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iskafusp alfa(Roche)

前言 PD-1/PD-L1 抑制剂通过阻断 PD-1 与其配体 PD-L1 之间的相互作用，能够恢复耗竭的细胞毒性 T 细胞（CTL）功能，从而在多种肿瘤治疗中取得突破性进展。然而，单独应用 PD-1/PD-L1 抑制剂的疗效仍受限制，部分肿瘤表现出原发性或继发性耐药，这主要与肿瘤微环境中 T 细胞的浸润、扩增及活化受限有关。为增强抗肿瘤免疫，细胞因子工程已成为重要策略，其中调控白细胞介素-2（IL-2）信号通路的研究尤为突出。 IL-2是调节T细胞增殖、存活和功能的关键因子，其信号主要通过高亲和力受体IL-2Rαβγ（CD25/CD122/CD132）传导。传统高剂量IL-2治疗虽然可以激活效应T细胞，但同时也会过度激活调节性T细胞（Treg），导致抗肿瘤免疫受抑制，并伴随严重全身毒性，例如毛细血管渗漏综合征（CLS）。为解决这些问题，IL-2 变体（IL-2v）被设计以调控 IL-2 与 CD25 的结合亲和力，从而选择性激活抗肿瘤T细胞，同时降低副作用。[1] PD-1/IL-2研发进展较快的药物（据不完全统计） 01 “罗”“信” 之争 在 PD-1 × IL-2v 融合免疫疗法领域，罗氏（Roche）与信达生物（Innovent）提出了截然不同的分子设计理念。 罗氏PD-1×IL-2 融合蛋白 RG6279 采用 βγ-biased IL-2v，即完全去除 IL-2 与 α 受体（CD25）的结合能力，保留 βγ 受体的天然亲和力，其通过 PD-1 抗体顺式靶向（cis-targeting）将 IL-2v 递送至 PD-1⁺ T 细胞，以期绕开 CD25 依赖、促进干细胞样 CD8⁺ T 细胞（Tpex）激活。 信达IBI363 采取α-biased IL-2v 策略，保留 IL-2 与 CD25 的高亲和结合，同时显著削弱βγ结合活性。IBI363 通过降低整体 IL-2 活性，使分子可在 3 mg/kg 高剂量下安全递送，达到 PD-1 抗体的有效治疗水平，同时在肿瘤内恢复高 IL-2 活性，实现强效抗肿瘤反应。[2] 因此，罗氏 RG6279 更像早期探索型设计，偏向结构尝试和靶向导入，而IBI363则体现了第二代 IL-2 策略，通过精细调控IL-2R 信号，实现更精准和高效的抗肿瘤免疫。尽管α偏向 IL-2 仍可能带来 Treg 上调和血管渗漏风险，但从目前临床数据看，IBI363 的设计更好地平衡了疗效与安全性，代表了PD-1–IL-2v 融合疗法的新一代方向。 吉满生物开发了GM-C41979/H_CD25 CD122 CD132 Reporter Jurkat (hPD1 OE) Cell Line，助力 PD-1–IL-2v 新型免疫治疗药物研发。当 Anti-PD-1-IL-2v 结合 PD-1 并将IL-2v 递送至 IL-2R 时，激活下游信号通路，从而激活萤火虫荧光素酶（Luciferase）的表达。Luciferase 读值即代表信号通路的激活效果，因此可用于相关药物等的体外效果评价，详情咨询吉满客服联系同微信：18916119826！ 02 设计分歧与临床结局对比 两者的临床命运也形成了鲜明对比。 罗氏PD-1×IL-2 融合蛋白 RG6279 罗氏的PD-1/IL-2v融合蛋白 RG6279（Eciskafusp alfa）在2025年第二季度财报中被正式剔除，项目终止于 I 期临床。虽然罗氏持续发表其临床前研究成果，但对临床数据始终保持沉默，这也反映出其 βγ-biased 设计在实际应用中可能未能实现预期的疗效。[3] 信达IBI363 与之相反，信达生物的IBI363则一路高歌。 2025年10月，信达与武田制药达成全球战略合作，武田获得 IBI363 在大中华区以外的全球权益。这一合作被业内视为近年来免疫肿瘤学领域最重要的授权交易之一。IBI363 目前正用于评估非小细胞肺癌（NSCLC）和微卫星稳定型结直肠癌（MSS CRC）的治疗效果。[4] 截至目前，IBI363已在超过1200例患者中展现出令人鼓舞的临床活性，尤其在既往 PD-1 或 IL-2 治疗耐药患者中显示出明显疗效。凭借突出的安全性与疗效表现，该药物已获美国FDA 授予二线鳞状 NSCLC 的快速通道认证。未来，信达与武田将共同推动其全球开发及美国商业化进程，进一步巩固 PD-1–IL-2v 这一靶点组合在新一代免疫治疗领域的战略价值。 鉴于罗氏与信达在 PD-1 × IL-2v 融合蛋白的分子设计和临床表现上存在显著差异，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些差异并预测药物在体内的免疫效应，科学家们需要一套能够同时反映 PD-1 结合能力与 IL-2R 信号传导的体外测试体系。 在此背景下，H_CD25 CD122 CD132 报告基因 Jurkat (hPD1 OE) 细胞系（GM-C41979）应运而生，成为企业产品推广和功能验证的重要工具。 GM‑C41979 原理与细胞系设计 1 细胞系构建原理 该细胞系基于 Jurkat T 细胞，利用慢病毒技术实现稳定克隆化表达 CD25（IL‑2Rα）、CD122（IL‑2Rβ）、CD132（IL‑2Rγ） 以及 PD‑1 分子，并导入 信号依赖型萤光素酶报告基因。   当抗 PD‑1–IL‑2v 融合抗体结合 PD‑1 并递送 IL‑2v 至受体复合物后，IL‑2R 下游信号被激活，诱导萤光素酶表达。荧光读数与信号强度正相关，从而定量反映融合抗体的生物活性。 2 功能验证与特异性确认 为验证GM‑C41979的特异性与功能完整性，研究人员分别使用： 抗 PD‑1–IL‑2v 融合抗体（hIgG1，GM‑88264AB） 重组人 IL‑2（Novoprotein，C013） 在相同检测条件下对 GM‑C41979 与其 PD‑1 阴性亲本对照系（H_CD25 CD122 CD132 报告基因 Jurkat，GM‑C29055） 进行比较（图1、图2、图3）。  图1 . 重组抗 PD1-IL2v 融合 hIgG1 抗体 (2149) 的比较反应 图2.对重组人IL- 2的反应 图3 . 非 PD-1 表达 IL-2 报告细胞中的反应比较 结果显示：吉满生物 GM‑C41979 能特异、可重复地反映 PD‑1 依赖的 IL‑2R 信号通路，是 PD‑1–IL‑2v 类药物（如 IBI363）体外活性验证的理想模型。 3 受体表达验证 通过流式细胞术，使用以下抗体分别验证了 PD‑1 及三种 IL‑2 受体亚基的表达： 膜蛋白PD‑1：抗PD‑1 hIgG4（Pembio，GM‑87802MAB, 图4）   IL‑2Rα (CD25)：巴利昔单抗（GM‑52329AB，图5）  IL‑2Rβ (CD122)：HuABC‑2（GM‑52319AB，图6）  IL‑2Rγ (CD132)：REGN7257（GM‑52334AB，图7）   图4 . 流式细胞术证实PD-1表达 图5.流式细胞术证实IL-2Rα（CD25）表达 图6.流式细胞术证实IL-2Rβ（CD122）表达 图7.流式细胞术证实IL-2Rγ（CD132）表达 检测结果显示：GM‑C41979 细胞均为阳性，说明目标分子表达稳定、结构完整。 4 应用场景 PD‑1–IL‑2v 融合疗法通过将细胞因子递送限制于 PD‑1 高表达 T 细胞，实现空间精准的免疫激活。GM‑C41979 借助其双受体（PD‑1 与 IL‑2R）设计，能够： 定量测量不同药物浓度下 PD‑1 依赖性 IL‑2R 信号强度   比较不同构型 PD‑1–IL‑2v 分子的效力与EC₅₀差异  区分 PD‑1 依赖性与非依赖性细胞因子效应   在药物优化与质量控制阶段提供快速、可重复的体外检测平台   该体系既可用于机制解析，也可用于药效学筛选和生产一致性验证，为临床前开发提供可靠的实验支持。 结论与展望 PD-1–IL-2v 融合免疫疗法的出现，标志着肿瘤免疫治疗正从单一检查点阻断迈向多维度的免疫调控阶段。通过将检查点靶向与细胞因子工程相结合，研究者能够在空间和受体层面上实现对免疫效应细胞的精准激活。然而，如何在提升疗效的同时保持安全性，仍是该领域亟待解决的核心问题。 H_CD25 CD122 CD132 报告基因Jurkat (hPD1 OE) 细胞系 (GM‑C41979) 是支持 PD‑1–IL‑2v 融合免疫疗法研究的关键平台。 通过整合检查点受体与细胞因子信号通路，该体系可在单一分析系统中评估双受体依赖的信号激活、机制差异及候选药物效能。随着信达生物IBI363等 PD‑1–IL‑2v项目的临床推进，GM‑C41979 将持续在药物筛选、机制验证及质量控制中发挥重要作用，加速免疫肿瘤学从研发到临床的转化过程。 联系我们 吉满生物(Genomeditech)成立于2011年，是专业从事生物科技服务和前沿技术研发的高新技术企业。吉满生物专注为生物药开发赋能，自主创立了国内知名的细胞系品牌-DDXCELL，目前已布局近400个热门靶向药靶点，超1000株现货单克隆细胞系，涵盖GPCR、细胞因子、免疫检查点、TAA等多领域，做到进口细胞的国产替代。此外，吉满生物还可在药物研发进程中提供一系列抗体、蛋白产品，旨在为客户提供高效的研发工具和解决方案! 扫码咨询 扫码找现货  参考资料 1.DOI=10.3389/fimmu.2023.1218082 2.https://www.prnewswire.com/news-releases/2025-asco-oral-presentation-innovent-biologics-announces-updated-date-of-ibi363-first-in-class-pd-1il-2-bias-bispecific-antibody-fusion-protein-from-phase-1-clinical-studies-in-advanced-colorectal-cancer-302470217.html 3.https://www.roche.com/investors/events/hy-2025  4.https://www.takeda.com/newsroom/newsreleases/2025/innovent/

在癌症免疫治疗领域，IL-2作为经典免疫激动剂，因能激活CD8+效应T细胞而备受关注，但传统IL-2疗法存在致命局限——其受体IL-2Rα（CD25）不仅表达于效应T细胞，还高表达于调节性T细胞（Tregs）与内皮细胞，导致治疗窗口狭窄，易引发严重毒性。     为解决这一难题，免疫细胞因子eciskafusp alfa（PD1-IL2v）应运而生：它通过PD-1抗体靶向域将IL-2变体（IL-2v）递送至PD-1+CD8+T细胞，仅激活IL-2Rβγ受体（避免IL-2Rα结合），并通过顺式结合机制诱导干细胞样CD8+T细胞分化为“高效效应细胞”。     近日罗氏发表的研究通过几何驱动的数学模型，首次揭示PD1-IL2v的顺式结合与剂量呈“钟形曲线”关系，为临床给药范围预测、既往抗PD-1治疗患者的剂量调整提供了关键理论依据，颠覆了“剂量越高疗效越好”的传统认知。 一：PD-1表达水平决定顺式结合效率，高PD-1细胞更易形成有效复合物     研究构建了包含“PD1-IL2v结合动力学+靶介导药物处置（TMDD）+肿瘤摄取”的多维度数学模型，量化分析PD-1表达与顺式结合的关系：发现低浓度药物阶段时，PD1-IL2v优先通过PD-1结合域锚定在高PD-1表达细胞表面（如TME中的CD8+T细胞，PD-1表达量约20,000个/细胞），随后其IL-2v结构域更易结合同一细胞的IL-2Rβγ，顺式结合比例随浓度升高而增加。等到药物分子过量时，PD-1与IL-2Rβγ被大量“单价结合”（仅结合PD1-IL2v的单个结构域），顺式结合比例反而下降，形成“钟形曲线”。      实验发现高PD-1细胞（20,000个/细胞）的顺式结合峰值浓度显著低于低PD-1细胞（500个/细胞），且峰值顺式结合比例是低PD-1细胞的3.2倍，证实TME中高PD-1 CD8+T细胞是PD1-IL2v的“优势靶细胞”。     通过新鲜分离CD8+T细胞（低PD-1）与激活3天的CD8+T细胞（高PD-1）的受体占据实验，验证模型参数：发现PD1-IL2v在高PD-1细胞上的IL-2R占据率EC50（0.8pM）显著低于低PD-1细胞（12pM），且显著优于非PD-1靶向的FAP-IL2v（EC50>50pM）。     而PD1-IL2v对PD-1的占据率与浓度呈正相关，高PD-1细胞在1pM浓度下即可达到80%占据率，模型模拟值与实验值拟合度>0.9，证实模型能精准预测受体结合动态。 二：既往抗PD-1治疗显著改变PD1-IL2v的PK与顺式结合     临床观察发现，既往接受抗PD-1治疗（如纳武利尤单抗）的患者，其PD1-IL2v的血药浓度-时间曲线与未接受过治疗的患者存在显著差异。未接受抗PD-1治疗患者中，低剂量（0.1mg）PD1-IL2v给药后，药物通过顺式结合被TME中高PD-1细胞大量摄取，TMDD效应（靶介导药物清除）显著，血药浓度2天内降至检测限以下。而既往抗PD-1治疗患者中残留的抗PD-1抗体占据PD-1结合位点，减少PD1-IL2v的顺式结合与细胞摄取，TMDD效应减弱，0.1mg剂量下血药浓度1周后仍可检测到。      模型模拟显示，在0.1mg剂量下，未接受抗PD-1治疗患者的肿瘤内顺式结合AUC为1,250h・%，是既往治疗患者（480h・%）的2.6倍。全身IL-2R占据率（主要来自NK细胞等非PD-1细胞）在既往治疗患者中反而升高1.8倍，提示需通过剂量调整平衡疗效与毒性。 三：“钟形曲线”指导下的临床给药范围预测     基于模型模拟，研究首次提出PD1-IL2v的“药理活性剂量范围”概念，其下限为最小药理活性剂量（min PAD），上限为最大药理活性剂量（max PAD） 或最大耐受剂量（MTD）：     在未接受抗PD-1治疗患者中：minPAD为0.08mg，maxPAD为1.2mg（因超过1.2mg后肿瘤内顺式结合下降），剂量范围较宽（0.08-1.2mg）。既往抗PD-1治疗患者中：minPAD升至0.3mg（需更高剂量克服PD-1竞争），maxPAD受MTD限制（NK细胞激活风险升高），剂量范围缩窄至0.3-0.8mg。      模型预测，在0.1-1mg剂量范围内，肿瘤内顺式结合AUC是血液中CD8+T细胞的5-8倍，体现“肿瘤靶向优势”。但剂量超过10mg时，血液中顺式结合比例显著升高，肿瘤靶向优势减弱，提示“高剂量无法提升疗效，反而增加全身毒性风险”。 四：数学模型为临床转化提供关键工具     研究构建的模型整合了“分子结合几何+PK+TMDD+肿瘤摄取”，具备很强的临床应用价值，通过输入患者PD-1表达水平（如肿瘤活检的PD-1IHC评分）与既往治疗史，模型可预测最优给药剂量。如高PD-1表达肿瘤（IHC3+）患者推荐低剂量（0.1-0.3mg），最大化肿瘤内顺式结合。既往抗PD-1治疗患者推荐中等剂量（0.3-0.8mg），平衡PD-1竞争与毒性风险。     同时发现传统“剂量越高疗效越好”的思维不适用于PD1-IL2v。模型显示，10mg剂量的肿瘤内顺式结合AUC仅为1mg剂量的45%，而NK细胞激活风险升高2.1倍，提示盲目剂量递增会导致“疗效下降+毒性增加”。另外模型框架可推广至其他依赖顺式结合的双靶点药物（如PD-L1-IL15v、CTLA4-IL2v），通过优化分子结构（如结合域间距、亲和力）与剂量策略，提升靶向性与治疗窗口。 总结思考     PD1-IL2v的研究不仅验证了“PD1-IL2Rβγ顺式结合”的抗肿瘤潜力，更通过数学模型建立了“机制驱动的剂量优化框架”，提示顺式结合药物的疗效并非随剂量单调递增，需通过“钟形曲线”确定maxPAD，避免“高剂量陷阱”。     同时既往抗PD-1治疗史、肿瘤PD-1表达水平应作为剂量调整的关键依据，实现“个体化给药”。另外整合分子机制与临床数据的数学模型，可显著减少临床试剂量探索的盲目性，加速顺式结合药物的临床转化。     未来，随着更多临床数据的积累，模型可进一步整合患者基线免疫状态（如Tregs比例、NK细胞数量）与影像学指标（如PET-CT的肿瘤代谢活性），实现更精准的剂量预测。这一研究不仅为PD1-IL2v的临床应用奠定基础，更开启“机制建模指导免疫细胞因子剂量设计”的新方向。     PD-1-Cis IL-2R Agonism Determines the Predicted Pharmacological Dose Range for the Immunocytokine Eciskafusp Alfa (PD1-IL2v). CPT Pharmacometrics Syst Pharmacol. 2025 Sep 27. doi: 10.1002/psp4.70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