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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与 Eciskafusp alfa(Roche) 相关的临床试验A Phase I/II, Open-label, Dose Escalation and Extension Study of Intravesical Eciskafusp Alfa in Combination With Bacillus Calmette-guerin (BCG) in Participants With BCG-unresponsive High-risk Non-muscle Invasive Bladder Cancer (NMIBC)
The study aims to establish the safety, tolerability, pharmacokinetics (PK), relevant biomarkers, pharmacodynamics (PD) and preliminary anti-tumor activity of the intravesical administration of eciskafusp alfa in combination with BCG in participants with BCG-unresponsive high-risk NMIBC.
The study plans a similar evaluation of eciskafusp alfa in monotherapy following a positive interim analysis of the combination therapy.
An Open-Label, Multicenter, Randomized, Dose-Escalation and Extension, Phase IA/IB Study to Evaluate Safety and Anti-Tumor Activity of RO7284755, A PD-1 Targeted IL-2 Variant (IL-2V) Immunocytokine, Alone or in Combination With Atezolizumab in Participants With Advanced and/or Metastatic Solid Tumors
This is an entry-into-human study and will assess the effects of eciskafusp alfa (RO7284755) as a single agent and in combination with atezolizumab in adult participants with solid tumors considered responsive to checkpoint inhibition blockade. The maximum duration in the study for each participant will be up to 28 months.
100 项与 Eciskafusp alfa(Roche) 相关的临床结果
100 项与 Eciskafusp alfa(Roche) 相关的转化医学
100 项与 Eciskafusp alfa(Roche) 相关的专利(医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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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与 Eciskafusp alfa(Roche) 相关的新闻(医药)一款药最容易被误读的时候,往往是数据开始变多的时候。
10月20日,信达生物盘中一度跌近8%,最低触及82.20港元,随后收于87.40港元,收跌1.85%。这轮波动发生在欧洲肿瘤内科学会(ESMO)年会摘要密集披露的窗口,IBI363的一线肺癌数据再次进入聚光灯。[1][2]
固定3 mg/kg方案,中位无进展生存期(progression-free survival,PFS)8.5个月;首周期3 mg/kg、随后1.5 mg/kg的方案,中位数尚未达到。同一个分子,三种给药方案,给出了并不整齐的成绩单。 [11]
对一款被寄予“下一代免疫治疗”期待的国产首创候选药,这种不整齐很容易制造失望。
真正值得讨论的,是失望发生在哪一层:分子设计没有创新了,药理假说失效了,还是市场提前给了它过于宽泛的临床定位?
我的判断是:IBI363的首创药理仍有分量。接下来决定其价值的,是能否把这套药理做成一个治疗窗清楚、给药方案稳定、在特定人群中真正胜出的产品。
这次ESMO,把这个问题摆得更具体了。
01 IL-2的老问题:免疫细胞变多,肿瘤就会控制得更好吗?
白细胞介素-2(interleukin-2,IL-2)很早就被用于癌症治疗。它能推动免疫细胞增殖,也可能带来严重的全身反应。高剂量aldesleukin的说明书中,毛细血管渗漏综合征等风险至今仍是理解这条通路的重要背景。[3]
药物研发者因此不断改造IL-2:延长作用时间,改变受体结合,让刺激尽量落在希望扩增的细胞上。
困难在于,IL-2同时参与抗肿瘤免疫与免疫稳态。杀伤肿瘤的T细胞需要它,维持免疫抑制的调节性T细胞(regulatory T cells,Treg)也能利用它。
“免疫刺激更强”,与“患者获益更大”之间,还隔着细胞选择性和治疗窗。
这个教训,bempegaldesleukin已经付过一次学费。它与纳武利尤单抗联合,在PIVOT IO 001随机Ⅲ期黑色素瘤研究中,没有实现客观缓解率、无进展生存期和总生存期的主要终点目标,严重治疗相关不良事件也高于单药组。[4]
这项失败留下的追问很有价值:
我们扩增的,究竟是不是能够持续控制肿瘤的那批细胞?
IBI363的故事,要从这个问题开始。
02 信达反着做的那一步:为什么重新重视CD25?
IL-2受体由α、β、γ三个亚基参与组成,分别对应CD25、CD122和CD132。
βγ链负责信号传递;CD25帮助捕获IL-2并组装高亲和力受体。由于Treg高表达CD25,许多工程化IL-2选择削弱这一结合,把激动偏向βγ受体。[3][5]
信达团队2023年发表于《Nature Cancer》的研究,把注意力转向另一群细胞:肿瘤内同时表达程序性死亡蛋白1(PD-1)与CD25的肿瘤特异性CD8⁺ T细胞。研究提示,保留CD25参与,可能有助于激活这批真正与肿瘤抗原相关的细胞。[5]
IBI363将这个思路做成了融合蛋白:PD-1端承担阻断与定向作用,改造后的IL-2端保留α链结合能力、降低对βγ链的结合,使激动更依赖合适的细胞表面环境。[14][16]
这里的“α偏向”,不等于α链独立传递信号,也不等于把IL-2的活性一味做强。
它更接近一次重新分配:降低普遍刺激的倾向,把有效激动更多交给具有合适受体条件的细胞。设计希望在同一细胞上完成PD-1结合与IL-2受体激活,即顺式激活(cis-activation)。
这正是它值得进入“首创进行时”的原因:
原创性来自对受体生物学的重新理解,以及据此形成的分子设计,而非又发现了一个新靶点。
选择性也不是一道绝对的开关。受体表达、局部浓度、组织分布和炎症状态都会变化。临床上仍要回答:给多少、给多久、与什么药联用,才能把设计优势保留下来?
03 一线肺癌数据:更值得看的是给药节奏,而非最高剂量
IBI363联合含铂双药化疗一线治疗非小细胞肺癌(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NSCLC)的早期研究,包含安全性导入与随机剂量优化两个部分。
总入组80例,其中69例进入剂量优化。优化部分聚焦程序性死亡配体1(PD-L1)肿瘤比例评分(tumor proportion score,TPS)低于50%的人群,并比较三种方案。[9][10]
它首先是一项寻找合适方案的研究。三组之间没有帕博利珠单抗加化疗对照。
本次ESMO 1044P公开摘要转录列出的更新结果如下。确认客观缓解率(confirmed objective response rate,cORR)反映肿瘤缩小;治疗期间出现的不良事件(treatment-emergent adverse event,TEAE)记录治疗期间的安全性事件,两者采用的分析人群不同:
给药方案
cORR
中位PFS
≥3级TEAE
固定1.5 mg/kg,每3周一次
47.4%(9/19)
7.0个月
89.3%(25/28)
固定3 mg/kg,每3周一次
61.9%(13/21)
8.5个月
93.1%(27/29)
首周期3 mg/kg,随后1.5 mg/kg,每3周一次
86.4%(19/22)
尚未达到
69.6%(16/23)
资料 [11]
从这张表出发,我更关注两个信号。
第一,
继续增加维持剂量,未必继续增加净获益。
固定3 mg/kg的≥3级TEAE比例高于先高后低方案,确认缓解率却低于后者。这个观察支持继续优化暴露,而不是默认最高固定剂量最值得开发。
第二,先高后低方案具有进一步验证的吸引力,距离确定优效仍有一步。
“中位PFS尚未达到”表示当前数据尚无法给出稳定的中位估计。它不保证最终一定大幅超过8.5个月,也不代表所有未发生PFS事件的患者都仍在缓解。是否存在足够长的随访、删失发生在什么时间、曲线后段还有多少人在险,都会影响解读。
同样,19/22的确认缓解率值得重视,它仍来自一个小样本、疗效可评估分析集。
我认为,
这轮数据最有建设性的结论,是IBI363已经出现值得带入对照研究的给药方案。它的一线价值,现在应由这个方案与标准治疗的比较来回答。
公司在美国临床肿瘤学会(ASCO)披露时就已推荐3→1.5 mg/kg用于后续研究,并推进与帕博利珠单抗联合化疗的随机比较。这并非ESMO之后才临时找到的解释。[10]
04 免疫刺激为什么可能需要“先高后低”?
对免疫激动药,首周期和后续周期面对的,可能已经不是同一个生物学环境。
治疗前,能够识别肿瘤的T细胞可能数量有限、活性受抑;治疗后,细胞数量、受体表达与免疫网络都可能发生变化。化疗还会同时影响抗原释放、淋巴细胞与骨髓储备。
信达给出的给药解释,是先以较强刺激启动免疫,再以较低剂量维持作用。[10]
我认为,这个解释有药理合理性,真正重要的是它能否转化为可重复的临床收益:更少停药、更长有效治疗时间,以及最终更好的疾病控制。
另一个需要留意的观察是,固定1.5 mg/kg组的≥3级TEAE比例,也高于先高后低组。因此,当前的小队列结果还不足以建立简单的“剂量越低越安全”关系。
小样本波动、患者差异、实际暴露、治疗时长和化疗执行情况,都值得进一步拆解。
也没有足够证据,把固定高剂量组的表现直接解释成“IL-2刺激过强导致T细胞被耗死”。这是可以研究的机制问题,尚不是本次临床数据已经给出的答案。
我更看重一个现实的开发判断:IBI363的产品形态,不只是抗体序列,还包括诱导剂量、维持剂量与联用策略。
安全性评价也应沿着这条线展开。较早发表的ASCO原始摘要截至2025年12月22日:全体80例中,IBI363相关不良事件导致停药和死亡的比例分别为6.3%和1.3%。这些数字属于较早的数据截点,已足以说明需要面对的风险并不只是化验值波动。[9]
推荐方案下的药物相关死亡、严重不良事件及停药情况,是判断治疗窗绕不过去的证据。
当前按剂量拆分的≥3级TEAE表,还回答不了这些问题。需要继续看事件类型、药物相关性、暴露时间与恢复情况,再与同一研究的标准治疗组比较。
我不会把联合化疗的全部TEAE都算给IBI363,也不会把风险全部交给化疗。对一线患者,真正要证明的是:这套方案增加了多少收益,又增加了多少风险。
05 后线肺腺癌:一份值得重视的随机信号,仍需看清它验证了谁
ESMO 1952RO研究的是另一种场景:既往接受免疫治疗后进展、无可靶向基因组变异的肺腺癌。
87例患者随机接受IBI363联合贝伐珠单抗,或多西他赛。公开摘要报告了PFS及其风险比(hazard ratio,HR);总生存期(overall survival,OS)尚未成熟:
指标
IBI363+贝伐珠单抗
多西他赛
随机入组人数
45例
42例
确认客观缓解率
15.6%
4.8%
中位PFS
4.4个月
2.8个月
PFS风险比(HR)
0.45,95%置信区间0.26—0.77
对照
OS
尚未成熟
尚未成熟
资料
这份数据既有价值,也有局限。
随机对照使它比单纯拿历史化疗数据作参照,更接近真实的方案比较。PFS的相对获益值得进一步验证。
绝对疗效也应看清楚:中位数延长1.6个月,确认缓解率15.6%。对免疫耐药肺腺癌,这是可以继续开发的信号,离“普遍逆转免疫耐药”仍有距离。
HR与中位数并不矛盾。中位数观察曲线跨过50%的位置,HR则利用随访过程中的事件信息。后续尤其值得看的是曲线后段的控制是否持久,以及最终能否转化为生存与生活质量获益。
更重要的是,这项研究验证了
IBI363加贝伐珠单抗这一联合方案
。没有IBI363单药组和贝伐单药组,各组成部分的贡献尚未被单独拆开。
为什么加上IL-2,仍只有部分患者缓解?抗原呈递等环节的改变,已在其他肿瘤的免疫耐药研究中被观察到。[17]我的机制推测是,T细胞不足或功能受抑只是部分患者的主要障碍;若识别肿瘤的前提已经受损,增加增殖刺激未必足够。这需要本研究的肿瘤组织与生物标志物数据支持,当前还没有证据把某一种机制确定为低缓解率的原因。
值得特别留意的是:公司9月公告新增的MarsLight-11非鳞癌独立子研究,比较的是
IBI363单药与多西他赛
。[14]
因此,这次联合方案的阳性信号提高了继续研究的理由;单药能否胜出,仍由它自己的随机研究来决定。
06 它的“首创”,究竟首创在哪里?
PD-1定向IL-2不是信达独有的研发概念。
罗氏的eciskafusp alfa,以及ANV600等分子,也在探索通过PD-1把细胞因子作用引向相关T细胞。路线之间的差别,藏在受体偏向性、PD-1结合方式和联用逻辑里。[6][7]
代表分子
公开设计的主要区别
药理上希望解决的问题
IBI363
PD-1阻断与IL-2α偏向性设计结合
保留CD25参与,定向扩增、激活合适的肿瘤特异性T细胞
Eciskafusp alfa(PD1-IL2v)
PD-1定向递送不结合CD25的IL-2变体
借助同一细胞上的PD-1锚定,促进βγ受体激动
ANV600
结合PD-1非阻断表位,递送βγ偏向性激动
定向激活,并保留与独立PD-1抑制剂联用的空间
这里比较的是公开药理设计,非临床疗效排名。[6][7][14]
IBI363的潜在首创价值,在于它给出了一条不同的路线:重新利用CD25,而不是把CD25一概视为需要绕开的受体。
保留α链参与,也意味着仍要证明这种选择在人体里能形成更合适的治疗窗。肿瘤特异性T细胞与免疫调节细胞之间的平衡,需要用人体证据解释。
我愿意把它定义为具有原创药理依据、进入临床验证阶段的潜在同类首创(first-in-class,FIC)药物。
它并非一个已经由疗效排名盖章的全球首创成功案例。对“首创进行时”而言,这恰恰值得记录:原创假说怎样穿过分子工程,再接受人体和标准治疗的检验。
07 我的判断:后线值得优先验证,一线需要对照数据扩大估值空间
从近期开发优先级看,我更看重免疫耐药人群。
原因并非后线数据已经足够证明成功,而是这个场景具有明确的未满足需求,也更贴近IBI363试图解决的机制问题:仅靠解除免疫抑制不够时,定向补充IL-2刺激是否仍能带来收益?
ASCO长期随访中,3 mg/kg单药在鳞癌队列报告的中位PFS为10.1个月、中位OS为18.2个月;肺腺癌队列分别为4.2个月和15.2个月。这种组织学差异,也提醒研发者需要分人群推进。[13]
这些早期数据提供了依据,单臂生存曲线与历史化疗的差距尚不能直接当作随机研究的治疗效应。
MarsLight-11的价值就在这里。最初鳞癌研究以OS为主要终点,单药头对头多西他赛;9月公司又宣布加入独立非鳞癌子研究。[14][15]
对IBI363,真正能改变资产确定性的,将是这类随机证据。
一线则需要另一把尺子。患者拥有有效标准治疗,增加一个IL-2激动模块,必须交出足够的增量获益。缓解深度、持续控制、生存、严重毒性及治疗执行能力,都要放到同一个对照框架里衡量。
武田与信达的合作,为这项开发提供了资源。2025年达成、随后交割的合作覆盖IBI363、IBI343及IBI3001选择权,首付款12亿美元,其中包含1亿美元股权投资。[8] 对IBI363,双方采用全球共同开发和美国共同商业化安排。[16]
这使它有机会接受更完整的全球验证,也意味着期待最终要落实到一个可以进入临床使用、获得支付并持续销售的产品。
我的态度是:保留对其首创路线的积极评价,提高对广谱商业化叙事的证据要求。
后线如果证明单药生存获益,它会获得清晰的位置;一线若在推荐方案下再赢过标准治疗,才有理由进一步扩大想象空间。
结语:首创价值还在,产品价值正在接受更难的考试
这次ESMO之后,我没有理由把IBI363归入“IL-2又失败了一次”。
现有数据同样不足以支撑它已经成为下一代PD-1基石的结论。
更接近事实的描述是:一个具有原创机制依据的分子,正在逐渐显露自己的临床边界。哪些人可能获益,怎样给药更合适,联用增加了多少价值,哪些风险值得付出——这些问题,开始有了可检验的答案。
我对它的核心判断,可以收束成一句话:
IBI363最值得期待的,不是“再做一个更强的PD-1”,而是在原有免疫治疗失效或不足的地方,找到一个能够被随机研究证实的新位置。
股价一天就能完成一次重新定价。首创药物要完成的,是一整套临床证明。
首创进行时|往期回顾
第01期|瞄准全球25%的FIC:中国下一批首创新药在哪里?
第02期|GSDMD与脓毒症:PTT-121的成药挑战
第03期|正常肠道也表达,国产CDH17 ADC凭什么敢打结直肠癌?
第04期|CD47抗体受挫,英矽与复星换个打法:QPCTL小分子能否突围?
[1] 信达生物历史行情:2026-10-20盘中最低价与收盘价
[2] 信达生物:ESMO 2026报告安排,1044P、1952RO及1008RO,2026-09-23
[3] FDA:PROLEUKIN说明书,IL-2治疗与毛细血管渗漏等风险
[4] Diab等:PIVOT IO 001随机Ⅲ期结果,JCO,2023
[5] Wu等:IL-2Rα偏向性激动与肿瘤特异性CD25+CD8+ T细胞,Nature Cancer,2023
[6] Codarri Deak等:PD-1-cis IL-2R激动机制,Nature,2022
[7] ANV600:PD-1定向IL-2Rβγ激动的原始研究,JITC,2025
[8] 武田:与信达合作交割及12亿美元首付款安排,2025-12-04
[9] ASCO 2026,8586:IBI363联合化疗一线NSCLC的原始研究摘要
[10] 信达生物:ASCO一线NSCLC数据及3→1.5 mg/kg给药策略,2026-06-01
[12] ESMO 2026,1952RO:免疫耐药肺腺癌随机Ib期摘要公开转录
[13] ASCO 2026,2618:IBI363单药治疗免疫耐药NSCLC的长期随访
[14] 信达生物:MarsLight-11新增非鳞状NSCLC独立子研究,2026-09-28
[15] ASCO 2026,TPS8673:MarsLight-11最初鳞癌Ⅲ期设计及OS主要终点
[16] 武田:IBI363的α偏向设计与共同开发安排,2025-10-21
[17] Zaretsky等:抗PD-1获得性耐药的抗原呈递与信号通路机制,NEJM,2016
资料核对截至2026年10月21日。文中对药理解释、开发优先级和产品定位的判断,为作者基于公开资料的分析。
A 、信达生物爆款IBI363的预期差巨大
结论:必将大幅刷新国产创新药出海首付款纪录,保守预计首付款15-20亿美金。
信达生物的投资预期差(市场认知 vs 实际价值)
预期差的本质是 “市场当前低估的价值点”,我核心围绕PD-1/IL-2 赛道特性、IBI363 技术稀缺性及 BD 长期价值展开,5 个维度来聊聊:
1. 赛道内卷程度的认知差:误将 “PD-1/IL-2” 等同于 “PD-1/VEGF”,忽视技术门槛的本质差异
市场误区:部分投资者认为 “双抗赛道均内卷”,将 PD-1/IL-2 与 PD-1/VEGF 双抗(国内超 10 家企业布局)归为一类,担忧竞争压价。
实际价值:PD-1/IL-2 双抗需同时突破 “IL-2 毒性控制(生物学难题)+ 双抗分子设计(工程学难题)”,95% 药企因无法解决 IL-2 “毒性与疗效平衡” 被淘汰,全球仅信达(IBI363)、赛诺菲、罗氏 3 家进入临床后期,形成 “精英俱乐部式竞争”(对话中提及 “国际 MNC 多走 βγ 路径,信达非 α 偏向性是少数成功案例”),不存在同质化内卷,IBI363 可长期享受技术独占性红利。
2. IBI363 技术路线的稀缺性被低估:非 α 偏向性设计的 “安全 - 疗效平衡” 优势未被充分定价
市场误区:仅关注 IBI363 的 ORR 数据(如 PD-L1 低表达肺鳞癌 ORR 45.5%),未意识到其 “非 α 偏向性设计” 的技术壁垒 —— 国际 MNC 多采用 “βγ 路径”(避开 IL-2α 受体以降毒性,但牺牲部分药效),而信达通过蛋白质工程改造,实现 “降低 Treg 激活(减毒性)+ 保留效应 T 细胞刺激(保疗效)”,3 级以上副作用发生率仅 20%(与 PD-1 单药相当,远优于传统 IL-2 疗法的 50%+)。
实际价值:这种 “毒性 - 疗效平衡” 的技术方案是 PD-1/IL-2 双抗商业化的核心前提(避免因副作用限制临床使用),且全球成功案例极少,市场尚未对该技术稀缺性给予合理溢价(对比赛诺菲需收购 Amunix “前药技术” 才能控制毒性,信达自研技术更具自主性)。
3. BD 价值测算偏差:低估 “下一代 IO 标的” 的溢价空间与长期分成收益
市场误区:仅参考普通双抗 BD 金额(如 PD-1/VEGF 双抗),认为 IBI363 BD 首付款 “10-12 亿美元” 已达上限,且忽视销售分成的长期价值。
实际价值:
①IBI363 是 “全球进度领先的下一代 IO 标的”(比赛诺菲 SAR444245 快 1 年,比罗氏 RG6279 快 2 年),MNC 为抢占 “冷肿瘤 + PD-1 耐药” 蓝海(全球市场超 300 亿美元),愿意支付 “进度溢价”,业内预期首付款 12-18 亿美元、总金额超 60 亿美元(超三生 SSGJ-707 的 60 亿美元);
②BD 结构中 “销售分成”(10%-15%)被低估 —— 若 IBI363 海外年销售额达 50 亿美元,信达每年可获 5-7.5 亿美元分成(相当于 2024 年营收的 70%+),是长期利润支柱(对话中强调 “BD 分成直接计入利润端,规避风险且收益持久”)。
如果参比BMS和BioNtech的合作模式,55分成,首付款牺牲一下都没关系,重要的是长期价值最大化,别像康方一样在这上面栽了跟头。
4. 临床数据的患者覆盖广度认知不足:误将 “冷肿瘤数据” 视为 “小众需求”
市场误区:认为 IBI363 针对的 “PD-L1 低表达、PD-1 耐药、黏膜型黑色素瘤” 是小众人群,商业化空间有限。
实际价值:
①中国 PD-L1 低表达 NSCLC 患者占比超 60%(PD-1 单药 ORR 不足 20%),MSS 型结直肠癌占结直肠癌总数的 85%(传统化疗 OS 仅 10 个月),这类 “未被满足需求” 的患者规模超百万;
②IBI363 在这些人群中的疗效突破(如 MSS 结直肠癌 OS 16.1 个月),意味着其可切入 “PD-1 单抗未覆盖的空白市场”,国内首年销售额有望达 15-20 亿元(2030 年超 50 亿元),市场低估了其患者基数。
5. 信达管线协同性的预期差:忽视 “PD-1 销售团队 + IBI363 商业化” 的联动价值
市场误区:仅孤立看待 IBI363,未考虑信达现有资源对其商业化的支撑。
实际价值:信达信迪利单抗(PD-1)年销售额超 30 亿元,已建立覆盖全国 3000 + 医院的销售网络,IBI363 国内上市后可直接复用该渠道(减少进院时间 3-6 个月);
同时,IBI363 的 BD 合作方(如 MNC)可提供全球临床数据,助力其在国内医保谈判中获得更优定价(对比同类创新药,医保降价幅度或降低 10%-15%),市场未充分测算这种 “管线协同 + 渠道复用” 的效率提升。
B、信达生物基本面再梳理
一、.创始人俞德超背景
成长与教育:1964 年生于浙江雷马坑村(交通闭塞,需多次渡河乘车),家中 6 兄妹中最小,童年物质与精神贫困,靠教育走出大山。小学边放牛砍柴边学习,经历 “复式教学”,成绩优异。1982 年考入浙江林学院,1986 年获南京林业大学硕士,1989 年考入中科院博士,1993 年赴美国加州大学做博士后,专注药用化学研究,擅长跨学科整合,日均实验室工作超 10 小时。
职业经历:拒绝哈佛大学教授邀请(推测与美国名校年轻教授薪资低、更倾向应用工作有关),加入 CALIDEN 公司,2 年从研究员团队负责人升至研发负责人、副总裁,后在多家美国药企任研发要职,成为癌症治疗药物研发领域知名专家。
回国契机:
1997 年母亲患胃癌,美国新药助其康复(2022 年 97 岁去世),而同期国内同类患者缺药或药价高昂,受此触动,2005 年告别家人,放弃美国事业与生活回国。先加入四川康弘药业,参与成立成都康弘生物并任总裁、CEO,同时任康弘药业副总裁、集团总监,主导康柏西普(VEGF 抑制剂,治视网膜疾病)研发,2010 年康柏西普上市前夕辞职(推测因公司内影响力有限、难实现抱负,康弘称 “个人原因”)。
2013 年康柏西普获批,成为中国首个获 WHO INN 命名的创新药(INN 是标准化药名,助于国际认可与海外研发),2015 年康弘药业 A 股上市,俞德超虽未获资本收益,但积累了宝贵经验。
二、信达生物发展关键节点
(一)创立初期与融资
团队与资金:
2011 年 8 月成立初期,借苏州生物纳米园办公室(空间狭小,电话声可穿透,试剂需借邻司冰箱存放),面临资金、人才、技术瓶颈。凭借俞德超行业影响力与个人魅力,吸引顶尖人才,如 2012 年前赛诺菲全球研发负责人刘勇军(放弃百万年薪)加入任联合创始人,核心团队多有武田、百时美施贵宝、默克、雅培、罗氏等国际药企经验。
2011 年 10 月获富达亚洲 1000 万美元 A 轮融资,2012 年 6 月获礼来亚洲、富达等 2500 万美元 B 轮融资(部分投资者因俞德超从计划投康弘转为投信达)。
(二)核心产品研发与上市
信迪利单抗(PD-1)
研发决策:
2012 年不顾董事会反对启动研发(董事会担忧与默克、辉瑞等国际巨头竞争,当时默克 PD-1 已进展显著),俞德超认为中国生物制药需摆脱跟随,即使不能领先也要与外企同台竞争,且 PD-1 可阻断癌细胞欺骗免疫系统的信号,是革命性靶点,副作用小、生存获益优,2013 年《科学》将癌症免疫疗法列为年度 Top1 突破,印证其判断。
临床与审批:
2015 年 12 月提交临床申请,I 期针对晚期 / 复发肿瘤儿童验证安全性与肿瘤响应(霍奇金淋巴瘤客观缓解率佳),II 期扩展适应症至原发不明肿瘤、小细胞肺癌、肾癌等,开展联合疗法并进军美韩市场,III 期在国内 30 余家中心开展非小细胞肺癌试验,且在美中韩开展胃癌、鼻咽癌、食管癌等全球多中心试验。
2017 年 12 月提交上市申请,成为首个申请上市的国产 PD-1,2018 年 12 月获国家药监局批准,比君实生物 PD-1 晚 7 天(君实选黑色素瘤为适应症,入组快、设计简单;信达选霍奇金淋巴瘤,需找多线治疗失败患者,入组难、统计复杂,且安全性验证更严导致审批延迟)。
临床数据优异,2019 年初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石远凯团队开展的 II 期试验登《柳叶刀・血液学》封面,对复发难治霍奇金淋巴瘤客观缓解率 80.4%,安全性与进口药相当,是首个获国际顶刊认可的中国 PD-1。
医保与市场:
2019 年 11 月医保谈判中,俞德超指示 “不惜一切代价,无底价,必须拿下”,信迪利单抗成为当年唯一通过谈判纳入国家医保的 PD-1 抑制剂,价格降幅显著,年治疗费用从 16 万元降至约 5 万元(为美国同类药 1/12)。进入医保后,通过 “闪电战” 扩大销售覆盖(从三甲到县医院),结合医保报销与慈善赠药,基层医院处方率从 15% 升至 40%,开展医生教育、制作免疫治疗患者指南,非盈利患者援助计划申请超 1 万人。
2020 年销售额 24.9 亿元,同比增 418%,PD-1 市场份额从第四升至第二(仅次于恒瑞);若不计营收、仅看用药患者数,信达 PD-1 国内领先,约占国内 PD-1 用药患者 40%。
玛仕度肽(GLP-1/GCGR 双靶点激动剂,即前文提及 “马氏多肽”)
合作背景:2019 年 8 月与礼来合作,获玛仕度肽中国权益(礼来聚焦欧美市场的替尔泊肽,将中国市场交由信达),信达负责临床、注册与销售,旨在填补代谢领域空白(中国糖尿病、肥胖市场庞大)。
研发与上市:
2025 年 6 月底获减肥适应症批准,临床数据优异,48 周减肥效果及安全性表现良好,理论上减肥效率优于单靶点 GLP-1 药物(如司美格鲁肽)。作为全球第三款、国内第一款双靶点减肥药,虽然当前减肥药物市场竞争激烈,但凭借先发优势,在销售端有望取得突破 —— 上市后信达已与私立医院、线上药房合作推广,后续若能精准触达肥胖患者群体,配合患者教育与用药指导,大概率能快速打开市场。
IBI363(PD-1/IL-2α 双抗,二代 IO 药物)
产品定位:
这是我认为能推动信达从中国本土药企(China-based pharma)向全球药企(Global-based pharma)转型的关键产品。它创新性地将 PD-1 抗体与 IL-2α 受体激动剂融合,要知道 IL-2α 在免疫调节中作用独特 —— 既能激活杀伤性 T 细胞、增强抗肿瘤免疫反应,又能避免传统 IL-2 药物激活调节性 T 细胞导致的免疫抑制问题,这种双靶点设计让它在肿瘤治疗中更具针对性。
竞争与数据:
从竞争格局看,目前全球范围内同类型 PD-1/IL-2α 双抗进入临床阶段的产品不多,信达在该领域布局较早,且早期临床数据和研究文献数据都很亮眼 —— 在部分实体瘤患者中,不仅肿瘤控制率高,还能降低免疫相关副作用发生率,这为它后续的市场竞争奠定了重要地位。
商务拓展(BD)潜力:
虽然目前还没公开 IBI363 的 BD 进展,但结合行业惯例和信达此前与礼来的合作经验,我推测公司正在和辉瑞、莫沙东这类国际医药巨头接洽。如果下半年能传出重要的合作消息,比如海外权益授权,无论是对产品的全球推广,还是对公司股价的提振,都可能带来显著影响。
其他产品:
已上市 15 款产品,如治疗甲状腺眼病的替妥木单抗(中国首个可逆转该病的非侵入性突破性疗法);另有 10 款下一代管线全球研发,涵盖双特异性抗体、ADC 等,布局眼科、银屑病、自身免疫疾病等领域。其中 ADC 管线值得关注,2024 年双载荷 ADC 成为肿瘤药研发核心趋势,信达通过自主研发建立三大技术平台,一款候选药成为全球首个进入临床的双载荷 ADC,2025 年 4 月完成首例患者给药,同步在中国和美国开展 I 期临床,在结直肠癌、非小细胞肺癌中显示潜力,还有一款 ADC 候选药以 10.8 亿美元授权给罗氏,足见国际市场对其技术的认可。
(三)IPO 与股权
2018 年 10 月在香港联交所 IPO,募资 33 亿港元,为当年香港市场最大生物制药 IPO,IPO 路演中俞德超重点强调信迪利单抗获批后的潜力与患者可及性,获国际资金认可。上市后为支持研发多次增发股票,累计募资超 140 亿港元,俞德超持股从 13% 稀释至 6.53%,其表示愿为公司发展与使命牺牲个人股权。
三、合作与全球化
(一)与礼来的长期合作
合作历程:2015 年 3 月首次合作,联合开发 PD-1,信达主导国内、礼来负责海外,信达获前期及里程碑付款;2015 年 10 月新增 3 个双特异性抗体全球合作,2022 年因临床策略调整终止;2019 年 8 月合作 GLP-1 领域,信达获玛仕度肽中国权益;2022 年 3 月礼来授予信达两款已上市药物中国独家销售权及 BTK 抑制剂首谈权,2024 年底信达获该 BTK 抑制剂中国进口、销售、分销权。
合作意义:体现礼来对信达研发(如 PD-1)与商业化(如信迪利单抗医保谈判后销售)能力的认可,助力信达从生物科技公司向大型药企转型,也为跨国药企与中国本土企业合作树立典范。
(二)全球化挑战
PD-1 美国上市受挫:
2020 年 8 月礼来支付 2 亿美元预付款,计划基于中国临床数据向 FDA 提交信迪利单抗上市申请,希望成为首个凭中国数据获 FDA 批准的国产 PD-1(2019 年 FDA 官员曾公开鼓励中国 PD-1 低价进入美国打破垄断)。
但 FDA 质疑:数据仅来自中国人群,不符合多区域临床试验原则;对照组设计有缺陷(试验始于 2018 年,当时美国一线非鳞非小细胞肺癌标准疗法为 K 药联合化疗,而信达试验以信迪利单抗联合化疗与化疗单药对比,未与美国标准疗法直接比较);终点选择(用 PFS 而非 FDA 要求的 OS);当时美国已有 6 款 PD-1 获批肺癌适应症,信迪利单抗缺乏临床需求。最终 FDA 肿瘤药物咨询委员会以 14:1 投票否决,信达与礼来失望,后分析 FDA 态度转变或因 2020 年新冠疫情、美国国会要求临床试验人群多样化。
此次受挫为中国创新药企全球化敲响警钟,需建立完善的海外临床研发与注册体系。2022 年 3 月 FDA 要求补充国际多中心头对头试验,信达与礼来决定放弃,信达调整策略,收回国内销售主导权,聚焦国内市场并探索新兴市场(俞德超提及 “一带一路” 市场需求大,但新兴市场支付能力有限)。
Photocure 与 2024 年 11 月股权事件(F 公司股权转让):
2018 年信达成立全资子公司 Photocure(即此次股权事件中的 “F 公司”),专注海外创新药研发,管线含 PD-1、IL-2 双特异性抗体及多款早期单抗,2024 年时无营收、两年亏损超 6 亿元。
2024 年 11 月,信达披露将 F 公司 20% 股权以不到 1.5 亿的低价,转让给董事长俞德超个人控制的平台公司。这一操作直接引发了投资者,尤其是中小股民的强烈不满 —— 大家普遍认为,F 公司虽然目前亏损,但旗下管线如 IBI363 的部分海外权益极具潜力(该产品 9 月刚获美国 FDA 快速通道资格),如此低价转让,本质是通过关联交易稀释中小股东权益,甚至可能存在利益输送。
也正是因为这件事,年初时市值 500 亿的信达生物才会 “没人理”,舆论还把公司贴上 “全员恶人” 的标签 —— 在投资者眼里,公司管理层没有优先保障股东利益,反而优先考虑个人平台利益,这样的企业自然难以获得市场信任。
股价后续影响:事件曝光后,信达股价直接跌至最低点,不少中小投资者因为对公司治理失去信心,选择恐慌性卖出离场。但没想到的是,后续随着玛仕度肽获批临近、IBI363 临床数据逐步披露,公司股价又大幅上涨。那些在低点卖出的投资者,不仅没赚到钱,还完美错过了反弹行情,这也让我更深刻地感受到投资的复杂性 —— 单一负面事件可能短期冲击股价,但长期走势还是要看公司的产品实力和基本面。
四、财务表现与估值
(一)2024 年财务表现
总营收 94.2 亿元,同比增 51.8%;毛利率 84.9%,同比提升 2.1%;净利润 3.3 亿元;现金储备 102 亿元,为研发与发展提供支撑。从营收结构看,目前约 60% 仍依赖信迪利单抗,虽然玛仕度肽即将上市、IBI363 潜力大,但短期内还需要新产品快速放量,降低对单一产品的依赖。
(二)目标与估值
销售目标:信达制定了 2027 年销售额达 200 亿的目标,结合现有产品布局,我认为这个目标有一定可能性 —— 信迪利单抗在医保加持下仍有稳定增长空间,玛仕度肽若能借助先发优势打开减肥市场,IBI363 后续若顺利推进 BD 合作,三款核心产品叠加其他管线贡献,200 亿销售额并非遥不可及。
估值判断:当前信达市值已达 1700 多亿港元,对比同行业其他创新药企的估值水平(结合营收增速、管线丰富度、产品商业化潜力),这个市值已经处于正常区间,算不上 “便宜” 了。后续如果要进一步提升估值,需要玛仕度肽上市后销售超预期、IBI363 取得关键 BD 进展,或者 ADC 管线有新的突破,这些基本面的利好才能支撑股价继续上涨。
五、挑战与展望
(一)面临挑战
产品依赖:营收约 60% 来自 PD-1,而 PD-1 市场竞争激烈(企业多通过联合疗法、降价竞争),2026 年全球 PD-1 专利到期后竞争或进一步加剧。
新领域竞争:玛仕度肽虽有先发优势,但面对司美格鲁肽、替尔泊肽的市场垄断,如何通过差异化推广(如针对特定人群的疗效优化、给药便利性提升)吸引用户,仍是不小的挑战。
企业治理信任修复:2024 年 11 月的股权事件对公司声誉造成了一定影响,后续需要通过更透明的决策流程、更注重中小股东利益的举措,逐步修复市场信任。
(二)未来展望
信达的核心优势在于研发实力和产品布局 —— 肿瘤领域有 PD-1 打底、IBI363 和 ADC 管线接力,代谢领域有玛仕度肽卡位,眼科领域也有成熟产品。如果能顺利推进 2027 年 200 亿销售额目标,同时在 IBI363 的全球化布局上取得突破,大概率能实现从中国本土药企向全球药企的转型。但如果后续玛仕度肽销售不及预期、IBI363 BD 进展缓慢,也可能面临 “大而不强” 的困境,陷入管线断层、增长乏力的局面。
总体来看,信达是中国创新药企中极具潜力的代表,但未来发展仍需持续关注产品商业化落地和核心管线进展。$信达生物(01801)$ $康方生物(09926)$ $百济神州(06160)$
细胞因子融合蛋白是经过工程改造的生物制剂,其将功能模块(如细胞因子、抗体或白蛋白结合结构域)组合为单一分子实体。这些制剂已成为治疗实体瘤的有前景的治疗平台。然而,其临床转化仍受到在实现强效抗肿瘤活性的同时减轻剂量限制性全身毒性这一需求的制约。在此,研究人员通过解析肿瘤微环境(tumor microenvironment, TME)中的关键细胞因子信号通路,剖析了细胞因子融合蛋白功能的机制基础。研究人员还提供了当前工程策略和临床开发的全面概述,重点介绍了优化药代动力学(pharmacokinetics, PK)、增强肿瘤靶向递送以及实现治疗协同作用的方法。总体而言,本综述总结了细胞因子融合蛋白发展的演进格局,并讨论了可能为该领域未来进展提供参考的新兴机遇与挑战。细胞因子信号轴(Cytokine signaling axes)共同γc细胞因子家族:该家族包括白细胞介素-2(interleukin-2, IL-2)、IL-4、IL-7、IL-9、IL-15和IL-21,通过共享γc受体亚基并利用各自特有的α受体亚基发挥多效性功能,其中IL-2与IL-15还共享IL-2受体β(IL-2Rβ)亚基。IL-2与高亲和力三聚体受体(IL-2Rαβγ)及中亲和力二聚体受体(IL-2Rβγ)结合存在亲和力差异,且IL-2Rα结合表位与IL-2Rβγ表位在空间上分离,促使多种工程策略(如点突变、聚乙二醇化、融合遮蔽)开发IL-2Rβγ偏向激动剂,但部分III期临床试验未显示显著生存获益。IL-15主要经反式呈递机制激活IL-15Rβγ,IL-15–IL-15Rα融合蛋白可模拟该复合物,其中ALT-803已获批用于卡介苗无应答的非肌层浸润性膀胱癌。IL-21受体可形成独特的六聚体组装,可能增强信号强度。该家族主要经Janus激酶1/3(JAK1/3)–信号转导与转录激活因子(STAT)通路传导信号,IL-2/IL-15主要激活STAT5,IL-21优先激活STAT3。IL-12:IL-12是由p35和p40组成的异二聚体,通过IL-12Rβ1/β2激活酪氨酸激酶2(TYK2)/JAK2–STAT4通路,促进辅助性T细胞1(Th1)分化及干扰素-γ(IFN-γ)产生。重组IL-12半衰期短、系统毒性大,促使开发可提高肿瘤选择性并降低毒性的IL-12融合蛋白。IL-10:IL-10为同二聚体免疫调节因子,其作用具有环境依赖性,在肿瘤中可通过代谢重编程增强终末耗竭CD8+ T细胞的功能。受体复合物由IL-10Rα和IL-10Rβ组成,经JAK1/TYK2–STAT3为主的通路信号。聚乙二醇化IL-10显示临床疗效但受限于血液毒性;单体变体及肿瘤靶向融合策略正在探索。干扰素(IFN)家族:IFN家族包括I型、II型和III型,分别通过IFNα/β受体(IFNAR)、IFNγ受体(IFNGR)和IFNλ受体1(IFNλR1)/IL-10Rβ复合物信号,主要激活STAT1/2通路。重组IFN-α因全身毒性和药代动力学差而受限,融合蛋白如IFN–抗程序性死亡配体1(PD-L1)抗体正在开发。肿瘤微环境(TME)CD8+ T细胞:CD8+ T细胞是抗肿瘤免疫的关键效应细胞。IL-2、IL-12、IL-15可增强其活化与效应功能,但TME中持续抗原暴露及免疫抑制因子导致其耗竭。PD-1+CD25+CD8+ T细胞为肿瘤反应性亚群,保留IL-2Rα结合能力的IL-2变体可优先激活该亚群。耗竭T细胞高表达PD-1、淋巴细胞活化基因3(LAG-3)等抑制性受体,可作为靶向递送标志。NK细胞:IL-15–STAT5信号促进自然杀伤(NK)细胞增殖和细胞毒活性,高剂量IL-2可诱导NK细胞表达高亲和力IL-2受体并增强抗体依赖性细胞介导的细胞毒作用(ADCC),短时IL-21刺激增强功能但持续刺激会诱导功能障碍。IL-10可增强NK细胞代谢适应性,而转化生长因子-β(TGF-β)则抑制NK细胞功能。树突状细胞(DCs):常规I型树突状细胞(cDC1)具有优异的MHC-I类限制性交叉提呈能力,Fms样酪氨酸激酶3配体(Flt3L)可促进其扩增。IL-10抑制cDC1产生IL-12,TGF-β抑制浆细胞样树突状细胞(pDCs)的I型干扰素产生。DC亚群功能状态可影响IL-12融合蛋白疗效。调节性T细胞(Treg细胞):Treg细胞可分为稳定型、不稳定型和脆弱型等亚群。IL-2–STAT5信号维持FoxP3表达和Treg谱系稳定,I型干扰素和IL-12信号可诱导脆弱型或Th1样Treg状态,降低抑制功能。抗TIGIT–IL-2融合蛋白可重塑Treg功能并增强CD8+ T细胞抗肿瘤免疫。Treg浸润水平与预后的关系依肿瘤炎性背景而异。肿瘤相关巨噬细胞(TAMs):TAMs多为免疫抑制性M2样表型,通过分泌IL-10、TGF-β等抑制因子,表达PD-L1等检查点配体,重塑细胞外基质及促进血管生成来促进肿瘤进展。IL-12、IFN-γ和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信号可驱动M1样炎症表型,NHS-IL12可重塑TAM功能状态。肿瘤相关中性粒细胞(TANs):TANs具有N1/N2可塑性。I型/II型干扰素促进N1样抗肿瘤表型,而TGF-β、IL-6等诱导N2样促肿瘤表型。N2样TANs通过IL-10–JAK–STAT3轴等抑制免疫,中性粒细胞与淋巴细胞比率(NLR)是多种肿瘤的不良预后指标。肿瘤基质屏障:肿瘤基质屏障主要由癌症相关成纤维细胞(CAFs)和致密细胞外基质(ECM)组成。肌成纤维细胞样CAFs(myCAFs)经TGF-β/SMAD信号促进ECM沉积,形成物理屏障。纤连蛋白剪接变体(ED-A、ED-B)、腱生蛋白C、成纤维细胞激活蛋白(FAP)及坏死区暴露的核抗原可作为靶向递送锚点。克服屏障需优化抗体格式和价态,全尺寸IgG组织穿透差,单链可变区片段(scFv)穿透快但清除快,中间尺寸格式如scFv-Fc可能提供平衡。高亲合力可能引起结合位点屏障效应,限制瘤内深部分布。细胞因子融合蛋白设计策略药代动力学优化:将细胞因子融合至人血清白蛋白(HSA)或白蛋白结合域可利用FcRn循环延长半衰期,如MDNA11、SON-1010和JS014。但延长循环时间并不必然增加肿瘤选择性,白蛋白融合蛋白可能在肝脏、脾脏等组织非特异蓄积。精准靶向递送免疫检查点分子介导的靶向递送:将细胞因子与抗PD-1、抗CTLA-4、抗TIGIT等抗体融合,可实现细胞因子在肿瘤反应性免疫细胞附近的局部富集并同时阻断抑制性信号。代表性IL-2融合蛋白包括RG6279、IBI363、AWT020等,其中IBI363采用保留IL-2Rα结合的N88D突变,在非小细胞肺癌和黑色素瘤临床试验中显示初步疗效。IL-15融合蛋白如IAP0971、PF-07209960、SOT201等靶向PD-1/PD-L1,PF-07209960因高抗药抗体发生率导致临床开发终止。其他细胞因子如IL-12、IL-10、IL-21也正在开发检查点靶向融合蛋白,如IBI3026、FP008、AMG 256等。肿瘤相关抗原介导的靶向递送:靶向GD2、癌胚抗原(CEA)、上皮细胞黏附分子(EpCAM)等肿瘤相关抗原的融合蛋白可将细胞因子递送至肿瘤细胞。EMD273063(抗GD2–IL-2)在黑色素瘤和神经母细胞瘤中显示一定疗效,尤其在微小残留病状态下更明显。抗CEA–IL-2、抗EpCAM–IL-2等已进入早期临床,抗CEA-IL-12、抗HER2-IL-12等处于临床前阶段。TME基质介导的靶向递送:靶向纤连蛋白ED-B、ED-A、腱生蛋白C A1域及FAP的抗体(如L19、F8、F16、RO6874281)被用于递送IL-2、IL-12、IL-15等。F16-IL-2、L19-IL-2、RO6874281等临床疗效有限;AS1409(抗EDB–IL-12)显示初步活性。靶向坏死区单链DNA的抗体(TNT-3、NHS76)融合IL-2或IL-12,如EMD 521,873和M9241,临床结果未达预期。人类白细胞抗原(HLA)介导的靶向递送:CUE-101将HLA分子呈递的HPV16 E7肽与IL-2融合,CUE-102呈递WT137-45肽与IL-2融合,可选择性激活和扩增抗原特异性CD8+ T细胞,CUE-101已进入多项临床试验。条件性激活:该策略采用蛋白酶可裂解接头和掩蔽域,使细胞因子在循环中处于失活状态,进入肿瘤后被微环境富集的基质金属蛋白酶(MMP)或尿激酶型纤溶酶原激活物(uPA)裂解而恢复活性。代表分子包括PTX912(前药型抗PD-1–IL-2)、REGN10597、ASKG915(条件性IL-15)以及XTX301(条件性IL-12)。协同增强:多模块融合蛋白将多种细胞因子或功能域整合至单一分子,如CLN-617(IL-2+IL-12+白细胞相关免疫球蛋白样受体2+人血清白蛋白)和SON-1210(IL-12+IL-15+白蛋白结合域),旨在协同激活T细胞和NK细胞并重塑肿瘤免疫微环境。多结构域设计需仔细优化接头和剂量,以防叠加毒性及免疫原性。此外,抗独特型抗体融合蛋白如6B11 scFv–mIL-12可通过模拟肿瘤相关抗原激活特异性免疫应答。结论与展望细胞因子融合蛋白已成为实体瘤免疫治疗的有前景平台,目前有超过50种基于IL-2、IL-15、IL-12等的融合蛋白处于临床开发中。疗效不仅取决于细胞因子固有活性,也与空间选择性相关。下一代设计将聚焦多功能协同、精准靶向和条件性局部激活,需整合多组学方法以解析肿瘤微环境异质性、预测抗药抗体反应并进行患者分层,从而克服毒性、免疫原性和疗效持久性等临床挑战。
100 项与 Eciskafusp alfa(Roche) 相关的药物交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