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2104

说明：欢迎约稿、业务洽谈、媒体合作及行业交流。如需加入行业交流群，或发现内容涉及侵权需修改，请联系小助手微信：Taaslabs18 在过去的十年中，以CAR-T细胞疗法为主的免疫细胞疗法改变了许多疾病的治疗方式，在血液肿瘤及自免领域尤其显著，为多种难治之症带来治愈希望。 然而目前已上市的CAR-T细胞疗法均为体外细胞疗法，其应用受限于劳动密集型的复杂制备过程、有限的生产能力与差异显著的临床效果。In vivo CAR-T，既在患者体内直接生产CAR-T细胞来识别和消灭肿瘤或其它致病细胞，其目的在于跳过繁琐的体外制备流程并提高临床疗效，为免疫细胞治疗带来一种新思路。 CAR-T治疗探索的漫漫长路 早在1989年，以色列科学家Zelig Eshhar及其团队首次提出了“T-body”的概念。他们发现T细胞天然通过其表面的T细胞受体（TCR）来识别被提呈的抗原，这个过程受到MHC分子的限制，且效率不高。他们提出了一个革命性的想法：能否创造一个融合蛋白，将抗体的可变区（负责识别抗原）与T细胞内的信号传导区连接起来？这样，T细胞就能像抗体一样直接识别细胞表面的抗原，而不受MHC限制。他们成功构建了第一代CAR，其结构包含一个单链可变片段（scFv，来自抗体）和一个细胞内信号域（CD3ζ）。实验证明，这种改造后的T细胞能够以MHC非依赖的方式激活并杀伤靶细胞。这标志着CAR-T技术的理论基石正式奠定与第一代CAR-T的问世。 第一代 第一代CAR：虽然能激活T细胞，但持久性差，容易衰竭。科学家们开始为其增加“油门”，这就是共刺激信号。 第二代 第二代CAR： 在原有CD3ζ信号域的基础上，加入了一个共刺激信号域。最常见的共刺激分子是CD28 或 4-1BB。CD28共刺激域：能提供强烈的初始激活信号，导致T细胞快速扩增和强大的杀伤力，但可能影响持久性。4-1BB共刺激域：更倾向于促进T细胞的记忆形成和长期存活，增强持久性。第二代CAR结构（scFv + 共刺激域 + CD3ζ）成为了后续临床成功的主力，是当前大多数已上市CAR-T产品的核心设计。 第三代 第三代CAR： 进一步加入了两个或多个共刺激域（如CD28和4-1BB组合），试图集各家之长。但其效果是否显著优于第二代，仍在探索中。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和纪念斯隆-凯特琳癌症中心的研究团队（包括Carl June、Steven Rosenberg等科学家）在此领域做出了先驱性工作。2010年，患有晚期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的William Ludwig在宾大接受了靶向CD19的CAR-T治疗。 治疗后，他体内的癌细胞完全消失，达到了“完全缓解”。这是CAR-T疗法在人类身上首次获得如此重要的成功。随后，在儿童和成人复发性/难治性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患者中，CD19 CAR-T也展示了极高的缓解率（超过80%）。这些成功的临床试验震惊了整个医学界，证明了CAR-T疗法在治疗血液肿瘤方面的巨大潜力，吸引了大量制药公司和资本涌入。2017年8月30日，诺华公司的Kymriah 获批，用于治疗复发性/难治性B细胞前体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的儿童和年轻成人患者。这是全球首个获批的CAR-T疗法。2017年10月18日，吉利德科学旗下Kite Pharma的Yescarta 获批，用于治疗特定类型的大B细胞淋巴瘤成人患者。此后，更多靶向BCMA（用于多发性骨髓瘤，如Carvykti, Abecma）和其他靶点的CAR-T产品相继获批，CAR-T细胞疗法逐渐走向成熟，向更多疾病领域扩展。 然而，CAR-T细胞治疗带来希望的同时也隐藏着诸多危险。CAR-T细胞大量激活增殖引发的剧烈炎症反应，严重时可危及生命，目前通过托珠单抗等药物进行管理。同时可造成免疫效应细胞相关神经毒性综合征（ICANS），严重影响神经系统；在实体瘤治疗领域，实体瘤具有复杂的肿瘤微环境，会抑制T细胞功能，导致治疗效果不佳，目前CAR-T疗法在实体肿瘤治疗方面明显乏力；在普及性方面，CAR-T细胞疗法面临治疗费用高昂及等待时间较长的困境，使得此疗法难以真正普惠大众。 In vivo CAR-T，革命性的新思路 早在2010年代，斯坦福大学医学院的Crystal Mackall和Mark Kay团队首次在学术期刊上展示了成功的in vivo CAR-T研究，证明了in vivo CAR-T在原理上的可行性，并提供了初步的技术蓝图。早期研究者们探索了两种递送方式，一些团队使用腺相关病毒作为载体，通过静脉注射递送CAR基因，研究发现CAR基因可在肝细胞中表达，肝细胞会将CAR蛋白作为分泌蛋白表达出来并结合于循环T细胞表面，这证明了体内进行CAR-T细胞改造是可行的；得益于mRNA疫苗的快速发展，LNP作为高效安全的提送平台逐渐成熟，一些研究人员使用LNP包裹编码CAR的mRNA，通过静脉注射，利用LNP天然肝靶向性或初步靶头修饰在体内T细胞中表达CAR。但早期实验面临递送效率低，靶向性差及安全性问题；2019年后涌现出多家从事In Vivo CAR-T研究的企业，体内CAR-T技术逐渐成为热点。Umojia Biopharm开发VivoVec平台在临床前研究表现出良好效果，可在体内生成大量具有抗肿瘤活性的CAR-T细胞，Umojia Biopharm也于2021年融资2.1亿美元搭建相关管线。而非病毒载体的靶向递送技术也不断优化，提高了对 T 细胞的靶向性和基因递送效率。 2024年10月，Interius Biotherapeutics开发的INT2104完成首例患者给药，成为全球首个人体实验的体内CAR-T疗法；2024年7月31日，Umoja Biopharma 宣布其原位生成CD19 CAR-T细胞疗法UB-VV111的IND申请获FDA批准，用于治疗血液恶性肿瘤；2025年3月，嘉晨西海开发的 JCXH-213 完成临床首例给药，此项试验是世界范围内基于信使 RNA-纳米脂质颗粒的 In-vivo CAR 首次应用于人体研究，In vivo CAR-T正处于从临床前研究向人体临床试验冲刺的关键阶段。 In vivo CAR-T技术路径详细解读 In vivo CAR-T（In Vivo Chimeric Autoantibody Receptor T-Cell）即体内CAR-T疗法，其通过特定的递送方式将CAR基因直接递送至患者自身T细胞并在体内完成对T细胞的基因改造，从而使其具备识别和攻击肿瘤或其他疾病细胞的能力。与传统的细胞治疗疗法相比，不需要提取患者或者健康供试者的细胞，在治疗时不需要进行清淋，可以最大程度上保留患者的完整的免疫系统。作为现货型药物，可以随时使用，显著提高疗法的可及性；并且不需要在体外进行培养以及质控，大大降低了该疗法的成本。简单而言，如将In vivo CAR-T比作汽车：传统CAR-T：把汽车（T细胞）送到改装厂（实验室），拆装、换发动机（导入CAR基因），再送回来；In vivo CAR-T：给患者注射一个“智能改装工具包”（递送系统），这个工具包会自动在体内找到汽车（T细胞），并就地完成发动机更换。 目前而言，体内CAR-T主要有两种技术路径，包括病毒载体与非病毒载体，其中又以慢病毒载体和脂质体mRNA最为常见。 病毒载体 目前In Vivo CAR-T研究中常用的病毒载体主要包括慢病毒载体（LV）与腺相关病毒载体(AAV)，此外其它病毒载体技术如逆转录病毒载体（RV）仍需进行深入研究与评估。CAR-T细胞疗法是慢病毒最常用的领域之一，慢病毒载体积累了较其他载体更多的经验，也因此成为体内CAR-T疗法最常见的递送载体之一。慢病毒载体技术路线通过对慢病毒的包膜进行改造，使其能特异性的感染T细胞，并且将CAR基因整合至宿主基因组中，以实现CAR-T细胞的体内生产。其优点在于：一次治疗即可实现持续表达的效果；可激活记忆细胞，疗效接近自体CAR-T疗法；在患者体内存在时间较长。但也存在明显安全风险，如基因组整合可能导致插入突变甚至第二原发肿瘤。 而对于AAV载体，使用腺相关病毒作为“运载火箭”。通过对AAV的病毒衣壳进行工程化改造，使其表面带有能识别T细胞标志物（如CD3或CD8）的“导航头”，从而提高其对T细胞的趋向性。由于其在CAR基因的前面加上一个T细胞特异性启动子，这意味着即使病毒不小心进入了其他细胞（如肝细胞），由于启动子不工作，CAR基因也不会被开启表达。只有在T细胞里，CAR才会被激活。AAV载体的技术路径是最早进行概念验证的，但存在预存免疫（很多人体内已有AAV抗体）、载体容量有限等挑战，也有待进一步发展。 非病毒载体 非病毒载体，以mRNA/LNP路径（脂质纳米粒）为主要代表。其原理是利用mRNA技术（类似新冠疫苗的技术）。将编码CAR的mRNA包裹在LNP中。通过改造LNP的表面化学性质，使其能够倾向于被T细胞吞噬。mRNA不会整合到细胞基因组中，CAR蛋白只在体内表达几天到几周后就会自然降解。这极大地降低了长期副作用（如长期B细胞缺失、继发肿瘤）的风险。如果出现严重毒副作用，医生只需要支持治疗，等待CAR-T细胞自行消失即可。其次，其可快速起效，无需体外扩增，注射后几天内就能在体内产生大量CAR-T细胞，并可根据病情重复给药，因为效果是暂时的，可以根据病情需要多次注射。 mRNA/LNP路径是当前最受瞩目的路径之一，被认为在安全性和生产便捷性上潜力巨大。无论是病毒载体还是非病毒载体都有其不同的特点和优缺，慢病毒载体已有相当丰富的经验，疗效表现及在体内存在时间长，但面临插入突变风险；AAV载体安全性较好，免疫原性相对较低，因其低整合率和非致病性而被广泛使用。已用于体内生产抗CD4 CAR-T治疗T细胞白血病。挑战包括包装容量有限（~4.4 kb）和仍存在的免疫原性；mRNA-LNP载体无基因组整合风险、表达快速，但表达时间短（约7天），需要重复给药才能维持疗效，也存在大规模成产难度高的问题。 In vivo CAR-T可能带来新的治愈希望 向多种疾病拓展，实体瘤治愈成为可能。 In vivo CAR-T 目前绝大多数仍处于临床前或早期临床研究阶段，尚未有获批上市的药物。 但其潜力巨大，理论上可以覆盖传统CAR-T的适应症，并进一步拓展到更广泛的领域。其核心治疗方向与传统CAR-T类似，都是针对那些表达特定特异性抗原的疾病细胞，但在递送方式上带来了新的可能性。 1. 实体瘤,In vivo CAR-T的根本目标 实体瘤是CAR-T疗法的“圣杯”，也是In vivo CAR-T希望攻克的山头。实体瘤环境复杂，存在物理屏障和免疫抑制微环境。此外，找到只在肿瘤细胞上表达、而不在重要器官上表达的“完美靶点”极其困难，易引发on-target/off-tumor毒性，传统体外CAR-T疗法在实体瘤领域表现乏力。而In vivo CAR-T可以对肿瘤进行局部注射（如瘤内注射），让病毒/LNP主要在肿瘤区域感染T细胞，生成CAR-T细胞，从而提高局部浓度、降低全身毒性。 在肿瘤原位生成的CAR-T细胞，可能更容易成为组织resident memory T cells，提供长期的免疫监视。可以同时递送CAR基因和能够改变肿瘤微环境的因子（如细胞因子），打造更强大的“装甲”In vivo CAR-T。我国团队在《Science》上发表研究，开发了用于肿瘤局部注射的LNP-mRNA，编码靶向GPC3的CAR。在小鼠肝癌模型中，瘤内注射成功产生了CAR-T细胞并有效抑制了肿瘤生长。这是In vivo CAR-T治疗实体瘤的一个重要概念验证，为实体肿瘤的治愈带来更大的希望。 2. 血液系统恶性肿瘤 血液系统恶性肿瘤是传统CAR-T已取得显著成就的领域，也是In vivo CAR-T最先瞄准的突破口。其原理与传统CAR-T相同，通过识别B细胞表面的特异性抗原，引导体内生成的CAR-T细胞清除癌变的B细胞。但In vivo CAR-T可在几天内生成战斗部队，省去繁琐漫长的体外制备过程，抢占治疗先机，这对侵袭性强的血液肿瘤患者而言，无疑是救命的。同时，In vivo CAR-T有望将将天价治疗变为普通医院即可实施的普惠性疗法，惠及更多患者。 3. 自身免疫性疾病，In vivo CAR-T的重要探索领域 自身免疫性疾病是In vivo CAR-T的重要探索领域，甚至可能早于实体瘤取得突破。自身免疫病的根源是功能失常的B细胞产生了攻击自身组织的抗体。通过CAR-T细胞清除这些致病B细胞，可以从根本上“重置”免疫系统。传统体外CAR-T在此领域已显示出惊人疗效，但同样受限于其复杂性和毒性。如使用In vivo CAR-T中的mRNA/LNP平台，以生成瞬时的CAR-T细胞。这意味着在清除致病B细胞后，CAR-T细胞会自行消失，避免了长期B细胞缺失带来的感染风险，也大大降低了长期副作用的风险。这种“短期、高强度、可重复”的治疗模式非常适合自身免疫病，自免疾病将成为In vivo CAR-T 的另一“主战场”。 4. 纤维化疾病 纤维化的核心是活化的成纤维细胞过度产生胶原蛋白，导致器官瘢痕化。FAP是这些致病性成纤维细胞表面的一个标志物。通过LNP将靶向FAP的CAR-mRNA递送到体内的巨噬细胞，将其改造成能够吞噬并清除致病成纤维细胞的“CAR-巨噬细胞”。 Capstan Therapeutics在《科学》上发表论文，展示了通过一次注射靶向T细胞的LNP，递送了一个包含CAR基因和IL-2 mRNA的“指令包”。这个指令包能将普通的T细胞重编程为靶向FAP的调节性T细胞。这些细胞能够归巢到纤维化心脏，抑制炎症并逆转小鼠模型中的心脏纤维化。这完全颠覆了人们对CAR-T只能用于癌症的认知，也是In vivo CAR-T可扩展性的证明。 探索之路充满挑战与未知 递送系统面临难题 In vivo CAR-T 的成功完全依赖于其递送系统能否在体内完美执行任务。这是所有挑战中最核心、最根本、也是最困难的。人体内有数百种细胞类型，血液循环中的T细胞仅占白细胞的一小部分。如何让载体在无数的细胞中，高效且特异性地找到T细胞并完成基因递送？病毒载体，如AAV载体，虽然可以通过工程化改造其衣壳来增强对T细胞的趋向性，但目前的效率仍然远低于体外转导。更重要的是，改造后的衣壳可能仍会保留对肝脏等组织的天然亲和力，导致大部分剂量被非靶标器官截获，不仅降低疗效，还可能引发肝毒性。 对于基于病毒载体的策略（AAV、慢病毒），一个巨大的现实障碍是预存免疫。绝大多数人在成长过程中都自然感染过腺病毒、AAV等相关病毒，体内已存在中和抗体。当这些载体通过静脉注射进入人体时，会被中和抗体迅速识别、结合并清除，导致治疗载体在到达T细胞之前就“全军覆没”，治疗失败。目前主要通过血清型筛选、衣壳改造、免疫抑制等方式解决，但同时又有可能造成其他问题，如技术门槛高和限制适用人群。 基因递送的有效性与持久性矛盾，非整合载体能高效表达CAR蛋白，但不会整合到基因组。这导致了瞬时表达——CAR-T细胞只能在体内存活几天到几周。对于癌症治疗，这可能不足以彻底清除肿瘤，容易导致复发。虽然这在安全性上是优势，但在疗效持久性上是个短板；而整合载体能将CAR基因永久性地插入T细胞基因组，可能带来持久的疗效。但这引入了 “插入突变” 的风险——如果CAR基因整合到了某个原癌基因附近，可能导致该基因被异常激活，引发继发性恶性肿瘤。虽然风险理论上可控，但这是监管机构（如FDA）极度关注的安全问题。 较高的商业化门槛 无论是AAV、慢病毒还是靶向性LNP，其生产工艺都极为复杂、产量低且成本高昂。目前，病毒载体的生产是基因治疗领域的主要瓶颈。大规模生产高纯度、高滴度、符合GMP标准的载体，面临着巨大的技术和资金挑战。虽然理论上In vivo CAR-T最终成本会更低，但其前期研发和生产投入是天文数字。高额研发成本与周期的不确定性，使得许多投资机构也望而却步，这进一步限制了In vivo CAR-T的研发与成熟；“现货型”药物并非简单，这建立在In vivo CAR-T能适用于广大人群的基础上。预存免疫问题直接限制了病毒载体路径的适用人群。而LNP路径虽然避免了此问题，但不同患者的T细胞对LNP的摄取效率可能因人而异，可能导致疗效不均一。要实现真正的“即买即用”，仍需克服个体差异带来的变量。 安全性存在诸多未知 在传统体外CAR-T中，医生回输的是已知数量、经过质控的细胞。而在In vivo CAR-T中，注射的是载体，最终在体内能生成多少CAR-T细胞是完全未知的。这个数量受患者自身T细胞数量、免疫功能状态、载体递送效率等多种因素影响，个体差异极大。如剂量过低，可能导致无效治疗；剂量过高，可能引发致命的细胞因子释放综合征或免疫效应细胞相关神经毒性综合征。由于CAR-T细胞是在体内“原位”扩增，其动力学可能比传统CAR-T更迅猛、更难预测和控制。 脱靶/on-target, off-tumor毒性的放大。如果载体没有精准靶向T细胞，而是将CAR基因递送到了其他细胞（如NK细胞、巨噬细胞甚至非免疫细胞），这些被“误改造”的细胞也会表达CAR。它们的行为是不可预测的，可能引发严重的非特异性免疫反应或组织损伤；而On-target, off-tumor毒性，是CAR-T的共性问题，但在In vivo环境下可能更棘手。例如，靶向CD19的CAR也会杀死正常的B细胞，导致长期免疫缺陷。在体内，我们无法像体外那样对CAR-T细胞进行“筛选”或“优化”，一旦注射，其靶向杀伤行为就无法中途更改。 与此同时，传统CAR-T领域已开发出多种“安全开关”，如在CAR-T细胞中引入可被特定药物激活的“自杀基因”。在发生严重毒副作用时，可以通过给药清除CAR-T细胞。然而，在In vivo CAR-T中，尤其是在使用整合型载体时，将如此复杂的双基因系统安全、高效地递送到体内，并确保其正常工作，技术难度极高。目前，mRNA/LNP的瞬时性是其最主要的内置安全开关，但对于整合型载体，可靠的安全开关仍是缺失的一环。 认识的局限 我们对载体在人体内的最终命运、CAR-T细胞在体内的激活、扩增、分化、耗竭和记忆形成过程的理解仍然肤浅。这是一个动态、复杂的系统，任何微小的变量都可能影响最终结局，使得精准设计和预测变得异常困难。 同时，与血液肿瘤相比，实体瘤对In vivo CAR-T提出更高的要求。受制于肿瘤微环境，即使成功在体内生成CAR-T细胞，它们也需要能够迁移到肿瘤组织，并穿透物理屏障，在免疫抑制的环境中维持功能。这需要CAR-T细胞具备更强的“战斗力”。而且找到在实体瘤上普遍表达、但在关键健康组织上完全不表达的“完美靶点”极为困难，on-target/off-tumor毒性在实体瘤治疗中更为致命。这对In vivo CAR-T提出了更高的技术要求。 In vivo CAR-T对传统体外CAR-T，不是取代，而是互补 In vivo CAR-T在技术层面与商业化存在显著优势，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它目前仍处于发展的早期阶段，面临着递送效率、靶向特异性、预存免疫等诸多挑战。以血液恶性肿瘤治疗为例，传统CAR-T在复发/难治性血液肿瘤中确立了“终极疗法”的地位。对于经过多线治疗、已无药可用的患者，其强大的细胞扩增能力和潜在的持久性是实现长期缓解甚至治愈的希望所在。在这些晚期患者中，治疗的首要目标是疗效最大化，为了这个目标，医生和患者愿意承担其高昂的成本、复杂的流程以及较高的严重副作用风险。传统CAR-T通过体外激活和大量扩增，能够产生数量巨大、攻击性极强的CAR-T细胞军团，这种“强度”是其在绝境中杀出一条血路的资本。在这种情况下，其个体化定制流程的复杂性和高昂成本，被视为获得强效疗法所必须付出的代价；对于对于侵袭性极强的白血病或淋巴瘤，患者等不起3-5周的制备时间。In vivo CAR-T的“即时干预”能力可以迅速控制病情，为后续治疗赢得宝贵时间，并可配合多种药物与疗法开展联合治疗。 对于传统体外CAR-T疗法，往往高度集中于重症领域。其复杂的供应链和天价成本，注定其在可预见的未来，仍将主要应用于大型顶尖癌症中心，治疗患者群体相对较小但需求最迫切的血液恶性肿瘤。向实体瘤的拓展步履维艰，部分原因也在于其“大炮打蚊子”的成本效益问题；而In vivo CAR-T一旦成功，它可以将CAR-T疗法从顶级医院下沉到地市级医院，从根本上解决医疗资源不均的问题。同时，其低成本、高安全性的特点，使其有潜力进军患者群体巨大得多的自身免疫性疾病领域（如狼疮、硬皮病）。在这里，传统CAR-T的强度和持久性可能是“过犹不及”，而In vivo CAR-T的短期、强效、可重复的特性则堪称“完美匹配”。 互补并不意味着各自局限于一定的领域，而是催生协同进化的格局。技术层面，传统CAR-T领域积累的靶点知识、CAR结构设计经验（如新型共刺激信号）、应对副作用的管理方案，将直接加速In vivo CAR-T的研发。反之，In vivo CAR-T在载体工程、靶向递送方面的突破，也可能反哺传统CAR-T，例如开发更高效的体外转导技术；在疾病治疗中，未来可能会出现“In vivo先行，传统CAR-T殿后”的治疗范式。即先用In vivo CAR-T快速控制病情、降低肿瘤负荷，若出现复发或耐药，再使用经过精心设计和制备的传统CAR-T进行强攻。或者，将两者与其他疗法组成联合方案，多管齐下，从而提高治疗效果。两者的共同发展将推动整个免疫细胞治疗生态的成熟，包括监管政策的完善、生产质量的提升、支付模式的创新，从而为更多新型疗法的出现铺平道路。 In vivo CAR-T的现状与进展 目前，全球范围内尚未有任何体内CAR-T产品获批上市，整个领域处于从概念验证向早期临床过渡的关键阶段，领先的玩家主要包括一批具有前沿技术平台的生物技术公司。高盛预测，至2034年，体内CAR-T市场规模可能达到1900亿美元。截至2025年底，全球在研的体内CAR-T项目预计将超过100个。 对于国外的In vivo CAR-T布局，主要以病毒载体（AAV/慢病毒）、非病毒载体（LNP-mRNA）、表观遗传编辑等多条路线并行探索，不仅限于癌症，已开始探索在自身免疫病、纤维化等领域的应用。 Umoja Biopharma Umoja的核心技术是其VivoVec™ 平台。该平台并非使用传统的腺相关病毒，而是对慢病毒颗粒 进行工程化改造。慢病毒的优势在于能够将基因整合到宿主细胞基因组中，从而实现CAR的长期、稳定表达。Umoja通过修饰慢病毒包膜蛋白，使其能够特异性识别并感染T细胞，同时避免被其他细胞类型摄取，从而提高靶向性和安全性。Umoja是目前全球在in vivo CAR-T领域进展最快的公司之一。其先导项目针对CD19靶点，已在临床前模型中证明了能够在体内高效生成CAR-T细胞，并有效清除肿瘤。公司已与多家大型药企达成合作，并计划在2024年左右提交其首个体内CAR-T项目的临床试验申请。此外，他们还在探索将VivoVec与共刺激细胞因子（如IL-7和IL-21）联用，以在体内创造出更利于CAR-T细胞扩增和持久存在的微环境。 Capstan Therapeutics Capstan采取了一条截然不同的技术路径——利用脂质纳米颗粒递送mRNA。其核心技术源于诺贝尔奖得主Drew Weissman教授在m疫苗技术上的贡献。具体而言，Capstan开发了靶向性LNP，能够将编码CAR的mRNA以及必要的基因编辑工具特异性递送到体内的T细胞中。其2022年以巨额融资横空出世，引发了广泛关注。其首要适应症聚焦于自身免疫性疾病和纤维化疾病，例如，通过In vivo方式生成靶向致病性成纤维细胞的CAR-T来治疗心脏纤维化。这展现了In vivo技术的另一大潜力——治疗非癌性疾病。目前其管线处于临床前阶段，但因其强大的科学创始团队和颠覆性技术而备受期待。 Tune Therapeutics Tune的策略更为前沿，它不使用切割DNA的CRISPR技术，而是采用表观遗传编辑。其平台名为EPI-TUNE，能够像“开关”一样精确调控内源基因的表达，而无需改变DNA序列本身。一方面，可以激活内源性的肿瘤特异性T细胞受体基因，从而在体内“唤醒”一支天然的抗肿瘤T细胞大军，而非导入外源CAR。另一方面，也可以用于沉默T细胞中的免疫抑制检查点（如PD-1），从而增强现有CAR-T/T细胞的战斗力。Tune的技术尚处于早期研发阶段，但代表了未来的一个重要方向。通过避免DNA双链断裂，表观遗传编辑理论上具有更高的安全性，脱靶风险更低。该公司正致力于解决体内递送效率的挑战，并构建其针对癌症和遗传病的管线。 与此同时，中国生物科技企业在In vivo CAR-T这一前沿赛道上展现出强大的追赶和创新能力，其布局深度和技术广度也不容小觑。国内企业在碱基编辑、mRNA/LNP递送等最热门的技术方向上均有布局，且反应迅速。 济因生物 其采用基于水痘-带状疱疹病毒（VZV）-G蛋白改造的逆转录病毒载体，表面展示抗CD3结合剂和某未披露的“X”激活结构域。其CAR载荷包含鼠源FMC63抗CD19 scFv（连接CD8铰链/跨膜域）以及共刺激域4-1BB和CD3ζ。他们与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合作报道了首例接受其产品治疗的复发/难治性弥漫大B细胞淋巴瘤（R/R DLBCL）患者，值得注意的是，治疗方案中包含了单采术、清淋预处理及自体T细胞与病毒载体的联合输注策略。 虹信生物 其在 The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上发布了题为「In vivo CD19-CAR T-Cell Therapy for Refractory Systemic Lupus Erythematosus」的论文，系全球首次公布了基于 mRNA-LNP 的 In vivo CAR-T 候选药物 HN2301 治疗系统性红斑狼疮（SLE）患者的临床试验研究数据。该论文的发表标志着 mRNA-LNP 路径的 In vivo CAR T 正式进入临床研究阶段，并且在人体上首次获得了临床验证，同时也首次证明了基于靶向 LNP 的体内 CAR T 治疗 SLE 的可行性。目前，研究团队正在探索优化输注剂量和流程，并将逐步扩展到治疗其他复发难治性自身免疫病。 嘉晨西海 2025年3月，其宣布宣布完成 JCXH-213 临床研究的首例给药，此候选产品基于mRNA/LNP 技术，通过其自主开发的靶向纳米脂质体（tLCNP）将表达 CAR 分子的信使核糖核酸直接递送至患者体内的多种免疫细胞，并产生强效肿瘤杀伤性 CAT-T、CAR-M 和 CAR-NK，以组合协同的方式起到清除肿瘤的效果。此项试验是世界范围内基于 mRNA/LNP 的 In vivo CAR 首次应用于人体研究,并且靶向多种人体免疫细胞，有望突破实体瘤微环境抑制、增强肿瘤杀伤持续性。 对于一些在传统体外CAR-T领域已取得成就的公司，也必然在其研发规划中密切关注或内部探索体内CAR-T技术。尽管前景广阔，所有中国体内CAR-T企业都面临核心挑战。靶向递送效率：如何确保载体只感染目标T细胞且效率足够高；安全性：体内基因编辑的长期脱靶效应和载体本身的免疫原性；监管审评：这是一类全新的疗法，需要建立全新的审评标准，与企业的沟通至关重要。 中国的体内CAR-T研发正处于全球第一梯队，预计在2025-2026年，我们有望看到中国首批体内CAR-T项目进入临床I期试验。这场竞赛不仅是速度的比拼，更是技术路径正确性的验证。谁先攻克技术瓶颈，并成功完成临床概念验证，谁就将率先打开一个巨大的市场，引领中国乃至全球的细胞治疗进入一个全新的“体内时代”。但对于体内CAR-T企业而言，早日实现商业化没有捷径，必须采取一种 “全方位、一体化”的攻坚策略： 1. 拥抱前瞻的监管与商业化思维 提前布局商业化与市场准入。企业需要早期与医保部门、商业保险公司沟通，探索基于疗效的风险共担协议、分期付款等创新支付模式。同时加强市场教育与生态构建，体内CAR-T的处方和使用可能更接近普通生物药。需要教育医生关于其作用机制、患者管理、毒性监测与处理等知识。并通过患者社群，提前普及这一革命性疗法的优势和可能的风险，建立市场期待和信任；早期、频繁地与监管机构沟通。从研发早期就药学研究、临床前研究和临床方案与监管机构进行沟通，确保研发路径符合监管要求。同时鉴于其创新性，应积极探索突破性治疗药物等加速审评通道的资格。 2. 差异化适应症选择与生产体系构建 部分企业选择CD19阳性B细胞恶性肿瘤作为首发适应症，这是CAR-T疗效的“金标准”领域，能最直接、最快速地证明体内CAR-T平台的有效性，可与已上市的体外CAR-T进行头对头或历史数据比对。同时快速进入实体瘤领域，这是体内CAR-T最大的价值所在。应选择肿瘤相关抗原明确、且已有部分临床证据的癌种（如GPC3高表达的肝癌、MSLN高表达的间皮瘤等）进行突破。企业需勇于探索在自身免疫性疾病、慢性病毒感染等非肿瘤领域的应用，开辟全新的市场；体内CAR-T的“药物产品”是载体（病毒/LNP），而非细胞本身。因此，其生产工艺和质量控制与传统CAR-T截然不同。企业需提前构建规模化、合规的载体生产体系，优化生产工艺的同时建立严格的质量控制体系。 3. 攻克技术瓶颈 这是In vivo CAR-T发展的最重要因素，企业必须解决靶向递送的核心难题，并确保基因编辑的安全性与持久性。企业可采用“双靶向”或“逻辑门”策略、优选更安全的基因编辑工具、控制整合位点与表达调控等方式。技术的突破如同长跑，每个企业都拼尽全力争先抢占，但选对技术路径可极大加速成功的到来，拉开与其它企业的差距并占有巨大的市场份额。 结语 综上所述，In vivo CAR-T技术正站在变革的十字路口。它代表着免疫治疗从高度个体化向普惠化、从复杂化向简约化、从专科化向普适化转变的重要方向。正如一位行业专家所言：“我们正在见证细胞治疗从‘手工定制’走向‘工业化生产’的历史性转变。”尽管前路依然充满挑战，但体内CAR-T已经为免疫治疗版图的重绘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和工具。未来五到十年，随着关键技术的突破和临床数据的积累，这项技术有望真正实现免疫治疗的民主化，让更多癌症患者受益。在这场技术革命中，中国创新力量也在积极布局。国内多家生物技术公司和科研机构已启动相关研究，有望在全球竞争中占据一席之地。免疫治疗的版图正在重塑，而体内CAR-T很可能就是那支最重要的画笔。 ►►► CGT创新合作交流群 CGT Asia 亚洲细胞与基因治疗创新峰会旨在搭建高效合作平台， 促进研究人员、临床医生、企业家与投资人之间的深度对话与实质性合作，深入探讨技术创新与临床转化，破解研发、工艺、产业化难题，汇聚各方力量，加速颠覆性疗法上市，使更多疾病得以治愈与改善。 即刻扫码加入（也可扫码加下方小助手进群） “CGT创新合作交流群” END 近期峰会活动 谈思特别推荐 *谈思生物特色社群* 谈思生物聚焦国内外生物医药产业最新动态，专注为细胞治疗、基因治疗、类器官、核酸、疫苗、医美、神经系统、核药、医药制造等细分领域提供线上线下交流分享的专业平台，赋能中国生物医药产业发展，助力打造全球生物医药产业高地。每年谈思生物举办数十场线上线下品牌活动，拥有数十个生物医药行业精品社群，覆盖Novaris、赛诺菲、复宏汉霖、齐鲁制药、药明康德、辉瑞、阿斯利康、百济神州、赛默飞世尔等百家国内外领先的药企、CRO/CDMO等，已经服务上万名生物医药行业上下游从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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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嵌合抗原受体 T 细胞（CAR-T）疗法是治疗难治复发性血液肿瘤的利器，但传统体外 CAR-T 存在制备复杂、成本高昂等问题。体内 CAR-T 疗法应运而生，它通过基因递送载体直接在体内重编程 T 细胞，省去了体外制备的繁琐步骤，成为更高效、经济的治疗方案。本文将从技术原理、载体类型、临床进展和挑战等方面，为你揭开体内 CAR-T 疗法的神秘面纱。 一、传统 CAR-T 的困境，体内疗法的诞生 提到CAR-T 疗法，很多人都知道它是血液肿瘤治疗的 “明星疗法”，截至目前已有 14 款商业化产品获批，但这些都是个性化的体外 CAR-T 疗法。体外 CAR-T 的制备就像一场 “定制化手术”：先要通过白细胞分离术从患者体内提取 T 细胞，再在实验室里进行分选、激活、转导，最后扩增、检测后回输，整个过程耗时 7-22 天（图 1），不仅成本高达几十万甚至上百万，还面临制备失败、物流要求严苛等问题。 就算是异基因 CAR-T 和 CAR-NK 细胞疗法，也分别遇到了宿主抗移植物排斥、疗效不佳和持久性差的难题。在这样的背景下，体内 CAR-T 疗法横空出世。它不需要提取患者的 T 细胞，而是直接将携带 CAR 基因的载体注入体内，让身体里的 T 细胞原地 “变身” 成 CAR-T 细胞，准备时间只需 1-3 天，真正实现了 “即取即用” 的治疗愿景。 二、基因递送载体：体内 CAR-T 的 “运输车” 要让 CAR 基因精准找到并进入 T 细胞，离不开高效的基因递送载体，这些载体主要分为病毒和非病毒两大阵营，就像不同类型的 “运输车”，各有各的本领（表 1）。（一）病毒载体：老牌选手的进阶之路 病毒载体是基因递送的 “老牌选手”，凭借高转导效率成为体内 CAR-T 的核心载体，主要包括慢病毒载体（LVs）和腺相关病毒载体（AAVs）。 慢病毒载体是体外和体内 CAR-T 制备的主力军，它能感染分裂和非分裂细胞，还能携带大段基因并实现长期表达。不过它的天然靶向性太广，容易 “走错路”，科学家们就通过改造它的包膜蛋白，比如突变水泡性口炎病毒糖蛋白（VSV-G），再加上 CD3、CD4、CD8 等 T 细胞特异性靶向元件，让它只认准 T 细胞（图 3）。比如尼帕病毒（NiV）和麻疹病毒（MV）改造的慢病毒载体，就能精准靶向 CD8 或 CD4 T 细胞，在动物实验中展现出优秀的抗肿瘤效果。 腺相关病毒载体安全性更高，不会整合到宿主基因组里，但它的 “装载量” 有限，只有约 4.7kb，而且天然很难感染 T 细胞。科学家们通过突变衣壳蛋白、插入靶向元件，让它也能靶向 T 细胞，比如 AAV6 改造后对小鼠 CD8+ T 细胞的转导特异性几乎达到 100%。 （二）非病毒载体：后起之秀的创新突破 非病毒载体就像基因递送的 “后起之秀”，虽然转导效率稍低，但胜在安全性高、成本低，还能避免病毒载体的免疫原性问题，主要包括聚合物纳米颗粒、脂质纳米颗粒（LNPs）、仿生递送载体和宏观封装装置。 聚合物纳米颗粒靠静电作用结合核酸，还能通过 “质子海绵效应” 帮助核酸逃离细胞内的溶酶体，比如聚 β- 氨基酯（PBAE）纳米颗粒能在体内成功制备 CAR-T 和 CAR 巨噬细胞。脂质纳米颗粒是目前最成熟的非病毒载体之一，mRNA 疫苗就常用它作为载体。靶向性脂质纳米颗粒（tLNPs）通过表面修饰抗体或小片段靶向元件，能精准找到 T 细胞，比如 Capstan Therapeutics 的 CD8 靶向 tLNPs，在猴子和人源化小鼠中实现了高效的 CAR-T 制备（图 5）。还有选择性器官靶向（SORT）脂质纳米颗粒，能避开肝脏，把基因递送到脾脏的 T 细胞里。 仿生递送载体则是模仿血小板、红细胞、间充质干细胞等天然细胞的特性，实现长循环和靶向递送；宏观封装装置比如水凝胶、3D 支架，能在局部缓慢释放载体，实现原位 CAR-T 制备，特别适合实体瘤的治疗。 三、从实验室到病床：体内 CAR-T 的临床进展 自 2017 年体内 CAR-T 的概念验证成功后，这项技术的临床转化速度堪称 “火箭式”（图 2）。截至目前，已有 30 多项临床试验注册，涉及血液肿瘤、自身免疫病甚至实体瘤。 （一）病毒载体类体内 CAR-T 的临床突破 慢病毒载体是临床中最常用的病毒载体，比如 Interius BioTherapeutics 的 INT2104，靶向 CD20 的慢病毒载体在猴子实验中让 B 细胞减少了 75% 以上，目前已进入Ⅰ期临床试验；武汉协和医院和 EsoBiotec 合作的 ESO-T01，靶向 BCMA 的慢病毒载体在 4 名多发性骨髓瘤患者中实现了 100% 的总缓解率，而且安全性良好。（二）非病毒载体类体内 CAR-T 的临床探索 脂质纳米颗粒类的体内 CAR-T 也不甘落后，Myeloid Therapeutics 的 MT-302 和 MT-303，分别靶向 TROP2 和 GPC3，用于上皮癌和肝癌的治疗，早期临床结果显示能在患者体内检测到 CAR 阳性的髓系细胞；Capstan Therapeutics 的 CPTX2309，用于自身免疫病的治疗，在猴子实验中成功重建了 B 细胞群，目前正在健康人群中开展安全性试验。 四、机遇与挑战：体内 CAR-T 的未来之路 尽管体内 CAR-T 前景广阔，但目前还面临不少技术和临床挑战。技术上，病毒载体存在免疫原性、随机整合的风险，非病毒载体的转导效率和表达持久性有待提高；临床中，如何控制剂量、监测体内 CAR-T 的活性，以及避免脱靶效应，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不过科学家们也在不断寻找解决方案：比如优化载体的靶向性和表达调控，加入安全开关降低风险；在临床试验设计上，参考动物实验和非人类灵长类数据，制定更合理的给药方案。而且体内 CAR-T 的应用范围还在不断扩大，除了肿瘤，还能用于自身免疫病、纤维化甚至感染性疾病的治疗，比如靶向 FAP 的 CAR-T 能逆转心脏和肺部纤维化，CAR 巨噬细胞能清除耐药菌。 未来，随着载体技术的不断创新和临床数据的积累，体内 CAR-T 有望从 “实验性疗法” 变成标准化的治疗手段，让更多患者用得起、用得上这款抗癌新疗法。 识别微信二维码，可添加药时空小编 请注明：姓名+研究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