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K-0752

“ 点击蓝字 关注我们 肝癌干细胞生态位的调控机制及干预路径研究进展 PPS  郭颖，韩雪丹，郑禄枫* （中国药科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江苏 南京 211198) 郑禄枫 中国药科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博士；江苏省“青蓝工程”优秀青年骨干教师培养对象，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评审专家，教育部学位论文评审专家；《中国药科大学学报》《药学进展》青年编委。主要致力于肿瘤干细胞在肿瘤发生发展中的作用机制和靶向药物开发。作为通信/第一作者在J Hematol Oncol、Mol Cancer、Oncogene、J Adv Res、Adv Sci、J Med Chem等权威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60余篇，高被引论文6篇，H指数28；授权发明专利5项。近年来先后主持多项国家级及省部级项目，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2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1项、中国博士后面上项目、中国博士后特别资助项目、江苏省博士后科研资助计划及中央高校重点项目等。同时参与国家重点研发计划1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3项。 [摘要]肝癌是全球范围内发病率和死亡率均较高的恶性肿瘤，其治疗后的高复发率和高转移率是临床面临的主要挑战。肝癌干细胞（liver cancer stem cell，LCSC）被认为是驱动肝癌发生、发展、耐药、复发及转移的关键细胞亚群。肝癌干细胞并非独立存在，其干性维持、自我更新及耐药特性高度依赖于其所在的特殊微环境——LCSC 生态位。该生态位由肿瘤相关成纤维细胞、肿瘤相关巨噬细胞、调节性 T 细胞、内皮细胞等多种基质细胞，以及复杂的细胞外基质和丰富的信号分子共同构成。系统综述了 LCSC 生态位的细胞组成、关键分子调控网络，并深入探讨了靶向生态位组成细胞、靶向分子调控网络，以及诱导肝癌干细胞分化这 3 种肿瘤治疗策略。此外，总结了当前研究面临的技术与转化挑战，并对未来研究方向进行展望，旨在为开发根除 LCSC、改善肝癌患者预后的新型联合治疗模式提供理论依据和思路。 肝癌是全球癌症相关死亡的第三大原因，其 5年生存率仍然不理想，其中肝细胞癌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HCC） 是最主要亚型[1]。近年来，肿瘤干细胞 （cancer stem cell，CSC） 理论的提出为理解肿瘤异质性、治疗抵抗和复发提供了新的视角。肝癌干细胞 （liver cancer stem cell，LCSC）是肝癌组织中一小群具有自我更新、多向分化潜能和强致瘤能力的细胞亚群，被认为是肝癌复发、转移和耐药的“种子”细胞[2]。 LCSC 的功能和命运并非由其自身完全决定，而是深受其周围微环境——干细胞生态位的调控。肿瘤干细胞生态位是一个动态的、复杂的功能性单元，由特定的基质细胞、细胞外基质 （extracellular matrix，ECM） 成分、可溶性因子以及特殊的物理化学条件 （如缺氧、低 pH） 共同构成[3]。该生态位通过提供必要的物理锚定、细胞间接触信号和旁分泌信号，精密地调控着 LCSC 的静息、活化、自我更新与分化平衡，并保护其免受化疗药物和免疫系统的攻击[4]。因此，深入解析 LCSC 生态位的组成结构与功能，阐明其内在的分子调控网络，对于开发能够特异性根除 LCSC、克服治疗抵抗的新型策略至关重要。 本文系统综述近年来在 LCSC 生态位研究领域取得的重要进展，讨论该领域当前面临的主要挑战，并对未来研究方向进行展望，以期为推动肝癌治疗模式的革新提供参考。 1 肝癌干细胞生态位的细胞组成及其作用 LCSC 生态位的功能实现，依赖于其内部高度异质性的细胞集群所构建的复杂社会性网络[5]。因此，解析生态位的细胞组成，实质上是破译其内部通信密码的第一步。本节将聚焦于这一网络中最关键的几类细胞，包括肿瘤相关成纤维细胞 （cancerassociated fibroblast， CAF）、 肿 瘤 相 关 巨 噬 细 胞（tumor-associated macrophage，TAM）、调节性 T 细胞（regulatory T cell，Treg）以及内皮细胞，逐一阐述它们在生态位中的具体作用及其与 LCSC 的核心交互机制。 1.1 肿瘤相关成纤维细胞与肝癌干细胞的交互作用 CAF 是肿瘤微环境中功能复杂且来源多样的核心基质细胞[6]。它们并非一个均一的群体，而是具有显著的异质性。肝脏中的 CAF 主要来源于静息的肝星状细胞 （hepatic stellate cell，HSC） 的活化。在肝损伤或肿瘤信号如转化生长因子- β （transforming growth factor-β，TGF-β）、血小板衍生生长因子 （platelet-derived growth factor，PDGF） 刺激下，HSC 被激活并转化为肌成纤维细胞样表型的CAF[7]。此外，肝窦内皮细胞、门静脉成纤维细胞甚 至 上 皮 细 胞 通 过 上 皮 - 间 质 转 化 （epithelialmesenchymal transition，EMT）也可能转变成CAF。根据细胞表面标志物[如 α-平滑肌肌动蛋白 （α-smooth muscle actin， α -SMA）、 成 纤 维 细 胞 活 化 蛋 白（fibroblast activation protein，FAP）、血小板衍生生长因子受体 β （platelet-derived growth factor receptor β，PDGFRβ）]和功能差异，CAF 可分为不同的亚群，例如具有强促肿瘤功能的肌成纤维细胞样 CAF（myofibroblast-like CAF，myCAF） 和具有免疫调节功能的炎症性 CAF （in-flammatory CAF，iCAF），它们对 LCSC 的调控作用可能各不相同[8]。值得注意的是，近期基于单细胞与空间转录组的研究进一步细化了 CAF 的分类，并揭示 iCAF 在肿瘤核心与边缘的富集程度不同，其与 LCSC 的空间邻近性更强，提示 iCAF 可能在生态位中扮演更直接的支持角色[9]。 CAF 能够通过多种机制维持和增强 LCSC 的干性。首先，CAF 分泌大量的生长因子和细胞因子，如 肝 细 胞 生 长 因 子 （hepatocyte growth factor，HGF）、TGF-β 等。其中 HGF 能通过与其受体 cMet 结合，激活下游的磷脂酰肌醇 3-激酶 （phosphatidylinositol 3-kinase， PI3K）/蛋 白 激 酶 B（protein kinase B，AKT） 和丝裂原活化蛋白激酶（mitogen-activated protein kinase，MAPK）通路，直接促进 LCSC 的自我更新[10]。而 TGF-β 信号不仅能诱导 EMT，赋予细胞干细胞样特性，还能与 Wnt/β连环蛋白 （β-catenin） 等信号通路发生交叉对话，协同增强 LCSC 的干性[11]。其次，CAF 是 ECM 成分的主要生产者。重构的 ECM 不仅为 LCSC 提供了物理支架，其通过整合素等黏附分子传递的机械信号和生化信号，对干性维持也至关重要。例如，纤 连 蛋 白 可 通 过 整 合 素 α5β1 激 活 黏 着 斑 激 酶（focal adhesion kinase，FAK）/Src 激酶（Src kinase，Src） 信号通路，促进 LCSC 的富集[12]。此外，CAF还能通过其活跃的代谢活动，分泌乳酸、酮体等代谢物，创造出一个酸性的、营养重塑的微环境，这种代谢应激也已被证实可筛选具有更强可塑性和耐药性的 LCSC 亚群[13]。 1.2 免疫细胞在肝癌干细胞生态位中的作用 肿瘤微环境中的免疫细胞扮演着复杂的双重角色。在理论上，它们本应是识别并清除肿瘤细胞的主力军。然而，在成熟的肝癌组织中，LCSC 生态位通过一系列精密的免疫抑制机制，成功重塑了浸润的免疫细胞，使其从攻击者转变为维护生态位稳定、促进 LCSC 存活的支持者[14]。以下将聚焦于生态位中两个最具代表性的免疫抑制群体——TAM 与Treg，探讨它们如何被 LCSC 及其生态位招募、极化与利用，进而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机制，为 LCSC构筑一个坚实的免疫抑制屏障。 1.2.1 肿瘤相关巨噬细胞的极化及其对肝癌干细胞的影响 TAM 是肿瘤微环境中数量最丰富、功能最关键的免疫细胞群之一[15]。它们主要来源于外周血中的单核细胞，在肿瘤分泌的趋化因子[如 C-C基序趋化因子配体 2（C-C motif chemokine ligand 2，CCL2）]作用下被招募至肿瘤组织，并在局部细胞因子的影响下极化为不同的功能亚型。它们不仅是清除癌细胞和呈递抗原的重要效应细胞，更在肿瘤的血管生成、免疫抑制、组织重塑以及维持 CSC 干性等多个环节中扮演着复杂而关键的角色[16]。通常，TAM 表现出类似于 M2 巨噬细胞的表型，M2 型TAM 能够通过分泌一系列因子直接或间接支持LCSC。例如，TAM 分泌的乳脂球状 EGF 因子 8（milk fat globule-EGF factor 8，MFG-E8） 可通过激活信号转导与转录激活因子 3 （signal transducer and activator of transcription 3，STAT3） 和 Hedgehog 信号通路，正反馈调节 LCSC 的自我更新[17]。此外，TAM 还高表达程序性死亡配体 1 （programmed cell death ligand 1，PD-L1），通过与肿瘤浸润 CD8+ T 细胞表面的程序性死亡蛋白 1 （programmed cell death protein 1，PD-1） 结合，直接传递抑制性信号，导致 T 细胞凋亡与功能耗竭，间接为 LCSC 创造免疫抑制微环境[18]。最新研究揭示，肝癌中的 TAM 是一个包含多个转录状态亚群的连续谱系，其中一群高表达分泌型磷蛋白 1 （secreted phosphoprotein 1，SPP1） 和载脂蛋白 E （apolipoprotein E，APOE） 的TAM 亚群与 LCSC 在空间上紧密相邻，其基因特征与最差的临床预后显著相关[19]。这一发现直接将特定的 TAM 亚群与干性维持功能联系起来。 1.2.2 调节性 T 细胞与肝癌干细胞的相互关系 Treg是一类具有免疫抑制功能的 CD4+T 细胞亚群。LCSC 能够通过高表达并分泌趋化因子 CCL22 及CCL5，与 Treg 表面 CCR4 形成趋化轴，主动招募Treg 至其周围，构建局部免疫抑制生态位；阻断CCL22-CCR4 信号可在体内外显著降低 Treg 浸润并恢复抗肿瘤免疫[20]。聚集的 Treg 还能通过分泌抑制性 细 胞 因 子 白 细 胞 介 素 （interleukin， IL） -10、TGF-β 和腺苷，以及通过细胞接触依赖性机制[如细胞 毒 性 T 淋 巴 细 胞 相 关 抗 原 4（cytotoxic Tlymphocyte-associated antigen 4，CTLA-4）与 CD80/CD86 结合]，强烈抑制效应 T 细胞和自然杀伤（natural killer，NK） 细胞的抗肿瘤活性，从而为LCSC 营造一个强大的免疫抑制屏障。此外，还有研究表明肿瘤内 Treg 的数量与 LCSC 标志物 （如CD133、CD44） 的表达水平呈正相关，且预示着较差的预后[21]。Treg 的功能维持同样高度依赖生态位的代谢支持。最新研究表明，肿瘤微环境中丰富的乳酸和脂质代谢产物，能够通过增强 Treg 的氧化磷酸化和脂肪酸氧化 （fatty acid oxidation，FAO） 代谢程序，为其在营养竞争和压力环境下存活并发挥强大抑制功能提供能量基础[22]。 1.3 内皮细胞与肝癌干细胞生态位的关系 血管系统不仅是肿瘤生长所需的氧气和营养物质的核心输送通道，其内壁的内皮细胞本身也是构成功能性生态位的关键基质细胞。在肿瘤中，内皮细胞通过分泌特定的信号分子和提供直接的细胞间接触，主动调控着肿瘤细胞的命运。同时，肿瘤血管通常结构异常、功能不全，这种独特的血管形态直接塑造了肿瘤微环境中缺氧、高压的物理化学特征[23]。因此，理解内皮细胞的功能及其所构成的血管网络特性，是解析 LCSC 生态位空间定位和功能维持的基础。例如，在胶质瘤模型中，内皮细胞释放 的 NO 经 环 磷 酸 鸟 苷 （cyclic guanosine monophosphate，cGMP）/蛋白激酶 G （protein kinase G，PKG）激活 Notch 信号，显著提升 CSC 的自我更新与成瘤能力[24]。不成熟且高通透性的肿瘤血管导致组织间隙高压和缺氧，缺氧微环境通过稳定缺氧诱导因子-1α（hypoxia-inducible factor-1α，HIF-1α）转录因子，直接上调性别决定区 Y 框蛋白 2 （sexdetermining region Y-box 2，SOX2）、Nanog 同源盒（Nanog homeobox，NANOG）、八聚体结合转录因子4 （octamer-binding transcription factor 4，OCT4） 等干性基因，并诱导细胞周期阻滞，使 LCSC 维持于静息状态，从而逃避周期特异性化疗药物的杀伤[25]。此外，LCSC 与内皮细胞之间还存在密切的双向互作：LCSC 通过分泌血管内皮生长因子 （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VEGF）、血管生成素 2（angiopoietin 2，ANGPT2） 等促血管因子诱导内皮增殖与血管生成；反之，活化的内皮细胞上调 E-选择素、血管细胞黏附分子 1 （vascular cell adhesion molecule 1，VCAM-1），与 LCSC 表面唾液酸路易斯 X 抗原 （sialyl Lewis X，sLeX）、迟现抗原 4（very late antigen-4，VLA-4） 等配体结合，介导其在内皮上的黏附-滞留-跨内皮迁移，从而促进肿瘤扩散与转移定植[26]。这种双向交流构成了一个正反馈循环，共同维持着生态位的稳定和功能。此外，近期有研究聚焦于转移前生态位的形成，发现原发性肿瘤中 LCSC 释放的外泌体可远程调控远处器官（如肺） 的内皮细胞，使其上调黏附分子和促炎因子，为循环 LCSC 的捕获和定植做好准备[27]。 综上所述，CAF、免疫细胞 （TAM，Treg） 和内皮细胞在 LCSC 生态位中扮演着不同但互补的角色，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功能协同的生态系统。更为关键的是，这些细胞之间存在着密集的正反馈循环。例如，CAF 分泌的因子可促进 TAM 的 M2 极化及 Treg 的招募，而 TAM 又可反馈促进 CAF 的活化与血管生成[28]；内皮细胞形成的异常血管则通过造成缺氧，同时激活 CAF 并诱导 LCSC 干性[24]。这种网络化的互作，而非单一细胞的作用，使得生态位具备了强大的稳健性和促肿瘤功能。因此，未来针对生态位的治疗策略，必须从靶向单一细胞类型转向破坏整个协同网络，方能取得突破。 2 肝癌干细胞生态位的分子调控网络 前述各类生态位细胞对 LCSC 的精密调控，依赖于一个高度复杂的分子信号网络来实现。该分子网络的核心组成部分，主要包括多条在进化上高度保守的信号通路，以及发挥着精细调控作用的非编码 RNA。以下将对其中最为关键的几条信号通路进行详细阐述。 2.1 经典信号通路在肝癌干细胞生态位中的作用 在 LCSC 生态位中，多条在进化上保守的信号通路被异常激活，它们构成了调控 LCSC 干性行为的 分 子 主 干 。 其 中 ， Wnt/β -catenin、 Notch 和Hedgehog 信号通路的作用尤为突出。 2.1.1 Wnt/β-catenin 信号通路的核心地位 Wnt/βcatenin 通路是一条在进化上高度保守的信号通路，在胚胎发育、组织稳态及干细胞自我更新中发挥基础性作用。在 LCSC 中，该通路保持高活性，维持其自我更新、致瘤性及耐药表型[29]。在生态位中，CAF 及内皮细胞分泌的 Wnt3a，会和 LCSC 表面的卷曲蛋白 （Frizzled，Fzd） 受体及低密度脂蛋白受体 相 关 蛋 白 5/6 （low-density lipoprotein receptorrelated protein 5/6，LRP5/6） 共受体结合，抑制 βcatenin 降解复合体，促使 β-catenin 稳定积累并入核；核内 β -catenin 与 T 细胞因子 （T cell factor，TCF）/淋 巴 增 强 因 子 （lymphoid enhancer factor，LEF） 转录因子结合，启动 c-Myc、细胞周期蛋白D1 （cyclin D1， CCND1）、 分 化 簇 44 （cluster of differentiation 44， CD44）、 上 皮 细 胞 黏 附 分 子（epithelial cell adhesion molecule，EpCAM） 等靶基因转录，共同调控 LCSC 的自我更新、增殖与代谢重编程[30]。且生态位中的炎症信号 （如 IL-6） 和缺氧信号 （HIF-1α） 可与 Wnt 通路形成正反馈，进一步放大其效应。 2.1.2 Notch 信号通路的协同作用 Notch 信号通路通过受体与相邻细胞膜上的配体相结合来传递信号，从而直接调控细胞的增殖、分化和凋亡[31]。Notch 通路参与 LCSC 生态位的调控以维持 LCSC的干性。研究表明，邻近的内皮细胞或活化的 CAF其表面高表达锯齿状配体 1 （Jagged canonical Notch ligand 1， JAG1） 或 Delta 样 配 体 4 （Delta-like ligand 4，DLL4） 等配体，它们与 LCSC 表面的Notch 受体结合，有效激活了 LCSC 内的 Notch 信号 。 被 激 活 的 Notch 胞 内 结 构 域 （Notch intracellular domain，NICD） 通过上调 HES 家族碱性螺旋-环-螺旋转录因子 （HES family bHLH transcription factor，HES）/HEY家族碱性螺旋-环-螺旋转 录 因 子 （HEY family bHLH transcription factor，HEY）等靶基因，有力地抑制了 LCSC 的分化进程，使其维持于未分化的干细胞状态，并显著增强了其对化疗药物的耐药性[32]。尤为重要的是，Notch 通路并非独立发挥作用，它与 Wnt/β-catenin 等其他关键干性通路存在着密集的交叉串扰。例如，研究发现 CAF 高表达的 JAG1 与 LCSC 的富集及索拉非尼耐药密切相关。在机制上，Wnt/β-catenin 通路的关键转录复合物 β-catenin/转录因子 4 （transcription factor 4，TF4） 可直接上调 Jagged1 的转录；反之，Notch 的效应分子 NICD 也能反馈调节 β-catenin 的活性[33]。这种双向互作的网络化调控，使得 Notch与 Wnt 通路能够协同作用，共同强化 LCSC 的自我更新、EMT 进程及耐药表型。因此，联合靶向Notch 与 Wnt/β-catenin 信号已成为克服肝癌治疗耐药的一个极具前景的新策略。 2.1.3 Hedgehog 信号通路的关键作用 Hedgehog信号通路是一条在胚胎发育、组织稳态及干细胞干性调控中至关重要的进化上高度保守的信号通路[34]。在 LCSC 生态位中，Hedgehog 通路通过旁分泌机制被激活。生态位中的间质细胞 （如 CAF） 可分泌Hedgehog 配体，这些配体作用于 LCSC 表面的patched 同源物 1 （patched 1，PTCH1） 受体，通过上述机制解除对平滑蛋白 （smoothened，SMO） 的抑制，最终导致 GLI 家族锌指蛋白 （GLI familyzinc finger，GLI） 转录因子的激活[35]。Hedgehog 通路的激活不仅直接促进 LCSC 的自我更新，还能够通过间接方式影响生态位。例如，Hedgehog 信号能够驱动 CAF 分泌更多的 TGF-β 并促进细胞外基质（如胶原蛋白）的沉积，从而从信号和物理结构两方面进一步固化并强化这一促干性微环境[36]。尽管针对 SMO 的抑制剂在基底细胞癌等疾病中已获批应用，但在肝癌的临床试验中疗效有限，因为仅部分肝癌患者存在经典的配体-SMO-GLI 轴激活；更多情况下，Hedgehog 通路的激活表现为下游转录因子GLI 的非经典激活，即由其他通路[如 TGF-β 信号通路、Kirsten 大鼠肉瘤病毒癌基因同源物 （Kirsten rat sarcoma viral oncogene homolog，KRAS） 信号通路]或细胞应激信号直接驱动，完全独立于上游SMO[37]，这就提示靶向下游 GLI 转录因子本身可能是更具潜力的方向。 2.2 非编码 RNA 对肝癌干细胞生态位的调控 除了上述由蛋白质构成的经典信号通路，近年来，非编码 RNA 作为一种重要的表观遗传调控分子，被发现在精细调控 LCSC 生态位中发挥着不可忽 视 的 作 用 。 其 中 ， 微 小 RNA （microRNA，miRNA） 和 长 链 非 编 码 RNA （long non-codingRNA，lncRNA）是目前研究最为广泛的两类，它们在肿瘤发生发展与干细胞调控中尤为重要。 在 LCSC 生态位中，特定的非编码 RNA 表达谱发挥着关键的调控作用。例如，miR-200 家族成员 （如 miR-200a、miR-200c） 通过直接靶向转录因子 ZEB1 和 ZEB2，抑制 EMT 过程，其低表达通常与 LCSC 特性的获得和不良预后相关[38]。另一方面，一些非编码 RNA 则扮演着促干性角色。例如，miR-181 家族在 LCSC 中高表达，通过直接靶向抑癌基因 NLK 和 RASSF1，解除对 Wnt/β-catenin 信号的抑制，从而增强 LCSC 的自我更新能力并诱导索拉非尼耐药[39]。 综上所述，LCSC 生态位的分子调控网络是一个由经典信号通路与非编码 RNA 构成的高度协同的动态系统。分子调控网络之间互相串扰，共同赋予了 LCSC 生态位强大的稳健性和可塑性，使其能够有效应对治疗压力。 3 基于肝癌干细胞生态位的肿瘤治疗策略 传统“一刀切”式的抗癌策略往往难以根除受到生态位庇护的 LCSC。针对生态位本身进行治疗干预，旨在破坏 LCSC 赖以生存的庇护环境，使其对常规治疗敏感，或直接消除其生存依赖，已成为具有前景的治疗新范式[40]。基于前述对生态位结构与功能的理解，当前治疗药物的干预策略主要分为两个方面：其一是靶向生态位的组成细胞，通过耗竭、重编程或从功能上抑制特定的基质细胞，来瓦解生态位的结构基础；其二是靶向其分子调控网络，通过抑制关键信号通路或利用非编码 RNA 等手段，干扰维持 LCSC 干性的核心信号。此外，本文还介绍了一种诱导 LCSC 向功能成熟、增殖能力有限的肝细胞分化的诱导分化治疗策略。 3.1 靶向生态位的组成细胞 鉴于 CAF、免疫细胞 （TAM、Treg） 及内皮细胞在生态位中的核心作用，它们自然成为了干预策略的首要靶点。针对这些细胞的治疗，旨在通过耗竭、功能重编程或阻断其与 LCSC 的通讯，来瓦解生态位的结构与功能支柱，从而将 LCSC 暴露于治疗攻击之下。 3.1.1 针对肿瘤相关成纤维细胞的干预方法 基于前述 CAF 在构建 LCSC 生态位中发挥的作用，靶向CAF 的策略主要分为三类。1） 抑制 CAF 活化：旨在从源头上减少促肿瘤 CAF 的丰度，使用 TGF-β受体抑制剂 （如 galunisertib） 或血管紧张素Ⅱ受体阻滞剂 （如氯沙坦） 可抑制 HSC 向 CAF 的分化，减少促肿瘤 CAF 的数量[41]。然而，galunisertib 在胰腺癌等实体瘤的临床试验中未达到主要终点，这一结果表明，在复杂的肿瘤微环境中，针对单一信号通路的干预可能不足以改变已建立的生态位稳态，未来可能需要联合靶向 CAF 活化的多条上游通路[42]。例如基于 CAF 特异性标志物 FAP 的靶向治疗，利用镓-68-标记成纤维细胞活化蛋白抑制剂（Gallium-68-labeled fibroblast activation protein inhibitor，68Ga-FAPI）进行 PET/CT 显像可无创、高特异性地可视化 CAF 丰度与分布[43]；在此基础上，使用治疗性核素 （如 177Lu） 标记的 FAPI 配体进行内照射治疗，这种方法已在早期临床试验中显示出对多种实体瘤（包括肝癌）的治疗潜力[44]。2）靶向CAF 分泌因子：针对 CAF 分泌的 HGF 或 PDGF 的中和抗体或小分子抑制剂 （如可抑制 c-Met 的crizotinib，可阻断 PDGFR 的 imatinib），可阻断这些 信 号 对 LCSC 的 促 进 作 用[45]。 3） 破 坏 CAFLCSC 相互作用：靶向 CAF 产生的 ECM 成分 （如针对纤连蛋白的抗体） 或 LCSC 表面的整合素 （如针对整合素 α5β1 的抑制剂 ATN-161），可以破坏二者间的黏附信号，使 LCSC 失去锚定支持[46]。这些策略在临床前模型中均已显示出抑制肿瘤生长和清除 LCSC 的潜力。 3.1.2 调节免疫细胞功能的治疗手段 LCSC 生态位中的免疫抑制状态是维持 LCSC 功能的关键，因此，重塑免疫微环境成为核心治疗策略。当前的研究方向主要集中在干预关键的免疫抑制细胞群体及其相互作用上。1） 重编程 TAM：集落刺激因子 1受体 （colony-stimulating factor 1 receptor，CSF1R）抑制剂（如 PLX3397、BLZ945）可有效消耗 TAM。此外，CD40 激动性抗体、Toll 样受体激动剂等可将TAM 从 M2 型极化为具有抗肿瘤活性的 M1 型[47]。2） 靶 向 Treg： 其 中 抗 CCL5/CCR5 药 物 （如maraviroc） 可抑制 Treg 的募集。抗 CTLA-4 抗体（如伊匹木单抗）可通过抗体依赖性细胞介导的细胞毒性作用清除肿瘤内的 Treg，解除免疫抑制[48]。另外有研究发现，肿瘤内 Treg 高度依赖 FAO 供能，而 肉 碱 棕 榈 酰 转 移 酶 1A （carnitine palmitoyltransferase 1A，CPT1A） 是 FAO 限 速 酶 ； 使 用CPT1A 抑制剂 etomoxir 可选择性地削弱肿瘤内 Treg的功能并降低其存活率，而不影响外周免疫稳态，这为选择性免疫调节提供了极具前景的新靶点[49]。3） 基 于 免 疫 检 查 点 抑 制 剂 （immune checkpoint inhibitor，ICI） 的联合治疗：虽然 LCSC 和生态位免疫细胞高表达 PD-L1，但单用 PD-1/PD-L1 抑制剂在肝癌中的响应率有限。将其与靶向 TAM、Treg或直接靶向 LCSC 的药物联用，有望协同激活抗肿瘤免疫并清除 LCSC。例如，抗 PD-1 抗体联合CSF1R 抑制剂或 Wnt 通路抑制剂，在临床前模型中显示出协同抗肿瘤效果[50]。 3.1.3 基于抗血管生成治疗的生态位干预策略 如前文所述，内皮细胞不仅是营养输送的管道，更是构成 LCSC 生态位、通过血管分泌信号直接支持干性的活跃组分。因此，以 VEGF 抑制剂 （如贝伐珠单抗） 和多靶点酪氨酸激酶抑制剂 （tyrosine kinase inhibitor，TKI）（如仑伐替尼） 为代表的抗血管生成药物，其作用远不止于抑制肿瘤血管新生、阻断营养供应。它们通过靶向血管系统，直接攻击了由内皮细胞构成的这一生态位支柱，破坏其提供的生存信号。然而，这种治疗手段是一把双刃剑：在初期抑制血管的同时，也可能导致更严重的缺氧，从而诱导 HIF-1α 介导的 LCSC 富集和耐药，这解释了其疗效的局限性[51]。为了克服这一矛盾，将抗血管生成治疗与其他靶向策略联用已成为必然方向。其核心理念是从单纯的血管抑制转向血管正常化与生态位瓦解相结合。例如，临床已应用的仑伐替尼联合帕博利珠单抗的方案，其良好的疗效正源于仑伐替尼带来的血管正常化改善了肿瘤免疫微环境，与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协同作用，间接破坏了 LCSC 的免疫抑制生态位[52]。 3.2 靶向分子调控网络 相较于靶向特定的生态位组成细胞，直接干预其下游的分子调控网络，有望从根源上瓦解维持LCSC 干性的信号基础。该策略主要集中于两大方面：一是上述细胞相互作用所依赖的关键信号通路（如 Wnt、Notch、Hedgehog） 的抑制剂开发；二是针对调控这些通路的非编码 RNA 的靶向治疗。 3.2.1 针对信号通路的抑制剂开发 针对 Wnt/β-catenin、Notch 和 Hedgehog 这几条在 LCSC 生态位构建中发挥核心作用的信号通路，相应的抑制剂开发正持续取得进展。在靶向 Wnt/β-catenin 通路方面，由于该通路在正常组织稳态中的重要作用，直接抑制 β-catenin 面临挑战，当前策略主要聚焦于通路上游，例如通过 PORCN 抑制剂 （如 LGK974、ETC-159） 阻止 Wnt 配体的棕榈酰化及其分泌，这类药物在携带特定基因改变的临床前模型中已显示疗效；同时，针对肿瘤特异性共受体或下游转录复合物的探索也在进行中[53]。对于 Notch 通路，γ-分泌酶抑制剂 （如 MK-0752） 虽能广泛抑制 Notch 信号，但其胃肠道毒性限制了临床应用，推动研发转向更具选择性的 Notch 受体拮抗性抗体或 DLL4 特异性抑制剂[54]。在 Hedgehog 通路领域，已获批用于 基 底 细 胞 癌 的 SMO 抑 制 剂 （如 vismodegib、sonidegib） 在肝癌临床试验中效果不尽如人意，这可能与旁路激活或肿瘤异质性有关，因此靶向下游GLI 转录因子的直接抑制剂 （如 GANT61） 正成为新的研究方向[55]。总体而言，针对这些关键通路的抑制剂研发正朝着提升选择性、克服耐药性和降低毒性的方向不断深化。 3.2.2 非 编 码 RNA 作 为 治 疗 靶 点 的 潜 力 以miRNA 和 lncRNA 为代表的非编码 RNA，因其在LCSC 生态位中发挥的关键调控作用，已成为一类新兴的治疗靶点。目前主要的干预策略包括通过递送合成的 miRNA 模拟物来恢复抑癌 miRNA （如miR-34a）的功能，或使用反义寡核苷酸等核酸抑制剂抑制促癌 miRNA （如 miR-21） 的活性。这些方法在临床前研究中已被证实能够有效抑制 LCSC 的自我更新、增强化疗敏感性，并改善肿瘤免疫微环境[56]。该类药物如 MRX34 （miR-34a 模拟物） 在早期临床试验中因免疫相关不良事件而终止，但其为基于 miRNA 的治疗路径提供了重要的概念验证。当前的研究重点正转向开发更安全、高效的靶向递送系统（如基于纳米颗粒的载体），以提升治疗的精准 度 和 耐 受 性[57]。 同 时 ， 对 lncRNA （如 H19、MALAT1）作为潜在治疗靶点的探索也在不断深入，这些分子在调控 LCSC 干性及生态位稳态中同样发挥着重要作用，有望为未来治疗策略提供新的突破口[58]。 3.3 诱导肝癌干细胞分化 与传统旨在根除肿瘤细胞的策略不同，诱导分化治疗代表了一种重塑肿瘤细胞命运的新范式。诱导分化治疗可以促使 LCSC 向成熟的肝细胞分化，并永久性丧失其自我更新、致瘤及转移的干性潜能[59]。该策略有望避免传统疗法对 LCSC 的负向选择压力，为克服治疗抵抗与复发提供了全新思路。 多种小分子化合物、细胞因子及基因调控手段已被证实在体外和体内模型中能有效诱导 LCSC 分化 。 1） 全 反 式 维 A 酸 （all-trans retinoic acid，ATRA）：ATRA 是维生素 A 的衍生物，通过结合并激活维甲酸受体 （retinoic acid receptor，RAR），调控下游大量与细胞分化、增殖和凋亡相关的基因表达。在肝癌中，ATRA 可通过上调肝细胞核因子 4α（hepatocyte nuclear factor 4α，HNF4α）、CCAAT/增强子结合蛋白 α （CCAAT/enhancer-binding protein α，C/EBPα） 等肝细胞关键转录因子，同时抑制干细胞标志物如 NANOG、OCT4 的表达，从而诱导LCSC 向肝细胞样细胞分化，并显著降低其成瘤能力[60]。2） 抑瘤素 M （oncostatin M，OSM）：OSM是 IL-6 家族细胞因子，通过激活 Janus 激酶 （Janus kinase，JAK）/STAT3 信号通路，在肝脏发育和再生中促进肝细胞分化。在肝癌模型中，OSM 被证明能有效诱导 LCSC 分化，其机制可能与 STAT3 介导的特定基因程序激活有关，且该作用可能独立于其促炎功能[61]。3）基因调控策略：强制表达关键肝细胞分化主导因子，如 HNF4α，可直接重编程 LCSC，使其获得成熟肝细胞的转录组和表型，是证明分化治疗可行性的有力概念验证[62]。图 1 总结了 LCSC生态位的细胞组成、分子调控网络及相关治疗策略。 3.4 小结 总体而言，针对 LCSC 生态位的治疗策略已形成了清晰的脉络：其一是通过靶向 CAF、免疫细胞及内皮细胞等基质细胞组分以瓦解生态位的结构基础；其二是通过抑制关键信号通路及调控非编码RNA 以干预其分子调控网络；其三是通过诱导LCSC 分化以使其丧失干性潜能。然而，生态位本身的复杂性决定了单一靶向策略往往难以取得理想效果。因此，未来治疗模式的突破必然依赖于联合策略的深度优化。这不仅包括生态位不同靶向药物之间的联合，更涵盖生态位靶向治疗与传统化疗、放疗、免疫治疗之间的时序性与空间性协同，在破坏生态位稳态的同时根除 LCSC，最终实现从根本上改善肝癌患者预后的目标。 4 研究现状与挑战 过去十年，我们在理解 LCSC 生态位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1）细胞图谱逐渐清晰：通过单细胞测序等技术，初步绘制了肝癌微环境中不同细胞亚群的图谱，揭示了 CAF、TAM 等细胞的异质性及其与 LCSC 的潜在关联[63]。2） 关键通路得到确认：Wnt、 Notch、 Hedgehog 等 核 心 信 号 通 路 在 维 持LCSC 干性及生态位稳态中的作用被广泛证实。3）治疗策略不断涌现：大量临床前研究证明了靶向生态位各组分 （如 CAF、免疫细胞、信号通路） 及诱导分化策略在抑制肿瘤生长、克服耐药方面的潜力，为联合治疗提供了丰富的候选方案。 生态位的空间结构和细胞间相互作用的动态性是其核心特征，但目前的研究技术仍存在局限。1）空间分辨率：常规单细胞测序丢失了细胞的空间位置信息。发展单细胞空间转录组、多重免疫荧光成像、空间蛋白质组学等技术，对于解析生态位内细胞的确切邻近关系至关重要[64]。2） 体内实时监测：缺乏能够在活体动物中实时、动态观测 LCSC 与生态位细胞相互作用的技术。新型活体成像技术和报告基因系统的发展将有助于揭示生态位的动态演化过程。3） 体外模型：传统的 2D 细胞培养无法模拟生态位的复杂性。开发更先进的 3D 类器官共培养模型、器官芯片等，将提供更贴近生理状态的研究平台[65]。 近年来临床试验的反馈结果，修正了我们对LCSC 生态位理论的理解。首先，由于针对 TGF-β等泛 CAF 信号的疗法临床效果有限，促使基础研究重新审视其异质性。随后有研究揭示，iCAF 亚群在LCSC 生态位中可能比产生基质的 myCAF 发挥着更为关键的作用[9]。其次，经典通路抑制剂容易引起耐药的现象，使得研究者们转而关注代谢层面。有研究发现，生态位中堆积的乳酸、酮体等不仅是代谢废物，它们还能通过调控表观遗传[如抑制组蛋白去乙酰化酶 （histone deacetylase，HDAC）]直接维持 LCSC 干性[27]。最后，抗血管药物联合免疫疗法的成功（如仑伐替尼联合帕博利珠单抗），标志着这种联合策略可通过重构生态位、逆转免疫抑制，实现免疫微环境的重编程[52]。这些临床反馈表明，生态位是一个高度可塑和代偿的系统。未来治疗策略必须基于对其动态性和异质性的新认识，并且通过持续的基础研究与临床反馈来优化。 5 结语与展望 LCSC 生态位是一个高度复杂、动态且功能强大的微环境单元。本综述系统梳理了该生态位的核心组成细胞，包括 CAF、TAM、Treg 和内皮细胞等，解析了它们通过直接接触或旁分泌方式与LCSC 构成的双向通讯网络。此外，还介绍了 Wnt/β-catenin、Notch、Hedgehog 等关键信号通路以及非编码 RNA 在这一网络中的核心调控作用，揭示了生态位内在的分子串扰机制；并在对生态位理解的基础上，提出了针对 LCSC 生态位的 3 种肿瘤治疗策略：1） 靶向细胞组成以瓦解其结构基础；2） 干预分子网络以阻断核心信号；3）诱导 LCSC 分化以使其丧失干性。 然而，该领域仍面临诸多挑战。生态位的动态性和高度异质性要求未来的基础研究必须更紧密地结合临床试验结果。展望未来，首先，应从临床实际问题出发，指导基础研究设计。可以通过空间多组学技术，直接比较应答者与非应答者、复发与未复发患者其 LCSC 生态位在细胞组成、空间构象和分子网络上的动态差异，从而揭示驱动治疗抵抗的核心生物学过程。其次，以基础研究新发现为指引，设计并优化临床联合治疗策略。未来可考虑设计临床试验将靶向 CAF 乳酸代谢的抑制剂、阻断 TAM招募的 CSF1R 抑制剂以及 PD-1 抑制剂三者联用，从代谢、细胞丰度和免疫检查点 3 个层面来系统解构免疫抑制生态位。最后，利用临床试验结果修正现有的理论认知，形成“临床-基础-临床”的良性循环，推动产生更为有效的治疗策略。 参考文献： [1] Bray F, Laversanne M, Sung H, et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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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化系统肿瘤是全球癌症相关发病率和死亡率的主要因素，占每年癌症死亡病例的35%，其病因、分子特征和治疗管理具有高度异质性和复杂性。其中，高度异质性的分子特征决定了精准治疗的核心地位——基于明确的治疗靶点、清晰的分子机制，开发针对性药物并验证临床疗效，已成为改善患者预后的关键[2,3,9,14,15,16]。 本文以靶点为核心切入点，整合每个靶点的生物学意义、突变/异常特征、通路机制及靶向药物研发数据，系统梳理消化道肿瘤精准治疗的核心进展。 消化道肿瘤的核心治疗靶点 消化道肿瘤的治疗靶点呈现 “共性与特异性并存” 的特征：部分靶点（如 KRAS、VEGF）在多瘤种中高频突变，是泛癌种治疗的核心；另有靶点（如 CLDN18.2、KIT）仅在特定瘤种中富集，成为个体化治疗的关键依据[2,5,6,7,9,10,12,13,15,17]。 一、泛消化道肿瘤共性靶点（多瘤种高频基因异常） 这类靶点在多种消化道肿瘤中均存在异常激活，是早期药物研发的重点方向[2,3,5,9,12,15,17]。 （一）KRAS 靶点 1  生物学意义 KRAS 是 RAS 家族中最常见的亚型，占 RAS 突变的 80%，作为 “分子开关” 调控细胞增殖、代谢、凋亡及细胞迁移等关键生物学过程。 正常状态下，KRAS 与 GDP 结合时呈 “失活态”，与 GTP 结合时呈 “激活态”，GTP 酶可将 GTP 水解为 GDP，使 KRAS 回归失活态；突变后 GTP 酶活性丧失，无法水解 GTP，导致 KRAS 持续处于 GTP 结合的激活态，持续驱动下游通路，最终引发肿瘤 [5,6,7,10]。 2  突变特征 （1）突变热点： KRAS、NRAS 的 G12、G13、Q61 密码子突变占所有 RAS 突变的 96%-98%，是药物开发的主要方向 [5,6,9,10,11]。 Paper-05-Classification of KRAS mutations. （2）癌种差异： 胰腺癌：突变率高达97.7%，是胰腺癌最核心的驱动突变，几乎所有胰腺导管腺癌（PDAC）均存在 KRAS 激活，以 G12D（约 45%）、G12V（约 30%）突变为主[11]； 结直肠癌：突变率44.7%，集中于第 12、13 号密码子，其中 G12D（29.8%）、G12V（20.6%）、G13D（15.7%）三种突变占比超 65%，另有 1%-3% 为 G12C 突变[5,6,7,9,15,16]； 胆道肿瘤：突变率约 15%-30%，与肿瘤侵袭性及不良预后相关[7]。 3  分子机制 KRAS 突变后通过三条核心下游通路及上游调控机制驱动肿瘤 [5,6,7,10]： （1）核心下游通路激活： MAPK/ERK 通路：激活态 KRAS 与 RAF（CRAF、BRAF）结合，使 RAF 磷酸化激活；激活的 RAF 进一步磷酸化 MEK1/2，MEK 再磷酸化 ERK1/2；磷酸化的 ERK 进入细胞核，调控 c-Myc、Cyclin D1 等基因表达，促进细胞增殖与周期进展 [5,6,15,16]； PI3K/AKT/mTOR 通路：KRAS 激活 PI3K 的 p110 亚基，催化细胞膜上的磷脂酰肌醇 - 4,5 - 二磷酸（PIP2）转化为磷脂酰肌醇 - 3,4,5 - 三磷酸（PIP3）；PIP3 招募 AKT 至细胞膜，通过 PDK1/2 磷酸化激活 AKT；激活的 AKT 磷酸化 TSC2，解除其对 mTOR 的抑制，最终促进蛋白质合成与细胞代谢，抑制凋亡 [5,6,17,18]； Ral-GEF 通路：KRAS 与 Ral-GEF 结合并激活其鸟苷酸交换活性，促进 RalA、RalB 与 GTP 结合；RalA 激活 Sec5/Exo84 复合物，促进细胞非锚定生长；RalB 激活 RalBP1，调控 Cdc42/Rac 信号，促进肌动蛋白重排与细胞迁移侵袭 [5,6]。 （2）上游调控机制： KRAS 的激活依赖上游受体酪氨酸激酶（RTK）的信号输入：EGFR、PDGFRA 等 RTK 与配体结合后发生二聚化，其胞内激酶结构域磷酸化，招募 GRB2（适配蛋白）；GRB2 通过 SH2 结构域结合 RTK 的磷酸酪氨酸位点，同时通过 SH3 结构域招募 SOS1（鸟苷酸交换因子）；SOS1 催化 KRAS-GDP 向 KRAS-GTP 转化，完成 KRAS 激活；此外，SHP2（蛋白酪氨酸磷酸酶）可通过去磷酸化作用促进 GRB2-SOS1 复合物募集，进一步增强 KRAS 激活 [5,6,15]。 4  靶向药物研发及临床数据 KRAS 曾因 “缺乏小分子结合口袋” 被认为 “不可成药”，但近年来针对特定突变（如 G12C）的共价抑制剂取得突破，同时泛 KRAS 抑制剂进入早期研发 [5,6,7,10]。 （1）KRAS G12C 抑制剂 索托拉西布（Sotorasib，AMG510） 靶点：KRAS G12C（不可逆共价结合 Cys12）[5,6,7] 瘤种：结直肠癌、胰腺癌 [5,6,11] 临床试验：CodeBreaK100（Ⅱ 期）、CodeBreaK300（Ⅲ 期）[6,7] 临床数据： ——结直肠癌：单药治疗难治性晚期患者，客观缓解率（ORR）9.7%（6/62 例），疾病控制率（DCR）62%；联合西妥昔单抗（EGFR 单抗）时，ORR 提升至26.4%（14/53 例），中位无进展生存期（PFS）5.6 个月，显著优于单药（3.9 个月）[6,7,15]； ——胰腺癌：Ⅰ 期试验中，单药治疗 KRAS G12C 突变患者，DCR 达 83%，中位 PFS 4.0 个月[11]。 获批情况：2021 年 FDA 批准用于 KRAS G12C 突变非小细胞肺癌，结直肠癌适应症处于 Ⅲ 期验证阶段[6,7]。 阿达格拉西布（Adagrasib，MRTX849） 靶点：KRAS G12C（选择性结合 GDP 结合态）[5,6,7] 瘤种：结直肠癌、胰腺癌 [5,6,11] 临床试验：KRYSTAL-1（Ⅰ/Ⅱ 期）[6,7] 临床数据： ——结直肠癌：单药治疗患者中位 PFS 6.9 个月；联合西妥昔单抗时，ORR 达46%（13/28 例），中位 PFS 8.2 个月 [6,7,15]； ——胰腺癌：Ⅰ 期试验中，单药 DCR 79%，中位 PFS 5.6 个月[11]； 特点：半衰期长（24 小时），可每日两次口服，对中枢神经系统转移有一定活性[6,7]。 （2）KRAS G12D/V 抑制剂（在研） MRTX-1133 非共价 KRAS G12D 抑制剂，对 G12D 突变的选择性是野生型 KRAS 的 500 倍以上，目前在 Ⅰ/Ⅱ 期试验中评估实体瘤（含结直肠癌、胰腺癌）的疗效 [5,6,7]。 HRS-4642、ASP3082 均为 KRAS G12D 抑制剂，已进入 Ⅰ 期临床试验，针对结直肠癌、胰腺癌等 G12D 突变患者 [5,6,7]；其中 HRS-4642 联合 GA 方案 Ib/II 期研究显示，初治患者确认 ORR 63.3%（较传统 GA 方案 ORR 提升 1 倍以上），mPFS 接近 9 个月 [5,6,7]。 （3）泛 KRAS 抑制剂： 如 BI 1701963（SOS1 抑制剂），通过抑制 KRAS 上游激活因子，间接抑制所有 KRAS 突变亚型，联合 KRAS G12C 抑制剂可延缓耐药 [5,6,7]。 （二）EGFR/ErbB 家族靶点 1  生物学意义 EGFR（ErbB1）、HER2（ErbB2）、HER3（ErbB3）、HER4（ErbB4）构成的受体酪氨酸激酶家族，通过 “受体二聚化 - 激酶激活 - 下游信号传递” 调控细胞增殖、存活及分化，在消化道肿瘤中通过过表达、扩增或突变驱动肿瘤发生 [2,3,12,15,16]。 2  异常特征 （1）EGFR 结直肠癌中 40%-70% 存在 EGFR 过表达，与肿瘤转移潜能增加、生存率下降相关；胃癌、食管癌中 EGFR 扩增率约 5%-10%，常与肿瘤高侵袭性、患者低生存率相关，其激活后可通过信号转导进入细胞核，激活下游信号通路，促进肿瘤细胞恶性生物学行为，是抗 EGFR 治疗的潜在获益人群 [2,3,4,12]。 突变特征：胞外结构域（如 S492R）突变会阻碍抗 EGFR 抗体（如西妥昔单抗）结合，导致治疗耐药 [15,16]。 （2）HER2 胃癌中 HER2 扩增 / 过表达率约 10%；结直肠癌中约 2%-5%（以 RAS 野生型患者为主）；胰腺癌中约 1%-3%；HER2 突变 / 融合还会导致抗 EGFR 治疗耐药，是重要的耐药标志物 [12,13,15,16]。 （3）HER3 常与 HER2 形成异二聚体，在结直肠癌、胃癌中通过 “绕过 EGFR 激活下游通路” 导致耐药，是联合治疗的潜在靶点 [12,15]。 3  分子机制（信号网络异常） （1）EGFR 信号异常激活 过表达：结直肠癌中 EGFR 过表达导致 “配体非依赖性二聚化”，即使无 EGF 结合，EGFR 也可自发形成二聚体，激活胞内激酶活性 [12,15,16]；胃癌中 EGFR 过表达相关信号异常，可通过 EGFR 靶向药物阻断相关信号通路，抑制癌细胞增殖、侵袭和迁移 [12,15,16]。 下游信号失控：EGFR 激活后，除通过 GRB2-SOS1 激活 KRAS 外，还可直接结合 PI3K 的 p85 亚基，激活 PI3K/AKT 通路，形成 “双信号冗余”，增强肿瘤抗凋亡能力 [15,16]。 （2）HER2 介导的耐药机制 HER2 扩增 / 突变：胃癌、结直肠癌中 HER2 扩增会导致其与 HER3 形成异二聚体，HER3 的胞内结构域虽激酶活性弱，但可通过招募 PI3K 激活下游通路，绕过 EGFR 的调控 [12-16]；胃癌中 HER2 表达的异质性（蛋白表达差异、基因拷贝数改变）及检测差异，会导致治疗反应不一致，影响靶向治疗效果 [12,15,16]。 旁路激活：抗 EGFR 治疗过程中，HER2 可通过 “代偿性扩增” 激活 MAPK/PI3K 通路，导致 EGFR 抑制剂失效，这也是结直肠癌抗 EGFR 治疗耐药的重要原因之一 [15,16]。 4  靶向药物研发及临床数据 （1）EGFR 单抗 西妥昔单抗（Cetuximab） 机制：嵌合 IgG1 单抗，竞争性结合 EGFR，阻断配体结合与二聚化 [2,15] 适用瘤种：结直肠癌、胃癌 [2,12,15,16] 临床试验：CRYSTAL（Ⅲ 期）、OPUS（Ⅱ 期）[15,16] 临床数据： ——结直肠癌：一线治疗 RAS 野生型患者，联合 FOLFIRI 化疗，ORR 达 61.1%，mPFS 9.9 个月，显著优于单纯化疗（ORR 39.5%，PFS 8.7 个月）；RAS/BRAF 野生型患者中，约 40% 可从治疗中获益，KRAS 突变患者无获益 [15,16]。 ——胃癌：联合顺铂与卡培他滨（C+XP）治疗不可切除或转移性胃癌 / 胃食管交界腺癌（GEJA）患者，ORR 达 53.2%，mPFS 5.2 个月，mOS 10.8 个月，EGFR 过表达可能是其疗效预测指标 [12]。 获批情况：2004 年 FDA 批准用于结直肠癌，2020 年联合恩科拉非尼获批用于 BRAF V600E 突变转移性结直肠癌 [15,16]。 帕尼单抗（Panitumumab） 机制：全人源 IgG2 单抗，无 ADCC 活性，特异性更高 [15,16] 适用瘤种：结直肠癌 [15,16] 临床试验：Ⅲ 期试验（对比西妥昔单抗）[15,16] 临床数据：RAS 野生型患者中，单药治疗化疗失败患者 ORR 10%-15%，联合 FOLFOX 化疗一线治疗 ORR 达 59%，mPFS 10.0 个月 [15,16]；胃癌治疗中表现不理想，Ⅲ 期 REAL3 试验显示其联合化疗未显著延长晚期食管胃腺癌患者 OS，但 EGFR 扩增型患者缓解率较高 [12]。 优势：免疫原性低，输液反应发生率低于西妥昔单抗 [15,16]。 GC1118 机制：新型全人源化抗 EGFR 单克隆抗体，结合 EGFR N 端III结构域表位，对 EGFR 结合能力更强，抑制活性更优 [12]。 适用瘤种：胃癌、结直肠癌 [12] 临床试验：I期试验（NCT02352571）、韩国II期试验（NCT04077255）[12]。 临床数据：临床前研究显示其抗肿瘤作用优于西妥昔单抗，I期研究显示在难治性实体瘤（含胃癌）中具有良好活性和耐受性 [12]。 （2）HER2 靶向药物 曲妥珠单抗（Trastuzumab）联合帕妥珠单抗（Pertuzumab） 机制：曲妥珠单抗结合 HER2 胞外域 Ⅳ 区，帕妥珠单抗结合 Ⅱ 区，双重阻断 HER2 二聚化 [12,13]。 适用瘤种：胃癌、结直肠癌 [12,15,16] 临床试验：MyPathway（Ⅱ 期）、TAPUR（Ⅱ 期）、ToGA [12,13] 临床数据： ——胃癌：HER2 阳性患者中，联合化疗 ORR 达 53%，mOS 16.3 个月；ToGA 研究显示，曲妥珠单抗联合化疗组胃癌患者 mOS 13.8 个月，较单纯化疗组（11.1 个月）延长 2.7 个月，死亡风险降低 26%[12]。 ——结直肠癌：HER2 扩增患者中，联合治疗 ORR 30%，mPFS 5.5 个月 [15,16]； 获批情况：2010 年 FDA 批准曲妥珠单抗用于 HER2 阳性胃癌，2012 年帕妥珠单抗联合方案获批用于结直肠癌 [12,13]。 德曲妥珠单抗（DS-8201，HER2 ADC） 机制：抗体偶联药物，HER2 单抗通过可裂解 linker 连接拓扑异构酶I抑制剂 [12,13]。 适用瘤种：胃癌、结直肠癌 [12,13] 临床试验：DESTINY-Gastric01（II期）、DESTINY-Gastric03/04 [12,13] 临床数据：HER2 阳性胃癌患者中，ORR 达 51%，mOS 12.5 个月，但需注意间质性肺病风险（发生率 10%）[12]；相关临床试验还包括 DESTINY-Gastric04（III期，对比紫杉醇联合雷莫西尤单抗二线治疗疗效）、DESTINY-Gastric03（Ib/Ⅱ 期，评估联合化疗和免疫检查点抑制剂一线 / 二线治疗疗效）[12]。 特点：对 HER2 低表达（IHC 1+）患者也有活性，拓展了获益人群 [12,13]。 拉帕替尼（Lapatinib） 机制：选择性抑制细胞内 EGFR（HER1）和 HER2 酪氨酸激酶结构域 [12]。 适用瘤种：胃癌、乳腺癌 [12] 临床试验：II期试验（S0413）、III期 LOGIC 试验 [12] 临床数据：II期试验显示对化疗后晚期 / 转移性胃癌患者具有良好耐受性，但单药疗效温和；III期试验显示其联合化疗未显著延长 HER2 扩增型晚期食管胃腺癌患者 OS，且增加腹泻、皮疹等毒性 [12]。 双特异性抗体 扎尼达他单抗（ZW25）：结合 HER2 胞外结构域 II 和 IV，双重阻断 HER2 信号；适用瘤种为胃癌、食管胃腺癌；II期研究显示其联合化疗作为一线治疗具有良好耐受性和持久缓解效果 [12]。 KN026：结合 HER2 非重叠表位，双重阻断 HER2 信号通路，等效于曲妥珠单抗联合帕妥珠单抗；适用瘤种为胃癌；临床试验为 II期试验（NCT03925974、NCT05427383）；II期试验中，ORR 56%，缓解持续时间 9.7 个月 [12]。 （三）BRAF靶点 1 生物学意义 BRAF 是 MAPK 通路的关键分子，位于 KRAS 下游，通过磷酸化 MEK 调控细胞增殖信号，突变后可独立于 KRAS 激活 MAPK 通路，驱动肿瘤发生 [2,15,16]。 2  突变特征 （1）突变类型：以 V600E 突变为主 [2,15,16]。 （2）癌种差异： 结直肠癌：BRAF 突变率 5%-10%，其中 V600E 突变占 60%-80%，此类患者预后极差，对单纯化疗反应不佳 [2,15,16]。 胰腺癌：BRAF 突变率约 2%-3%，多与 KRAS 突变共存，加剧肿瘤恶性程度 [11]。 胆道肿瘤：BRAF 突变率约 5%-7%，是靶向治疗的潜在靶点 [7]。 3  分子机制 BRAF V600E 突变后，无需 KRAS 激活即可持续磷酸化 MEK，推动 MAPK 通路级联反应，促进细胞增殖；同时，BRAF 突变还可能通过调控肿瘤微环境，增强免疫抑制，加剧肿瘤恶性程度 [2,15,16]。 4 靶向药物研发及临床数据 恩科拉非尼（Encorafenib） 机制：选择性 BRAF 抑制剂，阻断 MAPK 通路激活 [15,16]。 适用瘤种：结直肠癌（BRAF V600E 突变）[15,16] 临床试验：BEACON CRC（Ⅲ 期）[15,16] 临床数据：联合比尼美替尼（MEK 抑制剂）+ 西妥昔单抗（EGFR 单抗），三重阻断 MAPK 通路，避免 “通路旁路激活”，显著提升 BRAF V600E 突变结直肠癌患者的 ORR 和 OS，成为该亚型标准治疗方案 [15,16]。 获批情况：2020 年 FDA 批准用于 BRAF V600E 突变转移性结直肠癌 [15,16]。 （四）VEGF/VEGFR 靶点 1 生物学意义 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及其受体（VEGFR1-3）是肿瘤血管生成的核心调控因子，通过促进血管内皮细胞增殖、迁移，构建肿瘤血管网络，同时调控肿瘤微环境免疫抑制，在所有消化道肿瘤的发生发展中均发挥关键作用 [2,12,15,17,18]。 2  异常特征 结直肠癌：VEGF 过表达与肿瘤转移、不良预后相关 [2,15,16]。 肝细胞癌：VEGF 是肝癌血管生成的主要驱动因子，约 80% 肝癌患者存在 VEGF 高表达 [17,18]。 胃癌、胰腺癌：VEGF/VEGFR 异常激活促进肿瘤微环境免疫抑制，是抗血管生成治疗的核心靶点 [12]；胃癌组织中 VEGF 表达通常较高，与肿瘤侵袭性、分期及预后相关 [11,12]。 3  分子机制 VEGF 与 VEGFR 结合后，激活下游 PI3K/AKT、MAPK 等信号通路，促进血管内皮细胞增殖、存活及血管通透性增加；同时，VEGF 可抑制树突状细胞成熟、招募调节性 T 细胞，营造免疫抑制微环境，促进肿瘤免疫逃逸 [2,12,17,18]。 4 靶向药物研发及临床数据 贝伐珠单抗（Bevacizumab） 机制：人源化抗 VEGF 单抗，阻断 VEGF 与 VEGFR 结合 [2,12,15,17,18]。 适用瘤种：结直肠癌、肝癌、胃癌 [2,12,15,17,18] 临床数据： ——结直肠癌：一线联合化疗（如 FOLFIRI、FOLFOX）显著延长患者 OS 和 PFS [15,16]。 ——肝癌：一线联合阿替利珠单抗（PD-L1 抑制剂），形成 “血管正常化 + 解除免疫抑制” 协同效应，mOS 19.2 个月，ORR 36%[14,17,18]。 ——胃癌：新辅助治疗 ORR 55.0%，疾病控制率 95.0%[12]。 雷莫西尤单抗（Ramucirumab） 机制：抗 VEGFR2 单抗，阻断 VEGFR2 介导的信号通路 [12,17,18]。 适用瘤种：胃癌、肝癌 [12,17,18] 临床试验：REGARD（Ⅲ 期，胃癌）[12] 临床数据： ——胃癌：Ⅲ 期 REGARD 试验中，中位 OS 较安慰剂延长 1.4 个月；联合紫杉醇二线治疗显著改善 OS [12]。 ——肝癌：二线治疗 AFP≥400ng/mL 患者，mOS 8.5 个月 [14,17,18]。 阿帕替尼（Apatinib） 机制：选择性 VEGFR2 抑制剂，抑制血管生成 [12]。 适用瘤种：胃癌 [12] 临床数据：胃癌三线治疗显著改善 OS 和 PFS [12]。 呋喹替尼（Fruquintinib） 机制：VEGF 抑制剂，抑制 VEGFR1-3 [15]。 适用瘤种：结直肠癌 [15] 获批情况：2023 年 FDA 批准用于晚期结直肠癌 [15]。 阿替利珠单抗（Atezolizumab）+ 贝伐珠单抗 机制：PD-L1 抑制剂联合抗 VEGF 药物，通过 “血管正常化 + 解除免疫抑制” 增强 T 细胞浸润 [14,17,18]。 适用瘤种：肝癌 [14,17,18] 临床数据：一线治疗 mOS 19.2 个月，ORR 36%，AFP 水平可预测疗效 [14,17,18]。 （五）JAK/STAT 通路靶点 1  生物学意义 核心靶点包括 JAK1/2/3、STAT3、IL-6R、IL-11R，通过调控免疫微环境及细胞增殖信号，促进肿瘤发生发展 [1]。 2  异常特征 激活范围：结直肠癌、胃癌、肝癌中均存在异常激活 [1]。 激活率：结直肠癌中 STAT3 激活率约 30%-40%，与肿瘤分期、不良预后相关 [1]。 驱动因素：IL-6、IL-11 等细胞因子刺激导致 JAK/STAT 通路持续激活 [1]。 3  分子机制 IL-6、IL-11 等细胞因子与受体结合后，激活 JAK 激酶，JAK 磷酸化 STAT3 形成二聚体；二聚化的 STAT3 进入细胞核，激活 c-Myc、Bcl-2 等促癌基因，同时抑制凋亡基因表达，形成免疫抑制微环境，促进肿瘤增殖与免疫逃逸 [1]。 4  靶向药物研发 相关抑制剂（如 JAK1/2 抑制剂、STAT3 抑制剂）处于临床前或早期临床试验阶段，主要用于联合治疗克服免疫耐药 [1]。 （六）炎症相关通路（NF-κB/AP-1）靶点 1  生物学意义 核心靶点包括 NF-κB、IκB、JNK、c-Jun、COX2、PGE2，介导炎症相关致癌过程，是泛消化道肿瘤中炎症与癌症转化的关键通路 [1]。 2  异常特征 激活范围：泛消化道肿瘤中普遍存在 [1]。 过表达率：结直肠癌中 COX2 过表达率约 60%-80%，与肿瘤血管生成、转移相关 [1]。 驱动因素：TNF、IL-1β 等炎症因子刺激激活 [1]。 3  分子机制 NF-κB 激活：TNF-α、IL-1β 等炎症因子激活 IκB 激酶（IKK），IKK 磷酸化 IκB 使其降解，释放 NF-κB 进入细胞核，激活 COX2、VEGF 等促癌基因 [1]。 AP-1 激活：JNK 通路激活后磷酸化 c-Jun，与 c-Fos 形成 AP-1 复合物，协同 NF-κB 增强炎症相关致癌信号 [1]。 4  靶向药物研发 COX2 抑制剂：如塞来昔布，临床前研究显示可抑制结直肠癌增殖，部分进入早期临床试验 [1]。 NF-κB 抑制剂：如 IKK 抑制剂，临床前模型中可逆转免疫抑制微环境 [1]。 表观遗传联合：HDAC 抑制剂与 NF-κB 抑制剂联合，协同抑制炎症致癌信号 [1]。 二、瘤种特异性靶点（单一瘤种高频基因异常） 结直肠癌特异性靶点 这类靶点仅在特定消化道肿瘤中高频出现，是区分瘤种治疗策略的关键 [1,4,8,11,12,13,14]。 Colorectal cancer: therapeutic targeting of oncogenic signaling cascades. 一 MSI-H/dMMR（错配修复缺陷 / 微卫星不稳定 - high） 1. 生物学意义：由 MLH1、MSH2、MSH6、PMS2 等错配修复基因缺陷导致，DNA 复制错误无法纠正，突变负荷高、免疫原性强，易被免疫系统识别，是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CIs）的优势人群 [2,4,15,16]。 2. 异常特征：占结直肠癌的 12%-15%（转移性结直肠癌中占 3%-5%）[2,4,15,16]。 3. 分子机制：错配修复基因缺陷导致基因突变累积，产生大量新抗原（neoantigen），激活抗肿瘤免疫反应 [2,4,15,16]。 4. 靶向药物研发及临床数据 PD-1 抑制剂 帕博利珠单抗（Pembrolizumab）：Ⅱ 期 KEYNOTE-059 试验显示，三线治疗 PD-L1 阳性（CPS≥1）结直肠癌 ORR 11.6%；MSI-H/dMMR 亚型中，一线单药或联合化疗显著获益，2022 年 CSCO 指南推荐为该亚型一线治疗 [4,15,16]。 纳武利尤单抗（Nivolumab）：联合伊匹木单抗（CTLA-4 抑制剂）治疗 MSI-H/dMMR 转移性结直肠癌，ORR 显著提升 [15,16]。 FDA 批准药物：帕博利珠单抗、纳武利尤单抗均已获批用于 MSI-H/dMMR 晚期结直肠癌 [15,16]。 二 NTRK 融合 1. 生物学意义：NTRK1/2/3 融合后持续激活下游信号通路，驱动肿瘤细胞增殖，属于泛癌种靶点 [15,16]。 2. 异常特征：泛癌发生率约 0.18%，结直肠癌中以 NTRK1/2/3 融合为主，多见于 dMMR/MSI-H 亚型 [15,16]。 3. 分子机制：融合蛋白无需配体即可持续激活 TRK 信号，促进细胞增殖与存活 [15,16]。 4. 靶向药物研发及临床数据 拉罗替尼（Larotrectinib，Vitrakvi）：2018 年 FDA 批准用于泛癌种 NTRK 融合，结直肠癌中 ORR 超 70%[15,16]。 恩曲替尼（Entrectinib，Rozlytrek）：2019 年 FDA 批准，结直肠癌中显示良好活性 [15,16]。 特点：需通过 NGS 检测确认融合状态，扩大筛查可提升获益人群覆盖 [15,16]。 三 POLE/POLD1 突变 1.生物学意义：POLE/POLD1 是 DNA 聚合酶的校正亚基，突变后 DNA 复制校对功能缺陷，导致 “超突变表型”，免疫原性增强 [2,15]。 2. 异常特征：占结直肠癌的 2%-3%[2,15]。 3. 分子机制：校对功能缺陷导致基因突变累积，新抗原增多，增强免疫应答 [2,15]。 4. 靶向药物研发及临床数据：对 ICIs 敏感，帕博利珠单抗、纳武利尤单抗单药治疗 ORR 显著高于普通亚型 [2,15]。 四 MET 扩增 1. 生物学意义：MET 是受体酪氨酸激酶，扩增后激活下游 PI3K/AKT 通路，促进肿瘤增殖与耐药 [15,16]。 2. 异常特征：结直肠癌中发生率约 1%-3%，是抗 EGFR 治疗的主要耐药机制之一 [15,16]。 3. 分子机制：抗 EGFR 治疗过程中，MET 扩增通过 “旁路激活” PI3K/AKT 通路，导致 EGFR 抑制剂失效 [15,16]。 4. 靶向药物研发及临床数据： 卡马替尼（Capmatinib）：MET 抑制剂，联合西妥昔单抗治疗 MET 扩增型抗 EGFR 耐药结直肠癌，Ⅰ/Ⅱ 期试验 ORR 约 30%[15,16]。 特泊替尼（Tepotinib）：联合 EGFR 单抗在临床前模型中显示协同效应，进入 Ⅰ 期试验 [15,16]。 五 Notch 通路靶点（Notch1/2/3/4、NICD、RBPJ、HES/HEY 家族） 1. 生物学意义：调控细胞增殖、分化及上皮 - 间质转化（EMT），异常激活促进结直肠癌进展 [1]。 2. 异常特征：结直肠癌中 Notch 通路异常激活率约 25%-35%[1]。 3. 分子机制：Notch 受体与配体结合后发生切割，释放胞内结构域 NICD；NICD 进入细胞核与 RBPJ 结合，激活周期蛋白 D1、c-myc 等促癌基因，增强增殖与 EMT [1]。 4. 靶向药物研发及临床数据 γ- 分泌酶抑制剂：如 MK-0752、RO4929097，通过阻断 Notch 受体切割，抑制 NICD 释放 [1]。 临床前数据：在结直肠癌模型中可抑制肿瘤生长，与化疗联合使用显示协同效应 [1]。 六 BMP/SMAD 通路靶点（BMP4、BMPR1A、BMPR1B、BMPRII、SMAD1/5/8、SMAD4） 1. 生物学意义：拮抗 Wnt/β- 连环蛋白通路，维持细胞正常分化，缺陷后促进癌症干细胞存活 [1]。 2. 异常特征：结直肠癌中 BMP 通路成分下调或突变率约 20%-30%[1]。 3. 分子机制：BMP 通路缺陷后，无法拮抗 Wnt 通路，导致 Wnt 信号过度激活，促进癌症干细胞自我更新 [1]。 4. 靶向药物研发：BMP4 激动剂在临床前模型中可抑制结直肠癌干细胞增殖，进入早期研发 [1]。 七 Hedgehog 通路靶点（SHH/IHH/DHH、PTCH1、SMO、GLI1/2） 1. 生物学意义：调控胚胎发育及组织修复，异常激活促进肿瘤血管生成与 EMT [1]； 2. 异常特征：结直肠癌中 Hedgehog 通路异常激活率约 15%-20%[1]； 3. 分子机制：PTCH1 抑制解除导致 SMO 激活，GLI 核转运调控血管生成、EMT 相关基因 [1]； 4. 靶向药物研发及临床数据 SMO 抑制剂：如 Vismodegib、Sonidegib，在研用于结直肠癌 [1]； 临床前数据：可抑制 GLI 核转运，减少血管生成相关基因表达，延缓结直肠癌进展 [1]。 八 Hippo 通路靶点（YAP、TAZ、TEAD、MST1/2、LATS1/2、FAT） 1. 生物学意义：调控细胞增殖与凋亡，异常激活促进肿瘤增殖、血管生成及转移 [1]。 2. 异常特征：结直肠癌中 MST/LATS 激酶紊乱率约 30%-40%[1]。 3. 分子机制：正常情况下，MST1/2 与 LATS1/2 形成复合物，磷酸化 YAP/TAZ 使其滞留于细胞质并降解；结直肠癌中 MST/LATS 激酶功能紊乱，YAP/TAZ 逃脱降解并进入细胞核，与 TEAD 转录因子结合，激活 β- 连环蛋白、KRAS 等促癌基因 [1]。 4. 靶向药物研发：YAP/TAZ-TEAD 相互作用抑制剂在临床前模型中显示抗肿瘤活性，进入早期研发 [1]。 九 AMPK 通路靶点（AMPKα/β/γ、mTOR、TSC1/TSC2） 1. 生物学意义：调控细胞能量代谢，异常活性影响 mTOR 信号，促进沃伯格效应（肿瘤细胞有氧糖酵解）[1]。 2. 异常特征：结直肠癌中 AMPK 活性异常率约 25%-30%[1]。 3. 分子机制：AMPK 活性异常导致 mTOR 信号失控，促进蛋白质合成与肿瘤代谢重编程 [1]。 4. 靶向药物研发：AMPK 激活剂（如二甲双胍）联合 mTOR 抑制剂，在临床前模型中可抑制结直肠癌增殖，部分进入 Ⅱ 期试验 [1]。 十 CLCA1、MUC5AC（新兴靶点） CLCA1 1.生物学意义：通过抑制 Wnt 信号发挥抗肿瘤作用，表达下调促进结直肠癌进展 [1]。 2.异常特征：结直肠癌中 CLCA1 表达下调率约 40%[1]。 3.靶向药物研发：CLCA1 激动剂在临床前模型中可抑制 Wnt 通路，进入早期研发 [1]。 MUC5AC 1.生物学意义：黏蛋白家族成员，过表达与结直肠癌侵袭转移相关 [1]。 2.异常特征：结直肠癌中 MUC5AC 过表达率约 35%[1]。 3.靶向药物研发：抗 MUC5AC 单抗在临床前模型中可抑制肿瘤侵袭，进入 Ⅰ 期试验 [1]。 十 一 DNA 甲基化相关靶点（DNMT1、DNMT3A、DNMT3B、SEPT9、MLH1、CDKN2A（p16）） 1.生物学意义：DNA 甲基化调控基因表达，启动子 CpG 岛高甲基化导致肿瘤抑制基因沉默 [1]。 2.异常特征：结直肠癌中启动子 CpG 岛高甲基化率约 40%-50%，导致 MLH1、SFRP1 等肿瘤抑制基因沉默 [1]；SEPT9 甲基化检测已用于结直肠癌筛查，敏感性和特异性良好 [1]。 3.分子机制：DNA 甲基转移酶（DNMT）催化启动子区甲基化，抑制肿瘤抑制基因转录 [1]。 4.靶向药物研发及临床数据 γ- 分泌酶抑制剂：如 MK-0752、RO4929097，通过阻断 Notch 受体切割，抑制 NICD 释放 [1]。 临床前数据：在结直肠癌模型中可抑制肿瘤生长，与化疗联合使用显示协同效应 [1]。 十 二 组蛋白修饰相关靶点（HDAC、EZH2、BRD4（BET 家族）、LSD1） 1.生物学意义：组蛋白修饰调控染色质结构与基因表达，异常修饰导致肿瘤抑制基因沉默 [1]； 2.异常特征： HDAC 过表达率约 35%-45%； EZH2 过表达与结直肠癌进展相关； LSD1 异常激活率约 20%-30%[1]； 3.分子机制： HDAC 过表达导致组蛋白去乙酰化增强，染色质浓缩抑制肿瘤抑制基因（如 p21、p53）表达 [1]。 EZH2 通过介导组蛋白 H3K27 三甲基化（H3K27me3），沉默 CDKN2A、E-cadherin 等肿瘤抑制基因 [1]。 LSD1 通过去甲基化组蛋白 H3K4me1/2，抑制肿瘤抑制基因转录，增强结直肠癌细胞增殖能力 [1]。 4.靶向药物研发及临床数据 HDAC 抑制剂：如伏立诺他、帕比司他，联合化疗在结直肠癌 Ⅱ 期试验中显示协同效应 [1]； EZH2 抑制剂：如 tazemetostat，临床前模型中可抑制结直肠癌增殖，进入 Ⅰ 期试验 [1]； LSD1 抑制剂：如 tranylcypromine 衍生物，临床前显示抗结直肠癌活性 [1]。 参考文献 1.Qing Li, et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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