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GE2 x TNF-α

作者｜小麦 目前自免是仅次于肿瘤的第二大市场领域，2022年全球自免药物市场规模约达1323亿美元，据弗若斯特沙利文预测，到2030年，全球自免药物市场规模有望达到1760亿美元，2022~2030年复合年增长率为3.6%。 国内在自免领域远远落后于国外，但近几年国内自免药物发展迅速，今年迪哲医药的JAK抑制剂戈利昔替尼、康诺亚生物的IL-4Rα抗体药物司普奇拜单抗、恒瑞医药的靶向IL-17A生物制剂夫那奇珠单抗和智翔金泰的靶向IL-17A生物制剂赛立奇单抗等相继获批上市，有望打破进口药的垄断地位，给患者提供更多的选择。   01   JAK靶向制剂 JAK激酶属于细胞内非受体酪氨酸激酶家族，包括JAK1、JAK2、JAK3、TYK2四个成员，介导细胞因子产生的信号，并通过JAK-STAT信号通路传递下去，参与了免疫、细胞分裂、细胞死亡和肿瘤形成等过程。该通路异常可能导致各种疾病，如皮肤病、癌症和影响免疫系统的疾病等（图1）[1]。 图1. JAK家族介导信号通路 全球已有十多款JAK抑制剂获批上市，包括第一代的托法替布、芦可替尼、巴瑞替尼、培非替尼和迪高替尼；第二代的菲达替尼、乌帕替尼、非戈替尼、阿布昔替尼和帕瑞替尼以及第三代的氘可来昔替尼等，这些抑制剂大多用于关节炎、特应性皮炎等自免疾病（图2）。 图2. 获批和部分在研的JAK抑制剂 为了提高竞争力，很多药企开始探索JAK抑制剂的新用途，如辉瑞的利特昔替尼、礼来巴瑞替尼和Concert Pharmaceuticals/Sun Pharmaceuticals的氘代芦可替尼获批斑秃新适应症，迪哲医药的戈利昔替尼获批用于治疗既往至少接受过一线系统性治疗的复发或难治的外周T细胞淋巴瘤（r/r PTCL）成人患者，成为全球首个且唯一获批用于治疗PTCL的JAK1抑制剂。 除此之外，还有很多临床在研的JAK抑制剂，如泽璟制药的杰克替尼、恒瑞医药的艾玛昔替尼、辉瑞/Priovant Therapeutics的brepocitinib和再极医药的MAX-40070等，其中杰克替尼和艾玛昔替尼都处于申报上市阶段。   02   IL-4靶向制剂 白细胞介素4（IL-4）主要是由T细胞、自然T细胞、肥大细胞和嗜酸性粒细胞产生的一种糖基化的I型细胞因子。 IL-4和IL-13是2型免疫反应中的关键细胞因子，作用于1型 IL-4Rα/γ和/或2型IL-4Rα/IL-13Rα复合物引发其信号传导作用，从而激活JAK-STAT信号通路（图3）。 图3. IL-4和IL-13介导的信号通路 目前为止全球范围内有5款靶向IL-4R药物获批上市，分别是甲磺司特、度普利尤单抗、吡美莫司、Actimmune以及司普奇拜单抗，其中度普利尤单抗是全球首款获批的IL-4R单抗药物，司普奇拜单抗是国内首个、全球范围第二个申报并获批上市的IL-4Rα抗体药物。 图4. 获批和部分在研的靶向IL-4的药物 度普利尤单抗是赛诺菲的当家花旦，在自免领域尤其是特应性皮炎适应症上取得巨大成功，撑起特药板块半边天，2023年销售额达到107.15亿欧元（115.7亿美元）。 今年7月和9月，度普利尤单抗相继在欧盟、美国和中国获批慢性阻塞性肺病（COPD）新适应症，扩大其适应人群。 除此之外，临床上还有很多在研的IL-4/IL-4R抑制剂，如康乃德的CBP-201、康方生物的AK120以及智翔医药的GR-1802等。   03   IL-17靶向制剂 白细胞介素17（IL-17）是由CD4+ T细胞分泌，能够诱导上皮细胞、内皮细胞、成纤维细胞合成分泌IL-6、IL-8、G-CSF、PGE2，促进ICAM-1的表达的促炎因子。 IL-17有 IL-17A、IL-17B、IL-17C、IL-17D、IL-17E（也被称为IL-25）和IL-17F 6个家族成员。白介素IL-17受体（IL-17R）有IL-17RA、IL-17RB、IL-17RC、IL-17RD、IL-17RE 5个家族成员（图5）[2]。 图5. IL-17介导的信号通路 全球范围内共上市7款靶向IL-17A/IL-17RA药物，分别是司库奇尤单抗、依奇珠单抗、尼塔奇单抗、比吉利珠单抗、布罗利尤单抗、夫那奇珠单抗和赛立奇单抗（图6）。 图6. 获批和部分在研的靶向IL-17药物 目前，司库奇尤单抗和依奇珠单抗是全球最畅销的两款IL-17靶向生物制剂， 司库奇尤单抗是由诺华研发的首款获批上市的靶向IL-17A单抗，用于治疗银屑病、银屑病关节炎和强直性脊柱炎等自免疾病，2022年销售额达47.88亿美元，2023年销售额达49.8亿美元。 依奇珠单抗是由礼来研发的靶向IL-17A单抗，是第一个在银屑病关节炎（PsA）头对头研究中疗效优于阿达木单抗的IL-17A拮抗剂，2022年销售额达到24.82亿美元，2023年销售额达到27.6亿美元。 今年8月份，恒瑞医药的夫那奇珠单抗和智翔金泰的赛立奇单抗获批上市，用于治疗适合接受系统治疗或光疗的中重度斑块状银屑病成人患者，成为国产首批获批的本土自主研发重组抗IL-17A人源化单克隆抗体，将打破同类进口药物的长期垄断局面，为银屑病患者提供新的治疗选择。 除此之外，还有很多临床在研的靶向IL-17的生物制剂，包括荃信生物的QX-002N，康方生物的AK-111和君实生物的JS005等。   04   IL-6靶向制剂 白介素-6（IL-6）是趋化因子家族的一种细胞因子，主要由单核巨噬细胞、 Th2细胞、血管内皮细胞、成纤维细胞产生。 IL-6的受体蛋白，由特异性的IL-6结合受体蛋白（IL-6R），和被称为信号转导蛋白的gp130所组成。按照信号传导方式的差异，IL-6参与的信号途径，可以分为经典信号通路（classical signaling）和转信号通路（Trans-signaling）。 在经典信号通路中，IL-6与其膜结合受体mIL-6R、可溶性受体sIL-6R结合后，招募gp130（一种跨膜蛋白，细胞因子受体）结合形成IL-6-IL-6R-gp130六聚体，触发下游JAK-STAT、RAS-RAF等信号通路转导和基因表达。在转信号通路中，IL-6-sIL-6R复合物与gp130结合，启动细胞内信号转导，促进细胞增殖、分化、氧化应激和免疫调节（图7）[3]。 图7. IL-6信号转导和IL-6受体系统的模式 IL-6信号通路异常与很多疾病的发病机制有关，包括类风湿性关节炎（RA）、系统性幼年特发性关节炎(sJIA)、Castleman病、巨细胞动脉炎（GCA）、大动脉炎和细胞因子释放综合征（CRS）等。 目前全球有4款药物获批上市，包括靶向IL-6R的托珠单抗、Sarilumab、和萨特利珠单抗以及靶向IL-6的司妥昔单抗，其中托珠单抗由于上市时间早应用广泛，销售额遥遥领先，受益于用于新冠治疗的获批，曾在2021年达到销售峰值39.6亿美元。 图8. 部分靶向IL-6的药物 除此之外，临床上还有很多在研的IL-6或IL-6R拮抗剂药物，为了提高竞争性，很多药企进行差异化布局，开发新的适应症，包括优时比的olokizumab、诺和诺德的ziltivekimab和罗氏的RG6179等（图6）。 Olokizumab最初由优时比公司研发，是一款靶向IL-6的人源化单抗。后来在2013年转让给了俄罗斯药企R-Pharm，目前正在进行RA领域的上市申请。 Ziltivekimab最初是由Corvidia Therapeutics研发的IL-6单抗药物，后于2020年6月，诺和诺德以21亿美元收购Corvidia Therapeutics，接管了其主要候选药物ziltivekimab的开发工作。 Ziltivekimab旨在阻断IL-6通路来降低全身炎症，从而降低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ASCVD）和慢性肾脏病（CKD）患者的主要心血管不良事件风险，具有延长的半衰期，可以通过每月一次皮下注射给药。 RG6179是由罗氏研发的IgG2类IL-6单抗，可阻断经典和转信号传导，用于糖尿病性黄斑水肿、自身炎症性疾病、黄斑水肿和葡萄膜性黄斑水肿。   小结   自免是一个很大的疾病领域，有很多疾病靶点，目前全球自身免疫病药物市场中，TNF-α和IL-12/IL-23两个自免领域老靶点抑制剂销售额仍位居前列，而JAK、IL-4R、IL-17A、IL-6、IL-5、URAT1、TSLP、MASP-2、TYK2等靶点，则吸引较多创新药企布局，本文主要介绍JAK、IL-4R、IL-17A和IL-6四个热门自免靶点及其研发进展。 参考文献 1.Aikaterini Tsiogka et.al, The JAK/STAT Pathway and Its Selective Inhibition in the Treatment of Atopic Dermatitis: A Systematic Review, J. Clin. Med. 2022, 11, 4431 2.Mandy J. McGeachy, Daniel J. Cua, and Sarah L. Gaffen, The IL-17 Family of Cytokines in Health and Disease, Immunity 50, April 16, 2019 3.Masashi Narazaki and Tadamitsu Kishimoto, The Two-Faced Cytokine IL-6 in Host Defense and Diseases, Int. J. Mol. Sci. 2018, 19, 3528. BiG近期会议 10月26日，第三届生物计算大会保留栏目-第二届吐槽大会即将再度来袭！将围绕投融资、行业心态、年轻人，及AI等热门话题展开策划，通过移幕换景，大咖带新秀，一同探讨AI+Biomed的融合之道！ ▼ 10月31日，BiG联合Citeline，将于10月底，举办自免小规模私董研讨会，聚焦：TCE vs. CAR-T，自身免疫开发策略，线上同步直播，敬请期待！ ▼ 共建Biomedical创新生态圈！ 如何加入BiG会员？

摘要：多发性骨髓瘤（MM）是一种以骨髓中浆细胞积累为特征的血液系统癌症。尽管治疗取得了进展，但大多数患者中的MM仍然无法治愈。与MM相关的免疫失调促进了疾病的进展，这促使研究者探索免疫疗法来对抗这种疾病。免疫疗法研究的一个领域是设计骨髓瘤疫苗疗法，以逆转与肿瘤相关的免疫抑制，并引发针对肿瘤的特异性免疫反应，有效地针对MM细胞。本文回顾了MM的疫苗免疫疗法，按抗原类型和递送方法对研究结果进行分类。抗原包括特异性抗原（Id）、肿瘤相关抗原（TAA）、肿瘤特异性抗原（TSA）和整个肿瘤裂解物。到目前为止，骨髓瘤疫苗在临床上显示出有限的疗效。然而，进一步的研究至关重要，以优化各个方面，包括抗原和患者选择、疫苗的时机和顺序，以及与新兴MM治疗的合理组合。 1.引言 多发性骨髓瘤（MM）是一种血液系统恶性肿瘤，其特征是克隆性浆细胞在骨髓（BM）中积累，并分泌单克隆免疫球蛋白，导致被称为CRAB（高钙血症、肾功能不全、贫血和骨病变）的特征性症状。尽管出现了许多新的治疗方法显著改善了治疗效果，但MM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无法治愈，对于大多数晚期患者来说，这种疾病仍然是致命的。越来越多的研究关注于利用宿主免疫系统针对MM细胞的免疫疗法。由于抗原呈递无效和效应细胞功能障碍，MM与免疫失调相关，创造了一个促进疾病进展的免疫抑制环境。研究的一个领域是设计骨髓瘤疫苗疗法。癌症疫苗接种是一种旨在激活免疫系统以识别和对抗癌细胞的治疗性方法。这些疫苗可以作为预防措施，称为预防性疫苗，或者作为已经诊断出癌症的个体的治疗选择，称为治疗性疫苗。任何癌症疫苗所针对的抗原的选择对其临床效果至关重要。肿瘤抗原被分为两大类：肿瘤相关抗原（TAAs）和肿瘤特异性抗原（TSAs）。TAAs是自身抗原，它们在肿瘤细胞中要么优先表达，要么异常表达，但也可能在正常细胞中以某种水平存在。TSAs，也称为新抗原，包括仅由癌细胞编码的抗原，并且是肿瘤特异性的，能引发高亲和力T细胞反应。疫苗被分为共享和个性化疫苗。共享抗原是公共抗原，可以由相对常见的人类白细胞抗原（HLA）等位基因在患者中呈递。这些疫苗是现成的免疫疗法的有希望的候选者。另一方面，个性化癌症疫苗由于高通量基因测序、质谱（MS）和生物信息学的进步而最近获得了更多的关注，这些技术使得能够识别HLA结合肽和预测独特的个性化新抗原。此外，癌症疫苗可以通过各种平台递送，如肽疫苗、RNA疫苗、DNA疫苗、病毒疫苗和抗原呈递细胞（APC）/树突细胞（DC）疫苗。如今，大多数正在临床研究中的疫苗涉及递送肿瘤抗原与佐剂或其他共刺激因子的组合。佐剂是癌症疫苗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它们通过激活先天免疫途径来增强免疫反应。各种佐剂，如Toll样受体（TLR）激动剂和细胞因子被用来提高癌症疫苗的效果。有关癌症疫苗的更详细信息，请参考文献3-7。本文旨在回顾针对MM的疫苗免疫疗法的主要发现，根据抗原类型及其递送方式（无论是肽、蛋白质、DNA或DC基础疫苗）进行分类。讨论的肿瘤抗原包括特异性抗原（Id）、TAA、TSA和整个肿瘤裂解物。在MM中，恶性浆细胞分泌含有称为Id的肿瘤特异性抗原决定簇的单克隆免疫球蛋白（副蛋白）。Id是通过B细胞成熟和体细胞超突变期间的基因重排形成的。尽管Id抗原是TSA的一个子集，但由于研究针对骨髓瘤Id抗原的疫苗的历史意义，本综述中包括了对这些抗原的专门部分。 2.特异性疫苗 2.1.基于Id蛋白/肽或DNA的疫苗 Id疫苗的最初研究之一可以追溯到1995年Kwak等人的一项研究，他们用接受者血浆中的骨髓瘤免疫球蛋白免疫了一个健康的兄弟姐妹BM供体。检测到淋巴增殖反应，恢复了对骨髓瘤Id具有独特特异性的接受者CD4+ T细胞系，这证明了用Id免疫可能代表一种增强特异性抗肿瘤效应的新策略。后来，更多的研究调查了Id疫苗作为治疗策略的潜力。一组I-III期MM患者接受了用明矾作为佐剂的自体血清M组分的重复免疫。虽然在三名患者中成功，但引起的免疫反应幅度适中且短暂。随后的研究引入了免疫原性载体蛋白，如钥孔帽螺血蓝蛋白（KLH）或丝状噬菌体，单独或与粒细胞-巨噬细胞集落刺激因子（GM-CSF）、白细胞介素（IL）-2、IL-12等佐剂一起使用，以增强Id蛋白的抗肿瘤免疫。尽管这些策略能够引起肿瘤特异性免疫反应，但临床反应适中。例如，在Osterborg等人的研究中，Id疫苗与GM-CSF一起用于五名II期MM患者。所有患者都发展了Id特异性T细胞免疫，但只有一名个体的M组分浓度显著降低。Massaia等人用KLH和低剂量的佐剂细胞因子GM-CSF或IL-2对接受高剂量化疗（HDT）后最小残留病（MRD）的患者进行了疫苗接种。在75%的患者中记录了特异性T细胞反应，但没有减少肿瘤负担。另一项研究探讨了在HDT和外周血祖细胞输注后的第一个缓解期使用与KLH结合的特异性蛋白和低剂量GM-CSF作为维持治疗。回顾性病例匹配分析显示，疫苗组和用干扰素（IFN）-α和/或地塞米松作为维持治疗的对照组之间的生存和无进展生存（PFS）持续时间相似。 在非随机的I期临床试验中，更多的努力被投入到研究基于Id DNA的疫苗，该疫苗编码患者特异性的单链可变片段，或将Id与破伤风毒素的片段C（FrC）链接。14名患者接受了至少在自体干细胞移植（ASCT）/高剂量治疗（HDT）后6个月开始的疫苗接种。在为期52周的研究期间，10名患者（71%）的血清副蛋白无法检测到、减少或保持稳定，而11名患者（79%）维持了持续的完全反应（CR）/部分反应（PR）。此外，对于13名患者，中位无进展生存期（TTP）为38.0个月。然而，由于之前的ASCT/HDT，很难区分疫苗效果和延迟治疗反应，因为在疫苗接种开始后，7名、6名和1名患者已经分别达到了CR、PR和稳定病状（SD）。在Qazilbash等人最近发表的一项研究中，采用了另一种Id疫苗接种策略。在这项随机的2期试验中，采用了初免和增强策略，通过收集已经用患者特异性Id-KLH在体内初免的T淋巴细胞，然后使用CD3/CD28磁珠在体外激活这些T细胞，并在HDT和自体造血干细胞移植（AHCT）后重新注入这些细胞，并随后增强剂量的指定疫苗。尽管疫苗引发了持续至+180天的强烈免疫反应，但与仅接种KLH的对照组相比，接种Id-KLH的组别在临床上没有益处。表1显示了使用Id蛋白/肽或基于DNA的Id疫苗的试验总结。 2.2.基于DC的Id疫苗 专业的APCs，DCs，在启动和调节先天和适应性免疫反应中发挥着关键作用。通过利用它们增强宿主效应器和记忆CD8 T细胞反应的能力，这些反应对于抗肿瘤免疫至关重要，DC疫苗已成为癌症免疫疗法的主要策略之一。DC疫苗首次在MM的Id抗原背景下进行了测试。历史上，基于Id的DC疫苗在MM试验中已经测试了十多年，但没有明确的临床益处。已经提出了几种优化方法，用于生成、给药途径和疫苗接种的时间。原始方法涉及从通过白细胞分离术收集的外周血液中分离DCs，随后进行密度梯度离心。随后，添加细胞因子，即GM-CSF和IL-4，成为培养要么粘附的单核外周血细胞，CD34+或CD14+细胞的标准实践。在Id脉冲后提出了各种成熟方案以增强有效性，包括单独暴露于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TNF-α和IL1-B，CD40配体或TNF-α、IL-6、IL-1和前列腺素E2的组合。研究了不同的疫苗接种途径，包括皮下、皮内、静脉内和淋巴结内。在I/II期试验中，Curti等人比较了通过顺序皮下和静脉内途径的Id脉冲DCs。每位患者都作为自己的对照，接受顺序皮下和静脉内给药。结果表明，皮下给药诱导了更强的T细胞反应，表明其在引发免疫反应方面比静脉输注重建。此外，疫苗在不同的患者群体中进行了测试，包括晚期骨髓瘤患者，化疗后的患者，未经预处理的个体，在ASCT后肿瘤负担较低的患者和冒烟型骨髓瘤（SMM）。如上所述，尽管付出了巨大努力，基于Id的DC疫苗并未产生令人满意的临床结果。Wen等人在1998年进行的一项研究是对DC基础Id疫苗针对MM的首批试验之一，涉及一名43岁的晚期难治性骨髓瘤患者。通过一系列密度梯度离心从单核细胞中分离出DCs。尽管临床反应有限，但这项研究通过产生Id特异性免疫反应，证实了体外生成的骨髓瘤DCs的功能能力。后来，通过对DC生成的一些优化，通过培养粘附的单核细胞与GM-CSF和IL-4等细胞因子。在1999年，两名晚期难治性MM患者接受了用Id抗原和KLH装载的自体DC疫苗，并以GM-CSF作为佐剂。结果表明，两名患者都发展了Id特异性T细胞增殖反应，其特征是产生干扰素γ（IFN-g）。然而，在这两名病例中没有临床益处。尽管如此，考虑到这些患者患有晚期疾病，预计疫苗可能不会对这一特定群体产生最佳效果。因此，对免疫系统受损较小或肿瘤负担较低的患者群体进行了额外的试验，预期这可能会增强疫苗的效果。六名早期/早期复发的骨髓瘤患者接种了自体DCs（静脉内）准备如前述研究并装载Id抗原和KLH。然而，只有3名患者的Id血清水平稳定期，2名患者在疫苗接种后疾病进展。在另一项研究中，在26名预期肿瘤负担较低的患者中，在HDT和外周血祖细胞移植（PBPCT）后测试了基于DC的Id疫苗。值得注意的是，只有四名患者发展了Id特异性增殖性T细胞反应。这些免疫反应者中有三名在疫苗接种时处于CR状态。在移植后平均随访30个月，共有17名患者存活。这些发现表明，较低的肿瘤负担可能导致更好的免疫反应。然而，由于缺乏对照组进行比较，将这些结果完全归因于疫苗是具有挑战性的。还在未经治疗的I期患者中进行了基于DC的Id疫苗接种的调查。在这项试验中，九名患者接受了用Id和KLH脉冲的自体单核细胞衍生的DCs。疫苗在56%的患者中导致了T细胞增殖。与其他研究一样，临床反应适中，三名患者的M蛋白略有减少。 为了增强基于DC的Id疫苗的效力，对DC生成进行了优化。在早期的基于DC的疫苗接种研究中，未成熟的DCs被脉冲抗原。然而，未成熟的DCs激活T细胞的能力次优。因此，引入了在成熟诱导细胞因子存在下暴露于抗原的DCs。这首先在5名在HDT后稳定部分缓解的患者中进行了测试。此外，有人建议将给药途径从静脉内改为皮下，以克服与静脉内疫苗接种相关的潜在限制，例如DCs可能在肺、肝和脾等器官中的积累。即使对DC生成进行了修改，并将给药途径转移到皮下，临床效益仍然不明显。此外，将临床反应仅归因于DC疫苗仍然具有挑战性，特别是考虑到化疗/自体HCT后四个月开始的时机。 尽管探索了DC生成、给药途径、疫苗接种时机以及添加免疫原性载体蛋白/佐剂的优化，但未观察到显著结果。Bendandi等人假设缺乏临床意义可能是由于从MM患者获得的DC在数量和质量上的缺陷。因此，他们进行了一项试点研究，其中4名MM患者接受了异体树突细胞（alloDC）随后是Id-KLH。疫苗仅诱导了可检测的抗KLH效应T细胞和B细胞反应，而没有诱导针对肿瘤特异性Id的T细胞增殖。从临床角度来看，结果并不令人印象深刻，一名患者在停止疫苗接种后出现SD，而其中3名患者在研究随访期间进展。表2显示了在MM中使用基于DC的Id疫苗的试验总结。 3.肿瘤相关抗原 3.1.基于肽的TAA疫苗 尽管Id疫苗能诱导可检测的免疫反应，但未能显示出临床效力。这可能归因于高水平循环Id蛋白对T细胞的抑制作用，导致耐受性，以及Id蛋白本身是一个弱抗原的事实。作为Id疫苗的替代品，开发了具有TAA的疫苗。在临床、临床前和体外环境中研究了多种TAA在MM中的作用，如Mucin-1（MUC1）、透明质酸介导的运动受体（RHAMM）、B细胞淋巴瘤2（BCL-2）家族、Wilms肿瘤1（WT1）、X盒结合蛋白1（XBP1）、syndecan-1（CD138）、CS1（SLAM7）、癌症睾丸抗原（CTA）、Dickkopf-1（DKK1）、甲基丙二酸半醛脱氢酶（MMSA-1）、热休克蛋白（HSP）、端粒酶逆转录酶（hTERT）和Survivin。表3显示了在MM中使用TAA作为抗原的试验总结。 糖蛋白MUC1存在于包括MM在内的各种癌症中。ImMucin，一种21肽合成长肽疫苗，在15名骨髓瘤患者的I/II期研究中进行了测试。ImMucin诱导了显著的T细胞反应，并增加了针对MUC1的抗体滴度。然而，临床效力次优，中位PFS为17.5 ± 3.9个月。 RHAMM衍生的肽R3在I/II期研究中作为另一种潜在的血液学恶性肿瘤的免疫原性抗原进行了调查，包括MM。在10名HLA-A2阳性患者中进行的300 mg疫苗的初步研究，包括4名MM患者，显示出积极的临床和免疫学反应。在接受300 mg疫苗的MM患者中，3/4显示出特异性CD8+ T细胞增加，2/4显示出克隆标记减少。然而，有限的样本量需要谨慎得出明确结论。 BCL-2家族蛋白在1期试验中作为MM的另一个靶标抗原进行了研究。复发的MM患者接受了与montanide ISA-51作为佐剂混合的Bcl-2、Bcl-XL和Mcl-1肽的疫苗接种，以及bortezomib。由于肽HLA限制，患者根据他们的HLA-A阳性性接受肽，即HLA-A1、HLA-A2和/或HLA-A3。在7名患者中，3名显示出与基线（疫苗接种前）相比的疫苗诱导的肽抗原特异性T细胞反应。然而，小样本量阻碍了对临床效力的结论性评估。与儿童肾肿瘤Wilms肿瘤相关的WT1基因，作为癌基因和某些正常细胞过程的关键组成部分，发挥着双重作用。它在造血恶性肿瘤和实体癌中高度表达，包括骨髓瘤，其表达随着疾病进展而增加。研究已经鉴定了WT1中的各种表位，可以以人类HLA限制的方式引发WT1特异性细胞毒性T淋巴细胞（CTL）反应。因此，基于WT1肽的免疫疗法可能是恶性疾病患者的一个选项。在Tsuboi等人的案例研究中，一名57岁的耐化疗MM患者每周接受HLA-A*2402限制的9肽WT1肽和montanide ISA51作为佐剂的皮内疫苗接种。疫苗接种后，骨髓癌细胞减少了60%，尿液M蛋白水平从3.6降至0.6 g/天。此外，C-X-C趋化因子受体类型（CXCR）4阳性细胞有显著变化，表明WT1特异性CTLs有效地迁移到肿瘤部位。 为了应对单一抗原肽疫苗的局限性，包括潜在的抗原逃逸和目标抗原的下调，还研究了多肽疫苗。PVX-410是一种基于肽的疫苗，由来自XBP1、CD138和CS1三个不同抗原的4个9肽组成。在一项研究中，22名中度至高风险HLA-A2阳性的SMM患者接受了PVX-410皮下注射和佐剂poly-ICLC，有或没有lenalidomide。PVX-410一致地产生了特定、持久的免疫反应，特别是与lenalidomide一起使用时。然而，总体临床反应仍然适中。单独使用时，所有患者的最佳反应为SD，其中5/12在12个月内进展。在联合治疗组中，一名患者实现了PR，四名患者有最小反应或SD。 DKK1、MMSA-1和HSP作为TAA被研究，它们有潜力作为针对MM的疫苗疗法。DKK1，一个Wingless相关整合位点（Wnt）/β-连环蛋白信号抑制剂，能诱导肽特异性CTLs，这些CTLs能识别并溶解表达HLA-A0201的骨髓瘤细胞。MMSA-1是一种在MM细胞中特异表达的膜蛋白。当与DKK1结合在疫苗中时，它以HLA-A0201限制性方式增强CTL反应，改善存活，并在临床前模型中减轻骨破坏。肿瘤细胞衍生的HSPs，如gp96，已被作为小鼠骨髓瘤的TAA进行研究。来自已建立的小鼠骨髓瘤细胞系的混合HSPs，显示出作为现成疫苗的潜力，有效治疗具有大骨髓瘤肿瘤负担的小鼠，HSP与抗B7H1或抗-IL-10单克隆抗体结合使用。然而，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来确认它们在临床环境中的效力。 此外，最初在黑色素瘤患者中发现的CTA抗原，由于在正常组织上的有限表达，成为免疫疗法的靶点。Andrade等人的研究表明，骨髓瘤细胞上表达超过六个CTA抗原具有预后价值，与MM患者的较短总生存期（OS）相关。像NY-ESO-1、LAGE-1、MAGE-A1、MAGE-A2、MAGE-A3和MAGE-C1（CT-7）这样的突出CTA抗原已显示出刺激T细胞反应的潜力，使它们成为癌症免疫疗法的候选者。在CTA抗原中，MAGE-A3已在临床环境中进行了测试。在一个案例研究中，一个健康的捐赠者，即患者的同卵双胞胎，用MAGE-A3蛋白和AS02B作为佐剂进行免疫。在同种异体外周血干细胞移植后，将 primed捐赠细胞转移到患者体内。随后，患者接受了额外的MAGE-A3免疫接种，以及第二次外周骨髓单个核细胞输血。MAGE-A3免疫接种耐受性良好，并在两个双胞胎中产生了强大的MAGE-A3特异性抗体、CTLs和T辅助细胞反应。有趣的是，CTL反应针对一个以前未知的HLA-A*6801结合MAGE-A3肽，该肽在最后一次免疫接种后在患者体内保持可检测超过一年。检测到多个T辅助细胞反应，主要反应针对HLA-DR11限制的MAGE-A3表位。令人鼓舞的是，患者在第二次移植后2.5年仍处于缓解状态。这个案例研究表明，这种个性化的免疫治疗方法对MAGE-A3阳性MM患者具有潜在的疗效。在另一项II期研究中，评估了使用MAGE-A3多肽疫苗结合Poly-ICLC和GM-CSF在体内初次免疫，然后体外扩增的自体T细胞的安全性和效力，在27名骨髓瘤患者中。疫苗包括两个HLA-A2限制的类I表位和一个多类II表位。结果显示，在8名可评估的HLA-A2+患者中有7名检测到MAGE-A3特异性CD8 T细胞。此外，在25名患者中有19名产生了能产生细胞因子的疫苗特异性T细胞。2年OS为74%，2年无事件生存期（EFS）为56%。Cohen等人进行了类似的研究，其中13名MM受试者在接受ASCT前后以及早期SCT后疫苗初次自体淋巴细胞输注，接受了重组MAGE-A3和AS15免疫刺激剂。组合免疫疗法在所有受试者中产生了高滴度的体液免疫和持久且强大的抗原特异性CD4+ T细胞反应。然而，中位PFS为27个月，中位OS未达到，表明与标准护理没有差异。 在临床前环境中测试的其他CTA已被建议作为MM的可能免疫疗法靶点。自发的NY-ESO-1抗体和特异性CD8+ T细胞已在NY-ESO-1阳性MM病例中体内检测到。在临床前模型中，研究了一种名为NACH的复杂疫苗，该疫苗基于NY-ESO-1-alum-CpG ODN-HH2。NACH疫苗中使用的Alum-CpG ODN-HH2组合佐剂是一种新型免疫佐剂。疫苗在小鼠MM的预防和治疗模型中显示出有希望的抗肿瘤效果和免疫原性。NACH疫苗抑制了肿瘤生长，在小鼠中显著延长了存活时间。在治疗模型中，接受NACH疫苗的10只肿瘤小鼠中有7只存活至第90天，而对照组的所有小鼠在40天内死亡。LAG-1a是另一个在MM患者中经常表达的CTA抗原，与NY-ESO-1共享高mRNA序列相似性。In silico分析确定了在LAG-1a和NY-ESO-1中存在的七个肽段，这些肽段被不同肿瘤的T淋巴细胞识别。因此，假设针对NY-ESO-1的疫苗可能对表达LAG-1a但不表达NY-ESO-1的肿瘤的MM患者有益。MAGE-C1、SPAN-Xb和SP-17是其他能够引发CTL反应的CTA抗原，使它们成为基于疫苗的免疫疗法MM的靶点。 与Id疫苗类似，基于肽的肿瘤-TAA疫苗的实际应用到临床实践中尚未发生。Rapoport A.P等人的研究比较了54名MM患者中称为hTERT的端粒酶复合体的限速催化亚单位和抗凋亡蛋白Survivin作为目标抗原疫苗与肺炎球菌结合疫苗的免疫原性。HLA-A2阳性的患者（包括任何A2等位基因）被分配到A组，他们接受了hTERT/Survivin疫苗。研究表明，尽管这种多肽肿瘤抗原疫苗的免疫反应频率高于报道的Id疫苗，但TAA仍未达到微生物疫苗所诱导的水平。这表明，为了获得显著的长期临床益处，可能需要对癌症疫苗产生更大规模的免疫反应。 3.2.基于DC的TAA疫苗 使用与肿瘤相关抗原(TAA)相关的基于树突状细胞(DC)的疫苗也被视为替代Id抗原的选择。对12名至少接受了诱导化疗和造血细胞移植/自体造血干细胞移植(HCT/ASCT)后获得最小部分缓解(PR)的II期或III期骨髓瘤患者进行了疫苗接种。通过电穿孔法用MAGE3、Survivin和BCMA装载粘附的CD14+细胞生成DCs，并与或不与KLH一起脉冲。值得注意的是，所有患者都产生了强烈的抗KLH T细胞反应，这表明在高剂量美法仑治疗后免疫恢复，并且在两名患者的迟发型超敏反应活检中检测到了疫苗特异性T细胞。在最后一次随访时，12名患者中有10名在第一次接种后平均25个月（范围9-53个月）仍然存活。在这些患者中，5名病情稳定(SD)，5名病情进展。在另一项研究中，进行了DC的mRNA电穿孔，使用装载有CT7、MAGE-A3和WT1的朗格汉斯DC。这些从CD34+造血前体细胞衍生的朗格汉斯型DC被认为是体外对肿瘤抗原的CTLs更具潜力的刺激因子，与单核细胞衍生的DC相比。患者被随机分配在ASCT后100天内接受疫苗或被放置在没有疫苗的对照组。虽然该研究没有足够的能力来评估临床疗效，但治疗反应倾向于接受疫苗的组。在最近发表的一项研究中，Locke及其同事设计了一种针对抗凋亡蛋白Survivin的基于DC的疫苗，在1期临床试验中。通过腺病毒载体工程化DCs以表达包含两个突变的全长Survivin版本(Ad-S)，这些突变中和了野生型Survivin的抗凋亡功能。13名新诊断的MM患者，他们没有通过诱导治疗获得CR，接种疫苗的时间是在干细胞收集前7到30天，以及在ASCT后20到34天。疫苗与ASCT联合使用耐受性良好，仅观察到轻微的不良反应。值得注意的是，85%的患者表现出针对Survivin的T细胞反应或抗体反应。7名患者在第+90天表现出增强的临床反应，所有这些都与Survivin特异性免疫反应相关。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在平均4.2年的随访后，这7名患者中有6名保持无病状态。估计的四年无病生存(PFS)为71%，超过了IFM 2009试验的历史数据，该数据大约为4.1年时PFS为50%，针对这类患者群体。Survivin已成为MM中一个显著的TAA。在8项正在进行的MM试验中，有两项专注于开发针对Survivin的疫苗。其中一种疫苗名为TXSVN，它使用了一种减毒的活沙门氏菌株，经过遗传改良以产生Survivin。第二种疫苗是一种基于肽的配方，称为SVN53-67/M57-KLH，源自Survivin蛋白(表4)。 4.肿瘤特异性抗原 4.1.基于肽的TSA疫苗 尽管某些关于TAA的研究显示出希望，但由于每个临床试验中患者数量有限，总体评估具有挑战性。需要对更大的队列进行进一步研究，以得出关于基于TAA的免疫疗法疗效的确定性结论。此外，由于它们作为非突变的自身抗原的地位，一般来说TAA可能表现出低免疫原性，这归因于中枢T细胞耐受的影响。因此，TSA，也称为新抗原，似乎是疫苗免疫疗法的另一种靶标抗原。癌细胞中的体细胞突变可以产生新的蛋白质序列，这些序列可以被APCs作为新抗原呈现给宿主免疫系统。肿瘤新抗原是免疫疗法的极好靶标，因为它们在癌症组织中特异性表达。通过下一代测序，在184名MM患者中识别出的新抗原景观，揭示了在复发患者中的NRAS、KRAS和干扰素调节因子4(IRF4)基因中共享的新抗原，以及在新诊断患者中的KRAS，支持在具有此类突变的MM患者中使用基于新抗原的疫苗的可能性。在MAPK途径中的扰动，特别是KRAS、NRAS和BRAF中的突变，在相当一部分MM病例中观察到，RAS突变在多达70%的复发/难治性病例中被检测到。这些与MAPK激活相关的突变，可能会影响预后，有助于从前期状况向骨髓瘤的转变，以及从髓内到髓外疾病的转变，随着疾病的进展，其患病率越来越高。针对共享的新抗原，如与RAS突变相关的新抗原，正在临床试验中探索，例如我们小组正在进行的研究，使用TG01癌症疫苗在高风险SMM或MM患者中(表4)，在≥1线治疗后有可测量疾病。TG01由7种合成肽组成，模仿RAS蛋白的突变形式，在胰腺癌患者中显示出有希望的结果。TG01研究的主要终点是安全性，关键的次要终点包括对疫苗的免疫反应、总体反应率、OS和PFS。 另一种基于新抗原的疫苗是PGV-001。PGV-001是一种个性化的基因疫苗，针对基于患者HLA分型的多达10个预测的个人肿瘤新抗原。在辅助治疗环境中测试了PGV-001，包括3名接受了ASCT的MM患者在内的13名多种癌症类型的患者。疫苗肽在27周的过程中与聚肌胞（poly-ICLC）和破伤风辅助肽一起给药。一名患者失去了随访，但在剩下的12名患者中，平均随访了925天，其中四名没有疾病证据，四名接受了后续的治疗线，四名已经去世。值得注意的是，只有两名去世的患者有记录的恶性肿瘤复发。这篇摘要中没有描述患者的详细信息以及他们中哪些是MM患者。免疫监测免疫原性正在进行中。然而，初步分析表明诱导了针对新抗原的CD4和CD8 T细胞扩增。 如前所述，TSA由于缺乏胸腺选择和中枢耐受，可以激活高亲和力T细胞。尽管对Id有显著的关注，但由于其在骨髓瘤中的丰富性，显示出有限的临床疗效，对骨髓瘤中除了Id之外的其他新抗原的研究仍然有限。进一步的研究对于评估它们作为骨髓瘤疫苗治疗中的靶标抗原的潜力至关重要。 5.整个肿瘤抗原 5.1.基于DC的疫苗 单一抗原特异性疫苗容易受到因抗原表达下调而导致的免疫逃逸的影响。或者，也探索了整个细胞靶标作为一种策略，该策略寻求建立多克隆免疫反应。这样的疫苗可能包括广泛的抗原，包括新抗原。这在骨髓瘤中特别相关，因为存在大量的肿瘤突变负担。对664名新诊断的骨髓瘤患者的研究发现，每个患者的平均体细胞和错义突变负荷分别为405.84和63.90个突变。突变和新抗原负担之间存在正相关。此外，高剂量美法仑治疗，这是ASCT前的标准治疗，与高突变负担相关，并且可能在骨髓瘤患者的复发时有更多的新抗原。 Rosenblatt等人通过化学融合患者衍生的骨髓瘤细胞与自体DCs开发了一种肿瘤疫苗。这种疫苗的优势在于可能在DC介导的共刺激的背景下呈现多样化的骨髓瘤相关抗原。融合细胞是通过将DCs和骨髓瘤细胞与聚乙二醇共培养而创建的。在17名患者中测试了DC融合疫苗，其中大多数患有晚期疾病。疫苗接种耐受性良好，并在大多数评估的患者中导致与患者自己的骨髓瘤细胞反应的淋巴细胞扩增，以及记录的体液反应。晚期疾病的患者经历了疾病稳定，三名患者在12、25和41个月时分别显示持续的SD。在当前研究中，调节性T细胞水平在疫苗接种期间保持稳定。同一疫苗在ASCT后的患者中进一步测试，假设自体移植为融合疫苗提供了一个最佳环境，因为肿瘤细胞减少和调节性T细胞耗竭导致的免疫环境增强。该研究取得了有希望的结果，47%的患者实现了CR/近CR（nCR）作为最佳反应，78%的患者至少实现了VGPR。值得注意的是，近35%的CR发生在移植后超过100天，在接种疫苗后。尽管可能会观察到化疗的延迟效应，但在没有维持治疗的情况下，大量的晚期反应可能暗示了疫苗介导的效应。基于这些结果，该团队被鼓励检查融合疫苗与来那度胺作为自体HCT后维持治疗的联合疗效。然而，与来那度胺一起的DC/MM融合疫苗接种并没有在移植后1年显著增加CR率，但与循环MM反应性淋巴细胞的显著增加相关，这表明了肿瘤特异性免疫。该团队进行了另一项临床试验，涉及接受自体移植的MM患者，他们在接受DC/骨髓瘤融合细胞疫苗后接受了抗程序性细胞死亡蛋白1（PD-1）抗体（Pidilizumab）的联合治疗，目的是克服肿瘤细胞逃避宿主免疫的免疫抑制环境。这项试验涉及22名患者，并表明这种组合可以诱导抗肿瘤免疫反应，并且在一部分患者中，在移植后完全根除可测量的疾病。移植后，调节性T细胞水平显著下降，并在整个免疫治疗期间保持低水平。六名患者达到了VGPR的最佳反应，六名患者达到了nCR/CR。从移植起的中位PFS为19个月，随访正在进行中（表4）。其他整个细胞裂解物，如GVAX和DCOne疫苗，作为现货疫苗进行了测试，具有多样化的抗原库。MM-GVAX是一种疫苗，其中两个已建立的异质性骨髓瘤细胞系，H929和U266，与K562细胞系（GVAX®）一起给药，该细胞系被改造为过表达GM-CSF。H929表现出t(4;14)，并且NRAS突变，U266涉及BRAF和TP53途径的几个突变。注册的患者血清/尿液免疫固定阳性，并维持了至少4个月的nCR。在2021年的出版物中，15名患者中有8名（53.3%）加深了治疗反应并实现了真正的CR。中位OS为7.8年。MM-GVAX触发了克隆T细胞扩增和细胞因子反应，在所有患者中持续了长达7年。这项试验正在进行中（表4）。 DCOne是另一种现成的肿瘤疫苗，它源自人类急性髓系白血病（AML）细胞系，可以分化为完全功能的DCs的表型，并内源性地表达肿瘤相关抗原（TAA）。这些抗原与HLA分子以及对T细胞激活至关重要的各种共刺激分子一起呈现。尽管最初作为AML的癌症疫苗进行工程化，DCOne表达的肿瘤抗原也存在于包括MM在内的多种血液系统恶性肿瘤中。使用DCOne疫苗治疗MM导致激活的CD8+ T细胞扩增，这些细胞表达干扰素-γ和穿孔素。此外，将患者的肿瘤细胞与外周血单个核细胞和DCOne共培养，诱导了针对自体MM细胞的细胞毒性T淋巴细胞介导的杀伤，突出了DCOne在骨髓瘤治疗中的潜力。表5显示了使用整个肿瘤抗原治疗MM的试验总结。 6.结论和未来展望 尽管进行了广泛的研究，肿瘤疫苗尚未纳入骨髓瘤治疗。多年来，主要的研究重点是Id疫苗，这些疫苗偶尔产生免疫反应，但临床效果有限。随后的调查在临床试验中探索了不同的抗原靶标。然而，在早期试验中对各种抗原进行广泛测试，并限制了患者群体，这在建立明确结论方面带来了挑战。此外，即使在同一类型的抗原研究之间进行直接比较，也会因患者特征（如年龄、细胞遗传学/风险因素）的差异以及疫苗接种时的疾病阶段而受到阻碍。此外，许多疫苗研究是在化疗构成标准治疗的时期进行的，更多关注使用疫苗单独来根除肿瘤。然而，将疫苗接种与新建立的治疗方法（如IMiDs、蛋白酶体抑制剂和新一代免疫疗法，如嵌合抗原受体T（CAR-T）细胞和双特异性抗体）结合起来，尚未得到解决。 总的来说，疫苗的复杂性以及骨髓瘤作为疾病的复杂性，为将疫苗整合到骨髓瘤治疗策略中带来了挑战。疫苗治疗是复杂的，需要彻底的实验。这包括选择肿瘤抗原、制定疫苗、确定传递工具，决定给药途径和频率、确定疫苗接种的时间，以及考虑骨髓瘤肿瘤微环境的复杂性（图1）。优化所有这些因素可能是提高临床效果的必要条件。 图1：疫苗设计考虑因素。MM（多发性骨髓瘤）骨髓微环境由包括MDSCs（髓系来源的抑制细胞）、TAM（肿瘤相关巨噬细胞）和Tregs（调节性T细胞）在内的免疫抑制元素组成。MDSCs通过IL-10刺激TAM和Tregs。MDSCs还通过IL-10抑制CTLs（细胞毒性T淋巴细胞）。Tregs通过直接的细胞间相互作用以及通过分泌抑制性细胞因子，如TGF-b和IL-10，来抑制CTL和DC（树突状细胞）的功能。此外，MM细胞分泌包括IL-6、TGF-b和IL-10在内的多种细胞因子，这些因子抑制DCs、CTLs并刺激Tregs。多发性骨髓瘤患者表达多种免疫检查点受体，包括PD-1、CTLA-4、TIM-4、LAG-3、TIGIT。末端T细胞耗竭与CD4+和CD8+ T细胞亚群失去细胞毒性相关，这些细胞亚群产生IFN-g，这是肿瘤免疫的关键细胞因子。MM，多发性骨髓瘤；MGUS，未定意义的单克隆丙种球蛋白病；SMM，隐匿性MM；BM，骨髓；DC，树突状细胞；BMSC，骨髓基质细胞；CTL，细胞毒性T淋巴细胞；MDSCs，髓系来源的抑制细胞；TAM，肿瘤相关巨噬细胞；Treg，调节性T细胞；PD-1，程序性细胞死亡蛋白1；CTLA-4，细胞毒性T淋巴细胞相关蛋白4；TIM-3，T细胞免疫球蛋白黏蛋白-3；LAG-3，淋巴细胞激活基因3；TIGIT，T细胞免疫球蛋白和ITIM结构域；白细胞介素（IL）-10；TGF-b1，转化生长因子-b1；TAA，肿瘤相关抗原；TSA，肿瘤特异性抗原。部分图表使用了/改编自Servier Medical Art（Servier；https://smart.servier.com/）提供的图片，该图片在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4.0 Unported License（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下授权使用。 6.1.抗原选择 理想情况下，靶标抗原必须具有免疫原性，在肿瘤中高度表达，在正常组织中低表达或不存在，并且具有肿瘤特异性，以避免脱靶效应。包括Id、TAA和TSA在内的几种抗原已在骨髓瘤研究中进行了探索。尽管努力增强它们的免疫原性，特别是通过将疫苗接种与免疫原和佐剂结合，但临床效果并不显著。对Id以外的TSA的研究仍然有限。预测TSA作为靶标既耗时又昂贵，需要先进的方法来预测能够引发新抗原特异性T细胞反应的新抗原。此外，准确的HLA分型对于可靠地预测免疫原性抗原和提高治疗效果至关重要，这为疫苗开发增加了另一层复杂性。这是由于人类HLA等位基因的多态性，涵盖了超过24,000个独特的基因复合体。尽管使用表达多种抗原的特定于患者的疫苗（如整个肿瘤裂解物）有很强的理论基础，但可能存在随着时间推移重新建立肿瘤耐受性，促进疾病进展的潜在担忧。这可能部分解释了整个肿瘤裂解物疫苗在骨髓瘤临床环境中采用的延迟。肠道微生物群抗原具有固有的强烈免疫原性属性，但在骨髓瘤研究中仍然是一个未被探索的领域。TAA和微生物抗原之间存在高度相似的抗原表位，表明可能存在强大的交叉反应性CD8+ T细胞反应。具体来说，由特定微生物抗原诱导的T细胞记忆可能转化为抗癌症T细胞记忆，对癌症生长进行长期控制。例如，在MAGE-A10和巨细胞病毒之间观察到的分子模拟。这一发现为探索骨髓瘤相关TAA和微生物抗原之间的交叉反应性开辟了途径，为提高骨髓瘤疫苗治疗的效果提供了新的见解。 6.2.疫苗传递平台 基于肽的疫苗接种已成为引发抗肿瘤T细胞反应的有希望的方法。然而，其有效性仍然有限，即使肽与强大的佐剂共传递时也是如此。这可能归因于DC的功能失调，DC在影响抗肿瘤免疫的质量和数量中起着重要作用。因此，通过基于DC的肽方法传递肿瘤抗原正被认识到作为一种潜在的癌症免疫治疗策略。 自从DC在骨髓瘤治疗中的使用开始以来，许多研究都集中在优化DC生成上，特别是使用 idiotype 作为抗原来源。一些研究表明，来源于CD34+造血前体细胞（HPC）的朗格汉斯型DCs在刺激CTL方面比单核细胞来源的DCs更为有效。然而，它们在骨髓瘤研究中的临床应用仍然有限。此外，对来源于骨髓瘤患者的DCs的体外生成也进行了巨大关注。Shinde等人从MM和健康供体样本中生成了DCs。尽管MM-DCs和健康供体衍生的DCs都显示出成熟的表型，但MM-DCs表现出较低的迁移能力和细胞因子分泌，使它们在诱导抗MM反应方面效果较差。此外，正在探索通过各种方法增强向DCs传递抗原的努力。这些包括用抗原肽库脉冲DCs，并采用基因编辑技术，如电穿孔、脂质纳米颗粒或病毒载体来改善抗原呈递。COVID-19大流行导致mRNA疫苗的显著进展，为它们在抗肿瘤治疗中的应用提供了机会。这些疫苗提供了强大的细胞和体液免疫，超越了传统的病原体或基于蛋白的疫苗。此外，mRNA疫苗提供了诸如快速开发、安全性、较少的副作用和灵活性等优势，从而促进了个性化疫苗策略的实施，特别是在TSA的背景下。mRNA疫苗用于抗原传递代表了一种新颖的方法，值得研究其在骨髓瘤治疗中的潜力。 6.3.给药途径和接种的最佳时间 给药途径和接种的最佳持续时间仍然是正在进行的辩论主题，临床试验中的比较不足。在骨髓瘤中被忽视的另一个因素是肿瘤疫苗接种的时机。在大量已发表的临床研究中，疫苗在系统性抗癌治疗后不久被给予。这个时机带来了挑战，因为自然免疫可能在疫苗接种时被化疗抑制。一个在许多试验中探索的建议方法是在ASCT后接种疫苗的潜在益处，特别是在达到深度反应状态时。在这个阶段的细胞免疫部分的植入提供了形成抗肿瘤免疫的机会。然而，这种方法的挑战包括延迟的免疫重建，T细胞数量至少需要3个月才能恢复正常，导致对疫苗治疗的反应次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一些研究已经研究了ASCT前疫苗接种，然后在淋巴耗尽环境中早期进行疫苗启动的T细胞转移。然后进行移植后增强疫苗接种以扩大疫苗特异性T细胞。尽管做出了这些努力，但这种策略并没有产生有利的临床结果。然而，这些研究是有限的，需要更多的调查才能得出任何结论性结果。另一种潜在的方法是针对疾病早期阶段的患者，特别是那些具有未定意义的单克隆丙种球蛋白病（MGUS）或SMM的患者。然而，实施这一策略将需要治疗大量患者并进行长期随访以建立临床效益。到目前为止，缺乏支持这一假设的结论性研究。目前有三项正在进行的试验正在研究SMM患者的疫苗，包括我们的针对RAS突变的TG-01研究、PVX-410（来自XBP1、CD138和CS1的多肽癌症疫苗）和由个人的血液和骨髓制成的个性化癌症疫苗（表4）。 6.4.疫苗外源性因素 疫苗外源性因素，包括肿瘤微环境和骨髓瘤中宿主免疫反应的功能障碍，强调了引发有效免疫反应的复杂性。骨髓瘤肿瘤微环境由免疫抑制细胞群组成，包括髓系来源的抑制细胞、调节性T细胞和肿瘤相关巨噬细胞。此外，不充分的抗原呈递、对自然杀伤（NK）细胞溶解的抵抗力、T细胞耗竭和/或衰老，与ASCT后较差的结果相关，并特征化为多次复发疾病。骨髓瘤衍生的细胞因子，如转化生长因子（TGF）-b、IL-6和IL-10，有助于免疫功能障碍。此外，由于与年龄相关的免疫系统变化导致的T细胞无反应性，疫苗的有效性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降低。这对于平均诊断年龄为70岁的骨髓瘤来说尤其重要。另一个在骨髓瘤患者中很少研究的外源性因素是肠道微生物群对肿瘤疫苗效力的潜在影响。Radojevic等人通过分析14名健康供体的粪便微生物群组成以及单核细胞衍生的DCs的表型和产生的细胞因子，报告了肠道微生物群组成与DCs的免疫原性之间的相关性。Calcinotto等人的另一项研究表明，Prevotella heparinolytica促进了定居在肠道并迁移到转基因Vk*MYC小鼠骨髓的Th17细胞的分化，在那里它们有利于MM的进展。这个主题是复杂的，因为许多因素可能影响肠道微生物群，包括通常给予骨髓瘤患者的抗生素治疗。 6.5.疫苗与新一代疗法的结合 需要注意的是，大多数肿瘤疫苗单独使用并不能直接消除肿瘤病灶，但肿瘤疫苗在消除微小残留病（MRD）方面具有潜在的前景。因此，需要进一步的试验来定义疫苗在新的药理疗法时代的角色，如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CI）、抗体药物偶联物、双特异性抗体和CAR-T细胞。这些治疗的持久反应不频繁，但与疫苗结合的策略可以增强反应或消除MRD。例如，疫苗与ICI的结合似乎是一种合理的途径，但在缺乏明确改善疗效信号的情况下，安全性问题已成为ICI在MM临床应用的主要障碍。在双特异性抗体构建之前进行疫苗接种，可以通过创建抗原经验丰富的T细胞池来增强治疗效力。疫苗还可以促进嵌合抗原受体T细胞的扩增和效力。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双特异性抗体和CAR-T目前在MM免疫疗法领域占据主导地位，但癌症疫苗提供了独特的优势。与主要针对细胞表面肿瘤特异性抗原的CAR-T细胞或双特异性抗体不同，癌症疫苗有潜力针对细胞内抗原。这种能力提供了解决更广泛肿瘤抗原的机会。 6.6.结论 总之，尽管迄今为止针对MM的疫苗接种尚未取得令人印象深刻的临床结果，但有必要进一步研究，重点关注选择合适的抗原、患者群体、优化疫苗的时机和序列，以及确定合理的组合。这些元素与其他针对肿瘤微环境免疫抑制活性的免疫干预措施相结合，可能会带来更大的益处，并实现改善和持久的临床反应。 识别微信二维码，添加生物制品圈小编，符合条件者即可加入 生物制品微信群！ 请注明：姓名+研究方向！ 版 权 声 明 本公众号所有转载文章系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且明确注明来源和作者，不希望被转载的媒体或个人可与我们联系(cbplib@163.com)，我们将立即进行删除处理。所有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站立场。

摘要：全球范围内，季节性流感病毒的感染每年导致300万至500万例严重疾病和29万至65万例呼吸道死亡。自20世纪30年代发现流感病毒可以在受精卵中培养以来，已经开发了各种流感疫苗，包括灭活裂解型和亚单位型、重组和减毒活疫苗。然而，这些疫苗提供的保护率相当低，特别是在非常年幼的儿童和老年人中。在这篇综述中，我们描述了流感疫苗开发的历史、疫苗诱导的免疫反应以及应用的佐剂。此外，我们提出了提高所有年龄组流感疫苗有效性的未来发展方向。这包括开发一种基于对免疫系统的理解，诱导平衡的辅助性T细胞1型和2型免疫反应的流感疫苗，以及开发一种广谱流感疫苗，即使在流感病毒特有的抗原漂移和变化的情况下也能提高效果。如果能够实现安全有效的佐剂的开发，可以预见一个更光明的未来。 1.引言 流感病毒属于正黏液病毒科，其基因组由负义RNA片段组成。它们被分为A、B、C和D型，后者于2011年4月从表现出流感样症状的猪中分离出来。在人类中，主要是A型和B型引起疾病，A型比B型引起的疾病更为严重。流感A病毒根据其表面抗原血凝素（HA）和神经氨酸酶（NA）的抗原性进一步分类，共有18种HA和11种NA血清型。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流感B病毒仅分化为两个抗原上可区分的谱系，即山形和维多利亚谱系。目前流行的人类流感病毒主要是A/H1N1和A/H3N2以及B/山形和B/维多利亚谱系。每年，季节性流感在全球造成300万至500万例严重疾病和29万至65万例呼吸道死亡。死亡率和严重病例在65岁以上的老年人和5岁以下的儿童以及免疫抑制人群中更高。用于治疗流感的抗病毒药物包括奥司他韦、扎那米韦、帕拉米韦和巴洛沙韦。然而，疫苗接种被认为是控制流感最有效的方法。通过持续的抗原漂移，即表面抗原的点突变积累，流感病毒可以逃避免疫，这就是为什么每年都需要接种疫苗的原因。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季节性流感疫苗一直在稳步发展，目前市场上的预防性疫苗在类型（全病毒、裂解、重组和亚单位灭活，以及减毒活疫苗）和生产所用的基质（受精卵或细胞）上有所不同。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的一项疫苗有效性研究表明，尽管与流行株抗原匹配，但它们的保护率仍然很低（40%-60%）。令人关注的是，疫苗在非常年幼的儿童（6-35个月）和老年人（>65岁）中不有效地引发免疫反应，这两个年龄组更容易感染流感病毒，并且死亡率更高。因此，迫切需要为所有年龄段提供有效的流感疫苗。 2.流感疫苗的开发历史和疫苗诱导的免疫反应 2.1.流感疫苗开发的历史 流感病毒的培养方法在20世纪30年代得到发展。1933年，通过将从患者喉洗液中获得的标本通过鼻内滴入的方式，将人类流感病毒传播给雪貂。1935年，威尔逊·史密斯提出了一种在受精卵的卵黄囊膜中培养流感病毒的方法。这种方法产生的病毒浓度比以前基于从感染动物的肺部提取病毒的方法要高得多。受精卵至今仍用于生产流感疫苗。此外，自20世纪30年代中期以来，已经开发了使用细胞和培养基的培养方法。随着能够分离和培养流感病毒，流感疫苗的研究开始了。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到40年代初，通过监测抗体产生，研究了从受精卵的羊水或感染动物器官提取物中获得的活化和甲醛灭活的流感病毒在动物和人类中的疫苗效果。发现疫苗与流行株之间的抗原匹配对于保证疫苗效力很重要，而且无论是灭活还是未灭活的病毒，浓缩疫苗比未浓缩疫苗更有效。1942年，在临床研究中评估了由受精卵生产的由PR8型流感A型和Lee型流感B型组成的灭活全病毒双价流感疫苗诱导的免疫反应。1943年，美国武装部队流感委员会进行的更大规模的临床研究表明，包括A型亚型PR8和Weiss株以及B型Lee株的灭活全病毒三价疫苗对流感有保护作用。通过临床试验确定了疫苗剂量，1945年，第一种灭活流感疫苗（IIV）在美国获得许可。 自20世纪40年代在受精鸡卵中开发第一种灭活全病毒疫苗以来，IIV的生产方法不断改进，20世纪50年代，使用受精卵的当前IIV生产过程得以发展。IIV包括全病毒疫苗、通过洗涤剂裂解的病毒和进一步纯化的亚单位疫苗，由表面抗原HA和NA组成。全病毒疫苗，第一种开发的IIV，即使在未预先免疫的个体中也能诱导良好的免疫反应。然而，人们对热原性和不良反应感到担忧。为了克服这些问题，20世纪60年代，通过用乙醚或洗涤剂处理病毒，开发了裂解病毒疫苗，使它们对儿童安全。20世纪70年代，主要基于HA和NA的纯化亚单位流感疫苗得到了发展，进一步提高了安全性并减少了反应原性。 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通过在雪貂和小鼠或受精卵中连续传代制备的减毒活流感疫苗（LAIV）也得到了研究。这些宿主范围变异疫苗可以保护人类免受流感侵害，而不会引起流感症状。然而，它们有一些缺点，包括低病毒滴度和在保持恒定的减毒和抗原性水平方面的困难。20世纪60年代，采用了一种新的方法，通过在受精卵中连续低温传代来减毒流感病毒，产生了冷适应的、温度敏感的变异株。由于冷适应的温度敏感流感病毒在较低温度下复制得最好，病毒复制在鼻腔而不是在呼吸道进行。这些病毒比以前的减毒方法更安全，并能诱导免疫反应。因此，它们作为LAIV的供体病毒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作为RNA病毒，流感病毒缺乏校对活性，因此遗传上不稳定；因此，抗原突变发生的频率很高。为了提高流感疫苗的保护率，准确预测将流行的流感病毒并生产含有这些毒株的疫苗是很重要的。为此，世界卫生组织（WHO）的全球流感监测和应对系统自1952年以来一直在进行全球流感监测，基于监测结果，WHO每年都会宣布北半球（2月）和南半球（9月）的推荐流感病毒疫苗成分。 最初，世界卫生组织推荐了三种流感病毒株，包括A/H1N1、A/H3N2以及B/维多利亚或B/山形谱系中的任一种，用于三价疫苗；然而，由于两个B谱系的共同循环频率很高，现在建议在四价流感疫苗中同时包含B/维多利亚和B/山形谱系。然而，由于灭活疫苗和减毒活疫苗是使用推荐的候选病毒生产的，如果预测不准确，它们将因抗原不匹配而无效。因此，正在积极研究广谱或通用流感疫苗。这些疫苗类型针对流感病毒的保守区域，如HA的茎部、M2e、M1或核蛋白，而不是免疫显性的、可变的和特定于毒株的HA球形头部（图1）。这些疫苗是通过使用病毒载体、DNA载体、类病毒颗粒（VLP）、纳米颗粒或直接刺激T细胞的肽制备的。其中，纳米颗粒和VLP平台在完成2020年的III期临床试验（NCT04120194、NCT03301051和NCT03739112）时显示出最明显的效果。纳米颗粒（Novavax）和VLP流感疫苗（Medicago）均显示出诱导交叉反应抗体和T细胞反应的结果。 图1 广谱或通用流感疫苗的靶标。广谱或通用流感疫苗针对能够引发广泛交叉免疫反应的抗原。由HA茎部和M2离子通道（M2e）的外域诱导的抗体，这些是高度保守的区域，可以介导抗体依赖性细胞介导的细胞毒性（ADCC）。针对HA茎部的抗体具有中和作用；而针对M2e的抗体则没有。M1和NP蛋白拥有保守区域，并且是内部蛋白。因此，它们主要诱导细胞毒性T细胞反应。 2.2.流感疫苗生产的基质 尽管使用受精卵的传统方法仍然在全球范围内主要使用，但它有显著的缺点。基于鸡蛋的疫苗可能会引起对白蛋白的过敏反应，当对受精卵的需求突然增加时，例如在大流行期间，供应可能不足，妨碍及时生产疫苗。最重要的是，特别是在H3N2的情况下，连续在受精卵中传代病毒可能导致抗原位点的鸡蛋适应性突变，从而导致抗原性改变，从而降低疫苗的有效性。为了克服这些缺点，开发了基于细胞培养的疫苗生产技术。使用的细胞系包括Solvay和Seqirus（前身为Novartis）的Madin-Darby犬肾（MDCK）、Sanofi Pasteur（前身为Crucell）的PER.C6、Baxter的Vero以及Protein Science（重组HA）和Novavax（VLP疫苗）的Sf9昆虫细胞与杆状病毒载体相结合。因此，流感疫苗的开发正逐渐从传统的基于鸡蛋的平台转向细胞培养（图2），尽管需要努力提高后者的产量并降低生产成本。 图2 流感疫苗基质从受精卵到细胞的演变。在20世纪30年代，开发了在受精卵中培养流感病毒的方法，直到20世纪50年代，使用受精卵制造流感疫苗的方法不断得到发展。自从20世纪50年代末建立了MDCK细胞系以来，揭示了流感病毒可以在各种细胞如MDCK和Vero细胞中培养的事实，并且逐渐地，制造流感疫苗的基质开始从受精卵转向细胞。MDCK，即Madin-Darby犬肾细胞系。 2.3.FDA批准的流感疫苗及其触发的免疫反应 疫苗触发的免疫反应根据接种物是灭活抗原还是活病毒而有所不同。在灭活病毒疫苗的情况下，通过吞噬作用被抗原呈递细胞（APCs），如树突细胞，吞噬的灭活细胞外抗原。然后在APCs的溶酶体中将抗原降解为肽段，肽段通过主要组织相容性复合体（MHC）II分子呈现在APCs表面。MHC II-抗原复合物被T辅助（Th）细胞识别，也称为CD4+ T细胞，这导致未激活的Th细胞激活。激活的Th细胞进一步分化为T辅助1（Th1）细胞、Th2细胞、Th17细胞、滤泡Th（Tfh）细胞、诱导性调节性T细胞（iTregs）等。 在各种CD4+效应T细胞亚群中，Th1、Th2和Th17细胞在防御病原体方面发挥主要作用。Th1细胞诱导细胞介导的免疫反应，分泌IFN-γ和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激活巨噬细胞和中性粒细胞，通过增加吞噬作用和炎症来消除细胞内病原体。Th2细胞诱导体液免疫反应，主要分泌IL-4、IL-5和IL-13。最后，Th17细胞分泌IL-17和IL-22，这是促炎细胞因子，以及IL-21，从而刺激对细胞外病原体和真菌的免疫反应。 相比之下，活病毒或减毒活病毒疫苗感染细胞并在感染细胞的细胞质中产生病毒蛋白。病毒蛋白被蛋白酶体降解为肽段，肽段与MHC I分子复合物呈现在感染细胞表面。MHC I-抗原复合物被CD8+ T细胞识别，随后在其他信号和Th细胞帮助下分化为细胞毒性T淋巴细胞（CTLs）。树突细胞不易被病毒感染，但通过交叉呈递在激活CD8+ T细胞中发挥重要作用。在这一途径中，被病毒感染的细胞被树突细胞吞噬，导致病毒抗原在树突细胞的细胞质中释放。从蛋白酶体降解到呈递的后续过程与上述MHC I途径相同。当CTLs识别感染细胞上的MHC I-抗原复合物时，它们释放细胞毒素蛋白、穿孔素和颗粒酶，这些蛋白进入感染细胞并诱导凋亡。CTLs还可以通过CTLs上表达的Fas配体与目标细胞上表达的Fas的相互作用来杀死感染细胞。FDA批准了各种类型的流感疫苗（表1），它们引起不同的免疫反应。根据免疫反应诱导机制，流感疫苗大致分为IIVs和LAIVs，IIVs进一步分为全病毒、裂解和亚单位类型。 由于IIVs的活性物质是三个（三价IIVs）或四个（四价IIVs）灭活抗原，接种的抗原主要通过MHC II途径呈现在APCs表面，因此将主要刺激CD4+ T细胞；然而，IIV接种后的免疫反应尚未完全了解。如上所述，CD4+ T细胞可以分化为几种亚型，但IIV主要刺激Th2免疫反应，诱导体液免疫反应而不是细胞免疫反应。IIV诱导的血凝抑制滴度与流感特异性抗体相关，在成人中提供50%的流感感染保护率。然而，IIV不有效地诱导粘膜免疫和细胞免疫，这在呼吸道病毒感染中起着重要作用。与IIV不同，LAIVs通过鼻内途径给药。它们感染上呼吸道的细胞，并通过MHC I途径更有效地处理，从而诱导粘膜免疫和细胞免疫。此外，LAIVs在CD4+ T细胞的情况下很好地激活Th1免疫反应。尽管LAIV可以被认为是流感的理想疫苗类型，因为它诱导平衡的Th1/Th2免疫反应，但它存在安全问题，不能在非常年幼的儿童和免疫受损的个体中给药。此外，由于禽流感病毒在人类上呼吸道的嗜性大于下呼吸道，因此不易开发针对禽流感病毒的LAIVs。 3.流感疫苗佐剂开发的现状 3.1.流感疫苗佐剂的必要性 佐剂是增强疫苗免疫反应的制剂，通过每剂使用较低量的抗原，诱导更高的抗体产生和更持久的保护，从而减少疫苗生产的负担。 与季节性流感病毒不同，引起大流行的流感病毒是新的重配或变体病毒，人类对其没有预先存在的抗体，因此导致更高的死亡率。非佐剂化的H5N1和H7N9大流行流感疫苗诱导的免疫反应较弱，可能是因为大多数人对这些亚型没有预先存在的免疫力，并且大流行疫苗不是每年接种。因此，大流行流感疫苗通常使用佐剂，特别是因为它们可以改善因慢性病、肥胖、HIV感染或移植治疗而免疫功能低下的个体的免疫反应。此外，与未添加佐剂的IIV不同，添加佐剂的IIV可以提供平衡的Th1/Th2免疫反应和粘膜免疫，从而保护免受流感感染。 3.2.批准的流感疫苗佐剂的免疫机制 目前流感疫苗中使用的佐剂包括磷酸铝（AlPO4）凝胶、氢氧化铝（Al[OH]3）、AS03和MF59。最古老和最常用的佐剂是AlPO4和Al(OH)3，通常称为铝佐剂（尽管严格来说，铝佐剂指的是硫酸钾铝钾[KAl[SO4]2]）。含有MF59或AS03的流感疫苗是比铝佐剂更晚开发的油包水乳液佐剂，分别在1997年和2009年获得批准。这些佐剂比铝佐剂在IIVs中更有效。美国FDA批准的三种H5N1大流行流感疫苗中有三种含有AS03或MF59佐剂。第三种疫苗不含佐剂，但含有比含佐剂疫苗多12-24倍的HA（表2）。FDA批准的含MF59的佐剂化季节性流感亚单位疫苗（Seqirus，FluAd®）旨在用于老年人（>65岁），他们的免疫反应比年轻成人差（表2）。 尽管铝佐剂长期以来一直被广泛用作佐剂，但其机制仍然未知。最初，人们认为铝佐剂通过所谓的抗原储存效应，通过缓慢且持续地将抗原暴露给APCs来增强免疫反应。然而，最近的研究表明，铝佐剂还可以招募包括中性粒细胞和单核细胞在内的各种类型的先天免疫细胞到注射部位，从而激活先天免疫反应。有关细胞和分子机制的研究报告称，铝佐剂通过APCs吞噬铝佐剂导致的吞噬体不稳定化，触发NLRP3炎症体的激活，从而分泌促炎细胞因子IL-1β。此外，铝佐剂在注射部位引起坏死，导致损伤相关分子模式的释放，如尿酸和DNA，这些分子激活NLRP3炎症体。铝佐剂可以通过前列腺素E2的产生增强免疫反应，前列腺素E2参与诱导Th2免疫反应，通过ITAM-Syk-PI3Kδ信号传导。这些结果表明，铝佐剂诱导Th2反应而不是Th1反应。 MF59是一种由角鲨烯和两种表面活性剂聚山梨醇酯80（Tween 80）和山梨醇三油酸酯（Span 85）组成的油包水佐剂。自1997年首次在欧洲流感疫苗中应用以来，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以阐明其免疫增强机制。MF59没有储存效应，这一发现表明，即使在抗原注射前24小时至注射后1小时内注射，它也显示出佐剂效应。相反，MF59在注射部位激活单核细胞、巨噬细胞和粒细胞，导致趋化因子的分泌，随后是免疫细胞的招募，增加抗原摄取，单核细胞分化为未成熟树突细胞，以及增强抗原运输到引流淋巴结。MF59诱导的单核细胞分化为未成熟树突细胞有助于它们迁移到引流淋巴结，在那里它们刺激T细胞和B细胞，从而增强适应性免疫反应，对接种的疫苗抗原产生平衡的Th1/Th2反应。此外，MF59佐剂化的抗原在免疫小鼠的淋巴结的各种细胞上呈现，包括B细胞、单核细胞和中性粒细胞，而铝佐剂化的抗原只在树突细胞上呈现，表明MF59在增强免疫反应方面比铝佐剂更有效。MF59导致注射部位的肌肉细胞释放ATP，并通过MyD88发挥其佐剂功能。在动物模型中，局部施用apyrase水解ATP导致对MF59佐剂化的三价IIV的T细胞反应和血凝抑制滴度降低。因此，ATP在MF59佐剂功能中起着重要作用；然而，确切的信号传导途径需要进一步研究。 AS03是一种由聚山梨醇酯80（Tween 80）和两种可生物降解的油，角鲨烯和α-生育酚组成的油包水佐剂，α-生育酚是维生素E的最可利用形式。饮食中的维生素E补充具有免疫刺激作用。因此，α-生育酚表现出类似佐剂的功能，而MF59组分本身并不具有佐剂效应。在小鼠中进行的研究表明，当抗原与缺乏α-生育酚的AS03一起施用时，免疫反应减弱。与MF59不同，AS03需要与抗原在空间和时间上共定位才能作为佐剂发挥作用。与MF59类似，AS03促进免疫细胞招募到注射部位，以及抗原摄取和运输到引流淋巴结。具体来说，AS03在局部和短暂地增加NF-κB，并增强细胞因子释放和免疫细胞招募。随后，激活的抗原负载的APCs在引流淋巴结中激活CD4+ T细胞，这些细胞直接刺激抗原特异性B细胞。因此，AS03通过诱导大量记忆B细胞和抗体分泌浆细胞来加强免疫反应。 3.3.流感疫苗佐剂的开发现状 佐剂在全球范围内被广泛研究。下面，我们讨论了除铝佐剂、MF59和AS03之外，已经进入临床试验的流感疫苗佐剂的机制和免疫反应，包括TLR配体、细胞因子以及微乳液和纳米乳液。此外，还有一些免疫刺激剂，其作用机制尚不完全清楚。在这些研究中，TLR激动剂和配方是最被研究的（表3）。 TLR通过识别病原体相关分子模式来刺激先天免疫反应。根据其定位，它们被分类为细胞表面TLR和细胞内TLR。细胞表面TLR，包括TLR1、TLR2、TLR4、TLR5、TLR6和TLR10，主要识别来自微生物膜的成分。细胞内的TLR，定位在内体中，包括TLR3、TLR7、TLR8、TLR9、TLR11、TLR12和TLR13，识别自身和非自身核酸。鉴于各种TLR可以识别独特的配体，几种TLR激动剂作为佐剂正在进行临床试验。TLR4激动剂AS01和AS04已获得许可，而其他TLR4激动剂，包括葡萄糖基脂质佐剂、单磷酸脂质（MPLA）和LPS，正在积极研究中。此外，dsRNA、flagellin、imiquimod和CpG分别作为TLR3、TRL5、TLR7和TLR9激动剂正在开发中。 MF59和AS03等乳液颗粒有时与其他物质如皂苷、DNA和MPLA结合。具有不同成分和比例的各种乳液型佐剂正在进行临床试验。其他颗粒类型，如病毒体或VLP，也可能具有佐剂功能。一些作用机制尚不清楚的免疫刺激剂也在研究中。细胞因子在小鼠中刺激Th1免疫反应和B淋巴细胞分化，但在I期临床试验中未显示出佐剂效应。因此，开发一个能够准确预测佐剂效应的非临床系统非常重要。在最近的一项研究中，一种与单链RNA佐剂配制的IIV诱导了对异源流感病毒感染和粘膜免疫反应的交叉保护。其详细机制和安全性方面还有待研究。 4.流感疫苗开发的发展方向 4.1.流感疫苗的现状和相关不良事件 目前市场上的流感疫苗可以用于非常年幼的儿童（≥6个月大），尽管每种产品的推荐接种年龄不同，而且它们大多数是灭活疫苗。它们主要诱导Th2免疫反应，并导致对接种的流感病毒株产生特异性抗体，从而提供免疫保护。然而，过去十年调查的流感疫苗的有效性并不高，平均保护率为42%（范围，19%-60%），并且在幼儿和老年人中通常更低。 为了克服幼儿和老年人的低抗体产生率，疫苗制造商已经将儿童（≥6个月大；Flulaval Trivalent/Quadrivalent, Fluarix Quadrivalent, Fluzone Quadrivalent）的季节性流感疫苗的标准HA抗原含量提高了两倍，老年人（≥65岁；Fluzone High-Dose）提高了四倍，或者使用了佐剂（仅适用于老年人；FLUAD）。这些产品已获得FDA许可，并且已经证明了改进的效力或有效性。然而，增加抗原生产的需要可能会给制造商带来负担，特别是在大流行等紧急情况下。 或者，如前所述，可以通过接种LAIV而不是IIV来增强对流感疫苗的免疫反应，或者采用新策略，例如使用皮内途径而不是注射（Sanofi Pasteur的Fluzone® Intradermal流感疫苗），因为皮肤富含APCs。尽管是相同的IIV，皮内途径与肌肉注射途径相比，使用更少的HA抗原（每株9微克）诱导了非劣的保护性免疫反应。然而，使用这些方法的FDA许可产品也尚未适用于幼儿或老年人。LAIV FluMist适用于2-49岁的人群，而Fluzone intradermal是皮内注射的，适用于18-64岁的人群。 与流感疫苗相关的不良事件从轻微症状，如注射部位的红斑、头痛、发烧、恶心和肌肉痛，到不寻常的事件，如严重过敏反应、格林-巴利综合征和眼呼吸道综合征。大多数与流感疫苗相关的不良事件都是轻微的，容易恢复。然而，针对2009年H1N1流感大流行的Pandemrix疫苗被认为与嗜睡症有关，这种由Pandemrix引起的嗜睡症与自身免疫疾病有关，但机制仍然未知。 4.2.流感疫苗开发的发展方向 对于流感疫苗，血清保护、血清转换和几何平均滴度比是考虑作为商业产品获得批准的标准。在评估疫苗的有效性时，重点是Th2免疫反应，而不是Th1免疫反应。然而，Th1和粘膜免疫反应在防御呼吸道病毒（如流感病毒）方面也起着重要作用。因此，一种在所有年龄组，包括婴儿和老年人中诱导平衡的Th1/Th2免疫反应的流感疫苗，包括细胞介导和抗体反应以及涉及分泌型IgA的粘膜免疫反应，可以显著降低流感的死亡率和发病率。 如前所述，已经尝试使用各种平台（包括病毒载体、DNA载体、VLP或肽疫苗）来提高流感疫苗的效力，这些平台预计将克服当前流感疫苗的局限性，例如通过诱导更强的Th1反应和记忆反应。此外，考虑到流感疫苗株的抗原性几乎每年都会变化，并且由于抗原转移和漂移，各种流感亚型都可能引起爆发，因此正在积极研究通用流感疫苗。一种候选疫苗，包含来自流感A和B的九个保守表位的重组蛋白M-001，目前正在进行III期临床试验，预计将在2020年12月完成。基于mRNA的疫苗在SARS-CoV-2大流行期间证明了它们的潜力；因此，它们也值得考虑用于流感大流行。基于mRNA的流感病毒疫苗在小鼠中显示出保护效果，在人类临床试验中显示出免疫原性反应和安全性，并通过诱导流感病毒HA茎部特异性抗体产生交叉保护效果。AS03和MF59等佐剂已经应用于流感疫苗。然而，由于流感疫苗每年接种，因此应该大力开发新的佐剂，这些佐剂具有良好的安全性，适用于重复接种和效力，如基于RNA的佐剂。这些佐剂容易降解，如TLR3或TLR7/8配体，并且与其他在体内长时间停留的佐剂相比相对安全。 5.结论 流感疫苗相当复杂。它们根据疫苗类型（如IIV与LAIV）、接种年龄以及诱导免疫反应的机制不同而诱导不同的免疫反应，这些机制尚未完全阐明。大多数许可的疫苗主要诱导Th2型免疫反应，在幼儿和老年人中诱导的免疫反应比成人弱。因此，需要努力开发能够诱导更强大和更平衡的Th1/Th2免疫反应的流感疫苗，这基于我们对随年龄变化的免疫系统的理解。 目前对流感疫苗的批准标准，侧重于Th2反应，将需要相应修改，以包括确认T细胞介导的保护。通过使用佐剂也可以实现更好的免疫反应，因此，应该开发更安全、更有效的佐剂。最后，用于预测疫苗和佐剂免疫反应的有效和可靠的工具将极大地有助于提高对流感病毒感染的保护率，不仅在成人中，而且在幼儿和老年人中也是如此。 识别微信二维码，添加生物制品圈小编，符合条件者即可加入 生物制品微信群！ 请注明：姓名+研究方向！ 版 权 声 明 本公众号所有转载文章系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且明确注明来源和作者，不希望被转载的媒体或个人可与我们联系(cbplib@163.com)，我们将立即进行删除处理。所有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站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