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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行业仍处于寒冬时期，但事实上从去年以来，中国biotech在创新的靶点和机理上不断有新的故事在发生。 2024年，中国在药物靶点研究领域新增295个新靶点。截至今年1月，中国药企在研的创新产品数量较2021年7月增加了近一倍，FIC产品从418个增至836个，增长率为100%。 在过去，创新靶点的实践遵循着“风浪越大鱼越贵”的原则：实力强劲如MNC们进入这片海域也只能接受九死一生的命运，但这也意味着biotech与之达成相关交易的机会更多、利益更大；而现在，随着多学科的技术跟进，虽然失败的故事依然上演着，但成功的案例似乎越来越多了。 “主要是中国和海外BD的通路被打通了。其次就是靶点发现和验证上有了更成熟的平台和途径。比如AI制药，还有临床设计的优化等，其实都增加了新靶点的成功率。”一名一级投资人这样解释中国新靶点研究的突进。 在这种行业整体的加持下，不少曾在历史上宣判“死亡”的靶点近年来再度复苏。 一个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是靶点IGF-1R。在五年前，针对这一靶点的临床试验多达70多项，但成果为零。随着行业的总结，最终发现问题主要在于患者选择导致的假阳性/假阴性，而非IGF-1R抗体的真实活性。 在对验证方式进行改善之后，IGF-1R靶点在业内卷土重来。2020年，Horizon以此为靶点的甲状腺眼病药物TEPEZZA上市，2022年销售额达到19.66亿美元。国内biotech对这一靶点进行快速跟进，代表企业有信达生物、明慧医药、普乐康医药等，其中信达生物的产品替妥尤单抗已于4个月前获得CDE的上市申请受理。 这一例子也说明了新靶点的另一机会：由于市场足够广阔，即使不去卷FIC，做做Fast Follow甚至me too同样大有可为。跟几年前不同，新靶点领域已经不仅仅是勇敢者获得一切的地方了，对行业风向的敏锐度、临床效率、商业化能力同样可以成为制胜的关键。 1 ADC加持下的抗体靶向革命 从去年到今年，尽管行业环境仍在低谷期，但凭借着一众新靶点，中国biotech的对外BD依然斩获颇丰。2023年中国生物医药企业跨境License-out首付款46.3亿美元，高于过去两年总和。 从新靶点的数量和回报来看，ADC是最能证明其BD潜力的存在。其中的代表是翰森制药授权GSK的两款新药：靶点B7-H4的ADC管线HS-20089，和靶点B7-H3的 ADC管线HS-20093。前者的交易总额达到了15.7亿美元，而后者的超过了17.1亿美元。 这两款靶点同属于B7 家族，特点在于免疫共刺激和共抑制。目前，针对B7-H4、B7-H3开发的药物包括单克隆抗体、双抗、ADC等，单就ADC领域进入临床阶段的药物就有近30款，大部分都在临床前阶段，只有少量冲进了临床2期。 Nectin-4也是从去年开始赚足眼球的潜力靶点。 该靶点的表达部位很多，包括尿路上皮癌、乳腺癌、胰腺癌、肺癌、卵巢癌、胃癌等。同时，在回顾性研究中，Nectin-4的高表达与较差的预后有关，这也意味着它可以用作改善患者预后。 该靶点在中国的biotech中也颇有人气。去年2月，石药旗下子公司巨石生物与Corbus Pharmaceuticals订立Nectin-4 ADC的独家授权协议，合同总金额高达6.925亿美元。除去授权以外，Nectin-4也被一些中国ADC企业视为基石靶点：比如迈威生物，目前全球临床进展第二位，德邦证券认为该产品未来国内多个适应症合计峰值销售有望超 40 亿元。 安斯泰来和辉瑞的Padcev是目前唯一一款靶点Nectin-4的ADC产品。去年12月，FDA批准了Padcev和Keytruda的联合用药疗法，用于治疗局部晚期或转移性尿路上皮癌患者。该联合疗法是首个获准替代含铂化疗的疗法——这也意味着该联合疗法正式进入一线标准疗法。 公司准备把联合用药的市场策略进行到底，也在不断收获着积极的预期。在Padcev治疗晚期膀胱癌的临床中，使用Padcev的的患者与化疗相比，中位总生存期和中位无进展生存期几乎翻倍。 全球Nectin-4 ADC在研管线 来源：药渡数据 “去看如今比较火的新ADC靶点，其实都是切中了联合用药的脉搏上。不管是Nectin-4还是B7类靶点，都是和预后表达的关系比较密切，解决的都是复发或转移性的临床问题。”上述投资人说。在某种程度上，正是因为这两年ADC领域对于新产品“能做些什么”有了更清醒的定位认知，才成就了如今新靶点的稳定推进。 2 免疫治疗的新篇章 如果说ADC新靶点的发展依托于联合用药的未满足临床需要，那免疫类新靶点的研究，则根植于传统疗法的更新换代。 免疫检查点的阻断疗法经历了三代的发展：第一代以伊匹木单抗为代表，可诱导有效的免疫反应并导致肿瘤消退；第二代以纳武利尤单抗为代表，也就是大名鼎鼎的PD1/PDL1，而第三代，抑制这一免疫检查点可恢复 T 细胞的免疫功能；而到了第三代，研究则集中在新型共抑制受体上。 新一代最具代表性的就是靶点LAG-3。这一靶点上世纪90年代被发现，但在免疫疗法刚兴起时没有受到关注，主要在于当时的临床前数据基本偏负面。这种冷遇一直延续到2022年，BMS 的首款 LAG-3 靶向药 Opdualag 获批上市，用于治疗转移性黑色素瘤 。 一款新药的引爆作用只是一方面。LAG-3以及其它第三代免疫靶点的大火，最主要原因还是老产品的不足。在多年的临床实践中，行业发现第一代及第二代疗法只能覆盖约20-30%的患者。提高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的治疗效率成为市场再进一步的动力。 目前，全球共有83个LAG-3靶点相关项目正在推进，国内进度较快的管线包括恒瑞SHR-1802，岸迈生物的EMB-02，信达的IBI-110，复宏汉霖的HLX26，科伦的KL-A289等。 在商业化运用方面，biotech们也找到和ADC差不多的一条路，要么是做联合疗法，要么是做LAG-3/ PD-(L)1 的双特异性抗体。针对具体的路线选择，业界其实有过不小争论：LAG-3/PD-1双抗研发的技术壁垒更高，但耐药性潜力比联合用药更好。 从结果来看，双抗的开发难度依然较高。早在2018年，再鼎医药便从MacroGenics公司引进了LAG-3/PD-1双抗Tebotelimab，但根据CDE官网显示，从2022年起该产品目前所有登记的临床试验均处于终止状态。 根据业界推测，再鼎折戟的主要原因可能还是研发进度不及预期。纵观其它想走相同道路的管线，可以发现其临床进度推进较慢，基本上集中在Ⅰ期阶段。而联合治疗走得更快：除了BMS的 PD-1和LAG-3的组合方案被FDA批准以外，默沙东的类似疗法也已经进入Ⅲ期收尾阶段。 处于相似处境的还有靶点OX40：和LAG-3一样，它们都属于单药效果不好，但可以用作补充现有疗法的免疫检查点。因此，如今OX40和抗CTLA-4的联合治疗，也成为免疫2.0中比较热门的研究领域。 3 你方唱罢我登场 就在3个月前，一款曾在业内被寄予厚望的新靶点药物遭遇了暂时的滑铁卢。 6月26日，默沙东和第一三共宣布，其HER3 ADC药物Patritumab Deruxtecan基于第三方生产原因，被FDA延迟批准用于治疗EGFR突变型局部晚期或转移性非小细胞肺癌。这也意味着“全球首款HER3产品”要更晚和患者见面了。 上述投资人提到，这一延期大概率不会影响最终的上市结果，但对于市场格局的变化却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今年5月，Merus的HER2/HER3双抗产品的上市申请获FDA受理并被授予优先审评资格，有望在今年11月获批准上市，因此最终谁能成为FIC还不好说。 “HER3是国内跟进速度比较快的新靶点，而且出海很成功。关键就是因为在没有首款药物诞生的条件下，各大公司都会把重心放到管线速度上。”目前，国内进展较快的公司包括百利天恒、恒瑞医药、信达生物、映恩生物、宜联生物等，BD合作潜在总金额已经超过90亿美元。 因此，针对新靶点的FIC全球争夺战，也将成为未来中国biotech出海抬高谈判筹码的重要机遇。 类似的，在全球没有相关药物上市的情况下，对新靶点进行布局对于biotech而言始终是一件利大于弊的选择。特别是在传统巨头MNC收缩、其它新兴市场和研发水平逐渐赶上的环境里，biotech们的交易对象选择更加广泛，国内前沿研究的带动效应也可以在整体上增进对药物机制的了解。 比如在业界公认临床难度较大的TGF-β靶点，大MNC如默克就曾经在相关管线上跌了很多跟头，但这并没有阻碍中国biotech继续开发并最终实现出海。 恒瑞的PD-L1/TGF-βRII双特异性抗体产品在2020年就与韩国DONG-AST公司达成协议，获得1.3927亿美元的交易总额；在2023的ASCO、2023年年末的欧洲肿瘤协会亚洲年会上，管线的口头报告也显示出积极的抗肿瘤活性和安全性。 同时期，其它国内biotech对这一靶点的开发也在不断向前。比如劲方的GFH018联合PD-1抑制剂及同步放化疗的联合疗法，还有正大天晴、君实生物、博锐生物、普米斯生物等近10家企业对PD-L1/TGF-β疗法的开发。 ADC和免疫检查点的成功证明了，只要找对了应用方向，市场可以把腐朽化为神奇；但是在此之前，基础研究和单药验证依然是不可跳过的第一道门槛，行业需要在新靶点中摸索出一条在积累中前进的道路。 靶点的推陈出新是国内biotech往更前沿探索能力延申的体现。 虽然小众的靶点不如以前那般能轻而易举收获投资人和监管的青睐，但某种程度上，这也是中国创新药慢慢走向成熟的一个阶段性的结果：不扎堆、在自己领域里慢慢深耕，然后等风来。 同写意媒体矩阵，欢迎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