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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FACE
前言
过去几年里,靶向蛋白降解(TPD)技术在全球掀起了一场针对传统小分子抑制剂的降维打击。但越是具有颠覆性的技术叙事,越需要临床结果兑现,被视为“不可成药”靶点克星的降解剂,也仍在“进一退二”的博弈中寻找微弱的亮光。
近期,EGFR降解剂领域的连续退潮,正是这一逻辑的缩影。继百济神州对其EGFR降解剂BG-60366进行优先级调整之后,C4 Therapeutics也在一季度业绩会上披露,已停止其EGFR降解剂CFT8919在中国以外地区的开发。
图源:百济神州官方资料
但这绝非终点,在硬币的另一面,国内ADC第一集团军的新锐力量宜联生物,近期公开了最新的DAC(Degrader-Antibody Conjugate,降解剂偶联药物)平台专利,试图用ADC的方式重构降解剂的治疗窗口。
TPD已经逐渐从“机制想象力”走向“临床硬考验”。百济与C4的战略撤退、宜联祭出的DAC平台“大招”,都代表了行业正在从单纯追求“能降解”转向更强调“在哪里降解、降解谁、以什么剂量降解、用什么方式降解”的蓝海深处。
01
深水触礁:百济的退与不退
靶向蛋白降解(TPD)技术的科学源头可以追溯至上世纪对泛素-蛋白酶体系统的基础研究。
以PROTAC(蛋白降解靶向嵌合体)和MGD(分子胶降解剂)为代表的TPD疗法,率先进入了临床“主战场”,核心优势在于其催化降解的非占位机制:它们不需要与靶蛋白的活性位点进行高强度的竞争性结合,只需利用泛素-蛋白酶体途径就能将致病蛋白彻底清除。
泛素-蛋白酶体系统的组成与核心过程
图源论文资料
颇具想象力的技术机制,推动Arvinas、C4 Therapeutics、Kymera、Nurix等公司如雨后春笋般涌出,并获得了资本和产业的高度关注。
但临床开发从来不会因为技术概念先进而降低门槛。
以C4 Therapeutics自身为例,其靶向IKZF1/3的分子胶CFT7455尽管显示出了深度靶点降解的潜力,但也暴露出骨髓抑制毒性的剂量限制性问题——5例患者中就有3例发生4级中性粒细胞减少,1例发生3级中性粒细胞减少。
EGFR降解剂则面临更复杂的问题。作为肺癌领域最成熟、竞争最激烈的靶点之一,三代EGFR TKI已经深刻改变了EGFR突变非小细胞肺癌(NSCLC)的治疗格局。因此,一个EGFR降解剂如果只是“可以降解EGFR”,对临床获益而言可能远远不够。
CFT8919的设计核心在于选择性降解L858R突变,并试图保留野生型EGFR,以求获得更好的治疗窗口。然而,选择性设计在人体内能否被充分兑现,以及相较现有TKI是否有明确疗效优势,都是其必须跨越的门槛。
CFT8919在中国权益已于2023年授权给贝达药业,贝达发起的中国I期临床仍可查询到,而C4此前曾表示,将基于该中国研究数据决定是否推进海外临床开发。如今C4提前选择放弃中国以外开发,至少说明现有数据或商业判断并未支撑其继续下注。
图源:C4官方资料
在此之前,百济神州也悄然调整了同类产品BG-60366的研发优先级。该资产此前一度被视为EGFR降解剂方向的重要竞争者,希望覆盖较广泛的EGFR突变谱,但在经历了I期临床试验的缩减后,BG-60366最终“跌落神坛”。
据Oncology Pipeline统计,目前仍在临床阶段的EGFR降解剂仅剩三款,且悉数退守在中国本土:包括海思科的HSK40118以及和径医药的HJ-004-02、HJ-002-03。由于野生型EGFR在人体正常组织中广泛表达,如何在维持分子高降解活性的同时不误伤正常细胞,成为了目前TPD疗法难以承受之重。
值得注意的是,百济对于TPD赛道的战略雄心从未缩水。其自主研发的BTK PROTAC分子BGB-16673便是这一战略的绝对核心。
面对前两代BTK抑制剂在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CLL)和套细胞淋巴瘤(MCL)治疗中必然走向耐药的医学难题,BGB-16673展现出了强大的突变克服能力,且安全耐受性显著优于其他同类早期降解剂,目前正在推进与礼来匹妥布替尼(Pirtobrutinib)的头对头III期临床试验。
其针对CDK2、IRAK4等靶点的降解剂管线也有多个适应症正在推进中。百济的雄心不难理解,PD-1和BTK抑制剂之后,百济需要在下一代技术平台中占据身位,对于旗下降解剂的优胜劣汰,不仅是公司寻求新增长的聚焦战略,也是降解剂赛道竞争深化的现实动因。
02
DAC——蓝海竞技场
当小分子降解剂在全身毒性的泥潭中苦苦挣扎时,另一条开发路径——DAC悄然浮现:既然裸露型降解剂的毒性来自于系统暴露,那如果能通过DAC为它安装一套精准导航系统,将其定向递送到肿瘤组织内部释放,或许就能化解这一宿命般的难题。
宜联生物近期公开的全新DAC技术平台,再次向全球前沿医药技术深水区祭出了平台型大招,旨在用抗体的高特异性来对冲TPD小分子极具杀伤力的“高活性”。
专利信息显示,宜联在DAC平台构建中采用HER2抗体进行验证,并重点围绕CD123和CD33等靶点展开产品开发,优先切入血液瘤领域。在连接子(Linker)与TPD小分子的组合上,宜联进行了近10种方案的穷尽式筛选,最终选择GSPT1(G1期至S期过渡蛋白1)降解剂作为其核心毒素。
在具体构建上,宜联优选了DL001和DL008两种drug-linker组合,二者均采用不可裂解连接子技术,DAR值均为8。
传统ADC中,可裂解连接子有利于payload释放并可能产生旁观者效应,但也带来血浆稳定性风险;不可裂解连接子则在血液循环中拥有极高的亲水性和稳定性,几乎不会发生毒素的提前脱落,这种选择将“靶向安全”的理念推向了极致。
宜联在其专利中披露了一系列扎实且令人振奋的临床前数据,尤其在血液瘤模型中,搭载了DL008连接子毒素的CD123 DAC(ADC-008)展现出了惊人的抑瘤药效。
在OCI-AML-3细胞移植瘤模型中,ADC-008与BMS的经典CD33对照ADC药物进行了头对头的高强度比拼。结果显示,宜联的DAC在药效维持时间和抑瘤深度上均显著优于BMS的对照组。同样,在CD33靶点方向上,搭载了DL001的DAC也复现了这种高效且低毒的优异表现。
放眼全球,DAC并非只有宜联一家在探索。BMS、默沙东、辉瑞、艾伯维等巨头均通过外部引进或自研形式丰富自身DAC管线,国内恒瑞、诺诚健华、齐鲁等药企也基于自身ADC技术积累,纷纷进军DAC。
今年初,杭州和正医药宣布与美国一家生物技术公司达成DAC药物全球战略合作,成为中国生物医药企业在DAC领域的首笔海外合作交易。
新药研发的迷人之处,就在于一条道路的尽头,往往孕育着另一条道路的起点。随着ADC赛道迅速拥挤,免疫激动剂、放射性核素、RNA调控分子、蛋白降解剂等新payload,都可能成为下一代ADC进化的方向;而当传统的小分子降解剂在毒性风暴中举步维艰时,偶联技术也在为TPD赛道推开一扇新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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