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ilead Sciences, Inc.

近日，上海柯君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简称“柯君医药”）宣布完成超3亿元人民币C轮融资。本轮融资由沃森生物领投，现有股东泰珑资本旗下泰鲲基金持续加持，并引入了前海方舟、深担创投等数家知名投资机构。此次融资资金将主要用于加速公司多条核心及重点管线的全球临床开发进程。 30年行业经验，斩获超3亿元融资 柯君医药成立于2018年，创始人何公欣，深耕生物医药行业30年，是前药技术领域的权威专家。 柯君医药创始人何公欣 来源：柯君医药官网 在华东理工大学合成化学专业毕业后，何公欣先后在日本九州大学、美国加州大学进行深造，系统构建了从有机合成到药物设计的完整知识体系。在美国加州大学的博士后研究结束后，何公欣加入了当时正在高速发展的吉利德。 在吉利德近30年的研发生涯中，何公欣参与并主导了多个国际新药的研发工作。值得注意的是，何公欣还是明星抗乙肝药物替诺福韦艾拉酚胺（TAF） 的主要发明人之一，推动了前药技术的重大临床突破与全球应用。 2008年，何公欣受命回国，出任吉利德中国区首席代表及首任总经理，负责吉利德在国内搭建区域分部。何公欣开始从一位药物研发者，成长为一位负责生产运营、供应链管理以及企业发展的管理者。这段经历让他深刻理解了中国医药市场的运行逻辑，积累了广泛的产业资源。 2018年，在执掌吉利德中国十年后，何公欣心中“亲身参与并推动中国生物医药创新”的愿望愈发强烈。于是，他选择离开吉利德这家巨头企业，在上海创立柯君医药，聚焦于实现前药技术的突破。 创立柯君医药后，何公欣充分发挥在吉利德所学习到的多方面经验，短短数年时间，柯君医药快速构建了A-ProX（璞玉AI前药技术平台）。该平台结合AI预测与精准化学修饰，致力于推动前药研发从传统的“被动修饰”迈向“主动设计”的新阶段。这一布局，让柯君医药在创新药研发赛道稳步前行，逐步在行业内崭露头角。 迄今为止，柯君医药已累计完成7轮融资。2019年完成天使轮融资，2021年完成两轮A轮融资，2024年完成约亿元B轮融资，B+轮融资，2025年完成超亿元B+轮融资，今年4月底完成超3亿元B轮融资。 需要关注的是，本轮融资的领投方沃森生物，是中国领先的创新型生物制药企业，在新型疫苗领域处于行业领先地位。其战略投资不仅提供了资金，更意味着对柯君医药技术路线的认可。此轮融资为“产业资本+专业VC+国资背景基金”的组合，为柯君医药下一阶段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持。 柯君医药融资历程 数据来源：企查查官网 双平台驱动，三大核心产品 除了璞玉AI前药技术平台外，柯君医药还搭建了奥胜mRNA技术平台，专注于开发治疗性疫苗和新型疗法。两大平台双轮驱动，相互协同。璞玉平台可对奥胜mRNA递送系统进行优化，而奥胜mRNA技术也能为璞玉平台的前药设计提供新思路。 依托两大技术平台，柯君医药已构建起覆盖心脑血管、代谢疾病和抗病毒三大领域的丰富管线，其中三款核心产品进展最为迅速。 CG-0255（依福格雷）：重新定义抗血小板治疗 在抗血小板治疗领域，约58%的中国人群存在“氯吡格雷抵抗”问题，导致用药效果不佳。这款全球首创的新一代P2Y12受体抑制剂，采用独特的巯基水解前药设计，绕过了传统药物依赖肝酶CYP2C19代谢的路径，从根源上解决了上述人群的用药无效的难题。 其临床数据显示出显著优势：抗血小板药效优越，静脉剂型15分钟内快速起效，口服剂型30分钟内起效，仅需2mg剂量即可达到300mg氯吡格雷同等药效，且个体差异小、药物相互作用风险低。该产品已在美国推进注册临床研究，并同步在中国开展II期临床试验。 CG-0416：真正的减脂不减肌 作为一款基于璞玉平台开发的高选择性肝靶向THR-β激动剂，CG-0416不依赖于抑制食欲，而是通过直接激活肝脏代谢来促进脂肪燃烧。临床前研究显示，其在达到与司美格鲁肽相当减重效果的同时，实现了约95%的减重来自脂肪减少，基本避免了肌肉流失，真正做到了减脂不减肌。 更值得关注的是，CG-0416与GLP-1类药物联用展现出强大的协同潜力，既能提升减重效果，又能缓解GLP-1单药可能导致的肌肉流失问题。这使其在巨大的减重和代谢性脂肪肝病（MASH）市场中前景广阔。目前，该产品已进入I期临床阶段。 来源：柯君医药官网 CG-1999：乙肝“功能性治愈”的全新方案 慢性乙肝的“功能性治愈”（即HBsAg清除且持续阴性）是全球医学界的难题，这款通过奥胜mRNA平台开发的免疫调节剂，其独特之处在于不直接攻击病毒本身，而是通过精准调节患者自身的免疫系统，逆转T细胞耗竭状态，从而恢复机体主动清除病毒感染细胞的能力。 临床前研究表明，在与现有抗病毒药物联合使用时，CG-1999能显著加速降低乙肝表面抗原（HBsAg），并在停药后有效抑制病毒反弹。这为实现乙肝的功能性治愈提供了全新的解决方案。 来源：柯君医药官网 万亿市场，中国创新药正在重新估值 近年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为创新药产业的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制定创新药目录，支持创新药发展”。《支持创新药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的落地，明确了产业发展的顶层设计，从研发、准入、临床使用到多元支付形成全链条支持。此外，药审改革持续深化，审批效率大幅提升，2025年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的创新药达76个，创历史新高，境内外上市时间差进一步缩短。 据中商产业研究院预测，2026年中国创新药市场规模将超过1.3万亿元人民币，较2025年增长约6.6%。其中，中国创新药的出海成绩值得注意，2025年，中国创新药对外授权（BD）交易总金额突破1357亿美元。2026年第一季度，交易总额突破600亿美元，接近2025年全年总额的一半，占全球创新药交易总额的约70%。这是一个明确信号：中国创新药的价值正在重新估值。对跨国药企而言，它不再是过去的性价比之选，其全球竞争力已得到充分验证。 医药魔方MedAlpha新药投融资数据库显示，2025年中国创新药一级市场全年总计发生445起融资事件，融资总额为52.19亿美元。其中细胞疗法、核酸药物与AI制药三大前沿方向表现尤为突出，成为资本押注的重点。 恒瑞医药：国内领先的创新型国际化制药企业，2025年创新药销售收入达163.42亿元，同比增长26.09%，占药品销售收入比重提升至58.34%。目前，恒瑞医药已在中国获批上市24款1类创新药、5款2类新药，另有100多个自主创新产品正在临床开发，400余项临床试验在国内外开展。2025年，恒瑞医药营业收入为316.29亿元，同比增长13.02%。 百济神州：作为具备全球化能力的龙头企业，其产品矩阵覆盖肿瘤靶向与免疫治疗等领域。核心创新药百悦泽（泽布替尼）2025年全球销售额达280.67亿元，同比增长48.8%，成为全球销量领先的BTK抑制剂。百济神州拥有40余款临床和商业化阶段产品，超175项全球临床试验正在推进，全球化商业化布局成效显著。2025年，百济神州收入为382.25亿元，同比增长40.46% 信达生物：中国领先的生物制药公司，专注于重大疾病领域创新药的研发、生产与商业化。截至目前，已累计获批上市18款新药，其中12款纳入国家医保目录。公司已建立了30多个布局全球的高价值管线，多款产品处于Ⅲ期或关键性临床研究阶段，并在中国、美国、欧洲等多个国家进行布局。2025年，信达生物营业收入为130.42亿元，同比增长38.4%。 万亿市场的商业前景下，在众多创新药企业中，柯君医药为何能获得3亿元融资？其创始人何公欣作为公司的灵魂人物，深耕创新药领域30余年，拥有成功的产品上市经验以及市场运营管理能力。公司的双平台“璞玉”和“奥胜”也已充分展现了其商业化价值，丰富的临床数据，降低了研发风险。 此外，其三条核心管线均针对明确的临床痛点（氯吡格雷抵抗、减重保肌难兼顾、乙肝无法治愈），作用机制具有全球创新性，市场前景大。其核心产品均多区域布局，CG-0255已在美国进入注册临床阶段，展现了国际竞争力。 朴拙资本执行合伙人苗天一指出，资本关注度正从“故事驱动”转向“验证驱动”，市场更加关注药企的里程碑达成。南方基金朱恒红认为，行业正从过去依赖国内销售的模式，向“国内销售+对外授权”双轮驱动的国际化战略转型。 这种转变意味着，投资逻辑已从为可能性付费，转向为确定性和差异化买单。这意味着像柯君医药这种，拥有经过验证的技术平台，核心管线临床数据丰富，全球商业化路径清晰的企业更受青睐。 中国创新药，迈入新阶段 柯君医药的C轮融资，侧面印证了创新药赛道的一个风向：只有具备扎实的技术平台，经得起丰富临床数据验证的管线，以及其是否能成功商业化，才能赢得市场的信任。其“双技术平台驱动、多管线并进”的策略，赢得产业资本与财务投资者的双重信任。 随着核心产品陆续进入临床后期，柯君医药能否将其科学设想转化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产品，将是中国创新药深度攻坚能力的一次重要检验。

周末的会场还没散场，松江小昆山一处工厂的“自动化叙事”先冲进了公众视野，细胞疗法的价格却更像一记闷雷，CART这类一针动辄百万的治疗，突然被推到20万元区间，市场开始重新计算“细胞药物到底靠什么定价”，也开始重新问一句更现实的问题，下一轮资本会不会把钱押在真正能规模化的产线和工艺上，还是继续押在尚未落地的临床承诺上，答案可能已经在818号令的落地时间表里。 生物医药研究人员在会上直言，如果现在不谈细胞疗法就像跟不上技术潮流，科研团队在试图用新范式去处理过去束手无策的罕见血液肿瘤，富豪则把资金投向基因编辑、干细胞再生、体内细胞重编程等前沿路线，听上去很热，现实却更硬，国内细胞疗法本土企业确实在生产链条上抬头，但监管的刀已经落下，5月1日“细胞治疗史上最严监管令”（818号令）开始实施，在我国现存超过10万家相关企业中，大量此前游走于“灰色地带”的公司将迎来洗牌。 华道生物的CART申请被CDE受理，拟用于难治复发性非霍奇金淋巴瘤，这个节点只是表面，真正引发关注的是定价路线，媒体此前提到其CART“万基奥仑赛注射液”计划把原本百万元一针打到20万元价格区间，公司相关人士也表示，上市后定价在23万至25万元人民币区间，靠的不是营销，而是把成本压回到设备、耗材、原料和试剂的自主可控上，质量控制负责人点出早期生产制备几乎依赖欧美进口，成本因此居高不下。 对比时间线更刺眼，2017年美国首款CART以47.5万美元天价上市，2021年中国首款同类药物定价120万元人民币，若按进口设备耗材和试剂成本推算，业内认为CART不卖到七八十万元企业很难赚钱，这意味着价格下探并非线性“降成本”，而是制造体系从依赖走向替代，需要“全链条自建”把账算清。 历史溯源要从一句行业常识说起，细胞疗法不是单一药物，而是一套把细胞从“活体素材”变成“可用产品”的工业流程，这套流程长期卡在两处，一处是生产端的高复杂度与低规模，另一处是商业端的支付能力错配，产品上市不等于能卖开，患者焦急却无力支付，厂商拿到批准却很难形成销售规模，中国CART数量在增长，累计获批的细胞基因疗法产品也有8款，但治疗患者仍只有数千人规模，量上不去，成本曲线就很难向下。 当下的价格叙事，其实是在和全球市场的销售结构对照，阿斯利康全球研发中国副总裁何佳平给出关键落差，全球上市CART中有三款年销售额达到十几亿美元，中国近几年上市CART数量不少，但合计销售额不过几亿美元，中美细胞疗法整体市场规模相差一个数量级，换句话说，国际巨头靠的是规模化商业闭环，而国内即便有新增产品，也仍在找“付得起的客户池”。 账本再往后翻，2025年强生传奇生物靶向BCMA的CART西达基奥仑赛销售额约19亿美元，吉利德与百时美施贵宝靶向CD19的CART销售额分别接近15亿美元和14亿美元，这四个数字把“药物研发能力”与“商业规模能力”分开了看，药物有效不代表销量稳定，销量稳定又不等同于药物更便宜，它更像供应链和定价权共同作用的结果。 国内的策略选择也在历史节点上被逼出来，一边是制造产业链加速发展，推动本土CGT厂商崛起，并构建自主可控全链条生产，华道生物强调其全自动、全封闭、无人化生产体系，产能可比国内外同行提升50倍以上，理论上实现“临床需要多少就可以生产多少”，在松江小昆山镇建设的个性化CART细胞药物全自动全封闭无人化基地，一期年产能可达9000人份，而国内已上市产品最高不足300人份的年产能，这不是轻微改善，是对供应弹性的再定义。 另一家深圳CGT公司赛桥生物给出不同路径，“AI+自动化”，开发十几个硬件及几百种药物生产工艺，打造“乐高式”的全自动化工厂，把端到端智能化塞进生产节拍里，创始人商院芳称，自体定制CART生产成本从百万元一针降至10万元左右，生产周期从两三周压缩至两天以内，未来更有望缩短至6小时，逻辑很直接，快速迭代和大规模应用是形成制造装备能力的前提，制造体系要先动起来。 历史的分叉点在于，细胞疗法想走向“人人能用得起”，不仅要让产品更有效，还要让制造过程像工业品一样可复制，体内CART（In vivo）正是这一逻辑的延伸，松禾资本合伙人张冲提到，体内CART赛道在制备工程化上迎来突破，制造成本和制备周期大幅降低，全球资本在2025年向体内CART赛道涌入近50亿美元，这说明市场把“更少步骤、更短周期、更低成本”当成重要变量。 但体内CART的机制决定了风险也会移动，体内CART是将T细胞直接在患者体内转化为抗癌CART细胞，仅需静脉注射，无需抽取患者血液在体外改造，流程更简单、时间更短、成本更低，但可能面临“脱靶风险”，这让监管、工艺验证、递送技术成为更核心的门槛，制造不再只是成本问题，而是安全边界的工程问题。 冷酷拆解要回到两件事，价格为何能落下，以及818号令为何会把行业推向“合规竞赛”。 先说价格，华道生物把定价区间写得很明确，从成本到装备再到耗材试剂的自主研发，意味着其要把过去依赖进口的成本结构打碎，从设备、耗材到最基础原料和试剂全部由团队自主研发生产，这类投入很重，摊销周期也长，但它能把“能不能降价”从管理承诺变成工艺能力。 你想想看，过去业内用进口设备耗材和试剂成本推算，如果不卖到七八十万元企业难以赚钱，这套算式的前提是供应链外包和规模不足，现在企业要做的是让成本曲线先下移再谈利润，走的是制造能力替代路线，背后是产业链话语权的争夺。 再看818号令，它不是针对某一家公司的“惩罚”，而是对整个行业的分层监管。监管对象是干细胞、免疫细胞等生物医学新技术的临床研究与转化应用，它要求这类技术的临床研究和转化应用必须在三甲医院内开展，临床研究不得收费，最高可处20倍罚款，只有通过临床试验后审批通过的产品才可收费，这让灰色产业链失去“边界套利”的空间，也把“先卖后证”的路线推向更高风险。 数据的冲击也来自规模，企查查显示截至3月18日我国现存14.9万家细胞医疗相关企业，注册量逐年增加，2025年全年累计注册3.39万家同比增长11.8%，今年截至3月18日已新注册超过5000家，这说明资金与概念在奔跑，但监管开始把奔跑改成队列，真正能留下来的企业往往是能把研发、临床、生产和合规同时跑通的那一类。 灰色乱象的形态也很清晰，市场上充斥声称“细胞治疗”的未获批产品，甚至面向个人消费者推广售卖，还出现“口服细胞疗法”，还有医院提供未经批准的细胞治疗服务，NKT细胞治疗被曝光，费用超过十万元，产品由外地实验室提供且尚未获国家药监部门批准上市，产业链里还有“陪诊员”和护工，甚至用假冒治愈故事做转化。 换句话说，很多机构卖的不是疗法本身，而是患者情绪和信息不对称形成的现金流，818号令切断的是现金流通道，它要求三甲医院、要求不收费研究、要求临床试验后的可收费，这会逼企业把商业模式从“短平快”改成“证据生产”，证据越难，越需要资金链稳定与生产端可验证。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国内目前尚无任何一款售价一两十万元的细胞疗法获批，业内认为从上市申请获得受理到最终获批、并定价销售还有很长距离且不确定性，一款细胞基因治疗产品从研发到临床再到上市周期很长且资金投入巨大，企业可能在某个阶段撑不下去，这不是技术难，而是资本承压与合规成本的叠加。 终局收尾要把视线拉回“范式”。几位业内人士都在表达同一个疑问，领先能否保持取决于有没有颠覆性范式出现，李启靖认为中国在体内CART创新能力上已经形成全球领先格局，但未来取决于是否出现颠覆性范式，松禾资本则强调体内CART与制备工程化是关键门槛。 更大的宿命在于，细胞疗法的竞争正在从科研论文竞争，转向制造体系竞争，产线的全自动、全封闭、无人化，成本从百万元到10万元的跃迁，周期从两三周到两天甚至6小时的承诺，这些都在回答同一个问题，谁能把“复杂生物过程”工程化，谁就更可能在定价、交付、合规三重约束里存活。 而818号令把行业的赌局规则写进了时间表，灰色产业链的空间收缩，意味着只有能把临床研究、责任主体划分、药品申报路线与技术轨执行到位的企业，才有资格谈规模和价格，最终真正能进入“平民抗衰时代”的，往往不是最会讲故事的公司，而是最会把细胞制造变成可重复工业能力的公司，细胞疗法越热，活下来的越冷硬。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季媛媛 中国乙肝治疗药物市场正在迎来一个关键变量。 5月11日，中国生物制药（1177.HK）公告，其核心子公司正大天晴与葛兰素史克（GSK）就反义寡核苷酸（ASO）药物Bepirovirsen达成独家战略合作。 据合作协议，正大天晴将负责该产品在中国内地的进口、分销、医院准入及全部推广活动，并确认全部销售收入；GSK继续作为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MAH），把控注册、质量、药物警戒及全球医学策略。 Bepirovirsen是目前全球临床进度最快的乙肝功能性治愈候选药物之一。2026年4月，该药已获国家药监局药品审评中心（CDE）优先审评资格。若顺利获批，它将成为首个有限疗程（约6个月）即可实现慢性乙肝功能性治愈的药物，打破患者长期乃至终身服药的现状。 有券商医药行业分析师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正大天晴作为国内肝病市场份额领先的企业，其覆盖超5000家医疗机构的商业化网络，直接决定了这款重磅产品从监管批准到终端患者手中的转化效率。 从“替代口服药”到“重塑治疗路径” Bepirovirsen是一款具有三重机制（降解病毒RNA、抑制DNA复制、降低HBsAg）的ASO药物。在B-Well 1和B-Well 2两项III期研究中，该药联合标准治疗显示出具有统计学意义和临床意义的功能性治愈率，支持其上市申请。 所谓“功能性治愈”，即治疗后24周内血清中检测不到HBsAg和HBV DNA，意味着患者可摆脱药物依赖，远期肝癌风险显著降低。 前述分析师指出，对于GSK而言，Bepirovirsen是对其HIV/肝炎业务线的重要补充。但在中国市场，GSK近年来经历了带量采购、合规调整等多重挑战，自建商业化团队的边际成本高且周期长。选择正大天晴作为独家合作伙伴，本质上是将“最稀缺的产品”与“最落地的渠道”进行精准匹配。 “从产业角度看，Bepirovirsen的商业价值不仅在于其自身销售收入，更在于它将驱动乙肝治疗路径的范式转移。”该分析师认为，从“长期病毒抑制”转向“有限疗程治愈”。这种转移将重新定义医生处方习惯、患者支付意愿，乃至医保目录的谈判优先级。 对现有口服抗病毒药物而言，一旦功能性治愈疗法成熟并进入医保，部分患者将主动选择有限疗程方案，口服药的长期用药人群规模可能面临萎缩，从而影响相关仿制药企业的现金流。但过渡期内，更可能出现的局面是联合治疗：Bepirovirsen与口服药联用，以提高功能性治愈率。 本次协议显示，GSK保留MAH身份，负责注册、质量、警戒及全球医学策略。这意味着产品的知识产权、全球供应体系和安全管理仍由GSK主导，符合跨国药企对核心产品控制权的惯例。 同时，正大天晴无需承担药品上市许可的直接法律责任，降低了其在产品质量方面的合规风险。 正大天晴承担进口、分销、准入、推广和非推广活动，并确认全部销售收入。这一安排下，正大天晴实际上扮演了“渠道总包方”的角色。 双方约定了初始5.5年的合作期，正大天晴向GSK采购产品，并可将销售收入确认为自身营收。这种财务模型类似于“买断式代理”，但与普通代理不同：正大天晴不只是赚取销售佣金，而是承担市场推广费用和渠道投入，同时享有销售收入减去采购成本后的差额利润。这对正大天晴的资金实力和商业化能力提出了较高要求，但若产品放量顺利，将显著增厚其营收和利润。 此外，双方保留了中国生物制药部分在研管线海外权益进一步合作的权利。 中国生物制药的自研乙肝管线（如核心蛋白变构调节剂TQA3605、TLR-7激动剂TQ-A3334等）未来若获得积极数据，GSK有权优先获得中国以外市场的合作机会。这为中国生物制药的国际化战略提供了一个低成本的“借船出海”路径。 此次，正大天晴不需支付巨额预付款，而是通过采购销售的方式分成，降低了前期财务压力。同时GSK保留了产品所有权和全球供应定价权，确保产品质量和供应链稳定。 价格、医保与竞品多方博弈 Bepirovirsen上市后的定价与医保准入，将是决定其市场份额的关键变量。 市场消息显示，目前中国口服抗乙肝病毒药物市场已高度成熟且价格低廉。集采后，恩替卡韦单片价格降至约0.2元/片，年治疗费用仅数百元。干扰素（如派格宾）年费用约3-5万元，但不良反应较多且需注射。 Bepirovirsen作为创新ASO药物，预计一个疗程（24-48周）定价将远高于口服药，可能落在10-30万元区间（参考海外类似创新疗法定价逻辑）。这一价格对于绝大多数患者是沉重负担，因此短期内覆盖人群将集中于高支付能力、对功能性治愈有强烈意愿的患者。 从竞争格局看，Bepirovirsen并非唯一在研的功能性治愈药物。全球范围内，Vir Biotechnology与吉利德合作的siRNA+免疫调节剂联合疗法、Arbutus的RNAi疗法以及Ionis与GSK合作的其他ASO分子均在推进。国内方面，歌礼制药、恒瑞医药、苏州瑞博等企业也有相关布局。但Bepirovirsen是目前唯一提交上市申请并被纳入优先审评的同类产品，至少享有2-3年的市场独占期。 前述分析师进一步指出，正大天晴自有的TQA3605（II期）和TQ-A3334（II期）若未来获批，可组合成“正大天晴联合疗法”，既巩固其肝病龙头地位，也能形成产品矩阵的协同防御。 引入Bepirovirsen，正大天晴的产品线从“抑制”延伸至“治愈”，补齐了最顶端的一块拼图。同时，公司自研的TQA3605、TQ-A3334等管线若能与Bepirovirsen形成序贯或联合疗法，将构建起竞争对手难以复制的“正大天晴方案”。“这种‘自研+引进’的双轮驱动，降低了单一研发管线的风险，也提高了对上游议价能力和下游渠道的复用效率。”该分析师强调。 从财务报表看，中国生物制药2025年肝病业务收入约占公司总营收的30%，但增速受集采影响放缓。Bepirovirsen作为高单价、高毛利的创新产品，若能实现年销售10亿元以上的规模，将对公司整体收入和利润结构产生显著拉动。 对于GSK而言，将Bepirovirsen中国权益以商业化代理的形式交给正大天晴，既规避了中国市场推广的高额固定成本，又通过期权机制锁定未来中方管线的海外收益分成，实现了风险与收益的平衡。这种“不对称合作”模式可能成为未来中小型创新药企与MNC合作的借鉴。 对于投资者而言，此次合作的短期催化是Bepirovirsen的获批进度（预计2026年下半年至2027年初），中期看医保谈判价格和首年处方量，长期则取决于联合疗法的数据以及海外管线合作能否兑现。 据弗若斯特沙利文预测，全球抗HBV药物市场规模2024-2029年复合增长率达16.5%，2029-2034年复合增长率11.6%，到2034年预估全球乙肝市场将达到778亿美元。 在乙肝功能性治愈这个百亿美元量级的细分赛道上，谁率先建立“产品+渠道+联合方案”的壁垒，谁就可能在下一个十年掌握定价权。 更多内容请下载21财经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