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lirubin

编辑：丹青 肺是人体重要的呼吸器官，承担着气体交换、维持内环境稳态及免疫防御等关键生理功能。随着工业化进程加快及生态环境恶化，细菌、病毒感染和污染物暴露等因素使呼吸系统疾病的发病率持续上升[1]。肺系疾病包括急性炎症性疾病[如呼吸道感染和急性肺损伤（acute lung injury，ALI）]、慢性疾病[如哮喘、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COPD）和肺纤维化] 等，这些疾病不仅严重威胁人类生命健康，也给公共卫生体系带来沉重负担[2]。 中医学自古提出“肺与大肠相表里”理论，认为二者在生理上互为表里、在病理上相互影响，体现了中医整体观与系统论的思想。该理论强调肺与肠在气机升降、津液输布及免疫调控中的协同作用，是中医“肺肠同治”思想的理论基础[3]。现代医学从微生态学角度揭示了这一古老理论的科学内涵，提出“肠-肺轴（gut-lung axis）”概念[4]。该轴以定植于肠道和呼吸道的微生物群落为枢纽，通过微生物代谢产物、黏膜免疫网络及炎症因子信号通路，实现肠道与肺部之间的双向调节和信息传递[5]。 肠-肺轴在肺系疾病的发生发展中发挥多层次的调控作用。肠道菌群稳态的破坏会通过影响局部及远端免疫反应，改变肺部防御能力和炎症反应状态，从而成为连接肠与肺的重要环节[6]。肠道菌群代谢产物，如短链脂肪酸（short-chain fatty acids，SCFAs）、脂多糖及色氨酸代谢物等，可经血液循环作用于肺部，调节上皮屏障完整性、免疫细胞活化及细胞因子分泌，参与肺部炎症与修复过程[7]。此外，肠道与肺部黏膜免疫系统间的交互，使肠道黏膜中的树突状细胞、T细胞及固有淋巴细胞（innate lymphoid cells，ILCs）等可迁移至肺组织，介导局部与系统性免疫反应，形成“肠源性免疫信号-肺部炎症应答”的调节模式[8]。 大量研究证实中医药可通过调控肠-肺轴治疗肺部疾病，传统方剂如清肺排毒汤、宣肺败毒方、莲花清瘟胶囊等可通过调节肠道菌群结构、抑制内毒素转运及修复肠黏膜屏障，从而减轻肺部炎症反应，对病毒性肺炎及其他肺系疾病具有确切疗效[9-10]。现代药理学研究揭示，中药活性成分如胆红素、乳香酸[11]、紫杉醇[12]及姜黄素[13]等，不仅可诱导细胞凋亡、抑制肿瘤细胞增殖与血管生成，还能重塑肠道菌群微环境，改善机体免疫稳态。值得注意的是，中药多经口服给药，药物主要成分在肠道内与菌群相互作用，可被菌群代谢修饰，进而影响药物的吸收、转化与药效。同时，中药本身还可通过促进多糖与SCFAs（如丁酸、丙酸）生成，进一步增强黏膜免疫屏障功能，维持宿主免疫稳态[14]。由此可见，中医药通过“以肠调肺、肺肠同治”的综合调控，实现对肺系疾病的系统干预与整体治疗。 综上，肠-肺轴与中医“肺肠同治”理论在内涵上相互支撑、在机制上相互印证。二者均强调肠道菌群、代谢产物及黏膜免疫是维系肠-肺轴稳态的关键作用，这些因素通过调控免疫与炎症反应影响肺肠屏障功能。中医药以整体观为指导，通过调节肠道微生态、促进有益代谢产物生成、强化黏膜免疫防御，可重建肠-肺轴稳态，改善肺肠屏障功能，从而延缓肺系疾病进展。本文以肠-肺轴为视角，系统综述中医药调控该轴的研究进展，重点探讨其通过影响肠道菌群、菌群代谢产物及黏膜免疫改善肺系疾病的作用机制（图1），为中医药防治呼吸系统疾病提供新的理论依据与研究思路。 1  从中医理论与现代医学认知肠-肺轴 中医认为，人体是一个结构与功能密切相关的有机整体，五脏六腑之间相互关联、协调制衡。其中，“肺与大肠相表里”是中医理论中最早揭示肺肠联系的重要论述之一。《灵枢·本输》有“肺合大肠”的记载，唐代医家孙思邈在《华佗神方》中进一步阐述了肺肠同治的思想，为后世“肺肠同治”理论奠定了基础[15]。传统医学认为，肺主气、司呼吸，具有宣发与肃降的功能；大肠主传导，负责糟粕的排出。二者在生理上相互协调：肺气得降，则大肠传导顺畅；肠道通降，则有助于肺气宣肃。若肺失宣降，则可致肠道传导失常而便秘；反之，大肠传导不利亦可反向影响肺气运行，导致咳嗽、气逆等症状。可见“肺与大肠相表里”不仅揭示了二者生理功能的互为依存，也体现了中医整体调节与脏腑相关的理论体系[16]。 现代医学研究进一步从解剖学、发育生物学和微生态学层面验证了“肺肠同治”理论的科学基础[17]。在胚胎发育过程中，肺与大肠均源自原肠内胚层，前肠发育形成气管与肺，中后肠发育形成小肠及大肠组织[18]。因此，二者在起源上具有同源性。在组织结构层面，肠道与呼吸道均由柱状上皮细胞构成，富含具有分泌功能的杯状细胞及黏液屏障系统，用以抵御外源性病原体侵袭[19]。此外，二者的黏膜免疫系统均包含紧密连接蛋白、免疫细胞及微生物群落等关键组成，形成结构与功能上的相似性。现代医学提出的“肠-肺轴”理论认为，肠道与肺部通过微生物群、免疫信号分子及代谢产物实现双向调控。肠道菌群稳态可通过调节机体免疫功能和炎症反应影响肺部健康，而肺部炎症亦可反向干扰肠道微生态平衡，造成系统性免疫失调[20]。 综上，从中医理论的整体关联观到现代医学的系统生理学与微生态学研究，均揭示了肠与肺之间存在解剖学、功能学及免疫学上的多维联系。二者相互依存、协同维持机体内环境稳态，为中医药通过调控“肠-肺轴”保护肺肠屏障、防治肺系疾病提供了理论与科学依据。 2  肠-肺轴稳态对肺系疾病的影响 肠道菌群、菌群代谢产物与黏膜免疫构成维持肠-肺轴稳态的3大关键环节：三者相互作用共同决定肠-肺轴的功能状态。上述因素一旦失衡，会破坏肠-肺轴的双向调控，进而导致肺肠屏障完整性受损、免疫炎症反应失控，从而促进或加重哮喘、COPD、ALI、肺纤维化等肺系疾病的发生与进展[21]。基于此，本文从肠道菌群、菌群代谢产物及黏膜免疫3方面出发，系统分析其如何通过调控肠-肺轴影响肺肠屏障功能及疾病进展，并探讨中医药干预的可能作用机制（图2）。 2.1  肠道菌群对肺系疾病的影响 肠道菌群是宿主体内最大的微生态系统之一，其组成与功能稳态对机体免疫平衡和黏膜屏障完整性具有关键作用[22]。在生理状态下，肠道菌群与宿主维持动态共生关系，共同构建“肠-肺微生态稳态”。一旦肠道菌群失衡，不仅可引发胃肠道炎症，还能通过调节系统性免疫反应和代谢通路，影响远端肺组织的炎症状态与修复过程[23]。 大量临床与动物实验表明，肠道菌群结构紊乱与多种肺系疾病的发生、发展密切相关。如哮喘患者粪便中球杆菌与革兰阳性球菌比例显著升高[24]，而婴幼儿期肠道中Bifidobacterium与Akkermansia等益生菌丰度降低则与日后哮喘易感性增加密切相关[25]。此外，肠-肺共生菌群的改变与肺纤维化的严重程度呈正相关，其中Akkermansia与Faecalibacterium在肠道和肺部的低丰度与纤维化进展密切相关[26]。值得注意的是，中药及其成分可通过调控肠道菌群实现对肺部的保护作用。如环肽异叶素B可经由Muribaculum属菌群代谢产生3-羟基丁酸，抑制吲哚胺2,3-双加氧酶1介导的铁死亡，从而保护肠-肺屏障并缓解肺纤维化[27]；发酵乳杆菌CECT5716通过下调Toll样受体2（Toll-like receptor 2，TLR2）/TLR4的表达，减轻气道黏膜炎症细胞浸润，增强肠屏障功能，抑制肺纤维化进展[28]；而宣肺败毒汤则通过调节阿克曼氏菌Akkermansia muciniphila的定植，影响γ干扰素/信号传导及转录激活蛋白1（signal transducer and activator of transcription 1，STAT1）/STAT3信号轴介导的肺肠串扰，改善博来霉素诱导的小鼠特发性肺纤维化[29]。这些研究共同揭示了肠道菌群稳态在维持肺部生理功能与防御稳态中的核心作用，并为“肠-肺轴”在中医药干预肺系疾病中的机制研究提供了重要理论与实验依据。 2.2  肠道菌群代谢产物对肺系疾病的影响 肠道菌群的其代谢产物亦在“肠-肺串扰”中发挥核心作用，包括脂多糖、SCFAs、芳香族氨基酸代谢物（如酪氨酸、色氨酸衍生物）等。 2.2.1 脂多糖脂多糖是革兰阴性菌细胞壁的重要成分，可作为强效免疫刺激物触发全身炎症反应。当肠道屏障受损时，肠源性脂多糖可经门静脉进入体循环，激活肺部巨噬细胞与上皮细胞的TLR4信号通路，从而诱发肺部炎症[30]。Xia等[31]发现酰基羧酸水解酶可降解肠源性脂多糖，诱导肺上皮细胞免疫耐受，从而减轻过敏性气道炎症。提示维持肠屏障完整、减少脂多糖“肠源性迁移”是预防肺系炎症的重要策略。 2.2.2 SCFAs SCFAs（如乙酸、丙酸和丁酸）是肠道微生物发酵膳食纤维的主要代谢产物之一，能够通过游离脂肪酸受体2（free fatty acid receptor 2，FFAR2）、组蛋白去乙酰化酶（histone deacetylases，HDACs）及核因子-κB（nuclear factor-κB，NF-κB）等信号途径调节宿主免疫与炎症反应[32]。研究表明，补充SCFAs可抑制老年小鼠的炎症老化与氧化应激，改善ALI模型的炎症状态[33]。乙酸盐通过增强β干扰素反应上调FFAR2表达，降低呼吸道合胞病毒感染小鼠的病毒载量和炎症水平[34]。高纤维饮食可提升体内SCFAs水平，促进骨髓造血和巨噬细胞成熟，进而减轻过敏性气道炎症[35]。在流感感染模型中，乙酸盐可通过FFAR2依赖途径增强肺泡巨噬细胞杀菌活性，减少肺组织损伤并提高存活率[36]。 2.2.3 酪氨酸与去氨基酪氨酸（desaminotyrosine，DAT）肠道菌群如Bifidobacterium、Lactobacillus等可代谢产生酪氨酸及其衍生物DAT，这些代谢物在调控炎症反应与抗病毒防御中发挥重要作用[37]。研究表明，酪氨酸可通过“酪氨酸-对甲酚硫酸盐轴”抑制肺部趋化因子CCL20的表达，从而减轻过敏性气道炎症[38]；而DAT则可激活I型干扰素受体-STAT1信号通路，增强机体抗流感病毒的免疫应答[39]。在新型冠状病毒感染重症患者中，粪便中次级胆汁酸及DAT水平显著下降，这与疾病严重程度呈负相关，提示肠源性代谢物在病毒感染防御中的潜在保护作用[40]。 中医药通过调控肠道菌群组成与代谢功能，可进一步影响酪氨酸代谢通路及其下游信号网络。研究发现，养阴清肺汤可通过调节小鼠体内酪氨酸代谢，抑制磷脂酰肌醇3-激酶（phosphatidylinositol-3-kinase，PI3K）/蛋白激酶B（protein kinase B，Akt）-NF-κB信号通路的过度激活，减轻肺炎支原体感染所致的炎症反应及肺屏障破坏[41]；气活益肺方则通过改善肠道酪氨酸代谢，促进Bifidobacterium、Blautia、Faecalibacterium等益生菌的增殖，从而缓解COPD的炎症反应与氧化应激[42]。 2.2.4 色氨酸代谢物  色氨酸代谢产物作为肠道菌群调控肠-肺轴的重要介质，在肺部炎症调控中发挥关键作用[43]。肠道共生菌如拟杆菌属Bacteroides和梭菌属Clostridium可利用色氨酸酶将色氨酸分解为多种吲哚类衍生物，包括吲哚-3-醛、吲哚-3-乙酸（indole-3-acetic acid，IAA）及吲哚-3-甲醛等[44]，这些代谢物参与肺部炎症与屏障稳态的调控。 研究表明，吲哚-3-醛可通过激活芳烃受体（aryl hydrocarbon receptor，AhR）信号通路，抑制炎症因子及基质金属蛋白酶2（matrix metalloproteinase 2，MMP2）、MMP12的表达，从而阻断HDACs/NF-κB/NOD样受体热蛋白结构域3（NOD like receptor family pyrin domain containing 3，NLRP3）炎症级联反应，显著缓解COPD小鼠的支气管阻塞和炎症反应[45]。IAA则可通过白细胞介素-22（interleukin-22，IL-22）介导的“巨噬细胞-上皮细胞”互作改善肺气肿与中性粒细胞性炎症，减轻上皮细胞凋亡，改善肺功能下降[46]。此外，IAA还能激活泛素特异性蛋白酶40，促进其对热休克蛋白90β（heat shock protein 90β，HSP90β）的去泛素化，减少HSP90β介导的内皮屏障破坏与炎症反应，从而有效缓解ALI模型中的肺水肿与炎症细胞浸润程度[47]。与此同时，吲哚-3-甲醛与IAA还能降低血清总免疫球蛋白E（immunoglobulin E，IgE）及卵清蛋白特异性IgE水平，减少气道炎症细胞浸润与细胞因子释放，显著改善卵清蛋白诱导的哮喘小鼠肺部炎症与过敏反应[48]。 2.3  肺肠黏膜免疫系统的交互对肺系疾病的影响 共同黏膜免疫系统（common mucosal immune system，CMIS）理论指出，机体各黏膜部位的免疫反应具有互通性，肠道黏膜免疫激活后可诱导淋巴细胞迁移至肺部等其他黏膜组织，实现系统性免疫防御[49]。肠道黏膜固有层富含免疫细胞，如树突状细胞、巨噬细胞和ILCs，这些细胞在肠道微生态信号的调控下可迁移至肺部并参与局部炎症调节[50]。 研究显示，源自肠固有层的ILC2可经循环系统在肺部蓄积并响应炎症信号[51]；ILC2通过肠系膜淋巴系统迁移至肺部后可激活辅助性T细胞2（type 2 T helper cell，Th2）免疫反应，增强抗蠕虫感染能力[52]。此外，在肺炎克雷伯菌感染模型中，CCR2+单核细胞通过分泌肿瘤坏死因子-α（tumor necrosis factor-α，TNF-α）诱导肺上皮细胞表达CCL20，进一步募集来源于肠道的ILC3至感染部位，促进IL-17A分泌以增强细菌清除[53]。 综上，肠-肺轴通过菌群稳态、代谢产物信号及共同黏膜免疫系统等多层级途径参与肺系疾病的发生发展，其失衡可导致“肺肠屏障”功能受损，形成炎症放大环路，而重建肠-肺轴稳态正是中医“肺肠同治”与“治未病”思想的重要体现，为中医药干预肺系疾病提供了现代生物学依据。 3  中医药通过肠-肺轴调控肺肠屏障防治肺系疾病的作用机制 肠-肺轴在多种肺系疾病的发生发展过程中发挥着关键的桥梁作用。中医药作为整体调控的重要手段，可通过改善肠道微生态环境、修复肺肠屏障功能、调节免疫炎症反应及相关信号通路，从而实现“肺肠同治”的系统性干预。近年来大量研究表明，炎症性损伤过程中，中医药可通过多靶点、多通路的综合作用改善肠-肺轴稳态（图3）。值得注意的是，部分中药及方剂可通过上调紧密连接蛋白如ZO-1、Occludin、Claudin-1等的表达，增强上皮屏障完整性，降低内毒素转运与炎症扩散，从而间接减轻肺部组织损伤。这进一步印证了中医药通过调控肠-肺屏障实现肺肠协同防治的科学依据。 3.1 ALI与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 ALI与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cute respiratory distress syndrome，ARDS）是一类以弥漫性炎症反应和肺泡-毛细血管屏障破坏为特征的急性呼吸疾病，是脓毒症、病毒性肺炎等全身性炎症的重要并发症[54]。中医药可通过重塑肠道菌群、改善肠屏障功能，从而抑制系统性炎症反应，并从“肠-肺轴”层面减轻肺损伤。如莲花清瘟胶囊可通过靶向TNF和TLR4的TNF和TLR信号通路降低H1N1流感病毒感染的BALB/c小鼠肺部病毒载量，进而改善肠道菌群α多样性，上调拟杆菌门中Muribaculaceae等有益菌的丰度，调整肠壁的炎症因子，最终修复受损肠屏障并恢复肺肠微生态稳态[55]。芩翘消毒方在甲型流感病毒感染致肺损伤的BALB/c雌鼠模型中，通过抑制病毒复制降低肺部病毒载量，进而降低IL-1α、IL-4等炎症因子分泌，同时改善肠道菌群失调与碳水化合物代谢，调控氮代谢、苯丙氨酸代谢、纂碱、亮氨酸和异亮氨酸生物合成，增强氰基氨基酸代谢通路，发挥抗病毒及抗炎双重作用[56]。999小儿感冒颗粒可减少H1N1流感病毒感染的BALB/c雄鼠肺部炎症细胞浸润，降低结肠均质菌中IL-17A分泌，恢复肠道杯状细胞数量，进而防止流感病毒导致的肺肠屏障功能失衡[57]。经典方剂葛根芩连汤在脂多糖诱导的雄性BALB/c小鼠ALI模型中，能够通过激活PI3K/Akt信号通路、改善能量代谢失衡及抑制肺组织中TNF和IL-6等促炎因子的释放，显著减轻脂多糖诱导的ALI炎症反应[58]。大承气汤与清胰汤均在急性胰腺炎相关ALI模型中发挥作用，降低牛磺胆酸钠诱导的SD大鼠血清D-乳酸和二胺氧化酶水平，改善肠屏障功能并调控高迁移率族蛋白B1和晚期糖基化终末产物受体介导炎症反应减轻肺损伤[59]，后者则通过增强雨蛙素和脂多糖诱导的C57BL/6小鼠肠屏障功能、提升SCFAs生成、调控腺苷酸活化蛋白激酶/NF-κB/ NLRP3通路实现“肠治肺效”[60]。此外，宣白承气汤中的大黄可抑制H1N1流感病毒诱导的病毒性肺炎BALB/c雄鼠中肺部中性粒细胞过度募集、保护肺泡AT2和AT1细胞和紧密连接蛋白分泌，促进肺屏障修复[61]；酒炙黄芩通过促进肠道SCFAs向肺迁移，显著增加醋酸、丙酸和丁酸产生，并激活肺上皮细胞中的FFAR2/3受体，缓解葡萄球菌肠毒素B诱导的ARDS雌性C57BL/6小鼠炎症反应[62]。中药活性成分如连翘苷A与青藤碱可通过调控过氧化物酶体增殖物激活受体γ（peroxisome proliferator-activated receptor γ，PPARγ）/类视黄醇X受体α、TLR4/丝裂原活化蛋白激酶（mitogen-activated protein kinases，MAPK）/NF-κB及AhR/核因子E2相关因子2信号通路，改善脂多糖诱导的ALI雄性ICR小鼠和盲肠结扎穿刺诱导的脓毒症肺损伤雄性ICR小鼠肺肠屏障功能，降低组织炎症因子水平，抑制炎症级联反应[63-64]。血必净注射液能够通过激活环磷酸腺苷/蛋白激酶A信号通路产生抗凋亡效应，通过磷酸化Thr197和Ser112位点抑制凋亡蛋白酶激活因子-1、细胞色素C、剪切型半胱氨酸天冬氨酸蛋白酶-3（cleaved-cystein-asparate protease-3，cleaved-Caspase-3）/pro-Caspase-3等蛋白表达，最终缓解脓毒症诱导的ALI小鼠肠道渗漏、减少肺部结构组织损伤[65]。 综上，中医药干预ALI/ARDS的关键在于通过调节肠道微生态及相关信号通路实现“以肠调肺”，从而修复肺肠屏障、减轻系统炎症。 3.2  纤维化性肺病 纤维化性肺病包括ARDS后肺纤维化、病毒感染后肺损伤及特发性肺纤维化（idiopathic pulmonary fibrosis，IPF）等，其核心病理特征为持续性慢性炎症、肺泡上皮损伤及细胞外基质异常沉积[66]。过量的胶原蛋白和其他细胞外基质成分不仅引起肺组织结构重塑，还破坏上皮屏障完整性，增加肺部通透性并加重炎症反应，从而进一步推动纤维化进展[67]。 研究表明，肠道菌群失衡及肠屏障功能受损可通过炎症介质和代谢物的系统性传递，影响肺部纤维化的发展与程度。如七龙天胶囊通过增加拟杆菌属、降低梭状芽孢杆菌属相对丰度，增强紧密连接蛋白表达及肠屏障功能恢复、降低胶原代谢相关的羟脯氨酸表达，减少血清和结肠部位脂多糖及炎症因子水平，从而减轻博来霉素诱导的C57BL/6小鼠肺部纤维化病变[68]；黄芪多糖通过调节肠道菌群组成（上调Bacillus、Lactobacillus、Akkermansia，下调Clostridium、Lachnoclostridium），抑制TLR4/NF-κB信号通路，减轻肺组织损伤和胶原沉积，并减少了细胞凋亡，最终改善博来霉素诱导的C57BL/6小鼠IPF[69]；隐丹参酮则通过调节肠道菌群及胆汁酸代谢产物，激活FXR信号通路，抑制上皮-间质转化及炎症反应，降低脱氧胆酸和锂胆酸水平，显著缓解辐射诱导的雌性C57BL/6小鼠放射性肺纤维化[70]。此外，羟基积雪草苷与小檗碱通过激活PPARγ促进结肠中肝细胞生长因子的分泌，经血液循环作用于肺部，改善博来霉素诱导的ICR雌鼠肺纤维化，促进肺组织修复并抑制纤维化进展，实现“肠源信号-肺部靶向”的保护机制[71-72]。 3.3  哮喘 哮喘是一种以慢性炎症、气道高反应性及可逆性气道阻塞为特征的呼吸系统疾病。近年来，研究表明其发生发展与早期肠道菌群失衡密切相关[73]。中医药可通过调节肠-肺微生态、平衡免疫反应及修复黏膜屏障，从多层面干预哮喘的病理过程。 芍药甘草汤可显著降低支气管肺泡灌洗液及血清中IgE和IL-4水平，提高γ干扰素/IL-4的值，改善肺肠黏膜屏障结构与通透性，并通过重塑肠道菌群（上调Ruminococcaceae_UCG-005，下调Alistipes）恢复肠道微生态平衡，从而缓解卵清蛋白诱导的雄性SD大鼠哮喘性炎症和黏膜损伤[74]。量天尺花提取物通过上调沉默信息调节蛋白1表达、抑制NF-κB p65/p38 MAPK/Caspase-1信号通路，恢复肠上皮紧密连接蛋白表达，改善肠内微生态稳态，从而减轻卵清蛋白诱导的雌性BALB/c小鼠哮喘系统性炎症反应与气道阻塞[75]。枸杞多糖则通过促进有益菌增殖、抑制致病菌定植，增强肠黏膜屏障完整性，降低TNF-α、IL-4、IL-6等炎症因子水平，有效改善卵清蛋白诱导的雌性C57BL/6小鼠过敏性哮喘的气道炎症与结构重塑[76]。此外，生姜加工的木兰皮质可通过调节肺部与肠道微生物群组成、增加结肠SCFAs水平，激活PI3K/Akt信号通路，上调肺与结肠上皮紧密连接蛋白的表达，从而强化肠-肺屏障功能、缓解卵清蛋白诱导的雌性C57BL/6小鼠哮喘性炎症反应[77]。麻杏石甘汤则可促进组蛋白去乙酰化及SCFAs生成，抑制其下游靶基因HDAC9的表达，促进调节性T细胞（regulatory T cell，Treg）分化，维持免疫稳态与黏膜屏障功能，进而在卵清蛋白诱导的雌性C57BL/6小鼠哮喘中发挥免疫调节与抗炎作用[78]。 3.4 COPD COPD是一种常见的慢性呼吸系统疾病，其主要病理特征为持续性气流受限及气道炎症反应。由于其高患病率、发病率和死亡率，COPD已成为全球主要的公共卫生问题[79]。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COPD常与慢性胃肠道疾病（如炎症性肠病）并存，提示“肠-肺轴”在其发病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80]。 中医药在COPD的防治中展现出独特优势，其可通过调节肠道微生态、修复屏障功能、抑制炎症反应等多重机制实现“肺肠同治”。如清肺化痰逐瘀汤可增加肠道屏障蛋白表达，修复肠道黏膜屏障，减少组织间细菌及脂多糖移位，抑制系统性炎症反应，从而改善烟雾吸入联合脂多糖诱导的COPD大鼠肺功能与组织纤维化[81]；沙棘五味散可重塑脂多糖联合烟雾吸入诱导的COPD雄性SD大鼠肠道菌群（如上调Ruminococcaceae、Christensenellaceae等），增加了醋酸、丙酸和丁酸等SCFAs生成并上调肺部屏障蛋白表达，减轻肺部炎症细胞浸润反应[82]；补肺健脾方通过SCFAs/FFAR2/NLRP3信号通路调节肠道菌群比例，增加包括醋酸盐、丁酸盐和丙酸盐等SCFA水平，降低NLRP3、Caspase-1和IL-8基因和蛋白表达，最终改善烟雾吸入联合脂多糖诱导的COPD大鼠肺黏膜免疫稳态[83]；芪白平肺胶囊则通过调节肠-肺菌群组成及Th17/Treg平衡，调控肠道和肺部微生物群的组成，改变香烟烟雾诱导的COPD大鼠肠道和肺部氨基酸代谢，提高肺功能和免疫耐受性[84]。由此可见，中医药可通过肠-肺轴实现从肠道微生态稳态重塑到肺部免疫调控的系统性干预，为COPD的综合防治提供了新的思路与证据。 4  结语与展望 随着微生物组学、代谢组学、单细胞测序及空间转录组等前沿技术的快速发展，“肠-肺轴”在维持机体稳态与肺系疾病发生发展中的作用逐渐得到阐明。大量研究表明，肠道菌群及其代谢产物不仅调控局部肠道免疫屏障功能，还可通过体液、神经及免疫信号通路影响肺部微环境，介导肠-肺间的免疫炎症网络。临床观察发现，多种急、慢性肺系疾病患者在表现出呼吸系统症状（如气促、咳嗽）的同时，常伴有腹泻、恶心等胃肠道症状，提示肺肠功能紊乱可能存在共同的病理基础。由此，中医“肺与大肠相表里”“肺肠同治”的理论获得了现代生物学的支持，并在防治肺系疾病中显示出独特优势。 中医药通过调节肠道炎症因子及菌群稳态，促进肠屏障修复，从而间接改善肺部炎症反应，对COPD、哮喘、肺纤维化等具有积极干预作用。结合当前生命科学领域的新技术与新机制，未来研究可从以下方向深化探索：（1）整合多组学与人工智能，解析中医药调控肠-肺轴的系统网络。随着宏基因组、代谢组、转录组及空间组学等高通量技术的迅速发展，构建多维度、时序化的生物信息图谱成为可能。未来可通过多组学数据的协同解析，系统刻画中药干预后肠道菌群、代谢产物、免疫细胞表型及信号通路的时序变化。引入人工智能与机器学习方法，构建“中药-菌群-代谢-免疫-肺功能”多维关联模型，识别关键调控节点与生物标志物，为优化方剂配伍、发现新靶点提供数据驱动的研究范式。（2）发展类器官与器官芯片技术，模拟肠-肺互作微环境。随着类器官工程和微流控制造技术的不断成熟，构建更贴近生理状态的跨器官研究平台成为可能。肠道与肺类器官的共培养体系能够在三维结构和细胞异质性上高度模拟组织特征，，为研究中药成分的跨器官作用提供可控平台。基于微流控技术的肠-肺芯片进一步实现了多组织间实现了多组织间营养物质、代谢产物及免疫细胞的定向传递，可动态监测中药干预下屏障完整性、炎症因子释放及菌群-宿主交互的实时变化。（3）关注菌群代谢产物的信号转化与递送机制。需结合稳定同位素示踪、单细胞代谢组学及活体成像等技术，动态解析中药成分对SCFAs、吲哚类等关键代谢物生成的影响，追踪其经循环转运至肺组织的过程。重点揭示代谢产物在肺内特异性识别受体的机制及下游信号激活模式，阐明“成分-菌群-代谢物-肺靶点”连续作用链条，为明确药效物质基础及开发靶向干预策略提供关键依据。（4）应对临床转化中的个体化与标准化挑战。患者肠道菌群、遗传背景及病理阶段的差异导致干预反应各异，需借助多组学数据构建“菌群-代谢”分型模型以实现精准用药。同时，中药成分复杂，其与菌群的互作受药材来源、炮制工艺影响显著，亟需建立基于关键活性成分与菌群功能调控的双重质控标准，发展多维生物标志物评价体系，推动疗法的标准化与可重复应用。 未来研究应以前沿技术为支撑，以系统解析与精准转化为导向，突破肠-肺轴研究在动态网络解析、体外模型构建、代谢物信号追踪及临床标准化等方面的瓶颈。这不仅将深入揭示中医药“肺肠同治”的现代科学内涵，推动其从整体经验医学向精准机制医学跨越，也将为肺系疾病的防治提供融合中西医学智慧的系统干预策略，实现理论创新与临床转化的双向赋能。 本文综述了中医药通过调控肠道菌群结构、菌群代谢产物及肠黏膜屏障相关蛋白的表达，作用于肠-肺轴以维持肺肠屏障稳态、调节免疫反应，从而防治肺系疾病的研究进展。相关研究已初步揭示“中药活性成分-肺肠屏障-肺部效应”的动态关联，为“肺肠同治”理论提供了现代科学依据。这些研究不仅深化了中医药防治肺系疾病机制的理解，也为构建中药干预肠道菌群模型及临床评价体系提供了理论支持，并为中医药在肺系疾病防治中的科学化应用与转化研究奠定基础。 利益冲突  所有作者均声明不存在利益冲突 参考文献（略） 来  源：任堂君，刘怡曼，孟鋆钰，孙梦珂，杨  剑．基于肠-肺轴探讨中医药保护肺肠屏障防治肺系疾病的研究进展  [J]. 中草药, 2026, 57(11): 4411-4421. END 文章内容仅供思路参考，不代表本刊观点，非中医药专业人员请勿试药 文章来源：中草药杂志社，本草全球转载仅为传播行业信息，不做商业用途。若转载不当，请联系：28331285@163.com删除，感谢原作者的辛劳付出。文中插入广告与本公众号无关。 本草全球服务内容  包括但不限于:  中药新药、经典名方、配方颗粒、中药CMC、美国FDA IND、中药保护品种临床试验申报、中药上市再评价、药物经济学评价、新药研发及中药类注册备案全过程咨询与委托服务;可为有关单位疑难问题提供解决方案与技术支持、开展内训等服务。凡提交至本草全球的疑难问题,均可协助解决。  联系人:田先生 138016672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