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MT5A

DOI: 10.1021/acs.jmedchem.4c00110 非天然氨基酸（UAAs）在基于多肽和模拟肽类药物的理化特性优化、靶标选择性提高等方面起到关键性作用。 近日，J Med Chem上刊载了一篇综合性分析文章，结合美国FDA批准药物，分析了利用UAAs对多肽的物化特性调节和药理学特性改进起到重要作用。 主要内容 01 FDA获批药物中的非天然氨基酸UAAs系统性分析：数量占比、给药方式占比、疾病治疗领域分析 02 UAAs调控多肽物化特性亲脂性和稳定性、口服生物利用度、渗透性改造 03 UAAs类似物最新设计和发展 抗癌、疼痛、神经和神经退行性（CNS）疾病、抗感染、心血管疾病、代谢紊乱等领域的最新设计和发展 04 总结与展望 及往期相关精彩回顾 part.1 UAAs系统性分析 FDA获批药物中的非天然氨基酸 当前大概有超过100多种治疗药物是基于多肽开发出的，还有超过约500种处于临床和临床前研究阶段，这造就了多肽在药物设计、发现和开发中超然的地位。 高通量展示和编码技术，如DNA编码化合物库筛选技术、mRNA展示技术、噬菌体展示技术、酵母菌展示技术等，对于基于多肽（线性肽+环肽）的药物发现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多肽是理想的药物发现支架，然而，阻碍其进一步扩展应用主要是受到低细胞渗透性、体内稳定性、生物利用度和口服吸收的限制。要改善多肽这些固有的问题，主要有以下策略： 策略一：肽键电子等排体、和主链骨架修饰，如缩肽、氮杂肽、硫肽、逆转录肽、氟烯烃、脒、三唑、氧杂环丁烷、咪唑酮等； 策略二：末端修饰； 策略三：大环化； 策略四：非天然氨基酸和修饰氨基酸的插入。 其中，非天然氨基酸（UAAs）的插入几乎成了药物化学和药物发现项目设计和开发新疗法的通用工具。在结构特征升级方面，UAAs具有几个优势：如，可变官能团、特定的化学反应性、易于化学修饰、以及物理化学特性，包括酶稳定性、理想的亲脂性、亲水性、和离子电荷。 因此，UAAs备受新的生物活性分子实体和化合物优化相关项目的青睐，在FDA获批药物中多有包含。 与经典天然氨基酸或者说蛋白源氨基酸相比，UAAs可以增加肽分子的多样性，从而提高分子的类药性；UAAs作为一种具有独特物化特性和药理特性的多功能构建模块，在构建新肽和拟肽方面受到极大关注。 而“非天然氨基酸”一词，也多用来指向化学修饰的蛋白源氨基酸、不寻常类别的氨基酸、天然存在的非蛋白源氨基酸、D-氨基酸、N-甲基化氨基酸、或者α-/β-/γ-/δ-氨基酸等。 图片源自J Med Chem. 如上图，是自1950年以来，每10年中FDA获批药物中包含UAA的药物实体数量分布，总共约有118款药物。 具体结构，戳下图 可以上下滚动的图片 每款获批药物详细信息：如药品名、获首次获批权公司、包含UAA残基、作用靶点、适应症、给药途径、获批时间等，戳下表。 可以上下滚动的图片 在某些情况下，UAAs本身即可作为一种药物，如2009年获批的维迦巴特林（vigabatrin）、2016年获批的布瓦西坦（brivaracetam）、以及2019年获批的氟多巴（fluorodopa）。 环状氨基酸、具有非天然侧链的氨基酸、合成设计的氨基酸、构象约束的氨基酸等，广泛存在于获批药物中。 通过引入设计的或非天然的氨基酸序列，可以很容易地控制天然肽的药代动力学。比如，以胰岛素为例，肽最为人所知的缺陷有易降解、口服给药代谢缺陷等；然而，利用UAAs开发基于肽的生物活性已经引导药物发现过程走向使其成为口服稳定的支架。 图片源自J Med Chem. 就给药途径分析，如上图，目前为止，大约44%的FDA获批含UAAs药物通过口服给药，而48%的药物是通过肠道外给药：包括静脉注射（IV）、肌肉注射（IM）、皮下注射（SC）。 而合理使用UAAs支架已经显示出了广泛的生物活性，也可以从FDA获批含UAAs药物中得到证明，如下图，相关药物在不同的疾病领域中的应用。 图片源自J Med Chem 可以看出，占比最高的是抗感染和抗癌类药物，其次是心血管和神经系统疾病。 UAAs调控 part.2 多肽理化特性 多肽是人体生理和条件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作为候选药物，其具有固有的局限性。 代谢稳定性问题：酶降解、肾脏清除、以及半衰期短等使其浓度不足以作用于靶组织或器官； 膜渗透性问题：亲水性残基的存在会降低生物膜的渗透性，进而降低多肽药物的功效； 利用UAAs可以调节多肽这些内在的特征局限性，产生更具有类药性的类似物。主要是通过改变药理学特征和一些物理化学特性，如亲脂性、氢键供体（HBD）、氢键受体（HBA）、稳定性、膜渗透性、生物利用度、生物活性、分布和靶标选择性等。 2.1 亲脂性和稳定性 亲脂性是多肽临床药物的重要理化性质，在优化药物的ADME属性中起到关键作用。正所谓牵一发而动全身，多肽的亲脂性变化，对其稳定性、溶解度、膜渗透性、效力、选择性等都有重要影响。因此，影响其药代动力学、药效学、和毒理学特征。 图片源自JMC 如上图中，对于环肽DPDPE，用2',6'-二甲酪氨酸（Dmt）代替天然氨基酸Tyr，增加了原有的亲脂性，并增强了δ-阿片受体（10倍）和μ-阿片受体（35倍）的镇痛活性。甲基的存在，降低了多肽的氢键能力，通过增强了亲脂性进而促进了扩散能力。 图片源自JMC 如上图，一个经典的增强蛋白质水解稳定性的案例，奥曲肽的优化。这是一种生长抑素的合成类似物，通过对D-Trp替代L-Trp，以及其它的一些变化，将环肽在人类血浆中的半衰期从1-2分钟增加到1.5个小时，同时保留了类似的药理作用。 图片源自JMC 上图中，仅仅通过对Leu4侧链的改造，天然抗菌肽Feleucin-K3的效力和代谢稳定性均得到了增强。 下图5中，通过引入UAAs，对两个位置天然氨基酸进行镜像替代，使得抗癌剂的整体稳定性和效力均获得了显著的提高。 图片源自JMC 上图中的TPI是天然存在的两亲性环肽，具有广谱抗菌活性，但对哺乳动物红细胞具有溶血作用，且易被降解。然而，通过将其所有序列进行镜像替代，以及其中的Ile被D-Leu替代，克服了以上缺陷。 图片源自JMC 上图中hECP30具有强大的抗菌活性，但是由于存在6个精氨酸残基，可以激活丝氨酸蛋白酶，因此它对丝氨酸蛋白酶比较敏感。通过将精氨酸改造成近似的非天然氨基酸，其稳定性提高了30倍以上。 通过以上实例可以看出，引入非天然氨基酸的形式没有特定的模式来调节多肽的亲脂性，但证明了引入UAAs对改造亲脂性的高效性，根据具体的先导化合物的特性和问题，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已经是一个通用的优化方案。 2.2 口服生物利用度 与非肽类药物相比，多肽类药物通常表现出较低的口服吸收和生物利用度，这主要是由于全身性酶降解和穿过肠膜的渗透性差。 而UAAs对于多肽膜通透性和口服生物利用度的增强主要来自于N-甲基化氨基酸的应用，如下图。渗透性的改善与肽在N-甲基化后其形成氢键的能力有限有关。 图片源自JMC 如下图，PMX53的口服生物利用度仅为9%，通过末端修饰，对环外Phe残基进行改造后，口服生物利用度提高到23%，亲脂性的增强，其中枢神经系统渗透性更好。若皮下注射，生物利用度可超90%，可延长血浆和中枢神经系统暴露时间。 图片源自JMC 上图中，通过对酰胺键进行电子等排体迭代，消除了氢键受体和供体基团，进而提高了分子的稳定性，改善了其药代动力学。 口服给药的生物利用度受到溶解度、肠粘膜透过性、和代谢稳定性等的影响。 药物的摄取是通过被动扩散、或肠粘膜中的载体蛋白相互作用来调节的。以上的实例通过提供提高稳定性的方法来提高药物的生物利用度。而因为影响肽类药物的口服生物利用度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因此，其生物利用度具有多维度特性，可以通过多种途径来改善，而UAAs在优化口服生物利用度方面发挥了突出的作用。 2.3 渗透性 由于多肽类药物分子量高、尺寸大，其渗透性问题是固有的，为药物开发带来了巨大的挑战。设计和合成线性、和环状多肽药物最大障碍之一是实现高膜通透性。 UAAs可以通过调节多肽的理化性质和ADME性质来提高多肽的渗透性。 特别是在环肽设计与开发中，在序列中引入γ-/D-或N-甲基化氨基酸残基，可以很好地提高环肽分子的渗透性。如下图中的环肽，在人类肝微粒体中，表现出良好的活细胞渗透性和代谢稳定性；在体内研究中，该环肽表现出增强的ADME特征，具有良好的生物利用度。 图片源自JMC 计算的方法也已经应用于设计大环肽，发现各种治疗相关靶点的口服可利用环肽。 比如，对于硫醚键关环的大环肽，一些3D描述符已经被证明是确实可信的特征，用于预测此类大环肽的渗透性和口服暴露性。这些特征包括大环肽从水转移到膜的最低自由能构象（ΔG*转移）、亲脂性、极性表面积等。 具体来说，N-甲基化多肽可有效限制氢键供体的溶剂暴露，并可能降低与进入膜相关的脱溶惩罚补偿。例如下图，亲代环肽23具有三个溶剂暴露的主干NHs，其在PAMPA试验中不具有渗透性，LogPapp＜-5.9；其N-甲基化类似物具有无溶剂暴露的NH的初始最低能量构象，在PAMPA测试中显示良好的通透性。 图片源自JMC 以上案例，通过在新发现的环肽中合理性设计，插入UAAs，可以成功地提高环肽的渗透性。 需要注意的shi，有时为了获得更好的药理学特性，还需要在插入这些非天然氨基酸的同时进行多种化学变化。通过化学分子编辑，对药物的药理学特征和物化特征（如溶解性、膜渗透性、效力、选择性）产生相当大的影响。 也要注意，这些调整并没有特定的模式化范式，需要经验丰富的从业人员仔细评估生物靶点、代谢位点、肽酶和药效团基序的性质，利用多肽中基于UAAs的化学变化，获得临床上有用的分子实体。 part.3 UAAs类似物 最新设计和发展 非天然或者说非经典氨基酸在一些情况下也出现在天然产物多肽中，例如，比较特别的有非核糖体肽（NRP）、和核糖体合成和翻译后修饰肽（RiPPs）。因此，当前不仅在多肽药物发现，而且包括非多肽药物（小分子药物）发现之中，都有非天然氨基酸（UAAs）的应用，广泛用于治疗靶点和疾病领域。 3.1 抗癌 UAAs可以提高抗癌药物的效力和降低其毒性，如抗体-药物偶联物、Coibamide A（一种N-甲基稳定的细胞毒性缩酚酞）、棉酚衍生物等。 叶酸受体拮抗剂：叶酸和抗叶酸通过多种转运体进行跨膜转运，这其中包括叶酸受体（FRs）、还原性叶酸载体（RFC）、和质子偶联叶酸转运体（RCFT）等，在肿瘤细胞中过表达，是抗癌研究的重要靶点。 图片源自JMC 如上图，抗叶酸化合物培美曲塞（Pemetrexed），利用3碳桥噻吩取代原先的2碳桥对位二取代苯，获得化合物26；对其末端天然氨基酸谷氨酸进行天然和非天然氨基酸取代，合成了一系列化合物26类似物，并进行抗癌活性进行评估。 其中，化合物26对FRα、FRβ、PCFT和CHO细胞人类KB肿瘤表达了显著提高的活性；而末端非天然氨基酸取代的类似物，对FR的选择性更高，并保留了相当的活性，可用于靶向化疗，降低剂量相关的毒性问题。 抗叶酸：肿瘤化疗中，本是用于阻止细胞增殖快速生长的小细胞毒性药物，却因非特异性在健康器官中积累而造成极大的系统性全身毒性。要解决这个问题，一种策略是通过抗体-药物偶联（ADC）将小分子药物和单克隆抗体偶联，借助抗体靶标特异性的递送系统，进而瞄准靶标，减少非特性毒性， 如下图。化合物28是一种强效抗叶酸ADC，通过分解为非常有效的苯胺代谢物发挥效用。 图片源自JMC 近期，通过对药物和抗体连接体部分的二肽四种非对映异构体研究发现，氨基酸立体化学对ADC抗肿瘤疗效有影响。在高抗原表达的人类肿瘤细胞中，四种ADC均表达出强效作用，IC50在5-40pM之间；然而，在低抗原表达的肿瘤细胞中，类似物30（IC50=80pM）的活性比类似物31、32高3倍，比类似物33高90倍。 这表明，天然氨基酸组成的二肽作为连接体容易被肽酶裂解，产生活性代谢产物，表现高效；而对于非天然类似物，活性代谢产物产生的就会非常缓慢。因此，天然氨基酸组成的连接体构建的ADC类似物可以在低剂量时表现出高效的抗肿瘤活性。 STED8抑制剂：STED8是一种含有甲基转移酶的352氨基酸序列，可催化ε-氨基的位点特异性单甲基化；其多在乳腺癌、肺癌、肝胰脏癌、膀胱癌、和慢性骨髓性白血病中过表达，是比较有潜力的肿瘤靶向靶点。 如下图，以34为模板设计SETD8抑制剂。利用非天然氨基酸迭代K20，如多肽35，在对32种不同的甲基转移酶进行测试时，其可以选择性抑制STED8。 图片源自JMC Sec61α易位子抑制剂：如下图，Coibamide A是一种天然存在的大环甲基化沉积肽（缩酚酞），具有强大的抗增殖活性。Sec61α易位子是一种通道转运体，控制调节蛋白和失势抗癌靶点的易位，而Coibamide A具有抑制Sec61α易位子的作用。 图片源自JMC 然而，在Coibamide A中，大环氨基酸序列的位置MeThr5与D-MeAla11之间的酯链不稳定；利用非天然氨基酸替代，同时对位置3和6的氨基酸残基进行MeAla替代，最终环肽分子的稳定性获得了提高，然而其抑制活性降低了300倍！表明了酯链对环肽活性的重要性，而通过利用不同立体位阻的UAAs对位置3、6、10进行迭代，如环肽38、39，其抑制效力获得了进一步的提高。 泛RAS抑制剂：RAS癌蛋白是小GTP酶的一个亚族，其结构扁平而缺乏小分子的结合位点，因此是最具挑战的癌症治疗靶点之一。RAS的一个亚型，KRAS，一般和GTP酶在细胞信号传导过程中协调作用；当KRAS激活导致GPT水平增加，以及GDP的解离，进一步的信号级联反应因为KRAS活性降低而终止；而RAS蛋白突变，抑制GTP酶活性，使细胞过度的和持久增殖而致癌。 图片源自JMC 如上图，Cyclorasin B3是一种双环环肽，RSD抑制剂（KD=1.6 μM)，通过凋亡诱导癌细胞死亡。利用UAAs对分子进行优化，提高了环肽的选择性、效力和细胞渗透性。 其他抗癌策略： 碳硼烷是一种富硼多面体，通过硼中子俘获治疗对人类脑肿瘤具有抗癌潜力；这是因为热中子辐射导致同位素核裂变，释放α-粒子，导致细胞死亡。如下图，苯基S-取代半胱氨酸本身即使在1000 μM下也不具有生物活性，而利用碳硼烷替代苯环后，表现出较强的细胞抑制作用。 图片源自JMC 迷你胃泌素（MG）激发肽是胆囊收缩素-2受体的潜在配体，然而，尽管其具有较高的肿瘤摄取值，却表现出低代谢稳定性和高肾脏蓄积。针对MG受体结合序列的C末端进行位点特异性修饰，获得一系列MG类似物，可以改善肽的代谢稳定性，有利于肿瘤肾脏的修复。 如下图，利用DOTA偶联MG类似物，并用放射性核素标记进行分子成像和靶向放疗研究。 图片源自JMC 以上实例，通过UAAs改善多肽的治疗概况，并能够将其优化到所需的治疗效果。复杂药物靶点的配体优化非常具有挑战性，然而通过广泛的化学修饰，是可以实现有利属性的。 3.2 疼痛、神经和神经退行性疾病 止痛：疼痛治疗最常用的是非甾体类抗炎药、和阿片类药物。慢性疼痛治疗的选择有限，阿片类药物与成瘾性、耐受性、呼吸控制有关。因此，路漫漫其修远兮，寻找新的药剂仍需努力。 FDA批准药物以UAA为特征的疼痛治疗药物包括普瑞巴林、和罗哌卡因。UAAs与多肽和小分子镇痛药物联用，以改善药理学特性，并作为阿片受体激动剂、神经性镇痛药等。 μ-阿片受体激动剂： 如下图，TAPS可通过激活μ-阿片受体（MOR）表现出镇痛作用，然而其代谢较差。通过大环化，制备了一系列TAPSc(n-m)文库，以提高其代谢稳定性，n和m分别表示甘氨酸和精氨酸酰胺氮上烷基链的长度。其中TAPSc(2-6)具有显著的MOR激动活性和代谢稳定性。 图片源自JMC 此外，如上图，N-端还有四氢喹啉片段的取代酪氨酸类似物显示出阿片样物质的激动活性，然后没有选择性；通过轻微的修饰，则产生了选择性类似物。 总而言之，Dmt是开发具有改进生物活性的新型阿片类多肽的关键组成部分。 如下图，基于皮啡肽的结构限制的类似物，通过插入不同构象受限的非天然氨基酸，获得了一系列阿片受体拮抗剂。这些受限的构建模块通过优化多肽的空间取向来帮助调节阿片受体的选择性和效力。 图片源自JMC MOR/DOR激动剂和KOR拮抗剂：线性脑啡肽样四肽（H-Tyr-Gly-Gly-Phe-OH)类似物是一种具有提高生物利用度的阿片受体多功能配体。N-苯基-N-哌啶-4-酰基丙酰胺（Ppp），是奥芬太尼的亲脂性药效团，将其并入亲代肽的C末端；修饰后的多肽具有混合的μ/δ激动活性，如下图。 图片源自JMC 神经降压素受体激动剂：神经降压素是一种以肽为基础的内源性神经调节剂，被广泛用于非阿片受体的激活所产生的镇痛作用。如下图，通过对天然多肽序列进行非天然氨基酸替代，其选择性提高了1324倍。 图片源自JMC 嵌合阿片-神经降压素类似物：如下图，将神经降压素的非阿片类药效团和阿片类物质结合，获得一系列强效的双功能嵌合体十肽，多肽58通过激活MOR和NTS，通过中枢和外周作用诱导镇痛。通过UAAs替代，亲代多肽的亲和力得到了显著的提高。 图片源自JMC 阿尔兹海默病：阿尔兹海默病是老年人的神经退行性疾病，特征是记忆和认知能力下降，并与大脑中β淀粉样斑块的积累有关。最有潜力的治疗策略包括干扰Aβ聚集体积累的药物，开发肽类淀粉样蛋白β（Aβ）聚集抑制剂。 Aβ聚集抑制剂：基于亲代Aβ四肽片段的先导序列启发，如下图60，利用UAAs进行改造，开发潜在的Aβ聚集抑制剂，使其效力、细胞渗透性、血浆稳定性等都获得了提高。 图片源自JMC 其他CNS活性制剂：γ氨基丁酸转氨酶（GABA-AT）抑制剂 GABA-AT是一种很有前景的治疗癫痫和可卡因成瘾的靶点。如下图，环戊基γ-氨基酸类似物具有较强的GABA-AT抑制活性。 图片源自JMC 3.3 抗感染 抗感染肽和含有非天然氨基酸的小分子为耐多药菌株和超级细菌的发展提供了独特的机制，可以靶向与膜破坏和裂解相关的位点，使其不易发生与蛋白质靶标相关的突变形式的抗性。非天然产物的引入，使类似药物具有高效性、代谢稳定性、和较小的细胞毒性。 抗菌药物：抗菌药物的发现和开发主要是由几类药物与非天然氨基酸的偶联引起的，其中最突出的是脂肽。 如下图中的Stalobacin I是一种基于脂肽的强效抗生素，具有两种不同的肽序列，其具有强大、光谱的抗菌活性。 图片源自JMC 如下图，多粘菌素B是一种对革兰氏菌有效的同环脂肽，它通过与最外层膜的脂多糖相互作用而起作用。通过UAAs替代修饰可以提高亲代的抗菌活性。然而，由于疏水性增加，细胞毒性并未降低。 图片源自JMC 限制性环肽的抗菌活性可以通过加入柔性氨基酸如ω-氨基和α，ω-二氨基酸来修饰，如下图。 图片源自JMC 下图中，Nisin是一种广谱抗生素，引起具有高度选择性的脂质-II结合亲和力而被广泛开发。然而，由于较差的水溶性以及酶降解的原因，使得其不具有类药性。而通过偶联柔性连接体合成生物偶联抗生素，以上问题得到了解决。 图片源自JMC 通过改变天然脂氨基酸的烷基链长度和直链、环链的赖氨酸残基数，如下图，一系列多肽中，脂肽79的活性最强，并且没显示出任何细胞毒性。 图片源自JMC 上图中，活性肽80具有独立的疏水和正电荷结构域，具有高的抗菌效力和低毒性。进一步优化，将活性肽80环化到甜菜肽上获得81，其稳定性和活性得到了改善。 抗真菌药物：通常通过破坏细胞膜和形成孔，产生干扰细胞壁的合成。一些含有非天然氨基酸的肽类药物在临床上发挥重要作用。在开发阶段，通过合理设计序列，修饰侧链氨基酸用于开发有效的抗真菌支架，如下图。 图片源自JMC 抗病毒药物：病毒具有快速变异的独特能力，利用UAAs在开发针对流感、艾滋病、肝炎、COVID-19和寨卡病毒感染有效的抗病毒药物中发挥重要作用，主要针对病毒蛋白酶。引入UAAs不仅提高了现有氨基酸的效力，而且改善了它们的药代动力学，如下图。 图片源自JMC 3.4 心血管疾病 心血管（CV）功能在很大程度上受激素和配体的调节，包括尿紧张素、黑素皮素、儿茶酚胺、利钠肽等。这些药物大多基于天然多肽，因此，基于天然和修饰的肽和氨基酸在CV药物发现中发挥巨大作用。利用UAAs对分子进行药理学优化，产生各种基于肽的心血管疾病药物的发展，如下图。 图片源自JMC 3.5 代谢紊乱 代谢紊乱包括高血糖和低血糖、肥胖、胰腺和肾脏疾病。大多数这些疾病的病因是基于激素失调；因此，以肽为基础的药物，模仿这些激素或配体的生物学途径，已经成为药物发现中最具治疗相关性的候选药物。 在自然产生的肽中插入非天然氨基酸，如胰高血糖素、甲状腺激素前体T4、黑素皮质素和肽YY已被证明在代谢紊乱中显示出有巨大的潜力，如下图。 图片源自JMC part.4 总结与展望 非天然氨基酸（UAAs）是广泛存在的临床药物，临床使用的药物有100多种。约44%经FDA批准的含有药物的UAAs具有口服给药途径。 UAAs在改善多肽的“类药性”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侧链修饰的UAAs是优化多种药理参数（即体内稳定性、细胞渗透性、生物利用度）的重要工具。UAAs可以阻断代谢位点，改善亲脂与亲水的比例，并提供更好的类药性属性。N-甲基化UAAs是提高渗透性的可靠修饰；基于UAAs的方法允许研究人员探索肽和拟肽分子对抗各种疾病，如癌症、代谢紊乱、感染、心血管和神经问题等。 往期相关精彩回顾 基本天然氨基酸（一）：分类、作用 2023-09-21 “一网打尽”酰胺键（肽键）生物电子等排体 2023-12-04 含非天然氨基酸的噬菌体展示 2024-01-21 Chem Rev | 综述：生物催化中的非典型氨基酸（一）支持技术 2024-07-24 来自DEL的环肽苗头化合物 2024-03-21 环肽药物——肠道通透性设计 2023-11-22 环肽药物——细胞渗透性设计 2023-12-01 环肽药物——如何加强代谢稳定性？ 2023-11-27 往期链接 “小小疫苗”养成记 | 医药公司管线盘点  人人学懂免疫学 | 人人学懂免疫学（语音版）    综述文章解读 | 文献略读 | 医学科普 | 医药前沿笔记 PROTAC技术 | 抗体药物 | 抗体药物偶联-ADC 核酸疫苗 | CAR技术 | 化学生物学 温馨提示 医药速览公众号目前已经有近12个交流群（好学，有趣且奔波于医药圈人才聚集于此）。进群加作者微信（yiyaoxueshu666）或者扫描公众号二维码添加作者，备注“姓名/昵称-企业/高校-具体研究领域/专业”，此群仅为科研交流群，非诚勿扰。 简单操作即可星标⭐️医药速览，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推送 ①点击标题下方“医药速览”   ②至右上角“...”  ③点击“设为星标

引言p53是最重要的抑癌基因，功能广泛而强大。自从1979年p53蛋白被发现以来，p53一直是分子生物学和肿瘤学的“明星分子”。在PubMed数据库中用p53为关键词搜索，可以找到超过十万篇文献。在 Nature 杂志2017年的一项统计中，p53以绝对优势位列过去几十年最热门研究基因榜第一名。2024年是p53蛋白被发现45周年。为庆祝这一事件，2024年5月9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欧文医学中心顾伟教授课题组（刘彦卿博士为第一作者）应邀在 Cancer Cell 杂志撰写了题为：Understanding the complexity of p53 in a new era of tumor suppression 的长文综述。该综述全方位地总结了p53的发现、结构、功能、调节、在生理病理过程中的作用、作为疾病治疗靶点的潜力，以及p53研究领域的一些未解之谜。一、p53的发现、进化与结构p53的研究在过去几十年经历了几次关键的转折，是现代分子肿瘤学发展的一个缩影。1979年，多个实验室在SV40以及其它方式转化的细胞进行研究时独立发现了p53蛋白。最初，p53被认为是一个促进细胞转化的癌基因。然而，1989年一系列论文揭示野生型p53（WT p53）实际上是一个肿瘤抑制因子（图1）。图1 p53研究领域里程碑发现人类p53基因家族包含三个成员p53\p63和p73。该家族起源于至少8亿年前，随后发生基因复制和结构多样化从而产生这三个家族成员。一个有趣的发现是p53家族基因存在于一些单细胞真核生物中，例如领鞭毛类Monosiga brevicollis，这表明p53家族在多细胞生物的进化可能存在重要作用。单细胞真核生物中的p53家族基因被认为可以维持基因组稳定性以应对各种刺激。而p53基因出现在最早的脊椎动物中，并在进化上一直保守。鉴于低等生物患癌症的风险极小，p53家族在低等生物中的存在是引人注目的。这就提出了一个关于p53家族在进化中的最原始功能的问题。该家族最初可能参与维持生殖细胞的完整性，其众所周知的肿瘤抑制能力是在很久以后才获得的。p53蛋白的主要是作为一个转录因（TF）调控基因表达，但它也存在TF非依赖的功能（图2）。人类的全长p53蛋白（FLp53）包含393个氨基酸，这些氨基酸被组织成五个不同的结构域：N端转录激活结构域（TAD）、富含脯氨酸的结构域（PRD）、中间的DNA结合结构域（DBD）、四聚化结构域（TD）和C端调节结构域（CTD）。p53的 TAD分为两个子结构域TAD1和TAD2。在未受刺激的细胞中，p53蛋白同时以单体、二聚体和四聚体的混合状态存在，其中二聚体占主导地位。在不同类型的刺激信号（包括DNA损伤、癌基因激活、核糖体应激、端粒损伤、营养缺乏和缺氧等），p53蛋白通过其TD快速组装成功能性四聚体（一个“二聚体的二聚体“结构”）。通过使用 DBD，该四聚体可识别位于靶基因启动子或增强子处的p53结合位点以调节转录。p53的DBD折叠很好，其结构已被解析。然而，p53的TAD和CTD存在很多无序区，导致其并没有一个确定的结构。但这一特点有利于它们与转录相关的cofactor相互作用。这些无序区也可能通过与别的蛋白发生相分离介导转录活动。这两个结构域也是进行翻译后修饰 (PTM) 的主要区域。此外，PRD也有助于p53的转录调节活性。p53通过由两个十聚体重复组成的特定反应元件（RE）被招募到 DNA：RRRCWWGYYY（R，嘌呤；W、A 或 T；和 Y，嘧啶）。p53直接调控300多个靶基因的转录。而考虑到间接调节的基因，p53可以调节数千个基因的表达。目前大多数被报道的p53靶基因是蛋白质编码基因，但p53还调节各种非编码 RNA，比如miRNA、lncRNA，甚至circRNA。二、p53的调节：蛋白翻译后修饰是关键为了准确地执行其多方面的功能，p53的表达和活性需要在蛋白质、DNA和RNA水平上受到精细和多层次的调控（图2）。图2 p53的调节蛋白层面的调节p53蛋白可经历多种类型的PTM，包括ubiquitination、phosphorylation、acetylation、methylation、SUMOylation、NEDDylation、OGlcNAcylation、ADP-ribosylation、UFMylation、hydroxylation、β-hydroxybutyrylation、sulfation及isoLG adduction。不同的刺激信号决定PTM的位点和类型。p53的许多PTM是可逆的。PTM对p53的影响包括改变其蛋白质水平、细胞定位、cofactor招募、靶基因选择性，甚至蛋白质聚集。其中，泛素化、磷酸化和乙酰化在影响p53功能方面最常见且最有影响力。泛素化通常发生在p53 的C赖氨酸残基处。MDM2是最著名的p53调节因子，它使p53发生泛素化而受到降解，以维持未受刺激的细胞中的低p53水平或将核p53输出到细胞质。许多刺激和调节因子是通过减轻MDM2的抑制来激活p53。例如，p14ARF蛋白可以通过抑制MDM2介导的p53降解来稳定p53。支持MDM2介导的p53抑制的重要性的令人信服的证据来自小鼠模型，其中MDM2缺陷引起的胚胎致死可以通过敲除p53来回复。有趣的是，MDM2本身就是p53的靶基因。MDM2-p53构成的反馈环路是p53相关通路的核心。MDMX（或MDM4）是MDM2的家族成员，虽然其本身缺乏E3泛素连接酶活性，但可以与MDM2形成异二聚体，增强p53的降解。其他可降解p53的E3泛素连接酶包括ARF-BP1/HUWE1、COP1、CHIP和Pirh2。 丝氨酸和苏氨酸磷酸化位点分布在整个p53蛋白。ATM对p53的磷酸化是最早用于解释p53如何响应DNA损伤的机制。S15、T18和S20的磷酸化会破坏MDM2对p53的结合和抑制，同时增强p53与CBP等转录辅助因子的相互作用。其结果是p53介导的转录被激活，诱导细胞周期停滞和细胞凋亡。严重的DNA损伤进一步使p53在S46处磷酸化，从而加强细胞凋亡。p53乙酰化的发现是最早发现非组蛋白也可以发生乙酰化的例子。DBD中几个赖氨酸残基的乙酰化对于p53激活的能力至关重要，可以以启动子特异性的方式影响细胞周期停滞、细胞凋亡、衰老、铁死亡和mTOR通路。p53乙酰化在肿瘤抑制中的作用可以通过一系列乙酰化缺陷型（KR mutation）基因敲入小鼠模型得到最好的说明。例如，尽管p53-3KR突变体保留了其DNA结合活性，但却不能激活p21等主要靶基因。然而 p53-3KR突变小鼠却不易患肿瘤。而p53-4KR和p53-5KR突变体进一步消除了p53调节铁死亡和mTOR通路的能力，使得p53基本丧失肿瘤抑制功能。值得注意的是，CTD乙酰化的作用很复杂：CTD相同的赖氨酸残基也可以发生甲基化、泛素化、SUMOylation和NEDDylation等修饰。因此，CTD乙酰化缺陷突变体（p53-6KR和p53-7KR）小鼠未能表现出对肿瘤抑制的显著影响，因为这些突变体同时消除了不同类型PTM对p53功能的正面和负面影响。事实上，模拟乙酰化 (p53-KQ)的突变小鼠在转录和肿瘤抑制中表现出明显的p53激活（即便p53蛋白水平并未显著增加），这一发现强调了CTD乙酰化在体内状态的作用。总而言之，多种多样的蛋白修饰类型一起调节了p53的活性。值得注意的是，虽然in vitro研究表明很多PTM都对p53的功能有重要影响，但这些结果在in vivo状态未必可以得到重复。要想弄清某种蛋白修饰对p53的功能影响，最合适的是使用knock-in的小鼠模型。在蛋白质水平上，cofactor是另一个影响p53活性的重要因素。p53蛋白可以与多种cofactor结合，包括activator和inhibitor，这对其蛋白折叠、稳定性、细胞定位、DNA 结合、转录激活能力和靶基因选择有重要影响。例如，许多分子伴侣可以调节调节p53的折叠和稳定性。MDM2和MDMX结合p53的TAD以抑制其转录激活活性（不依赖于与MDM2作为E3泛素连接酶的作用）。多种转录调节因子（例如PBRM1、SET和Dicer）能够与p53相互作用。m6A甲基转移酶复合物的组成部分METTL3和 RBM15与p53相互作用，选择性地修饰部分p53靶基因的mRNA。 局部的染色质结构和表观遗传状态在决定p53的DNA结合和有效转录激活方面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胶质母细胞瘤中，BRD8通过在p53靶基因位点招募组蛋白变体H2AZ来维持抑制性的染色质状态，从而阻止p53的结合。而TRIM24可以同时结合 p53和未甲基化的H3K4，阻止p53打开染色质。p53还可以与其他临近结合的TF合作建立易接近的染色质状态并增强转录。DNA和RNA层面的调节p53基因拥有两个启动子，从而导致选择性转录起始。p53基因的启动子区域可以发生DNA甲基化和组蛋白甲基化，从而影响p53基因本身的转录。多种转录因子可以控制p53基因的转录。p53的pre-mRNA可以发生选择性剪接。此外，p53 mRNA的稳定性、细胞定位和翻译都受到严格调控。另外，p53的激活是不是一个简单的“全或无”的模式，而是一个高度动态的过程。细胞的异质性、刺激的特性、上述多样化的调控因素以及其下游靶基因的稳定性共同决定了p53活性的动态变化。p53的variant、isoform和家族成员上述调节主要针对野生型p53。除此之外，p53还存在多种变体（包括单核苷酸多态性SNP和突变体）、不同转录本（isoform）和另外两个家族成员p63和p73。p53 SNPs: twins are differentP72R多态性是p53研究最广泛的SNP。与R72变体相比，P72变体诱导细胞凋亡的能力较弱，因此与R72变体相比，其个体寿命更长，但癌症死亡率更高。然而，也有报道称，携带R72变体的小鼠比P72的小鼠表现出更高的代谢功能障碍倾向，但它们也表现出雌性胚胎着床率的提高。p53基因中还有一些种族特异性的SNP，可能影响疾病易感性和治疗。p53 mutants: guardian has a dark side除了SNP之外，p53基因还会经历其他类型的遗传变异，例如基因缺失，以及更常见的基因突变。p53是癌症中最常见的突变基因之一，超过一半的癌症具有突变的 p53。错义突变是p53的主要突变类型。p53错义突变有6个最主要的突变位点：R175、G245、R248、R249、R273和R282，均位于DBD。它们的突变占p53所有错义突变的近 30%。其他错义突变发生率相对较高的位点包括H179和Y220。所有错义突变都能不同程度地影响p53的热稳定性。一般来说，p53的错义突变可分为“接触突变”和“结构/构象突变”。接触突变维持p53的整体构象但破坏了p53与DNA的结合（例如R248W和R273H）；而结构/构象突变则显著改变DBD的构象和稳定性（例如R175H、G245S和R249S），均会破坏p53的转录激活活性。R196、R213、R306和R342是p53无义突变的主要位点。虽然大多数癌症患者的p53突变发生在其体细胞中，但Li-Fraumeni综合征(LFS)患者携带一个生殖细胞来源的p53突变。他们一生中患一种或多种癌症的风险高达90%，其中50%在30岁之前罹患癌症。值得注意的是，正常体细胞也可能含有p53突变和其他致癌突变，这引出了一个问题：这些细胞在某些条件下是否更容易发生癌变。突变体p53的功能可归因于三种不同的效应：1）功能缺失（LOF）：突变体p53失去WT p53的活性。例如，p53突变体诱导细胞周期停滞和细胞凋亡的能力常常受到损害。2）显性负效应（DNE）：突变体p53干扰剩余的WT p53的功能。在人类多能干细胞中，突变型p53促进细胞自我更新。然而，正常组织中的这种DNE可能不像癌细胞中那样常见，因为正常细胞中突变型p53的水平通常保持在较低水平，类似于WT p53。3）功能获得（GOF）：突变体p53获得了缺失WT p53所未观察到的额外活性，通常是通过与特定cofactor的相互作用来实现。突变体p53的GOF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其在癌细胞中可以积累到很高水平。例如，突变体p53可以与WT p53和其他肿瘤抑制因子（例如p63和p73）发生聚集。p53热点突变体可能获得抑制铁死亡的活性，从而促进肿瘤生长。通过调节促转移基因的表达，p53突变体能够增强不同小鼠模型中癌细胞的转移潜力。尽管大量证据表明p53突变体GOF的重要性，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在不同的实验设置下，LOF比GOF更为关键。然而，将p53突变的功能仅归类为这三种效应之一过于简单化。GOF还是LOF在体内发挥更主导的作用可能取决于具体情况。很明显，p53突变引起的总体效果是上述所有三种效应综合作用的结果。p53 isoforms: one root, many branches除了全长p53（FLp53）之外，p53基因还可以产生其它转录本（isoform），这是由启动子选择、选择性剪接、选择性翻译，甚至FLp53的翻译后切割引起的。由四种不同 N 末端（ATG1、Δ40、Δ133和Δ160）和三个不同的C末端（α、β和γ）的不同组合方式，p53蛋白有至少12 种典型isoform。这些isoform的表达取决于其种类、发育阶段、组织类型，并且还受到各种调节机制的影响。这些isoform可能具有独特的活性。整体而言N端亚型比C端亚型得到更好的研究。特别地，它们在不同的癌症中经常表达异常。例如，Δ40p53抑制肿瘤细胞生长，而Δ160p53可以与突变型p53协作促进肿瘤发生。p63 and p73: siblings stand togetherp53与p63和p73具有高度的结构相似性，尤其是在它们的DBD。然而，它们在结构上也存在差异。这些结构特征导致这三种蛋白质之间既有共同，又有不同的功能。p63和p73都能够调节许多p53的靶基因并表现出肿瘤抑制活性。与p53相比，p63和p73在生殖细胞保护、生育力维持和发育调节方面发挥更多作用。例如，p63敲除（KO）小鼠表现出肢体、颅面和上皮发育缺陷，而p73 KO小鼠则表现出神经系统异常。三、p53的功能：多样性与复杂性p53可以调节多种功能，这些功能共同组成了复杂的p53功能网络（图3）。图3 p53的功能以及其在生理病理过程中的作用细胞周期停滞、凋亡、衰老与基因组稳定性诱导细胞周期停滞、凋亡和衰老是p53最早被发现的几项功能。各种刺激信号可以诱导p53发挥这些功能，其中DNA损伤是最有效的刺激类型。DNA损伤后，p53蛋白被稳定并激活以阻止细胞周期进行，为细胞提供时间窗口和足够的物质和能量，以修复受损的DNA。如果损伤太严重而无法修复，p53就会引发细胞凋亡和衰老，以消除受损的细胞。值得注意的是，p53激活的结果还取决于细胞和DNA损伤的类型。这三种功能被广泛认为是p53预防肿瘤发生的主要屏障。另外，p53也能被CRISPR-Cas9编辑基因组时产生的DNA损伤激活，从而降低基因编辑的效率。另一方面，未能消除受损细胞会导致基因组不稳定。p53的缺失，包括失杂合性（LOH）和双等位基因失活或缺失，会促进基因组不稳定并驱动肿瘤细胞基因组的进化。p53被誉为“基因组的守护者”。p53可以直接促进DNA伤修复。事实上，许多p53靶基因有助于DNA修复过程。然而，目前仍不清楚p53介导的这些DNA修复相关靶基因的激活是否足以独立于其他p53功能从而抑制肿瘤发生。代谢和铁死亡p53是调节葡萄糖、脂质、氨基酸、核苷酸、铁和氧化还原代谢的重要调节因子（参见一阴一阳之谓道：顾伟实验室总结p53基因在肿瘤代谢中的复杂作用）。此外，它还调节自噬，并与AMPK、AKT和mTOR等关键代谢调节因子存在广泛的交互作用。p53的这一功能将其与多种代谢性疾病（包括癌症）联系起来。一般来说，p53抑制合成代谢过程（例如脂肪从头生成和核苷酸合成），同时促进分解代谢（包括氧化磷酸化、脂肪分解和脂肪酸氧化）。增强的糖酵解会产生多种用于癌细胞生物合成的分子原料（Warburg效应），因此也会受到p53的抑制。p53的这些代谢功能抑制了癌细胞快速增殖的需求，从而导致肿瘤抑制。然而，p53在许多代谢过程中表现出双向作用。这种矛盾的活动本质在于p53功能的复杂性。p53在ROS控制中的作用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当ROS强度较低时（代表轻度、短暂、可耐受和可缓解的刺激），p53发挥抗氧化作用，减少ROS，保护细胞免受损伤（促生存）。相反，当ROS水平过高并可能造成无法控制的损伤（代表严重、长期、有害且无法缓解的刺激）时，p53会进一步提高ROS水平，导致细胞死亡，从而保护附近未受损的细胞（促死亡）。铁死亡是一种铁依赖的受调节细胞死亡方式，发生在脂质过氧化水平过高时，与代谢途径密切相关。p53是铁死亡的主要调节因子之一（参见重新界定铁死亡基本类型：顾伟实验室总结p53在铁死亡调节中的复杂作用）。p53的几个代谢靶基因（包括SLC7A11、VKORC1L1、GLS2和PLTP）直接参与调节铁死亡。与DNA损伤反应期间的细胞凋亡类似，铁死亡能够消除代谢应激过程中严重受损的细胞。p53介导的铁死亡被认为是肿瘤抑制中的重要武器。有趣的是，一个非洲人群特异性p53 SNP可能减弱p53诱导铁死亡的能力从而损害了其肿瘤抑制功能。与细胞凋亡不同，经典铁死亡的发生通常需要用铁死亡诱导剂（例如GPX4抑制剂）对细胞进行处理。值得注意的是，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在缺乏常见铁死亡诱导剂的情况下，PHLDA2介导的磷脂酸过氧化会触发非经典铁死亡反应。由于p53能够同时促进经典和非经典铁死亡过程，因此一个有意思的问题是哪种铁死亡途径在p53介导的肿瘤抑制中发挥了更重要的作用。干细胞与细胞竞争干细胞与癌细胞有许多相似之处，包括持续增殖能力、代谢重编程和核心的转录因子网络。因此，p53在各种类型的干细胞中限制细胞干性并调节细胞命运。在胚胎干细胞（ESC）中，p53抑制维持干性的基因，同时激活促进分化相关的基因。在成体干细胞（ASC）中，p53抑制细胞自我更新、促进干细胞耗竭、维持干细胞静止或刺激分化。p53限制细胞干性的能力对其肿瘤抑制功能至关重要，因为这可以阻碍癌症干细胞的形成。p53调节的特异性分化途径有助于肺癌的肿瘤抑制。p53的丢失或突变可能会导致癌症中的去分化、细胞重编程和细胞可塑性增加。产生诱导型多能干细胞（iPSC）的过程类似于去分化和细胞癌化。p53是这一过程中的主要抑制因子之一，沉默p53可以大幅提高产生iPSC的效率。细胞竞争在正常发育、组织损伤修复、肿瘤进化和转移中至关重要。 一般来说，由于p53抑制合成代谢和增殖，同时促进细胞死亡，不利于细胞在竞争中胜过邻近细胞，因此高水平的p53活性往往标志着细胞竞争中的“失败者”状态。然而，有研究表明果蝇里的超级竞争者细胞需要p53活性才能消除附近的正常细胞。p53对细胞竞争的调节具有重要的生理意义。携带突变p53的细胞可能会发生克隆扩增，可能驱动肿瘤的发生和进化。这些p53突变细胞并不总是被保留，因为它们可能通过与附近的正常细胞竞争而经历坏死性凋亡，或者被具有更高适应度的其它基因突变的细胞所淘汰。肿瘤转移p53以细胞自主和非自主的方式在多个阶段抑制转移。在肿瘤细胞中，p53限制其移动性和上皮-间充质转化（EMT）过程。循环系统中的转移性癌细胞可能会发生失巢凋亡和铁死亡，这两个过程均可以被p53促进，以防止癌细胞迁移到新位点。在转移扩散的每一步，癌细胞都会采用专门的代谢程序来满足其能量和生物分子的需求，p53则可能抑制这些细胞代谢过程。另一方面，p53塑造了不利于转移的肿瘤微环境（TME）。例如，p53抑制血管生成和淋巴管生成，阻断通过血液和淋巴系统这两条的要转移途径。它还可以维持细胞外基质的完整性，增强肿瘤细胞在其上面的粘附，限制肿瘤细胞的运动。此外，p53还可以激活抑制肿瘤转移的炎症反应。免疫p53的另一个重要功能是调节免疫反应。p53通过多种机制在先天免疫和适应性免疫中发挥作用。肿瘤细胞和非肿瘤细胞中的p53协同构建肿瘤抑制免疫网络。在肿瘤细胞中，p53通过上调miR-34间接抑制PD-L1表达，使肿瘤细胞对抗肿瘤免疫反应和免疫治疗敏感。p53激活cGAS-STING通路以诱导抗肿瘤活性。在小鼠肝癌模型中，恢复p53表达会诱导肿瘤细胞衰老，引发炎症细胞因子的释放，并引发先天免疫反应以消灭肿瘤细胞。在肝星状细胞中，p53诱导的细胞衰老也表现出肝癌抑制作用—通过建立衰老相关分泌表型（SASP），可增强M1巨噬细胞极化以维持肿瘤抑制性TME。在小鼠骨髓前体细胞的亚型中，p53驱动其分化为Ly6c+CD103+单核抗原呈递细胞，从而增强抗肿瘤免疫。肿瘤细胞或TME细胞中p53的缺失可以将肿瘤抑制性免疫微环境逆转为免疫抑制状态，促进肿瘤细胞的免疫耐受或逃逸，或建立有利于肿瘤转移的炎症环境。突变的p53可能会刺激肿瘤细胞免疫逃避。有趣的是，p53突变体本身可以产生作为肿瘤免疫治疗靶点的肿瘤抗原。p53也参与自身免疫反应和针对各种病原体的免疫防御。值得注意的是，并非p53的所有免疫相关活性都会促进免疫细胞功能或有益于健康。p53可能抑制某些T细胞亚型的增殖和功能。例如，p53抑制抗原非特异性CD4+T细胞增殖，这一过程可以通过T细胞受体（TCR）信号通路消除。一些病毒依赖于p53引起细胞周期停滞来进行复制。p53功能的再思考p53是一个强大的调节因子，具有一系列多样化且复杂的功能，很难仅用几句话来概括其作用。这些功能由这种单一蛋白质精细协调，以实现统一的生物学目的。一些简化的表述通常被用于描述p53的工作模式，例如“基因组的守护者”、“保护者或杀手”、以及“促生存或促死亡”。p53的工作模式源于低等生物中p53同源基因对生殖细胞的保护。人类p53在体细胞中发挥类似的保护作用。在大多数表达p53或p53样基因的物种中，该基因本质上是一个刺激反应因子，而不仅仅是肿瘤抑制因子。因此，p53也可以被称为“细胞卫士”。p53的肿瘤抑制作用可能是一种巧合，因为它的一些卫士功能本质上与许多癌细胞特性是拮抗的。因此，p53的正常活性附带地抑制了肿瘤的发生和发展。四、p53在生理病理过程中的作用基于其广泛的功能，p53在正常生理活动中有重要作用。另外，p53也在疾病中发挥正面或负面的作用（图3）。生殖、发育、再生、修复和衰老p53主要影响雌性的生殖。p53可以转录激活激活LIF基因，这是胚胎着床的关键细胞因子。p53缺失的雌性小鼠中较低的LIF水平会导致着床失败。在35岁以下不孕女性中，p53的P72变体（对LIF转录激活作用比R72更弱）的比例更高，表明p53活性与着床率之间存在正相关。p53对发育的调节源于其在细胞周期、细胞死亡、干细胞和细胞竞争中的关键作用。p53维持胚胎干细胞的基因组完整性，促进分化，维持正常发育。早期发育中的p53必须受到控制，p53失调（缺失、过度激活或突变）与小鼠和人类的各种发育缺陷有关。p53还在不同类型的成体干细胞中发挥作用，通过保护成体干细胞完整性、使它们处于休眠状态、微调分化途径、阻止无限增殖、无序分化和去分化过程，以及抑制肿瘤发生，来维持体细胞层次结构。p53也在组织再生中发挥作用。最近的一项研究发现，p53通过调节AT1分化来促进肺泡再生。由于伤口愈合过程与肿瘤转移有许多相似之处，p53可能会抑制这个过程。理论上，p53的活性同时具有促衰老和抗衰老作用。一方面，p53介导的应激（尤其是DNA损伤，这是衰老的关键驱动因素）反应利于细胞存活、去除受损细胞、保护组织完整性并维持机体稳态，从而有可能延缓衰老。然而，p53调节的过度且持续的DNA损伤反应会对衰老产生相反的影响。另一方面，p53导致的干细胞耗竭会加速衰老过程，但也有反例。此外，p53调节代谢、免疫活性及其与Sirtuins家族蛋白的相互作用也与衰老有关。p53活性、肿瘤抑制和衰老之间的关系已在不同的小鼠模型中进行了研究，但尚未达成共识，这可能源于p53功能的高度环境依赖性。对p53、癌症和衰老之间关系的深入了解可以通过研究小鼠以外的动物来获得。一个值得注意的例子是大象，它有20个p53基因拷贝，并且表现出低肿瘤发生率和较长的寿命。目前还需要投入更多努力来探索p53在衰老中的作用，希望开发出能够更好地平衡肿瘤抑制与衰老的干预措施，或者可能在降低肿瘤发病率的同时实现长寿。神经退行性疾病p53在衰老调节中的作用与其在各种神经退行性疾病（NDD）中的功能密切相关。p53蛋白水平在这些疾病中通常是升高的。p53主要通过诱导细胞凋亡来促进NDD进展。最近，铁死亡被认为在NDD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作为铁死亡的主要调节者，p53可能通过调节铁死亡参与NDD进展。此外p53蛋白聚集与阿尔茨海默病有关。在开发通过针对p53通路来进行癌症治疗或延缓老年人衰老的的药物时，应考虑p53对NDD的影响。放射病、化疗毒性和缺血性损伤接触辐射和基因毒性试剂（出于意外或者是作为癌症治疗的一部分），都会激活p53依赖性细胞凋亡和铁死亡，导致不同器官出现病变。特别是，这种机制是肿瘤放疗和化疗中主要副作用的基础。在基因毒性刺激下，p53的存在并不总是有害的。p53对辐射的反应是组织特异性的；虽然它会刺激造血系统、毛囊和脊髓中与辐射相关的细胞死亡，但它对胃肠道具有辐射防护作用。同样，p53促进的细胞凋亡和铁死亡会导致大脑（例如中风）、肾脏（例如肾移植）和心脏（例如心肌梗塞）等器官的缺血性损伤。代谢性疾病p53在多种代谢疾病中，包括肥胖、糖尿病、酒精性和非酒精性脂肪肝病（AFLD和NAFLD）以及心血管疾病，发挥着复杂的作用。它的多方面活性，特别是在代谢调节方面的功能，影响不同细胞、组织和器官（例如胰腺β细胞、肝脏、肌肉和脂肪组织）中发生的代谢性疾病。关于p53在这些疾病中的功能，经常有看似相互矛盾的结果。例如，骨骼肌祖细胞和agouti-related peptide neuron中的p53可以预防肥胖。而肝脏中的R72 p53变体却可促进脂肪积累和NAFLD。此外，在内皮细胞中，p53会加剧饮食性肥胖。因此，在讨论p53在全身代谢和相关代谢疾病中的功能时，必须将其置于特定的背景下。以p53为靶点治疗某些代谢疾病时必须小心，以避免扰乱其他代谢过程，并最大限度地降低受体细胞癌变的风险。癌症如前所述，p53拥有一系列功能来对抗癌症的所有Hallmarks，这些功能可能由于其在癌细胞中的突变、缺失或抑制而丢失或逆转（图4）。图4 p53与cancer hallmarks虽然只需要一个p53等位基因的突变就可能导致细胞癌化，p53基因的失杂合性（LOH）经常发生。p53突变背后的机制尚不完全清楚。有些可能是由环境和化学致癌物引起的，例如紫外线辐射、黄曲霉素和烟草，它们会在p53基因上留下特征突变指纹。p53突变的频率和模式由性别、组织类型和细胞等因素决定。此外，不同肿瘤之间p53突变发生的时间也不同。即使在同一肿瘤类型中，不同的p53突变体也可能不会导致相同的表型。之前介绍过，突变型p53通过LOF、DNE和GOF促进肿瘤发展，这在小鼠模型中得到了很好的证明。虽然人们广泛关注p53热点突变，但其它突变也不应忽视。例如，破坏p53寡聚化的错义突变可导致肿瘤发生。p53 PRD中的错义突变可能会影响其肿瘤抑制功能。肿瘤中针对突变p53的血清抗体、突变p53的免疫组化结果，以及突变p53的DNA片段可用作肿瘤患者的诊断和预后生物标志物。p53突变还可作为某些肿瘤治疗效果的预测因子，并可用于患者分类。p53基因位于17号染色体的短臂（17p13.1）上，这是肿瘤中经常缺失的区域。p53 缺失以多种不同方式促进肿瘤生长和转移。p53缺失通常与附近基因（例如POLR2A和EIF5A）的缺失有关，这些基因的缺失也有助于肿瘤发生。同时靶向这些一起缺失的基因有可能更好地治疗肿瘤。由于p53突变和缺失对癌症发生有显著影响，p53突变或缺失已被有效地应用于建立各种小鼠肿瘤模型。一个紧密相关的问题是，p53的LOF、DNE和GOF中，哪一个对于p53相关的肿瘤进展更重要？虽然p53突变体的GOF对肿瘤的促进作用已获得大量证据支持，但也有研究表明，LOF和DNE比GOF对细胞癌化的贡献更大。LFS患者中等的p53 LOH发生率（40-60%）对这个问题有提示作用。目前还需要进行更多研究来澄清这个问题。此问题的答案很可能是随不同的肿瘤类型发生变化。 相当大比例的肿瘤保留了两个完整的野生型p53等位基因。这些肿瘤可能使用不同的方法来减弱p53及其相关通路的活性。一种常见的方法是通过上调p53的负调节因子来增强对p53蛋白水平、入核、启动子结合和转录激活活性的抑制。肉瘤和胶质母细胞瘤中MDM2基因的扩增就是一个显著的例子。除了扩增之外，MDM2的T309G SNP 和p14ARF的缺失都会增强肿瘤中MDM2对WT p53的抑制。许多致癌病毒（例如SV40、EBV和KSHV）通过抑制p53来转化细胞。WT p53会通过多种机制错误折叠成pseudo-mutant。除了直接抑制p53外，p53下游效应分子的抑制也会损害WT p53的肿瘤抑制作用。尽管p53是众所周知的肿瘤抑制因子，但零星报道表明在某些情况下,WT p53活性可能促进肿瘤发生和肿瘤存活。这可能发生在癌前阶段和肿瘤生长期间。WT p53的激活还可能破坏肿瘤治疗的疗效，促进肿瘤耐药，导致肿瘤复发。这些情况都源于癌前细胞或肿瘤细胞为了生存和发展而利用了p53的一种或多种功能。相应地，一些p53靶基因，例如MDM2和TIGAR，可以发挥癌基因作用。因此，p53不应被简单而刻板地视为一个肿瘤抑制因子。p53还影响其他一些疾病。总而言之，除了其最著名的在癌症中的功能之外，p53在正常生理和病理过程中都有广泛作用（图 3）。机体健康是通过维持身体各方面的稳态来实现的，这是一个动态和平衡的过程。作为主要的应激反应因子，p53可以保护细胞稳态免受各种刺激的影响。然而，它的活性可能对健康产生积极和消极的影响，因此应被保持在一个平衡状态。p53活性不足和过度都会破坏健康状态。因此，在设计靶向p53的健康促进和疾病治疗策略时，应认真仔细地考虑p53的双刃剑角色。五、靶向p53以治疗疾病靶向p53治疗癌症其“肿瘤抑制转录因子”的特性使得p53看起来很难成为靶向治疗的靶点。尽管如此，研究者已经开发了多种方法来增强或恢复野生型p53的功能，这具体取决于p53在癌细胞中的状态（抑制、突变或者丢失）（图 5）。图5 靶向p53治疗癌症在保留WT p53的癌细胞中，一个直观的想法是消除对p53的抑制。这可以通过降低p53抑制蛋白的蛋白质水平（使用siRNA、PROTAC或分子胶水等）或活性来实现。然而，这些方法通常缺乏靶点特异性，因为许多p53抑制因子具有p53之外的其它靶标。因此，人们付出了大量努力来寻找特异性破坏p53与其抑制因子之间的蛋白质-蛋白质相互作用（PPI）的小分子。MDM2是提高WT p53蛋白水平和活性的主要靶点。Nutlin是第一个干扰MDM2结合并降解p53的小分子。基于它，包括RG7112和更有效的RG7388 （idasanutlin）在内的几种衍生物已被开发出来并在临床试验中进行测试。MDM2拮抗剂idasanutlin在一项名为“复发性或难治性急性髓系白血病的总体生存（MIRROS）”临床试验中，尽管与阿糖胞苷加安慰剂组相比，阿糖胞苷加idasanutlin组的总体缓解率令人鼓舞，但尚未达到主要终点（总体生存率）。更重要的是，idasanutlin治疗可能会引起血细胞和胃肠道毒性，凸显了p53激活药物的潜在副作用。MDM2-p53相互作用的其他小分子抑制剂包括APG-115和AMG 232（KRT-232），两者均正在临床试验中。ALRN-6924是一种装订肽，可同时减轻MDM2和MDMX对p53的抑制。p53的其他负调节因子，如USP7、HPV E6、SIRT1/2、VPRBP和SETD8都是很有前景的激活p53的靶标。鉴于PTM对调节p53活性至关重要，靶向这些cofactor具有不错的潜力。同样，如何特异性影响p53的蛋白翻译后修饰状态（而不影响别的蛋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另外，调节WT p53蛋白质折叠、细胞定位、DNA结合和活性动态的cofactor也应考虑用于靶向治疗。与p53表达和活性相关的其他方面，包括选择性剪接和翻译、mRNA稳定性和SNP，也可以作为治疗靶点。在携带p53错义突变的癌细胞中，目前主要努力方向集中在恢复WT p53的活性。多项证据提示WT和突变体p53的构象可能是可互换的。这种可能性为使用专门设计的小分子（corrector）来恢复突变型p53的肿瘤抑制构象提供了机会。1999年，CP-31398成为第一个被发现能够恢复突变p53转录激活能力并抑制肿瘤生长的化合物。此后，发现了更多突变p53的corrector，例如PRIMA-1。PRIMA-1的降解代谢物亚甲基奎宁环酮（MQ），与突变体p53中半胱氨酸的硫醇基团共价结合，以恢复其WT构象。然而，它还通过与其他蛋白质反应，以p53非依赖的方式改变细胞的氧化还原状态。其衍生物PRIMA-1MET（APR-246或eprenetapopt）和APR-548正在进行多项临床试验。一种缩氨基硫脲药物COTI-2也处于临床试验中。上海交通大学卢敏教授课题组发现，三氧化二砷（ATO），一种治疗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的药物，可以恢复许多p53突变体，其效率取决于突变体的可溶性和温度敏感性。该组还发现抗寄生虫药物酒石酸锑钾(PAT)也可以恢复温度敏感型p53突变体，如p53-V272M。上述这些corrector可以恢复多个p53突变体，但它们的广谱性质可能会限制它们对特定突变的效率。针对特定突变的靶向corrector将更适合个性化治疗。例如PhiKan083、PK7088、PC14586和KG13可以用于纠正p53-Y220C突变体。此外，西奈山医学院金坚教授课题组发现了一种p53乙酰化靶向嵌合体（AceTAC）-MS78可促进p53-Y220C的K382乙酰化，从而专门恢复其肿瘤抑制活性。对于更常见的p53-R175H突变体，缩氨基硫脲药物ZMC1（NSC319726）可促进突变p53与锌结合使突变体形成WT构象。ReACp53和ADH-6可以缓解突变体p53的聚集。解离的突变体p53部分恢复了肿瘤抑制活性。突变体 p53的某些GOF方面也是可靶向的。例如，NSC59984促进突变型p53降解，从而释放被束缚的p73以抑制肿瘤生长。其他药物，如ganetespib、MCB-613和biomimetic nanoreceptor也促进突变型p53降解。为了治疗p53的无义突变，可以使用诱导翻译通读（readthrough）或抑制“无义介导的mRNA降解（NMD）” 的小分子，例如G418、2,6-DAP、CC-90009和NMDI14。对于p53突变的癌细胞，另一种方法是溶瘤病毒疗法。ONYX-015是一种改良的腺病毒，仅在p53失活的细胞中复制，因此选择性地杀死具有p53突变的癌细胞，同时不伤害正常细胞。要治疗p53缺失的肿瘤，一种方法是直接引入p53蛋白或使用基因疗法来传递p53的mRNA或DNA进入肿瘤细胞，从而恢复WT p53蛋白的表达。腺相关病毒（AAV）和纳米颗粒技术的进步可能会增强p53基因治疗的开发和应用。CRISPR-Cas9碱基编辑技术在纠正肿瘤中p53突变方面的潜力也值得重视。靶向p53可以涉及肿瘤微环境中的多种细胞类型，以实现肿瘤抑制的效果。例如，p53激活会诱导内源性逆转录病毒的表达，从而增强免疫治疗。如前所述，突变型p53可以产生免疫治疗可靶向的肿瘤新抗原。例如，工程化抗体P1C1TM可以区分WT和p53突变细胞上的识别p53肽段的MHC，介导细胞毒性或作为抗体药物偶联物（ADC）以特异性消除p53突变的肿瘤细胞。双特异性抗体H2-scDb，可将呈递p53-R175H新抗原的癌细胞与T细胞连接起来，有效促进T细胞对癌细胞的破坏。识别突变型p53衍生的新抗原还可以增强过继性细胞疗法（例如CAR-T和TCR-T）和p53疫苗的开发。近年来mRNA疫苗技术的成功鼓励了在p53疫苗方向的进一步探索。靶向免疫细胞和肿瘤基质细胞（例如癌症相关成纤维细胞）中的p53也可以增强抗肿瘤效果。p53的状态可以显著影响对某些癌症治疗的敏感性。通常，p53靶向疗法会与其他疗法联合使用，这主要有两个目的：增强激活或恢复p53的功效，以及利用由同时激活 p53并干预其他途径产生的合成致死效应。例如，在急性髓性白血病中，p53的激活与 Bcl-2抑制相结合有助于克服对其中任何单个治疗方法的耐药性并增强癌细胞凋亡。除了直接靶向p53蛋白之外，p53通路关键的下游成分，尤其是对p53介导的肿瘤抑制至关重要的效应分子，也可以进行靶向从而部分激活p53信号通路。这种方法虽然可能不如直接激活WT p53有效，但可能比激活p53更容易实现，并且可以作为p53靶向治疗策略的补充。除了治疗和预防应用之外，p53在诊断和预后方面的价值也不应被忽视。虽然从来不缺乏靶向p53的思路，但能进入临床试验的药物和疗法只是少数，更不用说成功获批进入临床应用了。在p53靶向药物真正造福癌症患者之前，还需要克服以下几个障碍：1、需要优化药物的吸收、分布、代谢和排出（ADME）。2、p53靶向治疗的效率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尽管p53具有强大的肿瘤抑制能力，但其激活并不总是能保证有效地根除肿瘤细胞。患者分类和联合治疗等策略可能会提高疗效。3、一些药物的特异性较低，可能会导致脱靶效应。4、药物on-target或off-target所引起的副作用是主要的安全问题。这在正常细胞通过阻断MDM2-p53相互作用来激活WT p53时尤其明显。鉴于诱导细胞周期停滞、细胞凋亡和衰老对于p53的肿瘤抑制并非必不可少（而这几个效应却是p53激活的副作用产生的主要机制），开发在不损害正常细胞的情况下依然保留p53抗肿瘤作用的疗法是一个切实可行的目标。另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是，在携带p53突变的正常细胞中，MDM2抑制剂可能通过稳定这些p53突变体来激活它们的致癌功能。这一问题值得临床实践中认真关注。特异性地向肿瘤细胞递送药物可以降低毒性。值得注意的是，如前所述，p53介导的细胞死亡对肿瘤放疗和化疗过程中出现的副作用有明显贡献。因此，抑制p53活性可能有利于减少这些与治疗相关的副作用。有趣的是，如果控制得当，p53的轻度激活可用于cyclotherapy，从而起到保护正常细胞的作用。5、p53靶向治疗存在驱动肿瘤进化的风险，以及筛选出p53突变，导致治疗抵抗和肿瘤复发。适当的联合治疗可能有助于减轻这种风险。6、如前所述，p53在极少情况下会促进肿瘤存活、进展、耐药性和复发。在这些情况下，需要仔细考虑以确定是否应该激活p53来治疗肿瘤。随着人工智能、结构生物学和多组学等领域的进步，这些问题最终将得到解决。靶向p53治疗其它疾病在正常生理过程和非癌症疾病中靶向p53的探索并不像在癌症中那样广泛和深入。然而，鉴于p53的广泛作用，调节其活性可能改善正常生理功能和以及减轻p53相关疾病，从而增强健康。例如，激活子宫中的p53可能会提高胚胎着床的成功率，而抑制p53则可能会预防神经退行性疾病并减少缺血性器官损伤。在代谢性疾病和衰老中，p53的作用仍然存在争议，值得进一步研究。为了抑制p53活性，可以采用多种方法，例如使用p53特异性抑制剂，破坏p53与其激活因子之间的蛋白结合，或增强p53抑制因子的功能。这些方法正好与用于激活p53的方法相反。需要注意的是，抑制p53可能会无意中增加肿瘤发生的风险。进行短期干预和针对某些细胞进行特异性递送p53抑制药物等策略可以降低这种风险。展望未来，p53的临床应用将不仅仅局限于癌症治疗；靶向p53以改善健康的前景充满希望。六、p53领域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p53领域在过去45年的发展里取得了巨大的进展。p53基本的作用机制，调节方式，以及疾病治疗潜力得到了阐明。但这个领域依然存在一些基本的问题需要解决。第一、基础水平的p53有什么作用。在静息状态的细胞中，p53蛋白的表达和活性都保持在较低水平，直到各种刺激稳定并激活它。然而，p53执行某些功能（例如调节细胞干性、细胞竞争、ROS水平和免疫活动）时并不总是需要明显的刺激。那么基础水平的p53在未应激的细胞中如何发挥作用？p53的基础活性是否有助于肿瘤抑制？基础表达的p53可以与其部分靶基因的启动子或增强子结合，建立一个对刺激进行快速反应的准备状态。重要的是，它还维持一个特定的靶基因表达谱。特别地，基础水平的p53可以维持一些肿瘤抑制基因，如PTEN的表达。基础水平p53和p53激活所调节的靶基因谱可能存在差异。另外，p53的蛋白积累、完全的转录激活能力、以及四聚体的构象对于其肿瘤抑制作用并不是绝对必要的。因此，利用p53的基础活性可能有助于最大限度地减少对正常细胞的副作用，并降低因其激活而选择p53突变的风险。研究基础水平p53的功能需要合适的实验模型。虽然敲除肿瘤细胞系中的p53可能会提供一些见解，但将细胞从体内转移到培养皿的这个过程本身就可能激活p53。因此，培养皿细胞中的p53水平可能无法反映真正无应激的基础p53状态，这在解释体外实验结果时需要注意。更重要的是，培养的细胞缺乏体内存在的多样化环境刺激，因此无法完全模拟实际的成瘤过程。此外，在p53 KO小鼠中观察到的表型不应仅仅归因于基础p53活性的丧失，因为激活的p53的功能也被消除了。第二、p53的抑制性靶基因对其功能有何贡献？p53的作用不仅限于激活转录。人们还发现它可以抑制许多基因的表达，包括SLC7A11、NANOG和VKORC1L11。在大多数情况下，p53在转录或转录后水平间接抑制基因表达。它与其它转录因子竞争DNA结合，激活基因表达的负调节因子，或抑制转录激活因子的表达。但也有报道表明，通过识别特殊的结合位点，p53可以直接抑制转录，干扰增强子功能，以及重塑染色质结构。尽管p53是否可以直接抑制转录尚存争议，需要进一步研究。但一个无可争议的事实是，数百个基因在p53激活时下调，或在p53缺失时上调。未来的研究将更明确地阐明p53是否以及如何直接抑制转录，以及这些抑制性靶基因在p53网络中发挥什么样的作用。第三，基因工程小鼠模型（GEMM）对于p53研究是否足够有效？虽然GEMM极大地增进了我们对p53的理解，但它们也存在固有的局限性。最值得注意的是人类和小鼠之间的物种差距，许多人类p53与小鼠 p53的靶基因并不重叠，更不用说免疫系统或其他生物系统之间的差异了。在体外研究中获得的有关p53的结果经常在小鼠模型中进行测试。尽管如此，在小鼠中大多数可重复的结果不能直接转化应用到人类身上。目前，人源化小鼠模型和人类类器官可作为GEMM的补充。然而，这些替代方案也有其局限性。因此，迫切需要为p53研究开发更实用且与人类生理病理相关的实验系统。第四，p53环境依赖性活性的基础机制和生物学相关性是什么？上述各部分内容里，一个反复重申的事实是p53功能高度依赖具体的环境。p53的靶基因谱表现出显著的器官特异性和随时空不同而变化。p53表达的异质性在单个肿瘤的不同细胞里也很明显。即使在同一细胞内，p53激活的靶点选择性和结果也由多种变量决定。此外，性别也可以决定某些受p53调节的人类行为。在解释与p53相关的实验结果时，将它们置于特定的背景中至关重要。目前仍需进一步努力，更深入地了解p53活性调控机制，以根据不同情境开发针对p53的特定治疗方案。第五，靶向p53真的是治疗癌症的可靠方法吗？癌症中p53的多种失调形式和p53错义突变的多样性使针对每种类型的p53变化而设计的特定药物变得困难。p53活性的背景依赖性使这个问题变得更加复杂。然而，以p53为靶点来治疗癌症仍然是一种吸引人的方法。考虑到频繁的副作用，p53通路中是否还有其他元件可以作为比MDM2更安全的靶点，而不影响抗肿瘤功效？是否有可能通过激活或抑制p53来治疗所有p53相关疾病，并改善整体健康，特别是延长寿命，从而实现“双药包治百病”的目标？这个目标看似遥不可及，但确实值得探索。同样，其他几个重要问题仍然没有答案。p53的新靶基因不断被发现。一个值得注意的例子是ZMAT3基因，它在p53的肿瘤抑制中发挥着关键作用。p53的未被发现靶点和功能有哪些？p53介导肿瘤抑制不可或缺的靶点或功能有哪些？p53的两个TAD的功能多样性和进化意义是什么？它们如何合作执行p53的肿瘤抑制功能？该领域已取得一些进展，但尚未得到充分解决。p53的non-cell-autonomous活性是癌症治疗的可行靶标吗？在什么情况下p53会支持肿瘤的发展？我们能否利用p63和p73与p53靶向药物协同治疗癌症或其他疾病？这个问题清单可以更长。未来还会涌现出新的问题。正是在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的过程中，我们对p53的认识得到更新和加深。七、结论在过去45年里，对p53研究是一段非凡历程。如上所述，无数发现使人们更好地了解在不同生理环境下p53功能的复杂性。p53能调节多种肿瘤抑制活动，这提出了一个问题：哪种机制对于抑制不同类型的肿瘤更为关键。此外，虽然p53被广泛认为是一种肿瘤抑制因子，但并非所有p53诱导的活性都是肿瘤抑制所必需的。例如，p53介导的促细胞生存活性似乎与其在肿瘤中的生长抑制功能不一致。然而，这种活性对于正常细胞稳态可能很重要，允许正常细胞在应激反应期间存活。如何激活p53功能来治疗癌症依然没有很完善的答案。将MDM2靶向方法转化为临床应用的困难引发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即如何在不伤害正常组织的情况下杀死癌细胞。目前尚不清楚MDM2抑制剂（特别是在骨髓中）引起的毒性是MDM2途径或是p53激活所特有的。如果是前者，则应认真考虑靶向p53激活的不同途径。值得注意的是，与细胞凋亡等经典活动相比，许多涉及代谢、铁死亡和免疫的p53靶点不会直接对细胞造成严重伤害。研究这些靶基因的特异性激活是否能有效抑制肿瘤生长而不引起严重毒性将是很值得探索的方向。该综述通讯作者为哥伦比亚大学医学院顾伟教授，第一作者为顾伟教授实验室刘彦卿博士。本文写作过程中得到了p53主要发现者之一的Arnold Levine院士的帮助。苏振毅博士（近期已回到南京医科大学建立实验室）和Omid Tavana博士对本文亦有贡献。通讯作者介绍：顾伟教授，198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1995年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1995-1998在洛克菲勒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导师为真核生物RNA聚合酶发现者、拉斯克奖得主Robert Roeder教授）。1999年入职哥伦比亚大学。2007年至今在哥伦比亚大学医学中心担任正教授、哥伦比亚大学Institute for Cancer Genetics的Abraham and Mildred Goldstein教授。顾伟教授顾伟教授主要从事p53在肿瘤抑制中的功能研究。他在p53相关调控通路（乙酰化和泛素化）以及铁死亡领域取得了杰出成就，在 Cell、Nature、Science、Cancer Cell、Nature Cell Biology、Nature Cancer、Cell Metabolism 和 Molecular Cell等国际权威杂志上发表论文60余篇，包括以通讯作者在Cell（7篇）、Nature（6篇）和Science（1篇）发表论文14篇，论文总被引近60000次，H指数95，并担任 Cell、Nature 和 Science 等国际权威期刊的审稿人。原文链接https://www.cell.com/cancer-cell/abstract/S1535-6108(24)00133-8文章来源|“生物世界”End往期精选围观一文读透细胞死亡(Cell Death) | 24年Cell重磅综述（长文收藏版）热文Nature | 破除传统：为何我们需要重新思考肿瘤的命名方式热文Nature | 2024年值得关注的七项技术热文Nature | 自身免疫性疾病能被治愈吗？科学家们终于看到了希望热文CRISPR技术进化史 | 24年Cell综述

尽管先进的医学治疗，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的幸存者仍面临着动脉粥样硬化相关血管事件复发的高风险，其根本原因尚不清楚。2023年12月12日，复旦大学葛均波及翁鑫宇共同通讯（第一作者董正）在European Heart Journal（IF=39）在线发表题为“Myocardial infarction drives trained immunity of monocytes, accelerating atherosclerosis”的研究论文，该研究证明心肌梗死驱动单核细胞的训练免疫（trained immunity），加速动脉粥样硬化。在MI和IR小鼠中，暴露于HFD或氧化低密度脂蛋白(oxLDL)刺激后，血液单核细胞和骨髓源性巨噬细胞表现出脾脏酪氨酸激酶(SYK)、赖氨酸甲基转移酶5A (KMT5A)和CCHC型锌指核酸结合蛋白(CNBP)表达升高。MI诱导的训练免疫可通过骨髓移植传播，加速初代受者的动脉粥样硬化。KMT5A特异性地将组蛋白H4的Lys20单甲基化(H4K20me)募集到SYK的基因体上，并与CNBP协同反激活SYK。体内小干扰RNA (siRNA)抑制KMT5A或CNBP可能减缓心肌梗死后动脉粥样硬化。6-羟多巴胺去交感神经能减少心肌梗死后动脉粥样硬化和炎症。ST段抬高型心肌梗死(STEMI)晚期冠状动脉病变患者的经典单核细胞表达更高的SYK和KMT5A基因水平。这些发现强调了单核细胞训练免疫在心肌梗死后加速动脉粥样硬化中的关键作用，这意味着血液经典单核细胞中的SYK可能是STEMI患者动脉粥样硬化进展的预测因素。尽管由于心血管医学技术的进步，越来越多的急性心肌梗死(MI)患者得到了及时有效的治疗，但心肌梗死后动脉粥样硬化相关血管事件复发的高风险仍持续多年。先前的研究已经证实，在心肌梗死、下肢缺血或中风等缺血事件后，动脉狭窄伴动脉粥样硬化作为潜在病理过程的发生率显著增加。动脉粥样硬化是一种以脂质和免疫细胞在血管内膜逐渐积聚，导致动脉粥样硬化形成为特征的病理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单核细胞和巨噬细胞在浸润到动脉病变后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目前的临床研究也表明，调节单核细胞的表型可以减轻动脉粥样硬化及其临床并发症在小鼠中，心肌梗死通过刺激骨髓(BM)肾上腺素能受体加速动脉粥样硬化的进展，从而驱动单核细胞进入循环，进而促进动脉粥样硬化的发生。虽然单核细胞的循环寿命约为一周，但心肌梗死后动脉粥样硬化复发的风险可持续数年甚至数十年，其中的机制尚不完全清楚。最近，有研究表明，先天免疫细胞保留了先前暴露于微生物或炎症损伤的记忆，使它们能够对未来遇到相同或不相关的刺激产生更强的反应。这种被称为“训练免疫”的现象受到表观遗传机制和代谢重编程的强烈调节，这可能导致先天免疫细胞持久的促炎表型。在病理条件下，慢性炎症性疾病可以通过训练免疫增加对另一种炎症引发疾病的易感性。例如，来自牙周炎患者或实验性牙周炎模型小鼠的单核细胞受到适应性不良的脑卒中介导的免疫过程的训练，从而促进骨关节炎的发生。机理模式图（图源自European Heart Journal ）经过训练的免疫力也会促进动脉粥样硬化的发生和发展先前的研究表明，抗炎疗法可以降低复发性心血管事件。该发现缺血后小鼠经历了明显的免疫训练，激活全身炎症，并通过赖氨酸甲基转移酶5A (KMT5A)和cchc型锌指核酸结合蛋白(CNBP)在单核细胞中增加SYK(脾酪氨酸激酶)的表达。这些发现在从人外周血中提取的经典单核细胞中得到进一步验证。该研究证实单核细胞的免疫训练加速心肌梗死后动脉粥样硬化，单核细胞中的SYK可能是预防心肌梗死后动脉粥样硬化进展的分子靶点。参考文献：Dong Z, Hou L, Luo W, Pan LH,et al. Myocardial infarction drives trained immunity of monocytes, accelerating atherosclerosis. Eur Heart J. 2023 Dec 12:ehad787. doi: 10.1093/eurheartj/ehad787. Epub ahead of print. PMID: 38085922.文章来源：“iNature”责编|探索君排版|探索君End往期精选围观王晓红教授团队：绘制单次冷冻囊胚移植成功的女性植入期外周血microRNA动态表达谱，开拓领域创新研究热文维生素B12在细胞重编程与组织再生中发挥关键作用！热文不孕症治疗新方向！又一导致女性不孕的关键因素被发现热文Let-7家族miRNA或为癌症潜在免疫治疗靶点热文一项最新发现或可用于阿尔茨海默病药物开发点击“阅读原文”，了解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