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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蓝字 关注我们 编者按：近日，法国索邦大学Cordeliers研究中心Jean-Charles Nault教授研究团队在Gut杂志发表了一项最新临床研究成果，揭示了循环肿瘤DNA（ctDNA）在肝细胞癌（HCC）患者中的动态变化及其临床意义。该项研究为HCC的临床管理带来了新的视角和工具，ctDNA监测有望在未来成为HCC诊断和治疗的重要辅助手段。 文章发表封图 （ doi: 10.1136/gutjnl-2024-331956） 本研究通过深入分析来自173名HCC患者的772份血浆样本，以及56份作为对照的来自非HCC慢性肝病患者的血浆样本，旨在评估ctDNA作为一种有前景的非侵入性生物标志物在HCC患者中的动态变化及临床应用价值。 研究人员分别在三个时间点收集患者的血浆样本：诊断或治疗时（n=502）、局部区域治疗后24小时（n=154）以及随访期间（n=116）。此外，还收集了232份相应的肿瘤组织样本用于对比分析。 研究采用了先进的测序技术和数字PCR技术，对所有样本进行了游离DNA（cfDNA）浓度检测以及TERT启动子、CTNNB1、TP53、PIK3CA和NFE2L2等基因的突变分析。这些技术的结合使用，为研究者提供了高精度、高敏感度的检测结果。 结果显示，在活跃的HCC患者中，ctDNA的突变率高达40.2%，远高于非活跃的HCC患者的14.6%和无HCC对照组的1.8%（P<0.001）。进一步分析发现，TERT启动子的突变率最高，达到27.5%，其次是TP53（21.3%）和CTNNB1（13.1%），而PIK3CA和NFE2L2的突变率相对较低。值得注意的是，ctDNA中的突变大多与对应的肿瘤组织中的突变一致。 此外，研究还发现ctDNA的突变率随着肿瘤分期的进展而增加（P<0.001）。在103名接受经皮消融治疗的患者中，治疗前ctDNA中突变的存在和数量与更高的死亡风险（P=0.001）和复发率（P<0.001）显著相关。 有趣的是，局部区域治疗后24小时，cfDNA浓度和可检测的突变均有所增加。在53名接受系统治疗的患者中，基线时ctDNA的突变率为60.4%，且在接受atezolizumab-bevacizumab治疗的患者中，ctDNA中突变的持续存在与影像学上的疾病进展显著相关（63.6% vs 36.4%，P=0.019）。 Jean-Charles Nault教授表示，该项研究不仅证实了ctDNA作为HCC非侵入性生物标志物的潜力，还揭示了其在HCC监测、治疗反应评估和预后判断中的重要作用。通过对ctDNA的动态监测，医生可以更早地发现肿瘤复发或疾病进展的迹象，从而及时调整治疗方案。此外，ctDNA的检测结果还可以为个体化治疗提供指导，使治疗更加精准有效。 综上所述，本研究为HCC的临床管理带来了新的视角和工具，有望在未来成为HCC诊断和治疗的重要辅助手段。 原文链接：Campani C, Imbeaud S, Couchy G, et al. Circulating tumour DNA in patients with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across tumour stages and treatments. Gut Published Online First: 25 July 2024. doi: 10.1136/gutjnl-2024-331956 （来源：《国际肝病》编辑部） 声 明 凡署名原创的文章版权属《肿瘤瞭望》所有，欢迎分享、转载。本文仅供医疗卫生专业人士了解最新医药资讯参考使用，不代表本平台观点。该等信息不能以任何方式取代专业的医疗指导，也不应被视为诊疗建议，如果该信息被用于资讯以外的目的，本站及作者不承担相关责任。

摘要：多发性骨髓瘤（MM）是一种以骨髓中浆细胞积累为特征的血液系统癌症。尽管治疗取得了进展，但大多数患者中的MM仍然无法治愈。与MM相关的免疫失调促进了疾病的进展，这促使研究者探索免疫疗法来对抗这种疾病。免疫疗法研究的一个领域是设计骨髓瘤疫苗疗法，以逆转与肿瘤相关的免疫抑制，并引发针对肿瘤的特异性免疫反应，有效地针对MM细胞。本文回顾了MM的疫苗免疫疗法，按抗原类型和递送方法对研究结果进行分类。抗原包括特异性抗原（Id）、肿瘤相关抗原（TAA）、肿瘤特异性抗原（TSA）和整个肿瘤裂解物。到目前为止，骨髓瘤疫苗在临床上显示出有限的疗效。然而，进一步的研究至关重要，以优化各个方面，包括抗原和患者选择、疫苗的时机和顺序，以及与新兴MM治疗的合理组合。 1.引言 多发性骨髓瘤（MM）是一种血液系统恶性肿瘤，其特征是克隆性浆细胞在骨髓（BM）中积累，并分泌单克隆免疫球蛋白，导致被称为CRAB（高钙血症、肾功能不全、贫血和骨病变）的特征性症状。尽管出现了许多新的治疗方法显著改善了治疗效果，但MM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无法治愈，对于大多数晚期患者来说，这种疾病仍然是致命的。越来越多的研究关注于利用宿主免疫系统针对MM细胞的免疫疗法。由于抗原呈递无效和效应细胞功能障碍，MM与免疫失调相关，创造了一个促进疾病进展的免疫抑制环境。研究的一个领域是设计骨髓瘤疫苗疗法。癌症疫苗接种是一种旨在激活免疫系统以识别和对抗癌细胞的治疗性方法。这些疫苗可以作为预防措施，称为预防性疫苗，或者作为已经诊断出癌症的个体的治疗选择，称为治疗性疫苗。任何癌症疫苗所针对的抗原的选择对其临床效果至关重要。肿瘤抗原被分为两大类：肿瘤相关抗原（TAAs）和肿瘤特异性抗原（TSAs）。TAAs是自身抗原，它们在肿瘤细胞中要么优先表达，要么异常表达，但也可能在正常细胞中以某种水平存在。TSAs，也称为新抗原，包括仅由癌细胞编码的抗原，并且是肿瘤特异性的，能引发高亲和力T细胞反应。疫苗被分为共享和个性化疫苗。共享抗原是公共抗原，可以由相对常见的人类白细胞抗原（HLA）等位基因在患者中呈递。这些疫苗是现成的免疫疗法的有希望的候选者。另一方面，个性化癌症疫苗由于高通量基因测序、质谱（MS）和生物信息学的进步而最近获得了更多的关注，这些技术使得能够识别HLA结合肽和预测独特的个性化新抗原。此外，癌症疫苗可以通过各种平台递送，如肽疫苗、RNA疫苗、DNA疫苗、病毒疫苗和抗原呈递细胞（APC）/树突细胞（DC）疫苗。如今，大多数正在临床研究中的疫苗涉及递送肿瘤抗原与佐剂或其他共刺激因子的组合。佐剂是癌症疫苗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它们通过激活先天免疫途径来增强免疫反应。各种佐剂，如Toll样受体（TLR）激动剂和细胞因子被用来提高癌症疫苗的效果。有关癌症疫苗的更详细信息，请参考文献3-7。本文旨在回顾针对MM的疫苗免疫疗法的主要发现，根据抗原类型及其递送方式（无论是肽、蛋白质、DNA或DC基础疫苗）进行分类。讨论的肿瘤抗原包括特异性抗原（Id）、TAA、TSA和整个肿瘤裂解物。在MM中，恶性浆细胞分泌含有称为Id的肿瘤特异性抗原决定簇的单克隆免疫球蛋白（副蛋白）。Id是通过B细胞成熟和体细胞超突变期间的基因重排形成的。尽管Id抗原是TSA的一个子集，但由于研究针对骨髓瘤Id抗原的疫苗的历史意义，本综述中包括了对这些抗原的专门部分。 2.特异性疫苗 2.1.基于Id蛋白/肽或DNA的疫苗 Id疫苗的最初研究之一可以追溯到1995年Kwak等人的一项研究，他们用接受者血浆中的骨髓瘤免疫球蛋白免疫了一个健康的兄弟姐妹BM供体。检测到淋巴增殖反应，恢复了对骨髓瘤Id具有独特特异性的接受者CD4+ T细胞系，这证明了用Id免疫可能代表一种增强特异性抗肿瘤效应的新策略。后来，更多的研究调查了Id疫苗作为治疗策略的潜力。一组I-III期MM患者接受了用明矾作为佐剂的自体血清M组分的重复免疫。虽然在三名患者中成功，但引起的免疫反应幅度适中且短暂。随后的研究引入了免疫原性载体蛋白，如钥孔帽螺血蓝蛋白（KLH）或丝状噬菌体，单独或与粒细胞-巨噬细胞集落刺激因子（GM-CSF）、白细胞介素（IL）-2、IL-12等佐剂一起使用，以增强Id蛋白的抗肿瘤免疫。尽管这些策略能够引起肿瘤特异性免疫反应，但临床反应适中。例如，在Osterborg等人的研究中，Id疫苗与GM-CSF一起用于五名II期MM患者。所有患者都发展了Id特异性T细胞免疫，但只有一名个体的M组分浓度显著降低。Massaia等人用KLH和低剂量的佐剂细胞因子GM-CSF或IL-2对接受高剂量化疗（HDT）后最小残留病（MRD）的患者进行了疫苗接种。在75%的患者中记录了特异性T细胞反应，但没有减少肿瘤负担。另一项研究探讨了在HDT和外周血祖细胞输注后的第一个缓解期使用与KLH结合的特异性蛋白和低剂量GM-CSF作为维持治疗。回顾性病例匹配分析显示，疫苗组和用干扰素（IFN）-α和/或地塞米松作为维持治疗的对照组之间的生存和无进展生存（PFS）持续时间相似。 在非随机的I期临床试验中，更多的努力被投入到研究基于Id DNA的疫苗，该疫苗编码患者特异性的单链可变片段，或将Id与破伤风毒素的片段C（FrC）链接。14名患者接受了至少在自体干细胞移植（ASCT）/高剂量治疗（HDT）后6个月开始的疫苗接种。在为期52周的研究期间，10名患者（71%）的血清副蛋白无法检测到、减少或保持稳定，而11名患者（79%）维持了持续的完全反应（CR）/部分反应（PR）。此外，对于13名患者，中位无进展生存期（TTP）为38.0个月。然而，由于之前的ASCT/HDT，很难区分疫苗效果和延迟治疗反应，因为在疫苗接种开始后，7名、6名和1名患者已经分别达到了CR、PR和稳定病状（SD）。在Qazilbash等人最近发表的一项研究中，采用了另一种Id疫苗接种策略。在这项随机的2期试验中，采用了初免和增强策略，通过收集已经用患者特异性Id-KLH在体内初免的T淋巴细胞，然后使用CD3/CD28磁珠在体外激活这些T细胞，并在HDT和自体造血干细胞移植（AHCT）后重新注入这些细胞，并随后增强剂量的指定疫苗。尽管疫苗引发了持续至+180天的强烈免疫反应，但与仅接种KLH的对照组相比，接种Id-KLH的组别在临床上没有益处。表1显示了使用Id蛋白/肽或基于DNA的Id疫苗的试验总结。 2.2.基于DC的Id疫苗 专业的APCs，DCs，在启动和调节先天和适应性免疫反应中发挥着关键作用。通过利用它们增强宿主效应器和记忆CD8 T细胞反应的能力，这些反应对于抗肿瘤免疫至关重要，DC疫苗已成为癌症免疫疗法的主要策略之一。DC疫苗首次在MM的Id抗原背景下进行了测试。历史上，基于Id的DC疫苗在MM试验中已经测试了十多年，但没有明确的临床益处。已经提出了几种优化方法，用于生成、给药途径和疫苗接种的时间。原始方法涉及从通过白细胞分离术收集的外周血液中分离DCs，随后进行密度梯度离心。随后，添加细胞因子，即GM-CSF和IL-4，成为培养要么粘附的单核外周血细胞，CD34+或CD14+细胞的标准实践。在Id脉冲后提出了各种成熟方案以增强有效性，包括单独暴露于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TNF-α和IL1-B，CD40配体或TNF-α、IL-6、IL-1和前列腺素E2的组合。研究了不同的疫苗接种途径，包括皮下、皮内、静脉内和淋巴结内。在I/II期试验中，Curti等人比较了通过顺序皮下和静脉内途径的Id脉冲DCs。每位患者都作为自己的对照，接受顺序皮下和静脉内给药。结果表明，皮下给药诱导了更强的T细胞反应，表明其在引发免疫反应方面比静脉输注重建。此外，疫苗在不同的患者群体中进行了测试，包括晚期骨髓瘤患者，化疗后的患者，未经预处理的个体，在ASCT后肿瘤负担较低的患者和冒烟型骨髓瘤（SMM）。如上所述，尽管付出了巨大努力，基于Id的DC疫苗并未产生令人满意的临床结果。Wen等人在1998年进行的一项研究是对DC基础Id疫苗针对MM的首批试验之一，涉及一名43岁的晚期难治性骨髓瘤患者。通过一系列密度梯度离心从单核细胞中分离出DCs。尽管临床反应有限，但这项研究通过产生Id特异性免疫反应，证实了体外生成的骨髓瘤DCs的功能能力。后来，通过对DC生成的一些优化，通过培养粘附的单核细胞与GM-CSF和IL-4等细胞因子。在1999年，两名晚期难治性MM患者接受了用Id抗原和KLH装载的自体DC疫苗，并以GM-CSF作为佐剂。结果表明，两名患者都发展了Id特异性T细胞增殖反应，其特征是产生干扰素γ（IFN-g）。然而，在这两名病例中没有临床益处。尽管如此，考虑到这些患者患有晚期疾病，预计疫苗可能不会对这一特定群体产生最佳效果。因此，对免疫系统受损较小或肿瘤负担较低的患者群体进行了额外的试验，预期这可能会增强疫苗的效果。六名早期/早期复发的骨髓瘤患者接种了自体DCs（静脉内）准备如前述研究并装载Id抗原和KLH。然而，只有3名患者的Id血清水平稳定期，2名患者在疫苗接种后疾病进展。在另一项研究中，在26名预期肿瘤负担较低的患者中，在HDT和外周血祖细胞移植（PBPCT）后测试了基于DC的Id疫苗。值得注意的是，只有四名患者发展了Id特异性增殖性T细胞反应。这些免疫反应者中有三名在疫苗接种时处于CR状态。在移植后平均随访30个月，共有17名患者存活。这些发现表明，较低的肿瘤负担可能导致更好的免疫反应。然而，由于缺乏对照组进行比较，将这些结果完全归因于疫苗是具有挑战性的。还在未经治疗的I期患者中进行了基于DC的Id疫苗接种的调查。在这项试验中，九名患者接受了用Id和KLH脉冲的自体单核细胞衍生的DCs。疫苗在56%的患者中导致了T细胞增殖。与其他研究一样，临床反应适中，三名患者的M蛋白略有减少。 为了增强基于DC的Id疫苗的效力，对DC生成进行了优化。在早期的基于DC的疫苗接种研究中，未成熟的DCs被脉冲抗原。然而，未成熟的DCs激活T细胞的能力次优。因此，引入了在成熟诱导细胞因子存在下暴露于抗原的DCs。这首先在5名在HDT后稳定部分缓解的患者中进行了测试。此外，有人建议将给药途径从静脉内改为皮下，以克服与静脉内疫苗接种相关的潜在限制，例如DCs可能在肺、肝和脾等器官中的积累。即使对DC生成进行了修改，并将给药途径转移到皮下，临床效益仍然不明显。此外，将临床反应仅归因于DC疫苗仍然具有挑战性，特别是考虑到化疗/自体HCT后四个月开始的时机。 尽管探索了DC生成、给药途径、疫苗接种时机以及添加免疫原性载体蛋白/佐剂的优化，但未观察到显著结果。Bendandi等人假设缺乏临床意义可能是由于从MM患者获得的DC在数量和质量上的缺陷。因此，他们进行了一项试点研究，其中4名MM患者接受了异体树突细胞（alloDC）随后是Id-KLH。疫苗仅诱导了可检测的抗KLH效应T细胞和B细胞反应，而没有诱导针对肿瘤特异性Id的T细胞增殖。从临床角度来看，结果并不令人印象深刻，一名患者在停止疫苗接种后出现SD，而其中3名患者在研究随访期间进展。表2显示了在MM中使用基于DC的Id疫苗的试验总结。 3.肿瘤相关抗原 3.1.基于肽的TAA疫苗 尽管Id疫苗能诱导可检测的免疫反应，但未能显示出临床效力。这可能归因于高水平循环Id蛋白对T细胞的抑制作用，导致耐受性，以及Id蛋白本身是一个弱抗原的事实。作为Id疫苗的替代品，开发了具有TAA的疫苗。在临床、临床前和体外环境中研究了多种TAA在MM中的作用，如Mucin-1（MUC1）、透明质酸介导的运动受体（RHAMM）、B细胞淋巴瘤2（BCL-2）家族、Wilms肿瘤1（WT1）、X盒结合蛋白1（XBP1）、syndecan-1（CD138）、CS1（SLAM7）、癌症睾丸抗原（CTA）、Dickkopf-1（DKK1）、甲基丙二酸半醛脱氢酶（MMSA-1）、热休克蛋白（HSP）、端粒酶逆转录酶（hTERT）和Survivin。表3显示了在MM中使用TAA作为抗原的试验总结。 糖蛋白MUC1存在于包括MM在内的各种癌症中。ImMucin，一种21肽合成长肽疫苗，在15名骨髓瘤患者的I/II期研究中进行了测试。ImMucin诱导了显著的T细胞反应，并增加了针对MUC1的抗体滴度。然而，临床效力次优，中位PFS为17.5 ± 3.9个月。 RHAMM衍生的肽R3在I/II期研究中作为另一种潜在的血液学恶性肿瘤的免疫原性抗原进行了调查，包括MM。在10名HLA-A2阳性患者中进行的300 mg疫苗的初步研究，包括4名MM患者，显示出积极的临床和免疫学反应。在接受300 mg疫苗的MM患者中，3/4显示出特异性CD8+ T细胞增加，2/4显示出克隆标记减少。然而，有限的样本量需要谨慎得出明确结论。 BCL-2家族蛋白在1期试验中作为MM的另一个靶标抗原进行了研究。复发的MM患者接受了与montanide ISA-51作为佐剂混合的Bcl-2、Bcl-XL和Mcl-1肽的疫苗接种，以及bortezomib。由于肽HLA限制，患者根据他们的HLA-A阳性性接受肽，即HLA-A1、HLA-A2和/或HLA-A3。在7名患者中，3名显示出与基线（疫苗接种前）相比的疫苗诱导的肽抗原特异性T细胞反应。然而，小样本量阻碍了对临床效力的结论性评估。与儿童肾肿瘤Wilms肿瘤相关的WT1基因，作为癌基因和某些正常细胞过程的关键组成部分，发挥着双重作用。它在造血恶性肿瘤和实体癌中高度表达，包括骨髓瘤，其表达随着疾病进展而增加。研究已经鉴定了WT1中的各种表位，可以以人类HLA限制的方式引发WT1特异性细胞毒性T淋巴细胞（CTL）反应。因此，基于WT1肽的免疫疗法可能是恶性疾病患者的一个选项。在Tsuboi等人的案例研究中，一名57岁的耐化疗MM患者每周接受HLA-A*2402限制的9肽WT1肽和montanide ISA51作为佐剂的皮内疫苗接种。疫苗接种后，骨髓癌细胞减少了60%，尿液M蛋白水平从3.6降至0.6 g/天。此外，C-X-C趋化因子受体类型（CXCR）4阳性细胞有显著变化，表明WT1特异性CTLs有效地迁移到肿瘤部位。 为了应对单一抗原肽疫苗的局限性，包括潜在的抗原逃逸和目标抗原的下调，还研究了多肽疫苗。PVX-410是一种基于肽的疫苗，由来自XBP1、CD138和CS1三个不同抗原的4个9肽组成。在一项研究中，22名中度至高风险HLA-A2阳性的SMM患者接受了PVX-410皮下注射和佐剂poly-ICLC，有或没有lenalidomide。PVX-410一致地产生了特定、持久的免疫反应，特别是与lenalidomide一起使用时。然而，总体临床反应仍然适中。单独使用时，所有患者的最佳反应为SD，其中5/12在12个月内进展。在联合治疗组中，一名患者实现了PR，四名患者有最小反应或SD。 DKK1、MMSA-1和HSP作为TAA被研究，它们有潜力作为针对MM的疫苗疗法。DKK1，一个Wingless相关整合位点（Wnt）/β-连环蛋白信号抑制剂，能诱导肽特异性CTLs，这些CTLs能识别并溶解表达HLA-A0201的骨髓瘤细胞。MMSA-1是一种在MM细胞中特异表达的膜蛋白。当与DKK1结合在疫苗中时，它以HLA-A0201限制性方式增强CTL反应，改善存活，并在临床前模型中减轻骨破坏。肿瘤细胞衍生的HSPs，如gp96，已被作为小鼠骨髓瘤的TAA进行研究。来自已建立的小鼠骨髓瘤细胞系的混合HSPs，显示出作为现成疫苗的潜力，有效治疗具有大骨髓瘤肿瘤负担的小鼠，HSP与抗B7H1或抗-IL-10单克隆抗体结合使用。然而，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来确认它们在临床环境中的效力。 此外，最初在黑色素瘤患者中发现的CTA抗原，由于在正常组织上的有限表达，成为免疫疗法的靶点。Andrade等人的研究表明，骨髓瘤细胞上表达超过六个CTA抗原具有预后价值，与MM患者的较短总生存期（OS）相关。像NY-ESO-1、LAGE-1、MAGE-A1、MAGE-A2、MAGE-A3和MAGE-C1（CT-7）这样的突出CTA抗原已显示出刺激T细胞反应的潜力，使它们成为癌症免疫疗法的候选者。在CTA抗原中，MAGE-A3已在临床环境中进行了测试。在一个案例研究中，一个健康的捐赠者，即患者的同卵双胞胎，用MAGE-A3蛋白和AS02B作为佐剂进行免疫。在同种异体外周血干细胞移植后，将 primed捐赠细胞转移到患者体内。随后，患者接受了额外的MAGE-A3免疫接种，以及第二次外周骨髓单个核细胞输血。MAGE-A3免疫接种耐受性良好，并在两个双胞胎中产生了强大的MAGE-A3特异性抗体、CTLs和T辅助细胞反应。有趣的是，CTL反应针对一个以前未知的HLA-A*6801结合MAGE-A3肽，该肽在最后一次免疫接种后在患者体内保持可检测超过一年。检测到多个T辅助细胞反应，主要反应针对HLA-DR11限制的MAGE-A3表位。令人鼓舞的是，患者在第二次移植后2.5年仍处于缓解状态。这个案例研究表明，这种个性化的免疫治疗方法对MAGE-A3阳性MM患者具有潜在的疗效。在另一项II期研究中，评估了使用MAGE-A3多肽疫苗结合Poly-ICLC和GM-CSF在体内初次免疫，然后体外扩增的自体T细胞的安全性和效力，在27名骨髓瘤患者中。疫苗包括两个HLA-A2限制的类I表位和一个多类II表位。结果显示，在8名可评估的HLA-A2+患者中有7名检测到MAGE-A3特异性CD8 T细胞。此外，在25名患者中有19名产生了能产生细胞因子的疫苗特异性T细胞。2年OS为74%，2年无事件生存期（EFS）为56%。Cohen等人进行了类似的研究，其中13名MM受试者在接受ASCT前后以及早期SCT后疫苗初次自体淋巴细胞输注，接受了重组MAGE-A3和AS15免疫刺激剂。组合免疫疗法在所有受试者中产生了高滴度的体液免疫和持久且强大的抗原特异性CD4+ T细胞反应。然而，中位PFS为27个月，中位OS未达到，表明与标准护理没有差异。 在临床前环境中测试的其他CTA已被建议作为MM的可能免疫疗法靶点。自发的NY-ESO-1抗体和特异性CD8+ T细胞已在NY-ESO-1阳性MM病例中体内检测到。在临床前模型中，研究了一种名为NACH的复杂疫苗，该疫苗基于NY-ESO-1-alum-CpG ODN-HH2。NACH疫苗中使用的Alum-CpG ODN-HH2组合佐剂是一种新型免疫佐剂。疫苗在小鼠MM的预防和治疗模型中显示出有希望的抗肿瘤效果和免疫原性。NACH疫苗抑制了肿瘤生长，在小鼠中显著延长了存活时间。在治疗模型中，接受NACH疫苗的10只肿瘤小鼠中有7只存活至第90天，而对照组的所有小鼠在40天内死亡。LAG-1a是另一个在MM患者中经常表达的CTA抗原，与NY-ESO-1共享高mRNA序列相似性。In silico分析确定了在LAG-1a和NY-ESO-1中存在的七个肽段，这些肽段被不同肿瘤的T淋巴细胞识别。因此，假设针对NY-ESO-1的疫苗可能对表达LAG-1a但不表达NY-ESO-1的肿瘤的MM患者有益。MAGE-C1、SPAN-Xb和SP-17是其他能够引发CTL反应的CTA抗原，使它们成为基于疫苗的免疫疗法MM的靶点。 与Id疫苗类似，基于肽的肿瘤-TAA疫苗的实际应用到临床实践中尚未发生。Rapoport A.P等人的研究比较了54名MM患者中称为hTERT的端粒酶复合体的限速催化亚单位和抗凋亡蛋白Survivin作为目标抗原疫苗与肺炎球菌结合疫苗的免疫原性。HLA-A2阳性的患者（包括任何A2等位基因）被分配到A组，他们接受了hTERT/Survivin疫苗。研究表明，尽管这种多肽肿瘤抗原疫苗的免疫反应频率高于报道的Id疫苗，但TAA仍未达到微生物疫苗所诱导的水平。这表明，为了获得显著的长期临床益处，可能需要对癌症疫苗产生更大规模的免疫反应。 3.2.基于DC的TAA疫苗 使用与肿瘤相关抗原(TAA)相关的基于树突状细胞(DC)的疫苗也被视为替代Id抗原的选择。对12名至少接受了诱导化疗和造血细胞移植/自体造血干细胞移植(HCT/ASCT)后获得最小部分缓解(PR)的II期或III期骨髓瘤患者进行了疫苗接种。通过电穿孔法用MAGE3、Survivin和BCMA装载粘附的CD14+细胞生成DCs，并与或不与KLH一起脉冲。值得注意的是，所有患者都产生了强烈的抗KLH T细胞反应，这表明在高剂量美法仑治疗后免疫恢复，并且在两名患者的迟发型超敏反应活检中检测到了疫苗特异性T细胞。在最后一次随访时，12名患者中有10名在第一次接种后平均25个月（范围9-53个月）仍然存活。在这些患者中，5名病情稳定(SD)，5名病情进展。在另一项研究中，进行了DC的mRNA电穿孔，使用装载有CT7、MAGE-A3和WT1的朗格汉斯DC。这些从CD34+造血前体细胞衍生的朗格汉斯型DC被认为是体外对肿瘤抗原的CTLs更具潜力的刺激因子，与单核细胞衍生的DC相比。患者被随机分配在ASCT后100天内接受疫苗或被放置在没有疫苗的对照组。虽然该研究没有足够的能力来评估临床疗效，但治疗反应倾向于接受疫苗的组。在最近发表的一项研究中，Locke及其同事设计了一种针对抗凋亡蛋白Survivin的基于DC的疫苗，在1期临床试验中。通过腺病毒载体工程化DCs以表达包含两个突变的全长Survivin版本(Ad-S)，这些突变中和了野生型Survivin的抗凋亡功能。13名新诊断的MM患者，他们没有通过诱导治疗获得CR，接种疫苗的时间是在干细胞收集前7到30天，以及在ASCT后20到34天。疫苗与ASCT联合使用耐受性良好，仅观察到轻微的不良反应。值得注意的是，85%的患者表现出针对Survivin的T细胞反应或抗体反应。7名患者在第+90天表现出增强的临床反应，所有这些都与Survivin特异性免疫反应相关。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在平均4.2年的随访后，这7名患者中有6名保持无病状态。估计的四年无病生存(PFS)为71%，超过了IFM 2009试验的历史数据，该数据大约为4.1年时PFS为50%，针对这类患者群体。Survivin已成为MM中一个显著的TAA。在8项正在进行的MM试验中，有两项专注于开发针对Survivin的疫苗。其中一种疫苗名为TXSVN，它使用了一种减毒的活沙门氏菌株，经过遗传改良以产生Survivin。第二种疫苗是一种基于肽的配方，称为SVN53-67/M57-KLH，源自Survivin蛋白(表4)。 4.肿瘤特异性抗原 4.1.基于肽的TSA疫苗 尽管某些关于TAA的研究显示出希望，但由于每个临床试验中患者数量有限，总体评估具有挑战性。需要对更大的队列进行进一步研究，以得出关于基于TAA的免疫疗法疗效的确定性结论。此外，由于它们作为非突变的自身抗原的地位，一般来说TAA可能表现出低免疫原性，这归因于中枢T细胞耐受的影响。因此，TSA，也称为新抗原，似乎是疫苗免疫疗法的另一种靶标抗原。癌细胞中的体细胞突变可以产生新的蛋白质序列，这些序列可以被APCs作为新抗原呈现给宿主免疫系统。肿瘤新抗原是免疫疗法的极好靶标，因为它们在癌症组织中特异性表达。通过下一代测序，在184名MM患者中识别出的新抗原景观，揭示了在复发患者中的NRAS、KRAS和干扰素调节因子4(IRF4)基因中共享的新抗原，以及在新诊断患者中的KRAS，支持在具有此类突变的MM患者中使用基于新抗原的疫苗的可能性。在MAPK途径中的扰动，特别是KRAS、NRAS和BRAF中的突变，在相当一部分MM病例中观察到，RAS突变在多达70%的复发/难治性病例中被检测到。这些与MAPK激活相关的突变，可能会影响预后，有助于从前期状况向骨髓瘤的转变，以及从髓内到髓外疾病的转变，随着疾病的进展，其患病率越来越高。针对共享的新抗原，如与RAS突变相关的新抗原，正在临床试验中探索，例如我们小组正在进行的研究，使用TG01癌症疫苗在高风险SMM或MM患者中(表4)，在≥1线治疗后有可测量疾病。TG01由7种合成肽组成，模仿RAS蛋白的突变形式，在胰腺癌患者中显示出有希望的结果。TG01研究的主要终点是安全性，关键的次要终点包括对疫苗的免疫反应、总体反应率、OS和PFS。 另一种基于新抗原的疫苗是PGV-001。PGV-001是一种个性化的基因疫苗，针对基于患者HLA分型的多达10个预测的个人肿瘤新抗原。在辅助治疗环境中测试了PGV-001，包括3名接受了ASCT的MM患者在内的13名多种癌症类型的患者。疫苗肽在27周的过程中与聚肌胞（poly-ICLC）和破伤风辅助肽一起给药。一名患者失去了随访，但在剩下的12名患者中，平均随访了925天，其中四名没有疾病证据，四名接受了后续的治疗线，四名已经去世。值得注意的是，只有两名去世的患者有记录的恶性肿瘤复发。这篇摘要中没有描述患者的详细信息以及他们中哪些是MM患者。免疫监测免疫原性正在进行中。然而，初步分析表明诱导了针对新抗原的CD4和CD8 T细胞扩增。 如前所述，TSA由于缺乏胸腺选择和中枢耐受，可以激活高亲和力T细胞。尽管对Id有显著的关注，但由于其在骨髓瘤中的丰富性，显示出有限的临床疗效，对骨髓瘤中除了Id之外的其他新抗原的研究仍然有限。进一步的研究对于评估它们作为骨髓瘤疫苗治疗中的靶标抗原的潜力至关重要。 5.整个肿瘤抗原 5.1.基于DC的疫苗 单一抗原特异性疫苗容易受到因抗原表达下调而导致的免疫逃逸的影响。或者，也探索了整个细胞靶标作为一种策略，该策略寻求建立多克隆免疫反应。这样的疫苗可能包括广泛的抗原，包括新抗原。这在骨髓瘤中特别相关，因为存在大量的肿瘤突变负担。对664名新诊断的骨髓瘤患者的研究发现，每个患者的平均体细胞和错义突变负荷分别为405.84和63.90个突变。突变和新抗原负担之间存在正相关。此外，高剂量美法仑治疗，这是ASCT前的标准治疗，与高突变负担相关，并且可能在骨髓瘤患者的复发时有更多的新抗原。 Rosenblatt等人通过化学融合患者衍生的骨髓瘤细胞与自体DCs开发了一种肿瘤疫苗。这种疫苗的优势在于可能在DC介导的共刺激的背景下呈现多样化的骨髓瘤相关抗原。融合细胞是通过将DCs和骨髓瘤细胞与聚乙二醇共培养而创建的。在17名患者中测试了DC融合疫苗，其中大多数患有晚期疾病。疫苗接种耐受性良好，并在大多数评估的患者中导致与患者自己的骨髓瘤细胞反应的淋巴细胞扩增，以及记录的体液反应。晚期疾病的患者经历了疾病稳定，三名患者在12、25和41个月时分别显示持续的SD。在当前研究中，调节性T细胞水平在疫苗接种期间保持稳定。同一疫苗在ASCT后的患者中进一步测试，假设自体移植为融合疫苗提供了一个最佳环境，因为肿瘤细胞减少和调节性T细胞耗竭导致的免疫环境增强。该研究取得了有希望的结果，47%的患者实现了CR/近CR（nCR）作为最佳反应，78%的患者至少实现了VGPR。值得注意的是，近35%的CR发生在移植后超过100天，在接种疫苗后。尽管可能会观察到化疗的延迟效应，但在没有维持治疗的情况下，大量的晚期反应可能暗示了疫苗介导的效应。基于这些结果，该团队被鼓励检查融合疫苗与来那度胺作为自体HCT后维持治疗的联合疗效。然而，与来那度胺一起的DC/MM融合疫苗接种并没有在移植后1年显著增加CR率，但与循环MM反应性淋巴细胞的显著增加相关，这表明了肿瘤特异性免疫。该团队进行了另一项临床试验，涉及接受自体移植的MM患者，他们在接受DC/骨髓瘤融合细胞疫苗后接受了抗程序性细胞死亡蛋白1（PD-1）抗体（Pidilizumab）的联合治疗，目的是克服肿瘤细胞逃避宿主免疫的免疫抑制环境。这项试验涉及22名患者，并表明这种组合可以诱导抗肿瘤免疫反应，并且在一部分患者中，在移植后完全根除可测量的疾病。移植后，调节性T细胞水平显著下降，并在整个免疫治疗期间保持低水平。六名患者达到了VGPR的最佳反应，六名患者达到了nCR/CR。从移植起的中位PFS为19个月，随访正在进行中（表4）。其他整个细胞裂解物，如GVAX和DCOne疫苗，作为现货疫苗进行了测试，具有多样化的抗原库。MM-GVAX是一种疫苗，其中两个已建立的异质性骨髓瘤细胞系，H929和U266，与K562细胞系（GVAX®）一起给药，该细胞系被改造为过表达GM-CSF。H929表现出t(4;14)，并且NRAS突变，U266涉及BRAF和TP53途径的几个突变。注册的患者血清/尿液免疫固定阳性，并维持了至少4个月的nCR。在2021年的出版物中，15名患者中有8名（53.3%）加深了治疗反应并实现了真正的CR。中位OS为7.8年。MM-GVAX触发了克隆T细胞扩增和细胞因子反应，在所有患者中持续了长达7年。这项试验正在进行中（表4）。 DCOne是另一种现成的肿瘤疫苗，它源自人类急性髓系白血病（AML）细胞系，可以分化为完全功能的DCs的表型，并内源性地表达肿瘤相关抗原（TAA）。这些抗原与HLA分子以及对T细胞激活至关重要的各种共刺激分子一起呈现。尽管最初作为AML的癌症疫苗进行工程化，DCOne表达的肿瘤抗原也存在于包括MM在内的多种血液系统恶性肿瘤中。使用DCOne疫苗治疗MM导致激活的CD8+ T细胞扩增，这些细胞表达干扰素-γ和穿孔素。此外，将患者的肿瘤细胞与外周血单个核细胞和DCOne共培养，诱导了针对自体MM细胞的细胞毒性T淋巴细胞介导的杀伤，突出了DCOne在骨髓瘤治疗中的潜力。表5显示了使用整个肿瘤抗原治疗MM的试验总结。 6.结论和未来展望 尽管进行了广泛的研究，肿瘤疫苗尚未纳入骨髓瘤治疗。多年来，主要的研究重点是Id疫苗，这些疫苗偶尔产生免疫反应，但临床效果有限。随后的调查在临床试验中探索了不同的抗原靶标。然而，在早期试验中对各种抗原进行广泛测试，并限制了患者群体，这在建立明确结论方面带来了挑战。此外，即使在同一类型的抗原研究之间进行直接比较，也会因患者特征（如年龄、细胞遗传学/风险因素）的差异以及疫苗接种时的疾病阶段而受到阻碍。此外，许多疫苗研究是在化疗构成标准治疗的时期进行的，更多关注使用疫苗单独来根除肿瘤。然而，将疫苗接种与新建立的治疗方法（如IMiDs、蛋白酶体抑制剂和新一代免疫疗法，如嵌合抗原受体T（CAR-T）细胞和双特异性抗体）结合起来，尚未得到解决。 总的来说，疫苗的复杂性以及骨髓瘤作为疾病的复杂性，为将疫苗整合到骨髓瘤治疗策略中带来了挑战。疫苗治疗是复杂的，需要彻底的实验。这包括选择肿瘤抗原、制定疫苗、确定传递工具，决定给药途径和频率、确定疫苗接种的时间，以及考虑骨髓瘤肿瘤微环境的复杂性（图1）。优化所有这些因素可能是提高临床效果的必要条件。 图1：疫苗设计考虑因素。MM（多发性骨髓瘤）骨髓微环境由包括MDSCs（髓系来源的抑制细胞）、TAM（肿瘤相关巨噬细胞）和Tregs（调节性T细胞）在内的免疫抑制元素组成。MDSCs通过IL-10刺激TAM和Tregs。MDSCs还通过IL-10抑制CTLs（细胞毒性T淋巴细胞）。Tregs通过直接的细胞间相互作用以及通过分泌抑制性细胞因子，如TGF-b和IL-10，来抑制CTL和DC（树突状细胞）的功能。此外，MM细胞分泌包括IL-6、TGF-b和IL-10在内的多种细胞因子，这些因子抑制DCs、CTLs并刺激Tregs。多发性骨髓瘤患者表达多种免疫检查点受体，包括PD-1、CTLA-4、TIM-4、LAG-3、TIGIT。末端T细胞耗竭与CD4+和CD8+ T细胞亚群失去细胞毒性相关，这些细胞亚群产生IFN-g，这是肿瘤免疫的关键细胞因子。MM，多发性骨髓瘤；MGUS，未定意义的单克隆丙种球蛋白病；SMM，隐匿性MM；BM，骨髓；DC，树突状细胞；BMSC，骨髓基质细胞；CTL，细胞毒性T淋巴细胞；MDSCs，髓系来源的抑制细胞；TAM，肿瘤相关巨噬细胞；Treg，调节性T细胞；PD-1，程序性细胞死亡蛋白1；CTLA-4，细胞毒性T淋巴细胞相关蛋白4；TIM-3，T细胞免疫球蛋白黏蛋白-3；LAG-3，淋巴细胞激活基因3；TIGIT，T细胞免疫球蛋白和ITIM结构域；白细胞介素（IL）-10；TGF-b1，转化生长因子-b1；TAA，肿瘤相关抗原；TSA，肿瘤特异性抗原。部分图表使用了/改编自Servier Medical Art（Servier；https://smart.servier.com/）提供的图片，该图片在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4.0 Unported License（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下授权使用。 6.1.抗原选择 理想情况下，靶标抗原必须具有免疫原性，在肿瘤中高度表达，在正常组织中低表达或不存在，并且具有肿瘤特异性，以避免脱靶效应。包括Id、TAA和TSA在内的几种抗原已在骨髓瘤研究中进行了探索。尽管努力增强它们的免疫原性，特别是通过将疫苗接种与免疫原和佐剂结合，但临床效果并不显著。对Id以外的TSA的研究仍然有限。预测TSA作为靶标既耗时又昂贵，需要先进的方法来预测能够引发新抗原特异性T细胞反应的新抗原。此外，准确的HLA分型对于可靠地预测免疫原性抗原和提高治疗效果至关重要，这为疫苗开发增加了另一层复杂性。这是由于人类HLA等位基因的多态性，涵盖了超过24,000个独特的基因复合体。尽管使用表达多种抗原的特定于患者的疫苗（如整个肿瘤裂解物）有很强的理论基础，但可能存在随着时间推移重新建立肿瘤耐受性，促进疾病进展的潜在担忧。这可能部分解释了整个肿瘤裂解物疫苗在骨髓瘤临床环境中采用的延迟。肠道微生物群抗原具有固有的强烈免疫原性属性，但在骨髓瘤研究中仍然是一个未被探索的领域。TAA和微生物抗原之间存在高度相似的抗原表位，表明可能存在强大的交叉反应性CD8+ T细胞反应。具体来说，由特定微生物抗原诱导的T细胞记忆可能转化为抗癌症T细胞记忆，对癌症生长进行长期控制。例如，在MAGE-A10和巨细胞病毒之间观察到的分子模拟。这一发现为探索骨髓瘤相关TAA和微生物抗原之间的交叉反应性开辟了途径，为提高骨髓瘤疫苗治疗的效果提供了新的见解。 6.2.疫苗传递平台 基于肽的疫苗接种已成为引发抗肿瘤T细胞反应的有希望的方法。然而，其有效性仍然有限，即使肽与强大的佐剂共传递时也是如此。这可能归因于DC的功能失调，DC在影响抗肿瘤免疫的质量和数量中起着重要作用。因此，通过基于DC的肽方法传递肿瘤抗原正被认识到作为一种潜在的癌症免疫治疗策略。 自从DC在骨髓瘤治疗中的使用开始以来，许多研究都集中在优化DC生成上，特别是使用 idiotype 作为抗原来源。一些研究表明，来源于CD34+造血前体细胞（HPC）的朗格汉斯型DCs在刺激CTL方面比单核细胞来源的DCs更为有效。然而，它们在骨髓瘤研究中的临床应用仍然有限。此外，对来源于骨髓瘤患者的DCs的体外生成也进行了巨大关注。Shinde等人从MM和健康供体样本中生成了DCs。尽管MM-DCs和健康供体衍生的DCs都显示出成熟的表型，但MM-DCs表现出较低的迁移能力和细胞因子分泌，使它们在诱导抗MM反应方面效果较差。此外，正在探索通过各种方法增强向DCs传递抗原的努力。这些包括用抗原肽库脉冲DCs，并采用基因编辑技术，如电穿孔、脂质纳米颗粒或病毒载体来改善抗原呈递。COVID-19大流行导致mRNA疫苗的显著进展，为它们在抗肿瘤治疗中的应用提供了机会。这些疫苗提供了强大的细胞和体液免疫，超越了传统的病原体或基于蛋白的疫苗。此外，mRNA疫苗提供了诸如快速开发、安全性、较少的副作用和灵活性等优势，从而促进了个性化疫苗策略的实施，特别是在TSA的背景下。mRNA疫苗用于抗原传递代表了一种新颖的方法，值得研究其在骨髓瘤治疗中的潜力。 6.3.给药途径和接种的最佳时间 给药途径和接种的最佳持续时间仍然是正在进行的辩论主题，临床试验中的比较不足。在骨髓瘤中被忽视的另一个因素是肿瘤疫苗接种的时机。在大量已发表的临床研究中，疫苗在系统性抗癌治疗后不久被给予。这个时机带来了挑战，因为自然免疫可能在疫苗接种时被化疗抑制。一个在许多试验中探索的建议方法是在ASCT后接种疫苗的潜在益处，特别是在达到深度反应状态时。在这个阶段的细胞免疫部分的植入提供了形成抗肿瘤免疫的机会。然而，这种方法的挑战包括延迟的免疫重建，T细胞数量至少需要3个月才能恢复正常，导致对疫苗治疗的反应次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一些研究已经研究了ASCT前疫苗接种，然后在淋巴耗尽环境中早期进行疫苗启动的T细胞转移。然后进行移植后增强疫苗接种以扩大疫苗特异性T细胞。尽管做出了这些努力，但这种策略并没有产生有利的临床结果。然而，这些研究是有限的，需要更多的调查才能得出任何结论性结果。另一种潜在的方法是针对疾病早期阶段的患者，特别是那些具有未定意义的单克隆丙种球蛋白病（MGUS）或SMM的患者。然而，实施这一策略将需要治疗大量患者并进行长期随访以建立临床效益。到目前为止，缺乏支持这一假设的结论性研究。目前有三项正在进行的试验正在研究SMM患者的疫苗，包括我们的针对RAS突变的TG-01研究、PVX-410（来自XBP1、CD138和CS1的多肽癌症疫苗）和由个人的血液和骨髓制成的个性化癌症疫苗（表4）。 6.4.疫苗外源性因素 疫苗外源性因素，包括肿瘤微环境和骨髓瘤中宿主免疫反应的功能障碍，强调了引发有效免疫反应的复杂性。骨髓瘤肿瘤微环境由免疫抑制细胞群组成，包括髓系来源的抑制细胞、调节性T细胞和肿瘤相关巨噬细胞。此外，不充分的抗原呈递、对自然杀伤（NK）细胞溶解的抵抗力、T细胞耗竭和/或衰老，与ASCT后较差的结果相关，并特征化为多次复发疾病。骨髓瘤衍生的细胞因子，如转化生长因子（TGF）-b、IL-6和IL-10，有助于免疫功能障碍。此外，由于与年龄相关的免疫系统变化导致的T细胞无反应性，疫苗的有效性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降低。这对于平均诊断年龄为70岁的骨髓瘤来说尤其重要。另一个在骨髓瘤患者中很少研究的外源性因素是肠道微生物群对肿瘤疫苗效力的潜在影响。Radojevic等人通过分析14名健康供体的粪便微生物群组成以及单核细胞衍生的DCs的表型和产生的细胞因子，报告了肠道微生物群组成与DCs的免疫原性之间的相关性。Calcinotto等人的另一项研究表明，Prevotella heparinolytica促进了定居在肠道并迁移到转基因Vk*MYC小鼠骨髓的Th17细胞的分化，在那里它们有利于MM的进展。这个主题是复杂的，因为许多因素可能影响肠道微生物群，包括通常给予骨髓瘤患者的抗生素治疗。 6.5.疫苗与新一代疗法的结合 需要注意的是，大多数肿瘤疫苗单独使用并不能直接消除肿瘤病灶，但肿瘤疫苗在消除微小残留病（MRD）方面具有潜在的前景。因此，需要进一步的试验来定义疫苗在新的药理疗法时代的角色，如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CI）、抗体药物偶联物、双特异性抗体和CAR-T细胞。这些治疗的持久反应不频繁，但与疫苗结合的策略可以增强反应或消除MRD。例如，疫苗与ICI的结合似乎是一种合理的途径，但在缺乏明确改善疗效信号的情况下，安全性问题已成为ICI在MM临床应用的主要障碍。在双特异性抗体构建之前进行疫苗接种，可以通过创建抗原经验丰富的T细胞池来增强治疗效力。疫苗还可以促进嵌合抗原受体T细胞的扩增和效力。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双特异性抗体和CAR-T目前在MM免疫疗法领域占据主导地位，但癌症疫苗提供了独特的优势。与主要针对细胞表面肿瘤特异性抗原的CAR-T细胞或双特异性抗体不同，癌症疫苗有潜力针对细胞内抗原。这种能力提供了解决更广泛肿瘤抗原的机会。 6.6.结论 总之，尽管迄今为止针对MM的疫苗接种尚未取得令人印象深刻的临床结果，但有必要进一步研究，重点关注选择合适的抗原、患者群体、优化疫苗的时机和序列，以及确定合理的组合。这些元素与其他针对肿瘤微环境免疫抑制活性的免疫干预措施相结合，可能会带来更大的益处，并实现改善和持久的临床反应。 识别微信二维码，添加生物制品圈小编，符合条件者即可加入 生物制品微信群！ 请注明：姓名+研究方向！ 版 权 声 明 本公众号所有转载文章系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且明确注明来源和作者，不希望被转载的媒体或个人可与我们联系(cbplib@163.com)，我们将立即进行删除处理。所有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站立场。

恶性叶状肿瘤（MPT）是一种罕见的纤维上皮性乳腺癌，目前尚无有效的全身治疗方法。转移性进展预示着预后不佳。研究者试图通过基因组分析和免疫治疗生物标志物分析来描述MPTs的基因组图谱。所有病例均使用下一代测序（NGS）检测法对324个基因进行基因组分析。评估了肿瘤类型不可知的免疫治疗生物标志物，包括微卫星不稳定性、肿瘤突变负荷（TMB）和程序性死亡配体1（PD-L1）表达。使用Fisher精确检验和方差分析来检验组间差异和适当的连续变量。 在已确定的135例MPT病例中，94例（69.6%）为局部/局部复发，41例（30.4%）为转移性。中位年龄为54岁（范围：14-86岁）。中位TMB为2.5 mut/Mb，3例为TMB高。通过Dako 22C3检测，21.4%为PD-L1+（CPS ≥1）。最常见的变异基因包括TERT启动子 (69.7%) 、CDKN2A (45.9%)、TP53 (37.8%)、NF1 (35.6%)、CDKN2B (33.3%)、MED12 (28.9%)、MTAP (27.7%)、KMT2D (22.2%)、PIK3CA (20.0%)、PTEN (18.5%) 和RB1 (18.5%)。研究发现一些肿瘤携带美国FDA批准用于其他肿瘤类型的适应症相关的基因变异，包括NF1、PIK3CA、EGFR外显子19/20插入和BRAF V600E突变。 在迄今为止最大规模的MPT基因组评估中，确定了多种临床上可干预的突变和预测免疫治疗反应的生物标志物。其中许多基因变异的相关适应症已被美国FDA批准用于其他肿瘤类型，提供了潜在的靶向治疗选择。另外，这些发现表明，研究免疫治疗策略可能对MPT女性患者有益，尤其是转移性MPT女性患者。转移性MPT的常规测序可能会提供更多信息来指导治疗决策和临床试验入组。 01.研究背景 叶状肿瘤（PTs）是一种罕见的纤维上皮性乳腺肿瘤，其特征是上皮和基质组织学成分，世界卫生组织将其细分为3类：（1）良性、（2）交界性、（3）恶性。良性PT在临床上表现为惰性，而恶性叶状肿瘤（MPT）具有侵袭性生物学行为，对年轻女性（中位年龄为45岁）的影响尤为严重，并且局部复发（LR）率和转移潜能特别高。在大型系列研究中，良性LR率为8.0%-10.9%，交界性LR率为13.0%-14.4%，MPT为18.0%-20.6%。这些LR率明显高于典型的乳腺癌、侵袭性腺癌，这是因为乳腺腺癌有多种高效的全身治疗选择，这些选择通常用于辅助、非转移性治疗。良性和交界性PT很少发生远处转移（分别为0.1%和1.6%）；然而，在MPT中，远处转移经常发生，发生率为16.7%-22%。 尽管已知LR和转移率很高，但治疗几乎完全依靠手术，因为目前没有已知的有效化疗或靶向全身治疗方案。经常发生（20%）的转移性进展预示着预后不佳；中位生存期仅为7-15个月。目前，MPT的国家指南没有任何全身治疗建议，非转移性环境中也不提供全身治疗。转移性MPT的治疗遵循软组织肉瘤（STS）的原则，不建议在非转移性环境中进行生物标志物检测，从而无法预测或预防远处复发。STS指南通常仅对可能符合临床试验条件或全身治疗难治性的患者进行基于个体的下一代测序。值得注意的是，构成国家指南基础的STS试验通常不包括MPT作为肉瘤亚型。 为了确定MPT的治疗靶点，有限系列研究发现RTK/RAS/RAF（NF1、EGFR、BRAF、NRAS）和PI3K/AKT/mTOR（PIK3CA、PTEN、STK11）通路中存在可能具有治疗潜力的突变；尽管美国FDA批准了可用于其他肿瘤类型的疗法，但这些疗法从未在MPT中进行过测试。此外，肿瘤学家很少对MPT进行测序，直到在一线化疗中转移性疾病进展之后，原因是（1） 缺乏有关靶向治疗疗效的数据，（2）保险授权存在不确定性，可能对患者造成直接经济损失，（3）缺乏支持指南。 在迄今为止最大规模的MPT基因组分析工作中，研究者试图通过美国人群的基因组谱和免疫治疗生物标志物分析来描述MPT的基因组谱。 02.研究结果 MPT患者的人口统计： 研究确定了135例连续MPT病例；94例（69.6%）被认为是局部/局部复发性（L/LR），41例（30.4%）被确定为转移性。推测的局部部位包括：51.1%乳腺（N = 69），其次是胸壁（10）、软组织（9）、皮肤（3）或淋巴结（3），而转移部位为73%肺（N = 30），其次是骨（4）、肝脏（2）、腹膜（1）、胸膜（1）、其他腹腔内部位（3）。所有患者均为女性，中位年龄为54岁（范围：14-86岁）。主要的祖先信息标记表明该人群中60.8%（N = 82）为欧洲血统（EUR），13.6%（N = 18）为美洲混血儿 (AMR，北美或南美本地人)，11.2%（N = 15）为非洲人（AFR），9.6%（N = 13）为东亚人（EAS），以及4.8%（N = 6）为南亚人（SAS）。 MPT队列中的基因组变异和免疫生物标志物频率： 研究者在135例MPT测序病例中共鉴定出90个基因的646个基因变异。转移性疾病女性患者的中位年龄明显大于L/LR疾病女性患者（49.5岁 vs. 60岁，P < 0.0001）。样本的中位TMB为2.5 mut/Mb（范围：0-12 mut/Mb），L/LR和转移性病例之间的中位TMB相似（P = 0.32）。仅3例（1.45%）为TMB高。整个队列中评估的样本中有36.8%（N = 19）通过Ventana SP142测定呈PD-L1阳性（IC ≥1%），21.4%（N = 14）通过 Dako 22C3 测定呈PD-L1阳性（TPS ≥1）。所有可评估病例（N = 132）均为微卫星稳定（表1）。在确定的L/LR（乳腺标本）和转移性标本之间，中位TMB、TMB-H或PD-L1阳性没有差异。 表1 该队列中最常见的变异基因，包括突变频率≥5％的所有基因是TERT启动子（69.7％），CDKN2A（45.9％），TP53（37.8％），NF1（35.6％），CDKN2B（33.3％），MED12（28.9％），MTAP（27.7％），KMT2D（22.2％），PIK3CA（20.0％），PTEN（18.5％），RB1（18.5％），EGFR（17.0％），SETD2（8.9％），NRAS（8.1％），BRAF（7.4％），BCOR（5.2％）; 与乳腺癌队列的频率明显不同（图1和2，表2）。当评估确定性L/LR（标本部位指定为“乳腺”） vs 转移性标本的突变频率时，转移性肿瘤中NRAS（4.4% vs 18.2%，P = .022）和TERT（63.2% vs 83.8%，P = .037）的突变频率明显更高。 图1 图2 表2 影响细胞周期调控的基因变异（例如CDKN2A/B和TP53）彼此之间相互排斥（P < .001）。CDKN2A/B变异经常与MTAP同时发生（P < .001），NRAS与SETD2也经常同时发生（P < .001）。在任何MPT样本中均未检测到ALK、RET、ROS1或NTRK融合，但在一例中发现了FGFR3融合（FGFR3-TACC3融合）。 MPT队列中潜在可治疗变异的发生率： 研究发现了一些携带FDA批准用于其他肿瘤类型的适应症相关基因变异的肿瘤，包括致病性PIK3CA、EGFR外显子19/20插入、KRAS G12C（N = 1）、FGFR融合（N = 1）、BRAF V600E突变（N = 4）和BRCA2（N = 1）（表3）。热点PIK3CA突变发现于螺旋结构域中的E542和E545（外显子9，N = 7）以及激酶结构域中的H1047（外显子20，N = 13）。在PIK3CA中观察到的其他变异包括：C420R (N = 2)、E110del (N = 1)、H450_I459del (N = 1)、L453_I459del (N = 1) 和Q546L (N = 1)。除了4例病例中观察到的外显子19/20插入外，2例样本中还观察到V774M变异，并且在1例病例中还发现了以下EGFR短变异体：G63R、I740V、R324L、A289V、Q432K、S229C、E114K、L63R、G719A和H773R。具有BRCA2变异的患者在S2509残基处发生移码（S2509fs*15变异）。 表3 03.讨 论 在过去十年中，人们一直在研究良性、交界性和恶性叶状肿瘤的广泛基因组图谱，试图区分诊断和致病性。2015年，一项早期里程碑式研究对22个PT（4个MPT）和100个纤维腺瘤（FA）进行了全外显子组测序，并进行了额外的靶向深度测序以验证发生率，其中包括79个PT。该项研究发现，在两种纤维上皮肿瘤（PT和FA）中，MED12和RARA突变都很常见（60%-80%），强调了这些突变在纤维上皮肿瘤发生中的重要性。此外，PT还表现出FLNA、KMT2D和SETD2突变，表明它们在驱动PT发展和潜在肿瘤转化中发挥作用。值得注意的是，高级别PT（交界性和恶性PT）含有与癌症相关的额外基因突变，包括EGFR、ERBB4、NF1、PIK3CA、RB1和TP53。 2015年的这些初步发现已在随后的大量小型机构系列研究中得到验证。越来越多的研究证实了PT中的类似基因突变，包括TERT、TP53、RB1、ERBB4、IGF1R、BRCA2、BCOR、MAP3K1、ZNF703和TSC1，以及RTK/RAS/RAF通路（NF1、NRAS、BRAF、EGFR、FGFR1、FGFR3、AXL、KIT、PDGFRA）和PI3K/AKT/mTOR通路（PIK3CA、PTEN、STK11、AKT1、TSC2）中的基因。虽然其中一些基因变异在交界性/恶性PT（EGFR、ERBB4、NF1、PIK3CA、RB1、TERT、TP53 ）中更常见，但其他一些基因变异几乎只在MPT（NF1、RB1、TP53）中发现。这些基因组变异中的许多，例如BRAF、EGFR、PIK3CA和NF1，都有FDA批准用于其他肿瘤类型的治疗方法。MPT中多种潜在可靶向的基因变异为临床试验设计和进一步研究治疗靶点提供了基础。然而，这些先前基因组研究的一个主要限制是分析的MPT数量有限，只包括5个到最多24个MPT。 在此，研究者介绍了迄今为止最大的MPT基因组分析系列，包括135例连续MPT病例，其中大多数都含有潜在的可靶向变异。研究者首次描述了MPT中实体瘤免疫疗法疗效生物标志物的发生率。预测实体瘤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CI）疗效的肿瘤不可知生物标志物是高TMB和MSI。MPT的中位TMB相对较低，并且均具有微卫星稳定性，这表明单独使用ICI可能不是有效的策略。晚期三阴性乳腺癌（TNBC）中的PD-L1阳性是将ICI添加到一线化疗中的疗效生物标志物。在本研究中，使用关键的III期TNBC免疫疗法疗效研究的标准，近三分之一的肿瘤为PD-L1阳性。需要对PD-L1阳性MPT进行前瞻性研究，以了解这种生物标志物是否相关。 三分之一的病例携带NF1基因变异，这种变异与NF1相关的不能手术的神经纤维瘤患者对MEK抑制剂司美替尼的临床反应有关。RTK/RAS/RAF通路中的其他基因变异，包括NRAS和BRAF，也经常被检出（5%-15%），并且在其他肿瘤类型中有多种FDA批准的治疗方法，如表3所列。20%的肿瘤中发现了激活的PIK3CA突变，这对晚期乳腺腺癌具有重要意义。PIK3CA突变、激素敏感的HER2阴性乳腺腺癌患者在FDA批准的氟维司群中添加PI3K抑制剂阿培利司后，无进展生存期显著改善。对于存在AKT、PIK3CA或PTEN变异的肿瘤，泛AKT抑制剂卡帕塞替尼（capivasertib）与氟维司群联合使用可延长无进展生存期（与单独使用氟维司群相比），已获得FDA批准。几项关于突变选择性PIK3CA抑制剂的篮子实体瘤研究正在进行中，可能与MPT患者有关。一些肿瘤携带EGFR突变，包括外显子19插入和外显子20插入。这些突变与非小细胞肺癌（NSCLC）高度相关，体现了精准医疗在这种肿瘤类型早期取得的成功。同样，7%的肿瘤有BRAF V600E突变，已知该突变可在几种肿瘤类型中作为靶点。 本系列研究中最值得注意的发现可能是TERT启动子基因突变率高，在70%的样本中均有发现。端粒酶逆转录酶（TERT）基因编码端粒酶的关键催化亚基，端粒酶是一种负责延长端粒的逆转录酶，在正常细胞中通常处于非活性状态。在TERT启动子突变的情况下，TERT转录增强，随后端粒酶重新激活并增殖。端粒酶主要在祖细胞和癌细胞中活跃，促进增殖，抵抗细胞凋亡，并已被证明在50多种癌症类型中发生突变，包括黑色素瘤、胶质母细胞瘤、非小细胞肺癌和肝细胞癌。 在PT中已描述了多种TERT突变。迄今为止，最常见的位点突变是−124 C > T，其次是−124 C > A、−146 C > T、和−75 C > T。TERT突变，特别是启动子区的突变，与临床病理因素有关。Piscuoglio等人报道，TERT启动子突变的频率随着级别的增加而增加，这得到了Nasir等人的证实。Piscuoglio等人进一步探讨了突变状态与mRNA和蛋白质表达之间的关系，表明TERT mRNA和基质蛋白表达与TERT启动子热点突变和/或基因扩增呈正相关。这些发现进一步支持基质成分是PT的致病驱动因素。在没有TERT启动子突变的肿瘤中，良性、交界性和恶性PT中分别有80%、67%和75%的端粒酶mRNA检测不到。 此外，TERT突变的存在可用于区分纤维上皮病变（包括FA和PT），单独使用TERT启动子突变或与TERT拷贝数变异结合使用具有高特异性。Nasir等人报道，TERT启动子突变区分FA与PT的敏感性和特异性分别为41%和94%。在另一项类似的研究中，TERT−124 C > T启动子突变和/或扩增状态可将FA与PT区分开来，敏感性为39.5%（95%CI 28.7-51.4），特异性为100.0%（95%CI 95.4-100.0）。 虽然没有直接的TERT抑制剂，但Liu等人在FOS/GABPB/（突变型）TERT级联中发现了一个可能的治疗靶点。FOS是一种显著上调GABPB的转录因子，而GABPB反过来又激活突变型TERT启动子。这随后导致突变型TERT促进癌变。Liu等人将FOS抑制剂 (T-5224) 引入癌细胞系，抑制GABPB的表达，抑制GABPB/突变型TERT级联，降低survivin的控制，激活TRAIL-R2（肿瘤坏死因子相关凋亡诱导配体受体 2），导致癌细胞凋亡。这些发现以及其他有希望的研究（例如针对端粒酶）为未来的潜在治疗策略带来了希望，值得未来的临床研究。 虽然这是迄今为止最大的基因组分析病例系列，但本系列有几个明显的局限性。首先，测序时对病例进行集中病理学审查主要是为了确认提交医生提供的诊断。此外，审查是在提供的单个组织样本上进行的，必须假定该样本代表整个病例，但附加信息有限。虽然对叶状肿瘤诊断本身并无太大担忧，但本系列中可能包含一些交界性叶状肿瘤病例。由于这些病例是在常规临床护理下测序的，因此关于患者特定因素、肿瘤特征、治疗干预或患者结果的信息很少。此外，由于该队列中没有配对的原发性/转移性样本，因此描述可能导致疾病进展的变异的能力有限。最后，被列为“乳房”的部位可能正确地指定肿瘤的标本位置，但可能无法反映不存在转移性疾病。由于乳腺原发性肿瘤在技术上更适合取样，因此可能被选中进行测序，但在某些病例中可能存在并发转移部位。 在迄今为止最大规模的L/LR或转移性MPT基因组评估中，发现了多种与各种实体瘤相关的临床可干预突变。肿瘤不可知的免疫治疗生物标志物在MPT中很少见。常规测序MPT可提供更多信息来指导治疗决策和临床试验入组。鉴于MPT的罕见性，多机构注册和纳入基因组指导的实体瘤篮子试验可能是了解MPT中基因变异的可靶向性的最佳途径。 参考文献： Laura H Rosenberger, Richard F Riedel, Emilia J Diego, Amanda L Nash, Juneko E Grilley-Olson, Natalie A Danziger, Ethan S Sokol, Jeffrey S Ross, Sarah L Sammons, Genomic landscape of malignant phyllodes tumors reveals multiple targetable opportunities, The Oncologist, 2024;, oyae218, https://doi.org/10.1093/oncolo/oyae218 封面图来源：123rf 版权声明/免责声明 本文为授权转载文章。 本文仅作信息交流之目的，不提供任何商用、医用、投资用建议。 文中图片、视频、字体、音乐等素材或为药时代购买的授权正版作品，或来自微信公共图片库，或取自公司官网/网络，部分素材根据CC0协议使用，版权归拥有者，药时代尽力注明来源。 如有任何问题，请与我们联系。 衷心感谢! 药时代官方网站:www.drugtimes.cn 联系方式: 电话:13651980212 微信:27674131 邮箱:contact@drugtimes.cn 药品上市被拒，Vanda再次破防！ 20周减重最高达21%！玛仕度肽16mg减重疗效更上一层楼，研究结果亮相EASD！ 2024年拉斯克奖揭晓，陈志坚获基础医学奖 点击查看更多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