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TROP-2是一种Ⅰ型跨膜糖蛋白。近年来,随着抗体偶联药物(ADC)技术不断发展,TROP-2逐渐由肿瘤生物学研究中的潜在标志物,发展为实体瘤ADC治疗的重要靶点。相关研究显示,TROP-2在多种上皮来源实体瘤中存在较高表达,并与肿瘤细胞增殖、侵袭、转移及治疗耐药等过程相关;与此同时,其细胞表面表达和内化能力也为ADC递送高活性载荷提供了生物学基础。
近期发表于《Critical Reviews in Oncology/Hematology》的一篇综述系统梳理了TROP-2的分子结构、致癌信号网络以及TROP-2靶向ADC的临床转化进展,并进一步讨论了耐药、生物标志物及下一代ADC等问题[1]。本文基于该综述,对TROP-2的生物学作用及其作为ADC治疗靶点的研究进展进行整理。
研究方法
该综述检索了PubMed、Web of Science及ClinicalTrials.gov等数据库,检索时间截至2026年5月。检索关键词包括“TROP-2”“TACSTD2”“sacituzumab govitecan”“datopotamab deruxtecan”“antibody-drug conjugate”“breast cancer”“resistance”“biomarker”等。纳入研究主要包括TROP-2靶向ADC的Ⅰ~Ⅲ期临床研究、TROP-2生物学及耐药机制的基础研究,以及系统综述和Meta分析等。
研究结果
TROP-2是多种实体瘤中的重要分子
TROP-2由TACSTD2基因编码,位于染色体1p32.1,编码323个氨基酸组成的跨膜糖蛋白。其结构包括胞外结构域、单次跨膜区以及较短的胞内尾部。尽管胞内结构域较短,但包含PIP2结合相关HIKE区域及多个可被蛋白激酶C(PKC)磷酸化的位点,使其具备参与细胞信号转导的能力。
正常情况下,TROP-2主要参与胚胎发育以及部分上皮组织的极性和完整性维持,成年人体内表达相对受限。而在多种上皮来源恶性肿瘤中,TROP-2可出现异常高表达,包括乳腺癌、非小细胞肺癌(NSCLC)、尿路上皮癌及部分胃肠道肿瘤等。
在三阴性乳腺癌(TNBC)中,TROP-2表达较为普遍,其阳性率约为78%;较高的TROP-2表达还与较高级别、更晚期疾病及较短生存期等临床特征相关。不过,需要指出的是,TROP-2表达与预后的关系可能受肿瘤类型及具体生物学背景影响,因此不能简单将TROP-2高表达等同于所有实体瘤中的不良预后。
TROP-2不仅是“标志物”,还参与肿瘤信号调控
TROP-2的研究价值并不局限于表达水平层面,它本身还可参与多个调控肿瘤发生发展的信号网络。
首先,TROP-2可作为钙信号相关调节分子。其胞内结构域与PIP2相互作用,在PKC参与下促进下游信号变化,并进一步影响RAS-RAF-MEK-ERK通路。活化的ERK可进入细胞核,调节AP-1等转录因子,进而影响细胞增殖、血管生成、侵袭及上皮-间质转化等过程。
其次,TROP-2还可通过蛋白水解过程产生具有信号活性的胞内片段。在ADAM10、ADAM17以及γ-分泌酶等蛋白酶参与下,TROP-2可发生连续切割,其胞内结构域进入细胞核后可与β-catenin相关转录过程发生联系,从而影响c-MYC、cyclin D1等基因表达,并参与肿瘤细胞侵袭和迁移。
此外,TROP-2还可通过RACK1-Src/FAK等信号轴影响细胞黏附和迁移。其与整合素相关信号网络之间的相互作用,为TROP-2参与肿瘤侵袭和远处转移提供了进一步的生物学解释。
值得注意的是,TROP-2与PI3K/AKT信号之间的关系具有明显的细胞类型和肿瘤背景依赖性。在多数研究中,TROP-2高表达与AKT活化相关,但部分肿瘤中也观察到不同的调控方向。因此,目前更适合将TROP-2视为连接多个信号网络的调节枢纽,而非单一、固定作用模式的致癌基因。
图1 TROP-2介导的致癌信号转导网络示意图[1]
TROP-2为何适合成为ADC靶点?
TROP-2从肿瘤生物学研究进入临床治疗领域,与ADC技术的发展密切相关。
ADC通常由单克隆抗体、连接子和细胞毒性载荷组成。抗体首先识别肿瘤细胞表面的靶抗原,随后ADC发生内化,并在细胞内经溶酶体相关过程释放载荷,最终诱导肿瘤细胞死亡。
TROP-2具有较高的细胞表面表达,同时具备较好的内化能力,因此能够为ADC递送载荷提供相对合适的“入口”。此外,部分TROP-2 ADC释放的载荷具有膜通透性,可产生旁观者效应,即药物从靶细胞释放后作用于邻近的低表达甚至不表达TROP-2的肿瘤细胞。这一特性理论上能够部分缓解实体瘤中靶抗原表达异质性带来的影响。
因此,TROP-2的价值实际上来自两个层面:一方面,它参与肿瘤细胞的生物学过程;另一方面,它又能够作为细胞表面的药物递送入口。正是这两种属性的结合,使其成为ADC研发领域受到持续关注的靶点。
图2 TROP-2 ADC的结构示意图与作用机制[1]
TROP-2 ADC进入临床,乳腺癌成为重要应用领域
随着TROP-2在乳腺癌中的表达特征及其作为药物递送靶点的生物学基础逐渐明确,TROP-2靶向ADC开始进入临床开发阶段。目前,戈沙妥珠单抗(SG)和德达博妥单抗(Dato-DXd)是该领域具有代表性的两种药物。相关研究已覆盖TNBC及HR+/HER2-乳腺癌等不同临床场景,推动TROP-2 ADC成为晚期乳腺癌药物研发的重要方向。此外,包括SKB264、SHR-A1921、DB-1305及BAT8008等在内的药物也在持续开展临床开发。
其中,Dato-DXd的Ⅲ期TROPION-Breast01研究评估了其用于既往接受过内分泌治疗及1~2线化疗的HR+/HER2-转移性乳腺癌患者的疗效和安全性。研究结果显示,Dato-DXd组中位无进展生存期(PFS)为6.9个月,化疗组为4.9个月,疾病进展或死亡风险降低37%(HR=0.63)。安全性方面,Dato-DXd组≥3级TRAEs的发生率为20.8%,化疗组为44.7%,且Dato-DXd组的不良事件多为1-2级。这一研究结果表明,Dato-DXd展现了整体可管理的安全性与临床应用价值,为既往经治的HR+/HER2-转移性乳腺癌患者带来了新的治疗选择。
TROP-2表达能否成为ADC治疗的预测标志物?
随着TROP-2 ADC临床应用不断推进,如何筛选更可能获益的患者成为研究重点。
目前,免疫组织化学(IHC)仍是评估TROP-2蛋白表达的主要方式之一。然而,仅依据TROP-2蛋白表达水平可能不足以完整解释ADC治疗反应。ADC疗效不仅取决于靶抗原数量,还可能受到内化效率、细胞内药物处理、载荷敏感性及肿瘤细胞本身的DNA损伤修复能力等多方面因素影响。
因此,研究者正在探索更加多维的预测体系。例如,数字病理可通过计算方法对膜性TROP-2表达进行定量分析;SLFN11、TOP1以及DNA损伤修复相关特征也被提出作为潜在预测因素。不过,除目前用于TROP-2表达评估的IHC指标外,上述多数生物标志物仍处于探索阶段,尚缺乏足够的前瞻性验证,不宜直接用于常规临床治疗决策。
这一点对于精准治疗尤为重要:发现具有生物学相关性的标志物,并不等同于已经建立经过临床验证的伴随诊断标准。未来仍需通过前瞻性、生物标志物驱动的研究确定其临床价值。
耐药仍是TROP-2 ADC进一步发展的重要挑战
与其他靶向治疗一样,TROP-2 ADC也可能出现获得性耐药。现有研究提示,耐药机制并非单一因素所致,而可能涉及多个环节。
一方面,肿瘤细胞可能出现TROP-2表达下降或抗原相关改变,使ADC进入细胞的机会减少;另一方面,药物外排泵增加、溶酶体功能异常以及载荷作用通路发生改变,也可能影响最终治疗效果。
值得关注的是,针对SG的研究还发现,抗原靶点与载荷相关靶点的基因改变可能共同参与获得性耐药,提示ADC耐药并不一定仅发生在“抗体—靶点”这一环节,而可能贯穿药物递送、胞内处理和载荷作用全过程。
因此,下一阶段TROP-2 ADC研发需要同时关注靶点、连接子、载荷以及肿瘤细胞内在敏感性,而不是单纯提高TROP-2表达或增加载荷数量。
图3 TROP-2 ADC产生耐药性的机制示意图[1]
下一代TROP-2 ADC:从单一靶点走向精准递送
在现有TROP-2 ADC基础上,下一代药物正在探索双特异性ADC、双载荷ADC、定点偶联以及新型连接子等技术。双载荷ADC试图在同一分子中递送不同类型的细胞毒性药物;定点偶联技术则希望降低传统随机偶联造成的产品异质性,并提高药物结构的一致性。
此外,研究者还在探索能够根据肿瘤微环境特点实现药物释放的连接子,例如蛋白酶响应、酸敏感以及缺氧响应等设计。这些技术目前多数仍处于临床前或早期临床阶段,其最终能否转化为更明确的临床获益仍有待研究验证。
从更长远的角度看,TROP-2 ADC研发也正在从单纯关注“靶点表达量”转向综合考虑靶点表达、肿瘤细胞内在敏感性以及治疗过程中肿瘤生物学变化的多维度精准分层模式。这可能成为未来TROP-2靶向治疗进一步发展的重要方向。
讨论
总体而言,TROP-2已经完成了从肿瘤相关分子到临床治疗靶点的重要转变。其在多种实体瘤中的广泛表达、细胞表面定位以及较好的内化特征,为ADC药物递送提供了重要生物学基础;而MAPK/ERK、PI3K/AKT、Wnt/β-catenin等信号网络的参与,则进一步提示TROP-2与肿瘤发生发展之间存在复杂联系。
目前,以SG、Dato-DXd为代表的TROP-2 ADC已经积累了较为成熟的临床证据,并推动TROP-2成为乳腺癌ADC治疗的重要靶点。与此同时,TROP-2表达异质性、获得性耐药以及预测性生物标志物不足等问题仍有待解决。
未来,TROP-2靶向治疗的发展重点或将从“证明靶点有效”逐渐转向“识别谁最可能获益、如何延缓耐药以及如何进一步优化递送”。随着数字病理、多组学及动态液体活检等技术的发展,TROP-2 ADC的患者筛选有望进一步精细化。但目前除成熟的临床检测指标外,多数候选生物标志物仍属于研究阶段,仍需前瞻性研究验证其临床意义。
参考文献
[1] Liu J, Zhang M, Liu J, et al. TROP-2 in solid tumors: From oncogenic driver to therapeutic target with antibody-drug conjugates. Crit Rev Oncol Hematol. Published online July 11, 2026. doi:10.1016/j.critrevonc.2026.105478
审批编号:CN-194802
有效期至:2027-0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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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写:Sineike
审校:River
排版:Zelda
执行:Zel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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