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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过半成人超重或肥胖背后，体系化诊疗能力不足如何破局？

2024-03-12

中国当前肥胖症应对措施仍存在“体系化诊疗能力不足”的问题，肥胖症诊疗学科的发展也并非一个单向、线性的过程，需要政府与医学界双向发力相互协同，才能在短期内取得飞跃式的进展。3月4日，又一年世界肥胖日如约而至，再次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了社会公众对健康体重管理话题的广泛关注。毋庸置疑，肥胖症已成为世界范围内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根据《柳叶刀》杂志发布的一项最新研究显示，2022年全世界患有肥胖症的儿童、青少年和成年人总数已超过10亿。中国的形势同样严峻，《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状况报告 (2020年) 》显示，中国成人超重或肥胖人数占比已经超过一半，且肥胖率呈上升趋势，这一情况亟待各界重视。虽然在政府、医学界、企业界等各界人士的奔走呼吁下，国内对于肥胖症预防的应对措施已明显提升，并取得了不少可喜成效，但当前肥胖症体系化诊疗能力却仍留有不少空白。简而言之，肥胖症作为一种慢性疾病，尚未在我国形成体系化的诊疗能力发展格局，不仅没有像其他慢性疾病如糖尿病、高血压和癌症等形成规范的临床诊疗路径、指南，而且在医院的学科发展也亟待进一步提升。这意味着，若想在肥胖症诊疗方面短期内取得飞跃式发展，还需各方协同，尤其是政府与医学界双向发力，这也成为两会期间热议的重要话题之一。针对我国的肥胖症诊疗能力和体系建设，代表委员们又提出了哪些优先发力点？01肥胖症体系化诊疗能力不足肥胖症发病率愈发令人担忧，在过去的40年间，中国经历了肥胖症患病率的迅速攀升，为我国社会与经济发展带来严重隐患。按照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我国肥胖儿童数量位居世界第一，肥胖成人数量位居世界第二。“肥胖症患者可能带来多重危险因素，反过来导致心血管疾病，或影响疾病进展等，因此需重视对肥胖症患者的减重。”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第一医院老年内科主任医师刘梅林强调。不单如此，肥胖症还与2型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癌症等200多种并发症相关；将导致求学、就业等社会总体劳动能力降低，并增加女性不孕率从而影响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的实现。相对应的是，2020年超重与肥胖对中国造成的经济影响达2833.1亿美元，预计到2035年将增至1.27万亿美元。面对如此严峻的现状，长期关注肥胖症防治的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小汤山医院综合内科副主任王一书同样感到担忧。不过，可喜的是，当下对超重肥胖相关问题的关注逐渐深入人心，随着国家推行健康管理，民众对此的知晓率也日渐攀升。在推进完善系列防控措施方面，相关政府也做了不少努力，先后印发了相关文件，如在《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年）》6项行动中提及肥胖防控；从肥胖判定标准、干预举措和专家共识指南多个方面出台指导性文件；并开展了肥胖相关监测和研究，为肥胖防治提供可靠依据。另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中国防治慢性病中长期规划（2017—2025年）》指出，规范诊疗管理是慢性疾病健康管理的重要环节之一。通过一系列发力措施，对肥胖防治提出了明确目标任务和要求。值得肯定的是，肥胖症作为一种慢性疾病，目前整体预防机制已有所提升。王一书还观察到，卫健委也一直在持续落实相关政策，不断进行健康宣教，让更多民众知道肥胖症的危害性，并对肥胖进行动态指标监测，另外卫健委还同教育部、共青团等6个部门下发了关于《儿童青少年肥胖防控实施方案》，从儿童青少年抓起，共同推进肥胖预防。虽然在预防层面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当前肥胖症体系化诊疗能力仍留有空白，尚未形成体系化的诊疗能力发展格局。“肥胖症作为一种独立的疾病，它的系统化诊疗方面还有待进一步提高，另从医院层面来讲，把肥胖作为一个独立的发展学科，也需要进一步加强和完善。”王一书继而表示。面对肥胖症诊疗，亟需加大专项资金的投入、培养专科医护人才以及建立多层次支付体系，这对于保障肥胖症诊治能力和体系建设至关重要。肥胖症诊疗学科的发展不是一个单向、线性的过程，需要政府与医学界双向发力相互协同，才能在短期内取得飞跃式的进展。02肥胖症诊疗如何协同发力？如何建立有效的肥胖症诊疗模式和完善的政策体系？可从哪些方面发力？业内似乎已经总结出一条可借鉴可操作的路径，相关实践经验表明，或可从宏观战略、实施方案和保障措施等方面入手，从而对国内肥胖症诊疗能力体系化建设进行布局与推进。从宏观战略层面，部分先行者已淌出了一些经验。世界卫生组织倡导各成员国系统性制定肥胖防治策略与实施框架；澳大利亚医学协会于2022年颁布国家十年肥胖防治战略规划，从顶层设计维度推动了肥胖诊疗系列政策的出台。对此，全国人大代表、楚天科技董事长唐岳建议，将肥胖作为独立的慢性疾病列入后续的《健康中国行动计划》和《中国防治慢性病中长期规划》中。同时，设立健康中国肥胖防治委员会，统筹部署全国肥胖防治专项行动。进一步落到实施方案层面，根据我国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癌症等诊疗体系建设经验及国际肥胖症诊疗能力发展相关实践表明，围绕疾病学科设立专业学会，形成政府认可的疾病诊疗指南与临床规范诊疗路径，鼓励医疗机构设立跨学科疾病诊疗中心或门诊，以及从国家层面规划建设以疾病为中心的分级防治网络，均成为从实践层面提升疾病诊疗能力与体系建设的关键要素。基于这一思路，王一书提出了更为具体的实施方案：首先，应从国家层面设立一个肥胖临床诊疗专业学会，由具备行业影响力和权威的专家组成，把一些零散的、区域化的专家共识或诊疗指南加以整合，形成统一且权威的肥胖临床诊疗规范或诊治指南，开展前沿临床研究和肥胖症诊治相关实践和交流推广，并开展国际领域学术交流。“当大家有一个统一的诊疗方案，为肥胖症及相关慢性疾病的分级诊疗提供可操作的专业指引，对于疾病的认识可能更加清楚一些，也更好执行。”其次，设立多种类型的国家级跨学科肥胖诊疗中心或门诊也是主要路径，建议以国家内分泌代谢病医学中心及国家内分泌代谢病区域医疗中心建设政策为基准，考虑医院差异化特色和资源，积极探索设立多学科肥胖诊疗中心或门诊，以推进肥胖规范化诊疗体系的落地实施与持续完善。王一书举例称，拿糖尿病来看，不少医院的糖尿病诊疗中心便极具规模，从营养、运动、心理、药物等多学科管理疾病，肥胖症也可借鉴这一成熟的多学科管理模式建立。实际上，针对在医院建立多学科的肥胖诊疗中心或门诊，业内已有一些不错的实践。当前已经有一些三级甲等医院开设了减重中心和门诊，以在院内推进以患者为中心的减重跨学科规范化诊疗机制的形成。业内较为乐道的典例如肥胖跨学科诊疗中心可参考北京中日友好医院普外科代谢减重中心模式，肥胖门诊可参考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内分泌糖尿病科肥胖学组建立的“三师共管”和“一站式”减重门诊模式。另外，在长期规划层面，构建国家-省-地市-县四级肥胖分级诊疗网络也非常必要，具体可参考国家卫健委七大慢性疾病分级诊疗技术方案，设计包括分级机构功能定位、分级诊疗服务路径、转诊标准、患者诊断评估和患者管理的肥胖分级诊疗网络方案，建立从国家到基层医疗机构一体化的肥胖防治服务体系。在王一书看来，虽然大众而今对肥胖症的知晓率和认知率已提高不少，一些大中型城市对于肥胖症人群的管理相对较为规范，但并非所有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在实施过程中都能顺利推进落地。如果建立国家-省-地市-县4级的诊疗分级模式，就相当于建立了从国家到基层医疗机构一体化的肥胖症防治服务体系。换言之，这将使每一级医院对应做到何种标准和规范化流程更为“心中有数”。“比如社区发现了一位患者经过肥胖管理，情况不太好，出现了一些并发症，则可以考虑向上一级医院转诊，形成一体化的管理方式，可能更偏向于以基层医疗服务为中心的落地路径。”王一书介绍。更关键的是，若想长期支撑肥胖症诊疗体系的建设与落地，也亟需制定相关保障措施。如加强肥胖症诊治能力建设相关资金投入和资源保障；加强肥胖症诊治相关教育，完善肥胖症诊治人员培养体系；建设与肥胖症诊治配套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加快肥胖症相关商业健康保险顶层设计与发展；以及加强患者对肥胖症的认知，提升肥胖症科普与就医信息权威性和普及度等。归结来看，肥胖症诊疗亟需破局，应尽可能通过自上而下的政策规范与由下自上的探索试点相结合，协同促进我国肥胖症诊疗体系化能力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