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zutresgene Autoleucel

摘要：本文以制度激励为线索，考察建国后中医药地位的变迁。中医的兴衰并不主要由疗效之争决定，而取决于其所嵌入的支付规则是否承认其治愈方式的经济价值。在福利定价时代，中医的“廉”是公共美德；在按项目付费的自负盈亏体制下，同一“廉”转化为生存劣势，触发了边缘化与自我异化。肿瘤领域构成关键的反转场景：手术与放化疗在晚期疾病中暴露生存边界，同时携带着不可忽视的恢复代价与毒副反应；靶向治疗以“精准”之名提供了新的希望，却同时受制于经济门槛、耐药必然性与接力终点的三重结构性局限[24-31]。免疫治疗以“解除免疫刹车”为逻辑，在部分患者中延长了“平衡”窗口，但65%的获得性耐药率、20%的慢性活动性免疫相关不良事件需要持续免疫抑制、CAR-T在实体瘤中尚无获批产品、百万元级的费用，共同构成了新的结构性边界[57-70]。人体内每天有数以百亿计的细胞分裂，体细胞突变以可预测的概率持续产生潜在的致癌克隆，而免疫系统在“清除—平衡—逃逸”的框架下与这些克隆长期博弈——肿瘤的发生并非突变的线性累积，而是免疫控制失效的结果[34-37]。正是在这一“概率—逃逸”机制与临床治疗边界的双重空缺处，中医“带瘤生存”“扶正调环境”“减毒增效”的逻辑获得了独立于杀灭逻辑的临床与机制位置[32-33][42-45]。李可、贾堃、鄢荣光等名家的临床记录，为这一逻辑提供了可追溯的个案证据[46-51]；四君子汤等方药的免疫微环境研究，为其提供了生物学对应[42-43]。2025年启动的中医优势病种按病种付费试点，标志着支付规则首次系统性尝试奖励“用中医的方法把病治出结果”，但归位远未完成[53-54]。 关键词：中医药政策；支付制度；靶向药耐药；免疫治疗；带瘤生存；肿瘤免疫微环境；免疫编辑 一、引言 中医药在当代中国的命运，常被简化为“疗效之争”。但回溯七十余年的制度变迁，一个更根本的变量浮现出来：决定一种医学能否存续、以何种形态存续的，不只是它能不能治病，更是它所嵌入的支付规则是否承认它“治病的方式”具有经济价值。 本文以这一判断为线索，分阶段考察建国后中医的兴衰逻辑，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中医在肿瘤治疗中的独立位置——不是从“中医比西医更强”的前提出发，而是从“当杀灭逻辑的边界暴露之后，医学还剩下什么选择”的问题出发。 二、承认与张力：1949—1970年代末 （一）“宝库”定位的确立及其内在限度 1950年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筹备期间，余云岫将《旧医处理问题大纲草案》修改后提交会议，题为《处理旧医实施步骤草案》，主张以“改造”替代公开“废止”，通过考试和登记制度压缩中医的执业空间[1]。1951—1952年公布的《中医师暂行条例》及考试办法，将西医科目纳入中医师资格考试必试科，实质上以西医知识框架重新定义“合格中医”[2]。1953年，全国92个大中城市和165个县登记审查的结果，合格中医仅14000余人；中医水平较高的天津市，参加考试的530余位中医中仅55人合格[3]。新中医的生产通道被压缩，既有中医面临“科学化”改造。 转折来自政治层面的直接干预。1958年10月11日，毛泽东在《卫生部党组关于组织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总结报告》的批示中明确指出：“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 ”[4]这一批示为中医药的合法性提供了最高层级的政治背书，使中医从“需要被改造的对象”转变为“需要被继承的遗产”。 然而，“宝库”的比喻本身携带着结构性张力。它赋予中医合法性，但同时将中医置于“被发掘者”的位置：谁来发掘、以什么标准判断价值，答案仍然主要来自现代医学的知识框架。“西学中”培养的是能用现代科学方法研究中医的人，而非能用中医自身逻辑看病的人。中医获得了被研究的资格，却尚未获得按照自身规律被评价、被传承、被支付的制度空间。 三、自负盈亏与“廉”的翻转：1980年代至2000年代 （一）支付规则如何重塑医疗供给结构 1981年2月27日，国务院批转卫生部《关于解决医院赔本问题的报告》（国发〔1981〕25号），坦承“长期以来，卫生经费和基建投资太少”，自1958年以来“曾三次大幅度降低医疗收费标准，而对降价造成的亏损，国家又没有给予相应的补偿”，致使医院“长期大量赔本，越办越穷”。该报告所附的1979年九省市30所医院调查数据触目惊心：城市医院每次门诊成本0.64元，收费仅0.1元；每日住院成本5.6元，收费仅0.5元；大手术成本80余元，收费20—30元[5]。 改革的方向是“给政策不给钱”。1979年起实行“定额补贴、结余留用、超支自付”，1992年进一步明确“自主经营、自负盈亏”[5]。医院的生存从此取决于收入，而收入取决于项目的数量和单价。公立医院虽姓“公”，但财政拨款远不足以覆盖运营。2022年数据显示，三级公立医院财政拨款收入占总收入仅约 11.9%，医疗收入占 84.1%。这意味着医院超过八成收入必须靠自己“挣”出来。在这一规则下，中医“简、便、验、廉”中的“廉”发生了根本性的含义翻转：在福利定价时代它是公共美德，在按项目付费体制下它成为生存缺陷。中医的核心诊疗行为——辨证论治、号脉、舌诊、开方——在物价目录中被压缩为极低的“打包价”；而西医的手术可分解为数十项收费，设备检查可按次产生收入。当“认真辨证”在收入结构中几乎没有分量，而“开检查单、开西药”能直接产生收入时，中医院的行为转向就成为一种制度性的理性选择。 （二）异化的临床后果 在按项目付费的体系下，中医辨证论治的收费极低——挂号费、诊查费被物价部门锁定在低位，一次号脉开方的收入，可能不到一台CT检查的零头。而中医院要自负盈亏、要发工资、要买设备、要盖楼，它必须找到能产生收入流的项目。检查费和西药加成，就是最顺手的两个。 有分析直言，基层中医院为了生存，“迅速向西医医院的发展轨道靠拢”，因为单从效益判优劣，中医的诊疗模式在创收能力上无法与西医的检查、手术、药品加成竞争。于是出现了一个悖论式的场景：中医院的招牌还在，但收入结构已经西医化。医生被绩效体系推着开检查、开西药，中医诊疗反而成了点缀。这不是某個医生的堕落，而是一套激励结构把“开检查”变成了理性选择。 脉诊舌诊的退化：不只是“不会”，更是“没时间、没回报” 脉诊和舌诊的退化，除了教育端的压缩，还有临床端的现实压力。一次认真的脉诊需要安静的环境、充足的时间、患者的配合，而在日均门诊量数十人的流水线节奏下，医生根本没有条件这样做。相比之下，看检查报告又快又“有依据”——报告上有数值、有影像、有箭头，开药有据可查，更重要的还能规避医疗风险。在按项目付费的逻辑下，“看报告”本身不产生收入，但报告背后的检查和随之而来的西药，产生收入。 更隐蔽的一层是法律与风险环境：在医疗纠纷中，“依据检查报告用药”比“依据脉象舌象辨证”更容易在法庭上被认定为“符合诊疗规范”。当制度不保护“三个指头”的判断时，医生自然会退回到制度保护的那条路上。 患者信任的流失：看到的是“穿白大褂的西医” 患者不信任中医，很多时候不是不信任中医本身，而是不信任眼前这个穿着中医白大褂、却全程盯着电脑屏幕看检查单、最后开出一堆西药的医生。患者期待的是“望闻问切”，得到的是“先去拍个片”；期待的是“辨证论治”，得到的是“这个指标高了，吃这个药”。当中医的诊疗形式被抽空，患者感受到的是一种名不副实的失落——招牌是中医，体验是西医的简化版，那为什么要来中医院？ 到2000年代，后果已经清晰。全国近3000家中医院“基本上全是中西医结合，西医为主的医院”，中医药使用率多在20%—30%之间[6]。中医院校课程中西医学时比例约为6∶4，经典学时被严重压缩；调查显示，75.3% 的高年级中医学生自认“临床思维能力弱”，70.9% 自认“动手实践能力弱”[7]。这不是中医“本身不行了”，而是一个以“人的判断”为核心的医学体系，被推入一个以“项目数量和单价”为生存法则的体系后发生的系统性异化。 这种异化在临床层面产生了一个更具破坏性的后果：它不只是让中医“赚得少”，而是系统性地削弱了中医师赖以取信于患者的临床能力，进而把“中医不行”从一种制度性困境，转化为一种被患者亲身验证的公共印象。 第一，培养端与临床端形成了相互强化的闭环。 中医院校课程中西医学时比例约为6∶4，经典学时被严重压缩，学生毕业时能看懂检查报告的远多于能独立辨证开方的[7]。当他们进入以检查单和西药为主要创收手段的中医院，日常工作中被反复强化的，恰恰是“看报告—开药”的路径，而非“望闻问切—辨证论治”的路径。学生时期没有练出来的脉诊舌诊能力，在执业之后不仅没有得到补偿，反而因为绩效体系不奖励而进一步退化。 一个中医师如果长期不靠“三个指头”看病，他的辨证能力不是停滞，而是萎缩——临床技能和任何技能一样，用进废退。 第二，患者感受到的落差，直接转化为对中医整体的不信任。 患者走进中医院，期待的是“望闻问切”；得到的却常常是“先去拍个片”，然后是几张检查单和一堆西药。当一个招牌写着“中医”的机构，提供的诊疗体验与综合医院西医科室并无实质区别时，患者不会把这理解为“某家医院管理不善”，而会直接归因为“中医本身没什么用”。 更严重的是，当患者遇到的中医师确实不会把脉、不会看舌象、开不出像样的方子时，他的判断是经验性的、也是极难逆转的：“我亲自看过中医，中医就是不行。” 这种信任流失不是抽象的观念之争，而是由一次次具体的、令人失望的就诊体验累积而成的。 第三，信任流失又反过来压缩了真正靠中医本事看病者的生存空间。 当公众对中医的信任整体下降，愿意为一次认真的辨证论治支付合理费用的患者就减少；而支付意愿的下降，又使“认真辨证”在经济上更加不划算。于是形成一个自我强化的负循环：制度不奖励辨证→临床能力退化→患者体验变差→信任下降→支付意愿降低→制度更不奖励辨证。 在这个循环中，受损最深的不是某一批医生，而是中医作为一种“靠人的判断看病”的医学，其可信赖的临床供给本身在萎缩。 第四，真正有临床能力的中医师反而被这个体系边缘化。 民间对“会把脉、能开方、有疗效”的中医的需求是真实且旺盛的，问题在于这样的中医在现有体系内的供给严重不足——院校培养不出来，医院留不住，绩效体系不奖励。结果是，患者对中医的失望，很大程度上是对“被异化的中医院和中医师”的失望，而不是对中医这个医学体系本身的否定；但公众没有能力、也没有义务去区分这两者。 他们看到的只是：招牌是中医，体验是西医的简化版，那为什么要相信中医？ 因此，以上所描述的，不只是“中医收入低”或“中医地位下降”的问题，而是一个信任再生产机制被破坏的问题。一种医学的合法性，最终不是由文件赋予的，而是由患者在一次一次具体的诊疗中反复确认的。当制度持续地让“不靠中医本事也能生存、靠中医本事反而更难生存”成为常态时，它摧毁的不只是医生的技能，更是公众愿意继续相信中医的理由。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单纯呼吁“中医要自信”“患者要相信中医”是无效的——信任不能被呼吁出来，它只能被可靠的临床能力重新生产出来；而可靠的临床能力，需要一个奖励它的制度环境。 四、肿瘤领域：杀灭逻辑的边界与替代路径的浮现 （一）手术与化疗的结构性边界：高发癌种的分期生存数据 以手术和化疗为代表的杀灭策略，在边界清晰的早期肿瘤中提供了真实的长期无病生存。但完整分期数据同时揭示了另一面：几乎所有高发实体瘤的生存曲线，都在III期之后出现陡峭下降，IV期则落入一个共同的、极其有限的区间。 将上述数据并置，一个结构性的图景浮现出来：对于肺癌、胃癌、结直肠癌、肝癌、乳腺癌和子宫体癌，I—II期的5年生存率大多在48%至97%之间，III期降至24%至75%，IV期则集中在8%至41%的狭窄区间[8-12][15]。 肝癌的曲线整体最低（I期仅48.1%，IV期8.0%）[11]，乳腺癌最高（I期96.5%，IV期40.7%）[12]，但没有任何一个癌种能够逃脱“分期越晚、生存越差”的共同梯度。淋巴瘤的IV期生存率在部分亚型中相对较高（胃肠道非霍奇金淋巴瘤22.2%[14]；霍奇金淋巴瘤III—IV期5年无病生存率79.2%[13]），但亚型间的巨大异质性本身就说明，“杀灭”策略的收益高度依赖于肿瘤的生物学行为，而非仅取决于分期数字。 手术和化疗在早期边界清晰的肿瘤中兑现了真实的长期生存，但当疾病进入III期之后、尤其是IV期，局部清除和细胞毒化疗所能争取的长期生存，在所有这些高发癌种中都是有限的。这不是某一癌种的特殊困境，而是杀灭逻辑在肿瘤分期推进过程中普遍暴露的边界。 在生存率最高的乳腺癌中，IV期的5年生存率也不足一半[12]；而在肝癌中，IV期仅有8%[11]——这意味着在现有的杀灭框架下，绝大多数晚期肝癌患者无法获得5年生存。这一结构性空缺，正是“带瘤生存”与“调环境”逻辑获得历史分量的现实起点。 （二）手术、放疗与化疗的恢复代价与毒副反应 手术和放化疗在早期肿瘤中提供了真实的生存获益，但这一获益并非没有代价。杀灭性治疗在清除肿瘤的同时，也在不同程度上损伤正常组织、消耗身体储备，并产生一系列需要被正视和管理的恢复负担。 手术的局部结构损伤。 一项针对局部进展期结肠癌的随机对照试验再探查数据显示，开腹手术后粘连的发生率高达89%（腹腔镜组为48%）；开腹术后的粘连更常表现为广泛性（42% vs 11%），Zühlke评分≥3级的致密血管化粘连比例也显著更高（51% vs 14%）[16]。粘连的临床后果包括小肠梗阻、慢性腹痛和再次手术困难，而再次手术中的粘连松解又与脓毒症风险（OR 5.12）、腹腔内并发症（OR 3.46）和伤口感染（OR 2.45）显著相关[16]。在更大范围的手术中，切口疝的发生率介于7%—17% 之间，腹壁切除重建后的伤口裂开率为7.1%[17]。手术解决了局部的肿瘤负荷，却在腹腔内留下了一个持续存在的结构性问题：正常解剖层次被瘢痕和粘连取代，组织间的滑动与气血运行的通畅性受到持久影响。 放疗的局部与全身毒性。 放疗在杀灭肿瘤细胞的同时，不可避免地照射到周围正常组织。在非小细胞肺癌的放化疗研究中，2级及以上放射性肺炎的发生率在20.7%—60.0%之间，2级及以上骨髓抑制的发生率在31.0%—66.7%之间；放射性食管炎和消化道反应同样常见[18]。这些毒性并非总是“经对症处理后即可缓解”——放射性肺损伤的持续存在可能进展为肺纤维化，导致不可逆的肺功能下降。放疗的代价是照射野内正常组织的慢性损伤，而这种损伤在治疗结束后并不会随之消失。 化疗的全身性毒副反应。 化疗的毒性更为弥漫，因为它作用于所有快速分裂的细胞，而不区分癌细胞与正常细胞。一项纳入572例化疗患者的研究显示，恶心呕吐的总体发生率为76.7%（其中3—4级28.5%），脱发58.4%，周围神经病变66.4%（3—4级36.7%），白细胞减少49.7%（3—4级11.7%），疲乏53.8%（3—4级31.8%），腹泻49.1%，贫血35.0%，血小板减少33.7%[19]。在另一项肺癌化疗队列中，3—4级白细胞减少/中性粒细胞减少的发生率为11.67%，周围感觉神经病变任何级别达51.67%[20]。这些毒副反应的临床意义不在于它们“常见”，而在于它们直接影响患者能否完成既定疗程、能否维持基本的营养与活动能力、以及治疗结束后的长期功能恢复。 当骨髓抑制导致化疗减量或延迟时，杀灭逻辑本应产生的生存获益就被身体承受力的崩溃所抵消。 这三类损伤叠加在一起，构成了一个常常被生存率数据所遮蔽的图景：手术留下结构性的粘连与瘢痕，放疗留下照射野内的慢性纤维化，化疗则在整个疗程中持续消耗骨髓储备、神经功能和营养状态。 中医对“术后结缔组织阻碍气血运行”的关注、“扶正”以维护脾胃运化与骨髓功能的思路、“养阴清肺活血”以干预放射性肺损伤的尝试，恰恰不是对杀灭逻辑的简单否定，而是对杀灭逻辑所产生的恢复代价的承接。一项纳入80项RCT、涉及III/IV期肺癌的Meta分析显示，扶正类中药联合姑息化疗可将客观缓解率提高至对照组的1.41倍，Karnofsky功能状态评分平均提高8.53分，并减少多数化疗相关不良反应[21]。在放疗领域，养阴清肺活血方等方药被用于降低放射性肺损伤的发生率、改善肺功能、下调TGF-β1等纤维化相关因子[22]，加味八珍汤等也被报告可降低肺癌患者放射性肺炎的发生率[23]。这些干预并不替代手术或放化疗，它们的功能是在杀灭性治疗的恢复期，尽可能保住身体的功能储备和生活质量——而这恰恰是“带瘤生存”理念在治疗全程中的具体延伸。 （三）靶向治疗的经济门槛：精准医学的“精准排除” 靶向治疗常被表述为肿瘤治疗的范式革命。但它首先是一场支付能力的筛选。一项评估中国转移性非小细胞肺癌靶向药可负担性的研究发现，30种靶向药上市时的月治疗费用中位数为3956美元，到2024年的最新价格中位数仍达1811美元，而2024年中国人均月可支配收入仅为484美元。即便经历了数轮国家医保谈判和大幅降价，最新的中位月费用仍然是人均月收入的近四倍。PD1/PDL1抑制剂和MEK/RET抑制剂的费用更高，最新中位月费用分别达到4265美元和5668美元[24]。 这一负担并不限于肺癌。一项聚焦中国罕见癌症靶向药可及性的研究显示，靶向治疗的中位月费用为2165美元，显著超过2025年全国人均月可支配收入502美元[25]。医保谈判确实带来了改善：纳入国家医保目录的药品价格降幅更为显著，使用率也从谈判前的1.4%—2.1%上升到2.9%—3.1%。但即便在医保覆盖之后，靶向药使用者的日均自付费用中位数仍为65.7美元，自付比例停留在28.5% 的水平，与谈判前相比并无显著下降[26]。另有调查显示，48.4% 的受访肿瘤患者家庭发生了灾难性卫生支出（医疗花费≥家庭年收入的40%），其中192名受访者的医疗支出甚至超出了家庭年收入[27]。 靶向治疗的“精准”，在生物学上是针对特定基因突变；在经济上，它同样在执行一种精准的筛选——将支付能力不足的家庭，精准地排除在“接力赛”的起跑线之外。 （四）耐药的必然性：克隆演化面前，药物研发是一场追赶不上的竞赛 即便跨过了经济门槛，靶向治疗仍然面临一个更深层的生物学困境：癌细胞的克隆演化速度，系统性地快于药物迭代的速度。 肿瘤并非一群基因完全相同的细胞，而是一个内部高度异质的细胞群落。麻省总医院癌症中心的研究明确指出，患者间和肿瘤内部的异质性共同驱动克隆演化，导致获得性耐药的发生；KRAS突变肺癌中，只有少数患者对突变选择性抑制剂产生应答，内在耐药与克隆逃逸并存。该中心进一步揭示，即便靶向药的 selectivity 和效力在代际间不断提升，“获得性耐药仍不可避免地发生”；初始治疗后存活的药物耐受持存细胞，可以获得“第二次基因组打击”，从而长成完全耐药的克隆[28]。 奥希替尼（第三代EGFR-TKI）的耐药研究提供了更尖锐的例证。一项研究发现，奥希替尼诱导的衰老细胞在停药后能够“逃逸”并恢复增殖，反复的衰老—逃逸循环驱动广泛的基因组不稳定性，由此产生的耐药并非通过可被下一代靶向药拦截的靶点突变来实现，而是以染色体不稳定性、杂合性广泛缺失和拷贝数改变为主要形式[29]。换言之，耐药不是药物研发暂时“没跟上”的问题，而是肿瘤作为一种适应性系统，其演化逻辑本身就在不断地绕开单一分子靶点的封锁。 将治愈的希望寄托于“等下一代药出来”，在克隆演化的时间尺度面前，是一场结构上无法取胜的追赶。 （五）靶向药接力：起点狭窄，终点封闭 “靶向药接力”是精准肿瘤学中最具吸引力的叙事之一。但它成立的前提，是一连串在现实中极少同时满足的条件：存在可靶向的驱动基因、第一棒有效、耐药机制恰好对应下一代药物、并且患者在经济和身体上能够撑到下一棒。 首先，能站上起跑线的人就是少数。驱动基因阳性的患者在实体瘤中只占一部分，精准肿瘤学的“承诺”与“实际覆盖”之间存在显著缺口。其次，即便接力启动，每一棒的持续时间也是有限的。第一代、第二代EGFR-TKI的中位耐药时间分别约一年和13—16个月。第三代药物耐药之后，真正的问题才暴露出来：没有第四代靶向药在等待。 此时的标准选择回到含铂双药化疗，而真实世界研究显示，奥希替尼进展后接受含铂化疗的中位无进展生存期仅为5.3个月，中位总生存期约10个月[30]。另一项针对第三代EGFR-TKI再挑战的研究同样报告，再挑战的中位PFS仅6.0个月，中位OS为12.0个月，无患者达到完全或部分缓解[31]。 “接力”的终局，往往不是跑完全程，而是在某一棒之后，发现前方已经没有下一棒可接。 靶向治疗的真实定位，不是“穷尽所有变异后一劳永逸地攻克癌症”，而是在耐药出现之前，为特定基因驱动的患者争取一段高质量的无进展生存期。它是一个有时间窗的工具，不是一个承诺终局的方案。 （六）“带瘤生存”作为目标的重新排序 手术化疗在晚期疾病中的边界与恢复代价，加上靶向治疗在经济与生物学上的双重局限，共同构成了一个结构性空缺：对于大多数中晚期患者，“把每一个癌细胞都杀干净”既在生物学上难以实现，也在经济上难以持续，更在身体承受力上难以承受。 正是在这一空缺处，周岱翰在20世纪80年代率先提出并诠释的“带瘤生存”获得了历史分量。其核心内涵是：“不以完全杀灭肿瘤为唯一治疗目标”，针对患者具体情况采用个体化综合治疗，“以获得最好的生活质量和最长的生存期为主要治疗目标，实现‘治病留人’”；当正邪交争达到相对稳定状态时，可以出现“人瘤共存”的特殊阶段，使用中医药手段协调此特殊矛盾[32-33]。“带瘤生存”所回应的，恰恰是杀灭逻辑在晚期疾病中边际收益急剧下降、而靶向逻辑又将大多数人排除在外的现实。 （七）肿瘤形成的“概率—逃逸”机制：从细胞分裂到临床肿瘤 “带瘤生存”之所以是一个符合生物学事实的目标，而非一种消极的妥协，根源在于肿瘤形成本身就是一个概率性事件，而非某个单一“错误”的必然结果。 John Cairns在1975年发表于《Nature》的经典论文中估算，一个寿命十倍于大鼠、体量百倍于大鼠的人类，一生中必须经历的细胞分裂总数约为10¹⁶次；与之相伴随的自发突变率约为每个基因每次细胞分裂10⁻⁶[34]。这一数字框架的含义是：在一个人一生数以亿亿计的细胞分裂中，潜在致癌突变以可计算的概率持续产生。 后来的定量研究进一步将人类体细胞每次分裂的突变率校准在10.6×10⁻⁷/细胞分裂的量级[35]。换言之，具有潜在致癌突变组合的细胞，在任何一个健康人体内都持续存在。但有突变的异化细胞并不等于肿瘤，绝大多数人一生中并不会因此患上癌症——这说明人体存在一套能够识别并清除这些异化细胞的机制，而肿瘤的发生经历了异化细胞积聚成核、快速繁殖扩张的质-量互转过程，意味着这套机制在某个克隆上失效了。 这套机制的核心，是免疫系统与肿瘤细胞之间动态博弈的免疫编辑过程。Dunn、Old与Schreiber在2004年的综述中将这一过程概括为三个连续的阶段：清除、平衡与逃逸[36-37]。在“清除”阶段，先天免疫和适应性免疫共同识别并杀死绝大多数转化异化细胞；在“平衡”阶段，少数未被清除的异化细胞进入一种被免疫系统持续压制、但并未被完全消灭的休眠状态——这恰恰是“带瘤生存”的免疫学基础，即有异化的肿瘤细胞存在，但其生长被免疫机制有效控制；而在“逃逸”阶段，经过免疫编辑“塑造”的肿瘤细胞获得了低免疫原性或免疫抑制能力，突破平衡，最终成为临床可检测的肿瘤。肿瘤的形成，因此不是“细胞分裂必然产生癌症”的线性结果，而是“高频突变提供了候选克隆，免疫清除淘汰了绝大多数，极少数逃逸者突破平衡”的多阶段概率过程。 理解这一点至关重要：在“清除”和“平衡”阶段，医学的目标不必然是“杀灭最后一个癌细胞”，而可以是维持免疫系统对异化克隆的有效控制——这正是“调环境”与“带瘤生存”在肿瘤免疫学中的精确对应。 医学史对这一问题的探索，曾以一种今天看来极不伦理的方式进行。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免疫学家Chester M. Southam在纽约Sloan-Kettering研究所工作期间，将体外培养的活癌细胞注射入俄亥俄州立监狱的囚犯以及Brooklyn犹太慢性病医院的老年患者体内，以观察健康个体的免疫系统是否会排斥植入的癌细胞[38-39]。Southam在未充分告知受试者所注射的是癌细胞的情况下进行了这些实验，其理由是“不愿引起恐慌”[39]。1963年《时代》杂志的报道记录了俄亥俄监狱中53名囚犯接受注射的场景：每次注射“三到五百万”活癌细胞，随后观察局部是否出现炎症和排斥反应[40]。这些实验在科学上提出了一个至今仍然核心的问题：异化细胞是否必然走向肿瘤，取决于宿主免疫系统与肿瘤细胞之间的力量对比。 它们因严重违反知情同意原则而成为研究伦理史上的标志性案例，Southam的医师执照一度被暂停[39]。有据可查的“向非癌症个体注射活癌细胞”的系统性实验，主要发生在20世纪中叶的Southam研究中[38-40]。百年后的今天，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和细胞治疗的成功，正是沿着“宿主免疫与肿瘤的力量对比”这一问题的方向取得的进展；而“带瘤生存”所主张的，恰恰是在这场力量对比中，不把全部筹码押在“杀灭”上，而是同时维护宿主一侧的识别与控制能力。 （七）“调环境”的生物学对应 “带瘤生存”的操作逻辑是扶正祛邪、改变肿瘤赖以生存和进展的身体环境。这一逻辑正在肿瘤免疫微环境研究中获得生物学对应。四君子汤相关研究显示，其有效成分能够诱导肿瘤相关巨噬细胞向M1型极化，逆转肿瘤微环境中的免疫抑制状态，增强NK细胞杀伤力，恢复T细胞功能[42]。针对脾虚结肠癌模型的研究进一步发现，四君子汤可促进肿瘤相关巨噬细胞从M2型向M1型转化，进而抑制肿瘤增殖[43]。在临床层面，中药联合化疗的系统评价与荟萃分析持续显示减毒增效效应：一项网络荟萃分析评估了口服中药联合化疗治疗非小细胞肺癌的疗效[44]，另一项系统评价纳入了140项随机对照试验，考察中药注射剂联合铂类化疗的临床疗效与安全性[45]。这些证据的定位必须诚实：它们支持中医在肿瘤治疗中作为整合治疗中具有独立机制贡献的组成部分，而非替代手术、放化疗的单一根治手段。但在靶向治疗将多数人排除在外、且终有“无棒可接”之时，一种低成本、可长期维持、不依赖罕见靶点、以患者整体功能和生活质量为核心指标的路径，其现实分量不需要靠“取代谁”来证明。 （八）名家临床记录：一些可追溯的个案证据 在系统评价之外，名家医案构成一个无法回避、也不应回避的层次。它是临床记录，不是随机对照试验；它不能提供普适的疗效估计，但它能提供可追溯的干预过程与结局，而这恰恰是“带瘤生存”理念最直接的临床注脚。 李可的“带瘤生存”实践。 李可在《李可老中医急危重症疑难病经验专辑》中记录的食道中段癌案，是其“度厥脱关，便有回生之望——把人留住，再图带癌生存”思路的典型呈现。患者为李可之母，1970年确诊食道中段癌，放疗37天后出现完全梗阻，水米不入，血色素6克，体重37.5公斤，放疗科主任嘱“准备后事”。经李可以散剂开道解除梗阻、汤剂扶正、两次厥脱抢救，患者恢复进食；汤剂连服3年达千余剂，散剂终生未断，最终带癌生存10余年，直至10年后病逝，期间未再发生严重梗阻[46]。李可明确将这一案例的核心定位于“带癌生存”而非“治愈癌症”。其自创“攻癌夺命汤”的临床记录显示，曾治愈甲状腺腺瘤24例、甲状腺瘤左锁骨上凹淋巴结肿大疑恶变5例、缺碘性甲状腺肿12例、颈淋巴结核4例、泛发性脂肪瘤5例、脑瘤术后复发1例，“多数在半月内痊愈，无复发”[47]；另有一例胰腺癌术后肝转移、被西医判定“生存期不超过3个月”的患者，经治疗后“已安十之七八”[47]。 贾堃与平消片的量化观察。 贾堃的代表性成果平消片，其原始方药来自《中医癌瘤学》所整理的系列临床方[48]。一项以“平消方”为名的临床观察记录了治疗肺癌60例的结果：显效8例，有效34例，无效18例，总有效率70%，处方来源明确标注为“陕西省中医研究所贾堃”[49]。另一项更大样本的观察——《平消片治疗180例癌瘤疗效观察》——系统报告了平消片对肺癌、肝癌、胃癌、食道癌及骨肿瘤等癌瘤的临床疗效，该药1958年开始试用于临床，后经扩大样本系统观察[50]。平消片的研发背景资料还记载了症状层面的改善数据：疼痛缓解率78.4%，食欲或进食情况改善率74.4%[50]。这些数字不涉及“治愈率”，但指向了中医肿瘤治疗中一个更可操作、也更诚实的评价维度：在瘤体未必显著缩小的前提下，症状负担和身体功能状态的改善本身具有独立的临床意义——而这一点，恰恰是靶向治疗在耐药之后、在经济门槛之外，无法为大多数患者提供的东西。 鄢荣光的案例集。 鄢荣光《鄢荣光老中医诊治癌瘤经验》的告读者部分明确记载，该书收录了 “60余种、140余例真实可信的临床案例”[51]。其中可追溯的个案包括：一例肠癌术后复发卧床患者，经中药治疗存活20年；一例膀胱癌患者，“三个多月痊愈，今已八年健在”；一例肺癌骨转移患者，经98剂中药治疗后肿瘤消失，随访时“已经活了26年”[51]。该书为未正式出版的电子稿，其“治愈率90%以上”的说法出自读者观感而非书内统计，不能作为量化证据引用；但书内所载个案的时间、地点、病情与随访年限，具有可追溯性。 《重订古今名医临证金鉴·肿瘤卷》的性质。 该书由单书健主编，是古今名医肿瘤治疗经验与医案的整理汇编，旨在“为临床中医诊治肿瘤提供借鉴”[52]。它本身不是一项有统一随访和统计口径的临床研究，其价值在于汇集历代医家的辨证思路与个案经验，而非提供可汇总的疗效数据。将其作为“医案来源”引用是恰当的，将其作为“疗效统计来源”引用则超出了该书的性质。 这一层次证据的定位必须明确。 上述记录——无论是李可的“带癌生存10余年”、贾堃的“总有效率70%”与“疼痛缓解78.4%”，还是鄢荣光的140余例案例集——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都属于临床记录层面的证据，存在选择偏倚、缺乏对照、随访口径不统一等固有局限。它们不能替代随机对照试验来证明某一疗法的普适疗效。但它们的价值在于：为“带瘤生存”这一治疗目标提供了可追溯的临床实例，为“调环境”的机制研究提示了值得检验的干预方向。 在靶向治疗的经济门槛将多数人排除在外、克隆演化使耐药成为必然、接力叙事在起点和终点同时受限的领域，这些个案所指向的问题——当“无瘤”难以达成、而“精准”又无力覆盖多数人时，医学还能为患者争取什么——恰恰是循证研究应当承接、而非回避的议题。 （九）肿瘤免疫治疗：当前水平、结构性局限与对“杀灭—调环境”框架的意义 肿瘤免疫治疗是过去十余年间肿瘤学领域最具范式意义的变化。它不再直接攻击癌细胞，而是解除免疫系统的抑制性刹车，或直接赋予免疫细胞新的识别能力，使宿主自身的免疫机制重新参与对肿瘤的控制。这一逻辑在概念上与前述“调环境”的思路存在结构性的亲缘关系：它关注的不是瘤体本身，而是宿主一侧的控制能力是否被恢复或维持。 但免疫治疗的临床现实远非“一劳永逸的治愈手段”，其当前水平、耐药机制与毒性谱，恰恰为理解“杀灭逻辑的边界”提供了一个新的、也更复杂的注脚[57-70]。 当前主要免疫治疗类型及其临床水平。 靶向PD-1/PD-L1和CTLA-4的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CIs）是目前免疫治疗的临床基石。在非小细胞肺癌（NSCLC）中，PD-1/PD-L1抑制剂联合或不联合化疗已成为无驱动基因突变晚期患者的标准一线治疗；在黑色素瘤、肾细胞癌等“热肿瘤”中，ICIs带来了长期生存甚至潜在治愈的病例[57]。但ICIs单药治疗的客观缓解率（ORR）在不同瘤种间差异显著，且相当比例的患者从一开始就不应答（原发性耐药），或在初始应答后出现进展（获得性耐药）。一项2025年的综述指出，高达65%的对免疫治疗产生客观应答的实体瘤患者最终会发生获得性耐药；在NSCLC中，超过60%的对ICIs初始客观应答的患者最终出现获得性耐药。ICI耐药后，二线标准选择（如多西他赛化疗）的中位总生存期仅为8—12个月[61]。这意味着，免疫治疗在部分患者中打开的“长期控制”窗口，对多数初始应答者而言，仍然会在某个时间点关闭。 过继细胞治疗在血液瘤中取得了变革性成功，已有7款CAR-T产品获FDA批准，部分患者获得可治愈性的结果。但在实体瘤中，尚无任何CAR-T产品获得FDA批准。其疗效受制于多重物理与免疫屏障：CAR-T细胞向肿瘤的运输和浸润不足；进入肿瘤后，免疫抑制性微环境抑制其扩增、持久性和杀伤功能；肿瘤可通过抗原丢失、突变或异质性表达逃逸CAR-T的识别[60]。TCR-T和TIL疗法在实体瘤中取得了更实质的进展：FDA于2024年批准了lifileucel（首个TIL疗法）用于晚期黑色素瘤，其5年分析显示ORR为31.4%；靶向PRAME的TCR-T疗法IMA203在ICI难治性黑色素瘤中显示出约50% 的ORR，但中位缓解持续时间仅为4.4个月；靶向MAGE-A4的TCR-T疗法afami-cel在滑膜肉瘤中展示了持久疗效[58-59]。这些数据表明，细胞治疗在实体瘤中正在从“不可行”走向“部分可行”，但距离“广泛有效”仍有相当距离。 个性化新抗原mRNA疫苗是近年最受关注的方向之一。一项随机II期试验显示，个性化mRNA新抗原疫苗联合抗PD-1治疗，在切除后的IIb—IV期黑色素瘤中，较抗PD-1单药显示出改善无复发生存期的有利趋势（p=0.053）[63-64]。双特异性抗体则试图通过同时结合肿瘤抗原和T细胞信号分子，绕过MHC限制或增强T细胞衔接。例如，PD-1/PD-L1双抗IBI318联合仑伐替尼，在ICI获得性耐药的晚期NSCLC中，12周ORR达到40.0%，中位PFS为6.9个月，中位OS为18.2个月[62]。CAR-NK细胞因其较低的细胞因子释放综合征风险而受到关注，在复发/难治性B细胞淋巴瘤中，现货型NK细胞疗法的ORR为58%；在晚期胰腺癌中，NK细胞联合化疗的ORR为31.6%，疾病控制率为73.7%[60]。 结构性局限。 免疫治疗未能绕开四个边界。第一，应答的“冷热”分化。 显著获益主要集中在“炎症型”或“热肿瘤”中，这些肿瘤具有较高的突变负荷、T细胞浸润和干扰素信号活性；在免疫学“冷”肿瘤中，ICI单药治疗因T细胞浸润不足而疗效有限[57][68]。免疫治疗并未消除“谁受益”的问题，而是以另一种方式将其重新提出：不是基因突变类型，而是肿瘤与免疫系统之间的关系状态。 第二，耐药的“双向逃逸”。 获得性耐药的机制同时来自肿瘤内在和微环境外在两个方向：内在机制包括新抗原丢失、抗原呈递缺陷、干扰素γ不敏感、T细胞排斥和代谢重编程；外在机制包括抑制性分子上调、免疫抑制性细胞（如M2型肿瘤相关巨噬细胞、髓源性抑制细胞、调节性T细胞）的募集、细胞外基质重塑和肠道菌群失调[61]。肿瘤不仅在“逃避免疫识别”，还在“改造免疫环境”使其不利于效应T细胞的功能。 这与靶向治疗中“克隆演化绕开单一分子靶点”的逻辑在结构上同构：免疫治疗面对的不是一个静态的靶点，而是一个会学习、会适应、会重塑其周围环境的动态系统。 第三，毒性谱的慢性化。 皮肤毒性是最常见的免疫相关不良事件（irAEs），发生率接近50%[67]。一项真实世界分析显示，在接受辅助ICI单药治疗的患者中，慢性irAEs的发生率超过40%；在所有ICI联合方案（除ICI/VEGF外）中，需要持续免疫抑制治疗的慢性活动性irAEs发生率约为20%；接受双免疫联合治疗的患者中，66% 出现未完全缓解的永久性irAE[65-66]。内分泌irAEs（如甲状腺功能减退、垂体炎）往往是永久性的，需要终身激素替代。免疫治疗以“慢性毒性”替代了化疗的“急性毒性”，但慢性毒性同样消耗身体的功能储备。 第四，可及性的经济筛选。 中国CAR-T产品的定价在100万—130万元人民币之间，尽管约为美国价格的三分之一，对普通家庭而言仍是断裂性的负担[69]。PD-1抑制剂经医保覆盖后，部分瘤种的增量成本效果比已降至中国人均GDP阈值以下（如特瑞普利单抗联合化疗用于广泛期小细胞肺癌的ICER为8,178.52美元/QALY），但并非所有免疫治疗方案都达到了这一阈值，且地区间的支付能力差异显著[70]。免疫治疗的可及性，在很大程度上仍然由支付能力而非生物学需求决定。 可能的影响。 免疫治疗的出现，使“调环境”不再是一个与主流治疗范式平行的替代性概念，而成为主流肿瘤学内部正在被系统性探索的方向。ICI的作用是解除免疫抑制信号，细胞治疗是补充或增强效应细胞，疫苗是训练免疫记忆，双抗是重新定向免疫杀伤——这些策略的共同逻辑，都是试图恢复或增强宿主对肿瘤的控制能力，而不是直接以细胞毒作用杀灭肿瘤。 但这并不意味着免疫治疗已经完成了“从杀灭到调环境”的范式转换。它在两个关键意义上仍然携带着“杀灭逻辑”的结构性遗产：其一，它的疗效评价体系仍然以瘤体缩小（ORR）和影像学无进展生存（PFS）为核心终点，而“免疫平衡的维持时间”“宿主免疫功能的恢复程度”尚未成为标准化的治疗目标；其二，它的耐药问题与靶向治疗同构：肿瘤作为一个适应性系统，同样能够通过抗原丢失、微环境重塑和免疫抑制细胞募集来“逃逸”免疫控制[61]。免疫治疗延长了“平衡”窗口，但没有消除“逃逸”的可能性。 这恰恰是免疫治疗与前述“带瘤生存”“扶正调环境”逻辑之间最有生产性的交汇点，同时也是后者需要被严格检验的地方。四君子汤等扶正类方药被报道能够促进肿瘤相关巨噬细胞从M2型向M1型极化、逆转免疫抑制微环境[42-43]，其机制方向与ICI所针对的“解除免疫抑制”在逻辑上是一致的。如果中医药的“扶正”确实作用于肿瘤免疫微环境中的抑制性细胞群或效应细胞功能，那么它至少在概念上有潜力成为一种低成本的、与ICI或细胞治疗协同的“微环境调节”策略。 但这一潜力目前仍停留在机制假设和单臂观察层面，缺乏与免疫治疗联合的前瞻性随机证据。免疫治疗的临床现实——65%的获得性耐药率、20%的慢性活动性irAE需要持续免疫抑制、CAR-T在实体瘤中尚无获批产品、百万元级的费用——恰恰为“低成本、可长期维持、以宿主整体功能为目标的干预”提供了一个真实的、而非修辞性的需求空间。但这个空间能否被中医药填充，取决于它能否产出与免疫治疗同等严格水平的临床证据，而不是取决于它在概念上与“调环境”有多么接近[57-70]。 五、归位：规则开始奖励被边缘化的东西 扭转中医地位的关键，在于改变那套让“认真辨证”在经济上不划算的规则。2025年9月24日，国家医保局办公室与国家中医药局综合司联合印发《关于开展中医优势病种按病种付费试点工作的通知》（医保办函〔2025〕75号），遴选试点地区，核心原则是“中医优势明显、临床路径清晰、诊疗效果确切、质量安全可控、病例数量充足、费用相对稳定”，探索适合中医药特点的医保支付方式[53]。上海的先行试点提供了具体画面：2022年起在22家中医及中西医结合医院试点22个优势病种的按疗效价值付费，建立基于DRG/DIP的支付标准与疗效考核机制。2024年，59家试点医院优势病种患者例均自付费用降低18.5%；以腰痹为例，中医优势病种支付标准比DRG/DIP标准低16.3%，而中医药治疗费用占比从31%升至40%[54]。在价格端，2025年中医服务价格改革将针法收费从按“穴位”改为按“次”，突出技术劳务价值；北京市三甲医院主任医师的针灸服务费最高可加收60%[55]，吉林省对儿童中医外治项目增设20% 加收项[56]。 这套改革的方向是根本性的：它不再按“做了多少项目”付钱，而是按“用中医的方法把某个病治出了什么结果”付钱。 但归位远未完成：试点覆盖的仍然是临床路径清晰、费用相对稳定的优势病种；那些需要长期辨证调整、难以打包计费、却可能更体现中医整体调节优势的领域，仍可能被新的支付技术冷落。更根本的追问始终存在：中医获得重视的理由，究竟是因为它“能帮医保省钱”，还是因为它作为一种尊重人体长期运行状态的医学，本身值得存在？ 六、结论 七十余年的制度变迁揭示了一条清晰的线索：中医的兴衰，从来不只取决于它“能不能治好病”，更取决于它被嵌入的那套规则是否承认它的治愈方式。 在福利医疗时代，它的“廉”是公共美德；在项目付费时代，同样的“廉”成了生存缺陷；在按病种和疗效付费的转轨中，“廉”与“效”的结合才第一次获得了被制度定价的可能[5][53-54]。 肿瘤领域的意义尤为典型。七类高发癌种的分期数据显示，手术和化疗在晚期疾病中的生存边界早已如实呈现[8-15]，而其恢复代价——手术后的粘连与瘢痕[16-17]、放疗后的慢性纤维化[18]、化疗对骨髓与神经功能的持续消耗[19-20]——构成了生存率叙述中常被略过的另一面。靶向治疗以“精准”之名延长了部分患者的生存，但它同时携带着三重无法通过技术迭代消解的结构性局限：月费用中位数数倍于人均月收入的经济门槛，将普通工薪家庭精准地排除在起跑线之外[24-27]；癌细胞的克隆演化和基因组不稳定性，使耐药成为追赶不上的必然[28-29]；而“接力”叙事在起点上只覆盖少数驱动基因阳性者，在终点上则面临第三代药物耐药后无靶向药可接、只能退回中位PFS约5个月的化疗的现实[30-31]。 免疫治疗以“解除免疫刹车”为逻辑，在部分患者中延长了“平衡”窗口，但65%的获得性耐药率、20%的慢性活动性irAE需要持续免疫抑制、CAR-T在实体瘤中尚无获批产品、百万元级的费用，共同构成了新的结构性边界[57-70]。更深一层，Cairns的估算与免疫编辑理论共同揭示：肿瘤的发生是概率性突变与免疫逃逸共同作用的结果，而非突变的线性累积；在“平衡”阶段，肿瘤细胞存在但被免疫系统有效控制——这为“带瘤生存”提供了严格的生物学基础[34-37]。 正是在这一“概率—逃逸”机制与临床治疗边界的双重空缺处，中医“带瘤生存”“扶正调环境”的逻辑从边缘经验转变为整合肿瘤学必须认真对待的路径——不是因为它能替代什么，而是因为它能在杀灭逻辑失效、靶向逻辑与免疫逻辑又将多数人排除在外的地方，提供另一种以人的长期状态为中心的选择。李可的“带癌生存10余年”[46]、贾堃平消片观察中的“总有效率70%”与“疼痛缓解78.4%”[49-50]、鄢荣光140余例案例集中的长期存活记录[51]，与四君子汤调控肿瘤免疫微环境的机制研究[42-43]一道，构成了这一路径从临床记录到生物学解释的完整链条。 一种医学的命运，最终取决于社会是否愿意为它所擅长的事情付钱。 让“认真辨证”比“开检查单”更有回报，让“把人管好”比“多做项目”更有价值，让一种不依赖罕见靶点和持续支付能力、而是依赖对患者整体状态长期把握的医学路径获得制度空间，这既是中医归位的前提，也是整个医疗体系从“征服疾病”转向“疗愈人体”的试金石。 参考文献 [1] 余云岫. 旧医处理问题大纲草案[J]. 医药世界, 1949, 3(2):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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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402 PRAME bispecific continues to demonstrate encouraging anti-tumor activity in multiple indications, alongside a favorable safety profileIMA402 achieved a cORR of 32%, 12.5 months median DOR and a 1-year OS rate of 91% in advanced melanoma patients with high PRAME expressionClinical profile of IMA402 reinforces development path across multiple solid tumor indications, including melanoma, gynecologic cancers and lung cancer, in earlier and later treatment lines, supported by Immatics’ innovative, rapid liquid biopsy-based PRAME testingIMA203CD8 PRAME cell therapy demonstrated deep and durable anti-tumor activity across multiple tumor types with a manageable safety profile, supporting its tumor-agnostic potential. At clinically relevant dose levels in patients with advanced, heavily pretreated gynecologic cancers, cORR was 55% with a median DOR of 8.4 months Houston, Texas and Tuebingen, Germany, October 24, 2026 – Immatics N.V. (NASDAQ: IMTX, “Immatics” or the “Company”), the global leader in precision targeting of PRAME with multiple clinical-stage programs spanning cell therapies and bispecifics, today announced updated clinical trial data from its ongoing Phase 1b study with IMA402 PRAME bispecific and its Phase 1 study with IMA203CD8 PRAME cell therapy. The IMA402 data will be presented in a rapid oral presentation (1955RO) by Dirk Schadendorf, M.D., and the IMA203CD8 data were presented in an oral presentation (1946O) by Antonia Busse, M.D., at the 2026 Annual Meeting of the European Society for Medical Oncology (ESMO) in Madrid, Spain. In addition, exploratory analyses of the anzu-cel Phase 1b melanoma cohort will be presented in a poster (2128P) by Sapna Patel, M.D. The slides are available in the ‘Events & Presentations’ section of the Investor & Media page on the Company’s website. “The data presented at ESMO further underscore the potential of IMA402 as an off-the-shelf treatment option for patients with solid cancers. This promising clinical profile reinforces our strategy as we continue to advance IMA402 across multiple cancer types and treatment lines, with combination approaches further expanding its reach,” said Cedrik Britten, M.D., Ph.D., Chief Medical Officer at Immatics. “In addition, as the IMA203CD8 PRAME cell therapy data continue to mature, we are increasingly encouraged by its broad potential for patients with advanced PRAME-positive cancers. Together with anzu-cel, IMA402 and IMA203CD8 give us three distinct and complementary approaches to target PRAME, with the potential to reach more patients across a broad range of cancers.” Rapid Oral Presentation Summary - IMA402 PRAME TCR Bispecific Phase 1b Trial Patient Population: Heavily pretreated patient population with a median of 3 prior lines of therapyAs of the data cutoff on June 1, 2026, 126 heavily pretreated patients across multiple tumor types, primarily melanoma and ovarian cancer, received at least one infusion of IMA402 during the dose escalation or dose expansion part of the ongoing trial (NCT05958121). Patients had received a median of 3 prior lines of systemic treatment, had a median target lesion sum of diameter of 7.4 cm and had a median of 4 tumor lesions. The efficacy population included 40 patients treated within the recommended Phase 2 dose (RP2D) range of 10 to 45 mg across varying levels of PRAME expression. Within this population, 31 patients exhibited high PRAME expression levels (PRAME-high)1 in their tumors. Of these, all patients with PRAME-high melanoma had received prior systemic treatment with immune checkpoint inhibitors (ICI), with a median of 2 prior ICI regimens and all patients with PRAME-high ovarian cancer were previously treated with platinum-based chemotherapy. Safety: Favorable tolerability profile as monotherapy and as combination therapy IMA402 showed favorable tolerability across all doses. The most frequent treatment-related adverse events (TRAEs) were expected, transient lymphopenia and low-grade cytokine release syndrome (CRS), consistent with the mechanism of action. No cases of ICANS were reported. No IMA402-related Grade 5 events were reported. Tolerability was consistent across all evaluated doses, including the RP2D range, with no additive toxicity observed when combined with an ICI. Anti-tumor Activity and Durability: 32% cORR in PRAME-high melanoma with promising durability and survivalIMA402 showed promising anti-tumor activity as monotherapy (n=36) or in combination with an immune checkpoint inhibitor (n=4) in the efficacy population at RP2D range. Treatment with IMA402 demonstrated 10 confirmed responses resulting in an overall confirmed objective response rate (cORR) of 25% (10/40) and a disease control rate (DCR) of 63% (25/40). This includes one confirmed complete response in melanoma. The longest ongoing response exceeded 2 years. In the PRAME-high population, cORR was 32% (10/31) across all indications and 32% (7/22) in patients with melanoma. The PRAME-high melanoma population further showed a median duration of response (mDOR) of 12.5 months (median follow-up, mFU, 16.8 months). Median overall survival (mOS) was not reached (mFU 8.8 months), with 91% of patients alive at 1 year (versus 60% of patients treated below RP2D range), indicating promising overall survival data irrespective of best response. Among 6 patients with PRAME-high ovarian cancer, 3 confirmed responses were reported. a Includes cutaneous melanoma and one patient with uveal melanoma. b Includes endometrial cancer (n=2), sqNSCLC (n=2), and synovial sarcoma (n=1); BOR, best overall response; BL, baseline; cCR, confirmed complete response; cORR, confirmed objective response rate; DCR, disease control rate; PD, progressive disease; (c)PR, (confirmed) partial response; SD, stable disease. BOR, best overall response; BL, baseline; cCR, confirmed complete response; cORR, confirmed objective response rate; PD, progressive disease; (c)PR, (confirmed) partial response; SD, stable disease. Next Development Steps for IMA402:The promising clinical profile of IMA402 supports a development path across various solid tumors in earlier and later treatment lines. These include combination approaches with ICIs in melanoma and in gynecologic cancers as well as IMA402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Company’s MAGEA4/8-directed bispecific, IMA401, in lung cancer with first data expected in 2027. Furthermore, the use of Immatics’ proprietary rapid, sensitive and reliable liquid biopsy-based PRAME testing enables precise patient selection and could support potential fast-to-market strategies, subject to regulatory approval, in PRAME-high melanoma and beyond. Oral Presentation Summary - IMA203CD8 PRAME Cell Therapy Phase 1 Trial Patient population: Heavily pretreated patient population with limited treatment optionsAs of the data cutoff on August 7, 2026, 98 heavily pretreated patients across multiple advanced solid tumor types expressing PRAME that had undergone a median of 3 prior systemic treatments were enrolled in the ongoing Phase 1 dose escalation/dose expansion trial (NCT03686124). Of these, 90 patients were evaluable for efficacy, including 27 with gynecologic cancers (ovarian and uterine cancer), 44 with melanoma, 12 with synovial sarcoma and 7 with other solid tumor types. All patients with ovarian cancer had received prior platinum-based therapy. Safety: Treatment with IMA203CD8 was manageable IMA203CD8 demonstrated a consistent and manageable safety profile across different solid tumor types and a wide dose range (median dose 1.81x109 TCR T cells, range 0.44-12.50x109). The most frequent treatment-emergent adverse events (TEAEs) were expected and included transient cytopenias associated with the lymphodepletion regimen and low-grade cytokine release syndrome (CRS), consistent with the mechanism of action. ICANS was infrequently observed, and no IMA203CD8-related Grade 5 events occurred. Maximum tolerated dose (MTD) was not reached with doses up to 12.5 billion IMA203CD8 cells. Anti-tumor Activity and Durability: One-time infusion of IMA203CD8 PRAME cell therapy showed anti-tumor activity across multiple tumor typesAcross all evaluated dose levels and tumor types, including lower dose levels not selected for further clinical development, a one-time infusion of IMA203CD8 demonstrated an ORR of 51% (46/90) and a cORR of 41% (36/87). The DCR was 82% (74/90) and 83% (71/86) of patients with evaluable target lesions experienced tumor reduction. Responses were observed across multiple solid tumors expressing PRAME, including ovarian cancer, uterine cancer, melanoma, synovial sarcoma, and others. Durable long-term responses were observed with ongoing responses for more than 2.5 years. 3 patients without any post-baseline scan not evaluable for assessment of tumor reduction, not depicted in the plot, but included in efficacy calculations. For patients achieving a (c)CR with <100% change from baseline, target lesions were lymph nodes that resolved to <10 mm per RECIST 1.1; BOR, best overall response; (c)CR, (confirmed) complete response; PD, progressive disease; (c)PR, (confirmed) partial response; SD, stable disease. In 20 patients with gynecologic cancers (ovarian and uterine cancer) treated at clinically relevant dose levels (≥DL4c), IMA203CD8 demonstrated consistent anti-tumor activity with an ORR of 60% (12/20) and a cORR of 55% (11/20), a DCR of 70% (14/20) and tumor reduction in 68% (13/19) of patients. Early durability data showed a mDOR of 8.4 months (mFU 6.0 months), a mPFS of 5.8 months (mFU 8.1 months) and mOS not reached at 7.8 months mFU. 1 patient without any post-baseline scan not evaluable for assessment of tumor reduction, not depicted in plot, but included in efficacy calculations; those patients achieving a (c)CR with <100% changes from baseline, target lesions were lymph nodes that resolved to <10 mm per RECIST 1.1; BOR, best overall response; (c)CR, (confirmed) complete response; PD, progressive disease; (c)PR, (confirmed) partial response; SD, stable disease. Next Development Steps for IMA203CD8:Phase 1a dose escalation is complete. Immatics is currently enrolling patients with uterine cancer at clinically relevant doses to further expand the clinical dataset in this indication. In addition, a Phase 1/2 investigator-initiated trial (IIT) in patients with PRAME-positive pediatric cancers is planned to start in 1H 2027. The clinical activity of IMA203CD8 observed across tumor types with distinct biology and differing levels of PRAME expression, including ovarian cancer, uterine cancer, melanoma and synovial sarcoma, supports the broad applicability of IMA203CD8 across PRAME-positive cancers. The development approach for IMA203CD8 will leverage targeted cohorts of selected tumor types, such as ovarian cancer, uterine cancer, rare cancers and pediatric cancers to build the clinical evidence base for broader, tumor-agnostic application. Poster Presentation Summary – Anzu-cel Phase 1b Melanoma CohortAdditional exploratory analyses (data cutoff Sept 24, 2025) of anzu-cel (anzutresgene autoleucel, IMA203), presented in a poster (2128P) by Sapna Patel, M.D., demonstrated durable clinical benefit following a one-time treatment in a heavily pretreated population of patients with advanced melanoma. Durable clinical benefit was observed across patients with varied baseline clinical and treatment characteristics, with no single characteristic identified as a predictor of prolonged PFS. Exploratory analyses suggested that lower tumor burden, lower LDH, and a higher effector-to-target ratio may be associated with longer PFS. These findings further strengthen the clinical profile of anzu-cel, which is currently being evaluated in the Phase 3 SUPRAME trial in advanced melanoma. About IMA402 PRAME BispecificIMA402 is a molecule from Immatics’ TCR bispecifics (TCER®) pipeline directed against an HLA-A*02:01-presented peptide derived from PRAME. IMA402 is currently being evaluated in a Phase 1b clinical trial in patients with solid tumors expressing PRAME. IMA402 is part of Immatics’ strategy to leverage the full clinical potential of targeting PRAME, one of the most promising targets for TCR-based therapies. About IMA203CD8 PRAME Cell Therapy IMA203CD8 is Immatics’ PRAME-directed TCR T-cell therapy engineered to recognize an intracellular PRAME-derived peptide presented by HLA-A*02:01 on the cell surface and initiate a potent and specific anti-tumor response. Co-transduction of CD8αβ with the PRAME TCR adds functional CD4+ T cells designed to boost anti-tumor activity. IMA203CD8 is currently being evaluated in a Phase 1b clinical trial in solid tumors expressing PRAME. About Anzu-cel PRAME Cell TherapyAnzu-cel (anzutresgene autoleucel; IMA203) is a PRAME-directed TCR T-cell therapy engineered to recognize an intracellular PRAME-derived peptide presented by HLA-A*02:01 on the cell surface and initiate a potent and specific anti-tumor response. Anzu-cel PRAME cell therapy is currently being evaluated in a registration-enabling randomized controlled Phase 3 trial, “SUPRAME,” in patients with unresectable or metastatic melanoma who have disease progression on or after treatment with at least one checkpoint inhibitor. In parallel, the Phase 1/2 clinical trial is ongoing with a focus on uveal melanoma. About PRAME PRAME is a tumor-associated target expressed in more than 50 cancers. Immatics’ PRAME franchise includes multiple product candidates, therapeutic modalities, indications and combination approaches: anzu-cel (anzutresgene autoleucel; IMA203) and IMA203CD8, both PRAME-directed cell therapies, and IMA402, a PRAME-directed bispecific. Combination approaches include IMA402 with immune checkpoint inhibitors, IMA402 with the MAGEA4/8-directed bispecific IMA401, and anzu-cel in combination with Moderna’s PRAME mRNA therapy designed to enhance the cell therapy response. About Immatics Immatics is committed to making a meaningful impact on the lives of patients with cancer. We are the global leader in precision targeting of PRAME, a target expressed in more than 50 cancers. Our cutting-edge science and robust clinical pipeline form the broadest PRAME franchise with the most PRAME indications and modalities, spanning TCR T-cell therapies and TCR bispecifics. Immatics intends to use its website www.immatics.com as a means of disclosing material non-public information. For regular updates, you can also follow us on LinkedIn and Instagram. Forward-Looking Statements Certain statements in this press release may be considered forward-looking statements. Forward-looking statements generally relate to future events or the Company’s future financial or operating performance. For example, statements concerning timing of data read-outs, the timing, outcome and design of clinical trials, the nature of clinical trials (including whether such clinical trials will be registration-enabling), the timing and outcomes of IND, CTA, BLA and other regulatory filings, the timing of commercial launches, estimated market opportunities, manufacturing timetables, capacity and success rates, the potential benefits of product candidates, the Company’s intended strategy, and other metrics are forward-looking statements. In some cases, you can identify forward-looking statements by terminology such as “may”, “should”, “expect”, “plan”, “target”, “intend”, “will”, “estimate”, “anticipate”, “believe”, “predict”, “potential” or “continue”, or the negatives of these terms or variations of them or similar terminology. Such forward-looking statements are subject to risks, uncertainties, and other factors which could cause actual results to differ materially from those expressed or implied by such forward-looking statements. These forward-looking statements are based upon estimates and assumptions that, while considered reasonable by Immatics and its management, are inherently uncertain. New risks and uncertainties may emerge from time to time, and it is not possible to predict all risks and uncertainties. Factors that may cause actual results to differ materially from current expectations include, but are not limited to, various factors beyond management's control including general economic conditions and other risks, uncertainties and factors set forth in the Company’s Annual Report on Form 20-F and other filings with the 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 (SEC). Nothing in this press release should be regarded as a representation by any person that the forward-looking statements set forth herein will be achieved or that any of the contemplated results of such forward-looking statements will be achieved. You should not place undue reliance on forward-looking statements, which speak only as of the date they are made. The Company undertakes no duty to update these forward-looking statements. All the scientific and clinical data presented within this press release are – by definition prior to completion of the clinical trial and a clinical study report – preliminary in nature and subject to further quality checks including customary source data verification.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contact: MediaTrophic CommunicationsPhone: +49 151 74416179immatics@trophic.eu Immatics N.V.Jordan SilversteinHead of StrategyPhone: +1 346 319-3325InvestorRelations@immatics.com 1 Patients showed PRAME expression 3-fold higher than the PRAME qPCR threshold, based on an exploratory analysis in the efficacy population. More than 80% of patients with cut. melanoma are estimated to have PRAME-high expression based on Immatics and TCGA RNA seq data. Attachment PDF Vers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