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lisotuzumab adizutecan

点击蓝字 关注我们 引用本文：陈军, 韩宝惠, 胡毅, 等. MET异常非小细胞肺癌诊疗中国专家共识(2026版)[J]. 中国肺癌杂志, 2026, 29(5): 332-347. 【摘要】 间质上皮细胞转化因子（mesenchymal-epithelial transition factor, MET）基因位于人类第7号染色体，在细胞增殖、迁移、侵袭及血管新生等生理过程中发挥关键调节作用。作为非小细胞肺癌（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NSCLC）的主要驱动基因之一，MET异常可表现为MET基因14号外显子（MET exon 14, METex14）跳跃突变、基因拷贝数扩增、蛋白水平过表达、基因融合及活化突变等多种形式。本共识由中国老年保健协会肺癌专业委员会牵头，在2025版基础上进行了重要更新：提高MET扩增与蛋白过表达检测的推荐级别，要求对所有初诊及表皮生长因子受体-酪氨酸激酶抑制剂（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tyrosine kinase inhibitors, EGFR-TKIs）耐药后的NSCLC患者常规开展这两项检测；规范了驱动基因阴性和EGFR-TKIs耐药后MET扩增的靶向治疗策略；针对MET蛋白过表达，分别就MET-TKIs耐药后与驱动基因阴性两种情境给出具体治疗建议，旨在为临床精准治疗提供更具操作性的参考。 【关键词】 肺肿瘤；MET异常；METex14跳跃突变；MET扩增；MET蛋白过表达；靶向治疗；MET-TKIs 间质上皮细胞转化因子（mesenchymal-epithelialtransition factor, MET）作为非小细胞肺癌（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NSCLC）的重要肿瘤驱动基因，其临床价值日益凸显。随着检测技术的进步和新药的持续研发，MET异常NSCLC患者的诊疗水平不断提升，预后得到改善[1]。MET异常主要包括基因突变、基因扩增、蛋白过表达和基因融合等类型。其中MET14号外显子（MET exon 14, METex14）跳跃突变和MET扩增在我国已有获批靶向药物，具有明确临床可操作性，成为NSCLC精准诊疗的重要靶点[2]。 为规范MET异常NSCLC的临床诊疗，中国老年保健协会肺癌专业委员会牵头制定并发布《MET异常NSCLC诊疗专家共识（2025版）》[3]，为临床实践提供了重要指导。鉴于MET异常相关检测技术与靶向药物研发更新迅速，最新研究证据不断积累，中国老年保健协会肺癌专业委员会在2025版共识基础上，系统梳理国内外最新循证证据与临床研究成果，经多学科专家充分研讨、审慎修订，形成《MET异常非小细胞肺癌诊疗中国专家共识（2026版）》，以期进一步指导临床规范化诊疗。 本共识专家组由全国多地区、多学科的肺癌诊疗专家组成。专家组严格遵循循证医学原则，系统检索国内外MET异常相关文献，筛选高证据等级、贴近临床实践的研究作为参考。经多轮专家论证，就MET异常检测与治疗的核心问题达成一致意见，最终形成本共识。 在整合专家临床经验的基础上，最终形成10项具有临床指导价值的共识。共识推荐强度分级如下：1A级：基于高质量荟萃分析或随机对照试验，专家意见高度一致；1B级：证据级别与1A级相同，但专家存在部分分歧；2A级：证据级别较低，但专家意见一致；2B级：证据级别较低，专家意见虽有分歧但差异不大；3级：专家组成员间存在显著争议。 本共识已在国际实践指南注册与透明化平台（http://guidelines-registry.org）注册，注册号：PREPARE-2026CN1316。 1 MET异常的概念和流行病学特点 1.1 MET基因 MET基因是一种编码蛋白酪氨酸激酶（tyrosine kinase domain, TK）的原癌基因，DNA序列全长约125 kb，其产物是肝细胞生长因子受体（hepatocyte growth factor receptor, c-Met/HGFR），该受体属于跨膜受体TK（receptor tyrosine kinase, RTK）家族。c-Met蛋白分为胞外、胞内两大功能区域，胞外区由SEMA、PSI及IPT1-4结构域构成，主要协同参与蛋白功能调控；胞内区包含近膜结构域、TK结构域（TK domain, TKD）及C端多功能对接位点（C-terminal multif unctional docking site, MDS）组成。 生理状态下，肝细胞生长因子（hepatocyte growth factor, HGF）与c-Met蛋白特异性结合后，可诱导受体二聚化与自身磷酸化，进而激活丝裂原活化蛋白激酶（mitogen-activated protein kinase, MAPK）、磷脂酰肌醇3-激酶/蛋白激酶B（phosphatidylinositol 3-kinase/protein kinase B, PI3K/Akt）、信号转导和转录活化因子3（signal transducer and activator of transcription 3, STAT3）等下游信号通路，调控细胞增殖、迁移、侵袭及血管生成等生物学过程。而MET基因发生异常改变时，会导致信号通路持续异常活化，驱动肿瘤发生、发展或诱导耐药。 MET基因异常主要为基因扩增和基因突变。MET扩增高发于肺癌、胃癌、乳腺癌等恶性肿瘤，通过上调c-Met蛋白表达持续激活致癌信号；MET基因突变整体发生率较低，但在NSCLC、肾细胞癌等特定肿瘤中已鉴定出多种MET基因突变亚型。此外，肿瘤微环境中肿瘤细胞与间质细胞的相互作用可诱发HGF过表达，进一步持续激活c-Met，形成致癌正反馈环路。深入解析MET异常的调控机制，对MET异常肿瘤患者的精准筛查、靶向治疗选择、疗效预测及预后改善具有重要的临床指导价值[2]。 1.2 METex14跳跃突变 METex14跳跃突变核心机制为mRNA剪接过程中缺失14号外显子编码序列[4]。这种结构变化阻碍了MET蛋白与泛素化蛋白的正常结合，使蛋白降解途径受阻，从而维持持续的TK信号转导活性，持续激活下游致癌信号，增强肿瘤细胞增殖、迁移、侵袭等恶性生物学特性。 该突变的发病率存在人群与病理亚型差异：中国NSCLC人群METex14跳跃突变检出率为0.9%-2.0%[5-8]，西方人群检出率略高，为2%-4%[9]。病理亚型层面，肺腺癌突变率约3%[10]，肺鳞癌为1%-2%[11]，而肺肉瘤样癌则显著升高至13%-22%[12,13]。该突变可与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 EGFR）异常共存，其中合并EGFR突变的比例为0.3%-10.0%，合并EGFR扩增的比例为6.4%-28.5%[14]。 流行病学特征显示，METex14跳跃突变好发于老年患者[14]，患者中位年龄为72.5岁[15]。此类突变肿瘤侵袭性强，易诱导多重抗肿瘤药物耐药，患者整体预后较差[16]。临床数据显示，该突变NSCLC患者接受一线化疗的中位总生存期（overall survival, OS）仅6.7个月[16]；一线免疫治疗疗效同样有限，局部晚期或转移性患者的客观缓解率（objective response rate, ORR）仅17%-35.7%，中位无进展生存期（progression-free survival, PFS）仅1.9-4.9个月[17]。究其原因，此类患者肿瘤突变负荷（tumor mutational burden, TMB）普遍偏低，即便程序性细胞死亡配体1（programmed cell death ligand 1, PD-L1）阳性甚至高表达，免疫单药治疗获益并不理想，且该特征在肺肉瘤样癌患者中更为突出[18]。目前，针对PD-L1阳性合并METex14跳跃突变的NSCLC患者，仍缺乏能带来显著临床获益的标准一线方案。 1.3 MET扩增 MET扩增是指肿瘤细胞中MET基因拷贝数异常增多，进而导致c-Met蛋白过度表达、通路持续激活，驱动肿瘤增殖、侵袭与转移，是NSCLC重要的致癌机制与耐药机制。根据基因变异形式，可分为局部扩增与7号染色体多倍体两类，其中局部扩增发生率为1%-7%，7号染色体多倍体为7%-23%，整体总发生率为10%-26%[19]，数据差异主要与检测方法、样本来源、入组人群有关。 MET扩增的致癌模式主要包含3种：一是作为靶向治疗后的获得性耐药事件，也是临床最常见模式；二是初治肿瘤患者中与EGFR等驱动基因突变共存，协同致癌；三是作为独立驱动因素诱发肿瘤。在耐药场景中，第一、二代EGFR-TKIs治疗耐药后，MET扩增发生率为5%-22%[20-21]；第三代EGFR-酪氨酸激酶抑制剂（tyrosine kinase inhibitors, TKIs）奥希替尼一线治疗耐药后，其发生率达30.9%[22]，二线治疗耐药后为5%-50%[23]。此外，MET扩增也是间变性淋巴瘤激酶（anaplastic lymphoma kinase,ALK）-TKIs的重要耐药机制，第二、三代ALK-TKIs治疗耐药后，其发生率约为13%[24]。 1.4 MET蛋白过表达 MET蛋白过表达独立于基因扩增与突变，是MET通路异常活化的重要形式，其发生机制复杂且受多因素调控。核心诱因包括：EGFR、Kirsten大鼠肉瘤病毒癌基因同源物（Kirsten rat sarcoma viral oncogene homolog, KRAS）等致癌基因异常激活，间接上调MET蛋白表达；肿瘤缺氧微环境激活缺氧诱导因子1α（hypoxia inducible factor-1α, HIF-1α）等转录因子，促进MET基因转录；同时，肿瘤微环境中的炎症因子、促血管生成因子及 HGF信号异常、MET基因转录失调，均会进一步加剧MET蛋白过表达[25]。 中国NSCLC患者MET蛋白过表达发生率为17.5%-63.7%，西方人群为35%-72%[26-28]。经EGFR-TKIs治疗的EGFR突变晚期NSCLC患者，MET蛋白过表达率为30.4%-37.0%，EGFR野生型患者中发生率更高，达44.4%[29]；病理亚型中，肺腺癌患者可达65%[30]。 1.5 MET基因融合 MET基因可与多种基因发生融合变异，融合基因可驱动MET受体持续活化，激活下游致癌信号通路，促进肿瘤发生进展。该变异在NSCLC中整体发生率较低，其中KIF5B-MET为临床最常见的MET融合亚型[31]。 1.6 MET活化突变 除METex14跳跃突变外，MET突变可发生在TKD、胞外Semaphorin（SEMA）结构域或近膜结构域。目前在NSCLC患者中已证实的功能性突变包括胞外结构域E168D、N375S突变，可促进SEMA结构域二聚化；近膜结构域R988C、T1010I突变及D1020、Y1021位点氨基酸置换，也可异常激活MET信号通路。 2 MET异常的检测 2.1 检测MET异常的必要性 2.1.1 国内外权威指南均推荐METex14跳跃突变为必检基因 美国国立综合癌症网络（National Comprehensive Cancer Network, NCCN）[32]、MET异常NSCLC诊疗专家共识（2025版）[3]、欧洲肿瘤内科学会（European Society for Medical Oncology, ESMO）[33]、IV期原发性肺癌中国治疗指南（2026版）[34]以及中国临床肿瘤协会（Chinese Society of Clinical Oncology, CSCO）[35]等国内外权威指南，均一致推荐将METex14跳跃突变列为必检基因。目前，全球已有多种针对METex14跳跃突变的MET-TKIs获得临床批准。对于晚期NSCLC患者而言，检测METex14跳跃突变有助于筛选出可能从MET-TKIs靶向治疗中获益的人群。除上述国际指南外，国内最新发布的中华医学会肺癌临床诊疗指南、亚洲胸部肿瘤学研究小组（Asian Thoracic Oncology Research Group, ATORG）制定的NSCLC MET改变专家共识[36]、中国专家团队达成的NSCLC MET检测临床共识[37]以及2026版中国IV期原发性肺癌诊疗指南[34]也均对此予以明确推荐。 2.1.2 国内外权威指南均推荐进行MET扩增及过表达检测 MET基因扩增与MET蛋白过表达既是NSCLC的原发性致癌驱动因素，也是EGFR-TKIs继发性耐药关键机制之一，具备重要的临床检测与指导治疗价值。目前，MET-TKIs已获批用于MET扩增相关肿瘤的治疗，证实MET扩增可作为指导临床治疗的重要分子标志物。同时，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FDA）已批准MET抗体偶联药物（antibody drug conjugate, ADC）的相关适应证，证实MET蛋白过表达可作为独立的生物标志物。晚期NSCLC患者尤其是EGFR-TKIs耐药后患者的后续治疗选择较为有限，多项临床研究证实，存在MET基因扩增[38-40]或MET蛋白过表达[41,42]的EGFR-TKIs耐药患者，接受MET-TKIs治疗可获得明确临床获益。基于循证医学证据，国内外多项权威肿瘤诊疗指南[32,35-37,43]均推荐将MET扩增与MET蛋白过表达纳入晚期NSCLC患者的检测项目。目前，MET蛋白过表达纳入晚期NSCLC患者的检测项目。目前，EGFR-TKIs耐药后再次进行基因检测已成为临床常规操作，对于无法获取肿瘤组织标本的患者，液体活检可作为有效的补充检测手段，满足临床基因检测需求[44]。 专家共识1：推荐所有病理类型（包括腺癌、鳞癌、肉瘤样癌等）的晚期NSCLC患者在诊断时常规进行METex14跳跃突变（1A）、MET基因扩增（1A）及MET蛋白过表达（2B）检测；对于EGFR-TKIs耐药后的NSCLC患者，推荐进行MET基因扩增（1A）和MET蛋白过表达（2B）检测。 2.2 MET异常的检测方法 2.2.1 METex14跳跃突变检测方法 实时定量聚合酶链式反应（real-time quantitative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RT-qPCR）通过设计覆盖MET基因13和15号外显子区域的特异性引物，可高效检测RNA水平的突变情况。该方法操作简便、周期短、结果准确，应用广泛。需注意，该技术对 Y1003位点突变可能存在检测盲区，且因RNA易降解，实验全程需严格把控样本质量，确保核酸完整性。 DNA下一代测序（next-generation sequencing, NGS）采用杂交捕获或扩增子建库策略，特异性富集METex14跳跃突变相关基因组区域以实现靶向测序。该技术通量高、准确性较好，但检测周期较长，且检测效能可能受引物优化程度、生物信息学分析水平及探针覆盖范围等多重因素制约。文库构建时需确保覆盖MET基因13号内含子、14号外显子及其下游50 bp区域。此外，用于NGS数据分析的参考数据库必须包含完整的METex14跳跃突变位点信息，并保持动态更新。 RNA NGS可通过RNA层面检测MET基因13、15号外显子的融合情况，为METex14跳跃突变的诊断提供直接依据。该方法检测范围明确、操作流程简便，但存在样本质量要求高、检测周期长、临床可及性有限等不足。与RT-qPCR类似，该方法对某些罕见MET变异类型也可能存在漏检风险。 专家共识2：METex14跳跃突变可采用RT-qPCR、DNA NGS或RNA NGS进行检测，各方法均有其优缺点，必要时可相互验证或补充检测（1A）。 2.2.2 MET基因扩增检测方法 MET基因扩增可采用荧光原位杂交（fluorescence in situ hybridization, FISH）和DNA NGS两种方法检测。 FISH技术是检测MET基因扩增的金标准，其判定标准主要有两种。依据Cappuzzo标准，即通过每个细胞中MET基因拷贝数（gene copy number, GCN）进行定量分析。该方法操作简便、临床适用性强，但存在将多倍体误判为局部扩增的固有缺陷，可能导致结果偏差。美国科罗拉多大学癌症中心（University of Colorado Cancer Center, UCCC）提出的第二种方法采用MET基因与7号染色体着丝粒（centromere of chromosome 7, CEP7）的比值（MET/CEP7）进行计算，有效弥补了前一方法的不足。该方法以MET/CEP7≥2.0作为扩增判定标准，并将扩增程度细分为低、中、高三个等级，从而更精确地评估非多倍体情况下的MET扩增水平[19]，显著提升了检测准确性。研究数据显示，随着MET扩增水平提升，伴随其他基因变异的比例呈下降趋势，其驱动作用更为突出，对MET-TKIs类药物的治疗敏感性也相应增强。在识别真正MET扩增病例方面，Cappuzzo标准的表现逊于MET/CEP7比值法[45]。 DNA NGS可凭借测序深度及肿瘤细胞含量占比等信息，计算MET基因拷贝数变异。随着技术进步，DNA NGS与FISH检测的一致性有所提高。以国内两家NGS检测公司的产品为例，与FISH（GCN≥5或MET/CEP7≥2）检测的一致性分别达79.2%和77.6%[46-47]，阴性一致率分别为95.1%和89.0%，提示NGS检测MET扩增的假阳性率较低。NGS检测的拷贝数结果可通过公式转换为肿瘤细胞内的校正拷贝数，公式为：拷贝数=［200×差异倍数-2×（100-肿瘤纯度%）］/肿瘤纯度%[48]。相关检测产品应优化肿瘤占比的生信计算方法，报告校正后拷贝数，以更精确地指导治疗。 专家共识3：MET基因扩增可采用FISH和DNA NGS方法检测，FISH是检测的金标准（1A）；DNA NGS检测与FISH有较好一致性，但需进一步优化和验证，建议报告校正后的肿瘤细胞内MET拷贝数（2B）。 2.2.3 MET蛋白过表达检测方法 免疫组织化学法（immunohistochemistry, IHC）是目前临床检测MET蛋白过表达的标准方法。其原理基于抗原-抗体特异性结合，通过酶、荧光素等标记抗体显色，对组织细胞内MET抗原进行定位、定性及相对定量分析。准确判读染色强度并评估肿瘤细胞阳性比例，是MET IHC检测的关键。目前，临床评分为公认的判读体系。SAVANNAH[38]、INSIGHT[49]、TATTON[50]等多项关键研究均探索性地采用该标准，即结合染色强度与阳性细胞比例综合评分，常规以≥50%肿瘤细胞呈中/强染色作为入组阈值；SCC244-104及SCC244-108两项研究的汇总分析也入组了≥50%肿瘤细胞强染色的患者[51]。2025年5月，美国FDA加速批准了首个靶向MET过表达的ADC药物Telisotuzumab vedotin（Teliso-V），并同步批准VENTANA MET（SP44）RxDx Assay作为其伴随诊断方法。该方法对MET蛋白表达的临床界值定义为在非鳞NSCLC中，≥50%的肿瘤细胞表现出强细胞膜和/或细胞浆染色（3+）[52]。 目前，国内外监管机构已批准SP44、c-MET、MET4等克隆号的MET抗体产品用于临床检测。尽管不同抗体的染色性能可能存在差异，但SP44克隆号作为首个获批的MET伴随诊断试剂，为筛选可能从Teliso-V治疗中获益的人群提供了明确依据。未来需进一步探究不同抗体平台间的一致性，探索其他潜在获益人群，推动MET IHC检测标准的统一与规范化。 专家共识4：推荐使用IHC进行MET蛋白过表达检测，建议采用循证医学证据充足的IHC检测平台、抗MET抗体及二抗检测试剂。结果判读建议参考“临床评分”标准，综合染色强度与肿瘤细胞阳性比例进行评分（2B）。 3 MET异常的治疗 3.1 METex14跳跃突变的治疗 目前，赛沃替尼、谷美替尼、伯瑞替尼、特泊替尼、卡马替尼等MET-TKIs均已获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National Medical Products Administration, NMPA）批准上市（赛沃替尼2021年6月22日批准，谷美替尼2023年3月7日批准，伯瑞替尼2023年11月14日批准，特泊替尼2023年12月8日批准，卡马替尼2024年6月11日批准），并被多部权威指南与共识推荐，用于METex14跳跃突变NSCLC的治疗。临床研究数据[53-59]显示，此类药物用于初治患者ORR为62%-77%，经治患者为39%-70%，中位PFS为8.5-14.3个月，中位OS为19-28个月（表1）。 赛沃替尼是我国自主研发的MET-TKI，其治疗METex14跳跃突变NSCLC的IIIb期临床研究（NCT04923945）[53-54]显示，初治人群ORR为62.1%，中位缓解持续时间（duration of remission, DoR）为12.5个月，中位PFS为13.7个月，中位OS为28.3个月；经治人群ORR为39.2%，中位DoR为11.1个月，中位PFS为11.0个月，中位OS为25.3个月。 谷美替尼为国产新型MET-TKI，全球多中心、单臂II期GLORY研究[55]证实其治疗METex14跳跃突变局部晚期或转移性NSCLC的疗效与安全性，总体ORR为66%，初治ORR为71%，经治ORR为60%；中位DoR为8.2个月；总体中位PFS为8.5个月，初治中位PFS为11.7个月，经治中位PFS为7.6个月；总体中位OS为19.4个月初治中位OS为25.4个月，经治中位OS为16.3个月；基线伴脑转移患者ORR为85%（11/13），其中5例以脑转移灶为靶病灶者均达到颅内部分缓解（partial response, PR），颅内ORR达100%[56]。 KUNPENG研究[57]为开放标签、多中心、多队列II期研究，评估伯瑞替尼治疗局部晚期或转移性MET异常NSCLC的疗效和安全性。截至2023年8月9日，METex14跳跃突变队列共纳入52例患者，中位随访19.1个月。经盲态独立评审委员会（Blinded Independ Review Committee, BIRC）评估，总体ORR为75.0%，DCR为96.2%，中位DoR为16.5个月，中位PFS为14.3个月中位OS为20.3个月，3年OS率为35.1%。亚组分析显示，初治患者ORR为77.1%，经治患者ORR为70.6%，伴MET扩增或脑转移者ORR均为100%，肝转移者ORR为66.7%，≥75岁高龄患者ORR为85.7%。 VISION研究[58]为特泊替尼的II期研究，纳入METex14跳跃突变局部晚期或转移性NSCLC。经液体或组织活检确认METex14跳跃突变状态，结果显示，总体人群ORR为51.4%，中位DoR为18.0个月，中位PFS为11.2个月，中位OS为19.6个月。 GEOMETRY mono-1研究[59]为卡马替尼的II期研究，初治队列ORR为68%，中位DoR为16.6个月，中位PFS为12.5个月，中位OS为21.4个月；经治队列ORR为44%，中位DoR为9.7个月，中位PFS为5.5个月，中位OS为16.8个月。 此外，非TKIs类药物也在积极探索中。埃万妥单抗（Amivantamab）是全球首个获批上市的EGFR/MET双特异性抗体。在CHRYSALIS研究[60]的METex14队列中，ORR为33%（31/97, 95%CI: 23%-42%），其中未接受过MET-TKIs患者的ORR为46%（13/28, 95%CI: 28%-66%），接受过MET-TKIs患者的ORR为19%（10/53, 95%CI: 9%-32%），中位DoR为11.2个月（95%CI: 5.3-19.0）。 专家共识5：对于METex14跳跃突变的局部晚期或转移性NSCLC患者，可使用赛沃替尼、谷美替尼、伯瑞替尼、特泊替尼或卡马替尼进行治疗（1A）。 3.2 MET扩增NSCLC的治疗 AcSé研究[61]、GEOMETRYmono-1研究[59]、VISION研究[62]结果提示，MET-TKIs可能为MET扩增的晚期NSCLC患者带来获益。2025年6月24日，伯瑞替尼获得NMPA附条件批准用于治疗MET扩增的局部晚期或转移性NSCLC，改变了该领域的治疗格局。 AcSé研究[61]显示，克唑替尼单药治疗原发MET扩增（GCN≥6）NSCLC，ORR为16%，中位PFS为3.2个月，中位OS为7.7个月。GEOMETRY mono-1研究[59]证实，卡马替尼对原发MET扩增患者有效，且疗效与扩增水平呈正相关，在MET GCN≥10的高扩增患者中，初治患者ORR为40%，经治患者为29%。VISION研究[62]队列B评估特泊替尼治疗MET扩增NSCLC，24例患者中一线治疗7例、二线治疗10例、三线治疗7例，独立评审委员会（Independent Review Committee, IRC）评估的全组ORR为41.7%，一线治疗ORR为71.4%（5/7），二线治疗ORR为27.3%（3/11），三线治疗ORR为33.3%（2/6）。KUNPENG研究中的队列2和队列3评价了伯瑞替尼治疗MET扩增NSCLC的疗效[63]。截至2024年11月14日，共纳入86例患者（初治56例，经治30例），全组患者ORR为48.8%，中位DoR为12.1个月，中位PFS为7.4个月，中位OS为13.9个月。初治与经治患者的ORR分别为51.8%（29/56）和43.3%（13/30），中位DoR分别为12.1和11.0个月，中位PFS分别为8.3和7.4个月，中位OS分别为15.3和12.0个月。 专家共识6：MET扩增阳性的晚期NSCLC患者可使用伯瑞替尼（2A）、卡马替尼（2B）、特泊替尼（2B）或克唑替尼（2B）进行治疗。 3.3 EGFR-TKIs耐药后MET扩增NSCLC的治疗 多项临床研究[38-42,64-66]表明，部分接受EGFR-TKIs治疗后继发MET扩增的NSCLC患者，从化疗、免疫治疗中获益有限。EGFR-TKIs联合MET-TKIs是克服此类耐药的潜在治疗策略。 SAVANNAH研究[64]是一项II期研究，评估赛沃替尼联合奥希替尼治疗第三代EGFR-TKIs耐药后MET扩增和/或过表达NSCLC患者的疗效。截至2021年8月，ORR为32%，中位DoR为8.3个月，中位PFS为5.3个月。MET高扩增/高过表达［GCN≥10和/或IHC≥90%肿瘤细胞强着色（3+）］亚组获益更大，ORR达49%，中位DoR达9.3个月，中位PFS达7.1个月；而非高扩增/高过表达亚组获益有限，ORR仅9%，中位PFS为2.8个月。SAVANNAH研究最终入组80例MET高扩增/高过表达患者，ORR为56.3%，中位DoR为7.1个月，中位PFS为7.4个月。 SACHI研究[65]是一项III期研究，评估赛沃替尼联合奥希替尼对比化疗用于一线EGFR-TKIs进展后伴MET扩增的晚期NSCLC的疗效和安全性。结果显示，联合治疗组在ORR（58% vs 34%）、DCR（89% vs 67%）方面均显著优于化疗组，两组中位PFS分别为8.2和4.5个月。基于此结果，2025年6月24日，NMPA批准赛沃替尼用于EGFR突变阳性、经EGFR-TKIs治疗后进展的伴MET扩增局部晚期或转移性非鳞NSCLC的治疗。 SCC244-203研究[39]为探索谷美替尼联合奥希替尼用于第一、二、三代EGFR-TKIs耐药后MET扩增NSCLC疗效的Ib/II期临床试验。研究结果显示，全组患者ORR达60%，中位PFS为6.9个月，中位OS可达16.9个月。 INSIGHT研究[40]头对头对比特泊替尼联合吉非替尼与化疗，证实联合靶向方案可显著改善患者生存获益与应答结局。联合组中位PFS为16.6个月、中位OS为37.3个月、ORR为66.7%、中位DoR为19.9个月，全面优于化疗组（中位PFS为4.2个月，中位OS为13.1个月，ORR为42.9%，中位DoR为2.8个月）。 INSIGHT2研究[41]评估特泊替尼联合奥希替尼用于一线奥希替尼进展后、伴MET扩增的EGFR突变NSCLC，结果显示ORR为50%，中位DoR为8.5个月，不合并其他奥希替尼耐药标志物者预后更佳。 另有一项Ib/II期研究[42]显示，卡马替尼联合吉非替尼用于EGFR-TKIs治疗失败后、伴MET扩增或MET蛋白过表达NSCLC患者，II期研究入组患者ORR为29%（29/100），中位DoR为5.6个月；高MET扩增（GCN≥6）亚组患者ORR为47%（17/36）。 KYLIN-1研究[66]是一项Ib/II期研究，旨在评估伯瑞替尼联合PLB1004（安达艾替尼）治疗EGFR-TKIs耐药后伴MET扩增/过表达NSCLC患者的有效性和安全性。值得注意的是，研究入组的NGS MET扩增阳性患者，无拷贝数要求。研究结果显示，确认的ORR为50.0%，DCR为89.3%，mPFS为9.9个月。经第一、二代EGFR-TKIs治疗后进展患者，DCR为87.8%，经第三代EGFR-TKIs治疗后进展患者，DCR为89.8%，mPFS为9.6个月。 MET扩增驱动/继发扩增的靶向药物治疗局部晚期或转移性NSCLC的关键临床研究数据见表2[38-42,59,61-63,65,66]。 专家共识7：对于EGFR-TKIs耐药后出现MET扩增阳性的晚期NSCLC患者，可使用奥希替尼联合赛沃替尼（1B），或EGFR-TKIs联合谷美替尼、伯瑞替尼、特泊替尼、卡马替尼（2B）进行治疗。 3.4 EGFR-TKIs耐药后MET蛋白过表达NSCLC的治疗 INSIGHT[49]及TATTON[50]研究结果表明，EGFR-TKIs耐药后，IHC≥50%肿瘤细胞强着色（3+）的NSCLC患者可能从EGFR-TKIs与MET-TKIs联合治疗中获益，而IHC≥50%肿瘤细胞中等着色（2+）者获益有限。SAVANNAH研究[64]进一步证实，奥希替尼耐药后，IHC≥90%肿瘤细胞强阳性（3+）患者接受奥希替尼联合赛沃替尼治疗可获益。此外，非TKIs类药物Teliso-V也在MET异常NSCLC治疗中取得进展。一项Ib期研究显示，Teliso-V联合厄洛替尼用于经治c-Met阳性NSCLC，在36例可评估患者中，ORR为32.1%（9/28），中位PFS为5.9个月；MET高表达（H评分≥225）者ORR为52.6%（8/15），抗肿瘤活性良好、安全性可控[67]。CHRYSALIS研究[68]探索了埃万妥单抗联合兰泽替尼用于奥希替尼耐药、EGFR突变阳性、IHC EGFR/MET表达H评分≥400的晚期NSCLC，10例患者中9例获得PR，中位DoR为9.7个月，中位PFS为12.5个月。 专家共识8：对于EGFR-TKIs耐药后MET蛋白过表达［IHC≥50%肿瘤细胞强着色（3+）］的晚期NSCLC患者，可使用奥希替尼联合赛沃替尼，或EGFR-TKIs联合谷美替尼、伯瑞替尼、特泊替尼、卡马替尼进行治疗（2B）。 3.5 驱动基因阴性MET蛋白过表达NSCLC的治疗 谷美替尼两项研究（NCT03457532、NCT04270591）汇总分析[51]显示，谷美替尼单药治疗驱动基因阴性、MET过表达（IHC≥50%、3+）NSCLC，ORR为37.5%（12/32, 95%CI: 21.1%-56.3%），中位DoR为10.3个月（95%CI: 2.8-NE），中位PFS为6.9个月（95%CI: 3.6-9.7），中位OS为17.0个月（95%CI: 10.3-NE）。Gleam研究[69]是一项II期试验，纳入局部晚期/转移性驱动基因阴性MET过表达［IHC≥50%肿瘤细胞强着色（3+）］NSCLC，这些患者既往接受免疫及含铂双药化疗后进展或不耐受，给予谷美替尼（300 mg qd）联合白蛋白结合型多西他赛（50或75 mg/m²，q3w）治疗。结果显示，23例患者的ORR为34.8%（8/23），DCR为95.7%（21/23）。其中IHC 3+亚组（n=5）ORR为60%（3/5），DCR为100%；IHC 2+亚组（n=18）ORR为27.8%（5/18），DCR为94.4%。伯瑞替尼I期研究[70]显示，单药治疗MET蛋白过表达［IHC≥50%肿瘤细胞强着色（3+）］NSCLC的ORR为35.7%（n=14）。在LUMINOSITY研究[71]中，Teliso-V单药二线治疗EGFR野生型、MET蛋白过表达［定义为IHC≥25%肿瘤细胞强着色（3+）；高表达：IHC≥50%肿瘤细胞强着色（3+），中表达：IHC 25%-50%肿瘤细胞强着色（3+）］的晚期非鳞NSCLC，全组ORR为28.6%（46/161），DCR为59.0%，中位DoR为8.3个月，中位PFS为5.7个月，中位OS为14.5个月。c-Met高表达组（n=78）ORR为34.6%，中位PFS为5.5个月，中位OS为14.6个月；中表达组（n=83）ORR为22.9%，中位PFS为6.0个月，中位OS为14.2个月。基于LUMINOSITY结果，美国FDA于2025年5月14日加速批准Teliso-V用于经治EGFR野生型c-MET高表达［IHC≥50%肿瘤细胞强着色（3+）］非鳞NSCLC，但该药尚未在中国NMPA获批。 专家共识9：对于既往经治的驱动基因阴性MET蛋白过表达患者，可尝试使用谷美替尼单药、谷美替尼联合化疗或伯瑞替尼单药治疗（2B）。 4 MET-TKIs的临床合理用药 MET异常，尤其是METex14跳跃突变，在NSCLC中多见于高龄患者，常合并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及肝肾功能减退等基础疾病，导致药物代谢及耐受存在个体差异。更重要的是，多病共存状态常需多药联合治疗，显著增加复杂药物相互作用（drug-drug interaction, DDI）的风险。因此，在保障疗效的前提下，主动监测不良反应、及时干预并进行个体化综合评估与动态管理，是实现MET-TKIs安全用药的核心（表3）。 4.1 MET-TKIs常见不良反应 MET-TKIs总体安全性良好，不同药物的不良反应谱及发生率存在差异。需重点关注的不良反应包括外周水肿、肝毒性、胃肠道反应、间质性肺炎及QT间期延长等，多数为1-2级，经积极处理可完全缓解。外周水肿是最具特征性的不良事件，发生率为40%-70%，轻中度可通过限盐、抬高患肢、穿弹力袜等缓解，必要时短期使用利尿剂并监测电解质。肝毒性多表现为转氨酶及胆红素升高，常于用药后2-8周出现，建议治疗初期每2-4周监测肝功能，根据通用不良事件术语标准（Common Terminology Criteria for Adverse Events, CTCAE），胆红素升高≥2级或丙氨酸氨基转移酶（alanine aminotransferase, ALT）/天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aspartate aminotransferase, AST）升高≥3级时应暂停给药。胃肠道反应（恶心、呕吐、腹泻）多为轻中度，必要时可使用5-羟色胺-3（5-hydroxytryptamine-3, 5-HT3）受体拮抗剂等止吐药及洛哌丁胺等止泻药对症处理。间质性肺炎是严重不良事件，发生率虽低但需高度警惕，一旦出现新发或加重的呼吸困难、干咳、发热等症状，应立即停药，影像学确诊后及时启动糖皮质激素治疗。QT间期延长发生率为1%-5%，在存在心脏基础疾病或联用延长QTc间期药物的患者中风险增高，用药前及治疗期间应定期复查心电图，QTc间期>500 ms或较基线延长>60 ms时应减量或停药。 4.2 肝肾功能不全患者的用药考量 对于合并肝肾功能不全的MET异常NSCLC患者，应基于药代动力学特征审慎选药，优先考虑肝肾相关不良反应风险较低的药物。理想情况下，应优先选择在该类人群中已有明确研究数据及剂量调整建议的药物。若选择尚无特定人群安全性数据但说明书未禁用的药物，则必须依据其清除途径，如主要经肝脏细胞色素P450（cytochrome P450, CYP450）酶代谢或经肾脏原型排泄的比例、蛋白结合率等，评估潜在风险，并考虑可能需要调整起始剂量。治疗期间需加强对ALT、AST、总胆红素等肝功能指标及血清肌酐、肾小球滤过率等肾功能指标的监测频度，及时发现和处理药物相关的肝肾功能损伤。 4.3 存在心脏基础疾病患者的用药风险管理 存在心脏基础疾病是MET-TKIs治疗中需重点评估的风险因素。药物选择前应对患者进行心电图、心脏超声等检查，评估心脏功能。选药时应平衡抗肿瘤疗效与潜在心脏毒性（如QT间期延长、心动过缓、左心室射血分数下降等），倾向于选择心脏毒性报告较少或程度较轻的药物。治疗期间需定期复查心电图等心脏功能检查，密切关注相关症状，以便早期识别和处理心脏不良事件。 4.4 DDI的评估与管理 MET-TKIs的药代动力学过程易受合并用药影响，主要涉及CYP450酶系，尤其是CYP3A4。与伊曲康唑、克拉霉素、利托那韦等CYP3A4强效抑制剂联用，可能显著抑制其代谢，导致血药浓度升高，增加不良反应风险；反之，与利福平、卡马西平、苯妥英钠等强效诱导剂联用，则会加速代谢，降低血药浓度，可能影响疗效。此外，部分MET-TKIs与P-糖蛋白（P-glycoprotein, P-gp）等药物转运蛋白也存在相互作用。因此，临床医师和药师在处方前应全面审查患者的全部用药清单。一旦发现具有临床意义的DDI，应根据药品说明书、权威数据库及指南建议，采取调整MET-TKIs剂量、更换合并用药或加强特定毒性监测等干预措施，确保用药安全。 专家共识10：MET-TKIs的临床合理用药需综合评估患者肝肾功能、心脏等基础疾病及合并用药情况，进行个体化管理（2A）。 5 展望 5.1 MET扩增/过表达判读阈值 目前，FISH和NGS等MET异常检测方法的判读阈值尚未统一。随着分子机制研究的深入，建立标准化判读体系、提高不同机构间检测结果的可比性和重复性将成为可能。新一代NGS凭借更高测序深度与更广基因组覆盖，可更灵敏、特异地检出MET扩增；而循环肿瘤DNA（circulating tumor DNA, ctDNA）液体活检的应用，则为MET扩增状态的动态监测提供了非侵入性新途径，可实时追踪肿瘤演变过程中MET扩增状态的变化。但仅检测扩增无法全面评估肿瘤MET依赖性，未来研究应考虑整合MET蛋白表达、基因突变状态等多维度生物标志物，以更精准地预测靶向治疗疗效、减少无效治疗及其带来的不良反应。随着临床数据积累，MET扩增/过表达与预后、疗效的关联性将进一步明确，为制定最优判读阈值提供依据。通过系统评估获益-风险，有望建立MET异常分级体系，推动个体化精准治疗。 5.2 MET扩增NSCLC患者的治疗 卡马替尼、特泊替尼等MET-TKIs已在MET扩增NSCLC中展现初步疗效。伯瑞替尼于2025年6月获NMPA附条件批准用于MET扩增NSCLC，相关研究成果同步在国际学术会议及权威期刊发表[63]，进一步确立MET扩增作为独立驱动基因的地位，为同类药物研发提供重要参考。 未来可通过优化给药方案、研发高选择性MET-TKIs，针对不同扩增水平实施个体化治疗。MET扩增常与EGFR、ALK等驱动变异共存，MET-TKIs联合对应靶向药物有望实现协同增效。当前研究观察到MET扩增水平与MET-TKIs疗效呈正相关，未来基于扩增水平的分层治疗将进一步提升精准度。治疗期间应动态监测MET扩增状态、疗效及耐药变异，及时调整治疗策略。 5.3 MET蛋白过表达治疗 MET蛋白过表达既可与其他驱动基因（如EGFR突变）共存并介导靶向治疗耐药，也可作为独立致癌驱动事件存在。针对不同类型的MET过表达患者，ADC等新型药物的应用正带来重要突破。在EGFR-TKIs耐药后MET过表达领域，ADC已展现出良好抗肿瘤活性与协同潜力。RC108联合第三代EGFR-TKIs的Ib/II期研究[72]显示，在18例≥10%肿瘤细胞膜IHC 1+/2+/3+且≤20%肿瘤细胞强着色（3+）的患者中，ORR为50.0%，DCR为83.3%。在驱动基因阴性MET蛋白过表达领域，除已获FDA批准的Teliso-V外，多个c-MET ADC已进入临床研究。ABBV-400采用拓扑异构酶I抑制剂作为载荷，I期研究显示在含铂化疗及EGFR-TKIs经治NSCLC中ORR为63%（26/41），且缓解率不依赖c-Met表达水平[73]；SHR-1826的I期研究[74]显示，既往多线治疗NSCLC的ORR为39.7%（23/58），DCR达94.8%，疗效覆盖不同c-MET表达水平。ABBV-400、SHR-1826、RC108等新一代ADC在临床研究中展现出令人鼓舞的抗肿瘤活性，为拓展MET过表达NSCLC的治疗路径提供了重要方向。未来需继续积累循证医学证据，通过大型确证性研究明确ADC的临床定位和应用时机，同时推动MET IHC判读标准的统一与优化，实现精准分层与全程管理。 5.4 MET融合治疗 MET融合阳性NSCLC的靶向治疗以MET-TKIs为主。有研究[75]不仅验证了已知融合伴侣，还发现EPHB4、THAP5、TNPO3、DST等新型融合类型。其中，EPHB4-MET融合患者常规MET检测（IHC、FISH），METex14均为阴性，但对MET-TKIs持续应答，提示其为潜在新靶点。 一项I期研究数据[75]显示，12例MET融合患者接受MET-TKIs治疗，6例达PR、2例稳定、4例进展，反映出不同融合亚型的疗效异质性。研究表明EPHB4-MET融合可介导EGFR/ALK-TKIs耐药；MET-DST融合可与METex14跳跃突变共存。此外，治疗过程中会出现继发性耐药，患者可能在获得性耐药后携带MET D1228H/N或D1246N等突变，影响治疗效果，因此需不断探索新的MET-TKIs和联合方案。Tivantinib在肿瘤类器官模型中表现出对携带MET D1228N突变患者的较好抑制效果。在SPA RTA-II临床研究[76]中，通过DNA全外显子或RNA全转录组测序发现14例MET融合阳性患者（其中7例NSCLC），接受伯瑞替尼治疗后，ORR达50%（7/14），DCR为79%（11/14）；在7例NSCLC中，ORR为57%（4/7），DCR为85.7%（6/7），其中有2例治疗时间超过3年仍未进展。 5.5 MET异常的其他类型 除上述4种主要变异类型外，MET基因异常还包括TKD突变和激酶结构域复制（kinase domain duplication, KDD）等特殊类型。MET TKD突变常导致MET-TKIs耐药，目前尚无标准治疗方案。KDD作为受体酪氨酸激酶活化的新机制，在EGFR和MET等基因中均有发现。一项临床数据分析[77]显示，14例MET KDD患者中，NSCLC 6例，其他肿瘤8例，部分患者对MET-TKIs显示一定疗效，仍需进一步探索有效治疗策略[78]。 5.6 MET异常NSCLC患者靶向治疗进展后的治疗 MET-TKIs耐药机制复杂，主要包括靶点依赖性耐药（MET TKD突变，削弱药物结合）、旁路激活耐药［Erb-b2受体酪氨酸激酶（Erb-b2 receptor tyrosine kinases, ERBB）家族扩增导致旁路和/或下游信号激活］及混合型耐药等三类。针对靶点依赖性耐药，I与II型MET-TKIs间切换可能产生部分疗效。卡马替尼对克唑替尼耐药患者显示一定疗效（DCR 80%）[79]。埃万妥单抗对MET-TKIs失败患者具有抗肿瘤活性[74]；而旁路耐药的有效治疗方案仍待深入研究。国内临床调研[6]显示，对于METex14跳跃突变NSCLC患者，无论初治还是经治，超过50%的中国医生首选MET-TKIs单药治疗；对于合并MET扩增的EGFR突变NSCLC患者，在EGFR-TKIs耐药后，医生更倾向于选择MET-TKIs联合EGFR-TKIs双靶治疗。 5.7 可手术MET异常NSCLC的治疗 在MET-TKIs应用于MET异常早期NSCLC围手术期治疗方面，仍缺少高证据级别的前瞻性临床研究结果。Geometry-N（NCT04926831）研究入组IB-IIIA期（含部分N2及IIIB期）可切除NSCLC，平行纳入METex14跳跃突变及MET扩增两个队列，采用卡马替尼术前8周单药新辅助联合术后最长3年辅助治疗的模式，该研究已提前终止，无相关结果发表。NCT07156604研究聚焦可切除IIA-IIIB（N2）期METex14跳跃突变NSCLC，评估伯瑞替尼新辅助治疗8周后手术的疗效与安全性，试验于2025年9月启动。一项由上海市肺科医院发起的前瞻性、单中心II期研究（NCT06644313），旨在评估伯瑞替尼±含铂双药化疗4个周期用于IIIA-IIIB（N2）期MET异常NSCLC新辅助治疗的疗效，已在2025年世界肺癌大会（World Conference of Lung Cancer, WCLC）上公布了3例患者疗效。ARM研究（NCT03088930）针对可手术切除且ALK、ROS1或MET基因阳性NSCLC，评估克唑替尼新辅助治疗效果，研究于2021年1月完成，但无公开数据发表。NCT05800340研究探索特瑞普利单抗联合化疗在包括METex14跳跃突变及MET扩增在内罕见驱动基因变异局部晚期NSCLC新辅助及辅助治疗中的应用，正在进行中。此外，LEADER（NCT04712877）等多个围手术期伞式筛选平台已将METex14跳跃突变及MET扩增纳入前瞻性靶向治疗临床研究，筛选后的阳性患者接受MET-TKIs新辅助治疗，相关研究均在进行中。 个案报道[80-84]为MET-TKIs的临床探索提供了实践依据。Rotow等[80]报道1例亚裔女性，右上肺肿物直径15 cm，伴纵隔淋巴结肿大，基因检测示METex14跳跃突变及MET扩增，接受克唑替尼新辅助治疗8个月后手术，术后病理达完全缓解，并继续克唑替尼辅助治疗，耐受良好，术后6个月随访无复发。目前已有多个MET-TKIs新辅助治疗成功案例[80-83]，患者接受术前4-10周赛沃替尼治疗后成功缩瘤降期，得以根治性切除。术后辅助策略各异：Zhang等[81]和Deng等[82]报道持续使用赛沃替尼辅助治疗；Tian等[83]报道降期后依据术后分期决定不进行MET-TKIs辅助治疗，仅观察随诊；Fu等[84]报道术后采用标准培美曲塞联合卡铂辅助化疗。3例METex14跳跃突变IIIA-IIIB期NSCLC患者接受伯瑞替尼治疗4个月后手术，术后病理证实1例病理完全缓解，1例主要病理缓解，1例非主要病理缓解，表明MET-TKIs作为新辅助治疗可为该类患者带来获益。现有临床个案提示，对于高龄、拒绝化疗或存在化疗禁忌的晚期NSCLC患者，可尝试探索性使用MET-TKIs。对于携带METex14跳跃突变的早期NSCLC，亟需前瞻性多中心临床研究验证MET-TKIs在围手术期治疗中的有效性与安全性。 6 总结 总之，MET异常是NSCLC患者中常见的驱动基因变异。中国NMPA已批准多种MET-TKIs用于治疗METex14跳跃突变和MET扩增阳性的晚期NSCLC患者，而针对MET蛋白过表达人群的靶向治疗策略仍在探索中。本专家共识参考了国际权威诊疗指南和最新研究进展，并结合中国国情制定。鉴于临床实践中患者存在较大个体差异，需根据具体情况决定每位患者的治疗策略。本专家共识仅供参考，不具有法律效力。 编写委员会 组   长： 陈   军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韩宝惠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胸科医院 胡   毅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胡   坚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石远凯  航天中心医院；国家癌症中心 国家肿瘤临床医学研究中心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肿瘤医院 执笔专家（按姓氏汉语拼音首字母排序）： 白   俊  陕西省人民医院 毕   清  云南省肿瘤医院 常香云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车国卫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陈   钢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陈   骏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陈   鹏  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 陈   晓  吉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褚   倩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董桂兰  唐山市人民医院 董   明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董   文  海南省肿瘤医院 董晓荣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段建春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范海洋  中山大学第七医院 范   云  浙江省肿瘤医院 冯慧晶  山西白求恩医院 葛   洋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 郭   卉  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郭克锋  黄河三门峡医院 郭人花  江苏省人民医院 郭   伟  山西省肿瘤医院 郭占林  内蒙古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韩琤波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韩   颖  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 韩昱晨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胸科医院 何志锋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胡兴胜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黄广慧  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省立医院 黄   岩  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黄韵坚  福建省肿瘤医院 康世荣  内蒙古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雷会宁  金昌市中心医院 李   琳  北京医院 李   蓉  金昌市中心医院 李书军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李   昕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李燕巍  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 李咏生  重庆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李   源  金昌市中心医院 李玉苹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李   昀  中山大学附属第七医院 李正国  甘肃省武威肿瘤医院 李志杰  潍坊市第二人民医院 梁华刚  秦皇岛市第一医院 刘春玲  新疆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刘东颖  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 刘红雨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刘京豪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刘明辉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刘仁旺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刘   勇  空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龙   浩  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龙   玥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孟凡路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孟庆威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孟祥姣  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潘跃银  安徽省肿瘤医院 商琰红  河北大学附属医院 申思宁  河南省肿瘤医院 史丽霞  天津市海河医院 宋作庆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孙龙华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唐可京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田子强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 王海永  山东省肿瘤医院 王   雷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 王启鸣  河南省肿瘤医院 王晟广  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 王勇杰  青岛大学附属医院 王永生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王玉栋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 王宇飞  内蒙古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王章桂  航天中心医院 韦   森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邬   麟  湖南省肿瘤医院 吴   芳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吴凤英  同济大学附属上海市肺科医院 吴   君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项   轶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肖   奎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徐   嵩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徐松涛  上海市老年医学中心 徐   燕  北京协和医院 杨立伟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 杨   哲  山东省立医院 姚文秀  四川省肿瘤医院 姚   颐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 姚   煜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于   雁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虞永峰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胸科医院 翟   静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张广健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张洪兵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张红梅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张军航  中山大学附属第七医院 张同梅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胸科医院 张文学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张新伟  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 赵洪林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赵明芳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赵荣志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周承志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周   斐  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 周建娅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周韶璋  广西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周晓燕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朱   冰  重庆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朱大兴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朱豪华  航天中心医院 审核专家： 周清华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支修益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何建行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高树庚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刘伦旭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刘宏旭  辽宁省肿瘤医院 参考文献 1 Deng F, Ma W, Wei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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