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uman Normal Immunoglobulin (The Japan Blood Products Organization)

摘要 吉兰-巴雷综合征（GBS）是一种急性免疫介导性周围神经病，特征是快速进展的对称性肢体无力和腱反射减弱，重症病例可并发呼吸肌麻痹。当前一线治疗主要包括静脉注射免疫球蛋白（intravenous immunoglobulin, IVIg）和血浆置换（plasma exchange, PE），但约20%的患者对标准治疗反应不完全。此外，血液制品供应有限、不良反应和禁忌证等问题可能限制传统治疗。艾加莫德α（Efgartigimod alfa）是一种工程化人免疫球蛋白G1（IgG1）Fc片段，靶向新生儿Fc受体（neonatal Fc receptor, FcRn），并竞争性抑制FcRn介导的IgG再循环，从而促进循环IgG（包括致病性IgG自身抗体）的溶酶体降解，降低血清IgG水平。静脉用艾加莫德α已获批用于抗乙酰胆碱受体（AChR）抗体阳性全身型重症肌无力（generalized myasthenia gravis, gMG），而美国对慢性炎性脱髓鞘性多发性神经根神经病（chronic inflammatory demyelinating polyneuropathy, CIDP）的批准适用于皮下注射艾加莫德α/透明质酸酶复方制剂。两种制剂目前均未获批用于GBS。由于IgG介导的自身免疫参与部分GBS的发病机制，FcRn阻断提供了一种生物学上合理的治疗策略；然而，其相关性可能因潜在免疫病理学不同而异。本叙述性综述总结了艾加莫德用于GBS的机制依据、初步临床证据和现有安全性观察，批判性评价当前证据的局限性，并讨论未解决问题及未来研究优先事项。 1 引言 GBS是一种急性免疫介导性周围神经病，全球年发病率约为1–2/10万。该病以快速进展的无力及反射减弱为特征；约20%–30%的患者需要机械通气，且相当一部分患者尽管接受治疗仍遗留持续残疾。GBS在免疫学上并非单一机制。针对神经节苷脂或神经节苷脂复合物的IgG抗体在若干表型中具有致病性，但许多患者检测不到IgG自身抗体，也可能出现非IgG抗体，并且巨噬细胞、补体及T细胞相关机制也可能参与。抗体状态不能根据临床或电生理亚型可靠推断。IVIg和PE仍是疗效大致相当的一线免疫治疗。其局限性包括反应不完全、血液制品可及性、易感患者中IVIg相关血栓或肾脏风险，以及PE相关的血管通路、血流动力学和血浆蛋白丢失问题。这些局限性说明有必要评估新方法，但并不降低替代既定治疗前所需的证据标准。 艾加莫德是一种FcRn拮抗剂，通过阻止FcRn介导的再循环来降低循环IgG。静脉用艾加莫德α已获批用于AChR抗体阳性全身型重症肌无力，而美国对CIDP的批准针对皮下复方制剂艾加莫德α与透明质酸酶-qvfc。两种制剂均未获批用于GBS。本叙述性综述批判性评价其生物学依据和低确定性临床证据，重点讨论患者选择、治疗动力学、与IVIg和PE的比较，以及未解决的研究优先事项。 2 文献检索策略 本文设计为叙述性综述。在PubMed/MEDLINE、Web of Science、Embase和Cochrane Library中进行了结构化文献检索，时间自数据库建库至2026年7月15日。另检索ClinicalTrials.gov以识别正在进行或未发表的临床试验。检索策略结合与GBS和FcRn阻断相关的术语，包括（“Guillain-Barré syndrome” OR “GBS”）AND（“efgartigimod” OR “neonatal Fc receptor” OR “FcRn” OR “FcRn antagonist”）。在相关时，还进行了包含“intravenous immunoglobulin”、“IVIg”、“plasma exchange”、“safety”和“autoantibody”的补充检索。还手工筛选了符合条件的研究和相关综述的参考文献列表。报告在GBS患者中给予艾加莫德的临床研究被视为符合条件，包括随机或非随机试验、回顾性或前瞻性队列研究、病例系列和病例报告。纳入机制研究、权威监管文件和相关综述，以提供艾加莫德生物学依据、制剂和获批适应证的背景。排除重复发表、与GBS无关的研究、无直接机制相关性的动物或体外研究、缺乏足够临床信息的会议摘要，以及无法提取治疗或结局数据的报告。 由于可用研究数量有限且异质性显著，未进行定量荟萃分析。证据按研究设计分类为比较性观察证据、非对照队列证据、病例系列证据或单病例证据。方法学局限性进行定性评估，特别关注样本量、基线不平衡、非随机治疗选择、适应证混杂、结局异质性、缺失数据、自发恢复和发表偏倚。由于本文为叙述性而非系统性综述，不能排除检索不完整和选择性引用的可能性。 3 理论基础 将艾加莫德用于GBS的生物学依据，基于致病性IgG自身抗体在部分患者中对周围神经损伤的贡献。然而，GBS在免疫病理学上具有异质性，IgG介导机制并不能解释所有病例。体液免疫的贡献因GBS表型而异。在轴索型如急性运动轴索性神经病（acute motor axonal neuropathy, AMAN）中，IgG抗神经节苷脂抗体，包括抗GM1和抗GD1a抗体，可促进补体介导的郎飞结和轴索损伤，而急性炎性脱髓鞘性多发性神经病（acute inflammatory demyelinating polyneuropathy, AIDP）的免疫病理更为复杂，可能涉及体液、补体依赖、巨噬细胞介导和细胞免疫机制。此外，一些GBS患者中也检测到免疫球蛋白M（IgM）抗神经节苷脂抗体，提示并非所有抗体介导的疾病都必然依赖IgG。重要的是，电生理亚型与抗体状态或免疫球蛋白同种型并非一一对应，因此不能可靠地作为识别IgG介导机制的替代指标。在一些急性运动神经病患者中，致病性抗GM1/GA1抗体主要为IgG1和IgG3亚类，二者均具有强补体结合能力。这些观察为在选定患者中靶向IgG提供了机制基础，同时也表明FcRn阻断的相关性可能因潜在免疫病理学而异。新生儿Fc受体（FcRn）广泛表达，通过将被内吞的IgG再循环回循环，保护IgG免于溶酶体降解，从而有助于延长IgG的血清半衰期。FcRn结合可能因IgG亚类和同种异型而异。艾加莫德是一种工程化人IgG1衍生Fc片段，对FcRn具有更高亲和力。通过竞争性抑制FcRn介导的IgG再循环，艾加莫德促进循环IgG的溶酶体降解，降低总IgG水平，包括致病性IgG自身抗体（图1）。重要的是，该机制并非抗原特异性，也不能区分致病性IgG与非致病性或治疗性IgG。此外，FcRn阻断不直接降低其他免疫球蛋白类别如IgM或免疫球蛋白A（IgA），这可能限制其在疾病主要由非IgG介导机制驱动的患者中的生物学相关性。目前，尚无足够证据推荐在相关抗体状态未知前常规经验性进行FcRn阻断，也不确定是否应系统性地推迟治疗直至确认IgG介导机制。需要前瞻性研究来定义最佳患者选择策略。艾加莫德在其他IgG介导神经系统疾病中的既定疗效为FcRn阻断提供了原理验证，但不应视为其在GBS中有效的直接证据。在针对乙酰胆碱受体（AChR）抗体阳性全身型重症肌无力（gMG）的III期ADAPT试验中，艾加莫德降低了总IgG和AChR自身抗体水平，68%的AChR抗体阳性患者达到重症肌无力日常生活活动量表（Myasthenia Gravis Activities of Daily Living, MG-ADL）应答，且安全性特征可接受。此外，皮下艾加莫德α/透明质酸酶复方制剂已在美国获批用于CIDP。 图1：艾加莫德通过FcRn阻断用于吉兰-巴雷综合征的机制依据与当前不确定性。吉兰-巴雷综合征（GBS）在免疫病理学上具有异质性，IgG介导机制仅参与部分患者的疾病，而IgM抗体以及细胞、巨噬细胞和补体介导机制也可能参与。FcRn通常通过将IgG再循环回循环，保护IgG免于溶酶体降解。艾加莫德竞争性抑制FcRn介导的IgG再循环，从而增加循环IgG（包括致病性IgG自身抗体）的溶酶体降解。该效应并非抗原特异性，不能区分致病性IgG与非致病性或治疗性IgG；FcRn阻断也不直接降低IgM或IgA。尽管总IgG、IgG自身抗体和神经轴索损伤生物标志物可能降低，但GBS中的临床获益仍未确认。此外，IgG降低在数天内逐渐发生，可能无法完全契合快速进展GBS的狭窄急性治疗窗。当前证据主要来自回顾性观察研究、病例系列和病例报告，艾加莫德在GBS中的临床作用仍属研究性。FcRn，新生儿Fc受体；GBS，吉兰-巴雷综合征；IgG，免疫球蛋白G；IgM，免疫球蛋白M；IgA，免疫球蛋白A；NfL，神经丝轻链。 尽管CIDP和GBS均为免疫介导性周围神经病，但其病程和免疫发病机制存在显著差异。因此，FcRn阻断在gMG和CIDP中的经验支持在外周免疫介导性神经疾病中降低IgG的生物学合理性，但不能直接外推以确立其在急性GBS中的治疗疗效。 该机制依据的一个重要局限是FcRn阻断的药效动力学与GBS急性治疗窗之间可能不匹配。艾加莫德在数天内逐渐降低循环IgG，而不是立即清除抗体，而GBS可能快速进展，通常在约2–4周内达到临床最低点。因此，在达到最大IgG降低之前，可能已发生不可逆的郎飞结或轴索损伤。因此，尽管FcRn阻断在生物学上合理，但其起效是否足够快，以在快速进展或重症GBS患者中作为一线单药治疗提供有临床意义的获益，仍不确定。因此，应在前瞻性研究中专门评估IgG降低、疾病稳定和神经功能恢复之间的时间关系。 现有观察性研究报告了与FcRn阻断在GBS中预期效应一致的药效动力学和生物标志物变化。Bi等报告，在接受艾加莫德作为一线治疗的患者中，治疗后总IgG平均降低67.3 ± 8.2%，与FcRn拮抗的预期药效动力学效应一致。Zhang等报告，艾加莫德组第2周神经丝轻链（neurofilament light chain, NfL）水平较基线下降58.4%，而IVIg组下降32.1%（P = 0.01）。尽管这一发现可能与持续性神经轴索损伤减少一致，但观察性设计、小样本量以及治疗组间基线差异，使其不能归因于艾加莫德，也不能得出FcRn阻断比IVIg更早终止轴索损伤的结论。同一研究报告，艾加莫德组抗GM1抗体滴度下降幅度大于IVIg组（71.2% vs. 43.5%，P = 0.008）。这一观察与FcRn阻断期间循环IgG自身抗体预期降低一致；然而，由于艾加莫德并非抗原特异性，不应将其解释为选择性或靶向清除抗GM1抗体的证据。总之，这些生物标志物发现支持FcRn阻断的预期药效动力学活性，但并未确立临床疗效。总IgG、致病性自身抗体或NfL降低的幅度或时机是否转化为有临床意义的神经功能恢复或长期结局改善，仍需在有足够把握度的前瞻性随机研究中确定。 4 临床研究证据 目前艾加莫德用于GBS的临床证据仍然有限，主要来自回顾性队列研究、观察性研究、病例系列和病例报告。这些研究探索了若干临床场景，包括艾加莫德作为一线治疗、对IVIg或PE反应不佳后的挽救治疗、与传统治疗的比较性观察分析，以及涉及难治性病例或特定GBS表型的报告。然而，总体证据确定性仍然低，因为现有研究受小样本量、非随机治疗分配、基线异质性以及GBS自然恢复过程潜在混杂的限制。因此，当前发现应解释为初步临床信号和产生假设的观察，而非疗效或比较效果的确切证据。 4.1 艾加莫德作为GBS一线治疗的初步证据 Bi等在中国开展了一项单中心回顾性研究，纳入36例GBS患者，其中17例接受艾加莫德作为一线治疗。在该队列中，一线治疗组独立行走的中位时间为6天；第1周时，GBS残疾量表（GBS disability scale, GBS-DS）评分改善2.0分，医学研究理事会（Medical Research Council, MRC）总分改善9.0分；治疗后总IgG平均降低（67.3 ± 8.2）%。安全性方面，仅2例患者（5.6%）报告轻度不良事件（1例皮疹，1例头痛），未报告严重不良事件。尽管这些发现证明了FcRn阻断的预期药效动力学效应，并提示有利的临床轨迹，但缺乏随机对照，限制了判断所观察到的恢复是否超过GBS预期自然病程的能力。Liu等开展了一项中国回顾性研究，纳入34例无法独立行走的GBS患者，其中12例接受艾加莫德作为一线治疗。4周独立行走率为100%（12/12），12周独立跑步能力恢复率为100%（12/12）。探索性亚组分析描述了眼肌麻痹或呼吸功能不全患者的良好结局；然而，亚组样本量极小、缺乏交互作用检验且治疗分配非随机，无法就治疗反应差异得出结论。 总体而言，这些研究提供了初步临床信号，表明艾加莫德作为选定GBS患者的一线治疗可能具有治疗潜力。然而，两项研究均为回顾性，艾加莫德治疗组样本量小（分别为17例和12例）。非随机治疗分配、基线异质性和缺乏对照比较限制了因果推断。因此，艾加莫德是否加速神经功能恢复或相对既定一线治疗具有优势，仍有待前瞻性随机研究确定。 4.2 艾加莫德作为IVIg/PE难治性GBS挽救治疗的初步证据 对于IVIg或PE后改善不充分的GBS患者，治疗选择仍然有限，这是重要的未满足临床需求。目前关于艾加莫德作为挽救治疗的证据主要来自小型回顾性队列和病例报告。在Bi等的研究中，19例对IVIg/PE无反应的患者接受艾加莫德作为挽救治疗，独立行走中位时间为25天。尽管治疗后观察到神经功能改善，但缺乏匹配对照组，限制了判断恢复是否超过GBS预期自然病程的能力。Zhang等报告了5例对IVIg反应不佳的患者；给予艾加莫德后，4例患者在2周内临床改善，MRC总分平均增加12.5分。然而，样本量小且设计非对照，限制了因果解释。Ripellino等报告了一名60岁女性AIDP型GBS患者，尽管接受PE和IVIg仍进展至机械通气。在发病后第4周开始艾加莫德后，第7天恢复自主肢体运动，第14天脱离呼吸机，4个月时实现独立行走。尽管临床上令人鼓舞，但这一观察不能排除GBS平台期向恢复期过渡阶段发生的自发神经功能恢复。Hu等描述了3例对IVIg反应不佳的患者，艾加莫德治疗后GBS-DS评分降低，中位起效时间为5天，且无不良事件。这些报告提供了初步信号，表明艾加莫德在选定难治性GBS患者中可能作为挽救策略具有潜力；然而，当前证据仍不足以确立因果疗效。 这一局限性尤其重要，因为GBS通常为单相性疾病。一项纳入297例GBS患者的多中心前瞻性队列研究显示，98%在发病后4周内症状稳定，85%在同一时期改善，随后进入程度不一的恢复期，平均临床恢复时间约200天。在许多报告的挽救病例中，艾加莫德在发病后约第4周开始使用，恰与疾病平台期向自发恢复过渡重合。因此，观察到的神经功能改善不能确定归因于艾加莫德的药理作用而非自然病程。需要前瞻性对照研究，包括随机设计或仔细匹配的观察性研究，以明确艾加莫德在IVIg/PE难治性GBS中的真实疗效。 4.3 与其他治疗方式的比较 4.3.1 与静脉注射免疫球蛋白比较 若干回顾性和观察性研究比较了艾加莫德与IVIg；然而，非随机设计、小样本量以及治疗组间基线差异限制了直接比较结论的有效性。Liu等报告，艾加莫德组4周独立行走率为100%，IVIg组为64%（P = 0.03）；12周独立跑步恢复率为100% vs. 55%（P = 0.006）。尽管这些数值差异有利于艾加莫德组，但回顾性非随机设计阻止了将观察到的差异单独归因于治疗效应。在Zhang等的双中心回顾性研究中，主要临床终点第4周GBS-DS评分≤2在组间无显著差异（OR = 0.67，95% CI [0.10, 4.48]；P = 1.000）。艾加莫德组MRC总分改善更大（P = 0.007）；然而，艾加莫德组基线损害较轻，包括基线MRC总分更高，这可能有利于后续结局。Cai等报告，艾加莫德组改善中位时间为4天，IVIg组为8天，第2周GBS-DS应答率分别为90.9%和81.8%。由于治疗分配非随机且样本量小，这些观察不应解释为艾加莫德临床反应更快的证据。生物标志物分析还显示，艾加莫德组NfL下降幅度更大（58.4% vs. 32.1%，P = 0.01），抗GM1抗体水平下降幅度更大（71.2% vs. 43.5%，P = 0.008）。这些发现与药效动力学活性一致，但未确立更优的临床疗效。两组不良事件率大致相似，艾加莫德组未报告血栓或肾功能损害事件；然而，可用样本量不足以确立比较安全性优势。总体而言，当前观察性证据未确立艾加莫德相对IVIg的优效性、非劣效性或更快反应。需要基线特征平衡的前瞻性随机对照试验来确定艾加莫德是否提供有临床意义的比较获益。 Tao等报告了一项双中心回顾性队列，52例患者接受IVIg（n = 20）、艾加莫德（n = 16）或IVIg后接艾加莫德（ISE；n = 16）治疗。第2周时，艾加莫德组GBS-DS降低至少2分的比例高于IVIg组（37.5% vs. 0%；P < 0.01），末次随访时亦然（81.3% vs. 40.0%；P = 0.02）。然而，在任何计划访视中，达到GBS-DS ≤1的比例在组间无显著差异，达到GBS-DS ≤1的平均时间也无显著差异（艾加莫德组2.6 ± 1.2周，IVIg组3.1 ± 1.1周，ISE组2.8 ± 1.2周；P = 0.62）。16例艾加莫德治疗患者中记录到3例治疗中出现的不良事件，包括2例静脉血栓和1例电解质紊乱。由于治疗分配非随机，艾加莫德使用受IVIg不耐受、禁忌证、患者偏好或可及性等临床因素影响，且ISE组是在对IVIg反应不充分后选择的。因此，这些发现易受适应证混杂影响，不能确立比较疗效、更快恢复或安全性优势。 4.3.2 与血浆置换比较 PE通过物理方式清除致病性抗体，起效快，但需要血管通路和特殊设备，并可能导致凝血因子和白蛋白丢失。艾加莫德通过抑制FcRn介导的再循环降低循环IgG，给药方便（每周一次静脉输注），且不消耗白蛋白或凝血因子。目前尚无比较艾加莫德与PE的随机头对头试验。Cheng等在一项回顾性对照研究中比较了两组，艾加莫德组（n = 17）GBS-DS改善1分的中位时间为4天，PE组（n = 4）为11.5天（P = 0.033）。治疗第1周，艾加莫德组80%（4/5）患者达到炎症性神经病病因和治疗（Inflammatory Neuropathy Cause and Treatment, INCAT）残疾量表评分≤2，而PE组为25%（1/4）。应注意，PE组仅纳入4例患者，样本量极小，使该比较仅为探索性；这些发现不能确立艾加莫德相对PE的优效性、非劣效性或更快临床反应。然而，PE也会消耗白蛋白和纤维蛋白原等有益成分，需要血管通路，并携带感染、出血和低血压风险。艾加莫德作为增强IgG分解代谢的FcRn拮抗剂，不消耗其他血浆蛋白，在给药方面可能具有实际优势；然而，其起效依赖于体内持续FcRn抑制，且清除效率存在相当大的个体间差异。对于伴有凝血障碍或低白蛋白血症的严重GBS患者，使用PE可能增加出血或进一步血浆蛋白丢失的风险。相比之下，艾加莫德不消耗凝血因子或白蛋白；然而，这些差异代表机制和实践考虑，而非临床疗效更优的证据。然而，应注意艾加莫德具有固有局限性：第一，其药效动力学效应依赖持续FcRn抑制，IgG水平显著降低通常需要数天，这可能无法完全契合快速进展GBS的狭窄急性治疗窗；第二，FcRn阻断主要降低循环IgG，而对已结合在神经组织内的抗体影响尚不明确；第三，FcRn阻断降低循环IgG，但不直接降低其他免疫球蛋白类别如IgM或IgA。鉴于部分GBS患者可能携带IgM型抗神经节苷脂抗体，对于疾病主要由非IgG机制介导的患者，艾加莫德的获益可能有限或不确定。因此，未来FcRn阻断的患者选择可能需要考虑个体血清学和免疫病理学特征。 4.3.3 与其他新兴生物制剂比较 依库珠单抗：补体激活在GBS神经损伤中起重要作用。一项早期2期试验提示依库珠单抗在GBS患者中似乎安全。然而，在3期试验中，主要终点为首次达到Hughes功能分级评分≤1的时间；该终点未达到（HR = 0.90，95% CI 0.45–1.97；P = 0.89）。尽管终点选择和治疗时机可能影响急性GBS治疗效应的检测，但这些考虑并不改变3期试验未能在其预设主要终点上证明疗效的事实。若干综述讨论了FcRn抑制和补体抑制作为GBS中正在研究的新兴治疗策略。然而，作为单克隆抗体，依库珠单抗通过抑制补体级联下游的C5蛋白发挥作用，与艾加莫德通过FcRn阻断降低循环IgG的机制不同。 利妥昔单抗：关于利妥昔单抗用于GBS的证据仍非常有限。迄今为止，仅少数病例报告记录了其在难治性GBS中的应用，包括1例在IVIg和血浆置换均治疗失败后接受低剂量利妥昔单抗并出现临床改善的患者，以及另1例在免疫检查点抑制剂治疗后发生GBS并接受利妥昔单抗治疗后临床改善的患者。利妥昔单抗也已在CIDP等其他免疫介导性周围神经病中评估，但此类证据不能直接外推至急性GBS。 免疫抑制剂：常规免疫抑制剂（如糖皮质激素）不推荐用于GBS急性期。多项临床试验显示，糖皮质激素单药治疗不能改善GBS结局。这种疗效缺乏凸显了需要研究替代性免疫调节策略，其机制应与GBS涉及的特定免疫通路更密切相关。 4.4 艾加莫德在特定亚型和特殊人群中的应用 4.4.1 特定GBS亚型 Fan等报告了2例Miller-Fisher综合征（Miller-Fisher syndrome, MFS）/GBS重叠综合征患者（抗GQ1b抗体阳性），其对IVIg联合糖皮质激素反应有限；加用艾加莫德后，眼肌麻痹和肢体无力逐渐改善，抗GQ1b抗体滴度大幅下降。Zhou等报告了1例对IVIg无反应的AMAN患者；换用艾加莫德后肌力改善，长期随访仅遗留轻度足下垂。这些病例报告提供了在选定抗体阳性GBS表型中临床改善的初步观察；然而，报告病例数极少，无法就艾加莫德在各GBS亚型中的疗效得出结论。此外，电生理亚型与抗体状态或免疫球蛋白同种型并非一一对应；因此，未来研究应根据GBS表型和血清学特征共同评估反应，而非仅依据亚型。 4.4.2 有IVIg禁忌证的患者 Deng等报告了一名47岁女性AMAN型GBS患者，因有IVIg相关血栓史而存在明确的IVIg禁忌证。选择艾加莫德作为一线治疗，治疗第4天观察到临床改善，整个疗程无不良事件。该病例提示，对于IVIg禁忌的选定患者，艾加莫德值得进一步研究作为潜在选择；然而，单例病例报告不能确立其作为替代一线治疗的疗效或安全性。 4.4.3 药物诱导的GBS Xie等报告了一名左氧氟沙星诱导的AMAN患者，已接受多轮PE、糖皮质激素冲击和IVIg，但仍遗留严重肢体无力。换用艾加莫德后，肌力和活动逐渐改善。该报告记录了艾加莫德在左氧氟沙星相关GBS中的使用；然而，单例非对照病例不能确定药物诱导的GBS是否代表对FcRn阻断特别敏感的人群。 4.4.4 艾加莫德与IVIg序贯治疗 Chen等在4例患者中于IVIg后序贯给予艾加莫德（IVIg后立即给予艾加莫德）。与历史对照相比，中位住院时间从21天降至12天（P = 0.03），中位机械通气持续时间从12天降至6天（P = 0.04）。然而，该病例系列仅包括4例患者并使用历史对照，极大限制了因果和比较推断。Tao等还描述了16例在对IVIg反应不充分后接受IVIg后接艾加莫德治疗的患者；该选定组的结局为描述性，无法与适应证偏倚、既往IVIg暴露或自发恢复分开。尽管IVIg和艾加莫德通过不同免疫调节机制起作用，目前不能假定其序贯使用具有相加或协同作用。由于FcRn阻断不能区分致病性内源性IgG与作为IVIg给予的治疗性IgG，IVIg后立即给予艾加莫德可能加速输注免疫球蛋白的清除，并可能降低其循环暴露。这种相互作用的临床意义以及IVIg与艾加莫德之间的最佳间隔仍未知。 总之，当前可用的回顾性研究、观察性队列和病例报告提供了艾加莫德治疗GBS后神经功能改善的初步信号。然而，小样本量、非随机治疗分配、基线不平衡以及自发恢复的潜在混杂，阻止了就临床疗效或比较反应速度得出确切结论。各研究报告的结局包括一线队列独立行走中位时间6天、一项观察性研究第2周GBS-DS改善率超过90%、以及小型回顾性队列4周独立行走率100%。这些估计应在基础研究的方法学局限性背景下解释。生物标志物研究报告艾加莫德治疗后NfL和抗神经节苷脂抗体水平降低。这些发现与药效动力学活性一致，但不构成抗原特异性抗体清除的直接证据，也未确立临床疗效。在现有已发表队列和病例报告中，累积安全性经验仍然有限，迄今报告的不良事件主要为轻度。然而，可用样本量和随访时间仍不足以可靠检测不常见或罕见不良事件。当前可用临床证据的总结和批判性评价见表1。 5 局限性与未来展望 本综述纳入的所有研究均为回顾性观察研究或病例报告，迄今尚无前瞻性随机对照试验发表，因此证据水平总体较低。此外，由于本文为叙述性而非系统性综述，研究识别和选择并非基于预设的系统性综述方案，不能完全排除选择性引用偏倚。回顾性研究固有地存在选择偏倚、信息偏倚和混杂控制不足，而病例报告受发表偏倚（阳性结果更可能发表）和小样本量限制。此外，在挽救治疗背景下，艾加莫德给药时机与GBS自然恢复期重合，使现有病例报告难以区分药物效应与自发缓解，从而给因果归因带来不确定性。另一个重要不确定性是FcRn阻断的药效动力学与GBS急性治疗窗之间可能不匹配。显著IgG降低在数天内逐渐发生，而GBS可能快速进展，通常在2–4周内达到临床最低点。因此，FcRn阻断能否足够早地降低致病性IgG，以在快速进展性疾病中预防持续的郎飞结或轴索损伤，仍不确定。纳入研究在给药方案、结局指标和评估时间点方面也存在相当大异质性，无法直接汇总分析。安全性方面，累积经验仍有限。尽管多数早期报告描述轻度事件，Tao等在16例艾加莫德治疗患者中记录到2例静脉血栓和1例电解质紊乱。这些事件在回顾性队列中不能进行因果归因，但强化了系统性前瞻性安全性监测的必要性，尤其是血栓和感染并发症。在患者覆盖方面，当前所有证据均来自超说明书使用。虽然1例病例报告描述了艾加莫德用于妊娠期重症肌无力患者，但尚无妊娠GBS患者的数据；儿童、老年患者以及肝或肾功能损害等其他特殊人群的数据也缺乏。 两项艾加莫德治疗GBS的干预性研究已注册。NCT05701189是一项计划中的随机2期试验，因招募困难被撤回，未入组参与者；而NCT06885762注册为开放标签、单组2/3期研究，计划样本量小。因此，艾加莫德用于GBS仍缺乏有足够把握度的随机对照证据，未来仍需对照试验来确定其疗效、安全性、最佳时机和临床作用。此外，若干方向值得进一步探索：艾加莫德的反应是否因抗体状态、免疫球蛋白同种型、自身抗体特异性和GBS表型（如AIDP、AMAN或MFS）而异；与IVIg序贯或联合治疗的药代动力学和临床后果，包括FcRn阻断是否加速输注治疗性IgG的清除以及治疗间最佳间隔；静脉与皮下给药在急性病患者，尤其是需要重症监护或机械通气患者中的可行性和意义；以及艾加莫德在儿童GBS患者中的安全性、疗效和成本效果。 6 结论 艾加莫德作为一种新型FcRn拮抗剂，在GBS中显示出初步药效动力学和临床信号；然而，当前证据仍然有限且确定性低。现有观察性证据提示治疗后可能出现神经功能改善，但未确立艾加莫德加速恢复或比IVIg或PE起效更快。其在标准治疗反应不充分后作为挽救治疗的潜在作用也仍不确定。FcRn拮抗提供了一种机制上不同的降低循环IgG（包括致病性IgG自身抗体）的策略，是GBS中一个新兴研究领域。目前，证据不足以将艾加莫德定义为IVIg或PE的既定替代方案，包括对标准治疗反应不充分、不耐受或有禁忌证的患者。由于艾加莫德未获批用于GBS，当前任何使用仍属超说明书，应遵循相关机构程序，并获得适当知情同意和多学科临床监督。然而，当前证据基础确定性极低，主要来自小型回顾性研究、病例系列和病例报告，存在选择偏倚、混杂和自发恢复偏倚的显著风险。尽管艾加莫德治疗GBS的干预性研究已注册，但仍缺乏有足够把握度的随机对照证据。需要未来前瞻性对照试验来确定其在GBS中的疗效、安全性、最佳时机和潜在临床作用。在获得更高质量前瞻性证据之前，艾加莫德应被视为研究性或超说明书策略，而非GBS的既定治疗选择。 [参考文献] Wang X, Song Y, He W, Tao X, Long E. Efgartigimod for Guillain-Barré syndrome: rationale, clinical evidence, and future perspectives. Front Immunol. 2026 Sep 15;17:19526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