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
复杂疾病的诊疗正站在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点上。传统的小分子和单克隆抗体(Monoclonal Antibody, mAb)药物,虽然显著改善了患者的健康状况,但在面对癌症、遗传性疾病和神经退行性疾病等诸多挑战时,其靶向性、疗效持久性及可及靶点范围的局限性日益凸显。今天的医药创新,不再是简单的“修补”,而是追求从根源上“治愈”。
一场由细胞基因疗法(CGT)、抗体偶联药物(ADC)和双/多特异性抗体(BsAb/MsAb)引领的“下一代创新药”研发浪潮,正席卷全球,为患者带来了功能性治愈或长期缓解的曙光。作为一名资深分析师,我将为您深度剖析这一新兴疗法(Emerging Therapies)如何凭借其全新的作用机制、复杂的工程技术和突破性的临床潜力,正在全球范围内,尤其是中国,构建全新的医药蓝图。
一、范式重构:下一代创新药的底层逻辑
“下一代创新药”区别于传统药物,它们是基于全新作用机制、复杂工程技术和深刻生物学见解而开发的颠覆性疗法。其核心特征在于:作用机制创新(如基因编辑修复缺陷基因、CAR-T精确重编程细胞功能);高度靶向性与靶点突破(能够精准递送毒素或攻克传统小分子不可成药靶点);以及最关键的,拥有实现功能性治愈的潜力。
这一变革浪潮中,中国力量的崛起尤为瞩目。根据数据显示,下一代创新药在中国企业在研管线中的占比,已从2021年的27%快速提升至2024年的39%,且在中国潜在的First-in-class(同类首创)产品中的占比更是高达62%。在CGT、ADC、双/多抗这三大核心领域,中国企业在研产品数量已位居全球首位,比例占全球的一半甚至以上。资本市场也随之热捧,这三大赛道均已涌现出年销售额超过10亿美元的重磅炸弹(Blockbuster)产品,重磅交易和并购频发。
二、CGT:活体疗法,从血液到实体的“进军”
细胞与基因疗法(CGT)是生物医学领域的革命性技术,其核心在于通过修饰或操纵人类细胞或基因以治疗疾病。
1. CAR-T:血液肿瘤的奇迹,实体瘤的困境
嵌合抗原受体T细胞疗法(CAR-T)是CGT领域最为人熟知的“活体药物”。它通过基因工程将患者或供体的T细胞改造为能够精准识别并清除肿瘤细胞的“活体导弹”。
自2017年首款CAR-T(Kymriah)获批以来,全球已有13款CAR-T产品上市。在血液瘤领域,如B细胞淋巴瘤、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和多发性骨髓瘤,CAR-T显示出革命性的治疗效果,部分患者甚至能实现完全治愈。靶向CD19和BCMA(B细胞成熟抗原)的CAR-T是当前研发热点,各有9个和4个获批产品。
然而,CAR-T在实体瘤(Solid Tumors)中面临着严峻挑战,包括靶点选择、肿瘤浸润和T细胞耗竭等。为攻克实体瘤,两大新型细胞疗法在2024年实现了里程碑式突破:
• TCR-T(T细胞受体T细胞疗法):靶向胞内抗原,弥补了CAR-T只能靶向细胞表面抗原的不足。2024年8月,全球首个TCR-T疗法Afamitresgene autoleucel获FDA加速批准,用于治疗表达MAGE-A4抗原的滑膜肉瘤,验证了TCR-T在实体瘤中的可行性。
• TIL(肿瘤浸润淋巴细胞疗法):直接利用患者肿瘤组织中天然的抗肿瘤免疫细胞进行扩增回输。2024年2月,全球首个TIL疗法Lifileucel获批,标志着细胞疗法首次成功拓展至实体瘤(不可切除或转移性黑色素瘤)。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企业在CAR-T临床试验上表现出极高的热情,近十年中国申办的CAR-T临床试验登记数量达1423项,远高于国外(718项),尽管这些试验多为早期IIT(研究者发起的临床试验)。
2. 成本与可及性:通用化与逻辑门控
CGT上市产品普遍定价昂贵(动辄百万美元以上),商业化面临巨大挑战。同时,自体CAR-T(Autologous CAR-T)制备周期长、质控复杂。
为解决这些瓶颈,行业正探索多项新型设计:
• 通用细胞疗法(Allogeneic CGT):采用健康供者或诱导性多能干细胞(iPSC)来源的细胞。iPSC具有无限扩增潜力,能够实现大规模工业化生产,有望显著降低成本,缩短患者等待周期至仅2天(Allogene的cema-cel数据)。目前全球异体CAR-T产品有358款,占CAR-T总数的19%。
• 逻辑门控CAR-T(Logic-gated CAR-T):通过AND、IF/Then等复杂逻辑设计,要求T细胞同时识别两个抗原才能完全激活,从而实现肿瘤细胞与正常细胞的精准区分,避免“在靶脱瘤”(on-target, off-tumor)毒性,提高安全性。例如,原启生物的OriC613已在中国申报临床,采用AND逻辑门控靶向MSLN和CLDN18.2双阳性肿瘤。
• in vivo细胞疗法:直接在体内定向修饰细胞,无需体外处理,简化了传统细胞采集、修饰、回输的复杂流程。例如,AbbVie在2025年6月以21亿美元收购Capstan Therapeutics,以获取其in vivo CAR-T技术平台。
3. 生产工艺的复杂工程
CGT的生产工艺是融合了细胞生物学、工程学和材料学的复杂系统工程。对于自体CAR-T,其制备流程长、个性化程度高,且依赖病毒载体(如慢病毒LV或腺相关病毒AAV),面临成本高昂、随机整合致瘤风险等挑战。
当前,行业正朝着自动化、封闭化、智能化的方向深刻变革。例如,在干细胞扩增培养中,从传统2D培养转向结合生物反应器的微载体3D培养技术,以提高可放大性与批间一致性。在细胞收获和纯化中,采用连续流离心机(Ksep®)等封闭式系统,可将细胞回收率稳定提高至90%以上,同时降低污染风险。这些精密的工业化解决方案是下一代疗法可及性的重要保障。
三、ADC:精准制导的魔法子弹及其升级
抗体偶联药物(ADC)被誉为“魔法子弹”,它巧妙地结合了抗体的靶向特异性和细胞毒性药物的强大杀伤力。
1. 机制与市场爆发力
ADC由三部分组成:抗体(导航系统,特异性结合靶细胞抗原)、连接子(Linker)(确保稳定性和精准释放)、以及载荷(Payload)(高活性细胞毒素)。理想情况下,ADC被靶细胞内吞后,连接子断裂释放载荷,实现定向杀伤。此外,ADC还能通过**“旁观者效应”(Bystander Effect)**和免疫激活机制增强疗效。
近年来,ADC产品获批上市节奏加快,截至2025年5月底,全球已有18款ADC产品获批上市,其中11款是近五年内获批。市场规模爆发式增长,2024年全球销售额超过120亿美元,同比增长36%。其中,第一三共/阿斯利康的德曲妥珠单抗(Enhertu)2024年销售额已超过40亿美元,成为全球最畅销ADC药物。Frost & Sullivan预计,2028年全球ADC市场规模有望达到183亿美元,而中国市场将以73%的复合年增长率增长,达到人民币383亿元。
2. 中国ADC的全球输出
中国不仅是ADC研发管线最活跃的地区(贡献全球57%的管线,共181款),更是全球ADC交易中的重要输出方。2019年至今,中国ADC license-out(对外授权)交易累计达到66笔。截至2025年5月底,中国企业license-out且总交易金额超过10亿美元的重磅交易数量达到24笔。其中,启德医药与Biohaven达成的平台技术授权交易总金额高达130亿美元,创下历史新高。这表明中国ADC企业的竞争力已完成从“成本优势”到“技术创新”的华丽转身。
3. 技术迭代:从随机到精准
ADC的进步依赖于其核心要素——抗体、连接子、载荷、偶联方式的不断优化。
• 载荷升级:目前主流载荷是微管抑制剂和拓扑异构酶I抑制剂(如Dxd系列)。德曲妥珠单抗的成功将喜树碱类载荷推向高潮,国内如恒瑞、映恩、宜联等企业均在Dxd基础上进行结构优化,形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毒素。此外,双载荷ADC(Dual-Payload ADC)通过同时递送两种不同作用机制的载荷,以克服肿瘤异质性和交叉耐药性,目前已有近40款进入临床或早期探索阶段。
• 连接子创新:连接子稳定性是影响ADC毒性的关键。新型可切割连接子(Cleavable Linker)如磷酸酶/焦磷酸酶可裂解linker和天冬酰胺内肽酶(Legumain)可裂解linker,旨在实现更精准的肿瘤特异性释放,同时通过引入负电荷基团解决高载药比(DAR)ADC的疏水聚集问题。
• 偶联方式革新:传统ADC多基于随机偶联(赖氨酸或半胱氨酸),难以实现均一同质的DAR。定点偶联(Site-specific Conjugation)成为主流趋势,通过工程化位点修饰或引入非天然氨基酸(NNA)来精准控制DAR值,提升药物均一性、稳定性和治疗指数(Therapeutic Index)。
4. 领域拓宽:超越肿瘤边界
ADC的应用正从肿瘤领域向非肿瘤领域延伸,例如抗体偶联寡核苷酸(AOC)、抗体偶联免疫刺激物(ISAC)和抗体偶联降解剂(DAC)。AOC结合抗体靶向能力与寡核苷酸基因调控功能,突破了传统寡核苷酸的肝靶向局限,已有产品进入3期临床治疗1型肌强直性营养不良。DAC则将靶向蛋白降解技术(Degradation Technology)与抗体偶联,有望解决不可成药靶点的降解问题。
四、双/多抗:多重开关的策略进化
双特异性抗体(BsAb)通过同时结合两个不同靶点或同一靶点两个不同表位,获得超越单抗的功能。2024年全球双抗药物市场规模达到约130亿美元,同比增长36%。
1. 双重机制:连接细胞与双重阻断
双抗的作用机制主要分为两大类:
• 细胞桥接(Cell-bridging):最典型的是T细胞衔接器(TCEs),它一端结合免疫效应细胞表面的CD3,另一端结合肿瘤抗原(如CD19、BCMA),将T细胞重定向至肿瘤细胞,实现高效杀伤。TCEs在血液肿瘤中表现优异,已有9款产品获批上市。
• 抗原交联(Antigen-crosslinking):包括双通路阻断和受体信号干扰。例如,PD1/CTLA4双抗同时阻断两个免疫检查点,增强T细胞活化。康方生物的靶向PD1/CTLA4的双抗卡度尼利单抗,于2022年获批用于宫颈癌,成为全球首个肿瘤免疫治疗双抗新药。
当前,全球双抗药物中靶向CD3的TCEs占据主导地位(416款,占比27%)。中国企业在这一热门组合上的贡献度平均超过70%。
2. 趋势:从血瘤到实体瘤,从抗体到基因
双抗正在积极向实体瘤拓展。例如,针对EGFR和c-Met的双抗埃万妥单抗(Amivantamab)已获批用于治疗非小细胞肺癌(NSCLC)。在血液肿瘤中,靶向BCMA和GPRC5D的双抗在多发性骨髓瘤(MM)中展现出突破性疗效,成功打破了CAR-T面临的成本和可及性限制。
更具前瞻性的方向是技术融合。利用基因疗法、mRNA和溶瘤病毒技术,实现**“体内生产双抗”**。通过腺相关病毒(AAV)或LNP递送编码双抗的mRNA,能实现双抗在体内的内源性、长时间且可控的表达,不仅有望简化传统复杂的体外生产工艺,降低成本,还能确保双抗在肿瘤微环境中达到最高浓度。
五、未来洞察:技术融合与支付体系的重塑
CGT、ADC、双/多抗这三大支柱,正以“颠覆者”的姿态重塑全球医药产业。
1. 临床与研发的深度融合:下一代创新药的成功,依赖于跨学科、多技术的深度融合。例如,在ADC领域,新一代ADC与免疫疗法(如PD-1抑制剂)的联合用药成为研发热点,通过解除T细胞抑制和改善肿瘤微环境,实现协同抗肿瘤效应。靶向nectin-4的维恩妥尤单抗联合帕博利珠单抗已成为首个获FDA批准的PD1+ADC治疗方案,中位总生存期显著优于标准化疗(31.5 vs 16.1个月)。在双抗领域,双抗联合化疗、靶向疗法已进入III期临床,以埃万妥单抗联合靶向疗法兰泽替尼为例,其在一线治疗EGFR突变NSCLC中显著改善了PFS,有望重塑治疗格局。
2. 中国监管体系的成熟:中国监管机构正积极推动创新药发展。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NMPA)在ADC领域,密集发布了多项技术指导原则,并在2025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中新增了“人用抗体偶联药物制品总论”,标志着监管体系的重大升级。同时,2024年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的《全链条支持创新药发展实施方案》,明确要求发展基因干预、干细胞再生等新型治疗药物,为CGT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政策保障。这种“全链条支持”将加速产品的临床转化和上市进程。
3. 从“延长生存”到“健康寿命”:展望未来十年,随着基因编辑工具的精准化、ADC的智能化偶联、双抗的结构创新,以及多层次医疗支付体系的多元化,下一代药物将实现从“治疗疾病”到“治愈疾病”的跨越。尤其是在罕见病、复杂癌症和基因缺陷性疾病领域,这些新兴疗法所带来的“一次性功能性治愈”的可能性,正在改变人类对健康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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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来源:医药魔方《创新与融合:下一代创新药十年探索》。仅学习讨论使用,不构成投资建议。若有侵权,请私信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