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的中国创新药出海,正呈现出一种奇特的镜像:一面是烈火烹油的繁荣,一面是暗流涌动的退潮。国家药监局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突破1200亿美元,同比增长36%。石药集团与阿斯利康185亿美元的平台级合作、信达生物与礼来的多次牵手、迪哲医药舒沃哲6亿美元首付款的纪录——每一笔交易都在刷新行业的想象边界。然而,另一组数字同样触目惊心:据动脉网不完全统计,2020年完成的62起License-out交易中,已有25起明确终止合作,退货率高达40%;2021年和2022年的退货率也分别达到20%。“退货”,正在成为中国创新药出海叙事中不可回避的关键词。但它的含义,远不止“被抛弃”这么简单。退货的多重面孔2026年伊始,宜明昂科宣布与合作方Axion Bio终止协议,将IMM2510(PD-L1/VEGF双抗)和IMM27M(CTLA-4单抗)两条管线的海外权益全部收回,累计仅收到3500万美元款项,而当初这笔交易的总金额号称超过20亿美元。几乎同一时间,德国默克宣布终止与恒瑞医药围绕PARP1抑制剂的全球授权合作;更早之前,辉瑞一款来自和铂医药的ADC药物在临床启动仅一年多后便因“商业战略原因”被叫停,计划招募人数从365例骤减至19例。这些案例并非孤例,却各有各的面孔。有的是临床数据“见光死”。 石药集团Claudin18.2 ADC项目EO-3021授权给Elevation Oncology后,美国I期临床的客观缓解率仅为22.2%,远低于中国数据,最终被退回。同一靶点上,科伦博泰的SKB315因全球同类药物多已进入III期、自身进度不占优而被默沙东退回。有的是买方战略转向。 诺诚健华的奥布替尼被渤健依据“便利性终止”条款退回,彼时渤健正经历管理层变动,陆续调整了多项外部合作。和铂医药的双抗HBM7008遭Cullinan退货,同样因为合作方战略转型。还有的走向了法庭。 诺和诺德指控亨利医药故意隐瞒临床数据,索赔60亿元人民币,成为近年来最激烈的BD纠纷。三叶草生物与GAVI的疫苗预购协议纠纷中,对方要求退还2.24亿美元预付款,双方至今僵持不下。为什么退货率如此之高?40%的退货率看起来惊人,但如果放在全球生物医药BD的大背景下,这个数字并非不可理解。一位创新药领域BD专业人士向动脉网坦言,BD终止或退货不仅发生在中国与海外药企的合作中,也频繁出现在欧美之间的交易里。根据SRS ACQUIOM的数据,2023年生物制药领域里程碑的整体兑现率仅为22%,其中III期后的商业化里程碑更是不足10%。换言之,签下BD协议只是漫长征程的起点,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但中国创新药面临的问题有其特殊性。首先是同质化。 中国医药创新促进会资深会长宋瑞霖直言,中国医药创新研发的同质化现象依然突出,在肿瘤领域尤为显著。当PD-1、Claudin18.2、TIGIT等靶点拥挤不堪,跨国药企在筛选管线时的标准已经从“有没有疗效”升级为“能不能成为同类最佳”。仅靠“快”已不够,差异化能力正取代临床数据的“及格线”,成为决定管线存亡的关键变量。其次是系统能力的缺失。 一位创新药领域资深投资人指出,中国生物科技大规模对外授权的历史尚短,尚未进入“终止”事件的高发期;同时,终止消息往往对企业股价或后续融资不利,导致企业缺乏主动披露的动力,使这一常态被掩盖。换句话说,40%可能只是冰山露出水面的部分。更深层的问题在于,中国药企在BD交易中的角色。 中国生物制药首席执行长谢承润算过一笔账:一款药在欧美从开发到上市,平均耗资26亿美元,周期为8至10年,“十个产品里可能只有一个成功,这意味着就要耗资200多亿美元”。如此高昂的成本构成了跨国药企的天然壁垒。中国药企大量处于临床前或I期阶段的项目,失败概率本就更甚。退货之后,故事并未终结被退货的“青苗”,命运并不只有枯萎一条路。奥布替尼的故事颇具代表性。2023年被渤健退货后,诺诚健华并未放弃。这款BTK抑制剂在中枢高渗透性和靶点高选择性上的差异化优势并未消失,公司选择用后续临床数据去重新验证资产价值。行业知情人士回忆,“当时资本市场关注度非常高,而公司内部更关注的,是如何用后续临床数据和监管进展去验证资产价值”。如今,奥布替尼已在血液肿瘤领域全线获批并纳入医保,仍在寻找新的出海路径。更富戏剧性的是宜明昂科的“主动退货”。由于其合作方Instil Bio临床推进进展不佳,且公司疑遭财务危机,而PD-1/VEGF双抗在康方生物依沃西头对头击败K药后已成为“当红炸子鸡”,宜明昂科收回资产后很可能以更好的价格找到更优质的合作方。这次“退货”消息反而带来了卖方股价的上涨。这些案例揭示了一个更积极的信号:退货并非失败的终点,而可能是一次重新定价、重新配对的机会。关键在于企业是否具备将资产价值“讲清楚”的能力。从“卖管线”到“建能力”退货潮的深层启示在于:中国创新药出海正在经历一场从“卖产品”到“建能力”的范式转换。复星医药走了一条不同寻常的路。当“借船出海”仍是普遍选择时,复星选择“造船出海”——与韩国AriBio签署协议,拿下阿尔茨海默症在研新药AR1001的全球权益,由自身主导全球开发、注册、生产和商业化。复星国际联席CEO陈启宇将此举定义为从“卖权益”到“拿权益”的转变,试图补齐中国药企长期缺失的全球商业化能力。谢承润则提出了更具雄心的“集团军作战”构想。他推动成立上海生物医药企业国际化发展协会,恒瑞医药、信达生物、石药集团、百济神州等50余家药企已确认加入,核心目标是搭建“多中心临床互认体系”,让更多中国创新药先在亚太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快速上市,再覆盖全球市场。他坦承最大难点不在技术标准,而在监管主权与政治互信,但“正因为难,才需要龙头企业联合推动,而不是各自为战”。在合同层面,行业也在吸取教训。法律界人士建议,授权方应在谈判阶段围绕“无因解除”条款争取更完善的保护机制:设定“锁定期”、约定强制支付“分手费”、将首付款约定为不可退还等。亨利医药与诺和诺德的纠纷已产生连锁反应,2025年2月起,跨国药企对中国项目的尽调周期从6至12个月延长至18至24个月,部分交易甚至要求签署“数据承诺书”。一场必要的“成人礼”回到那个核心问题:退货潮意味着中国创新药的出海故事讲不下去了吗?数据给出的答案是否定的。2026年上半年,对外授权交易总额已达997亿美元,体量是2024年全年的2倍。首付款规模超过百亿美元,单笔平均交易金额稳步增长。更值得关注的是,中国在研创新药总数截至2025年底已达4751个,全球份额持续攀升。量的积累仍在加速,质的跃升也已在部分领域显现。但退货潮确实标志着一种转折。当中国创新药从“被扫货”的卖方市场,进入“被筛选”的买方市场,行业的竞争逻辑正在被重写。过去几年,BD交易一度被当作biotech的“救命稻草”,但正如一位行业观察者所言,保持理性,切忌将BD当作救命稻草。商业化才是检验创新价值的最终考场,而中国创新药在海外的销售收入占比仍不足5%,与约30%的全球研发项目贡献形成鲜明反差。退货,本质上是一场压力测试。它测试的不是中国创新药有没有价值,而是这些价值能否经得起全球最严苛标准的审视。40%的退货率或许是行业早期阶段的必然代价,但每一次退货都在倒逼企业回答一个更根本的问题:我的产品,到底是“me-too”还是“me-better”,甚至“first-in-class”?当潮水退去,才知道谁在裸泳。而当退货成为常态,真正的创新者才有机会证明自己的价值。这场退货潮,或许正是中国创新药出海必须经历的“成人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