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冬天,波士顿查尔斯河畔一栋老旧的实验楼里,灯光亮到凌晨三点。一个扎着马尾辫的中国留学生正趴在显微镜前,记录一组让她困惑已久的数据——那些细胞明明已经失去了生存信号,却没有按照教科书上说的“凋亡”方式优雅地死去,反而像被暴力撕碎一样胀破、崩解,周围的组织被炎症淹没。
她叫袁钧瑛,刚到哈佛医学院不久,师从后来的诺贝尔奖得主罗伯特·霍维茨。在那个年代,生物学界对细胞死亡的认知简单得像一张黑白照片:要么是程序性的“凋亡”,安静而有秩序;要么是意外性的“坏死”,混乱且不可控。没人会去研究后者——死都死了,有什么好研究的?
“你研究死的细胞干什么?”有教授当面质问她。
袁钧瑛没吭声,在实验记录本上写下了一行批注。那晚她没去食堂,就着自来水啃了块面包,窗外的雪落了一地。她隐约感觉到,自己正站在一扇从未被人推开过的大门前。
袁钧瑛的执拗有迹可循。她出生在上海一个科学世家,祖父是有机化学家袁开基,伯父是院士袁承业,父母都是上海医科大学的教授。1977年恢复高考,她以全市理科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复旦大学生物系,四年后又以全国第二名的成绩通过CUSBEA项目,远赴哈佛。
在霍维茨实验室,她率先发现了调控线虫细胞凋亡的基因,这一发现后来成为导师获得2002年诺贝尔奖的重要基石。但袁钧瑛并未止步。她注意到一个被主流科学界长期忽略的现象:在某些病理条件下,细胞的死亡方式既不像凋亡那样依赖caspase蛋白酶,也不是完全无序的意外坏死——它们似乎被什么程序暗中操控着。
2005年,袁钧瑛在《自然·化学生物学》上发表了一篇论文,首次描述了小分子Nec-1对细胞坏死的调控作用。在论文中,她创造了一个全新的英文单词——Necroptosis,中文译为“程序性坏死”。这个概念颠覆了延续几十年的经典认知:原来坏死也可以被基因调控,被药物干预。
三年后,她的团队又在《自然·化学生物学》上发文,锁定了关键靶点——RIPK1激酶。这个分子就像一把锁,而Nec-1就是那把钥匙。2008年,她在《细胞》杂志上进一步证实,基因组中大量基因都对程序性坏死有调控作用,彻底打破了“坏死不可控”的金科玉律。
你可以想象那种震撼——就像有人突然告诉你,死亡不是终点,而是可以按暂停键的。
科学界炸开了锅,制药巨头们更是闻风而动。
RIPK1这个靶点的诱惑力太大了。它位于炎症、细胞死亡和免疫反应的十字路口,理论上,只要把它抑制住,就能同时拦截神经退行性疾病中的神经元死亡、自身免疫疾病中的组织损伤,甚至某些癌症的耐药机制。这就像一个开关,拨一下就能同时关掉好几盏红灯。
2014年,GSK率先将RIPK1抑制剂GSK2982772推进临床,打响了第一枪。随后,赛诺菲、礼来、罗氏、艾伯维、BMS纷纷入局。
2018年,赛诺菲与Denali Therapeutics达成合作,首付款就花了1.25亿美元,总交易额高达11.25亿美元——赌的是几款能穿透血脑屏障的RIPK1抑制剂,目标直指肌萎缩侧索硬化症(ALS)、阿尔茨海默病、多发性硬化症(MS)等最难啃的神经退行性疾病。
2021年,礼来也不甘落后,向Rigel Pharmaceuticals支付1.25亿美元预付款,加上8.35亿美元的里程碑款,总价近10亿美元,押注一款尚在临床前的分子Ocadusertib。
一时间,全球超过20家药企在RIPK1赛道上你追我赶,临床管线密密麻麻,仿佛一场属于大分子的“淘金热”。
然而,理想和现实之间,隔着一道叫做“临床转化”的深渊。
2020年,赛诺菲的第一款候选药物因临床前慢性毒性问题被叫停。第二款药物Oditrasertib随后在ALS和MS的II期临床试验中接连失败——均未达到主要终点。2026年初,第三款药物Eclitasertib在溃疡性结肠炎中的优先级也被下调,赛诺菲在全年财报中正式宣布终止与Denali的合作。
GSK更早退场。GSK2982772在多项适应症中未能证明疗效,管线被放弃。2019年,GSK还终止了另一款RIPK1药物与K药联用治疗胰腺癌的开发。
罗氏旗下的基因泰克也没能幸免。2026年3月,基因泰克提前终止了Flizasertib的II期试验,因为中期数据表明,这款药在预防心脏手术后急性肾损伤方面,不太可能显示出显著的临床获益。
更戏剧性的是,就在2026年6月,礼来正式通知Rigel终止合作,协议于6月15日生效。礼来全面退出了RIPK1赛道。
四家跨国巨头,相继撤退。这在创新药研发史上并不多见。
但故事并没有结束。
在波士顿到上海的时差之间,袁钧瑛始终没有离开这个战场。2020年,她全职回国,担任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生物与化学交叉研究中心主任。2025年8月,她的团队在《细胞发现》上发表了一项新成果——一个全新结构的RIPK1抑制剂Nec-34,靶向一个此前从未被报道过的结合口袋。这条路,和那些折戟的大药企走的不一样。
与此同时,劲方医药的GFH312成为国内首个获批临床的RIPK1抑制剂,针对炎症领域。维泰瑞隆的SIR-9900已进入II期临床。爱科诺的AC-003获得了美国FDA的孤儿药资格认定。
更前沿的探索也在进行。PROTAC技术被引入这个领域——不直接抑制RIPK1的活性,而是把整个蛋白降解掉,一劳永逸。2026年4月,首款CRBN招募的RIPK1降解剂LD5095被报道,在体内实现了持续6天以上的靶点降解。还有"老药新用"的思路:2025年,一项研究发现已上市的抗癫痫药物苯琥胺,可以通过靶向RIPK1抑制程序性坏死。
这些线索像散落的火种,在巨头撤退后的废墟里,依然倔强地亮着。
从商业角度看,这个领域的前景仍然诱人。
根据弗若斯特沙利文的数据,2024年全球神经退行性疾病药物市场规模约为558亿美元,预计到2028年将达到745亿美元,到2033年接近1000亿美元。如果算上整个神经疾病领域,2025年的市场规模已达1273亿美元,预计2034年突破2676亿美元。
程序性坏死药物如果能在其中拿下哪怕一个细分适应症,商业价值都不可估量。
那么,哪条赛道最有可能率先突围?
从临床进度和监管环境来看,渐冻症(ALS)或许是最有希望的候选。ALS患者基数相对较小,但病情进展极快,死亡率高,美国FDA和欧洲EMA对此类疾病通常开放加速审批通道和孤儿药资格。一旦II期数据显示出生存期延长的趋势,获批的可能性远高于阿尔茨海默病这类需要大规模III期试验的复杂适应症。
相比之下,阿尔茨海默病的临床试验耗时更长、成本更高,失败风险也更大。多发性硬化症则已有多种成熟的免疫调节疗法,RIPK1抑制剂需要证明自己具有差异化优势。
而在自免疾病领域,劲方医药的GFH312和爱科诺的AC-003正在探索外周适应症,虽然避开了血脑屏障的难题,但同样面临已经被验证的靶向TNF、IL-17等成熟疗法的竞争。
黄浦江边的深夜,袁钧瑛办公室的灯还亮着。她收到了一封来自大洋彼岸的邮件——NIH的一位研究者告诉她,RIPK1抑制剂在ALS小鼠模型中显示出生存期显著延长。
她关掉电脑,泡了一杯茶。窗外的江水在路灯下泛着碎光。
从1988年波士顿雪夜里的那行批注,到2026年今天仍在进行的临床试验,这条路走了将近四十年。科学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烟花,它更像江水——表面平静,底下暗流涌动,终有一天会流向大海。
你认为“程序性坏死”相关药物,最先会在哪个疾病领域取得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