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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4年首次握手算起，拜耳与北京大学的合作已经走过了十二个年头。6月11日，双方签署了双方第五期战略合作协议，将这场科研合作再次延展三年。 从最初的新靶点探索，到如今涵盖人工智能赋能药物发现、创新分子形式转化等前沿领域，这段跨国药企与中国顶尖学府的“产学研”联姻，累计开展超30个联合研究项目，在国际顶尖期刊发表8篇合著论文，甚至成功提交了一项创新肿瘤疗法的PCT国际专利申请，并且已悄然成为中国医药创新生态走向世界的一个缩影。 拜耳处方药事业部全球执行副总裁 全球研发负责人兼领导团队成员Christian Rommel博士 签约次日，拜耳处方药事业部全球执行副总裁、全球研发负责人兼领导团队成员Christian Rommel博士接受了E药经理人的采访，他不仅勾勒出拜耳全球研发管线的雄心，更反复提及一个核心：“中国的科研力量正日益成为为中国乃至全球患者创造创新的源泉”。 01 全球视野下的研发雄心与中国战略升维 如果把拜耳的研发管线比作一支舰队，那么Christian Rommel博士无疑就是那位手握海图的指挥官。当被问及未来几年最值得期待的管线项目时，这位全球研发负责人首先流露出的，是回望来路时的成就感。已上市的新药可申达和诺倍戈，让他体会到“从分子药物研发到成功上市，并且能给患者的生活质量带来实质的影响”的意义所在。但他的视线显然已经越过当下的成绩，投向了更远处。 最引人注目的，是一款名为Asundexian的FXIa抑制剂，用于卒中二级预防。谈起这个产品，Rommel博士表示：“早在100多年前，拜耳就因阿司匹林在医疗行业站稳脚跟。Asundexian的推出意味着，虽然拜耳在抗凝药物领域已经占据了领导者地位，但是并没有停止不前——我们持续探索科学边界。” 此外，细胞和基因疗法在帕金森病与心衰领域发布的关键数据，同样被他视为满足巨大未满足需求的重要一步。在他看来，这些管线的背后，是拜耳对自己提出的一个根本性问题：当一家药企已经在某个领域占据领导地位之后，下一步该往哪里走。 然而，前沿探索的雄心越大，脚下的路就越不平坦。全球医药行业正集体穿越一片充满不确定性的水域——研发成本居高不下、监管环境日趋复杂、人口老龄化持续扩大未满足的临床需求。谈及这些挑战，Rommel博士没有回避，而是给出了一个耐人寻味的国际比较视角。 他坦言，美国FDA在AI赋能药物审批等方面展现出前瞻性和创新性，“但对于跨国药企来说，这也意味着在整个监管环境中，有很多不可预测性。而我们在与监管机构合作时需要稳定性和可预测性”。 而对于中国的药品审评审批与监管环境，他给出了一个颇为直率的评价：“在中国，监管环境可预测性非常高，也很稳定。在一个快速发展变化的世界中，我想这份稳定性和可预测性是中国监管机构的竞争优势。另外，中国的新药审批正在提速，甚至赶超其他国家，在前瞻性和创新性方面的优势也逐步突显。拜耳希望能够充分利用中国的这些优势。” 在提升研发效率的具体路径上，Rommel博士将目光投向了人工智能。他透露，AI已经贯穿拜耳研发价值链的各个环节。从早期研发的数字化进程，到新药审批资料的递交，再到医学写作，“AI大大提升了我们的工作效率。”拜耳为此设定了一个雄心勃勃的目标：到2030年利用人工智能将研发生产力提高40%。而这个目标中，中国同样被寄予厚望。“在中国，AI已经被当作重点发展的优先事项，我们相信中国会成为这方面的领导者，因为当中国制定一个计划和目标，就一定会达成，而且往往会超越大家的期望。同时，拜耳期待和中国的合作伙伴不断在AI领域进行探索。”同时，Rommel博士强调，“利用AI时，我们也需要遵循一定的伦理标准。AI是协助者，驱动者。它不会替代所有科学家，而是要为科学家所用。” 所有的一切，不论是管线的雄心、对监管环境的理性判断、还是AI驱动的效率革命，最终都指向了拜耳中国战略的一次根本性升维。Rommel博士精准概括了这一转变：“中国不再仅仅是我们引入创新的市场，它正日益成为为中国乃至全球患者创造创新的源泉，因此我们的战略重心转向‘立足中国，服务全球’”。 拜耳之所以在中国投资研发，不仅是因为这里巨大的市场潜力，更是因为中国市场蓬勃发展的创新生态系统和深厚的科研人才储备。” Rommel博士表示，未来拜耳将更多地把中国加入到早期临床开发和临床转化的全球战略中，这意味着中国不再只是全球多中心临床试验的参与方之一，而是有望进入药物发现和早期开发的核心圈层。这正是他此次带领全球研发管理团队专程来到北京和上海举办多场活动的深层动因：“这充分显示了拜耳的决心：我们要持续不断地致力于扩大中国市场。” 02 深耕中国创新生态：从学术合作到产业孵化 如果说战略升维是方向，那么创新生态的搭建就是落地。拜耳在中国的布局，正在形成一幅从学术源头到产业终端的多层次拼图。 在这幅拼图中，与中国顶尖大学的长期战略科研合作是持续时间长、积淀深。拜耳先后于2009年及2014年分别与清华大学及北京大学建立了长期战略科研合作。截至目前，拜耳与这两家中国顶尖学府已累计开展超110个联合研究项目，涵盖新靶点的发现及结构解析，疾病发病机理及药物作用机制研究，药物筛选，药效评价，新分子形式药物、新化学合成方法及创新剂型探索等方面。 拜耳与北大近日签署的第五期战略合作协议，将合作推向了更前沿的领域——双方将在肿瘤学、心血管及肾脏、神经学、免疫学等重点治疗领域内，探索新靶点和疾病发病机制，增强人工智能赋能的药物发现能力，并充分利用靶点识别平台和对于药物分子形式的理解，加速研究成果向药物发现和创新转化。 与北大的合作并非个例。早在2009年，拜耳就率先与清华大学建立了科研战略合作关系，成为最早与中国顶尖学府携手的跨国药企之一。十六年来，双方共开展了75个联合研究项目，在国际知名学术期刊发表了15篇合著论文。2022年，双方首次设立“拜耳科研转化基金”，三年间已有9个项目获得资金支持。 如果说学术合作是拜耳在中国创新土壤中扎下的深根，那么拜耳·亦庄开放创新中心与拜耳Co.Lab共创平台构成的“创新双引擎”，则是伸向产业端的繁茂枝叶。 2025年11月，拜耳·亦庄开放创新中心在北京亦庄国际医药创新公园（BioPark）正式启用。这是拜耳在华设立的首个创新中心，聚焦产业、教育、科研、创业深度融合。拜耳·亦庄开放创新中心的正式启用，是拜耳深化在本地生物科技领域战略布局的重要一步。 与此同时，位于上海的拜耳Co.Lab共创平台正在以另一种方式编织创新网络。自2024年9月正式落地中国以来，这个全球生命科学共创平台在短短15个月内已吸引约12家本土生物技术初创企业入驻，涵盖了小分子、核酸药物、环肽药物、抗体平台、基因治疗、AI药物发现、膜蛋白技术等多元化赛道，构成一个初具规模的前沿技术集群。 2025年9月，拜耳Co.Lab还推出了全球首个链接风险投资机构的平台——拜耳Co.Lab创投联盟，首批合作方包括上实资本、君联资本、IDG资本和康君资本，意在打通入驻企业与国际资本的对接通道。拜耳Co.Lab上海取得的成果不仅是平台自身成长的见证，也验证了中国创新在全球的潜力。 在这张创新生态网络中，与浦合医药的合作是一笔重要是BD交易。 2025年3月，拜耳与苏州浦合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宣布，双方就浦合医药口服小分子PRMT5抑制剂达成全球许可协议。拜耳获得该药物的全球独家开发、制造和商业化权利，并以BAY 3713372为代号启动全球I期人体首次剂量爬坡临床试验。这一交易被拜耳视为“携手中国领先的生物医药企业走向全球医药市场的一个关键里程碑”。 谈及选择中国本土合作伙伴的标准，Rommel博士给出了两条清晰的原则：一是战略协同，“我们期望合作伙伴与拜耳的整体创新战略和优先事项紧密契合，同时致力于解决尚未满足的医疗需求”；二是技术的前沿性与颠覆性，“合作伙伴拥有突破性创新和专有技术，尤其是平台技术”。他将浦合医药的合作视作一个范本，并明确表示，“这些正是我们希望在中国继续开展工作的方式：利用拜耳的全球网络和行业经验，补充本土创新，从而为全球患者带来切实的影响”。 创新的最终落脚点，永远是患者。就在近期，拜耳三款核心药物在中国的适应症得到了拓展。 可申达®（非奈利酮片）在中国获批用于射血分数（LVEF）≥40%的心力衰竭成人患者。这不仅是该药继与2型糖尿病相关的慢性肾脏病之后的又一重大适应症，更标志着LVEF≥40%心衰治疗迈入了一个新阶段。 诺倍戈®（达罗他胺片）在中国获批第三项适应证——联合雄激素剥夺疗法（ADT）治疗转移性激素敏感性前列腺癌（mHSPC）成年患者。这意味着该药联合ADT，无论是否联合多西他赛均可覆盖mHSPC治疗，实现了从非转移性去势抵抗性前列腺癌到转移性激素敏感性前列腺癌的全程布局。 眼科领域，艾力雅®8mg（阿柏西普8mg）在中国获批治疗新生血管（湿性）年龄相关性黄斑变性（nAMD），将治疗间隔从常规的每月一次延长至每4个月一次。 从跨越十二年的高校合作协议，到从北京到上海的“创新双引擎”，拜耳在中国的布局正在呈现一个清晰的逻辑闭环：学术合作抓源头，孵化平台育生态，BD交易链全球，产品落地惠患者。 正如拜耳一直所强调的，我们之所以在中国投资研发，不仅是因为其巨大的市场潜力，更是因为其蓬勃发展的创新生态系统和深厚的科研人才储备”。从“引入”到“共创”，创新的故事主角不再只是一家跨国药企在中国的策略，而是一个正在将本土创新送向全球舞台的生态网络。 一审| 石宛佳 二审| 李芳晨 三审| 李静芝

近年来，免疫治疗的发展与普及彻底改变了晚期非小细胞肺癌（NSCLC）的治疗格局，以帕博利珠单抗等为代表的程序性死亡受体 1（PD-1）、程序性死亡受体配体 1（PD-L1）抑制剂，持续突破长生存定义，不断刷新晚期 NSCLC 患者的生存预期，成为晚期 NSCLC 国内外指南中的标准治疗策略之一。2026 年美国临床肿瘤学会（ASCO）年会 NSCLC 领域精彩纷呈，晚期 NSCLC 治疗格局再度迎来新突破。本文基于 2026 ASCO 最新研究成果，梳理晚期 NSCLC 一线免疫联合策略、给药优化及耐药后新方案等，为临床诊疗提供前沿参考。 一线免疫联合策略持续突破：抗体偶联药物、双抗、创新疗法齐发力 今年 ASCO 最大亮点之一，是抗体偶联药物（ADC）与免疫治疗的强强联合。当地时间 5 月 29 日，OptiTROP-Lung05[1] 研究以口头汇报形式重磅发布，作为全球首个 TROP2 ADC 芦康沙妥珠单抗（sac-TMT）联合免疫一线治疗驱动基因阴性、PD-L1 阳性晚期 NSCLC 的 Ⅲ 期临床试验，本次大会公布了 OptiTROP-Lung05 研究的无进展生存期（PFS）中期分析及亚组分析成果，为驱动基因阴性、PD-L1 阳性晚期 NSCLC 患者的一线治疗带来了破局的新曙光。共 413 例患者接受随机分组，分别接受 sac-TMT 联合帕博利珠单抗治疗（n = 208）或帕博利珠单抗单药治疗（n = 205）。截至 2025 年 9 月 29 日，中位随访时间为 10.5 个月。经盲态独立中心审查（BICR）评估，sac-TMT 联合帕博利珠单抗组的 PFS 较帕博利珠单抗单药组显著延长（中位 PFS：未达到 vs 5.7 个月；HR = 0.35；95% CI，0.26-0.47；P<0.0001）。总生存期（OS）数据尚未成熟，但 sac-TMT 联合帕博利珠单抗组已显示出获益趋势（HR = 0.55；95% CI，0.36-0.85）。BICR 评估的客观缓解率（ORR）在 sac-TMT 联合帕博利珠单抗组中为 70.2%，而帕博利珠单抗单药组为 42.0%。该研究首次证实在驱动基因阴性、PD-L1 阳性晚期 NSCLC 的一线治疗中，中国原研 ADC 药物 sac-TMT 联合帕博利珠单抗治疗对比帕博利珠单抗单药治疗具有显著 PFS 获益。sac-TMT 联合帕博利珠单抗的安全性整体可控，未观察到新的安全性信号。基于 sac-TMT 联合帕博利珠单抗在 PFS 上的显著突破，该联合方案有望挑战并升级现有的免疫单药标准，或可成为驱动基因阴性、PD-L1 阳性晚期 NSCLC 极具临床应用前景的全新一线选择。 本次 ASCO 大会的另一亮点则是 HARMONi-6 OS 中期分析结果的公布[2]。截至 2026 年 2 月 27 日，中位随访时间为 21.36 个月。结果显示，在意向治疗（ITT）人群中，依沃西单抗联合化疗组中位 OS 为 27.9 个月，替雷利珠单抗联合化疗组为 23.7 个月（HR = 0.66，95%CI：0.50-0.87，P = 0.0017），达到预设统计学显著性边界。这意味着，与替雷利珠单抗联合化疗相比，依沃西单抗联合化疗将患者死亡风险降低 34%。 除常规免疫联合化疗外，今年多项研究探索免疫+ADC 新药、免疫+靶向新药、免疫+免疫调节剂等新药新联合策略。整合素 β6 靶向 ADC-Sigvotatug vedotin（SV）联合帕博利珠单抗一线治疗晚期 PD-L1 肿瘤比例分数（TPS）≥ 50% NSCLC  的确认 ORR 为 80%[3]； Necitumumab（靶向 EGFR）联合帕博利珠单抗和化疗一线治疗晚期鳞状 NSCLC 的 ORR 达 75.0%，24 周生存率 95.2%[4]；口服免疫调节剂 Ubenimex 联合帕博利珠单抗加化疗一线治疗晚期鳞状 NSCLC 的 ORR 为 71.4%，中位 PFS 达 16.8 个月（中位随访 12.8 个月）[5]。 给药策略革新：皮下制剂、长周期给药惠及患者 随着抗肿瘤新药研发应 「 以患者需求为导向 」 的指导原则的发布，改善患者治疗体验、提升治疗便利性成为临床研发的重要方向。皮下注射剂型凭借其便捷性、高效性的优势，逐步成为免疫治疗给药方式的重要升级方向，目前纳武利尤单抗、阿替利珠单抗、帕博利珠单抗三款 PD-(L)1 单抗的皮下制剂，凭借药代动力学桥接研究的良好结果，已获得 FDA 批准，用于其静脉给药（IV）剂型已获批的适应症 [6-9]。本次 ASCO 披露的数据显示[10]，皮下 PD-(L)1 制剂虽凭借缩短治疗时间的优势已逐步被临床接纳，但静脉制剂（使用率占 94%）仍占据绝对主导地位，反映出临床医生对于皮下剂型的应用仍有一定提升空间。如何进一步提升皮下制剂临床渗透率可能是目前需要解决的问题。 另有研究证实，帕博利珠单抗 6 周延长给药模式，联合远程医疗随访，可减少患者线下就诊天数，免疫相关不良反应发生率未升高，患者满意度高达 96%，为慢病化管理提供可行路径[11]。 耐药后策略：新药新联合的治疗探索取得了令人鼓舞的进展 免疫耐药至今仍是免疫治疗在肺癌患者中应用的重大挑战之一。本次 ASCO 披露的数据为免疫耐药后的治疗方案的选择提供了新的参考。Plinabulin+多西他赛+帕博利珠单抗三联方案在 PD-1/L1 抑制剂获得性耐药的转移性 NSCLC 患者中展现出有前景的临床疗效[12]，确认客观缓解率为 18.2%，疾病控制率达 79.5%，中位 PFS 为 7.0 个月，中位缓解持续时间 9.3 个月，而中位 OS 长达 34 个月，意向治疗人群 2 年 OS 率达 64.3%。多西他赛联合雷莫芦单抗加帕博利珠单抗治疗 PD-1/PD-L1 抑制剂治疗后进展的转移性或复发性 NSCLC 患者的中位 PFS 为 7.3 个月（95% CI：5.6-9.9），中位 OS 为 15 个月（95% CI：8.4-18.9），安全性可控[13]。另外 IBI363（PD-1/IL-2α 双抗）在经治晚期 NSCLC 中展现强效且持久的抗肿瘤疗效 [14]，在肺鳞癌患者中，3 mg/kg Q3W 剂量组中位 PFS 达到 10.1 (95%CI：6.0-14.0) 个月，中位 OS 达 18.2 (95%CI 10.7-NE; 成熟度 48.4%) 个月，24 个月 OS 率高达 47.8% (95%CI：28.7-64.7)；在 EGFR 野生型肺腺癌患者中，3 mg/kg 剂量组同样观察到优异的长期生存获益，中位 PFS 4.2 个月 (95%CI 3.0, 7.0)，中位 OS 15.2 个月 (95%CI：9.6-NE；成熟度 56.0%)、24 个月 OS 率 42.7% (95%CI： 23.1-61.0)，吸烟史可能是影响免疫耐药肺腺癌疗效的重要因素。在有吸烟史的肺腺癌受试者中，观察到更优的生存获益。所有剂量组吸烟者（n = 31）的中位 OS 达到了 23.4 个月 (95%CI： 11.3-NE，成熟度 48.4%)。 总结 征途不止，晚期 NSCLC 治疗中的优化探索步履不息。ADC、双抗等打破传统治疗局限，有望为患者带来更多治疗选择；给药策略持续优化，皮下制剂、低剂量给药、延长间隔模式在保证疗效的同时，提升患者就医便捷性、降低经济负担；虽然挑战依然存在，但毫无疑问，晚期 NSCLC 正在从 「不可治愈 」逐步迈向「可控可管理」的新阶段。国产创新药、本土研究以及更多全球多中心研究的不断探索与突破，将进一步改写国内外诊疗指南，让更多晚期 NSCLC 肺癌患者实现更长生存、更高生活质量。 专家观点 Q1 本次 ASCO 大会晚期 NSCLC 一线治疗策略有哪些新进展？ 邬麟 教授 现代肺癌免疫治疗最早的重大突破之一源于 PD-1 抑制剂的开发[15]。从 2016 年帕博利珠单抗经 FDA 获批用于晚期 NSCLC 一线治疗至今[16]，PD-(L)1± 化疗仍为晚期 NSCLC 一线的标准治疗方案，尤其是对驱动基因阴性的患者而言[17-18]。但并非所有 NSCLC 患者都能从 PD-(L)1 抑制剂中获益，这一局限性驱动了对新型免疫治疗方法的研究[15]。近年来，创新的免疫治疗模式和新型疗法开始在肺癌治疗领域崭露头角，为选择有限的患者带来了新希望。本次 ASCO 大会有多项研究公布了晚期 NSCLC 一线治疗数据。 传统 PD-1 单抗迎来迭代交接，免疫联合方案取得突破进展，ADC+免疫 (OptiTROP-Lung05)、双抗+化疗 (HARMONi-6)、免疫+抗血管+化疗 (TQB2450-III-11) 等相关研究报道备受瞩目。 OptiTROP-Lung05[1] 是「ADC+免疫」这一全新治疗范式在驱动基因阴性、PD-L1 阳性晚期 NSCLC 人群中的一线探索，研究头对头对比免疫单药，PFS 在全人群中的获益有统计学显著性差异，HR 值 0.35，显著降低疾病进展风险，ORR 在 ADC 联合免疫治疗组达到 70.2%，OS 当前尚不成熟，但已见获益趋势，有望打破当前「免疫单药/免疫+化疗」主导的一线格局，新增高效、安全可控的重要选项。HARMONi-6[2]OS 期中分析结果显示，依沃西单抗联合化疗一线治疗晚期鳞状 NSCLC 的中位 OS 达到 27.9 个月（中位随访时间为 21.4 个月），替雷利珠单抗联合化疗组为 23.7 个月，HR 为 0.66，该研究标志着中国原研抗 PD-1/VEGF 双抗在鳞癌一线治疗取得重大突破，有望改写临床实践。TQB2450-III-11[19] 证实，贝莫苏拜单抗联合化疗，后续序贯贝莫苏拜单抗联合安罗替尼的治疗方案，可显著改善 EGFR/ALK/ROS1 野生型晚期非鳞状 NSCLC 患者的 PFS，且整体安全性可控，有望成为该类患者一线治疗的新选择。 靶向治疗也迎来了新的突破。CROWN[20] 研究重磅更新了 7 年随访数据，夯实了洛拉替尼在 ALK 阳性晚期 NSCLC 中不可撼动的一线地位，洛拉替尼组中位 PFS 仍未达到，而克唑替尼组则为 9.1 个月，HR 为 0.19；洛拉替尼组和克唑替尼组的 7 年 PFS 率分别为 55% 和 3%；证明了洛拉替尼作为首个单药在驱动基因阳性患者当中达到了史无前例的 PFS 获益。 WU-KONG28[21]研究证明，对于既往未治疗的 EGFR exon20ins 阳性晚期非鳞 NSCLC，舒沃替尼较含铂化疗显著延长 PFS，提高客观缓解率，并带来更深和更持久的肿瘤缩小。标志着 EGFR exon20ins NSCLC 这一长期被视为「难治」的突变类型，终于有望迎来高效、便捷的口服靶向治疗新选择，使初治患者摆脱对传统化疗的依赖，为全球数以万计的患者开辟了全新的治疗路径。 Q2 您如何看待 ADCs 在驱动基因阴性、PD-L1 阳性晚期 NSCLC 一线治疗中的治疗价值以及治疗前景？ 任胜祥 教授 对于驱动基因阴性 PD-L1 阳性的晚期 NSCLC 患者，既往 KEYNOTE-024 研究[22-23]，KEYNOTE-042 研究[23-24] 分别提示，对于 PD-L1≥50% 的人群，或者进一步的扩展到 PD-L1 表达 ≥1% 的人群，采用帕博利珠单抗单药的治疗是一个可选的治疗方案。同样 KEYNOTE-189 研究[25]，KEYNOTE-407 研究[26]也反复的证实，免疫联合化疗是上述人群的常规治疗方案。近年来，随着新药物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双抗类药物以及 ADC 类药物在驱动基因阴性 PD-L1 阳性的晚期 NSCLC 患者相继进行探索。 OptiTROP-Lung05 是今年 ASCO 大会最重磅的研究之一，采用 ADC 类药物 (芦康沙妥珠单抗) 联合帕博利珠单抗对比帕博利珠单抗单药治疗在驱动基因阴性、PD-L1 阳性晚期 NSCLC 的疗效和安全性的数据，和单纯的帕博利珠单抗相比，芦康沙妥珠单抗与帕博利珠单抗的联合治疗取得了显著的 PFS 获益。HR 也就是风险比为 0.35，提示一线接受芦康沙妥珠单抗联合帕博利珠单抗治疗，疾病进展风险下降 65%，获益显著，这一获益幅度超过既往免疫联合化疗对比免疫治疗的 PFS 改善，通常 HR 在 0.5-0.6 左右，掀起了免疫治疗的第二波高潮[1,25-26]。 为什么采用 ADC 联合免疫治疗能够达到这么好的治疗结局？核心原因在于， ADC 为抗体偶联细胞毒性的药物[27]，在作用机制上，ADC 类药物除了采用毒素来杀伤肿瘤细胞之外，还可以通过抗体对 ADCC、ADCP 或者是 CDC 的作用，来维持诱导 ICD 也就是免疫原性细胞的凋亡，进一步增加 T 细胞的浸润，以及 DC 细胞的表达。在免疫治疗起效的 7 个关键环节中增加了两个主要环节。这也是临床上第一次在肺癌治疗领域，观察到 ADC 类药物联合免疫治疗能够发挥协同作用达到 1+1>2 的效果的核心因素之一，本次 ASCO 大会仅报道了 OptiTROP-Lung05[1] 无进展生存期的数据，未来期待 OS 数据的最终的公布，为这一联合治疗策略提供更有力的证据支持。 OptiTROP-Lung05 的亚组分析结果[1]，提示 PD-L1≥50% 的患者以及 PD-L1 1%～49% 的患者均有获益，且 PD-L1 1%～49% 患者获益更多。同样在鳞癌和非鳞癌患者中也观察到相似的获益。OptiTROP-Lung05 研究将有望改写临床指南，成为驱动基因阴性、PD-L1 阳性 NSCLC 一线治疗策略，新的治疗策略也将为全球肺癌患者带来更好的治疗选择。 Q3 您如何看待晚期 NSCLC 中的免疫耐药问题，免疫耐药后如何应对？有哪些后线治疗新策略？ 任胜祥 教授 OptiTROP-Lung05[1] 研究提示晚期 NSCLC 一线免疫治疗迎来了新的突破，但是临床上即使免疫治疗有效的患者在经过长时间的免疫治疗之后，也不可避免的会出现耐药[28]，包括 KEYNOTE-189[25]、KEYNOTE-407[26] 在内的以及国内很多化疗联合免疫治疗的临床研究[29]，都非常一致的提示，5 年随访疾病仍然没有进展的概率，可能只有 10%～15% 左右，意味着 80%-90% 的肺癌的患者在接受免疫治疗之后，都会出现耐药，耐药包括原发性耐药以及获得性耐药，因此这也是当前临床上所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 针对耐药患者，NCCN 指南[18]以及中国的 CSCO 指南[17]提示，目前的标准治疗为化疗或者使用抗血管多靶点药物。然而单药化疗或者含铂双药化疗，以及单纯的抗血管药物治疗的疗效并不是特别理想。因此包括研究所、制药企业以及医疗医院系统都不断探索新的治疗手段和方法。既往探索包括联合局部治疗，比如寡转移患者予以局部放疗，或者予以局部消融治疗，或者予以局部手术治疗，这些方案均显示出较好的治疗效果。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新型抗肿瘤治疗手段，包括 ADC 类的药物、双抗类药物、溶瘤病毒等。 虽然既往免疫耐药在 NSCLC 中的探索并不乐观，多数 III 期研究以失败告终，但是近年来包括今年的 ASCO，还是有许多研究取得了突破。前面提到 ADC 类药物联合免疫治疗较帕博利珠单抗单药一线治疗获益更显著[1]，在二线治疗领域，今年 AACR 大会中，一项来自于中国的单臂研究显示[30]，采用 B7-H3 的 ADC 联合免疫治疗，客观有效率接近 50%，同时显著延长中位 PFS。在既往 II 期临床研究结果的基础上，目前国内企业正在开展一项 III 期临床研究，旨在评估 B7-H3 ADC 联合免疫治疗对比多西他赛的疗效与安全性。对于符合入排标准的适宜患者，可考虑积极参与该项临床研究。 除了 PD-1/VEGF 之外，今年 ASCO 大会中披露了 PD-1/IL-2α-bias 双抗 (更加偏向于 α 亚基的双抗) 在后线治疗里面显示出了较好的应用前景[14]，目前也正在晚期肺鳞癌中开展Ⅲ期临床研究；另外针对于 IL-2 抗体，今年 ASCO 大会公布的针对 IL-2 mRNA 疫苗性质的双抗也在一线治疗领域取得了不错的结果[31-32]，针对于这一个靶点，未来有很多可进一步探索和探讨的方向。上海市肺科医院可能会在今年 ESMO 大会上有其他双抗数据公布，如 PD-1/IL-15 双抗，也期望有更多专业人士可以参与到相关的临床研究中。 溶瘤病毒的探索也在如火如荼的发展，在耐药人群中，采用联合治疗的模式以及单药治疗的模式均取得了不错的治疗结果。TILs 是免疫治疗发挥核心的关键，现在 TILs 浸润性的淋巴细胞的制备工艺也得到了极大的改善，目前也正在探索 TILs 联合免疫治疗在后线治疗中的应用。 总体来看，虽然过去 2～3 年前，耐药后都遵循标准治疗方案，且愈后较差。但从 2025 年开始到 2026 年，在这一赛道有越来越多新型药物正在进行相应的探索，如 ADC 类药物客观有效率达 30%[33]，双抗类药物客观有效率也达到 30% 以上[34]，相较单药化疗 10% 左右的有效率，有了极大的提升，期待上述提及的Ⅲ期临床研究最终能够成功以及获批、成为可选的治疗方案。 Q4 基于现有晚期 NSCLC 治疗方案，您认为未来晚期 NSCLC 的治疗可以向哪些方面进行探索？ 邬麟 教授 新型疗法探索：比如今年在 ASCO 会议上面崭露头角的一些双特异性抗体，已经获得比较成功的探索经验的就是 PD-1/VEGF 双特异性抗体，其在驱动基因阴性、PD-L1 高表达人群，EGFR 突变耐药人群中均展现出超越传统单靶点药物的潜力；ADC 从后线走向前线，从 HER2 扩展到 TROP2、HER3、cMET，成为填补靶向/免疫耐药后空白的关键力量；新型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CIs）的探索正在进行，如针对 TIGIT 和 LAG-3 的下一代 ICIs，目前已有多项 III 期临床研究正在开展，期待未来两年内能看到最终结果，是否能打败目前的免疫治疗联合化疗的格局；另外，疫苗目前在肺癌领域也做了很好的探索，比如疫苗与 ICIs 联合使用时可将免疫学上的「冷」肿瘤转化为「热」肿瘤，有望重塑肿瘤免疫微环境，重建有效的抗肿瘤免疫应答，未来可期；此外，细胞免疫治疗领域亦呈快速发展态势，比如针对 TILs 细胞治疗，以及针对新型靶点的 CAR-T 与 TCR-T 细胞疗法等正在以肺癌为代表的实体瘤领域积极探索，有望在未来获得新的突破，这也是我们所期待的[2,16,28,35-36]。 给药方式及方法的探索：如皮下制剂，目前有几款 PD-(L)1 单抗的皮下制剂，凭借药代动力学桥接研究的良好结果，已获得 FDA /NMPA 批准，皮下制剂可在追求生存期延长的同时，兼顾提高患者就医体验[6-9,37]；给药间隔优化可能是提升患者治疗满意度的另一途径，本次 ASCO 数据披露 96% 的患者认为可以从 「 基于远程医疗并延长给药间隔 」 的模式中获益，因此，这种与患者之间的对于治疗模式的探索的互动，可能是未来的一个探索的方向[11]。 邬麟 教授 湖南省肿瘤医院（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附属肿瘤医院） 内科教研室主任 二级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博士后合作导师 GCP 肿瘤专业负责人、胸内二科主任 湖南省肺癌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主任 湖南省卫生健康高层次人才学科带头人 主要从事肺癌的内科治疗、新药临床试验和转化研究。主持国际、国内多中心临床试验 200 余项，主持省部级课题 20 余项，发表论文 200 余篇，部分成果发表在 JAMA、Lancet Oncology、JCO、JTO、Nature Communications、BJC 等著名国际期刊。 担任中国抗癌协会（CACA）老年肿瘤专委会副主委，中国医促会肿瘤肿瘤舒缓治疗学分会副主委，CSWOG 肺癌专业委员会候任主委，中国老年保健协会肺癌专业委员会副主委，中华医学会肿瘤学分会肿瘤内科专委会委员，中国临床肿瘤学会（CSCO）理事，CACA 临床化疗专业委员会常委、小细胞肺癌专委会常委、原发灶不明及多原发癌专委会常委，CSCO 罕见肿瘤专家委员会常委、老年肿瘤专委会常委，湖南省健康服务业协会肿瘤防治分会理事长，湖南省抗癌协会肿瘤化疗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湖南省医师协会肿瘤医师分会副会长，湖南省抗癌协会肺癌专业委员会副主委等多个学术任职。 任胜祥 教授 同济大学附属上海市肺科医院  肿瘤科 科行政主任 同济大学附属上海市肺科医院 I 期临床研究病房 主任 同济大学附属上海市肺科医院 肺癌与免疫实验室 主任 主任医师  教授 博士生导师 国家优秀青年医师，上海市先进工作者 世界免疫协会亚洲分会（WIC-Asia）临床委员会 主任委员 国际肺癌研究协会（IASLC）教育委员会 委员 中国医促会胸部肿瘤学分会 主任委员 CSCO 非小细胞肺癌专委会 副主任委员 上海市医师协会肿瘤医师分会 副主任委员 上海市抗癌协会转化研究委员会 副主任委员 上海市抗癌协会肺癌分子靶向免疫治疗委员会 副主任委员 小调研： ✩ 本文仅供医疗卫生等专业人士参考 内容审核：方程 项目审核：王安欣 参考文献： [1]Caicun Zhou, et al. 2026 ASCO.#8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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