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nodenvir

本文为深度编译，仅供交流学习，不代表智子说观点 在孟加拉国首都达卡的一间病房里，挤满了感染登革热的儿童，每张病床上都不得不安置两名患儿。尽管常规的流行季节已过，这种可能致命的蚊媒病毒却并未停下脚步，感染病例依然在持续攀升，局势愈发严峻。 登革热之所以被称为“断骨热”，绝非浪得虚名。除了引发轻微发热外，这种蚊媒疾病还会带来深入骨髓的关节剧痛以及眼球后方的剧烈疼痛。在重症病例中，患者会出现血管渗漏，最严重的情况下甚至导致器官衰竭。 去年，全球有超过1400万人感染了登革热，而实际数字可能数倍于此。尽管南亚和拉丁美洲依然是主要的重灾区，但这种疾病早已突破了热带地区的藩篱。气候变暖正在推波助澜，将登革热引向南欧和美国。去年，得克萨斯州创下了二十年来的最高病例记录，其中包括本地感染病例——这标志着病毒已在当地扎根传播，而不再仅仅是由旅客带入的输入性风险。 核心要点 登革热目前尚无特效疗法。医生们只能通过缓解疼痛和维持水分平衡来支持患者，至今仍缺乏真正能对抗病毒本身的药物。 然而，一种名为“莫斯诺德韦”的新药已被证实能有效阻断病毒，这是人类历史上首次发现对登革热切实有效的药物。 遗憾的是，研发莫斯诺德韦的强生公司已决定放弃该药物的后续推进，转而加入众多制药商的行列，去追逐癌症和肥胖症药物所带来的更高利润。 随着疾病向全球新区域不断蔓延，药物研发却陷入停滞，我们迫切需要的医疗手段与市场愿意资助的项目之间，裂痕正持续扩大。 长期以来，现有的公共卫生手段——无论是登革热疫苗、蚊帐、喷雾消杀，还是清理积水等提升公众意识的措施——其首要目标皆在于防蚊灭蚊、阻断感染。而在事后治疗领域，我们几乎是一片空白：没有像针对新冠的帕克斯洛维德、针对流感的达菲或是针对疟疾的青蒿素那样的抗病毒药物。一旦发病，患者只能依靠支持性治疗，并祈求自身免疫系统能够战胜病毒。 然而，就在本月早些时候，局面似乎迎来了转机。 一种名为莫斯诺德韦的新型登革热抗病毒口服药，在二期临床早期试验中展现出了令人鼓舞的效果。在一项由志愿者故意接触登革热病毒的研究中，接受最高剂量药物的人群里约有一半完全未出现任何症状。对于这个苦苦寻找有效抗病毒药物数十年的领域而言，这是迄今为止最明确的证据，证明药物能够预防登革热——研究人员更确信，同一款药丸最终也能用于治疗已感染者。 然而，在这些振奋人心的研究结果公布之前，研发莫斯诺德韦的美国制药巨头强生公司已经放弃了将该药物推向市场的所有努力。 去年，强生宣布将逐步停止登革热抗病毒药物的研发，通过所谓的“战略性重新调整”，将研究重心全面转向癌症、肥胖等非传染性疾病。 这意味着，有史以来最具前景的登革热候选药物如今失去了制药巨头的赞助，正孤悬于市，亟待其他机构接手推进。 “被忽视疾病药物研发倡议组织”的登革热项目负责人安德烈·西凯拉表示，莫斯诺德韦“前景极其广阔”，他希望能“尽快”推进后续的临床试验。 既然前景如此光明，为何研发方选择退出？强生公司的撤退并非孤例，而是整个制药行业大规模撤离传染病研究的一个缩影。随着企业纷纷转向针对富裕市场的药物研发——诸如癌症、肥胖症、自身免疫性疾病——这种趋势愈发明显。 与此同时，登革热每年已夺走数千人的生命，形势日益严峻。气候模型预测，到2080年，全球近60%的人口可能生活在登革热的传播区域内。在这个新世界里，目睹首款有效对抗登革热的抗病毒药片被束之高阁——而该疾病正蔓延至新大陆——深刻地揭示了我们所需的药物与市场所能提供的药物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 药丸的实际验证 为了检验莫斯诺德韦的有效性，研究人员采取了一种非常规的手段：他们故意让人感染登革热病毒。 在过去三年间，巴尔的摩和佛蒙特州的31名志愿者参与了这项所谓的“人体挑战试验”：他们先连续数日服用药丸，随后被注射减毒后的登革热病毒。这种方法比等待自然感染能更快地获得结果，但前提是需要志愿者主动接受可控的登革热感染风险。 结果显示，在服用最高剂量莫斯诺德韦的受试者中，十人中有六人完全未感染病毒。其余四人血液中的病毒载量也远低于安慰剂组（该组所有人均发病），且症状更为轻微。虽然较低剂量的药物仅能延缓感染而无法完全预防，但这明确表明，高剂量药物确实产生了显著的生物学效应。 “这是我见过最完美的剂量反应结果之一，”研究负责人、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安娜·杜宾上月向《科学》杂志表示。 此外，实地数据也提供了佐证。2023年，强生公司在南美和亚洲的30多个地点启动了试验，旨在检测该药物能否保护高风险人群免受蚊虫叮咬后的感染。在265名接受最高剂量治疗的受试者中，无一人出现登革热症状；相比之下，安慰剂组中60%的人出现了症状。 对于斯里兰卡斯里贾亚瓦德纳普拉大学的知名登革热研究员尼利卡·马拉维格而言，该研究的意义远超数据本身。 “仅完成这项研究本身就是重大的科学突破，”她指出，这种挑战试验的设计具有开创性——此前从未有任何登革热抗病毒药物进行过此类试验。 对于尚无获批疗法的疾病而言，这堪称概念验证的终极实践。 德克萨斯大学医学分校的谢旭平在随论文发表的评论中写道：“登革热研究界或许正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期待已久的治疗方案。” 但需注意几点限制 该试验证实莫斯诺德韦能预防感染，这无疑是登革热药物领域的首次突破。然而，单纯的预防并非登革热医生当前最迫切的需求。他们真正渴求的是治疗手段——即能够给已患病患者使用、防止病情恶化的药物。 这正是抗病毒药物如此珍贵的原因。预防策略虽好，但存在局限：蚊群数量虽可减少却无法根除，而气温升高正不断推动蚊虫向新区域扩散。一种能在暴露后起效的药物，将成为首个无需先阻断蚊虫传播链条的治疗手段。 人们期待同一种药物能兼顾预防与治疗两方面的功效。莫斯诺德韦通过阻断病毒复制发挥作用，理论上无论在感染前还是感染后短期内服用都应有效。但关键在于用药的时机。 这正是登革热的棘手之处。与疟疾寄生虫在体内滞留可被药物消灭不同，登革热病毒在人体内的传播速度极快。当患者因症状严重就医时——通常是发热数日后——病毒往往已开始消退。 随后出现的剧烈症状（如血管渗漏和器官损伤）主要由人体自身的免疫反应引发，而非病毒本身直接所致。 撰文缘由 作为一名关注全球卫生领域的记者，这个故事令我感到熟悉而沉重。世人关注的疾病终将获得解决方案，而那些所谓的“被忽视的热带疾病”便成了遥远他乡的专属困境。这正是结核病至今仍是最致命传染病的原因，也是首款疟疾疫苗耗时35年才问世的根源。 2004年一篇文章中的这段话精准道破了其中的残酷逻辑：“对贫困国家而言，疟疾最致命的打击莫过于它在富裕国家被彻底根除。” 我在孟买长大，那里每逢雨季，登革热便如期而至。但如今，这种疾病已不再局限于热带地区。它正向南欧、美国蔓延——而研发解药的问题，已不再仅仅是“别人”的事。 这正是登革热抗病毒药物研发如此艰难的原因。干预的窗口期往往极其短暂，许多患者就诊时，病情已进入不可逆阶段。 研发莫斯诺德韦的科学家们相信它能成为有效的疗法。鲁汶大学的病毒学家约翰·奈茨指出：“若能抑制病毒复制量，就能降低患者病情恶化的风险。”他的实验室参与了该药物的联合发现。其原理与针对新冠等病毒的抗病毒药物机制一致，但该假说尚未在人体试验中得到验证。原计划在新加坡开展的治疗试验因新冠疫情而中断。待防疫限制解除时，强生公司已决定退出。 马拉维格坦言，愿景其实很简单：“患者就医检测，确诊后立即获得抗病毒药物，就此结束治疗。”关键在于患者能否及时获得治疗——以及莫斯诺德韦能否真正奏效。 耐药性问题同样不容忽视。在人体挑战试验中，几乎所有服用莫斯诺德韦的参与者体内均出现了病毒基因突变——理论上，这些突变可能导致药物随时间推移而失效。而自然界中已存在的部分登革热毒株，似乎天生就更难被此类药物治疗。 这确实是一个限制因素。单靠莫斯诺德韦可能无法长期奏效，因为病毒终将产生适应性。但对制药商而言，这并非陌生的难题。艾滋病毒和疟疾都曾对早期药物产生抗药性，解决方案正是联合疗法：通过多种药物以不同机制攻击病毒，使其难以同时逃脱所有药物的制约。 不过，要使该策略适用于登革热，我们需要更多药物进行组合。莫斯诺德韦或许并非完整的拼图，但它可能是第一块关键拼图。“如果人们在遇到困难的第一时间就放弃，”马拉维格说，“那么世界就不会进步。” 莫斯诺德韦会被...采纳吗？ 强生公司的退出遵循了大型制药公司的一条老路。 过去二十年间，百时美施贵宝、诺华、阿斯利康等巨头纷纷缩减或放弃传染病研究，他们认为这类药物根本无法与癌症和肥胖领域的“重磅炸弹”药物竞争。有媒体近期评论称，这属于“教科书式的市场失灵”。虽然其公共卫生影响巨大，但应对这些疾病的经济回报却微乎其微。 强生退出后，莫斯诺德韦的研发权将回归比利时鲁汶大学——该药物最初由该校发现，后由强生获得开发许可。该校药物研发中心主任帕特里克·查尔廷表示：“我们将竭尽全力确保莫斯诺德韦尽快进入临床试验阶段。”为此，该校正与全球主要健康资助机构惠康基金会合作，寻求新的合作伙伴和资金支持。 值得庆幸的是，莫斯诺德韦并非制药业唯一关注的登革热药物。瑞士诺华公司正针对另一种抗病毒药物开展二期治疗试验，印度血清研究所也在测试单克隆抗体疗法。 药物研发成本高昂且充满变数，而最需要登革热治疗的人群往往无力承担高昂费用。但这些进展依然令人鼓舞。 马拉维格指出，在登革热长期流行的国家——印度、巴西、菲律宾、斯里兰卡——人们已学会与之共存。 每当蚊虫叮咬随季节而来，生活节奏便会随之调整，待疫情平息又恢复常态。 但登革热已不再局限于这些地区。气温升高正年复一年地将蚊虫——以及病毒——带往新的区域。且目前尚无迹象表明，这种扩张正在放缓。 作者：普拉蒂克·帕瓦尔

登革病毒（DENV）对全球健康构成重大威胁，每年估计感染1亿至4亿人。其感染机制与致病过程尚未完全阐明，目前尚无获批用于治疗登革热的抗病毒药物。登革病毒（DENV）是传播最迅速的蚊媒病毒性疾病，全球约半数人口面临感染风险，且病例数量急剧上升，已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最高级别的公共卫生紧急事件。然而，有效抗病毒药物的研发因缺乏能准确模拟人类疾病的生理相关模型而受阻：传统细胞系缺乏组织复杂性，动物模型存在物种差异。为此，本研究利用人多能干细胞（hPSC）衍生的肝脏器官样（hPLO）这一能复现真实肝脏结构和功能的三维模型，旨在建立一个研究DENV感染与复制、宿主反应及进行抗病毒药物筛选的强大平台。1. hPSC来源肝脏类器官的生成与表征研究者利用人诱导多能干细胞，通过模拟胚胎肝脏发育的逐步分化过程（图1a），生成了人肝脏类器官。细胞在二维培养中依次分化为定形内胚层和肝特化谱系，随后嵌入基质胶中，通过三维培养在10天内形成类器官（图1a）。此时，类器官可传代进行大规模培养或冻存，亦可继续分化15天以形成更成熟的类器官（图1a）。三维培养物的形态从最初的中空球状结构，经过快速增殖，在8-10天后直径可达600-800 μm（图1b）。在15天的成熟过程中，类器官逐渐从中空球状结构转变为实心聚集体，并可在培养中维持至少100天（图1c）。在第25天的类器官中，免疫荧光检测到了AFP、ALB、HNF4A和A1AT等肝脏标志物（图1d）。KI67的存在表明细胞具有增殖能力（图1e）。此外，类器官中还发现了胆管细胞相关标志物，提示其含有除肝细胞外的多种肝脏细胞类型（图1e）。在第50天的类器官中，观察到了ALB、HNF4A以及TF等更成熟的肝细胞标志物（图1f）。RNA-seq分析揭示了类器官形成过程中的基因表达谱（图1g-k）。在多能阶段（第0天）观察到干细胞标志物的高表达（图1g）。随着分化进展，定形内胚层和肝内胚层标志物依次表达，随后在类器官中水平下降（图1g）。在成熟的类器官中，表达了丰富的肝脏标志物及肝功能相关基因（图1g-k）。有趣的是，研究者在第10天观察到中胚层基因的表达（图1i），并且在三维培养阶段检测到间充质相关基因的表达，提示肝星状细胞可能自发出现（图1i, l）。使用相同方法分化其他人胚胎干细胞系，也获得了形态和标志物表达相似的肝脏类器官（图1m）。为了进一步研究细胞类型组成，研究者对类器官进行了单细胞RNA测序。UMAP分析鉴定出4个主要细胞簇（图1n），包括：表达多种肝脏标志物的肝样细胞；同时表达增殖标志物和肝脏标志物的增殖性肝样细胞；表达胆管细胞角蛋白的胆管样细胞；以及特征为表达特定基因的星状样细胞（图1o）。图12. hPLOs的功能表征研究者进一步评估了所制备类器官的功能。免疫荧光和透射电镜显示，胆管样细胞顶膜附近存在紧密连接和丰富的微绒毛，提示肝内胆管形成（图2a, b）。通过CDFDA染色可视化了表明MRP-2转运体活性的胆小管形成（图2c）。使用罗丹明123评估MDR1转运体活性，证实了类器官具有主动运输能力（图2d）。类器官还表现出对吲哚菁绿的摄取和释放功能（图2e），以及糖原储存能力（图2f）。最后，研究者评估了类器官的分泌和代谢功能，发现第25天和第50天的类器官均能分泌人白蛋白、人α1-抗胰蛋白酶并产生尿素（图2g-i），同时表现出细胞色素P450酶（CYP3A4, CYP2C9）的代谢活性（图2j-k）。综上所述，成功建立了一个能高效生成具有多种肝功能特征的hPSC来源肝脏类器官的平台。图23. hPLOs支持DENV-2的有效感染为利用hPLOs进行DENV研究，研究者用DENV-2接种第25天或第50天的hPLOs（图3a）。结果显示，第25天的hPLOs对DENV-2高度易感。病毒感染从第2天起就引发了剧烈的形态变化，健康的中空透明类器官转变为小的实心球体（图3b, c），至感染后第6天，超过90%的类器官失去了健康外观（图3c）。而用灭活病毒进行的模拟处理则未对类器官产生影响（图3b, c）。死活染色显示，DENV-2感染在第4天导致细胞死亡（红色），而模拟组所有类器官均保持存活（绿色）（图3d）。第50天的hPLOs在感染后也观察到细胞死亡，但程度较轻，且无显著形态变化（补充图3c）。后续病毒学实验均使用第25天hPLOs。通过RT-qPCR和空斑实验证实，感染后第2至第8天，培养上清中的DENV-2基因组RNA和感染性病毒颗粒快速增加（图3e, f）。更重要的是，感染后第6天，DENV-2抗原广泛分布于受感染的类器官中（图3g）。这些结果共同证明DENV-2能在hPLOs中有效感染和复制，并导致细胞死亡和形态变化。此外，在多种细胞类型中均检测到了DENV-2抗原，包括HNF4A阳性的肝样细胞（图3h）、KRT7阳性的胆管样细胞（图3i）以及KI67标记的增殖细胞（图3j）。这些数据表明，hPLOs支持DENV-2的完整生命周期。图3补充图3C4. DENV-2感染hPLOs的单细胞转录组图谱研究者对模拟组和DENV-2感染组（第25天hPLOs）在感染后第1、2、8天进行了单细胞RNA测序。对59,029个高质量细胞的聚类分析揭示了四个主要的细胞簇（图4a）。UMAP可视化显示，感染组与模拟组之间的细胞分布存在显著差异（图4b）。细胞密度热图表明，细胞分布的改变在感染后第2天开始出现，并在第8天变得更加明显（图4c）。进一步分析了四个主要细胞类型在三个时间点的相对比例变化发现与模拟组相比，感染组中星状样细胞和胆管样细胞的比例增加，而肝样细胞和增殖性肝样细胞的比例减少（图4d）。具体而言，在感染后第1天，各细胞类型的比例变化很小（图4e）。随着感染进展，增殖性肝样细胞的比例在第2天下降约6%，在第8天下降达10%（图4f, g）。肝样细胞在前两天几乎无变化，但在第8天下降了约5%（图4f, g）。相比之下，胆管样细胞和星状样细胞的比例在第8天分别增加了约5%和10%（图4f, g）。研究者进一步检测了DENV-2在不同细胞类型中的分布和表达水平。在所有四种细胞成分中均检测到了DENV-2（图4h-i），其表达水平随感染进程而增加（图4i）。对细胞类型中DENV-2阳性率的量化显示，肝样细胞和增殖性肝样细胞的阳性率从第1天的约1%增至第8天的约45%。同样，胆管样细胞和星状样细胞的阳性率也从第1天的约0.5%上升至第8天的超过35%（图4j）。这些发现表明，DENV-2感染直接驱动了四种主要细胞簇比例的动态变化，其中增殖性肝样细胞受感染影响更大，而胆管样细胞和星状样细胞受影响较小。图45. 利用hPLOs探索DENV-2感染的发病机制及抗病毒药物筛选为研究DENV-2在hPLOs中的致病机制，研究者首先聚焦于病毒载量高的肝样细胞在不同时间点的差异表达基因。分析发现，感染后第8天的转录组变化更为显著（图5a）。基因H19被鉴定为持续上调基因，而与线粒体功能和抗氧化功能相关的C1QBP和GPX1等基因则持续下调（图5a）。多个线粒体基因及肝脏功能基因在感染后第8天表达下降，表明肝样细胞中的线粒体功能障碍可能在感染早期即已发生。通过分析感染后第8天（病毒水平最高、细胞组成变化最显著时）各细胞类型的DEGs，发现所有细胞簇中DENV-2 RNA均作为上调的DEG被检测到（图5b, c）。在增殖性肝样细胞中，上调基因富集于病毒感染、凋亡、氧化应激反应等通路，下调基因则主要富集于线粒体相关通路，且下调最显著的十个基因中有四个是线粒体基因（图5b, d），提示线粒体功能障碍。肝样细胞的情况类似（图5a）。相比之下，受感染的胆管样细胞和星状样细胞中，下调的是肝功能相关基因，而上调基因（如IFI6, ISG15）则富集于抗病毒防御和免疫应答通路（图5c）。GSVA分析也证实，免疫应答通路在感染后第8天的胆管样细胞和星状样细胞中更为活跃。对各细胞类型的相关评分分析显示，在感染后第8天，胆管样细胞和星状样细胞的炎症反应及干扰素应答评分显著更高（图5g-i），而增殖性肝样细胞和肝样细胞在涉及凋亡的线粒体变化方面的评分更高，但细胞色素c相关的电子传递评分最低（图5j-l）。这些结果表明，增殖性肝样细胞和肝样细胞的线粒体功能障碍导致了感染后的细胞死亡和形态转变，而胆管样细胞和星状样细胞的抗病毒应答则使其对感染更具抵抗力。图56. 利用hPLOs筛选抗DENV药物hPLOs适用于大规模生产且在DENV-2感染后表现出显著表型变化，使其成为理想的抗病毒药物筛选平台。研究者验证了多种已知抗DENV化合物，其中7DMA和JNJ1802能最有效地挽救感染hPLOs的表型并显著降低病毒载量（图6b, c）。基于scRNA-seq数据提示氧化应激和线粒体损伤是关键因素，研究者测试了两种具有线粒体保护作用的小分子。其中，氧化白藜芦醇能有效挽救感染表型（图6d-f），并显著降低病毒载量（图6g, h）。研究表明ORES可能通过激活Nrf2通路来缓解氧化应激。由于DENV会靶向降解Nrf2，研究者推测ORES的抗病毒效应可能源于其对Nrf2信号通路的激活。为验证此假设，研究者用FDA批准的Nrf2激活剂RTA 408处理感染的hPLOs，发现它同样能挽救表型（图6j-k）并降低细胞内病毒RNA水平（图6l, m），表明激活Nrf2是潜在的治疗途径。ORES和RTA 408处理组均恢复了Nrf2通路下游基因的表达（图6n）。为评估药物是否能恢复肝功能，研究者检测了多项指标。DENV-2感染的hPLOs糖原储存能力下降，但经ORES和RTA 408处理后得以恢复（图6o）。治疗组还部分恢复了一些代谢活性，如CYP3A4酶活性（图6p）。感染组中观察到的LDH释放增加在治疗组中得到改善（图6q）。此外，治疗组的人白蛋白和尿素分泌水平也恢复至接近模拟组水平（图6r, s）。这些数据表明，ORES和RTA 408能通过靶向NRF2信号通路，有效抑制DENV-2感染并恢复hPLOs的功能。图67. 在细胞和小鼠模型中验证抗DENV活性为在常用DENV研究模型中进一步验证ORES和RTA 408的抗DENV-2效力，研究者进行了体外和体内实验。在DENV-2感染的Huh7细胞中，经两种药物处理后，于第2天检测病毒RNA水平，结果显示它们均能显著抑制病毒（图7a, b）。随后，研究者在4-6周龄的AG6小鼠（干扰素α和γ受体缺陷型）中测试了ORES和RTA 408的预防性疗效（图7c）。连续5天口服给药预治疗两天后进行DENV-2病毒感染。感染三天后收集组织和血清以量化病毒RNA水平，发现两种药物治疗下，肝脏和血清中的病毒RNA水平均显著降低（图7d-e）。此外，为验证这两种药物的抗病毒效应是否与NRF2相关，研究者在Huh7细胞系中敲低了NRF2，发现敲低组的抗病毒效果减弱（补充图10k, l）。综上所述，这些结果延伸了hPLOs的发现，证实了ORES和RTA 408在体外和体内均表现出抗DENV-2活性。图7本研究证实，hPLO是研究DENV感染机制及进行药物筛选的理想模型。hPLOs能成功模拟DENV-2感染导致的严重肝脏病理特征及临床相关的转录组变化，其表现优于传统二维模型。通过单细胞测序，研究者揭示了不同肝脏细胞对DENV-2的易感性存在差异，其中增殖性肝样细胞最易感，而胆管样细胞抵抗力更强。基于此病理机制，筛选出两种靶向NRF2通路的候选药物——ORES和RTA 408，它们能有效抑制病毒复制、挽救感染表型并恢复肝功能，在细胞和小鼠模型中也验证了其抗病毒活性。这为开发宿主导向的登革热疗法开辟了新途径。尽管hPLOs模型在模拟血管病变或免疫反应方面存在局限，但它为全面研究病毒-宿主相互作用和加速药物研发提供了强大的平台。参考文献Li MQ, Xu YP, Li K, et al. Recapitulating dengue virus infection with human pluripotent stem cell-derived liver organoids for antiviral screening. Nat Commun. 2025;16(1):8069. Published 2025 Aug 28. doi:10.1038/s41467-025-6332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