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D28 x CD3 x PDL1 x PDL2

当免疫治疗从“单靶点狙击”升级为“双靶点协同”，一场癌症治疗的革命已然发生！双特异性抗体（bsAbs）凭借“一石二鸟”的独特机制，在血液瘤领域屡创佳绩——19款药物全球获批，让无数患者重获新生。但面对实体瘤的“铜墙铁壁”，抗原异质性、组织穿透难等难题如何破解？ 本文深度解析双抗疗法的核心机制、临床突破与现存挑战，更揭秘AI技术如何赋能下一代双抗设计，让“模块化、可编程”的精准免疫治疗成为可能！ 题目 Beyond monospecificity: The modular revolution of bispecific immunotherapeutics  超越单一特异性：双特异性免疫治疗药物的模块化革命 亮点 • 双特异性抗体（bsAbs）整合双重靶向与免疫激活功能，通过模块化设计变革癌症治疗。• 双特异性抗体在血液系统肿瘤中疗效卓越；实体瘤因抗原异质性及免疫抑制微环境而存在耐药性。• Fc段修饰形式、双特异性抗体药物偶联物（bsADCs）及条件激活型设计，提升下一代双特异性抗体平台的精准性与安全性。• 双特异性抗体在单一多功能分子中实现T细胞重定向、免疫检查点阻断及肿瘤微环境（TME）重塑的协同作用。• 作为模块化平台，双特异性抗体有望重新定义精准肿瘤学，并助力克服复杂肿瘤的耐药难题。 摘要双特异性抗体（bsAbs）通过双重靶向作用，将免疫效应细胞导向肿瘤抗原，调控肿瘤微环境（TME），并同时激活免疫检查点与共刺激通路。在靶向CD19、CD20及B细胞成熟抗原（BCMA）的血液系统恶性肿瘤中，双特异性抗体已取得显著临床成功，彰显其治疗潜力；然而，该疗法在实体瘤中的应用仍面临抗原表达异质性、组织穿透性有限及安全性等挑战。下一代双重靶向平台（包括Fc段工程化构建体、条件激活型抗体及双特异性抗体药物偶联物）正致力于提升特异性、疗效与耐受性。尽管如此，免疫原性、细胞因子释放综合征（CRS）、抗原逃逸及生产工艺复杂性等问题仍亟待解决。本综述整合了从分子设计、生物标志物优化到适应性临床研究框架的机制研究与转化医学进展，重点阐述了人工智能（AI）在双重靶向治疗药物的合理设计、结构预测及效能提升中的新兴作用。这些技术进展共同支撑起模块化、可编程的治疗策略，有望加速临床转化进程，推动精准肿瘤学向更具适应性、智能化的免疫治疗方向发展。 1. 背景 癌症免疫治疗面临肿瘤异质性、适应性耐药及免疫逃逸等局限。双特异性抗体（bsAbs）借助强制性双重靶向特性，同时结合两种抗原或通路，以提升肿瘤特异性、增强免疫激活并阻断代偿性耐药机制（Li等，2020）。自20世纪60年代问世以来，杂交瘤技术、重组蛋白技术及结构工程学的进展，推动了精准化、功能多样化双特异性抗体形式的合理设计（Nisonoff和MM，1961）。与仅靶向单一表位的传统单克隆抗体（mAbs）不同，双特异性抗体可直接将T细胞、自然杀伤（NK）细胞等免疫效应细胞与肿瘤细胞连接，促进选择性细胞毒性。双特异性T细胞衔接器（BiTEs）、双重检查点抑制剂等形式，彰显了双特异性抗体重编程免疫监视、对抗免疫逃逸的能力（Nagorsen等，2012）。具备Fc介导功能的IgG样双特异性抗体，通过介导抗体依赖的细胞毒性（ADCC）、激活补体系统及延长血清半衰期，进一步拓展了治疗潜力（Mohan等，2024）。双特异性抗体在血液系统恶性肿瘤中已展现出强劲疗效：贝林妥欧单抗（blinatumomab）验证了T细胞重定向策略的有效性，格菲妥单抗（glofitamab）和（teclistamab）则在B细胞恶性肿瘤中实现了持久应答。这些成功凸显了双特异性抗体在抗原易接近、细胞间距较近的液体肿瘤中的应用价值（Abramson等，2024；Cohen等，2025；Zaninelli等，2024）。双特异性抗体向实体瘤的转化应用仍受限于抗原异质性、基质屏障及免疫耗竭等问题。（zanidatamab）、（zovodotin）、M1231等抗体药物偶联物（ADCs），将双重靶向精准性与细胞毒性载荷相结合，实现了选择性递送并降低毒性。这些进展为扩大实体瘤治疗窗口的工程化策略提供了新思路（Chung等，2021；Fandrei等，2025；Park等，2021；Weisser等，2023）。监管机构的批准凸显了双特异性抗体在实体瘤中的应用潜力持续拓展：（amivantamab，EGFR×MET双抗）、（tarlatamab，DLL3×CD3双抗）、（zanidatamab，HER2×HER2双抗）等药物，已在非小细胞肺癌（NSCLC）、小细胞肺癌（SCLC）及HER2阳性肿瘤中显示出临床获益（Guo等，2023；Tabernero等，2022）。然而，大多数实体瘤双特异性抗体仍处于早期研发阶段，受药代动力学、肿瘤穿透性及安全性优化等因素制约。尽管取得了上述进展，转化障碍、免疫原性、细胞因子释放综合征（CRS）、快速清除及生产工艺复杂性等问题仍阻碍着双特异性抗体的广泛应用（Kontermann，2011）。正确的链配对、优化的Fc工程化及位点特异性偶联，对保证产品一致性和可扩展性至关重要。克服这些挑战需要在抗体设计、递送技术、生物标志物指导的患者筛选及适应性临床试验等方面开展整合创新（Ma等，2021）。蛋白工程、结构分析及计算建模领域的融合进展，将推动双特异性抗体及其偶联物向模块化平台转型，实现免疫重定向、检查点调控及靶向载荷递送等多功能集成（Raghani等，2024；Raja等，2025）。为确保本综述的聚焦性与全面性，我们通过Scopus、ScienceDirect、PubMed、临床试验数据库及Google Scholar进行了针对性文献检索，关键词包括双特异性抗体、抗体药物偶联物、肿瘤微环境（TME）、实体瘤及肿瘤学。检索优先纳入近期发表的高影响力研究，重点关注新型癌症治疗的机制探索与转化应用。文献筛选旨在呈现当前研究现状，同时明确关键研究缺口（尤其是治疗穿透性、微环境屏障及临床转化相关领域），这些缺口构成了本综述的核心分析框架。与以往侧重双特异性抗体形式分类及疗效总结的综述不同，本文通过机制性整合，建立了分子设计与肿瘤免疫学功能作用之间的关联。我们将双特异性抗体定位为下一代免疫治疗的适应性平台，重点阐述其在肿瘤微环境调控、免疫调节及人工智能（AI）引导建模中的应用。这种融合分子工程、转化生物学及监管科学的整合性视角，不仅阐明了双特异性抗体作为模块化肿瘤免疫学中精准工程化工具的潜在发展方向，也凸显了本综述在跨学科领域填补关键研究缺口的必要性（图1）。 2. 重塑双重靶向性：双特异性的概念基础癌症治疗中双特异性的概念源于肿瘤的生物学复杂性——肿瘤常通过冗余信号通路、抗原异质性及免疫逃逸机制逃避治疗（Klein等，2024；Wei等，2022）。双特异性抗体（bsAbs）通过在单个分子中结合两种不同的抗原或通路，可阻断代偿机制并提升治疗精准度（Wei等，2022）。历史上，单克隆抗体（mAbs）通过抗原特异性靶向革新了肿瘤治疗领域。然而，由抗原丢失或通路再激活驱动的耐药性，推动了治疗方式向双特异性形式演进（Paul等，2024）。双特异性抗体技术的概念起源可追溯至Nisonoff和Rivers的开创性实验，他们证实不同特异性的抗体片段可重组形成具有双重抗原识别能力的杂合分子（Mandy等，1961）。这一发现为单一免疫球蛋白框架内的多特异性结合奠定了首个实验基础。后续进展形成了连贯的技术谱系：杂交瘤平台实现了单克隆抗体的稳定生产（Köhler和Milstein，1975）；“杂交-杂交瘤”策略通过共表达不同的重链和轻链对，成功制备出具有生物学功能的双特异性抗体（Milstein和Cuello，1983）。此后，单链可变片段（scFvs）、双体抗体（diabodies）等重组片段的研发，将抗体设计从经验性过程转变为理性工程学科，为模块化、可编程的双特异性构建体奠定了基础（Holliger等，1993）（图2）。 Fig. 2. The evolutionary history map of the bsAbs 3. 工程化智能：形式、平台与设计逻辑 双特异性抗体（bsAbs）是一类独特的治疗药物，在单一分子结构中整合了两种抗原特异性。其药理特性主要受分子设计影响，通常分为片段型、对称含Fc段型和非对称含Fc段型三大类（图3）。每种形式均具备独特的工程设计原理、药代动力学特征及可生产性特点（Arvedson等，2022；Dillon等，2025；Madsen等，2024；Wei等，2022）。 Fig. 3. Schematic overview of the most common bsAb formats categorized according to molecular configuration. (A) Fragment-based bsAbs are formed by combining small antigen-binding fragments without an Fc domain. The building blocks are typically scFv fragments or sdAbs. (B) Symmetric Fc-containing bsAbs are expressed from one to two polypeptide chains, often by fusing additional antigen-binding fragments onto an IgG scaffold. (C) Asymmetric Fc-containing bsAbs are assembled from two to four polypeptide chains. Asymmetric bsAbs require measures to avoid chain mispairing. The small “knob” and “hole” in the schematics are used to generically illustrate places where a chain steering technology is needed to ensure HC: HC heterodimerization and/or proper HC: LC pairing (Madsen, 2023) 3.1 片段型双特异性抗体以双特异性T细胞衔接器（BiTEs）、串联单链可变片段（tandem-scFv）及双亲和重定向抗体（DART）为代表的片段型双特异性抗体，由连接的抗原结合片段组成，无Fc区或仅含截短的Fc替代物。Fc骨架的去除赋予其更小的分子尺寸和更强的组织穿透性，同时能高效实现免疫细胞重定向（如贝林妥欧单抗等T细胞衔接器所示）（Mirfakhraie等，2024）。然而，由于缺乏FcRn介导的Fc循环机制，其血浆清除速度快，需采用持续输注或半衰期延长策略（如聚乙二醇化、白蛋白融合或Fc工程化）（Wang等，2022；Wei等，2022）。从设计角度看，单链可变片段（scFv）结构域的串联排列、连接子长度与柔韧性，以及两个抗原结合臂的亲和力调控，是决定生物学活性和安全性的关键因素。平衡亲和力工程（通常对T细胞结合臂采用低亲和力设计）可减轻过度免疫激活和靶点依赖性脱靶毒性。表达过程中可能出现的聚集和错配等可生产性挑战，进一步要求在早期开展成药性评估（Madsen等，2024）。3.2 对称含Fc段双特异性抗体对称含Fc段双特异性抗体通常保留IgG样双价结构。为提高价态并拓宽结合能力，常在重链或轻链的N端或C端工程化引入额外的抗原结合结构域。这些设计可形成四价或六价分子，在保留IgG良好药代动力学特征和效应功能的同时，增强亲和力或实现对多条信号通路的同时阻断（Madsen等，2024）。对称结构尤其适用于需要双重双价结合的作用机制，如受体聚类或通路共抑制（Zhou等，2024）。然而，分子复杂性的增加可能导致空间位阻，影响折叠或FcRn结合，因此需要对连接子设计和结构域取向进行精准的生物物理优化。3.3 非对称含Fc段双特异性抗体非对称含Fc段双特异性抗体是一项重大技术突破，能够构建具有两个不同抗原结合臂的IgG样分子。创新性结构策略已解决了重链异二聚体正确组装和轻链配对这两个核心工程难题。通过“旋钮-孔洞”（KIH）设计、SEEDbody技术或计算Fc界面重塑等方法可促进异二聚体形成（Damelang等，2024；Wang等，2022；Zhou等，2024）。为确保轻链精准配对，已开发多种策略，包括标准轻链设计、CrossMab结构域交换、可控Fab臂交换（DuoBody平台）及CH1/CL结构域工程化（Gu和Zhao，2024）。这些解决方案根据预期作用机制和生产平台的不同，各具独特优势。3.4 双特异性抗体构建体中的Fc工程化具有双重作用在双特异性抗体构建体中，Fc工程化可调控效应功能（抗体依赖的细胞毒性ADCC和补体依赖的细胞毒性CDC），并通过FcRn结合调节半衰期。Fc区可被沉默以避免过度免疫激活（如T细胞衔接器），或被增强以在细胞毒性应用中利用免疫效应机制（Arvedson等，2022；Gu和Zhao，2024）。此外，精细调控Fc糖基化并引入稳定性突变，已被证实能显著提高血清持久性和制剂稳定性（Waldschmidt等，2024）。从研发和生产角度看，双特异性抗体设计策略必须纳入成药性考量，包括聚集倾向、热稳定性、表达产量和纯化兼容性。近期工艺创新已实现通过非蛋白亲和方法和单步色谱流程高效下游纯化异二聚体抗体，显著提高了产量和纯度（Fawcett等，2024；Fernandez-Martinez等，2023）。这些进展使此前具有挑战性的非对称构建体具备了大规模生产的可行性。临床上，形式与功能的相关性是核心设计原则：片段型双特异性抗体有利于快速形成免疫突触和组织穿透；对称含Fc段形式具有高亲和力和长半衰期；非对称含Fc段结构则在可生产性、稳定性和Fc介导的药理学特性之间实现了最佳平衡。贝林妥单抗（Burt等，2019）teclistamab，BCMA×CD3双抗（Moreau等，2022）及其他下一代双特异性抗体的临床成功表明，最佳治疗效果源于分子结构、结合亲和力和免疫激活阈值的精准匹配。双特异性抗体的合理设计需要一个多维工程框架，协调多个相互依赖的参数：首先，必须明确治疗目的（无论是免疫细胞重定向、双通路阻断还是条件性靶点结合），以指导结构选择；其次，所选分子形式应经定制化设计，实现药代动力学行为、结构稳定性和可生产性的理想平衡；最后，必须整合精准的Fc和轻链工程化，确保最佳折叠、表达产量和安全性。Fc优化、计算蛋白设计和高通量生物工艺开发的进展，共同缓解了双特异性抗体制备中的诸多历史挑战。这些创新正推动新一代双特异性抗体的涌现，其特征包括模块化结构、可扩展生产性和机制驱动的功能（Herrera等，2024；Madsen等，2024）。4 肿瘤微环境（TME）：双特异性抗体的战场肿瘤进展由癌细胞与肿瘤微环境（TME）之间的动态相互作用驱动，肿瘤微环境包含基质、血管、免疫细胞和细胞外基质（ECM）等非癌细胞成分（图4）。这些成分共同促进肿瘤特征的形成（如缺氧诱导的代谢改变和血管生成），维持肿瘤生长并损害免疫监视。非癌细胞在癌变过程中常扮演促肿瘤角色，促进增殖和转移。因此，治疗策略越来越注重调控肿瘤微环境，而非仅靶向癌细胞，以提高治疗效果（Fattahi等，2024；Shelton等，2025）。 双特异性抗体（bsAbs）通过双重靶向肿瘤相关抗原和免疫调节受体，为重塑肿瘤微环境（TME）提供了新的契机。这类抗体可同时结合T细胞表面的CD3与肿瘤抗原，将细胞毒性淋巴细胞物理重定向至肿瘤灶内，从而克服空间性免疫排斥并增强局部免疫监视（Qin等，2024）。值得注意的是，双特异性T细胞衔接器（BiTEs）、双亲和重定向抗体（DARTs）等小分子形式的双特异性抗体具有更优的组织穿透性，能够在大尺寸IgG样分子难以到达的缺氧肿瘤核心区域激活免疫反应（Chen等，2022）。除T细胞重定向外，双特异性抗体还可通过整合免疫检查点阻断与共刺激信号来重编程肿瘤内的免疫平衡。例如，PD-L1×4-1BB双特异性抗体可同时抑制抑制性信号传导并传递强效激活信号，从而恢复效应细胞功能（Franzese，2024）。类似地，成纤维细胞活化蛋白（FAP）×CD3双特异性抗体能够选择性清除癌相关成纤维细胞（CAFs），破坏基质屏障并改善免疫细胞浸润（Bughda等，2021）。将双特异性抗体与细胞因子载荷或免疫激动剂相结合，是增强肿瘤内免疫应答的另一策略。例如，基于IL-15的双特异性抗体已显示出在通常对免疫治疗耐药的“冷肿瘤”中扩增T细胞群并维持其活性的潜力（Li等，2024）。这些治疗方式共同表明，双特异性抗体既可作为细胞毒性介质，也能成为构建免疫许可性肿瘤微环境的“架构师”。然而，持续的免疫激活必须与全身性毒性风险（包括脱靶效应和细胞因子释放综合征（CRS））相平衡。合理的工程化策略（如蛋白酶可切割掩蔽物、pH敏感结合结构域和肿瘤限制性激活开关）可将治疗活性局限于肿瘤微环境内，从而提高安全性（Alturki等，2025；Amoozgar等，2025）。 Fig. 4. Dual roles of immune cells in the tumor microenvironment (TME): The illustration highlights the functional dichotomy of immune cells in cancer: anti-tumor immunity (left) versus pro-tumor immune suppression (right). Key effector cells such as Th1, NKT1, and M1 macrophages contribute to tumor elimination through cytotoxic mediators and inflammatory cytokines. In contrast, regulatory populations, including Tregs, MDSCs, and M2 macrophages, promote tumor progression through immunosuppressive signaling and microenvironment remodeling. This balance critically influences the efficacy of immunotherapeutic strategies. Abbreviation: CAF, cancer-associated fibroblast; DC, dendritic cell; ILC1, type 1 innate lymphoid cell; ILC2, type 2 innate lymphoid cell; M1, classically activated macrophage; MDSC, myeloid-derived suppressor cell; N1, anti-tumor neutrophil; N2, pro-tumor neutrophil; NK2, type 2 natural killer cell; NKT1, type 1 natural killer T cell; Th1, type 1 helper T cell; Th2, type 2 helper T cell; Treg, regulatory T cell. 综上所述，双特异性抗体是一类多功能药物，能够将肿瘤微环境从免疫抑制性庇护所转变为免疫活性战场。其持续研发需要精细平衡药效、特异性和安全性，以充分发挥其在实体瘤治疗中的潜力。5 双特异性抗体的作用机制范式：从双重靶向到免疫重编程双特异性抗体是一类快速发展的免疫治疗药物，其特征在于能够同时结合两种不同的抗原或表位，从而产生超越传统单特异性抗体能力的生物学效应（Labrijn等，2019；Sun等，2023）。通过双重抗原识别，双特异性抗体可在空间和功能上协调免疫效应细胞与靶细胞，重塑致癌信号网络，并在癌症、自身免疫性疾病、血液系统疾病和感染性疾病中精细调控免疫反应（Hosseini等，2021；Huang等，2020）。5.1 T细胞重定向与细胞毒性激活T细胞衔接型双特异性抗体（TCEs）经工程化设计，可将T细胞表面的CD3ε与CD19、CD20、B细胞成熟抗原（BCMA）、CD123、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HER2）或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等肿瘤相关抗原（TAAs）连接，从而诱导效应细胞与恶性细胞之间形成免疫突触（Baeuerle和Wesche，2022；Cattaruzza等，2023；Qi等，2023；Raggi等，2025）。这种物理邻近作用触发经典的T细胞受体（TCR）信号传导，包括免疫受体酪氨酸激活基序（ITAM）磷酸化和钙动员，进而导致T细胞活化、增殖、脱颗粒和细胞因子分泌（Gil等，2002；Smith-Garvin等，2009；Tailor等，2008）。穿孔素和颗粒酶的释放可导致抗原阳性肿瘤细胞的靶向凋亡（Dustin，2014），而γ干扰素（IFN-γ）和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的分泌则会增强免疫招募并形成炎症性肿瘤微环境（Burkholder等，2014；Jorgovanovic等，2020）。除局部细胞毒性外，T细胞衔接型双特异性抗体还能驱动效应T细胞的克隆扩增，建立全身性免疫监视（Ahmed等，2023）。值得注意的是，该机制以不依赖主要组织相容性复合体（MHC）的方式发挥作用，规避了肿瘤的主要免疫逃逸策略之一（Goebeler和Bargou，2016）。5.2 固有免疫效应细胞的招募除T细胞重定向外，双特异性抗体还可招募并激活自然杀伤（NK）细胞——固有免疫系统中强效的细胞毒性成分，能够清除恶性细胞或感染细胞。机制上，双特异性抗体通过结合NK细胞表面的FcγRIIIa（CD16）或其他激活型受体，触发抗体依赖的细胞毒性（ADCC）和细胞因子释放（Dixon等，2021）。这一过程有效连接了固有免疫和适应性免疫，将双特异性抗体的治疗范围扩展至T细胞浸润不足的肿瘤（Yang等，2023）。一个典型的临床案例是AFM13，这是一种四价双特异性抗体，目前正在霍奇金淋巴瘤患者中开展II期临床试验。AFM13设计用于同时结合NK细胞表面的CD16A和肿瘤细胞表面的CD30，从而促进免疫突触形成并将NK细胞介导的细胞毒性导向恶性靶细胞（Rothe等，2015）。5.3 双特异性抗体介导的双重免疫检查点阻断免疫检查点是维持自身耐受性、校准外周组织免疫反应强度和持续时间的关键调控通路，可在炎症过程中最大限度地减少附带组织损伤（Pardoll，2012；Taefehshokr等，2020）。然而，恶性细胞常利用这些抑制性通路抑制效应T细胞活性并逃避免疫监视。研究最广泛的免疫检查点分子包括程序性死亡蛋白1（PD-1）、其配体PD-L1和PD-L2，以及细胞毒性T淋巴细胞相关抗原4（CTLA-4；CD152）（Pardoll，2012）。PD-1表达于活化的T细胞表面，与PD-L1或PD-L2结合后传递抑制性信号，从而减弱T细胞受体（TCR）信号传导和效应功能（Han等，2020；Keir等，2006）。PD-L1常在肿瘤微环境内的肿瘤细胞和髓系细胞上高表达，通过持续抑制T细胞功能促进免疫逃逸（Keir等，2006）。相比之下，CTLA-4主要在淋巴组织中T细胞活化的启动阶段发挥作用，与共刺激受体CD28竞争抗原呈递细胞上的B7配体（CD80/CD86），从而限制早期T细胞扩增（Buchbinder和Desai，2016；Taefehshokr等，2020）。 为克服单一检查点阻断引发的适应性耐药，双特异性抗体（bsAbs）经工程化设计可同时阻断两条非冗余抑制通路，例如程序性死亡蛋白1（PD-1）和细胞毒性T淋巴细胞相关抗原4（CTLA-4）（Farhangnia等，2023）。这种双重靶向策略在增强效应T细胞活化的同时，可减轻代偿性免疫抑制机制（包括替代检查点上调或调节性细胞群扩增）（Barrueto等，2020；Tojjari等，2023）。临床验证案例包括卡度尼利单抗（cadonilimab，PD-1×CTLA-4双抗），其获批用于治疗复发或转移性宫颈癌，通过同时抑制两种检查点以放大细胞毒性T细胞应答并减弱调节性T细胞（Treg）介导的抑制作用（Keam，2022；Klein等，2024）。5.4 致癌通路与血管生成通路的双重靶向靶向受体酪氨酸激酶（RTKs）的双特异性抗体通过直接抑制肿瘤信号传导拓展了治疗应用。amivantamab共靶向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和间质上皮转化因子（MET）——这两种在携带EGFR 20号外显子插入突变的非小细胞肺癌（NSCLC）中具有协同作用的致癌驱动因子，可有效抑制细胞外调节激酶（ERK）和蛋白激酶B（AKT）的磷酸化，从而克服酪氨酸激酶抑制剂（TKIs）的耐药性（Cattaruzza等，2023；Neijssen等，2021）。另一款获批的双特异性抗体法瑞西单抗（faricimab）则通过抑制血管内皮生长因子A（VEGF-A）和血管生成素2（ANG-2），体现了双重配体中和策略。该抗体可在新生血管性年龄相关性黄斑变性（nAMD）和糖尿病黄斑水肿（DME）中恢复血管稳定性、减少渗漏并延长治疗间隔（Blair，2019）。5.5 辅因子模拟与酶桥接作用双特异性抗体还可作为酶或辅因子模拟物，通过将酶与底物拉近，或替代酶促通路中缺失或功能异常的辅因子来促进反应发生（Kang，2022）。在获批的双特异性抗体中，艾美塞珠单抗（emicizumab）是典型的辅因子模拟物（Blair，2019；Scott和Kim，2018）。它特异性靶向凝血级联反应中的活化因子Ⅸa和因子Ⅹ，通过桥接因子Ⅸa和因子Ⅹ模拟血友病A患者缺失的因子Ⅷ功能，从而促进凝血并显著减少出血事件（Blair，2019）。6 耐药机制与预测模型双特异性抗体的耐药性已成为日益严峻的临床挑战，血液系统恶性肿瘤和实体瘤中均已发现原发性和获得性耐药机制。例如，在接受B细胞成熟抗原（BCMA）靶向双特异性抗体治疗的多发性骨髓瘤患者中，常因双等位基因缺失、点突变或可变剪接事件导致BCMA表达缺失而复发（Cattaneo，2024；Letouzé等，2024；Tedder和Bhutani，2025）。部分复发患者的克隆亚群中观察到完全抗原丢失，尽管其他骨髓瘤克隆持续存在，但仍可逃避双特异性抗体介导的细胞毒性（Tedder和Bhutani，2025）。除遗传改变外，抗原脱落和掩蔽也会降低表面可及性；可溶性抗原库和抗体形式相关特性可能成为双特异性抗体的“陷阱”，从而限制其与肿瘤的有效结合（Amash等，2024）。另一层面的耐药性源于细胞可塑性和通路重编程。肿瘤细胞可发生表型转换（如上皮-间质转化（EMT）、干细胞样重编程）并激活旁路信号级联反应，这些过程均会降低对靶向抗原的依赖性，促进治疗逃逸（Bhat等，2024）。这些适应性过程表明，耐药性并非单纯由遗传因素导致，还与表观遗传和环境依赖性相关。免疫功能异常也发挥着同等关键的作用。双特异性抗体依赖功能性T细胞发挥细胞毒性效应，但基线T细胞受体（TCR）库多样性有限、T细胞功能状态不佳或呈耗竭表型（以PD-1、淋巴细胞活化基因3（LAG-3）和T细胞免疫球蛋白黏蛋白3（TIM-3）表达为标志）的患者应答率较低（Cao等，2025）。慢性激活、抑制性受体上调和共刺激信号缺失驱动的T细胞内在功能障碍，会损害双特异性抗体和T细胞衔接型双特异性抗体（TCEs）的疗效。共刺激、检查点阻断和优化给药方案等策略，可能在早期临床场景中帮助恢复T细胞功能（Cao等，2025）。在多发性骨髓瘤的BCMA靶向治疗中，进行性T细胞耗竭常与抗原丢失同时发生，表明免疫和肿瘤内在双重机制通常共同导致治疗失败（Hu等，2025）。髓系来源的抑制性细胞（MDSCs）和调节性T细胞（Tregs）可在接受双特异性抗体治疗的患者骨髓中蓄积，形成阻碍有效免疫浸润的“免疫荒漠”（Middelburg等，2021）。腺苷、转化生长因子β（TGF-β）等抑制性信号以及基质屏障，会进一步阻止T细胞结合（Chen，2023）。肿瘤和基质细胞上PD-L1的快速上调可介导适应性耐药，即使在初始应答的患者中也会削弱双特异性抗体的活性，这支持了与检查点抑制剂联合使用的策略（van de Donk等，2024）。除生物学机制外，药物相关和宿主相关因素也会导致耐药。高肿瘤负荷和可溶性抗原可通过抗原陷阱效应捕获双特异性抗体；同时，抗体结构特征、聚集倾向和稳定性限制会影响给药可行性和药代动力学，这些都是双特异性/多特异性抗体候选药物成药性的关键考量因素（Amash等，2024）。序列衍生的局限性（如高黏度和低稳定性）可能阻碍双特异性抗体制剂和给药的灵活性。这些潜在的成药性限制可能导致应答不佳，但目前正通过预测工具日益得到解决（Narayanan等，2021）。为预测和克服耐药性，多层面的预测模型正在开发中。在发现阶段，机器学习（ML）和蛋白质语言模型已应用于直接从序列数据预测免疫原性基序、聚集倾向和黏度风险。基于抗体序列-结构数据集训练的深度学习（DL）模型可显著改善候选药物筛选，富集具有更优稳定性和可生产性特征的双特异性抗体。在转化医学层面，定量系统药理学（QSP）模型已被证实能有效模拟双特异性抗体-T细胞-肿瘤的相互作用（Gallo，2025；Kumar和Nixon，2025；Matsunaga和Tsumoto，2025）。QSP框架可预测肿瘤杀伤动力学和细胞因子释放综合征（CRS）风险，从而为剂量选择提供参考。整合ML与机制性QSP的混合模型正受到关注；双特异性配对人工智能（AI）联盟近期表明，基于ML的替代模型可加速QSP模拟，实现计算机模拟中给药方案的近实时调整（Qi，2024）。预测模型还利用临床组学数据。基线抗原拷贝数和突变状态已被证实可预测BCMA靶向双特异性抗体的应答情况；将T细胞功能指标与基因组数据整合，相比单一生物标志物能进一步提高预测准确性（Jamalinia和Weiskirchen，2025；Tedder和Bhutani，2025）。此类整合方法有望很快实现个性化治疗算法，对双特异性抗体预测应答不佳的患者可引导至替代治疗或联合治疗方案。 综上所述，现有证据表明，双特异性抗体（bsAbs）的耐药性源于抗原丢失、T细胞功能障碍、免疫抑制性微环境及药理学局限性之间的复杂相互作用。预测模型（包括基于深度学习（DL）的抗体工程、机制性免疫模拟及生物标志物驱动的患者分层）为预测和减轻耐药性提供了潜在策略。然而，正如近期多篇综述所强调的，这些模型向临床实践的转化依赖于更大规模的标准化数据集及在适应性试验中的前瞻性验证。7 临床现状：疗效、安全性与转化应用全景双特异性抗体已从概念创新走向临床现实——截至2025年，全球已批准超过19种相关药物，另有数十种处于晚期临床试验阶段。其同时结合免疫效应细胞与肿瘤抗原的能力，已在血液系统恶性肿瘤中带来突破性疗效，并在实体瘤中展现出初步治疗潜力（Hushmandi等，2025）。近年来，双特异性抗体及其偶联物的临床研发迅速拓展，在血液系统恶性肿瘤和部分实体瘤中取得了变革性成果。在B细胞淋巴瘤领域，CD3×CD20双特异性抗体在经多线治疗的患者群体中显示出显著活性：皮下注射型IgG1双特异性抗体艾可瑞妥单抗（epcoritamab），在关键的EPCORE-NHL-1试验中，针对复发或难治性大B细胞淋巴瘤的总缓解率（ORR）达63%，完全缓解率（CR）达40%（Bisio等，2024）；类似地，2:1型CD20×CD3双特异性抗体格菲妥单抗（glofitamab）在侵袭性B细胞淋巴瘤中展现出持久疗效，ORR约为52%，CR率为39%，且在NP30179研究中与维伯妥珠单抗-（polatuzumab vedotin）联合使用时取得了良好结果（Dickinson等，2022）。在多发性骨髓瘤领域，靶向B细胞成熟抗原（BCMA）的双特异性抗体已实现深度且持久的缓解：BCMA×CD3双特异性抗体（teclistamab）在MajesTEC-1试验中的ORR达63%，46%的患者达到CR或更优疗效，成为首个获批用于复发/难治性多发性骨髓瘤的双特异性抗体（Usmani等，2021）；长期应用的CD19×CD3双特异性抗体贝林妥（blinatumomab）在复发/难治性B细胞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中的研究数据，仍是该领域的标杆，显著改善了患者生存期并获得监管批准（Mack等，2020）。与血液系统恶性肿瘤不同，实体瘤因抗原表达异质性和免疫抑制性肿瘤微环境（TME）面临更大挑战。尽管如此，临床研究仍取得了显著进展：gp100×CD3免疫动员单克隆T细胞受体抗癌药（ImmTAC）（tebentafusp）是首个在实体瘤中显示总生存期（OS）获益的双特异性抗体，与研究者选择的治疗方案相比，显著延长了转移性葡萄膜黑色素瘤患者的生存期（Nathan等，2021）；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间质上皮转化因子（MET）双特异性抗体（amivantamab）获批用于携带EGFR 20号外显子插入突变的非小细胞肺癌（NSCLC），在CHRYSALIS试验中的ORR达40%，中位缓解持续时间为11.1个月（Park等，2021）；另一例为双表位靶向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HER2）的双特异性抗体（zanidatamab），在HER2阳性胆道系统肿瘤中显示出41%的ORR和持久缓解，目前正联合化疗用于一线胃食管腺癌的积极研究（Yoon和Oh，2025；Beshr等，2024）。毒性管理是双特异性抗体临床转化成功的关键。CD3衔接型双特异性抗体最常见的不良事件为细胞因子释放综合征（CRS）和免疫效应细胞相关神经毒性综合征（ICANS）。通过逐步递增给药和预防措施，这些毒性通常为低级别且可控，EPCORE-NHL-1和MajesTEC-1试验均证实了这一点（Dickinson等，2022；Usmani等，2021）。血液学毒性（如血细胞减少、感染风险增加和低丙种球蛋白血症）也较为常见，尤其是在长期给药情况下。针对实体瘤的双特异性抗体可能因靶点不同出现皮肤和胃肠道毒性，替本妥昔单抗的研究中已有相关报道（Nathan等，2021）。除传统双特异性抗体外，双特异性抗体药物偶联物（bsADCs）正处于积极的早期临床研究阶段，旨在将双特异性结合的肿瘤选择性与强效细胞毒性载荷相结合。临床前和早期临床研究（包括双靶向HER2的bsADCs和EGFR/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3（HER3）靶向的bsADCs）显示，与单特异性ADC相比，其内化作用增强且肿瘤特异性细胞毒性更高，但临床数据仍有限，毒性优化仍在进行中（High等，2024）。转化医学研究揭示了若干反复出现的挑战及解决方案：抗原逃逸是CD19和BCMA靶向治疗中公认的耐药机制，推动了双靶点双特异性抗体和联合治疗策略的开发（Al-Jarrad等，2025）；实体瘤的免疫抑制性TME促使研究者评估双特异性抗体与检查点抑制剂及细胞毒性化疗的联合应用（Huang等，2025）；药理学优化（包括皮下给药和半衰期延长工程化）为门诊治疗提供了便利，改善了患者依从性（Davis等，2024）。这些进展共同表明，靶点选择、抗原密度和药理学设计是决定临床成功的关键因素。总体而言，双特异性抗体已变革了血液系统恶性肿瘤的治疗范式，并开始在实体瘤中取得重要突破。获批药物（epcoritamab, glofitamab, teclistamab, blinatumomab, tebentafusp, amivantamab, and zanidatamab）是临床转化的典范。安全性管理方案、合理的药物联合策略及下一代偶联技术，将继续定义双特异性治疗药物在肿瘤学领域的未来发展格局。 8 联合治疗策略：超越双特异性的协同效应双特异性抗体（bsAbs）经工程化设计可应对耐药性并提升治疗效果，其风险比（HR）为0.48，与化疗或生物制剂联用时效果尤为显著。在血液系统恶性肿瘤中，格菲妥单抗（glofitamab）联合吉西他滨/奥沙利铂，使复发/难治性弥漫大B细胞淋巴瘤（DLBCL）患者的中位总生存期（OS）延长一倍（25.5个月 vs. 12.9个月）；贝林妥单抗（blinatumomab）联合酪氨酸激酶抑制剂（TKIs），在费城染色体阳性（Ph⁺）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ALL）中实现了94.5%的10年OS，且79%–92%的复发患者达到完全分子学缓解。莫妥珠单抗（mosunetuzumab）联合CHOP方案，在一线DLBCL中总缓解率（ORR）达95%；与维伯妥珠单抗（polatuzumab vedotin）联用于复发患者时，ORR为59.2%。在霍奇金淋巴瘤中，AFM13联合帕博利珠单抗（pembrolizumab）或扩增的自然杀伤（NK）细胞，ORR分别为83%和92.8%，完全缓解率（CR）最高达66.7%。（teclistamab）与（talquetamab）联合治疗，在约78%–80%的复发/难治性多发性骨髓瘤患者中引发应答。在实体瘤领域，（amivantamab）联合（lazertinib）的双重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间质上皮转化因子（MET）阻断策略，克服了奥希替尼（osimertinib）耐药，延长了EGFR突变非小细胞肺癌（NSCLC）患者的无进展生存期（PFS）（23.7个月 vs. 16.6个月，HR 0.70）（van der Sluis等，2023；Jabbour等，2023）。现有数据显示，在EGFR突变NSCLC患者中，奥希替尼进展后，化疗联合阿米万他单抗显著改善PFS（HR 0.48）；与拉泽替尼联用时，PFS进一步延长（HR 0.44），同时两年OS率达79%，高于单药治疗的69%。在20号外显子插入突变NSCLC中，一线阿米万他单抗联合化疗也显著延长了PFS，促成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批准及指南推荐。在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HER2）阳性肿瘤中，（zanidatamab）联合化疗的ORR达86.4%，疾病控制率（DCR）达97%；（fulvestrant-palbociclib）在转移性三阳性乳腺癌中ORR为34.5%；（anbenitamab）及其他抗HER2双特异性抗体在乳腺癌和胃食管癌中的注册临床试验正在进行中。抗程序性死亡蛋白1（PD-1）×细胞毒性T淋巴细胞相关抗原4（CTLA-4）双特异性抗体（cadonilimab）已获批用于宫颈癌和HER2阴性胃食管癌，可降低约35%的死亡风险。在晚期肝细胞癌（HCC）中，卡度尼利单抗联合仑伐替尼（lenvatinib）的ORR为35.5%–35.7%，中位OS达27.1个月（或未达到）；在初治NSCLC中，卡度尼利单抗联合安罗替尼（anlotinib）的ORR为51%–60%。这些研究结果表明，双特异性抗体与化疗、TKIs或免疫调节剂联用时，可克服耐药性并增强抗肿瘤活性，凸显了开展生物标志物驱动的临床试验及探索新型联合治疗伙伴的必要性（Bazhenova等，2024；Hendriks等，2023；Neijssen等，2021）。卡度尼利单抗联合治疗用于二线小细胞肺癌（SCLC）的初步数据尚未公布；同时，在局部晚期胃癌/胃食管结合部癌（G/GEJC）中，其联合新辅助FLOT方案的病理完全缓解率（pCR）达21.1%。恩沃利单抗（erfonrilimab，抗PD-L1×CTLA-4双抗）联合一线化疗，在非鳞癌和鳞癌NSCLC中的ORR为45.8%–57.6%，在三阴性乳腺癌（TNBC）中为44%，在HCC中为45.5%；目前其在胰腺癌和新辅助NSCLC中的III期临床试验正在招募患者。伊匹木单抗（ivonescimab，抗PD-1×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双抗）在初治PD-L1阳性NSCLC中的疗效优于帕博利珠单抗，ORR分别为50%和38.5%，中位PFS分别为11.1个月和5.8个月（HR 0.51），且在EGFR突变患者经TKIs治疗后也改善了疗效。BNT327（抗PD-L1×VEGF-A双抗）联合铂类化疗用于EGFR突变NSCLC时，ORR达60.9%（PD-L1高表达患者中为92.3%），中位应答时间为2.9个月。目前有大量双特异性免疫调节剂处于临床评估阶段，强调了生物标志物驱动的联合治疗策略及进一步临床试验的重要性（表1）（Chen等，2024；Jin等，2022；Wahafu等，2024；Wu等，2024；Xing等，2022）。 9 生产与监管前沿双特异性抗体（bsAbs）和双特异性抗体药物偶联物（bsADCs）的临床成功，推动了生物制造和监管科学的创新。这类复杂生物药在生产、质量控制和审批路径方面面临独特挑战，需要定制化策略以确保安全性、有效性和可扩展性。双特异性抗体通常需要精准工程化设计，以保证重链-轻链正确配对、结构稳定性和功能活性。“旋钮-孔洞”（knob-into-hole）、CrossMAb、双可变域免疫球蛋白（DVD-Ig）等技术已被开发用于减少错配并提高可生产性（Spiess等，2015）。基于中国仓鼠卵巢（CHO）细胞的高产表达系统、瞬时转染平台和无细胞合成技术正在持续优化，以支持规模化生产。多步纯化策略（如蛋白亲和层析结合离子交换层析和体积排阻层析）对于从聚集物和错误折叠产物中分离正确组装的双特异性抗体至关重要（Fawcett等，2024）。对于双特异性抗体药物偶联物，位点特异性偶联方法（如酶促偶联和工程化半胱氨酸残基）是维持载荷均一性和稳定性的关键。连接子化学的进展（包括对组织蛋白酶B或pH敏感的可切割连接子，以及不可切割的硫醚连接子）直接影响药代动力学和治疗指数（Zeng等，2024）。双特异性抗体的分析表征需要采用正交技术评估关键质量属性（CQAs）。质谱法、毛细管电泳和表面等离子体共振技术用于评估纯度、结合亲和力和结构完整性（Underwood等，2022）。在热、氧化和机械应力条件下的稳定性测试，对于确定保质期和储存参数至关重要。聚集倾向和免疫原性风险通过体外试验和计算机模拟平台进行评估（Guidi等，2025）。由于其新颖的作用机制和结构复杂性，双特异性抗体和双特异性抗体药物偶联物需接受严格的监管审查。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欧洲药品管理局（EMA）等机构已发布指导文件，明确了对临床前数据、生产控制和临床试验设计的要求（Agrawal等，2025）。突破性疗法认定、优先药物（PRIME）资格等加速审批通道，促进了具有潜力的双特异性抗体的快速研发。然而，上市后监测和真实世界证据收集对于长期安全性监测仍不可或缺（Hanaizi等，2023）。 由人用药品注册技术要求国际协调会（ICH）和世界卫生组织（WHO）牵头的全球协调工作，旨在标准化监管要求并促进国际可及性。目前正采用互认机制和联合审查程序，以简化各地区的审批流程（Organization，2023）。连续生产、人工智能驱动的工艺优化和数字孪生等新兴技术，有望变革双特异性抗体的生产模式。整合实时分析和自适应控制系统，可能提升批次一致性并降低成本（Saini等，2025）。监管科学正不断发展以适应新型抗体形式，包括三特异性抗体和多特异性抗体药物偶联物（ADCs）。早期科学咨询、适应性临床试验设计和基于平台的监管申报，将是应对未来创新的关键（Deshaies，2020）。10 当前成就：转化里程碑与临床验证过去十年是双特异性抗体（bsAbs）临床转化的关键转折点，使其从机制性原型转变为经验证的治疗平台（Bisio等，2024；Hushmandi等，2025）。截至2025年，全球已有超过19种双特异性抗体获得监管批准，最初主要用于血液系统恶性肿瘤，如今正日益扩展至实体瘤领域，其研发速度在生物制剂中实属罕见。这些批准不仅体现了分子设计的成功，也反映了临床管理策略的演进——使复杂的免疫治疗在真实世界场景中具备可行性。在血液系统恶性肿瘤中，艾可瑞妥单抗（epcoritamab）、格菲妥单抗（glofitamab）等CD3×CD20双特异性抗体重新定义了挽救治疗范式：艾可瑞妥单抗的皮下给药方式支持门诊治疗，同时在经多线治疗的弥漫大B细胞淋巴瘤患者中实现了63%的总缓解率（ORR）和40%的完全缓解率（CR）（Bisio等，2024）；格菲妥单抗采用2:1型CD20×CD3结构，不仅取得了持久缓解，且与维泊妥珠单抗（polatuzumab vedotin）联用时展现出协同效应（Dickinson等，2022）。首个获批用于多发性骨髓瘤的BCMA×CD3双特异性抗体替拉妥珠单抗（teclistamab），即使在对三大类主要药物均耐药的患者中，也能引发深度且持久的缓解（Usmani等，2021），这表明药物工程化设计与逐步递增给药策略，已使T细胞重定向治疗兼具高效性和可控性。在实体瘤领域，双特异性抗体的成功虽更具选择性，但同样具有变革意义：替本妥昔单抗（tebentafusp）作为首个在实体瘤中显示总生存期（OS）获益的双特异性抗体，延长了转移性葡萄膜黑色素瘤患者的生存期（Nathan等，2021）；类似地，阿米万他单抗（amivantamab，EGFR×MET双抗）和扎尼达坦单抗（zanidatamab，双表位HER2双抗）验证了多表位靶向策略在克服癌基因异质性和治疗逃逸中的价值（Park等，2021；Yoon和Oh，2025）。除单药治疗外，联合治疗策略进一步扩大了双特异性抗体在各适应症中的疗效：双特异性抗体与检查点抑制剂、酪氨酸激酶抑制剂（TKIs）或化疗联用，已产生协同抗肿瘤应答，例如阿米万他单抗联合拉泽替尼（lazertinib）治疗奥希替尼（osimertinib）耐药的非小细胞肺癌（NSCLC），以及卡度尼利单抗（cadonilimab，PD-1×CTLA-4双抗）用于宫颈癌、胃食管癌和肝细胞癌的治疗（Jabbour等，2023；Wu等，2024）。这些治疗方案凸显了双特异性抗体正从辅助治疗药物向核心免疫治疗药物转变的新兴角色。早期临床阶段的双特异性抗体药物偶联物（bsADCs）通过将双特异性靶向性与强效细胞毒性载荷相结合，进一步拓展了这一发展轨迹。双靶向HER2及EGFR/HER3的bsADCs已显示出增强的内化作用和肿瘤特异性杀伤能力，尽管临床数据仍处于初步阶段（High等，2024）。这些转化里程碑共同表明，工程创新、生物标志物驱动的精准医疗与临床适应性的整合，已推动双特异性抗体跻身肿瘤学前沿。以epcoritamab, glofitamab, teclistamab, tebentafusp, amivantamab, zanidatamab, ，cadonilimab为代表的当前一代药物，不仅证实了双特异性抗体的治疗潜力，也为下一代构建体奠定了临床和监管基础——下一代双特异性抗体将在人工智能指导下开发，并针对可生产性进行优化。 11 未来展望：人工智能驱动设计与下一代多特异性抗体从单特异性抗体到双特异性抗体（bsAbs）的演进，为新一代多特异性抗体的研发奠定了基础——这类抗体旨在克服抗原逃逸并提升治疗精准度。从双特异性向多特异性抗体形式的转变，有望通过同时靶向三个或更多表位或通路，突破抗原异质性和逃逸带来的局限（Keri等，2024）。多特异性构建体的工程化设计并非简单增加“结合臂”，而是打造集肿瘤靶向、免疫激活、共刺激信号传递及条件激活结构于一体的模块化实体（Amoozgar等，2025）。为降低毒性并提高特异性，目前正研究蛋白酶可切割“掩蔽”设计等策略，使效应功能仅在肿瘤微环境（TME）中选择性激活（Desnoyers等，2013）。此外，连接抗体药物偶联物（ADC）等载荷的多特异性分子正成为融合免疫重定向与细胞毒性递送的混合平台，基于人工智能（AI）的计算工具已应用于这类复杂结构的优化（Noriega和Wang，2025）。下一阶段的创新需要超越双重结合模式，迈向可编程、环境响应型系统，能够在肿瘤微环境内实现动态调控。未来研究应优先构建平衡分子复杂性与可生产性的框架，因为可扩展性和结构稳定性将决定转化成功与否。人工智能不仅是优化工具，更正成为多特异性治疗药物概念构思、设计和验证的战略驱动力。与此同时，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ML）方法正逐步重塑抗体工程流程。当前面临的一项挑战是，如何基于结合亲和力、特异性等靶标依赖性特性对新设计的分子进行排序——这凸显了现有人工智能/机器学习系统往往难以在多个期望属性间可靠地优先排序候选分子（Buchanan等，2025）。为更精准预测多特异性抗体的制剂特性和生物物理行为，研究者正在开发制剂模式预测人工智能模型，以解决多特异性分子特有的稳定性、聚集倾向和可生产性等挑战（Mazurek等，2023）。人工智能在抗体药物偶联物工程中的整合进一步体现了这一趋势：深度学习（DL）正日益广泛地用于预测抗体药物偶联物的偶联位点、药代动力学和毒性，类似框架目前也在多特异性抗体形式中探索应用（Noriega和Wang，2025）。为克服这些局限，下一代人工智能平台必须将多目标学习与生物物理和功能数据集整合，实现治疗候选药物的全面优先排序。近期专为抗体设计定制的生成式建模创新展现出更大潜力：有研究者提出“自适应多专家扩散”框架，通过多个专家模块模拟B细胞亲和力成熟过程，同时优化平衡亲和力、稳定性和分子自避性，实现靶标特异性适配而非统一生成策略（Feng等，2025）；另一项进展是“关系感知等变图网络”（RAAD）模型，该模型通过动态模拟抗原-抗体相互作用并强化特异性约束，在不依赖抗原的情况下协同设计抗体序列和结构构象（Wu等，2024）。尽管如此，仍存在诸多障碍：多特异性抗体的公开训练数据集（尤其是整合了功能、结构和成药性注释的数据集）十分稀缺，限制了人工智能的泛化能力（Amoozgar等，2025）；许多设计方案尚未在生物系统中验证，导致计算机模拟性能与体内疗效之间存在差距；此外，许多深度模型的“黑箱”特性也引发了可解释性、可重复性和监管接受度等问题，尤其是对于拟进入临床研发的治疗候选药物（Buchanan等，2025；Rai，2020）。填补这一数据缺口对于确保人工智能驱动设计流程的泛化性和可重复性至关重要。除算法精进外，转化进展还将依赖于人工智能与实验反馈的整合：将强化学习（RL）融入闭环实验工作流程，可通过高通量表型筛选持续优化计算预测结果。这种方法能够构建全自动双特异性抗体工程平台，实现候选药物的优化与演进，弥合计算机模拟潜力与生物验证之间的差距（Noriega和Wang，2025）。同样重要的是开发可解释且符合监管要求的人工智能框架——当前深度模型的“黑箱”特性给透明度、可重复性和临床审批带来了挑战（Buchanan等，2025；Rai，2020）。先进人工智能、模块化蛋白工程与系统水平免疫学的融合，有望重新定义治疗性抗体的概念构思与开发模式。实现这一愿景需要计算科学家、结构生物学家和临床研究人员的跨学科合作。最终，算法智能与生物设计的整合不仅将拓展双特异性抗体的应用范围，更将开创新一代自适应、数据驱动的免疫治疗药物时代。 12 结论：迈向精准免疫治疗的新范式双特异性抗体（bsAbs）及其偶联物已从概念创新发展为临床验证的治疗平台，正重塑癌症免疫治疗格局。这类药物能够同时结合不同靶点、重编程免疫应答并契合精准医疗策略的独特优势，凸显了其在血液系统恶性肿瘤中已展现的变革性潜力，且该潜力正逐步拓展至实体瘤领域。尽管取得了这些进展，双特异性抗体的转化应用仍需在药效与安全性之间寻求精妙平衡。肿瘤穿透性、安全性、可生产性及监管协调相关挑战，仍是亟待突破的关键前沿。蛋白与连接子工程技术的进步、生物标志物驱动的患者分层以及人工智能（AI）引导的设计优化，正系统性地解决这些障碍。整合设计、构建、测试与学习的系统性迭代工作流程，结合预测模型工具，有望加速下一代双特异性及多特异性抗体结构的优化进程。通过蛋白工程革新、生物标志物指导的患者筛选及合理联合治疗策略等方面的进展攻克这些难题，对于充分释放双特异性抗体的治疗潜力至关重要。同样，双特异性抗体的未来成功将取决于其与更广泛治疗体系的整合——包括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细胞疗法及靶向载荷偶联物——以实现协同且持久的治疗应答。最终，双特异性抗体和双特异性抗体药物偶联物（bsADCs）不仅将作为现有治疗手段的辅助药物，更将成为模块化、多功能的治疗制剂，有能力重新定义现代肿瘤学的治疗范式。在这一不断演进的领域中，双特异性抗体代表了精准免疫治疗的新范式：融合分子逻辑与计算智能，赋能适应性、个体化免疫干预方案的设计与开发。 声明 本资讯所发表文章仅为提供相关进展，不构成投资以及诊疗建议。 若涉及版权问题，烦请权利人与我们联系，将尽快处理。 如该信息被用于了解资讯以外的目的，本公众号及作者不承担相关责任。  往 期推荐 1. 2025/2024 CSCO 指南合集，内附下载链接  2.全网独一份，2025EHA Poster全下载 3.【综述】2024 ADC landscape overview 4. 【重磅综述】：全球首个皮下CD20/CD3双抗艾可瑞妥单抗Epcoritamab获批盘点 5. 盘点：双抗获批概览—FDA加速批准Epcoritamab治疗复发或难治性弥漫性大B细胞淋巴瘤和高级别B细胞淋巴瘤 6. 2023 BLOOD综述丨CD20/CD3双特异性抗体概览 7. 【OncoImmunology】T 细胞衔接器在滤泡性淋巴瘤的治疗全景

近日，信达生物的IBI3026的临床试验申请获得NMPA受理。IBI3026是一款PD-1抗体和IL-12的融合蛋白。 图片来源于CDE官网 IBI3026 靶点： PD-1和IL-12 分子结构： 双价抗PD-1：该融合蛋白具有两个抗PD-1的结合位点； 效力减弱的IL-12 variant：由IL-12p35和IL-12p40两个亚基组成，但其活性通过突变被减弱； 从图示看出Fc段采用KIH的结构，同时IL-12段采用一段较长的连接链与亚基IL-12p35相连。 分子结构示意图 作用机制： IBI3026的双价抗PD-1部分通过阻断PD-1/PD-L1信号通路，解除T细胞的抑制。 减弱活性的IL-12在肿瘤微环境中（TME），通过抗PD-1的帮助，顺式激活T细胞。 作用机制示意图 知识点小栈 人白细胞介素-12（hIL-12）：一种异源二聚体细胞因子，由p35和p40两个亚基通过二硫键连接而成。其中，p35亚基分子量约为35 kDa，是hIL-12的一个较小的亚基，与p40亚基结合后形成具有生物活性的IL-12复合物；p40亚基分子量约为40 kDa，是hIL-12的一个较大的亚基。p40亚基不仅参与IL-12的形成，还可以以游离形式存在，并具有抑制IL-12生物活性的作用，p40亚基单独存在时，可以形成同源二聚体。 白细胞介素-12（IL-12）的作用机制：IL-12的两个亚基共同构成一个异二聚体，通过其受体亚基IL-12Rβ1和IL-12Rβ2与细胞表面的受体结合，结合后，激活Janus激酶（JAK），进一步导致STAT4的磷酸化， 磷酸化的STAT4形成二聚体，并转移到细胞核中。在细胞核中，磷酸化的STAT4二聚体结合到特定的DNA序列上，促进多种基因的表达。其中最关键的基因表达产物是干扰素γ（IFN-γ），IFN-γ通过多种机制增强抗肿瘤免疫反应、增加肿瘤相关抗原（TAA）的表达、促进免疫介导的肿瘤细胞杀伤并诱导T细胞的成熟。 白细胞介素-12（IL-12）的作用机制 PD-1：PD-1通过与配体PD-L1和PD-L2结合，抑制T细胞的活化、增殖和细胞因子的产生，从而防止自身免疫反应。肿瘤细胞通过高表达PD-L1，与T细胞表面的PD-1结合，抑制T细胞的抗肿瘤活性，从而逃避免疫系统的攻击。PD-1抑制剂通过阻断PD-1与其配体的结合，恢复T细胞的抗肿瘤活性。 PD-1/PDL1信号通路：当PD-1与其配体PD-L1或PD-L2结合时，PD-1被激活，招募酪氨酸磷酸酶SHP-2，使其靠近T细胞受体（TCR）和CD28信号通路。SHP-2通过去磷酸化作用，抑制TCR和CD28信号通路中的关键分子，导致T细胞增殖、激活、细胞因子产生、代谢改变和细胞毒性T细胞（CTLs）杀伤功能的抑制，最终导致激活的T细胞死亡。 IBI3026的临床前结果 在今年的AACR大会上，信达公布了IBI3026的临床前亮眼结果。 图片来源于AACR 白细胞介素12（IL-12）是一种细胞因子，能够激活先天（NK细胞）和适应性（T细胞）免疫，使其成为免疫肿瘤治疗的理想候选药物。局部应用IL-12药物在治疗肿瘤方面显示出有希望的临床结果。然而，在全身应用IL-12时，会诱导严重的剂量限制性毒性，极大地阻碍了药物开发进程及其在癌症治疗中的潜力。因此，信达设计了IBI3026，这是一种靶向IL-12受体和PD-1的免疫激动剂。通过降低IL-12的活性，IBI3026的安全性得到了广泛改善，确保了全身给药的可行性。 幼稚T细胞的增殖和信号传导最小化 从上图(A)中，可以观察到，IBI3026被弱化到在没有PD1分子帮助的情况下基本不结合IL12受体。幼稚T细胞在没有受到适当刺激的情况下，不会大量增殖，也不会产生强烈的信号传导活动。(B) 相应地，也没有引起IFN-γ的释放，说明没有引起T细胞的激活。(C) 野生型IL-12-Fc显示随着浓度增加，激活的T细胞百分比略有增加，但整体变化不大;而IBI3026在所有测试浓度下激活的T细胞百分比都非常低（Ki-67抗原的表达通常与细胞增殖活性相关，因此它常被用作细胞增殖的标记物，用来评估T细胞反应活性和增殖状态）。 通过结合高亲和力的双价抗PD-1抗体，除了阻断PD-1/PD-L1信号通路外，IBI3026可以有效地富集到PD-1+T细胞中，以在肿瘤微环境中实现最大化的IL-12激活。这种“顺式激活”模式极大地拓宽了IL-12的治疗窗口。 在PD1阳性的T细胞中，存在强烈的IL-12信号转导 体外实验结果 IBI3026通过显示出强烈的STAT4磷酸化和高IFN-γ分泌，有力地激活了经CD3/CD28预处理的人外周血单个核细胞（hPBMCs）。在活化T细胞上的PD-1分子的帮助下，可以激活IL12信号通路，但弱于野生型IL2的激活效果。[CD4+ T细胞（辅助性T细胞）辅助其他免疫细胞，来对抗病原体.此外，还能分泌细胞因子以调节免疫反应。CD8+ T细胞（细胞毒性T细胞）直接杀死被病毒感染的细胞或肿瘤细胞。通过分泌穿孔素和颗粒酶直接破坏靶细胞，或通过Fas/FasL途径诱导靶细胞凋亡。在免疫应答中，CD4+ T细胞通常起到辅助和调节的作用，而CD8+ T细胞则直接参与细胞的杀伤。CD4+ T细胞分泌的细胞因子可以促进CD8+ T细胞的活化和增殖。] 在EMT6（三阴性乳腺癌）和CT26（结直肠癌）细胞系来源的异种移植（CDX）模型中，接受IBI3026的小鼠强烈抑制了肿瘤生长，几乎所有小鼠都出现了完全反应。 与mPD-1抗体相比，mIBI3026可以显著提高药效，增强免疫细胞CD8+T, NK和NKT细胞的扩增，增加细胞因子的释放。 在人源化A375（黑色素瘤）和BxPC-3（胰腺癌）CDX模型中，IBI3026显示出比IBI308（抗PD-1单克隆抗体）更强的肿瘤抑制效果，并显示出良好的安全性。 在初步毒性研究中，食蟹猴接受了10、30、80和150 mg/kg的IBI3026静脉注射，每周3次。任何组均未观察到死亡或严重毒性。IBI3026的最高非严重毒性剂量（HNSTD）为150 mg/kg，计算出的治疗指数为63，这意味着增加超过60倍的治疗窗口。这些结果表明IBI3026具有良好的安全性。 值得注意的是，IBI3026在没有影响PD1阻断的情况下可以显著提高IFN-γ的释放。 总之，IBI3026是一种首创的抗PD-1/IL-12免疫激动剂，具有很高的肿瘤抑制潜力和出色的安全性。 识别微信二维码，添加抗体圈小编，符合条件者即可加入抗体圈微信群！ 请注明：姓名+研究方向！ 本公众号所有转载文章系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且明确注明来源和作者，不希望被转载的媒体或个人可与我们联系(cbplib@163.com)，我们将立即进行删除处理。所有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站立场。

-01-引言在肿瘤免疫治疗的成功推动下，对负调节淋巴细胞功能的受体的研究正在迅速发展。人们的研究普遍集中在从功能角度表征这些免疫检查点受体，而对这些受体的信号传导机制的研究较少。目前的研究已经证明，一些受体的细胞外部分充当激活配体的诱饵受体，而大多数情况下，其胞质尾部的酪氨酸磷酸化驱动关键的抑制信号。这种负信号由一些关键信号转导子介导，如酪氨酸磷酸酶、肌醇磷酸酶和二酰甘油激酶，这使得它们能够抵消TCR介导的激活。这些信号通路的特征对于开发新的免疫疗法，克服目前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的不足非常重要。-02-T细胞信号通路T细胞信号机制主要促进识别抗原呈递细胞（APC）上非自身抗原T淋巴细胞的快速扩增、分化和效应反应。这种非比寻常的辨别能力来自激活和抑制信号的细胞内整合。第一个激活信号由识别与主要组织相容性复合体（MHC）结合抗原的T细胞受体（TCR）传递。激活的TCR触发信号体的组装，主要成分包括酪氨酸激酶（如Lck和Zap70）、骨架（如Lat、SLP76和Themis）以及磷脂酶Cγ1（PLC γ1），另外也包括酪氨酸磷酸酶和E3泛素连接酶，如SHP1如Cbl。T细胞第二个激活信号由CD28等共刺激受体提供。CD28增强TCR驱动的酪氨酸磷酸化，并与磷脂酰肌醇3激酶（PI3K）和Grb2募集一起作用，分别触发Akt-mTor和Ras-MAPK途径。淋巴细胞功能最具特征的负性调节受体是PD-1和CTLA-4，它们代表了T细胞抑制性受体的范例。两者均持续抑制TCR诱导的细胞因子分泌和增殖，以及对葡萄糖的摄取和代谢。这些抑制性受体的细胞质尾部带有基于酪氨酸的抑制基序（ITIM），具有共同的序列特征：(S/I/V/L)xYxx(I/V/L)；以及基于酪氨酸的开关基序（ITSM），它们具有共同的序列特征：TxYxx(V/I)。当受体被激活后，两个基序都被Src家族激酶（SFK）磷酸化，并在调节免疫系统中发挥重要作用。ITIM通过招募磷酸酶，如含有SH2结构域的蛋白酪氨酸磷酸酶1和2（SHP-1和SHP-2）以及含有SH2的肌醇5′-磷酸酶1、2（SHIP-1和CHIP-2）来负性调节细胞活化，从而对信号传导产生负性影响。ITSM可以通过招募诸如信号淋巴细胞激活分子（SLAM）相关蛋白（SAP）等适配器来传递阳性或阴性信号。-03- PD-1信号通路PD-1（CD279）受体是I型跨膜糖蛋白，属于CD28受体超家族成员。但与CD28不同，它在细胞表面是单体。在结构上，PD-1由细胞外免疫球蛋白可变结构域、跨膜结构域和负责信号和骨架分子结合的细胞质尾部组成。PD-1的细胞质尾部包含两个酪氨酸基序，一个ITIM（VDY223GEL）和一个ITSM（TEY248ATI）。两个结构域在PD-1配体结合时通过Lck的酪氨酸激酶活性磷酸化。PD-1在活化的T细胞和B细胞、自然杀伤（NK）细胞、单核细胞、树突状细胞和癌细胞如黑色素瘤上表达。PD-1通过与PD-L1（B7-H1，CD274）结合而被激活，并且与PD-L2（B7-DC，CD273）具有更高的亲和力。两者的表达都是干扰素/细胞因子诱导的，但具有特定的表达模式：PD-L1在造血细胞和非造血细胞中广泛表达，而PD-L2主要在APC上表达。在免疫细胞中，PD-1信号依赖于酪氨酸磷酸酶SHP-2。PD-1/SHP-2信号轴的破坏是肿瘤环境中对PD-1抗体产生临床反应的部分原因。配体结合后，SHP-2被招募到PD-1的磷酸化ITSM， ITSM的磷酸化诱导SHP-2向活性构象的转换。对重建的免疫突触的显微镜观察表明，在PD-L1的存在下，PD-1和CD28在TCR富集区中央发生关联。其中PD-1招募SHP-2，促进CD3ζ和CD28磷酸化的降低，并对TCR信号强度产生负面影响。PD-1促进的CD28去磷酸化深刻影响TCR信号体的PI3K募集，降低PI3K/AKT途径活性及其转录靶点，如Bcl-xL。此外，SHP-2被认为不仅负责阻断CD28共刺激信号，而且还负责抑制TCR介导的ZAP70磷酸化及其与CD3ζ的关联，这些信号会导致PKCθ和ERK激活以及下游IL-2的产生和扩增。-04-CTLA-4信号通路CTLA-4与CD28配体B7-1（CD80）和B7-2（CD86）以比与CD28自身更高的亲和力相互作用。这些相互作用产生CTLA-4的抑制功能：与CD28竞争配体，从而减少完全T细胞激活所需的第二信号。此外，CTLA-4组成性内吞作用可能APC的B7-1和B7-2，使其T细胞活化能力降低。在结构上，CTLA-4与CD28具有广泛的相似性。它们的细胞外部分具有Ig样V结构域，允许形成二硫键连接的同源二聚体，而细胞质尾部在激活时被SFK磷酸化。CTLA-4胞质尾部高度保守，含有两种酪氨酸底物（Y201VKM和Y218FIP），可被Fyn、Lck和可能的其他激酶活化。这两个酪氨酸不是典型的ITSM基序，但参与CTLA-4抑制功能，可招募含有SH3结构域的信号分子。CTLA-4胞内部分招募的许多效应子与CD28招募的效应子相同，如PI3K和II型丝氨酸/苏氨酸磷酸酶PP2A。虽然CD28是完全激活所需的典型第二信号，但CTLA-4也共同参与，通过在TCR信号体中招募SHP-1或SHP-2，减少早期TCR信号事件，包括ζ链、Zap70和LAT磷酸化以及MAPK途径活性。然而，CTLA-4缺乏用于SHP-2结合的ITSM基序，表明可能是间接招募。-05-BLTA信号通路BTLA是TNF受体家族成员疱疹病毒侵入介质（HVEM，也称为TNFRSF14）的几种受体之一，它本身也是一种受体，允许双向信号传导。由于二者均在T细胞中表达，因此顺式异源二聚化可能形成，并允许BTLA抑制HVEM依赖性NFκB活化。相反，HVEM结合诱导BTLA磷酸化，抑制T细胞增殖和IL-2产生。BTLA在单核细胞、B细胞、NK细胞和静止T淋巴细胞上表达。其表达在激活后的T细胞和NK细胞以及肿瘤浸润T细胞中上调。BTLA在进化和结构上与PD-1和CTLA-4相关，包括细胞外Ig样V结构域、跨膜区和胞质尾部。与PD-1类似，BTLA的尾部包含两个参与Grb2结合的额外酪氨酸（Y226和Y243），一个ITIM（IVY257ASL）和一个ITSM（TEY282ASI）。这四个酪氨酸是BTLA抑制功能所必需的。BTLA通过Y257和Y282优先招募SHP-1，从而有效促进CD28和CD3ζ的去磷酸化。此外，BTLA还通过与BCR信号体络合并招募SHP-1，减少B细胞增殖和细胞因子分泌，导致Syk激酶的去磷酸化和PLCγ2和NF-kB的活性降低。-06-TIM-3信号通路T细胞免疫球蛋白粘蛋白-3（TIM-3）属于TIM蛋白家族，在Th1、CD4+、CD8+T细胞、NK细胞和树突状细胞上表达。在结构上，TIM-3具有参与配体相互作用的膜远端Ig样V结构域、膜近端粘蛋白结构域、跨膜区和参与磷酸酪氨酸依赖性信号传导的胞质尾部。TIM-3的配体包括CEACAM1、HMGB1和Gal-9。T细胞中的细胞内Tim-3信号传导依赖于其胞质尾部，但具体仍不清楚。最近的一项蛋白质组学研究表明，Tim-3与37种蛋白质共沉淀，其中11种蛋白质由过矾酸钠动态调节，包括E3泛素连接酶CBL-B、SHP-1和Grb2。然而，这些相互作用与TIM-3的功能仍然存在争议。-07-LAIR-1信号通路白细胞相关免疫球蛋白样受体1（LAIR-1，也称为CD305）是一种广泛表达的胶原和胶原结构域蛋白的抑制性受体，如补体C1q。各种胶原亚型与细胞外LAIR-1结构域的结合抑制NK细胞的细胞毒活性和效应T细胞的活化。LAIR-1的细胞内区域包含两个ITIM（Y251和Y281），它们在LAIR-1激活时均被磷酸化，并且是SHP-1和SHP-2募集所必需的。LAIR-1与胶原的结合抑制了TCR触发的Lck、Lyn和典型T细胞信号通路中其他关键成分的磷酸化，如CD3ζ链、ZAP-70和MAPK。-08-LAG-3信号通路淋巴细胞激活基因-3（LAG-3）是一种抑制性受体，具有四个Ig样结构域，与CD4结构相似。LAG-3与MHC II相关，但其亲和力高于CD4本身，并通过干扰pMHC与CD4的结合来抑制T细胞激活。LAG-3的胞内区由大约60个氨基酸残基组成，缺乏典型的抑制基序。然而，它包含几个氨基酸序列，这些氨基酸序列在不同的LAG-3物种中非常保守，而不与其他抑制性共受体共享。这些序列包括并列膜区的FSAL，中部区域的KIEELE，10-15个谷氨酸串联重复序列，以及在C末端区域的EX-repeat。LAG-3抑制T细胞活化需要细胞内区域的信号传递，它可以通过这些序列传递不同的抑制信号。-09-SLAM信号通路SLAM是主要在造血细胞中表达的受体家族（SLAM/CD150、CD48、Ly-9/CD229、CD84、2B4/CD244、NTB-a/Ly108和CRACC/CD319）。这些受体是同型（自结合）的，但2B4除外，它识别CD48。结构上，SLAM家族蛋白包括细胞外部分Ig样V结构域和Ig样C结构域，随后是跨膜区和带有一个或多个ITSM的细胞质尾部。这些ITSM可以与含有SH2的SAP及其同系物EAT-2或抑制性分子（如SHP-1、SHP-2以及SHIP-1）相互作用。在与受体结合时，SAP通过招募SFK（如Fyn和Lck）激活下游信号，同时还与磷酸酶如SHP-1/SHP-2和SHIP-1竞争。因此，这些效应器之间的细胞特异性平衡决定了SLAM受体向细胞传递正信号还是负信号，从而调节其分化和效应器功能。-10-结语免疫信号网络在免疫检查点受体中的作用是一个令人兴奋的研究领域，然而我们对免疫检查点信号通路的了解依然有限，信号整合是信号复合物精细调节和激活的结果。目前，免疫检查点受体的一些关键信号通路分子已经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因为其可能靶向共同的抑制机制而不是特异性受体。最领先的靶点是SHP-2，其抑制剂已进入多个I期临床试验，而SHIP和DGK抑制剂仍处于临床前阶段。未来，随着对于免疫检查点信号通路网络的深入研究，将可能为我们提供新的治疗靶点。参考资料：1.Immune Checkpoint Receptors Signaling in T Cells. Int J Mol Sci.2022 Apr; 23(7): 3529.推文用于传递知识，如因版权等有疑问，请于本文刊发30日内联系医药速览。原创内容未经授权，禁止转载至其他平台。有问题可发邮件至yong_wang@pku.edu.cn获取更多信息。©2021 医药速览 保留所有权利往期链接“小小疫苗”养成记 | 医药公司管线盘点 人人学懂免疫学| 人人学懂免疫学（语音版）综述文章解读 | 文献略读 | 医学科普|医药前沿笔记PROTAC技术| 抗体药物| 抗体药物偶联-ADC核酸疫苗 | CAR技术| 化学生物学温馨提示医药速览公众号目前已经有近12个交流群（好学，有趣且奔波于医药圈人才聚集于此）。进群加作者微信（yiyaoxueshu666）或者扫描公众号二维码添加作者，备注“姓名/昵称-企业/高校-具体研究领域/专业”，此群仅为科研交流群，非诚勿扰。简单操作即可星标⭐️医药速览，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推送①点击标题下方“医药速览”  ②至右上角“...”  ③点击“设为星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