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AM2

组织驻留巨噬细胞(TRM)在免疫和组织修复中具有独特的转录特征和功能，同时也是小鼠和人体肿瘤相关巨噬细胞(TAM)的重要来源。然而人和小鼠中的巨噬细胞分子生物学描述并不相同。TRM异质性对TAM的影响在肺癌、胰腺癌和乳腺癌的小鼠模型中，组织驻留巨噬细胞来源的肿瘤相关巨噬细胞(TRM-TAMs)积极支持早期肿瘤扩散并促进肿瘤生长。TRM-TAM在不同的癌症中表现出不同的功能特性。例如，胰腺中的TRM-TAM表现出独特的促纤维化表型，产生和重塑细胞外基质分子；肺TRM-TAM则通过诱导肿瘤细胞上皮-间充质转化和突出的Treg细胞诱导来减弱抗肿瘤适应性免疫反应，从而促进肿瘤侵袭；TIM4+胸/腹膜腔驻留巨噬细胞通过将CD8+ T细胞隔离在远离肿瘤靶点的部位上来损害抗肿瘤免疫。一组可自我更新的CD163+ TIM4+ 组织驻留网膜巨噬细胞通过为肿瘤干细胞提供保护性生态位，与卵巢癌细胞的转移扩散有因果关系，等等。而在TAMs研究中发现，TAM的不同来源(比如TRM来源和单核细胞来源)可能导致其对耗竭或调节干预表现出不同的敏感性，在治疗中或许就需要双重TAM靶向策略以提高免疫治疗效果。同时，人和小鼠中不同表征的巨噬细胞分化阶段的比例在两个物种之间有很大的差异，也会影响对于临床疗效的判断。cavity macrophages：人vs鼠组织驻留的网膜腔巨噬细胞是TAM的重要来源之一，在卵巢癌、肝纤维化等实体瘤TME的形成中起到重要作用。大多数小鼠网膜巨噬细胞特征是GATA6+和CXCL1、SELP等其他相关基因的表达。体内动态平衡中，小鼠腹膜巨噬细胞存在两种不同的巨噬细胞群。（一）大腹腔巨噬细胞(LCM)LCM是更主要的巨噬细胞群，仅存在于腹膜、胸膜和心包腔的腔液中。表征：LCM表达F4/80hi CD115+ ICAM2+，来源于胚胎前体，依赖转录因子GATA6进行发育和维持。在没有GATA6的情况下，LCM会下调CD73，并上调CD206和LYVE1等。功能：作为对炎症或损伤的反应，LCM通过聚集在扰动的空洞表面或纤维蛋白凝块内来帮助遏制早期感染发生。 （二）小腹腔巨噬细胞(SCM)表征：SCM表达F4/80lo MHCII+，超过75%的SCM还表达CD226。该亚群起源于类似于单核细胞的CCR2依赖性前体，其发育程序依赖于转录因子IRF4。功能：以前一般将其归类为M1类巨噬细胞。但是其中部分群体的同时表达巨噬细胞和DC的混合功能特征。LCM和SCM都表达CD115和和CD11b。在人体中：尽管人体中同样存在GATA6+的腹膜巨噬细胞，但是数量非常少。相对地，人体中数量丰富的CCR2+或GLUL+巨噬细胞则没有在小鼠中发现明显对应的亚群。CCR2+也代表了与单核细胞浸润有关的早期分化阶段。若要对应，人体表达GATA6+的巨噬细胞亚群为TIMD4+亚群，和小鼠中的GATA6+ LCM1亚群一样表达SELP信使RNA。而表达相同RNA的其他巨噬细胞还包括：MRC1+ LYVE1+ CD163+ 巨噬细胞；GLUL+ CD163++ FABP5+ 巨噬细胞；Marco+ 巨噬细胞；IL1B+ 巨噬细胞；干扰素刺激基因(ISG)+ 巨噬细胞；CCR2+ 巨噬细胞；以及CD1C+CD14+ 巨噬细胞。其中，小鼠中存在和MRC1+LYVE1+CD163+ 巨噬细胞同样表达和起源的亚群，但是比例比人体内更少。这代表着人腹腔巨噬细胞的分化周期相对于小鼠来说，更多存在于GATA6表达之前的分化阶段，许多巨噬细胞似乎在GATA6表达之前的阶段停滞或在表达后不久死亡。而CD1C+CD14+ 巨噬细胞则和小鼠F4/80lo MHCII+ SCM具有相似的特征。人CD1C+ 细胞在小鼠中可对应CD226+ 干细胞。在人体中，CD1C+细胞相对丰富，可分为：CD1C+ CD14+亚群：表达编码CD16、CD115、CD63、CD163和巨噬细胞相关基因；CD1C+ CD14- 亚群：表达一些DC经典表征基因，包括LTB、肥大细胞特异性表征FCER1A、CD37和CD1E。同时，CD1c+人腹膜单核巨噬细胞群中同样存在具有混合巨噬细胞和DC特征的CD1c+ cDC2和CD1c+ CD14+ CD64+ CD226+ 细胞亚群。小结巨噬细胞的亚群表征多样，在人体中的研究也尚待继续完善。F4/80、Ly6G和Ly6C等小鼠特异性分子标记物在人巨噬细胞中不表达，为研究中在小鼠模型和人体之间进行翻译带来了困难。更准确的亚群特征对应研究或提高TME相关免疫疗法的可行性。参考文献：1.Han, J., Gallerand, A., Erlich, E.C. et al. Human serous cavity macrophages and dendritic cells possess counterparts in the mouse with a distinct distribution between species. Nat Immunol (2023). https://doi.org/10.1038/s41590-023-01688-72.Andrea Vogel, Thomas Weichhart,Tissue-resident macrophages — early passengers or drivers in the tumor niche?,Current Opinion in Biotechnology,Volume 83,2023,102984,ISSN 0958-1669,https://doi.org/10.1016/j.copbio.2023.102984.3.Zhi Wang, Kailei Du, Nake Jin, Biao Tang, Wenwu Zhang,Macrophage in liver Fibrosis: Identities and mechanisms,International Immunopharmacology,Volume 120,2023,110357,ISSN 1567-5769,https://doi.org/10.1016/j.intimp.2023.110357.

该研究表明氯沙坦与FFX+CRT联合应用，能降低促进侵袭和免疫抑制相关基因的表达，减少了FOXP3+Treg和FOXP3+肿瘤细胞数量，并增加CD8+T细胞浸润，通过重塑免疫微环境实现与化疗/放化疗的 胰腺导管腺癌（PDAC）是“癌中之王”胰腺癌的主要类型，素来以恶性程度极高著称，特别是已无法手术的局部晚期和转移性PDAC，患者长期生存率极低，这主要与其恶性程度高、侵袭性强，以及免疫抑制性的肿瘤微环境有关，当前临床治疗选择也非常有限[1,2]。 既往有临床前研究显示，作为PDAC的常用新辅助/转化治疗方案，FOLFIRINOX方案化疗（FFX）和放化疗（CRT）可调控免疫效应细胞（CD8+T细胞、CD4+T细胞）和免疫抑制性细胞（Tregs、TAMs）的平衡，但要想破解PDAC这个臭名昭著的“冷肿瘤”，临床医生们仍然需要更多的助力。 血管紧张素系统抑制剂（ASIs）是临床常用的降压药，而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它们还有抗肿瘤效果，其作用机制与重塑细胞外基质、调控氧化磷酸化、下调多种肿瘤进展相关通路（如细胞周期、NOTCH和WNT通路）和增强抗肿瘤免疫应答有关[3]，这类降压药能否成为改变PDAC抑制性免疫微环境的奇兵呢？ 近期，来自哈佛大学麻省总医院的Rakesh K.Jain团队，在Clinical Cancer Research上发表了重要的研究成果[4]。研究发现，常用ASIs类药物氯沙坦（Losartan）可下调PDAC中的免疫抑制和侵袭相关基因表达，且这种作用与患者总生存期（OS）改善有关；而在化疗后放化疗（FFX+CRT）的基础上联合使用氯沙坦，可显著减少PDAC病灶中免疫抑制性Treg和FOXP3+肿瘤细胞数量，增加抗肿瘤CD8+T细胞浸润，从而正向重塑免疫抑制微环境。 文章首页截图 研究团队此前在PDAC小鼠模型中发现，氯沙坦可通过调控肿瘤相关成纤维细胞和细胞外基质，改善肿瘤血管灌注和缺氧，从而增强化疗药物的疗效[5]。基于这一发现，研究团队在局部晚期PDAC患者中开展了两项II期临床试验，结果显示，氯沙坦+FFX+CRT新辅助治疗可显著提高手术切除率，其中R0切除率达到61%[6]。 为分析氯沙坦对PDAC肿瘤免疫微环境的影响、确定潜在的分子机制，研究团队对患者组织切片进行基因表达差异分析。与未经治疗样本相比，FFX+CRT和氯沙坦+FFX+CRT组的血管成熟相关基因（CDH5、THBS1、THBD、PDGFRB、ENG）、白细胞经内皮迁移相关基因（PECAM1、MCAM、JAM3、ICAM2、SELL、SELPLG）、T细胞活化和细胞毒性杀伤相关基因（GZMA、GZMB、KLRB1）和树突状细胞迁移和成熟相关基因（CD1C、IL3RA、CD86）表达均上调。 这些结果表明，在血管正常化、增加抗肿瘤活性T细胞的经内皮迁移和增殖杀伤能力，以及刺激特定树突状细胞亚群浸润和成熟方面，FFX+CRT和氯沙坦+FFX+CRT两种方案均有促进作用。 进一步分析显示，与FFX+CRT相比，氯沙坦+FFX+CRT显著降低了促进侵袭（CEACAM6、CXCL16、CCR1、PRAME、ELK1）和免疫抑制性M2型巨噬细胞（CCR1, MARCO, APOE）相关基因，以及免疫检查点TIGIT和FOXP3基因（调节Tregs转录活性）的表达，且残留病灶也明显减少，说明在FFX+CRT基础上联合氯沙坦，可能通过降低肿瘤细胞增殖和逆转免疫抑制微环境，延缓肿瘤进展。 氯沙坦+FFX+CRT显著降低了促进侵袭、免疫抑制相关基因表达，减少残留病灶 按照临床研究中的OS将患者进行分层（＜36个月和＞36个月）分析时，结果显示，在氯沙坦+FFX+CRT治疗的患者中，免疫抑制和侵袭相关基因的低表达，以及树突状细胞和肿瘤抑制基因的高表达，与OS改善显著相关。 在氯沙坦+FFX+CRT治疗的患者中，免疫抑制和侵袭/增殖基因的低表达与OS改善相关 研究者进一步对比了氯沙坦+FFX+CRT或FFX+CRT治疗的PDAC病灶组织，并使用免疫荧光技术对病理应答者（R）与无应答者（NR）的浸润免疫细胞类型进行定量和空间分析，发现在氯沙坦+FFX+CRT治疗患者的病灶样本中，应答者病灶FOXP3+Tregs数量明显更高，且CD8+T细胞浸润更多；而在无应答病灶中，Treg细胞存在于更靠近残留癌细胞的位置。 氯沙坦+FFX+CRT治疗可减少Treg细胞的数量，增加CD8+T细胞的浸润 FOXP3不仅是调控Treg细胞的关键转录因子，还在PDAC肿瘤细胞中表达，是患者预后不良的生物标志物，并与FOXP3+Treg细胞的数量高度相关[7]。在氯沙坦+FFX+CRT样本中无应答组中，表达FOXP3的肿瘤细胞（C-FOXP3+）数量显著增加，并与FOXP3+Tregs呈强正相关。这些结果提示，残余肿瘤病灶中Treg的高比例，可能反映了一种对机体抗肿瘤反应的持续抑制状态。 氯沙坦+FFX+CRT治疗的无应答组中，表达FOXP3的肿瘤细胞（C-FOXP3+）数量显著增加 最后，研究者比较了FFX+CRT和氯沙坦+FFX+CRT组患者血浆的细胞因子水平变化差异：随着时间的推移，联合氯沙坦治疗的患者血浆中白细胞介素-8（IL-8）和转化生长因子（TGF-β）水平显著下降，sTie2（一种与血管生成相关的受体）的水平显著降低。这些特异的分子水平改变，也一定程度可作为PDAC血管生成和肿瘤进展的生物指标。 氯沙坦+FFX+CRT治疗患者血浆中IL-8，TGF-β和sTie2的改变 总而言之，该研究表明氯沙坦与FFX+CRT联合应用，能降低促进侵袭和免疫抑制相关基因的表达，减少了FOXP3+Treg和FOXP3+肿瘤细胞数量，并增加CD8+T细胞浸润，通过重塑免疫微环境实现与化疗/放化疗的协同增效。虽然作为一项回顾性研究，相应临床试验样本量有限且未设置对照组，但该研究也有着较好的参考价值，期待这项氯沙坦老药新用的成果能尽快转化到PDAC治疗的临床实践中。 参考文献： [1] Sideras K, Braat H, Kwekkeboom J, et al. Role of the immune system in pancreatic cancer progression and immune modulating treatment strategies [published correction appears in Cancer Treat Rev. 2014 Aug;40(7):892]. Cancer Treat Rev. 2014;40(4):513-522. doi:10.1016/j.ctrv.2013.11.005 [2] Bazhin AV, Shevchenko I, Umansky V, Werner J, Karakhanova S. Two immune faces of pancreatic adenocarcinoma: possible implication for immunotherapy. Cancer Immunol Immunother. 2014;63(1):59-65. doi:10.1007/s00262-013-1485-8 [3] Liu H, Naxerova K, Pinter M, et al. Use of Angiotensin System Inhibitors Is Associated with Immune Activation and Longer Survival in Nonmetastatic Pancreatic Ductal Adenocarcinoma. Clin Cancer Res. 2017;23(19):5959-5969. doi:10.1158/1078-0432.CCR-17-0256 [4] Boucher Y, Posada JM, Subudhi S, et al. Addition of losartan to FOLFIRINOX and chemoradiation reduces immunosuppression-associated genes, Tregs and FOXP3+ cancer cells in locally advanced pancreatic cancer [published online ahead of print, 2023 Feb 7]. Clin Cancer Res. 2023;CCR-22-1630. doi:10.1158/1078-0432.CCR-22-1630 [5] Chauhan VP, Martin JD, Liu H, et al. Angiotensin inhibition enhances drug delivery and potentiates chemotherapy by decompressing tumour blood vessels. Nat Commun. 2013;4:2516. doi:10.1038/ncomms3516 [6] Murphy JE, Wo JY, Ryan DP, et al. Total Neoadjuvant Therapy With FOLFIRINOX in Combination With Losartan Followed by Chemoradiotherapy for Locally Advanced Pancreatic Cancer: A Phase 2 Clinical Trial. JAMA Oncol. 2019;5(7):1020-1027. doi:10.1001/jamaoncol.2019.0892 [7] Wang X, Lang M, Zhao T, et al. Cancer-FOXP3 directly activated CCL5 to recruit FOXP3+Treg cells in pancreatic ductal adenocarcinoma. Oncogene. 2017;36(21):3048-3058. doi:10.1038/onc.2016.458

摘要：树突状细胞（dendritic cell，DC）是一种专职APC，来源于造血干细胞。近年来的研究发现，DC能高效摄取、加工、呈递抗原。其中，未成熟DC具有较强的迁移能力；成熟DC能有效激活初始T细胞，适时适度地启动机体的适应性免疫应答。此文综述DC的起源、分化与特征和免疫调节能力，同时回顾DC在肿瘤、动脉粥样硬化和巨细胞病毒感染等疾病中的重要研究进展。正文树突状细胞（dendritic cell，DC）是体内功能最强的专职APC，除在机体的固有免疫应答中发挥重要作用外，还负责启动适应性免疫应答并影响免疫应答的类型，协助发挥免疫效应。DC膜表面具有丰富的MHCⅠ类（MHC-Ⅰ)和Ⅱ类（MHC-Ⅱ）、共刺激分子（CD80/B7-1、CD86/B7-2、CD40、CD40配体等）和细胞间黏附分子(intercellular cell adhesion molecule，ICAM)-1、ICAM-2、ICAM-3以及淋巴细胞功能相关分子-1等，能刺激初始T细胞活化增殖。根据体外对DC功能特性、定位及原位属性等研究结果，并基于其表型、关键基因特征包括关键转录因子、Toll样受体（Toll-like receptor，TLR）和其他功能相关的分子如趋化因子受体、C型凝集素受体（C-type lectin receptor，CLR）及个体发展等研究信息综合分析后，将DC分为经典DC（conventional DC，cDC）、浆细胞样DC（plasmacytoid DC，pDC）、朗格汉斯细胞（Langerhans cell，LC）、炎症DC（inflammatory DC，infDC）4种亚群[1]。正常生理状态下，DC在体内数量较少但广泛分布，且大多处在未活化状态。当机体发生感染或炎症时，未成熟的DC迅速成熟，有效地激活初始T细胞产生抗原特异性应答。本文综述DC的激活及重要激活机制，同时回顾DC在肿瘤、动脉粥样硬化、巨细胞病毒（cytomegalovirus，CMV）感染及其他病症中的作用。1DC的活化及其机制1.1DC的来源与分化DC来源于骨髓多能造血干细胞，其起源、分化途径见图1。造血干细胞分化为淋巴干细胞和髓样干细胞后，髓样干细胞在粒细胞-巨噬细胞集落刺激因子（granulocyte-macrophage colony stimulating factor，GM-CSF）的刺激下分化为髓样DC（myeloid DC，MDC）。单核细胞与MDC拥有相同前体细胞，均来源于造血干细胞，在GM-CSF和IL-4的诱导下可产生外周血单核细胞来源的DC。淋巴样干细胞为CD34+细胞，分化成淋巴样DC的过程严重依赖于细胞因子FMS样酪氨酸激酶3配体（FMS-like tyrosine kinase 3 ligand，FLT3L），经FLT3L处理后，不同DC亚群的比率都显著增加[1]。FLT3L是一种诱导DC分化和存活的造血细胞因子，Ding等[2]研究发现，人类FLT3L处理人源化非肥胖性糖尿病/重症联合免疫缺陷小鼠后，显著增强人类DC亚群的重建，可在体内产生大量CD1c+和CD141+ DC亚群。大多数DC由共同DC祖细胞（common DC progenitor，CDP)生成。CDP在FLT3L诱导下产生cDC前体和pDC前体，最终生成为cDC或pDC[3]。cDC含cDC1和cDC2两个亚群，在发育和功能上均不同。cDC1能够进行抗原交叉呈递和激活CTL，这些T淋巴细胞是细胞免疫的关键效应器。cDC2是细胞外病原体的APC，促进各种Th，包括Th2和Th17分化，因此在体液和细胞免疫中发挥着重要作用[4]。pDC的特征是能产生高剂量的Ⅰ型干扰素，在抗病毒免疫中发挥作用。Vremec等[5]研究发现，大多数淋巴组织的DC可以在GM-CSF缺失或没有相关信号的情况下，通过GM-CSF受体的共同β链的相关信号刺激活化或分化增殖。1.2DC的特征和免疫调节能力近年的研究表明，DC表面未发现T细胞(CD3)、B细胞(CD19、CD20)、自然杀伤(natural killer，NK)细胞（CD56）、单核细胞(CD14、CD16)、粒细胞和中性粒细胞(CD66b)或干细胞(CD34)等已知谱系的特异性标志物，但DC能够高水平表达MHC-Ⅱ，人类DC通常以表达HLA DR抗原为特征，DC能够高水平表达的另一个重要分子是跨膜蛋白CD11c。DC的识别特征为共刺激分子的表达，特别是对成熟DC[1]。CD40是DC上重要的共刺激分子，其配体CD40L通常由活化的CD4+和CD8+ T细胞表达。CD40-CD40L相互作用上调共刺激分子CD80和CD86的表达，并在DC中诱导出完全成熟的表型。CD40还诱导DC产生IL-12，促进初始T细胞大量增殖分化成Th1[6]。 DC的免疫调节能力与DC表面受体的模式识别和免疫调控有关，其中TLR和CLR得到广泛关注。TLR在适应性免疫中发挥重要作用，DC可以表达TLR并借助TLR识别具有病原相关分子模式的蛋白质，从而提供共刺激信号，促使启动适应性免疫应答。CLR含有钙离子依赖糖识别域，作为CLR一员的DC特异性细胞间黏附分子-3结合非整合素因子（DC-specific intercellular adhesion molecule 3-grabbing non-integrin，DC-SIGN）属Ⅱ型跨膜蛋白，普遍存在于人体的DC中，广泛参与固有免疫和适应性免疫的调节，DC-SIGN被证明是多种病原体的关键锚点，HIV病毒颗粒能够与DC-SIGN相结合，促进其在脂多糖的帮助下内化，从而引导溶酶体间质降解，并且使病毒能够在DC共同受体和自身的糖蛋白间建立复杂的相互作用关系。全球COVID-19仍肆虐的环境，将会大大促进对DC-SIGN和其他凝集素的作用机制研究并获得关键性突破[7]。1.3DC激活的相关影响因素DC的激活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对DC的激活产生作用。瘦素是一种脂肪分泌的激素，在代谢和免疫中都起着重要作用，对于DC激活和完全成熟至关重要。Bai等[8]发现，瘦素可以糖酵解方式增强DC的免疫功能，并可以激活信号传导及转录激活蛋白3通路上调己糖激酶2表达量，从而提高DC的糖酵解能力。参与细胞骨架重排、调节恶性肿瘤迁移和侵袭的开关相关蛋白70（switch-associated protein 70，SWAP-70）是一种鸟嘌呤核苷酸交换因子，Ocaña-Morgner等[9]研究表明，SWAP-70是控制DC自发成熟的重要分子，在DC中，SWAP-70控制MHC-Ⅱ的上调及迁移至鞘氨醇-1-磷酸信号途径，还可以抑制DC的自发成熟，SWAP-70的缺失会导致表达高水平的T细胞刺激分子的DC数量增加。2DC与多种疾病的关系DC是体内功能最强的专职性APC，除在机体的固有免疫和适应性免疫应答中发挥重要作用外，还影响免疫应答的类型，协助发挥强大的免疫效应。2.1DC与肿瘤2.1.1  CTL激活  恶性肿瘤是对人类健康的极大挑战，迫切需要安全有效的治疗方法。对DC亚群及其功能的深入研究发现，DC与肿瘤有着密切关系。DC可通过识别和浸润肿瘤，分泌调节肿瘤微环境的可溶性因子，并呈递肿瘤相关抗原（tumor-associated antigen，TAA），促发T细胞应答，提高机体抗肿瘤的免疫功能。其中的CD8+ CTL就是一种接受了DC抗原呈递的特异性肿瘤杀伤T细胞，其分布可位于肿瘤的侵袭性边缘，也可位于肿瘤的核心部位，并专门分泌多种细胞因子发挥免疫应答的效应。CD8+ CTL对某些病毒、肿瘤细胞等具有杀伤作用，与NK细胞构成机体抗病毒与抗肿瘤免疫的重要防线[10]。CD8+ CTL通常是抗肿瘤免疫的主要效应细胞，而通过DC促进TAA交叉递呈被认为是最重要且最关键的环节。Wculek等[11]近期的研究进一步揭示，由cDC1呈递的抗原交叉性更强，诱导的CD8+ CTL免疫效应更高；此外，还能支持CD4+ T细胞的Th1极化。针对DC在介导T细胞对肿瘤免疫中的核心作用，研究者们开展了基于DC的多项临床试验，证明肿瘤的发生与发展不仅是肿瘤细胞自身不断改变，更是机体作为一个生物系统的整体平衡失调所致。肿瘤具有维持免疫抑制微环境作用，很难被排斥。机体的免疫系统会抑制免疫过度激活，避免因其导致的自身组织损害，但肿瘤组织会利用这一系列变化，导致机体产生自身免疫耐受以逃避免疫系统对它的识别和排斥。程序性死亡蛋白1（programmed death-1，PD-1）是重要的免疫抑制分子，能够抑制T细胞活化来维持外周耐受。PD-1的配体有程序性死亡蛋白配体（programmed death ligand，PD-L）1和PD-L2，PD-1和PD-L1结合启动T细胞的程序性死亡。DC等健康细胞表面含有PD-L1，可预防自身免疫性疾病。然而，肿瘤细胞表面同样含有PD-L1，与PD-1结合后可诱导T细胞凋亡，从而抑制CD8+ CTL抗肿瘤功能，实现肿瘤免疫逃逸[12]。近年来，临床上肿瘤免疫治疗的发展已经到达了一个重要转折点[13]，如免疫检查点抑制剂最近已被证明对肿瘤有效，其可以封闭免疫检查点，从而活化T细胞功能，提高肿瘤免疫。为了阻断PD-1/PD-L1途径，常使用PD-1抑制剂和PD-L1抑制剂。PD-L1抑制剂能够抑制PD-L1与PD-1结合，从而使T细胞正常发挥作用[14]，见图2。其他蛋白也可以通过DC影响T细胞功能。多聚嘧啶区结合蛋白1(polypyrimidine tract binding protein 1，PTBP1)作为DC功能性调节因子，具有调节T细胞稳态的功能，若缺失可干扰免疫稳态。Geng等[15]发现，RNA结合PTBP1可以调节DC中丙酮酸激酶同工酶的选择性剪切，DC中PTBP1的特异性缺失可导致MHC-Ⅱ表达增强，使活化T细胞数量增加而不损害DC的发育，缺乏PTBP1也可增强DC的功能，从而增强其抗肿瘤免疫的效力。DC还可以通过模式识别受体感知环境抗原，如TLR导致MHC-Ⅱ、CD80和CD86的表达上调，然后迁移到淋巴器官激活T细胞[16-17]。缺氧诱导因子-1（hypoxia inducible factor-1，HIF-1)是具有转录活性的核蛋白，能够在缺氧应激的代谢适应中发挥重要作用。Pang等[18]研究发现，肿瘤来源的腺苷可选择性激活pDC,并通过HIF-1αCD39/CD73信号通路协调该细胞的运输和免疫原性，激活的pDC可促进CD8+ CTL的衰竭和Treg的诱导。2.1.2   DC疫苗  针对肿瘤抗原的DC疫苗旨在提高患者对自身肿瘤的免疫应答，20世纪90年代的临床前研究首次引入了使用自体骨髓源性DC作为疫苗的概念，并主张使用体外生成的DC，而不是肽类疫苗来产生有效的CD4+和CD8+ T细胞介导的肿瘤免疫，为DC疫苗奠定了基础[19]。尽管DC肿瘤疫苗策略已经在许多临床试验中被证明有效，但是一些问题仍有待解决。Saadeldin等[20]总结了强化应用DC疫苗需要关注的问题，包括：对有统计学意义的目标患者，最终TAA在癌细胞和正常细胞中有显著不同的表达水平；疫苗接种中使用的表位的数量和性状（无论是多个表位还是单个表位）；抑制肿瘤微环境中的促肿瘤调节机制或激活抗肿瘤机制，以提高癌症疫苗作用。2.2DC与动脉粥样硬化心血管病是全球多个国家人口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据我国国家心血管病中心发布的《中国心血管病报告2018》显示，在中国心血管病仍居死亡率首位，农村心血管病死亡率为309.33/10万，城市心血管病死亡率为151.18/10万[21]。冠状动脉疾病和脑血管疾病是最常见的心血管病形式，其发生发展的病理过程是动脉粥样硬化（atherosclerosis，AS）。AS是一种慢性炎症性疾病，参与动脉壁内胆固醇和脂肪沉积物的堆积，限制了血液流向心脏、大脑和肺等重要器官[22]。AS的起始标志是氧化低密度脂蛋白（oxidized low density lipoprotein，Ox-LDL）诱导泡沫细胞及血管壁脂纹形成，Ox-LDL引发的重要血管发生的固有和适应性免疫应答是引起炎症反应和病理后果的主要原因。在正常动脉血管壁中，常驻DC可使T细胞失活失能，促进其对抗原产生耐受性；但在AS的发生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危险信号能激活DC，启动T细胞由耐受性状态转入适应性免疫的激活状态[23-24]。由此可见，血管中的DC在AS形成过程中具有重要的调控作用，已成为抗AS治疗的新靶点[25]。DC可以参与AS的全过程，曾有研究证实，巨噬细胞在AS进展中发挥重要作用；但近期的发现清晰展示，DC与AS的发生发展更密切。已有研究在动脉壁中观察到DC，并且发现该细胞能够摄取动脉壁中的脂质，有益于AS的逆转和康复[26]。2.3DC与CMV感染人CMV（human CMV，HCMV）属于β疱疹病毒亚科，在人群中感染非常普遍，能够导致大多数人群的感染。原发性HCMV感染在免疫力强的个体中可能无临床症状或表现为自限性发热疾病。在原发性感染后，HCMV作为潜伏性病毒，能够重新被激活并传播给易感个体[27]。DC作为最有效的专职APC，能够启动多种T细胞的免疫应答。对HCMV和小鼠CMV（murine CMV，MCMV）的独立研究分别报道了观察结果，发现MCMV感染后，DC的液相内吞能力受损，受感染的DC失去了捕获抗原的能力，这是不成熟DC的特性；而HCMV的感染则抑制了DC的成熟[28]。为进一步了解DC在CMV感染中的作用，Mathys等[29]用表达绿色荧光蛋白的重组MCMV感染不同成熟阶段的小鼠正常骨髓源的混合DC贴壁细胞，发现MCMV感染导致DC在感染后早期被激活，初始激活后的DC具有特异性下调抗原呈递给初始T细胞表面蛋白的作用，并且还观察到，未成熟和成熟的DC均可被MCMV感染且感染效率相似。证明了DC在MCMV感染过程中具有双重作用，即产生特异性免疫应答的同时也启动了免疫抑制。髓样分化因子88（myeloid differentiation factor 88，MyD88）是TLR信号通路中的主要接头蛋白，TLR9是TLR家族中的一员，能够与MyD88相互作用。Puttur等[30]构建了在造血细胞或非造血细胞中缺乏TLR9和MyD88的骨髓嵌合小鼠以及在CD11c+细胞中选择性缺乏TLR9或重新激活MyD88的转基因小鼠，证明CD11c+DC中的TLR9/MyD88信号选择性地通过提高NK细胞CD69的表达和IFN-γ产生，显著增强MCMV清除效果；进一步发现，在没有pDC的情况下，cDC以TLR9/MyD88途径增强了NK细胞功能和MCMV清除效果。MCMV感染后的NK细胞脱颗粒和细胞毒性能力与TLR9/MyD88和Ⅰ型干扰素无关，cDC与TLR9/MyD88途径的关系有待进一步探索。2.4DC与其他疾病DC在许多疾病中都发挥着重要作用，在细菌或病毒感染期间，cDC1对诱导保护性免疫起着关键作用，能够抵抗来自HIV和流感病毒等包膜病毒的感染，还具有控制HCV感染的作用[1]；cDC还能够在周围组织中寻找病原体，分泌细胞因子、呈递抗原并激活初始T细胞，并且在诱导、维持中枢和外周的自我耐受以及最大限度地减少自身免疫应答中发挥作用。pDC在系统性红斑狼疮的始发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31]，而且参与Ⅰ型糖尿病的诱导。此外，pDC还参与肿瘤免疫逃逸，并且在多种自身免疫性疾病的发病机制中都起着重要作用[32]。据报道，LC与组织细胞增多和特异性皮炎相关，该细胞发生炎症反应受胸腺淋巴生成素的调节，能促进过敏性T细胞亚群的增殖与分化[33]。infDC与特异性皮炎、银屑病、类风湿关节炎有关，并在微生物感染中发挥关键作用。3展望DC自发现以来，一直是研究人员关注的热点。综上所述，DC作为体内功能最强的专职性APC，并且是已知的唯一能够激活未致敏的初始T细胞的APC，在固有免疫和获得性免疫中发挥重要作用。DC来源有两种，由GM-CSF刺激髓样干细胞分化或来源于淋巴样干细胞，目前被分为cDC、pDC、LC和infDC这4个亚群，每个亚群的作用机制有待进一步研究。恶性肿瘤作为困扰人类的一大难题，PD-1免疫检查点阻断疗法已进入临床治疗；但近期的追踪研究发现，该疗法有损免疫记忆CD8＋ T细胞，不利于肿瘤的治疗和免疫[34]。如何将基础研究安全高效地应用于临床，亟待解决。研究发现，pDC参与肿瘤免疫并可制备成DC肿瘤疫苗应用于临床，为今后研究肿瘤免疫的兴起提供了一个更加清晰的思路。作者陈杰1  何浩1  许智勇2,3  蒋敏之2,3  吴博2,3  张俊玲2,3,4  何茂章2,3,4  陈敬贤5  王明丽2,3,4,61安徽医科大学第二临床医学院，合肥 230032；2安徽医科大学中央与地方共建生物医学工程实验室，合肥 230032；3芜湖天明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研发部，芜湖 241000；4安徽医科大学微生物学教研室，合肥 230032；5广州金域医学检验集团研究中心，广州 510005；6安徽医科大学临床医学院，合肥 230032通信作者：王明丽，Email：1952987441@qq.com张俊玲，Email：1043561706@qq.com引用本文：陈杰，何浩，许智勇，等. 树突状细胞的免疫功能及其研究新进展 [J]. 国际生物制品学杂志, 2022, 45(3):169-174.  DOI: 10.3760/cma.j.cn 311962-20211129-000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