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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IC 2026已于7月24日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圆满落幕。本届大会从内容策划、嘉宾邀约与对接，到视觉设计、展商招募与布展，乃至文字报道、视频制作及晚宴晚会，均由“同写意”团队全程自主策划与执行。依托专业的整合能力，同写意现面向行业承接学术会议、庆典活动、会务会展、媒体公关、行业咨询及企业内训等多元化业务合作。 • 本文内容根据2026年8月22日对朱迅博士的采访整理 8月19日，Moderna与默沙东联合宣布，其个体化mRNA癌症疫苗Intismeran（V940/mRNA-4157）联合K药治疗高危黑色素瘤的III期临床试验，同时达到无复发生存期（RFS）和无远处转移生存期（DMFS）两个终点。 消息一出，资本市场瞬间沸腾。Moderna单日市值暴增440亿美元，从250亿美元飙升至近700亿美元；次日，A股和港股生物科技板块全线拉升，多只疫苗股录得涨停。 然而，狂欢持续的时间不长，经历过当日大涨后，次日Moderna股价随即回落23%，市值徘徊在550亿美元左右，国内概念股也立即出现回调。 涨跌之间，市场情绪从狂热到平静的切换之快，令人想起过去多年里无数次重复的故事：一个突破性消息引爆预期，资本蜂拥而入，随后数据被逐寸审视，狂热退潮。 “历史总是惊人地重复过去。”同写意新药英才俱乐部创始理事长朱迅感慨。 这位深耕行业三十多年的免疫学家，见证了治疗性抗体和疫苗这些年的进展，亲历过Provenge、MAGE-A3等肿瘤疫苗领域一次又一次的“高光”与“坠落”。 肿瘤疫苗百余年探索史，他不仅熟稔于心，更有着自己系统的判断框架。 朱迅认为，评价任何创新项目，最关键的是三个维度——科学的成熟度、法规的可接受度、专利的可保护度，缺一不可。在这三条底线之上，技术的可及度、市场的竞争度、产品的拓展度、团队的可实现度、资本的耐心度，也应列入辅助考量维度。 当整个资本市场为一个III期阳性结果陷入集体亢奋时，朱迅选择回到最底层的科学逻辑，“肿瘤免疫的复杂性远超表面数据，必须追问背后的生物学机制是否经得起推敲”，他结合免疫学原理及机制，一一拆解治疗性肿瘤疫苗要真正发挥作用的三大必要条件。 在他看来，需要鼓励探索，但也需要冷静客观，用数据说话，不要被媒体和资本市场炒作裹挟。要追踪的不是公司新闻或行业报告，而是原始论文，“细节都需要看完整的临床试验方案和FDA审评报告”。 此外，科学上的突破只是起点。在这之后，还有一系列更现实的问题需要回答：黑色素瘤的成功，能在其他癌种上复制吗？高度个体化的产品，未来商业化怎么走？如何标准化生产、控制成本、保证可及性？ TONACEA 01 肿瘤疫苗百年沉浮 用疫苗对抗癌症的想法，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 1891年，癌症免疫治疗之父William B. Coley发现，化脓性链球菌所分泌的丹毒毒素能够引起肉瘤晚期患者的肿瘤消退。他由此开发了“Coley毒素”——一种加热灭活后的细菌（包括化脓性链球菌、灵杆菌等）混合液，奠定了肿瘤疫苗的研究开端。 此后30年间，Coley毒素曾被用于多种肿瘤的治疗，部分患者获得了长期生存甚至根治。然而，这一疗法重复性差、机理不明，最终被放疗和化疗取代。 在整个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肿瘤疫苗研究进展缓慢，研究者们围绕肿瘤的抗原性及机体的抗肿瘤免疫应答这两个核心问题持续探索，尝试过各类技术路线，癌症疫苗发展并不顺利。 20世纪80年代以后，伴随肿瘤分子生物学和免疫学的进展，治疗性肿瘤疫苗的概念和技术获得了迅猛发展，实验室层面的肿瘤疫苗研究不断获得进展，各种小规模临床试验方案也逐渐实施。 直到2010年，经过反复斡旋，Provenge终于获得FDA批准，成为全球首个治疗性肿瘤疫苗。 朱迅说，回顾历史，真正被FDA批准的治疗性肿瘤疫苗，至今只有Provenge，但它的“成功”只能算作“有条件批准”，“2010年刚获批时，华尔街和学术媒体一片沸腾，首年销售额达4亿多美元”。 在作为FDA审批依据的IMPACT试验中，Provenge组中位生存期为25.8个月，安慰剂组为21.7个月——仅延长4.1个月，且每疗程定价高达9.9万美元。随着临床反馈不佳，Provenge销售直线下滑，开发公司Dendreon最终破产，产品几经转手。 Provenge的命运揭示了一个残酷的现实：即便成功获批上市，肿瘤疫苗在疗效、便利性和经济学上的挑战依然难以逾越。 在Provenge之后，大量候选疫苗在III期临床试验中失败：MAGE-A3（黑色素瘤和肺癌）、Stimuvax（NSCLC）、Rintega（胶质母细胞瘤）、Canvaxin（黑色素瘤）、Prostvac（前列腺癌）、GVAX（胰腺癌）……一份针对23项已完成的肿瘤疫苗III期研究的回顾性分析显示，74%（17/23）未能在主要终点上显示出显著疗效。 失败的原因错综复杂：在生物学或疗法了解不足时就“抢跑”，商业考量压倒科学；临床试验设计糟糕，患者人群异质且多为晚期；监管机构对肿瘤疫苗产品评估缺乏经验；生产放大难题重重。 “历史总是惊人地重复过去。”对此，朱迅说道，“就像现在大家追逐mRNA肿瘤疫苗，与当年追逐血管生成抑制剂、追逐Provenge时何其相似。我们当然需要鼓励探索，但也需要冷静客观。”  朱迅特别强调说：“已经有太多的案例表明，人们常常会过高估计新技术、新产品可能会造成的短期影响，也常常会忽视新技术、新产品可能会带来的长期效益。” TONACEA 02 三道绕不过去的“坎” 回看肿瘤疫苗的百年探索史，从Coley毒素到Provenge再到如今的mRNA疫苗，为什么失败的案例远多于成功？ 答案并不复杂。治疗性肿瘤疫苗面对的不是一个健康、完整的免疫系统，而是一个已经被肿瘤"驯化"甚至"劫持"的免疫系统。而治疗性肿瘤疫苗，恰恰要在这样一个已经被"改造"过的免疫系统里重新激活抗肿瘤应答，其难度可想而知。 在朱迅看来，治疗性肿瘤疫苗要真正发挥作用，必须同时具备三个必要条件，缺一不可。即便三者齐备，也未必保证有效，但只要缺一个，就绝无可能。 第一，必须实现对自身肿瘤的正确的免疫识别。 免疫识别的前提是要有可被识别的“靶点”。以恶性黑色素瘤为例，手术切除后对肿瘤组织进行全基因组分析，可以发现大量基因突变，进而产生所谓“新抗原”——这些突变位点在正常细胞中低表达或不表达，而在肿瘤细胞中特异性出现。一个患者通常可能携带数十个乃至上百个新抗原位点。 但有了抗原不等于机体就能有效识别，因为这些成分大多仍属于“自身”范畴，免疫系统天然对其存在耐受。这就涉及抗原提呈环节。诱导抗肿瘤免疫，主要依赖杀伤性T细胞，而它的活化需要抗原提呈细胞——尤其是树突状细胞——将抗原消化、加工并呈递给T细胞。 因此，第一要素是：要有合适的肿瘤抗原，并能被APC有效提呈，进而激活特异性T细胞。 “在这个过程中，AI能发挥一定辅助作用，比如预测哪些新抗原表位更可能打破免疫耐受、激发更强的免疫应答，但作用有限。每个患者的突变谱完全不同，即使是同一患者在不同疾病阶段，突变谱也可能改变。目前黑色素瘤的突变数量平均不到100个，而肺癌已知的突变已超过千个，如何筛选靶点本身就是巨大挑战。” 第二，免疫识别之后，将初始的免疫识别诱导出足够强大的、足以清除肿瘤的免疫杀伤效应。 有了免疫识别，不等于有了治疗效果。免疫应答的强度，决定了肿瘤能否被真正清除。朱迅引用一张图片形象展示了这一点：一张电镜照片里，一个肿瘤细胞体积庞大，周围簇拥着大量T细胞——单兵再强，数量不够，也难以取胜。 “一个肿瘤细胞体积庞大，而T细胞相对微小，且实体瘤往往有大量基质和抑制性微环境‘保护’，这就像狮子面对一群狼，有的时候可能不是我能力不强，而是敌人太强大了。”朱迅说。 他也结合CAR-T治疗治疗用以类比，“为什么CAR-T效果相对好？因为我们在体外将T细胞大量扩增、武装到牙齿再回输。而目前绝大多数肿瘤疫苗诱导的T细胞数量和活性，远不及CAR-T。” 因此，免疫应答的“强度”至关重要——不仅要启动，还要放大到足以对抗肿瘤负荷。 第三，必须去除体内的免疫抑制因素。 肿瘤源于自体正常细胞的突变，除有“冷、热肿瘤”区别之外，根据发展阶段，肿瘤与机体免疫系统之间一般经历免疫耐受、免疫逃逸、免疫抑制、免疫耗竭等多个阶段。 治疗性肿瘤疫苗多使用于肿瘤的中、晚期，即便疫苗激活了T细胞，这些T细胞进入肿瘤微环境后，仍可能被迅速“缴械”。肿瘤微环境中充斥着TGF-β、IL-10等抑制性细胞因子，以及调节性T细胞、髓源性抑制细胞等抑制性免疫细胞，它们会主动削弱抗肿瘤免疫应答。 目前最常用的策略是联合PD-1/PD-L1检查点抑制剂，但即使在多数实体瘤中，PD-1单抗的有效率也仅约20%~30%，并非万能。 TONACEA 03 Moderna的五重挑战 理解了这些基础，再来看Moderna的数据——朱迅承认，从技术层面而言这当然是一个突破。但他更倾向于“让子弹再飞一会”。他关注的，是数据之外的细节。以下是他逐一拆解的五个层面： 第一，数据尚不完整。 目前披露的只是“顶线结果”——无复发生存期和无远处转移生存期达到终点，但总生存期（OS）的数据尚未公布。 更关键的是试验设计：试验的对照组到底怎么设的？“理论上，试验组是手术之后分析出那几个特殊的表位，合成mRNA，通过LNP递送，再加上K药给患者。那对照呢？如果要证明选的这几个表位有价值，那对照组应该也用这个人的肿瘤样本，但随便取几个随机的表位，也合成mRNA，也用LNP。” 在他看来，LNP本身就有佐剂效应，本身就能够刺激机体出现一些免疫反应。如果不排除LNP的贡献，就无法证明是疫苗的抗原在起作用。 “这里面变动的因素太多了，”朱迅说，“这些细节都需要看完整的临床试验方案和FDA的审评报告，而不是媒体摘要。” 第二，不代表其他癌种有效。 “即使这个疫苗所有结果都确实如此，我们也要客观地看——恶性黑素瘤有效，其他肿瘤未必有效。” 黑色素瘤是“高免疫原性”肿瘤——突变负荷高，位于皮肤，免疫微环境相对开放，而肺癌、胰腺癌、结直肠癌的突变谱更复杂、免疫抑制更强，未必能复制同样的效果。 第三，成本与可及性难以乐观。 “由于是高度个体化，未来的商业化会面临很大困难。”朱迅说，“可及性、成本，都是问题。” Provenge的前车之鉴就在眼前——每疗程9.9万美元，年销售额峰值4亿多美元，最终因销量不佳导致公司破产。而个性化mRNA疫苗的复杂度远超Provenge，单个患者就是一个独立的生产批次，成本只会更高，规模效应更难实现。 更关键的是，患者到了后期，身体状况已经很差了。它后续要竞争的，不只是同类疗法，“而是要和现有的各种标准治疗方案去比拼——在临床价值上、在经济学上都要比。它的真正价值到底多大，现在真的还不好说。” 第四，法规和专利壁垒重重。 “LNP做新冠是没有任何专利问题的，因为它是紧急使用授权。当你用在其他适应症的时候，一定会面对专利的挑战。”朱迅说。 更大的挑战在于质控标准。“每个患者都不一样，怎么来保护？”他说，“CAR-T是拿出来细胞加上固定的CAR，所有人都加几乎相同的CAR。这个可不是——每个患者出来之后，做30个表位还是60个？mRNA长度是否一致？这些都没有标准化的东西来决定。” “能做和把它真正做成一个合格的、前置审批的标准化的产品，这路很长的。” 第五，治疗窗口的问题。 这类疫苗要求患者必须手术切除肿瘤后才能测序、制苗。“而且要求是进到治疗后期的患者，前面各种疗法都已经用过了。这时候机体处在什么阶段？在免疫抑制甚至是免疫耗竭阶段。” 朱迅指出：“真正肿瘤疫苗最有价值的时候应该是什么？在免疫逃逸早期。但这个时候，绝大部分人是不会手术的，因为还没找到肿瘤在哪。而预防性疫苗都是没感染的时候才给，感染之后再给，效果就大打折扣了。” — 写在最后 — 早在1988年读博期间，朱迅就曾参与《免疫生物工程纲要与技术》一书的编撰，书的封面就是他自己画的“基因转录为mRNA、翻译为蛋白、分泌发挥功能”的示意图，他说，“那时候谈mRNA疫苗还属于天方夜谭，但科学认知早已奠基。” 三十多年后，mRNA从示意图变成了现实。但朱迅并不认为技术的成熟意味着一切水到渠成，“技术可行不等于成药可行。这条路上的坑，远比想象的多。” 关于个性化肿瘤疫苗的未来，朱迅认为，它很可能在部分高突变负荷的癌种中作为辅助治疗获得一定应用，但成为通用型“神药”尚需攻克更多的难题。 “它的高度个体化属性决定了它无法像单抗那样标准化生产、规模化销售。我们或许需要为这类产品专门设计新的监管路径——比如按‘疗法’而非‘药品’来管理，允许多中心、小样本、动态调整的审批模式。” 正如朱迅在7月22日首届大国新药全球会议报告中所强调的，中国已经是全球预防性疫苗使用量最大的国家，治疗性疫苗特别是个体化治疗性疫苗未来有巨大的发展空间，但其审评标准、临床试验路径等尚未形成行业共识或者指南。在新兴及中国具有优势的领域，主动建立并推广新药的“中国标准”对我国医药创新及跨越发展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