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vorafenib

基因突变系列 · 临研科普 BRAF 基因突变治疗新进展 分三类 · 怎么查 · 已上市的药 · 正在做的临床试验“医生，我的报告上写着 BRAF V600E 阳性，是不是就没药可用了？”这是门诊里被问得最多的问题之一。答案恰恰相反：BRAF 是实体瘤中被研究得最透彻的驱动基因之一，从靶向药到联合方案，再到“不限瘤种”获批，已经有一整套成熟打法。但前提是——你得先弄清楚，自己属于哪一类 BRAF 突变。 ◆一、BRAF 是什么？为什么值得盯住它BRAF 是 MAPK/ERK 信号通路（RAS → RAF → MEK → ERK）上的关键一环，负责把“细胞该不该增殖”的指令一层层传下去。打个比方：BRAF 就像细胞里的一个生长开关。正常情况下它该开就开、该关就关；一旦发生特定突变，这个开关就被卡死在“开”的位置，细胞不断收到增殖信号，肿瘤就长起来了。正因为它处在通路的关键节点，“卡住这个开关”就成了很有效的治疗思路——这也是 BRAF 靶向药能成功的根本原因。 ◆二、BRAF 突变分三类，别只看“阳性” 分类 代表位点 激活方式 对现有 BRAF 抑制剂 Class 1 V600EV600KV600R 单体激活不依赖 RAS敏感 达拉非尼、维莫非尼、恩考芬尼 Class 2 K601EG469A部分融合 二聚体激活不依赖 RAS 多数不敏感 Class 3 D594GG466V 二聚体激活依赖 RAS、激酶活性低 不敏感常需上游信号共同激活· V600E 最常见，V600K 次之· 非 V600 突变约占全部 BRAF 突变的 30%，其中一部分对现有 BRAF 抑制剂并不敏感· 除点突变外还有 BRAF 融合，多见于儿童低级别胶质瘤、颅咽管瘤等· 结论：报告上写“BRAF 阳性”远远不够，必须知道具体是哪个位点 ◆三、哪些肿瘤要重点查 BRAF？ 瘤种 突变比例 关键提示 黑色素瘤 约 40%–50%（V600E 为主） 靶向治疗最成熟，晚期一线与术后辅助都有方案 甲状腺癌 乳头状癌V600E 常见 与碘难治、侵袭性相关，已有靶向方案 结直肠癌 约 8%–12%（V600E 为主） 传统预后更差，但已有明确靶向方案，且必须联合 EGFR 抗体 非小细胞肺癌 约 1%–3%（V600E 为主） 已有获批的双靶方案，国内亦有针对人群的研究 胆道肿瘤 肝外胆管癌可检出 篮子研究已显示疗效，属罕见瘤种里的可治靶点 胶质瘤 / 颅咽管瘤 BRAF 融合或 V600E 多见 儿童低级别胶质瘤多见 BRAF 融合；乳头型颅咽管瘤 V600E 检出率高 其他 较低 低级别浆液性卵巢癌、小肠腺癌、毛细胞白血病、朗格汉斯细胞组织细胞增生症、不明原发灶（CUP） ◆四、怎么查才不白查？首选：肿瘤组织 NGS 大 panel——一次看清突变类型，同时看到 MSI、PIK3CA、RAS 等伴随改变补充：组织不可及或量不足时，用外周血 ctDNA 补位看报告：不能只停在“BRAF 阳性 / 阴性”，必须看到具体位点① 组织检测仍是金标准；ctDNA 阴性不能完全排除 BRAF 突变（肿瘤负荷低、血脑屏障、组织学类型等都可能造成假阴性）② 关注 VAF 与克隆性：亚克隆突变的应答可能弱于主克隆③ 重视伴随基因共突变：结直肠癌必须明确 MSI/MMR 状态（MSI-H 优先免疫治疗）；PIK3CA、PTEN、RAS 共突变可能影响 MAPK 通路抑制的深度与疗效持续时间④ 非 V600 与 BRAF 融合人群，现有获批药物的疗效证据有限，属于临床试验优先推荐人群⑤ 建议按 Class 1 / 2 / 3 分层解读，而不是只看“BRAF 阳性” ◆五、已经能用上的药：已上市标准方案BRAF 靶向经历了两个时代：单药时代 → BRAFi + MEKi 联合时代。单药容易出现“反常激活”，导致耐药和皮肤毒性，所以现在主流是双靶联合。1. 黑色素瘤　达拉非尼 + 曲美替尼（D+T）经典方案，用于晚期一线及术后辅助。中位 OS 22.3–33.6 个月、中位 PFS 11.1–14.9 个月、ORR 约 63%–70%2. 甲状腺癌　碘难治分化型甲状腺癌，BRAF V600E 可用 D+T。ORR 约 56%、中位 PFS 6.7 个月、中位 OS 14.5 个月；2025 年美国甲状腺协会（ATA）指南推荐3. 结直肠癌　肠道肿瘤存在“反馈再激活”，单用 BRAF 抑制剂会被 EGFR 通路绕开，必须联合 EGFR 抗体（西妥昔单抗）。后线标准为 BEACON 研究（恩考芬尼 + 西妥昔单抗）；一线升级为 BREAKWATER 研究（再加 mFOLFOX6），中位 PFS 12.8 个月对 7.1 个月、中位 OS 30.3 个月对 15.1 个月、ORR 60.9% 对 40.0%，已获 FDA 加速批准“不限瘤种”是怎么来的？2022 年 FDA 加速批准达拉非尼 + 曲美替尼用于携带 BRAF V600E 突变的不可切除或转移性实体瘤成人与 6 岁以上儿童（结直肠癌除外），主要基于 ROAR 篮子研究。这标志着 BRAF 靶向进入“组织学不知（tumor-agnostic）”时代——不再只看肿瘤长在哪个器官，而是看它携带什么驱动基因。 瘤种 方案 主要疗效数据 黑色素瘤 D+T ORR 63%–70%；PFS 11.1–14.9 个月；OS 22.3–33.6 个月 非小细胞肺癌 D+T ORR 63.2%–64%；PFS 9.0–14.6 个月（中国注册研究 ORR 达 75%） 乳头状甲状腺癌 D+T ORR 56%；PFS 6.7 个月；OS 14.5 个月 胆道癌 D+T ORR 53%；PFS 9 个月；OS 13.5 个月 低级别胶质瘤 D+T ORR 46.6%；PFS 20.1 个月 低级别浆液性卵巢癌 D+T ORR 约 80% 小肠腺癌 D+T ORR 67%；DoR 7.7 个月；OS 21.8 个月（NCCN 2026 推荐后线选择） 不明原发灶（CUP） D+T ORR 38%；PFS 11.4 个月；OS 28.6 个月 D+T = 达拉非尼 + 曲美替尼；ORR = 客观缓解率；PFS = 无进展生存期；OS = 总生存期；DoR = 缓解持续时间。数据来自 ROAR 等篮子研究及公开报道汇总，不同研究人群与既往治疗线数不同，横向比较需谨慎。但要提醒一句：“不限瘤种”不等于“所有瘤种效果一样”。BELIEVE（NCCH1901）II 期研究纳入多种 BRAF V600E/R 及少数非 V600 晚期实体瘤，达拉非尼 + 曲美替尼的 ORR 为 28.0%、疾病控制率 84.0%、中位 PFS 6.5 个月——在罕见瘤种中有一定活性，但疗效明显低于黑色素瘤等敏感瘤种。 国内已经能开出来的 BRAF 靶向方案达拉非尼（泰菲乐）+ 曲美替尼（迈吉宁） 　2019 年 12 月在中国大陆上市。已获批：BRAF V600 不可切除或转移性黑色素瘤、BRAF V600 III 期黑色素瘤术后辅助、BRAF V600 转移性非小细胞肺癌。BRAF V600E 碘难治分化型甲状腺癌适应症已完成技术审评，尚未正式获批。恩考芬尼（毕太维）+ 西妥昔单抗 　2025 年 7 月获 NMPA 批准，用于既往接受过系统治疗的 BRAF V600E 突变型转移性结直肠癌成人患者，基于 BEACON CRC 及中国桥接 NAUTICAL CRC 研究。 具体可用方案以主管医生评估及最新说明书为准 ◆六、还在临床阶段的新药：四个方向方向一：新一代 BRAF 抑制剂——更精准、更能进脑第一代 BRAF 抑制剂有个著名问题叫“反常激活”：抑制突变 BRAF 的同时，反而可能激活野生型 BRAF/CRAF 二聚体，导致皮肤毒性甚至继发肿瘤。新一代“paradox breaker”类药物的设计目标，就是在保持抗肿瘤活性的同时避开这一效应。例如 Mosperafenib，I 期单药治疗 BRAF V600 突变实体瘤（含既往接受过 BRAF 抑制剂治疗者）ORR 为 24.2%，未观察到严重皮肤毒性事件，剂量限制性毒性较少。方向二：非 V600 突变与 BRAF 融合——突出的未满足需求BEAVER II 期研究评估 binimetinib 联合 encorafenib 用于 BRAF 非 V600E 突变晚期实体瘤，ORR 仅 14%，未达到主要终点。也就是说：把 V600 的成功经验直接照搬到非 V600 人群行不通，需要更精准的分层和全新机制的药物。目前在研思路包括：泛 RAF / 二聚体抑制剂（如 exarafenib，在 BRAF Class II/III 非小细胞肺癌模型中显示强效）、pan-mutant 选择性抑制剂（如 PF-07799933）。方向三：联合策略与“不限瘤种”的再拓展单打独斗难以持久，联合是必然方向。目前探索中的组合包括 BRAF/MEK 抑制剂联合免疫检查点抑制剂、抗血管生成药物与化疗。2025 年《BMJ》发表的系统评价与网状 Meta 分析提示，PD-1 抑制剂联合 EGFR/BRAF 阻断可能带来更高的客观缓解率，但仍需前瞻性研究验证。此外，以 ctDNA 动态监测指导“靶向—免疫”转换的探索性研究（如 CAcTUS 试验思路）也在推进中。方向四：脑转移与中枢神经系统——终于有“能进脑”的方案BRAF 突变肿瘤（尤其黑色素瘤、肺癌）脑转移发生率高，而传统药物透过血脑屏障能力有限，中枢病灶控制一直是临床痛点。新一代药物普遍把脑穿透性作为核心设计目标。 药物 机制与设计特点 当前阶段与关键数据 PF-07799933（ARRY-440） 脑穿透、选择性 pan-mutant BRAF 抑制剂，破坏突变 BRAF 与野生型 CRAF 二聚体 I 期；既往 BRAFi 难治人群可见系统性及颅内缓解 Mosperafenib paradox breaker，脑穿透，针对 BRAF V600 I 期单药 ORR 24.2%，未见严重皮肤毒性 Exarafenib pan-RAF 抑制剂 临床前：对 Class II/III 非小细胞肺癌有效；揭示 ARAF-KSR1 旁路耐药 Tovorafenib（DAY101） 口服 II 型 pan-RAF，中枢渗透性好 FIREFLY-1 II 期：儿童低级别胶质瘤 ORR 51%，DoR 13.8 个月；FIREFLY-2 III 期进行中 CFT1946 口服脑穿透 BRAF V600 突变蛋白降解剂——不是“抑制”而是“清除”突变蛋白 临床前：克服 RAF 二聚体驱动耐药，颅内模型有效上面这些药大多还没有正式获批上市，在药店买不到、医院常规也开不出来。目前主要的合法使用途径之一，就是参加临床试验。 ◆七、国内正在开展的 BRAF 相关临床试验HSK42360（国产，脑透性 BRAF 二聚体破坏剂）在 2026 年 AACR 上公布了 I 期数据：截至 2025 年 11 月 15 日，69 例患者接受单药治疗；22 例原发性中枢神经系统肿瘤患者可评估疗效，总体 ORR 40.9%（9/22，含 1 例完全缓解），其中高级别胶质瘤 ORR 36.8%、低级别胶质瘤 ORR 66.7%。该药用于“携带 BRAF V600 突变的复发或进展脑胶质瘤”已被 CDE 纳入儿童抗肿瘤药物研发鼓励试点计划（星光计划）。国内 I 期研究正在进行，覆盖脑胶质瘤、肠癌、肺癌、黑色素瘤等实体瘤，允许既往接受过 BRAF 和/或 MEK 抑制剂治疗的患者入组。ABM-1310（关注中枢病灶）中国原发中枢神经系统肿瘤 I 期研究的 2024 年会议摘要显示：截至 2024 年 5 月 6 日，15 人接受治疗，14 人可评估疗效，3 人部分缓解、9 人疾病稳定，其中 2 人的部分缓解已持续超过 8 个月。对于原发中枢肿瘤，药物能否到达病灶、能否控制肿瘤，是研发的重要问题，这组早期结果为后续研究提供了依据。OCEAN II（中国 BRAF V600E 非小细胞肺癌）恩考芬尼联合比美替尼治疗 BRAF V600E 转移性非小细胞肺癌，共入组 63 人。在 54 人的疗效分析集中，后续更新分析确认 33 人缓解，其中 6 人完全缓解、27 人部分缓解，确认缓解率 61.1%，中位缓解持续时间 17.5 个月。该研究包含初治和既往接受过系统治疗者，但排除了既往接受 BRAF/MEK 抑制剂治疗的患者。此外，针对 BRAF V600E 患者耐药后也有相关临床研究在开展，包括但不限于肠癌、甲状腺癌、肺癌等实体瘤；BRAF 非 V600（Class 2/3）突变人群也有新药研究可以关注。哪些人最该先问一句“有没有临床试验”？· 检出非 V600 突变（Class 2 / 3）或 BRAF 融合· 已用过 BRAF / MEK 抑制剂后进展（耐药后人群）· 有脑转移或原发中枢神经系统肿瘤，需要“能进脑”的药· 罕见瘤种：胆道癌、小肠腺癌、低级别浆液性卵巢癌、不明原发灶等· 儿童 / 青少年 BRAF 改变低级别胶质瘤· 标准治疗失败、或不适用标准治疗的患者 ◆八、写给患者的三句话1.  BRAF 阳性不是“没药”，而是“要先分清哪一类”2.  报告上要看到具体位点，别停在“阳性 / 阴性”3.  非 V600、BRAF 融合、耐药后、脑转移——这几类人最该先问临床试验  温馨提示： 本文为基因突变与临床研究进展的科普整理，所引用数据来自公开发表的研究与会议报告，不同研究的人群、治疗线数和评价标准不同，数据不宜横向直接比较。是否适合某一方案或某一临床试验，需由主管医生结合病理、基因报告、既往治疗和身体状况综合判断；本文不构成任何诊疗建议或用药指导。手里有 BRAF 基因报告的，欢迎把位点发来一起看全国多中心 · 非 V600 与融合、耐药后、脑转移人群可重点关注

过去几十年，美国、欧盟与中国在新药准入政策上各自发展、相对独立；今天，这三股全球最重要的创新力量正深度交织、相互牵动，没有哪个市场还能独善其身。中国如何应对？　　国庆期间，笔者赴里斯本参加ACCESS EU ’26（欧洲“创新与准入”年会），并在国际议题专场作了关于中国创新药发展的主题报告。两天半的会议，会上会下的讨论始终围绕三个热点：美国的最惠国（MFN）药价改革、欧盟的联合临床评估（JCA），以及中国生物科技的崛起及其全球影响。几乎每一场讨论，最终都绕不开同一个关键词——中国创新药。 　　过去几十年，美国、欧盟与中国的新药准入政策各自推进、相对独立。如今，这三股全球最重要的创新力量深度交织、相互牵动，已没有哪个市场能够独善其身。一位德国专家一语道破：“美国的MFN，正在变成欧洲药价的计算公式。”国际参考定价已从各国的“内循环”变为全球联动，一国的药价可以直接改写另一国的定价逻辑。而在这场变局中，欧洲受到的冲击最直接，也最紧迫。 .lanmu_textend{ padding-bottom: 28px; color: #4a4a4a; font-size: 16px; } .lanmu_textend a { color: #369; } 推荐进入财新数据库，可随时查阅宏观经济、股票债券、公司人物，财经数据尽在掌握。　　国庆期间，笔者赴里斯本参加ACCESS EU ’26（欧洲“创新与准入”年会），并在国际议题专场作了关于中国创新药发展的主题报告。两天半的会议，会上会下的讨论始终围绕三个热点：美国的最惠国（MFN）药价改革、欧盟的联合临床评估（JCA），以及中国生物科技的崛起及其全球影响。几乎每一场讨论，最终都绕不开同一个关键词——中国创新药。　　过去几十年，美国、欧盟与中国的新药准入政策各自推进、相对独立。如今，这三股全球最重要的创新力量深度交织、相互牵动，已没有哪个市场能够独善其身。一位德国专家一语道破：“美国的MFN，正在变成欧洲药价的计算公式。”国际参考定价已从各国的“内循环”变为全球联动，一国的药价可以直接改写另一国的定价逻辑。而在这场变局中，欧洲受到的冲击最直接，也最紧迫。欧洲：站在十字路口　　多数与会者认为，欧洲正处在历史性的转折点。　　一方面，自2025年1月12日起实施的欧盟联合临床评估（Joint Clinical Assessment，JCA）让创新药的卫生技术评估（HTA）更加复杂繁琐。各成员国提出的PICO（人群、干预、对照、结局）要求层层叠加，企业不得不投入大量额外的时间、人力和预算。而这只是在各国原有HTA之上新增的一层工作，对各成员国的实际帮助与预期也有较大落差。　　JCA的设计初衷，是形成一份27个成员国都能接受的新药统一临床评估，再由各国作为本国HTA和定价决策的参考，让企业“一次评估、全欧通行”，减少长期以来各国对新药临床证据的重复评估；对HTA能力薄弱的小国，也希望借此补齐短板。但现实中，企业递交的证据大多难以一次满足JCA的全部要求。今年6月发布的首份JCA报告（评估Tovorafenib，一款儿童胶质瘤靶向药）界定了8个PICO、覆盖3个人群，最终只有1个人群的可比性证据被采纳，出现了“统一流程、不统一结论”的局面。悲观者因此担心，JCA带来的流程复杂化与技术官僚化，可能进一步削弱欧洲的创新活力。　　另一方面，政府对创新的投入却在收缩。有专家指出，欧盟各国虽以更强硬的政策应对新形势，但各自为政、效率不高，削弱了欧盟的整体效能。　　美国药品研究与制造商协会（PhRMA）则认为，欧洲创新乏力的根源在于准入与支付。PhRMA数据显示，2014—2023年全球上市的新药中，87%已纳入美国公共医保（Medicare/Medicaid），而欧洲纳入比例最高的德国也只有56%，其他欧洲国家多在25%—50%之间。患者的等待时间同样悬殊：新药全球首发后，美国患者约3个月就能用上，德国需要12个月，多数欧洲国家则要等26—35个月，且大部分时间耗在获批后的价格与报销谈判上（图1）。 图1 在美国以外，患者需要等待更长时间才能用上新药（2014—2023年首次上市的新药，自全球首发起算的月数；来源：PhRMA） 　　可及性差、价格低，意味着新药支出少。会议上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美国新药支出约占GDP的0.78%，其他高收入国家大多只有0.09%—0.53%（图2）。新药支出少，研发回报就低，创新投入随之收缩，由此形成恶性循环。 图2 可及性更差、价格更低，意味着新药支出更少（新药支出占GDP的比例；来源：EY分析，PhRMA，2025年6月） 　　更不利的是，特朗普签署MFN行政令后的10个月里，欧盟市场新药上市数量同比下降约35%（GlobalData）。药企正在暂缓欧洲上市计划或降低其优先级，临床开发也在向美国、中东和亚洲转移。MFN：改写全球上市版图，倒逼欧盟为创新多买单　　美国推出MFN政策的直接原因，是美国新药价格多年来是欧洲国家的2—3倍。美方认为，美国承担了与其经济规模不成比例的新药支出：在高收入OECD国家中，美国GDP占38%，创新药净支出却占60%；欧盟GDP合计占36%，支出仅占25%（按国别加总）。　　为此，美国以关税为杠杆，促使药企签订“自愿”的MFN协议，同时推动生产回流美国，并要求其他国家为新药支付更高价格。今年4月，英方承诺将新药净价提高25%、将VPAG（原研药定价、可及性与增长自愿协议，据此NHS对原研药开支预算封顶，超额收入按比例返还英国政府）返还率降至15%，换取美方对英国药品零关税至2029年1月19日。支持者认为，这能降低美国药价、纠正其他国家“搭便车”（free rider）的问题；批评者则质疑，企业与政府签订的协议条款不公开，实际降价效果难以验证。　　在MFN的限价压力下，跨国药企正在重新安排新药的全球上市顺序。欧洲已出现一个清晰的趋势：越来越多的企业推迟甚至放弃在低价市场首发，这意味着这些国家的患者将更晚用上新药。与此同时，企业也在积极开拓中国、中东和拉美等新的增长空间。归根结底，MFN的逻辑是让欧洲提高药价、多付药费，为全球研发分担更多成本。欧洲的三道必答题　　与会者认为，对欧洲而言，创新资金从哪里来、价值评估框架如何设计、创新激励机制如何建立，是当下最迫切需要回答的三个问题。　　而在美国、欧盟与中国深度交织的今天，这些答案已不能只在欧洲内部寻找，中国正是其中绕不开的一环。中国：既是市场，也是创新来源　　今天，中国正日益成为全球药企增长战略的核心；与此同时，中国生物科技公司也在积极向欧美授权早期资产以获取收入，支撑下一阶段的药物研发。　　欧美业界对此心情复杂。一方面是拥抱：中国用近20年建立起药物开发能力，为合作方和投资者带来了丰富的机会。另一方面是担忧：中国会不会在不远的将来取代欧美在新药研发上的主导地位？如果会，还需要多久？也有人认为，美国的MFN改革反而给了中国难得的机遇：药价承压迫使跨国药企降本增效，性价比高的中国研发资产因此更受青睐，这可能进一步缩短中国的追赶进程。　　不过，主流看法是，尽管中国创新药依托临床效率与成本优势发展迅猛，美国仍是生物技术创新与投资的核心。美国同行也在自省：与中国企业合作，固然能为患者带来性价比更高的好药，美国企业也能从交易中获益；但长期来看，越来越依赖海外创新资产，美国可能失去全球创新的领导地位。美国该怎么做？与会者认为，与其限制中国，答案更多应在美国国内：政府对基础研究的稳定投入、独立且科学实力强的FDA，以及愿意陪伴年轻企业成长的耐心资本。　　ING的2025年数据显示，全球研发管线中约三分之一的新药源自中国；而据医药魔方数据，2015年这一比例仅为4%。ING全球制药与医疗负责人Stephen Farrelly甚至预言：“下一个辉瑞，将是一家中国公司。”“下一个辉瑞在中国”仍充满不确定性　　这一预言并没有给出时间表。我认为，既要保持信心，也不宜过于乐观。至少在短期内，以下几点现实值得关注，其中医保筹资与支付尤为重要。　　第一，中国在努力创新，别人也没有停下。欧美已开始反思，鼓励创新的政策陆续出台，力图扭转下滑趋势。例如，德国2024年通过的《医学研究法》（Medizinforschungsgesetz）允许对新药谈判后的实际报销价格保密，以吸引企业在德国首发；法国卫生产品经济委员会（CEPS，负责药品定价）于今年9月28日与制药行业协会签署新版药品框架协议（accord-cadre，有效期至2030年），以可预期的长期价格和一次性价格优惠，鼓励企业在法国（及欧洲）布局生产、在法国开展关键临床试验。这些都是欧洲应对新药上市延迟和投资外流的政策举措。　　第二，国内创新药支付能力增长相对缓慢，创新药在药品总支出中的占比仍然有限。推动创新药增长，需要正视几个基本国情：1）中国人均新药消费水平低。从人均卫生总费用看，美国约为中国的15—16倍；美国人均每年创新药支出约为650—1000美元，中国估计不超过80美元（会议演讲者粗略估算）。2）尽管新药从获批到纳入医保的时间已大大缩短，但新药进医院难的问题依然突出，并面临较大的控费压力。新药研发由市场机制驱动，而中国公立医院以公益性为定位，供需之间存在一定矛盾。3）中国基本医保筹资水平低，商业保险补充空间有限。突破性创新往往价格高昂，而我们的难点恰恰在于缺少能够支撑它的筹资渠道和风险分担机制。　　第三，基本医保与商业健康险的定位仍缺乏清晰的顶层设计。对低风险人群而言，基本医保纳入新药会对商业险形成挤出效应，多数人购买商业险的意愿不强；对高风险人群而言，商业险要么保费过高、个人难以负担，要么保险公司承保意愿低。以CAR-T为例，国内价格约为美国同类产品的30%—40%，但如果没有医疗保险，多数患者依然负担不起：一针的价格相当于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025年为43377元）的23—30倍。在现行的基本医保筹资与支付模式下，个人卫生支出仍占卫生总费用的27%左右，重大疾病领域个人直接医疗费用占比可高达40%（2025年），大病保障明显不足。　　中国虽是全球第二大医药市场，但在创新药市场上与美国差距悬殊。据会议材料引用的IQVIA数据（按该机构的创新药口径），2025年全球创新药市场规模为1.2万亿美元，其中美国占62.3%，中国仅占3.2%。　　纵观全球创新药发展历程，重磅产品始终是企业跃升的关键。中国公司要成为下一个辉瑞，就必须有能力培育自己的重磅产品。而重磅产品不会从天而降，它需要另辟蹊径，在靶点与机制上实现突破乃至革命性变革，更需要整个创新生态的支撑。　　而且，与二三十年前相比，中国公司要成为下一个辉瑞可能面临更严峻的挑战：容易摘的果子已经摘完，新药迭代加快、同质化竞争加剧，药品生命周期大大缩短，靠一款像立普妥那样的药物长期畅销盈利的时代已难以复制。　　在实现以上基本面的突破之前，国内支付困境叠加国际市场的不确定性，意味着中国生物科技企业的全球化之路依然充满变数。当然，也不排除另一种可能：中国企业凭借研发的工程化能力、患者资源与成本优势，借助AI的力量，突破“高投入、高风险、高价格”的传统研发模式，跑出几个重磅产品，同时让新药研发和新药价格都变得可负担，从而在很大程度上缓解未来的支付压力。但无论走哪条路，唯有真正的突破性创新，才是中国企业跻身全球头部的底气。“十五五”期间，创新药尤其是首创新药（FIC）的占比亟待提高，这也使系统性的医保筹资、定价与支付改革更为紧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