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YTX-011

在抗体偶联药物（ADC）的研发中，业界长期秉持着一个“常识”：连接子（Linker）越稳定，脱靶毒性就越低，临床疗效就越好。过去二十年，ADC研发的重心很大一部分放在了增强连接子稳定性上。大家普遍假设，有效载荷（payload）在血液循环中的“过早释放”是导致脱靶毒性和疗效受限的罪魁祸首 。 然而，许多临床上极其成功的ADC（包括那些半衰期很短的ADC），使用的反而是相对“不稳定”的连接子。例如calicheamicin和doxorubicin ADC使用的腙类连接子，其半衰期小于 2 天；用于DM1的第一代二硫键连接子（SPP-DM1）同样会导致ADC稳定性极差。govitecan（CL2A-SN38）与tirumotecan（pyrimidine - CL2A-KL610023）抗体药物偶联物中采用的碳酸酯连接子，在血浆中会快速水解，半衰期为 1~2 天。常用的含马来酰亚胺的 MC与 MCC连接子（上图 ）已应用于 200 余种处于临床阶段的ADC；这类连接子在血浆中放置一周后，通常会通过逆迈克尔反应使初始DAR降低 50%。vedotin（MC-VCit-PABC-MMAE）、mafodotin（MC-MMAF）、deruxtecan（MC-GGFG-DXd）与emtansine（MCC-DM1）等Drug-Linker，均是这类基于 MC 连接子的广泛代表。相反，那些高稳定性连接子的ADC，不仅没有在临床上表现出更好的疗效，反而经常伴随着意想不到的严重毒性。 那么理想与现实的差距到底在哪里❓️ 2026年4月21日，Zymeworks的科学家Raffaele Colombo博士在Annals of Oncology发表综述文章：《Re-Evaluating Antibody-Drug Conjugate Linker Stability: Assessment, Interpretation, and Clinical Translation》，深入解析了ADC连接子的稳定性分类、评估方法、分布特征和临床的相关性等。👇 文章指出，临床前研究已多次证实，采用更稳定连接子的 ADC 具有更优的治疗指数，许多相关研发项目也基于这一优势推进至临床阶段。然而，截至目前的临床证据并不支持：仅靠提升连接子稳定性，就能作为独立因素改善患者体内的治疗指数。 🔗 连接子不稳定性的分类 (Types of linker instability) 首先要区分“可裂解性 (cleavability)”和“不稳定性 (instability)”两个概念：可裂解性是指在肿瘤微环境中特定的响应（如酶、pH值改变），而不稳定性是指在血液循环中的自发变化。 文章指出，连接子不稳定主要分为两大类： 连接子-药物不稳定性 (Linker-drug instability)： 连接子与毒素断裂，直接将游离的毒素释放到血液中。 抗体-连接子不稳定性 (Antibody-linker instability)： 抗体与连接子断裂，释放的是完整的“药物-连接子”复合物。这种复合物通常会转移并重新结合到血浆白蛋白上，随后作为白蛋白偶联物发挥作用。 💡 划重点： 目前绝大多数获批的ADC，表现出的其实都是“抗体-连接子不稳定性”，包括11/19上市的MC Linker ADC，7天解偶联50%。Sacituzumab govitecan（SG）同时存在抗体-连接子不稳定以及连接子-药物不稳定的问题。以ozogamicin 为载荷的ADC在其连接子中存在两个不稳定点，因此整体稳定性相对较低。Loncastuximab tesirine是已获批准的采用马来酰亚胺结构的ADC中连接子最稳定的一种（MP-PEG8-VA-PABC-SG3199），在血浆中一周内仅损失约20%的偶联药物，这一水平与其他采用MP-PEG8连接子的ADC相似。Trastuzumab botidotin则代表了首个获批的高稳定性ADC，但可能与较高发生率（>90%）的眼部毒性相关。 🔬 评估手段的误区与动物模型的“骗局” (Preclinical and clinical evaluation) 我们是如何评估ADC稳定性的？文章指出了几个误区🚨： 最可靠的标准： 直接使用质谱测量血浆中随时间变化DAR值变化，是目前最直接、最可靠的ADC体内稳定性评估方法。比较好的理解DAR值变化的方法是比较TAb和acDrug（偶联的药物）的变化，acDrug和TAb的摩尔比就是DAR值，曲线相交时DAR=1。 对比TAb和ADC的误区： 很多研究喜欢对比总抗体 (TAb) 和ADC的药代动力学 (PK) 曲线。但如果是高DAR值（如DAR8）的ADC，即便它疯狂掉毒素，在完全掉光（变成DAR0）之前，这两条曲线依然会高度重合，给人一种“极其稳定”的假象（下图C） 。 体外血清稳定性试验误区：只能测连接子-载荷不稳定，测不出抗体-连接子解偶联，大量文献据此错误宣称 “某某 ADC 高度稳定”（包括 T-DXd 早期研究）。 游离载荷/TAb评估连接子稳定性误区：游离载荷 = 生成速率 − 清除速率，低游离载荷 ≠ 高稳定，所以游离载荷含量低并不能说明载荷稳定。 动物模型的严重局限： 这是一个重灾区！无论是小鼠、大鼠还是非人灵长类（NHP）动物，它们都会一致且极其严重地低估游离毒素的暴露量。因此，基于动物模型血浆中游离毒素浓度很低，就沾沾自喜地认为ADC极其稳定且临床安全，是完全错误的推断。目前原因尚不清楚，可能的原因包括：小分子载荷清除与体重直接相关，小动物清除更快；此外Drug-linker解偶联后会和白蛋白结合，而不同种属的白蛋白半衰期存在巨大差异。 🔄 重新认识ADC的体内分布 (Understanding ADC disposition) 我们必须面对现实：输入患者体内的ADC，通常只有不到1%能真正到达肿瘤部位。绝大部分的ADC都是在正常组织中，通过细胞非特异性摄取或受体介导的途径，进入溶酶体被降解掉的。这意味着，即使连接子再稳定，ADC依然会在正常组织中被代谢并释放出细胞毒素。所以临床上ADC的毒性主要和载荷相关，如下表采用曲妥珠作为抗体的ADC药物的的安全性对比。 更稳定 = 正常组织完整 ADC 暴露更高、更久，但游离载荷暴露并不降低，因为游离也包括代谢释放。临床例证：稳定 iladatuzumab vedotin vs 不稳定 Polatuzumab vedotin，acDrug AUC 高 4 倍，但游离载荷暴露相同。 稳定性≠更好 PK：稳定连接子也可能清除极快（疏水、靶点分布、抗体格式）。例如9MW2821（稳定）清除快于Enfortumab vedotin（不稳定）。 ⚠️改变稳定性对临床MTD、疗效和毒性的真实影响 提高连接子的稳定性，真的能带来获益么❓️ ❌️并没有提高最大耐受剂量 (MTD)：如许多稳定Linker的TROP2 ADC药物的MTD是其他同类载荷不稳定ADC的50%（下面第一个图，标准化处理）。数据分析表明，稳定和不稳定的MMAE类或exatecan类ADC，其临床给药剂量基本相似。而在DXd类ADC中，不稳定的ADC（如T-DXd）能达到的临床剂量，反而比稳定的ADC高出约两倍（第二个图）。 注：expressed as normalized cytotoxin content (DoseADC * DAR * MWpayload / MWADC), a useful metric to compare ADCs with different DAR 💀引发毒性转移与新副作用： 提高稳定性，可能会导致正常组织长时间暴露于高浓度的完整ADC中 。这并不会减少游离毒素相关的毒性，反而会因为完整的ADC被正常细胞摄取，引发意想不到的新毒性。 如传统的MMAE类ADC（相对不稳定）很少引起严重的眼部毒性。然而，近年来为了追求高稳定性而开发的多种MMAE ADC，却在临床上引发了极高比例的眼表毒性（干眼症、角膜病变、视力模糊等），如前面的两个CD79b ADC分子毒性对比。MMAE类ADC临床眼部毒性与连接子稳定性的关联表如下： 再比如DM1 ADC的血小板毒性：中等稳定的MCC-DM1会导致血小板减少；SPP-DM1（更不稳定）无血小板减少；更稳定的BAT8001、TRPH-222则出现严重血小板减少。机制：稳定 ADC 在正常组织摄取，细胞内积累不可渗透 DM1 代谢物、导致骨髓毒性；不稳定 ADC 在血浆释放游离 DM1，被快速清除，没有毒性积累。 还有同抗体同载荷，不同偶联、不同Linker和DAR值的两个分子，XMT-1592（更稳定）的肺毒性药显著高于XMT-1536。 ❌️没有提高临床响应：具有更稳定连接子的ADC可能带来更好的疗效，但也可能导致不可接受的毒性反应，或者其疗效并不优于连接子较不稳定的分子。这是因为疗效取决于多种机制之间的微妙平衡，而安全性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如果在低于有效剂量的水平下，更稳定连接子的ADC出现了意料之外的、影响生活质量甚至危及生命的毒性（例如眼毒性、出血、肺毒性），那么其总体疗效可能并不会超过具有较低稳定性的类似ADC。 如CD79b MMAE ADC：稳定的Ila-V vs 不稳定的Pola-V，疗效相同，但 Ila-V 眼毒性高而终止，Pola-V 获批；HER2 DXd ADC：稳定的 GQ1005 vs 不稳定 T-DXd，GQ1005 ORR 更低、应答更浅。 除了这些直接对比的案例外，还有若干通过提高连接子稳定性来改进既有技术的ADC，最终在临床开发中被终止。近期较为典型的终止项目包括 MYTX-011（采用thiomab位点特异性偶联以增强抗体-连接子稳定性）以及 EO-3021（在谷氨酰胺Q295位点通过酶介导的位点特异性偶联，从而形成稳定的ADC）。SGN-35T与已获批准的 Brentuximab vedotin（BV）采用相同的抗体和载荷，但引入了一种新型连接子（MP-dLAE），旨在使MMAE优先在癌细胞中释放而非骨髓中释放。然而，SGN-35T近期也被终止开发，凸显其未能优于BV。 TOPO1i ADC属于较新的类别，与其他载荷类型相比，其项目终止数量相对较少。不过，已报道的TOPO1i ADC终止项目覆盖了从低稳定性到完全稳定连接子的整个范围，包括：低稳定性的 IMMU-130；中等稳定性的MC类连接子ADC（如 DS-6157、GEN1160 和 GEN1286）；高稳定性的ADC（如 PF-08046044、AZD9829、PHN-010、BAT8007 和 BAT8009），以及完全稳定连接子的ADC（如 PF-08052666 和 9MW2921）。 🎯 结论与展望 (Conclusion and outlook) 连接子不稳定并不是绝对的坏事，适度的不稳定反而是维持ADC药代动力学平衡（有效载荷释放、系统暴露、清除途径）的重要一环 。抛弃对“绝对稳定性”的盲目执念。一味追求超稳定连接子并不能保证研发出更好的ADC 。未来的ADC优化，应将更多精力放在有效载荷 (Payload) 自身理化性质和代谢途径的优化上，以及如何平衡疗效与患者的生活质量 。 临床数据是检验药物设计的唯一真理。在下一代ADC（如双抗ADC、双毒素ADC）的研发中，唯有深刻理解ADC复杂的体内处置机制，才能走出“实验室数据完美，临床一期死”的怪圈。 一句话总结：ADC的成功不取决于“连接子有多稳定”，而取决于是否在“疗效与毒性之间找到最佳动态平衡”。 参考文献： Colombo R, et al. Annals of Oncology, 2026. DOI: 10.1016/j.annonc.2026.04.008) 此外，Colombo 在AACR2026做了题为“The (r)evolution of antibody-drug conjugates: From early concepts to next-generation cancer therapy”的报告，深入阐述了ADC载荷设计、连接子优化，PK等，需要的扫码加入星球获取（有门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