胞中不诱导IFN-β、CXCL-10等免疫因子的分泌，高剂量（100 mg/kg, ip）连续给药7天未引发小鼠体重下降或脏器损伤，血清生化指标（ALT/AST/CK等）正常；药代动力学研究表明，其静脉注射半衰期长达5.28小时，口服生物利用度为29.27%，支持进一步剂型优化。这些特性使其成为兼具疗效与安全性的肿瘤免疫治疗候选分子。研究总结本文围绕新型STING协同剂的开发及其在肿瘤免疫治疗中的应用展开研究。针对传统STING激动剂存在的组织选择性差、易引发系统性毒性及依赖外源性药物递送等核心问题，研究团队通过靶向STING蛋白C端底物结合口袋（CTD）设计合成了一系列小分子化合物。通过反向优化策略，成功筛选出具有独特作用机制的化合物67：其无需固有激动活性，可通过稳定cGAMP与STING的结合构象、调控STING寡聚化动态平衡，选择性增强内源性cGAMP信号通路激活。该分子在体内外表现出优异的协同增效特性，可显著提升cGAMP介导的STING通路激活效率，并在B16F10黑色素瘤模型中展现出高效低毒的抗肿瘤活性，与PD-L1抗体联用进一步提升抗肿瘤效果。研究突破了传统STING激动剂的安全性限制，为肿瘤免疫联合治疗提供了兼具靶点选择性与信号通路精准调控的新策略。图片来源：ACS详细阅读01Background研究背景环状GMP-AMP合酶（cGAS）与干扰素基因刺激因子（STING）信号通路作为细胞内早期预警系统，在固有免疫应答中发挥核心作用。cGAS-STING通路在炎症、癌症、自身免疫性疾病及感染性疾病的治疗中展现出巨大潜力。cGAS作为模式识别受体，能够识别胞质中的外源DNA，并催化生成第二信使2'3'-环状GMP-AMP（2'3'-cGAMP）。合成的2'3'-cGAMP随后与STING结合，触发下游信号级联反应，激活I型干扰素和NF-κB通路。STING通路的激活可诱导免疫调控因子释放，促进肿瘤特异性CD8⁺ T细胞的活化，并激活天然免疫与适应性免疫应答，从而增强抗肿瘤免疫效应。因此，开发STING通路调节剂被视为肿瘤免疫治疗的新策略。目前，全球科研团队正通过大量临床前与临床试验探索STING激动剂的机制与应用潜力。尽管多项研究已证实新型STING激动剂在动物模型中具有显著抗肿瘤活性，但尚未有药物成功进入市场（图1）。Figure 1. Structures of Representative STING Agonists.鉴于STING蛋白在细胞中的广泛表达，如何在疾病状态下实现STING通路的选择性激活，同时避免正常组织的非特异性激活，已成为该领域亟待解决的重大科学难题。 尤其是随着全身给药型STING激动剂的开发，其安全性问题愈发凸显。默克公司研发的MSA-2是目前唯一公开报道的具有肿瘤靶向性的STING激动剂，其在肿瘤微环境中的激活效力显著高于正常组织。然而，全身给药后，MSA-2仍会在其他组织中诱导STING激活，未能从根本上解决全身递送的安全隐患。Curadev公司发现的新型STING激动剂C53（通过冷冻电镜研究揭示），能够与STING的N端跨膜结构域中一个独特的口袋结合（TMD口袋，该位点与cGAMP结合位点分离，见图2）。有趣的是，C53可与cGAMP协同作用，通过促进人类STING蛋白的寡聚化与激活，实现比单一配体单独作用更强的协同激活效果。尽管C53未能缓解STING通路在正常细胞中激活的安全性问题，但其正交激活机制为选择性激活策略提供了极具前景的探索方向。Figure 2. Cyro-EM Structure of Human STING Bound to cGAMP and C53 (PDB code 7SII)内源性cGAMP是cGAS-STING免疫监视通路中的关键介质，具有肿瘤特异性而在正常细胞中缺失。 STING蛋白的C端配体结合域（LBD）口袋具有广阔的结合空间（溶剂可及表面积为390 Ų，配体结合位点体积为952 ų），cGAMP在此口袋中结合后，仍为其他配体分子预留了充足的结合空间（图2）。基于C53可与cGAMP协同激活STING通路的发现，本研究提出一个创新假说：能否设计一种小分子，其本身不激活STING通路，但能选择性靶向STING LBD口袋，并通过与cGAMP协同作用，显著增强通路激活效率，从而实现STING通路的选择性放大策略？02Drug Design药物设计①药物设计基于本研究提出的科学假说，理想的协同剂应具备以下特性：1、优异的膜通透性：确保药物能够高效穿透生物膜屏障，实现全身分布并进入靶细胞；2、显著的协同激活潜力：通过与cGAMP协同作用选择性激活STING通路，避免单独激活导致的非特异性免疫反应；3、STING特异性靶向能力：精准结合STING蛋白靶点，减少与其他分子的脱靶相互作用；4、极低或无固有STING激动活性：最大限度降低自身激活风险，提升治疗窗口与安全性。为此，本研究系统性筛选了多种结构类型的小分子STING激动剂，旨在挖掘同时满足上述严苛条件的化合物，最终开发出能够特异性增强cGAMP介导的STING通路激活效能的强效协同剂。研究初期，研究团队首先探索了各类不同结构STING激动剂的激动效能，分别建立浓度梯度并在不同细胞系中测定其半数有效浓度（EC50值）（表S1）。 随后，以各激动剂的EC50值为基准，设定其与cGAMP联合给药时的剂量浓度。通过单独给药与联合给药的对比实验，评估各激动剂的协同作用，从而筛选出具有显著协同效应的候选分子。结果显示：除TMD口袋激动剂C53外，直接靶向STING-CTD的激动剂12B（图3 A）不仅能激活人源STING（hSTING）通路，还能显著增强cGAMP介导的hSTING信号激活；与hSTING选择性激动剂C53不同，12B在与cGAMP联用时，可在鼠源STING（mSTING）细胞中诱发协同响应（图3 B）。这一发现表明，12B的协同机制不受STING受体种属差异的影响，而结构类似物DMXAA则不具备协同特性（图3B）。利用THP-1 STING敲除报告细胞系，验证了cGAMP和化合物12B对STING通路的特异性激活作用，并证实其协同效应依赖于STING的生物学功能（图3 C）。随后，在THP-1 KI-hSTING细胞系中，进一步探究了化合物12B与cGAMP的协同作用机制。实验数据表明，化合物12B能够显著增强cGAMP在不同浓度下的治疗效果，尤其在次优剂量条件下表现出更为突出的协同增效特性。相比之下，结构类似物DMXAA在THP-1 KI-hSTING报告细胞系统中既未表现出STING激动活性，也未显示与cGAMP的协同作用（图3 D）。Figure 3. Compound 12B Synergistically Potentiates cGAMP-Induced STING Pathway Activation. ②设计选择性STING协同激动剂尽管化合物12B在与cGAMP协同作用下能够激活STING通路，但它仍保留着固有的STING激动剂活性，并且不符合选择性激活的要求。为了开发选择性协同激动剂，研究者将重点放在反向优化化合物12B上，以降低其对STING通路的直接激活作用。有趣的是，DMXAA缺乏人STING激动剂活性和协同效应，这为研究者提供了反向优化的设计灵感。结构比较显示，化合物12B与DMXAA之间存在显著相似性，关键区别包括杂环原子组成的差异、12B在C2位上的甲氧基以及DMXAA中额外的羧酸基团。因此，他们假设羧酸基团可能在调节活性水平方面发挥关键作用。如图4所示，选择性优化策略采用分子杂交方法，共设计了三类化合物：保留化合物12B的吖啶酮骨架以维持其协同功效，在N或C4位引入不同烷基链长度的羧酸基团以降低激动剂活性，并在不同位点添加各种取代基以增强蛋白质口袋的结合并扩大结构异质性。Figure 4. Design Strategy for Selective STING Synergists.③SAR研究为了鉴定选择性STING协同激动剂，研究者建立了多维度的筛选方法，包括：一是使用HTRF竞争性结合实验来评估化合物与STING蛋白的结合亲和力；二是利用THP-1 KI-hSTING R232报告细胞系实验来评估化合物的激动剂活性；三是在THP-1报告细胞系系统中与cGAMP共同给药的实验，以测量对cGAMP诱导的STING通路激活的增强作用；四是使用CellTiter-Glo实验来评估体外细胞毒性。首先，研究者评估了I类衍生物34-44在四个关键维度的活性谱。与DMXAA类似，I类化合物在C4位具有一个乙酸基团，其主要的结构变化集中在C1、C2和C7位的取代基上。竞争性结合实验发现，化合物39和44显示出对STING受体的亲和力。化合物39在先前研究中被鉴定为STING激动剂，但未展现出协同增强效果。相比之下，化合物44不仅表现出降低的STING激动剂活性，同时在增强cGAMP激活通路方面显示出协同效应（表1）。进一步优化结构，研究者总结了I类化合物的构效关系（SARs）：在C4位引入乙酸基团通常会消除STING激动剂活性；C7位的甲氧基取代对于与STING蛋白结合至关重要，而C1/C2位的卤素取代则不利于结合。同时修饰C2和C7位的甲氧基能够最大化化合物的选择性（从而得到化合物44）。因此，在随后的结构优化中，将关注点集中在结合C7和C2位的甲氧基上，同时避免卤素取代。将I类化合物中的乙酸基团转变为羧基，从而产生了II类化合物。化合物55被鉴定为一种选择性STING协同激动剂，显示出增强的与STING的结合能力，并促进了STING通路的选择性激活（表1）。  第三类化合物的筛选结果显示，与第一类化合物一致，C7位的甲氧基取代对于与STING的结合仍然至关重要。化合物69在竞争性结合实验中的IC50值为8.26 μM，显著优于化合物39（IC50 = 28.02 μM）。化合物69先前被鉴定为STING抑制剂，但在其C2位添加甲氧基或甲基基团后，其抑制活性得到了有效掩盖。有趣的是，化合物66和67——它们是化合物70和71的前体，且在N位具有乙酸乙酯基团——被鉴定为高选择性的STING协同激动剂。这些化合物显著增强了cGAMP的STING激动剂活性，分别增加了6.25倍和5.57倍，同时自身不表现出固有的STING激动剂活性（表2）。为了探究不同取代基对羧基的协同活性影响，研究者合成了分别带有新戊基和甲基的化合物72和73。两者均为选择性STING协同激动剂，但其结合亲和力及协同活性均劣于乙酸乙酯取代的化合物（表2）。总之，基于分子杂交和反向优化的原则，研究者通过全面的活性筛选鉴定出了七种STING协同激动剂。其中，化合物55、66和67脱颖而出，成为最具选择性和活性的先导化合物。03In vitro In Vivo体内外评价①协同激活STING通路活性评价在HEK-293报告细胞系中，研究者考察了先导化合物在与cGAMP协同作用时增强的STING激动剂活性。首先，他们在该细胞系中评估了三种先导化合物的激动剂活性和安全性。结果表明，在100 μM浓度下，这些化合物对人和小鼠STING通路均未表现出激动剂活性，兼具良好的细胞存活率（图5 A，B）。接下来，化合物在33 μM和100 μM浓度下，与cGAMP共同给药处理后导致cGAMP的激动剂曲线显著左移（图5 C, D）；对应EC50和EC80值显著降低（表3），这表明所鉴定的STING协同剂具备优异的协同活性，该现象在人和小鼠系统中均有效。与化合物55和66相比，化合物67在低浓度下表现出稳定的协同效应，将cGAMP在人和小鼠STING细胞中的EC50值分别降低了9.58倍和5.98倍。因此，研究者选择化合物67用于后续研究中的系统性生物活性评价。Figure 5. Evaluation of the Activity of Selective STING Synergists in the HEK293 Reporter Cell Line②化合物67直接与STING-CTD结合本研究旨在识别作用于cGAMP结合的STING-CTD口袋的新型STING协同剂。因此，研究者系统验证了化合物67与STING-CTD的相互作用，并以cGAMP作为阳性对照（图6）。HTRF实验结果与已发表数据一致，显示cGAMP对STING-H232的亲和力为4.19 μM，而对其他STING变体的亲和力为低纳摩尔级别。化合物67与多种hSTING等位基因和mSTING均表现出低微摩尔级别的亲和力，表明其具有广谱结合活性（图6A）。在表面等离子体共振（SPR）和微量热泳动（MST）实验中，研究者进一步确认了化合物与野生型hSTING-CTD的结合。首先，使用cGAMP实验来衡量实验方法的可靠性，结果与竞争性结合实验数据相符，揭示了cGAMP具有纳摩尔级别的KD值（图6B, D）。化合物67在SPR和MST实验中的KD值分别为12.21 μM和8.56 μM（图6C, E）。此外，研究者使用等温滴定量热法（ITC）研究了化合物与对cGAMP不敏感的突变体STING-H232的结合亲和力。cGAMP的结果与文献报道一致，其KD值为6.43 μM，这与其对野生型STING蛋白的纳摩尔级亲和力形成鲜明对比（图S1A）。然而，化合物67表现出一致的结合亲和力，测得的KD值为5.68 μM，仍处于微摩尔范围（图S1B）。ITC数据显示，化合物67以N=1.67的比例与STING结合，表明存在多价相互作用，而cGAMP则以N=0.9的比例通过单个配体占据LBD口袋（图2）。综合这些研究结果表明，化合物67能直接与STING CTD结合，具有广谱亲和力和更优的结合稳定性。此外，研究人员还利用分子对接技术对化合物67与cGAMP之间潜在的相互作用模式进行了预测分析，具体细节如图7所示。Figure 6. Direct Binding of Compound 67 to the STING CTD③鉴定化合物67的协同效应及其对STING通路的依赖性在确认化合物67靶向STING-CTD之后，研究团队进一步考察了其协同激活效应。首先，利用THP-1-STING-R232报告细胞系，在一系列浓度下评估了化合物67和cGAMP的激动剂活性。该评估测定了cGAMP的EC50值，并证明化合物67在IRF和NF-κB通路中均不具有STING激动剂活性（图8A, B）；在THP-KO细胞（STING基因敲除）中，化合物67、cGAMP及其联用组合均未表现出任何激动剂活性，证实了观察到的协同效应依赖于STING通路（图8C）。随后，研究者使用药物联合分析工具SynergyFinder 3.0来评估THP-1细胞中化合物67与cGAMP之间的协同作用；他们进行了一个8×8剂量反应矩阵实验，并应用了三种模型—— Bliss、Loewe 和 ZIP。所有模型中的相互作用评分均超过11，且最大协同区域（MSA）评分均高于31，证实了显著的协同效应（图S2A-D）。随后，研究者建立了一个协同效应的评估方法，在该体系中，将cGAMP的浓度设定为5 μg/mL，这大约对应于其激动剂效力的30%，并考察了化合物67在不同浓度下的激动剂活性。通过绘制非线性激动剂反应曲线，成功地确定了化合物67的协同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当化合物67与cGAMP联用时，激活STING通路的EC50值为20.53 μM，该值与其与STING的结合KD值相符（图8D）。接着，利用人源和小鼠源STING报告细胞系统（HEK293）系统地评估了化合物67与不同结构STING激动剂的协同相互作用。数据揭示，化合物67不仅显著增强了cGAMP介导的STING激活，还提高了闭合构象激动剂SR717和MSA-2的刺激能力；值得注意的是，当化合物67与开放构象激动剂diABZI或其类似物DMXAA联用时，未观察到显著的协同反应（图8E, F）。这种针对不同STING激动剂所表现出的差异调控模式，为化合物67对STING具有特异性和靶向作用提供了有力的间接证据。STING寡聚化在通路激活中扮演着关键性的调控节点角色，直接决定了下游信号传导的状态。通过STING寡聚化实验，本研究旨在可视化STING蛋白的功能活性，并探索STING通路内潜在协同相互作用的分子基础。实验结果表明，在50 μM和100 μM的浓度下，与阴性对照组相比，化合物67对STING寡聚化未产生显著影响。相反，cGAMP有效地诱导了STING寡聚体。有趣的是，当与cGAMP联用时，化合物67显著增强了cGAMP驱动的STING寡聚化水平（图8G）。这些观察结果提示，化合物67可能通过调节STING高度寡聚化来增强cGAMP介导的激活过程。为了进一步阐明这种协同作用对通路功能的影响，研究者通过Western印迹分析，在THP1报告细胞中评估了下游效应蛋白的磷酸化水平（pTBK1、pIRF-3和pSTING）。与观察到的寡聚化增强效应一致，单独使用化合物67并未改变通路下游靶点的磷酸化水平，与空白对照组相比无明显差异。然而，cGAMP单药治疗显著激活了下游信号通路，表现为TBK1、IRF-3和STING的磷酸化水平显著升高。关键在于，在联合用药组中，化合物67进一步增强了cGAMP诱导的这三种下游蛋白的磷酸化（图8H）。综上所述，这些发现表明，化合物67通过增强cGAMP依赖性的STING寡聚化，直接提高下游效应分子（TBK1、IRF-3和STING）的磷酸化水平，从而发挥选择性STING通路协同激动剂的作用，以增强免疫激活。Figure 8. Characterization of Compound 67 Synergistic Effect and STING Pathway Specificity.④体内抗肿瘤疗效为评估受试化合物的抗肿瘤活性，研究人员通过在C57BL/6小鼠皮下植入B16.F10黑色素瘤细胞，建立了一个同系肿瘤模型。该模型常用于评估STING激动剂的抗肿瘤活性，为确定化合物67的合适给药方案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如图9A所示，初始治疗方案为：在第7、10和13天，对小鼠进行腹腔注射20 mg/kg的化合物67、肿瘤内注射0.5 mg/kg的cGAMP，或两者联合给药。化合物67和cGAMP均引发了显著的抗肿瘤反应，而联合治疗方案则导致肿瘤生长抑制更为显著。STING激活疗法的主要目标是逆转肿瘤免疫抑制微环境，其与PD-L1抗体联用已被证明具有增强免疫反应和改善治疗结果的潜力。B16.F10小鼠黑色素瘤模型以其免疫原性差和侵袭性强为特征，单独使用PD-L1抗体治疗时疗效欠佳。为探索化合物67与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的潜在协同效应，研究者引入了PD-L1联合疗法（图9B）。结果显示，PD-L1抗体单药治疗仅表现出适度的抗肿瘤效果，这与既往文献报道一致；而将化合物67与PD-L1抗体联用则显著提升了治疗效果。与肿瘤生长抑制结果相一致，生存曲线分析表明，与空白对照组相比，所有治疗组的小鼠均表现出生存期延长，其中涉及化合物67（与cGAMP或PD-L1抗体联用）的联合治疗组，其生存期显著延长（图9C）。此外，治疗组小鼠的体重与空白对照组相比无显著差异（图9D）。总之，化合物67显示出强大的抗肿瘤活性，且在与cGAMP或PD-L1抗体联用时，抗肿瘤活性进一步增强。Figure 9. Compound 67 Induces Significant Tumor Inhibition in Vivo⑤化合物67的体外及体内安全性评估研究者采用更复杂的系统——人外周血单核细胞（PBMCs）——评估了化合物67的安全性。将PBMCs在存在STING协同激动剂的情况下进行培养，以评估其诱导细胞因子风暴的潜在风险。研究结果指出，在不同浓度下，化合物67均不能诱导IFN-β、CXCL-10和IL-6等细胞因子的表达，从而证实了化合物67的安全性（图10A-C）。这也表明，单独使用时，化合物67不会在正常血液中引发细胞因子风暴。值得注意的是，化合物67需要cGAMP的存在才能增强STING通路的激活，进而增加IFN-β、CXCL-10和IL-6的表达（图10A-C），突显了化合物67卓越的协同效应。此外，在所有治疗组中均未观察到细胞毒性作用（图10D）。因此，作为STING协同剂，化合物67展现出比传统STING激动剂更优越的安全性特征。为评估化合物67的安全性，研究者进行了为期7天的体内研究。C57BL/6小鼠被随机分为三组（每组n=6），分别接受载体对照、低剂量（20 mg/kg）或高剂量（100 mg/kg）的化合物67，通过腹腔注射给药。主要评估指标包括主要器官的大体形态学分析、血清生化分析（用于评估肝/肾功能及心肌损伤风险）。在整个治疗期间，所有小鼠均保持正常外观和行为，无死亡或不适迹象。体重监测显示各组间无显著差异（图10E）。器官重量分析表明，各组间心脏、肝脏、脾脏、肺脏和肾脏的重量相当（图10F），未观察到剂量依赖性的器官肥大或萎缩。组织病理学评估（HE染色）显示所有检查器官的组织结构完整，高剂量处理未引发肝细胞空泡化、肾毒性肾小管变性或炎症浸润等病理变化（图10G）。如表4所示，血清生化分析结果显示，与载体对照组相比，各组的肝功能参数（ALT, AST, ALP, TBIL）、肾功能指标（BUN, CRE, UA）及心肌标志物（CK, CK-MB）均无显著组间差异（所有P > 0.05）。值得注意的是，高剂量处理虽然轻微升高了UA（0.19 vs. 0.13 mmol/L）和CK-MB（213.6 vs. 203.2 U/L），但这些变化均低于对照组值的1.5倍（根据ICH S7A指南定义的安全阈值）。综上所述，这些数据证实，在C57BL/6小鼠中，化合物67在所测试剂量下具有良好的安全窗，未观察到急性肝毒性、肾毒性或心脏毒性。Figure 10. Comprehensive Safety Profiling of Compound 67.⑥药代动力学研究在大鼠药代动力学研究中，化合物67在静脉注射（1 mg/kg）和口服（5 mg/kg）给药后表现出不同的代谢特征（表5）。其半衰期（T1/2）在静脉给药后延长至5.28小时，口服给药后进一步延长至8.60小时，表明该药物具有较长的体内驻留潜力。尽管口服生物利用度为29.27%，但其延长的平均驻留时间（MRTinf = 5.89小时）与中等的清除率（Cl = 4678 mL/(h·kg)）相结合，显示出良好的代谢稳定性，为开发缓释或靶向递送制剂提供了可行性。值得注意的是，口服清除率大约是静脉给药的5倍（CL_PO/CL_IV），而口服给药剂量为静脉给药5倍时，仅实现了峰浓度（Cmax）的适度升高（390 ng/mL vs. 353 ng/mL）。这种差异强烈提示显著的首过代谢是导致低生物利用度的主要原因。总之，这些药代动力学数据突显了该化合物的治疗潜力，而结构修饰和制剂优化则成为提升口服吸收效率以供临床开发的关键策略。总结STING激动剂领域正经历快速发展，但开发具有高度选择性的小分子激活剂仍面临严峻挑战。 关键在于如何实现肿瘤特异性激活，避免传统激动剂因系统性激活而引发的严重免疫毒性。内源性第二信使cGAMP是cGAS-STING通路的核心介质，在肿瘤免疫监视中扮演着关键角色，且在正常细胞中不存在。值得注意的是，常规癌症疗法（如DNA损伤性化疗和放疗）能显著增强内源性cGAMP的产生。因此，靶向并协同增强内源性cGAMP信号，而非直接、非选择性地激活STING，已成为实现肿瘤特异性免疫激活的一条极具前景的策略。 本研究的核心突破在于，发现并鉴定出一种创新性的STING协同剂（化合物67），为STING激活疗法开辟了一条革命性的新途径。与传统STING激动剂截然不同，化合物67展现了一种新颖的机制：它并非直接刺激STING通路，而是通过精准调控STING的寡聚化状态，选择性地放大由内源性cGAMP触发的信号传导。 这种机制巧妙地利用了肿瘤微环境或治疗诱导产生的内源性cGAMP，实现了局部、特异性的免疫增强，同时避免了传统广谱激活所带来的系统性免疫毒性风险，因为它显著减少了非靶标细胞因子的释放。这一策略不仅规避了传统方法的固有弊端，更在机制上实现了创新。临床应用前景上，这种方法极具潜力，能够与放疗/化疗等标准疗法协同整合，通过放大由DNA损伤诱导产生的内源性cGAMP信号，在原本对免疫治疗反应不佳的“冷”肿瘤微环境中有效点燃免疫反应。综上所述，化合物67作为一款突破性的STING协同剂，其核心价值在于实现了对STING通路的选择性、肿瘤特异性激活，这主要体现在三大关键优势上： （1）泛等位基因兼容性：对多种STING变体均表现出微摩尔级别的结合亲和力，意味着其适用范围广，无需进行繁琐的基因分型即可广泛应用于不同人群；（2）显著的免疫治疗协同效应：在临床前肿瘤模型中，与抗PD-L1免疫检查点抑制剂联用时，展现出强大的抗肿瘤协同作用；（3）卓越的安全性：通过靶向内源性信号通路进行局部放大，有效规避了第一代激动剂常见的系统性细胞因子释放综合征，显著降低了“旁观者”毒性。尽管如此，要充分释放其作为下一代免疫治疗药物的潜力，仍需克服细胞效力相对有限、激活阈值存在限制以及药代动力学特性待优化等挑战。 未来，通过精妙的结构优化以提升活性与选择性、开发精准的给药策略以优化时空效应，以及利用先进的纳米递送技术改善其药代动力学特性，将是解锁化合物67全部临床价值的关键所在。这项研究不仅为STING靶向治疗提供了全新的思路和候选药物，也为克服当前免疫治疗面临的瓶颈提供了重要的科学基础。参考来源：https://doi.org/10.1021/acs.jmedchem.4c03131声明：发表/转载本文仅仅是出于传播信息的需要，并不意味着代表本公众号观点或证实其内容的真实性。据此内容作出的任何判断，后果自负。若有侵权，告知必删！长按关注本公众号   粉丝群/投稿/授权/广告等请联系公众号助手 觉得本文好看，请点这里↓

摘要：大多数疫苗传统上通过肌肉注射给药，但皮肤因含有大量抗原呈递细胞，正逐渐成为更具免疫原性的疫苗接种部位。皮内接种可提高流感疫苗的效力，并在猴痘疫苗短缺时节省剂量 。然而，皮内接种比肌肉注射更容易引发局部反应，因此需要安全有效的佐剂来增强皮内接种效果 。本文将介绍目前已批准用于人类疫苗的佐剂及其皮内接种的反应原性，探讨正在研发的化学和物理佐剂，分析物理佐剂的研发原理、类型及优势，旨在为皮内接种疫苗的佐剂选择提供参考。一、皮肤结构皮肤是人体最大的器官，具有防止热量和水分流失、抵御病原体感染等重要生理功能 。它主要分为三层：角质层、表皮和真皮（插入原文 Fig. 1，展示皮肤结构和驻留的先天免疫细胞的示意图，帮助读者直观理解皮肤的结构组成）。角质层位于皮肤最外层，由角质细胞组成，具有很强的疏水性，是皮肤的主要屏障 。表皮层在角质层下方，主要由角质形成细胞构成，其中还散布着朗格汉斯细胞，这些细胞能作为免疫哨兵发挥作用 。真皮层则包含汗腺、毛囊、血管、淋巴管和神经纤维等多种结构，还有成纤维细胞和树突状细胞、巨噬细胞等先天免疫细胞 。此外，皮肤中还存在大量的 T 淋巴细胞，其中大部分是皮肤驻留记忆 T 细胞。这些驻留的先天免疫细胞不仅是抵御病原体感染的第一道防线，还能诱导针对病原体或疫苗的适应性免疫反应。二、皮内接种疫苗的优势过去，大多数疫苗选择肌肉注射，主要是因为操作方便，无需太多专业培训 。但近二三十年来的大量研究发现，将疫苗接种途径从肌肉注射改为皮内注射，能诱导更强的免疫反应 。这主要是因为皮肤中富含抗原呈递细胞，如表皮的朗格汉斯细胞和真皮的树突状细胞，而肌肉中这类细胞相对较少 。皮内疫苗的抗原会被抗原呈递细胞摄取，并呈现在主要组织相容性复合体（MHC） I 或 II 类分子上，随后这些细胞迁移到引流淋巴结，引发抗原特异性的 T 细胞和 B 细胞反应 。同时，皮内疫苗还能激活局部先天免疫细胞，分泌细胞因子和趋化因子，招募循环中的先天免疫细胞 。多项研究表明，皮内接种流感疫苗比肌肉或皮下接种在老年人中更具免疫原性，低剂量的皮内流感疫苗就能在年轻人中引发与全剂量肌肉注射相当的免疫反应 。此外，皮内接种对狂犬病疫苗、乙肝疫苗等也能增强免疫反应 。在猴痘疫情爆发期间，由于疫苗短缺，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批准皮内注射猴痘疫苗，以扩大疫苗的使用范围，保护更多高危人群。三、皮内接种疫苗的局限性尽管皮内接种能提高疫苗的免疫原性，但提升程度相对有限 。例如，皮内接种流感疫苗仅能节省 40 - 60% 的剂量，在老年人中，其对不同流感毒株的血清转化率提升幅度也较小 。而且，皮内接种疫苗面临诱导显著局部反应的风险 。研究发现，无佐剂的皮内疫苗比肌肉注射疫苗更容易引发频繁且严重的局部不良反应 。这是因为皮肤中存在多种先天免疫细胞，它们在促进抗原摄取和增强适应性免疫的同时，也会通过合成和释放细胞因子、趋化因子，招募外周的中性粒细胞、单核细胞和嗜酸性粒细胞，从而导致局部不良反应 。因此，用于皮内接种的佐剂需要比肌肉注射用佐剂具有更好的局部安全性。本文主要聚焦于介绍用于增强针对传染病的皮内接种疫苗的佐剂，且重点关注增强皮内蛋白和亚单位疫苗诱导的免疫反应的佐剂，不涉及疫苗 / 佐剂配方（如聚合物纳米颗粒、脂质体）的相关内容 。四、已批准佐剂及其皮内反应原性疫苗佐剂在 21 世纪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因为它们在新型和改进型疫苗的开发中起着关键作用 。美国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NIAID）在 2008 年启动了 “佐剂开发计划”，支持新型佐剂的筛选、鉴定和临床前 / 临床开发 。在过去的二十年里，有五种佐剂被批准用于人类疫苗，而在此之前的八十年里仅有两种 。但这些佐剂均是被批准用于肌肉注射，其皮内注射的局部不良反应风险可根据肌肉注射的局部反应原性进行预测（原文 Table 1，展示目前已批准的佐剂及其皮内反应原性的相关信息，包括佐剂名称、描述、批准年份、适用疫苗、Th1/Th2 偏向、粒径和皮内反应原性等级，直观呈现各类佐剂的特点和潜在风险）。铝佐剂：是全球使用最广泛的佐剂，主要基于氢氧化铝或磷酸铝，能增强 Th2 偏向的抗体反应，但诱导细胞介导免疫反应的能力较弱 。肌肉注射铝佐剂会导致显著的组织应激和细胞死亡，引发细胞因子 / 趋化因子释放，招募大量免疫细胞 。皮内注射实验性铝佐剂 Imject 也会导致小鼠皮肤炎症细胞高密度浸润，且持续至少四天。因此，铝佐剂皮内注射有较高风险引发显著局部反应 。AS04 佐剂：是由 MPL 吸附在氢氧化铝佐剂上制成的组合佐剂 。MPL 作为 TLR4 激动剂，能激活相关信号通路，诱导促炎细胞因子基因表达 。AS04 被批准用于增强人乳头瘤病毒疫苗的效力，但研究发现，与无佐剂疫苗相比，AS04 佐剂疫苗会引发更频繁的局部反应，如疼痛、红肿和肿胀 。我们之前的研究也发现，皮内注射 MPL/Alum 佐剂会导致皮肤真皮组织出现红斑、肿胀和大量炎症细胞浸润 。这表明 AS04 佐剂皮内注射有较高风险引发显著局部反应 。AS01 佐剂：是一种脂质体制剂，包含 MPL 和从皂树皮中纯化的皂苷成分 QS21 ，被批准用于增强疟疾 RTS,S 疫苗的效力，能诱导 Th1 为主的免疫反应 。AS01 在肌肉注射后会迅速从注射部位清除，诱导细胞因子短暂表达，并快速招募免疫细胞 。考虑到其成分 MPL 的作用，以及 MPL 和 QS21 的协同效应和对局部炎症的强烈诱导，AS01 佐剂皮内注射后有较高风险引发显著局部反应 。MF59 和 AS03 佐剂：都是基于角鲨烯的水包油纳米乳液佐剂，分别由诺华和葛兰素史克开发 。MF59 用于增强季节性流感疫苗和大流行前 H5N1 疫苗的效力，AS03 则用于增强 2009 年 H1N1 流感大流行疫苗和大流行前 H5N1 疫苗的效力 。这两种佐剂主要诱导 Th2 偏向的免疫反应，且弱诱导 Th1 反应 。肌肉注射 MF59 会导致组织应激和细胞死亡，更强烈地招募免疫细胞，皮内注射类似 MF59 的 AddaVax 佐剂也会引发大量免疫细胞招募和细胞因子、趋化因子的长时间表达 。肌肉注射 AS03 会诱导持续的细胞因子表达，引发内质网应激 。这些都表明 MF59 和 AS03 佐剂皮内注射可能引发显著局部反应 。Matrix-M 佐剂：由两种源自皂苷提取物的 40 纳米颗粒配方组成，已被用于新冠疫苗（NVX-CoV2373） 。Matrix-M 佐剂能诱导 Th1 偏向的免疫反应，但接种该佐剂的新冠疫苗后，局部不良反应的发生率高于安慰剂组 。在猪模型中，肌肉注射 Matrix-M 佐剂会引发急性炎症、出血和坏死 。虽然目前尚无研究探讨其皮内接种的效力和安全性，但相关研究提示其有较高风险引发显著局部反应 。CpG 1018：是一种含未甲基化 CpG 基序的寡核苷酸，能激活 TLR9 和 MyD88 信号通路，刺激 Th1 偏向的抗体反应和细胞介导的免疫反应，已被用于乙肝疫苗 。研究发现，皮内注射小鼠特异性 CpG 会诱导轻微的局部反应和低水平的免疫细胞招募，因此预计 CpG 1018 皮内反应原性较低，有望安全地增强皮内接种效果 。总体而言，大多数已批准的佐剂皮内注射有较高风险引发显著局部反应，而具有高皮内反应原性的化学佐剂大多是颗粒状的，它们会强烈激活局部先天免疫系统 。不过，CpG 1018 可能是个例外，它诱导的炎症较轻，不会引发明显的局部反应。五、其他用于安全皮内接种的化学佐剂鉴于已批准佐剂的高局部反应原性，研究人员探索了其他化学佐剂用于安全皮内接种的可能性，部分佐剂已进入临床试验阶段（原文 Fig. 3，展示用于皮内接种的安全佐剂的化学结构，包括 CpG 1018、GLA-AF、咪喹莫特、Poly (I:C)、cGAMP 和 PCPP 聚合物，帮助读者了解这些佐剂的化学特性）。GLA-AF 佐剂：一些已批准的佐剂（如 AS01 和 AS04）含有 MPL 来增强疫苗效果 。虽然 MPL 未被批准作为单一佐剂，但研究发现皮内注射 MPL 在小鼠模型中仅诱导轻度炎症，无明显局部不良反应 。Carter 等人评估了合成的 TLR4 激动剂 GLA - 水基配方（GLA-AF）对雪貂和人类皮内 H5N1 疫苗接种的增强作用，发现 GLA-AF 对雪貂的单剂量疫苗保护和人类的血清保护至关重要，且在豚鼠和人体临床研究中未引起明显不良反应，这表明 GLA-AF 及其他 TLR4 激动剂在皮内接种方面具有潜力 。局部咪喹莫特佐剂：外用咪喹莫特乳膏（5% Aldara）已被 FDA 批准用于治疗多种疾病，它是 TLR7 激动剂，能激活相关信号通路，诱导促炎细胞因子和 I 型干扰素基因表达 。在一项双盲、随机、对照临床试验中，皮内注射流感疫苗前外用咪喹莫特乳膏，可提高针对疫苗病毒株和非疫苗病毒株的血清转化率 。在炎症性肠病患者中，皮内注射乙肝疫苗前使用外用咪喹莫特乳膏，其血清保护率显著高于肌肉注射组 。虽然外用咪喹莫特组局部不良反应更频繁，但总体安全性良好，表明其可显著提高皮内疫苗效力 。Poly (I:C) 佐剂：Poly (I:C) 是双链 RNA 的合成类似物，根据其所在位置可激活不同的信号通路 。在皮内或透皮疫苗接种中，它被用于诱导针对多种传染病的有效免疫反应 。不同研究中，Poly (I:C) 佐剂的效果有所差异，较低剂量（1µg）时可能效果不明显，而 25µg 的 Poly (I:C) 可显著增强皮内 HIV-1 gp140 或 HSV-2 gD 糖蛋白诱导的全身和黏膜抗体反应 。近期，一项 1 期临床试验测试了与光化学内化技术联合使用的 Poly (I:C)，初步表明该方法安全性良好，这显示了 Poly (I:C) 作为皮内接种佐剂的安全性 。cGAMP 佐剂：2′3′ - 环鸟苷酸 - 腺苷酸（cGAMP）可激活细胞内干扰素基因刺激蛋白（STING）通路，诱导促炎细胞因子和 I 型干扰素基因表达 。在小鼠和猪模型中，皮内注射 cGAMP 与流感 H5N1 或 2009 年大流行 H1N1 疫苗联合使用，可显著增强疫苗诱导的免疫反应，且未引发明显局部不良反应 。研究还发现，cGAMP 在增强皮内 H5N1 免疫方面比 CpG 或 MPL 更有效，这表明 cGAMP 等 STING 激动剂可作为安全的皮内接种佐剂 。PCPP 佐剂：微针是一种有吸引力的皮内疫苗递送技术 。Andrianov 等人发现聚 [二（羧基苯氧基）磷腈]（PCPP）可作为安全的佐剂，用于增强猪的微针介导的皮内乙肝疫苗接种效果 。在该研究中，仅观察到轻微的皮肤发红，无严重不良反应 。此外，一种新的聚磷腈聚合物（PCEP）也被发现可安全地增强仔猪皮内流感 H1N1 疫苗接种的免疫反应 。这些研究表明某些 PRR 激动剂作为皮内佐剂是安全的，且化学性质为水溶性或水基配方的佐剂，通常具有较低的皮内反应原性 。六、用于安全皮内接种的物理佐剂除了化学佐剂，在皮内疫苗接种前对皮肤表面进行短暂的物理能量处理，也被探索用于增强皮内接种效果。研发原理：过去，佐剂的开发很大程度上依赖经验或试错法，尤其是对于非病原体相关分子模式（PAMP）的佐剂，如铝佐剂、MF59 和 QS21 等 。这些佐剂没有特定的细胞受体来介导其佐剂作用，而是通过刺激组织应激和细胞死亡，释放内源性危险信号或损伤相关分子模式（DAMPs）来发挥作用 。“危险理论” 认为，免疫系统会被应激或受损细胞释放的危险信号激活，这解释了在没有外来病原体入侵时，如移植排斥、某些化疗诱导的抗肿瘤免疫激活等情况下，适应性免疫的诱导机制 。近年来发现的多种 DAMPs，如尿酸、ATP、双链 DNA 等，在生理条件下不会被免疫系统识别，但在组织应激或细胞死亡时会释放出来，激活免疫系统 。例如，铝佐剂可刺激尿酸释放，激活 NLRP3 炎性小体和 Caspase 1，部分介导其促炎反应；MF59 佐剂能刺激 ATP 释放，增强免疫反应 。这些发现提示，可控的组织应激或细胞死亡可能诱导内源性危险信号释放，从而增强疫苗接种效果，为物理佐剂的开发提供了理论依据。物理佐剂类型：目前研究最多的用于疫苗佐剂的物理能量是激光和射频，其类型多样（原文 Fig. 4，展示不同类型的激光佐剂（全表面、非剥脱性分数、剥脱性分数）和射频佐剂的简要示意图，帮助读者直观理解不同物理佐剂的作用方式）。激光佐剂：激光发射的窄波长光可被特定组织发色团吸收，在美容和医学领域有广泛应用 。多种激光被探索用于增强皮内接种效果，如铜蒸气激光可通过诱导持续局部炎症增强疫苗免疫反应；非侵入性 Q - 开关 Nd:YAG 532nm 激光治疗可显著增强模型抗原和流感疫苗诱导的免疫反应，且不引起可见或组织学皮肤损伤，其作用机制可能是增强了 MHC II + 细胞的迁移 。近红外激光（NIR）在 1064nm 波长下，可诱导特定趋化因子表达，增加皮肤中 DC 浓度，促进 DC 迁移至引流淋巴结，增强疫苗免疫反应，且在人体试验中显示出良好的安全性 。非剥脱性分数激光（NAFL）通过发射高能微激光束在皮肤表面形成微热区，招募浆细胞样 DCs，与外用咪喹莫特联合使用，可显著增强皮内流感疫苗和疱疹肽疫苗的免疫反应 。此外，基于剥脱性分数激光（AFL）的粉末递送系统（LPD）可实现无针透皮疫苗递送和佐剂作用，AFL 治疗虽会诱导细胞因子和趋化因子释放及免疫细胞招募，但皮肤能在数天内完全恢复，且具有良好的免疫增强效果 。射频佐剂：射频（RF）是一种交变电磁波，在中高频（0.3 - 10MHz）时可产生组织加热，在肿瘤治疗和皮肤重塑等方面有应用 。研究发现，在皮内疫苗接种前进行双极 RF 处理，可诱导短暂、低水平的局部炎症，显著增强抗原摄取、DC 迁移和成熟，增强 OVA 和流感疫苗诱导的免疫反应，且在低剂量疫苗时表现出良好的剂量节省效果 。RF 还能增强重组核蛋白（NP）和基质蛋白 1（M1）为基础的通用 T 细胞疫苗诱导的 CD8 + T 细胞反应，对异源病毒产生交叉保护免疫 。比较组织蛋白质组学研究表明，RF 诱导的局部组织蛋白质组变化最小，这与其诱导的短暂、低水平局部炎症相符 。物理佐剂的优势：物理佐剂在皮内疫苗接种前，通过在皮肤表面短暂应用物理能量来增强免疫反应（原文 Fig. 5，展示化学佐剂和物理佐剂在皮内接种中的不同作用机制，清晰呈现二者的差异，帮助读者理解物理佐剂的独特优势）。与化学佐剂相比，物理佐剂主要由医疗设备递送，可在室温下保存，无需冷链储存；使用的设备可重复使用，且每次使用成本相对较低 。物理佐剂无需与疫苗混合，不会改变或影响疫苗的制造和给药过程 。其作用主要局限于治疗部位，不太可能诱导显著的全身或长期副作用，而化学佐剂可能会迁移至引流淋巴结甚至全身循环，广泛激活免疫系统 。物理佐剂诱导的组织应激可控，能使皮肤快速恢复，通常诱导短暂、低水平的局部炎症，而化学佐剂往往会引发持续且更强烈的局部炎症 。物理佐剂主要通过改变局部环境，增加 DC 的运动性、诱导内源性危险信号释放以增强抗原摄取和 DC 成熟，或促进 DC 迁移到引流淋巴结，从而增强疫苗诱导的免疫反应。在适当开发的情况下，物理佐剂的效果可以与化学佐剂相媲美。七、专家评论皮肤作为疫苗接种部位，具有高度免疫原性，皮内疫苗接种通常能诱导比肌肉注射更强的免疫反应，在提高疫苗效力和节省疫苗剂量方面具有很大潜力。事实上，已有多种疫苗获批用于皮内注射，如流感疫苗、狂犬病疫苗和猴痘疫苗等。然而，皮内接种存在诱导显著局部反应的风险，目前大多数已批准的佐剂因高局部反应原性不适合皮内注射，因此迫切需要开发新型佐剂以安全地增强皮内接种效果，同时避免明显的皮肤反应。近期研究发现了几种有潜力安全增强皮内接种的化学佐剂，包括 CpG 1018、GLA-AF、局部咪喹莫特、Poly (I:C)、cGAMP 和 PCPP 等。其中，CpG 1018 已被批准用于增强肌肉注射乙肝疫苗的效果，GLA-AF 和局部咪喹莫特已在临床试验中用于增强皮内流感疫苗的效果，这些佐剂因其在人体中已建立的安全性，可进一步测试其对皮内接种的增强作用。Poly (I:C) 在肿瘤内、肌肉或皮下注射的临床试验中已显示出良好的耐受性，也可考虑用于评估其对皮内接种的增强效果 。皮内接种佐剂的好处包括进一步提高疫苗效力、节省更多疫苗剂量以及可能诱导交叉保护性免疫 。流感疫苗是测试皮内接种佐剂的理想选择，可解决疫苗不匹配问题，降低每年流感疫苗生产的负担。但在批准佐剂用于皮内接种时，需要仔细评估其效益 / 风险比。除化学佐剂外，不同类型的物理佐剂（如激光、射频）也在探索用于安全增强皮内接种 。物理佐剂是一种相对较新的佐剂类型，利用物理能量诱导组织应激来增强皮内接种效果。尽管其在提高人类疫苗效力方面的潜力仍有待探索，但近期对化学佐剂（如铝佐剂、MF59）中内源性危险信号关键作用的认识，为物理佐剂的开发提供了支持 。目前，物理佐剂在临床前动物模型中的研究显示出良好的安全性和增强皮内接种效果的潜力 。然而，物理佐剂的开发仍面临一些挑战 。首先，物理佐剂基于设备，目前缺乏指导其开发和批准的指南 。其次，物理佐剂的开发需要设备制造商、疫苗公司和监管机构的共同努力，多方参与可能会带来新的挑战 。此外，目前使用物理佐剂的皮内接种需要分两步进行，即物理佐剂处理和皮内疫苗注射，这比使用化学佐剂的接种过程更耗时，公众对这种新型接种方式的接受度也有待研究 。21 世纪以来，佐剂开发受到了极大关注，在新佐剂的批准和佐剂作用机制的阐释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 。这些努力有望促进安全的化学和物理佐剂的开发，以增强皮内接种效果，为疫苗接种领域带来新的突破。识别微信二维码，添加生物制品圈小编，符合条件者即可加入生物制品微信群！请注明：姓名+研究方向！版权声明本公众号所有转载文章系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且明确注明来源和作者，不希望被转载的媒体或个人可与我们联系(cbplib@163.com)，我们将立即进行删除处理。所有文章仅代表作者观不本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