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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性疾病始终是关乎人类健康与发展的核心议题。从鼠疫、天花的古老阴影,到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acquired immune deficiency syndrome,AIDS)、流行性感冒的长期肆虐,再到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ronavirus disease-2019,COVID-19)的全球大流行,每一次疫情不仅冲击个体生命,也深刻重塑社会结构与经济发展轨迹。过去一个世纪以来,抗菌药物、抗病毒药物及疫苗的相继问世与应用,谱写了现代医学的辉煌篇章,显著提高了人类对抗病原体的能力。然而,全球感染性疾病负担依然沉重,且在耐药性问题日益突出、新发突发传染病不断涌现、人口流动加速以及环境变迁等多重复杂因素的叠加下,防控形势愈加严峻。在这场人类与微生物的持久较量中,创新药物始终是关键依托。创新药物的研发,既是前沿的科学探索,更是关乎全球公共卫生安全,需要科技、政策与产业协同推进的系统工程。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于2026年1月发布的《感染性疾病创新药研发报告》(封面见图1),系统梳理全球与中国感染性疾病的负担、药物研发现状与核心挑战,并展望以临床需求为导向的未来研发方向。
一、全球与中国感染性疾病负担依然严峻
根据2023年《全球疾病负担研究》(Global Burden of Diseases,GBD)数据,全球约有6.81亿伤残调整生命年(disability-adjusted life-years,DALYs)可归因于感染性疾病,占全部疾病负担的24.3%,其影响在低收入与中低收入国家尤为突出[1]。从病原体构成来看,细菌、病毒、真菌和寄生虫共同形成了复杂且多样的疾病图谱。下呼吸道感染等细菌性疾病持续导致大量死亡。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HIV)感染/AIDS患者与病毒性肝炎则为全球带来长期的慢性健康负担。COVID-19大流行以其前所未有的传播速度和影响广度,成为近年来全球主要死因之一。与此同时,疟疾等寄生虫病仍在热带地区广泛流行,而侵袭性真菌感染在免疫功能低下人群中的致死率也居高不下[2]。
在这一背景下,耐药问题的加剧已成为当前最紧迫的公共卫生危机。2021年,全球预计114万人因耐药菌感染直接死亡,该数字已超过AIDS与疟疾导致的死亡人数[3]。随着碳青霉烯类耐药肠杆菌科(carbapenem-resistant Enterobacteriaceae,CRE)和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Methicillin-resistant Staphylococcus aureus,MRSA)等所谓“超级细菌”的蔓延,诸多原本可有效治疗的感染再次面临严峻的治疗困境,并导致医疗成本显著攀升。与此同时,新发及突发传染病的不断出现,持续挑战着全球传染病监测与应对体系的韧性与
效能。
作为全球人口大国,我国传染性疾病负担兼具全球共性与鲜明的本土流行病学特征。病毒性肝炎尤其是乙型肝炎患者基数庞大,其继发的肝硬化与肝细胞癌已构成重大公共卫生负担;结核病年新发病例数长期位居世界前列,耐多药结核病的防治形势尤为严峻;下呼吸道感染仍是威胁老年人群生命健康的重要死因。在传播动态演变层面,HIV/AIDS流行模式已由既往血液传播为主转变为以性途径传播为主导,重点人群的精准干预面临持续挑战。与此同时,医疗机构内感染防控形势亦不容乐观,以耐碳青霉烯类鲍曼不动杆菌为代表的多重耐药菌持续传播,加剧了临床抗感染治疗的复杂性[4-5]。
二、传统疗法遭遇瓶颈,临床未满足需求亟待填补
历经近百年的发展,抗感染药物研发已得到长足的发展,但其局限性在新时代挑战下日益凸显。一方面,病原体耐药性的快速演进对现有治疗手段构成了严峻威胁;另一方面,具有全新作用机制的抗感染药物研发面临瓶颈,创新动力不足。过去三十年,真正具有创新机制的抗菌药物寥寥无几。抗病毒领域虽在HIV和丙型肝炎病毒感染治疗上取得里程碑成就,但HIV与乙型肝炎病毒感染者的功能性治愈尚未实现,针对新出现病毒的广谱储备治疗药物严重不足。抗真菌与抗寄生虫药物研发管线则更为薄弱,高度依赖少数几种经典药物。
除了科学上的难点,药物研发还面临经济与市场的结构性矛盾[6]。抗感染药物,特别是抗菌药物,其使用需要受到严格管理以延缓耐药,这反而限制了其市场销量与投资回报,导致制药企业研发动力不足[7]。此外,现有药物的毒副作用(如肾毒性、肝损伤)、特殊人群(如儿童、孕妇)用药数据缺乏,以及全球范围内创新药物可及性的严重不均,都体现出当下未被满足的临床需求[8]。这些挑战亟待通过从作用机制、给药方式到可及性模式的全面创新予以应对。
三、研发范式转变与前沿突破,从杀灭病原体到协同调控
面对挑战,全球感染性疾病药物研发的范式正经历深刻转型:从单一的“直接杀灭病原体”转向“多靶点干预与宿主免疫调控相结合”的协同策略。这一转变在近年的研发管线与上市产品中得到了清晰体现。
在AIDS治疗药物研发领域,核心趋势集中于长效化与用药方案简化,旨在显著提升患者治疗依从性与生活质量[9]。我国在该领域取得重要进展,例如国产创新药阿兹夫定作为新一代核苷类逆转录酶抑制剂,成功填补了相关治疗空白;艾诺米替片作为三联单片复方制剂,实现了每日1次口服的便捷疗法。国际上,长效注射剂卡替拉韦大幅降低了暴露前预防(pre-exposure prophylaxis,PrEP)的给药频率;而具有全新作用机制的HIV衣壳抑制剂来那帕韦,每年仅需给药2次,为多重耐药患者提供了新的治疗选择。此外,基于广谱中和抗体的前沿研究,正推动着面向长期缓解甚至功能性治愈的免疫治疗路径发展。
在乙型肝炎治疗领域,功能性治愈已成为现阶段追求的治疗目标,并推动了多条技术路径的蓬勃发展[10]。我国原研药物艾米替诺福韦借助肝靶向前药设计,在提升疗效的同时,有效降低了相关毒副作用;小核酸药物(如siRNA药物BRII-835)则能够高效抑制病毒抗原表达,为恢复机体免疫功能创造有利条件。而具有革命意义的细胞免疫疗法,例如T细胞嵌合抗原T细胞疗法(T cell receptor T-cell therapy,TCR-T)产品SCG101V,可精准清除携带病毒储存库的肝细胞,标志着治疗策略正从长期病毒抑制向一次性根除的转变。这些进展共同揭示出药物研发的一个重要方向:针对复杂的慢性感染性疾病,采用多机制药物联用的协同策略,可能正是未来治疗的关键方向。
四、构建协同研发生态,系统性应对未来挑战
创新药物的成功不仅源于实验室的突破,更依赖于一个能够支撑其从概念探索、临床验证到上市可及的全链条生态系统。面对日益复杂的感染性疾病威胁,构建这一协同生态已成为根本性的战略举措。
一方面,必须以前沿技术驱动源头创新。通过整合人工智能和多组学分析等技术,深入解析病原体与宿主相互作用的分子机制,从而识别具有潜力的新靶点;开展针对病原体保守靶点的理性药物设计,以开发广谱抗感染药物应对快速变异带来的挑战;同时,借助新型递送系统实现药物在感染部位的靶向富集,在提升疗效的同时降低全身毒性。
另一方面,灵活且前瞻的政策与监管体系是推动创新的加速器与安全阀。我国在COVID-19疫情期间实施的药品应急特别审批程序,已充分证明监管的快速反应机制在公共卫生危机应对中的关键作用。国际上广泛采用的突破性疗法认定、优先审评、附条件批准等机制,也为平衡加速上市与风险管控提供了成熟路径。针对抗感染药物研发面临的市场失败困境,亟需探索创新激励模式,将药物价值与公共卫生效益有机衔接,从而重塑研发的经济可持续性。
最后,也是最核心的一环,在于构建高效、开放、共享的临床研究协同机制。感染性疾病临床试验常面临患者招募困难、研究设计同质化以及资源分散等多重挑战。在此背景下,由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牵头推动建设的“感染性疾病临床试验协作网络”具有重要的示范与引领意义。该网络通过统一质量管理标准、协同设计与优化试验方案、共享临床资源与数据、联合培养专业人才等手段,有效整合临床研究力量,系统提升了我国在新发突发传染病及重大感染性疾病领域的整体临床研究能力与效率。这种“同行、同质、同创”的协同生态理念,为将科学发现高质量、高效率转化为患者获益奠定了坚实基础。
五、结语
感染性疾病创新药物的研发,是一场与微生物进化速度持续竞逐的永恒较量,也是一项融合尖端科技、现实临床需求、复杂公共政策与深刻人文关怀的系统工程。我们正身处一个挑战与机遇并存的历史节点,传统疗法的效力受到挑战,而基因编辑、细胞治疗、人工智能与大数据等新技术浪潮,正以前所未有的态势重塑医药研发的范式。当前,耐药性的蔓延、新发突发传染病的未知威胁以及全球患者迫切的治疗需求,共同构成了我们必须应对的时代课题。
破局之钥,在于坚持科学与临床双驱动,以解决未满足的临床需求为根本导向。在于优化政策环境,构建可持续的创新激励监管保障体系。更在于构建协作与区域治理相结合、开放共享的研发生态。只有通过系统化努力,才能保障创新源泉持续涌流,确保安全有效的突破性疗法能够跨越从实验室到临床、从核心城市到偏远地区的屏障,最终守护每一个生命的健康,为构建更具韧性、更加公平的全球健康未来奠定坚实基础。这不仅是科学技术的飞跃,更是对人类共同命运的一次庄重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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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性疾病创新药物研发_现状_挑战与未来图景.pdf
引证本文
金荣华 . 感染性疾病创新药物研发:现状、挑战与未来图景 [J/OL]. 中华实验和临床感染病杂志 ( 电子版 ),2026,20(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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