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Y6E

前言肿瘤是一个复杂的生态系统，其中癌症细胞和多种宿主细胞之间的相互作用影响疾病的进展和治疗反应。在肿瘤进展过程中，癌症细胞采用多种途径来逃避免疫攻击，例如下调抗原提呈机制或诱导抑制性免疫检查点分子，而免疫压力在肿瘤的发展和转移扩散过程中促进克隆进化。同时，癌症细胞劫持免疫细胞，如中性粒细胞、巨噬细胞和调节性T细胞（Treg），以协调免疫抑制性肿瘤微环境（TME）。这反过来促进免疫逃逸，促进血管和细胞外基质的重塑，并支持癌症进展和治疗抵抗。异常免疫反应被广泛认为是癌症的标志，并为癌症治疗提供了有吸引力的靶点。因此，我们有必要深入了解癌症细胞的内在特征，包括遗传变异、信号通路调节和代谢改变，它们在协调免疫景观的组成和功能状态方面发挥关键作用，并影响免疫调节策略的治疗效益。遗传改变癌基因、抑癌基因或DNA损伤修复基因中的特定癌症细胞固有遗传改变有助于调节癌症免疫状况。癌基因癌症细胞中不同的致癌基因通过不同的机制调节免疫行为，这些机制因癌症类型、癌症分期和癌症部位而异。例如，KRAS突变通过IL-8诱导的炎症、IL-6介导的巨噬细胞和Treg细胞浸润、GM-CSF诱导的Gr1+CD11b+髓系细胞的扩增、IL-10和TGF-β介导的CD4+CD25−T细胞向Treg细胞的转化、以及抑制干扰素调节因子2（IRF2）和随后产生的CXCL3，从而导致CD8+T细胞抑制，髓系衍生抑制细胞（MDSCs）的迁移增强。MYC通过增强CD47和PD-L1表达来抑制抗肿瘤免疫，从而削弱巨噬细胞和T细胞的募集。此外通过分泌IL-1β，阻断细胞毒性T细胞、NK细胞和树突状细胞的浸润，并增强支持肿瘤的巨噬细胞和中性粒细胞的浸润。KRAS突变和MYC还通过与MYC相互作用的锌指蛋白1（MIZ1）产生协同作用，介导IFN-β的抑制以及CCL9和IL-23的分泌，增强PD-L1+巨噬细胞浸润，抑制B细胞、T细胞和NK淋巴细胞驱动免疫逃避。此外，突变的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通过降低PD-L1表达来驱动免疫逃逸，通过IRF1介导的CXCL10下调阻碍CD8+T细胞募集，并通过CD73依赖性腺苷生成或JNK–JUN介导的CCL2上调促进Treg细胞浸润。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HER2）扩增导致主要组织相容性复合物I类（MHC-I）的下调和TANK结合激酶1（TBK1）的磷酸化，其抑制下游cGAS–STING信号传导和IFNβ产生，导致免疫逃避。抑癌基因抑癌基因通过不同的环境依赖机制调节免疫。例如，研究发现Trp53的缺失通过WNT配体介导的巨噬细胞极化和IL-1β的产生驱动免疫抑制，导致中性粒细胞的全身聚集，从而CD8+T细胞的抑制和CXCL17、CCL3、CCL11、CXCL5和M-CSF介导的巨噬细胞和Treg细胞的募集。TP53的突变与PD-L1表达相关，并通过CXCL2分泌调节免疫抑制中性粒细胞的募集，通过NF-κB介导的IL-8调节慢性炎症，并且结合TBK1抑制下游cGAS–STING–IRF3信号传导和IFN-β1的产生，其减少T细胞和NK细胞浸润并增强巨噬细胞极化。相反，TP53的功能增益突变与新抗原表达，以及IFN-γ和CXCL9表达相关，这支持抗肿瘤免疫。在KRAS突变肿瘤中，丝氨酸/苏氨酸激酶11（STK11）的失活通过粒细胞集落刺激因子（G-CSF）、IL-6和CXCL7的表达刺激免疫抑制中性粒细胞的积聚。此外，KRAS和STK11突变肿瘤中PD-L1的表达会导致对免疫检查点阻断（ICB）的抵抗。最后，PTEN丢失通过CCL2和VEGF的分泌减少CD8+T细胞浸润，并激活PI3K信号增强PD-L1的表达，以及NF-κB介导的CCL20、CXCL1、IL-6和IL-23分泌增强Treg细胞和髓系细胞浸润，并通过IL-1β和M-CSF驱动局部MDSC扩增。DNA损伤修复机制的遗传改变癌症细胞中的错配修复（MMR）缺陷会导致突变、新抗原和细胞中DNA的积累，从而触发cGAS–STING依赖性的T细胞浸润，免疫检查点分子如PD-1、PDL1、CTLA-4和LAG-3在浸润免疫细胞上的表达增强。在BRCA1突变的肿瘤中，双链DNA积聚在细胞中，并引发与CD8+T细胞浸润相关的cGAS–STING介导的炎症反应。cGAS–STING还促进免疫抑制性髓系细胞、巨噬细胞、Treg细胞和耗竭的PD1+T细胞的募集，以及VEGF的上调。DNA传感基因和下游介质（如IFN-β或CCL5）的遗传缺失或表观遗传沉默可介导BRCA1突变肿瘤的免疫逃逸，以及PD-L1的表达增强。相反，BRCA2突变肿瘤显示cGAS–STING介导的各种T细胞群的富集。表观遗传修饰除了遗传改变外，表观遗传改变也是癌症细胞的一个共同特征，在核结构和基因转录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癌症表观基因组会发生各种变化，包括DNA甲基化、组蛋白修饰、染色质重塑和非编码RNA的失调。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癌症细胞中发生的表观遗传变化也会影响与免疫系统的串扰。DNA甲基化由于超级增强子（SE）的形成，炎症基因的DNA去甲基化导致CXC趋化因子配体（CXCL）介导的中性粒细胞募集，而总体低甲基化与PD-L1、IL-6和VEGF的表达增强相关。而DNA（超）甲基化可降低编码PD-L1的基因CD274和编码MHC-I的HLA基因的表达，而编码cGAS–STING的基因通过启动子甲基化的转录抑制增强MHC-I表达和T细胞识别。异柠檬酸脱氢酶1（IDH1）或IDH2的突变通过将α-酮戊二酸转化为（R）-2-羟基戊二酸（2HG）来诱导全局超甲基化。而编码PD-L1、CXCL9和CXCL10免疫相关基因的转录抑制会损害IDH突变肿瘤中CD8+T细胞的浸润，G-CSF的转录激活会增强非抑制性中性粒细胞和前中性粒细胞的浸润。组蛋白甲基化组蛋白H3在Lys27发生三甲基化（H3K27me3），在DNA低甲基化的背景下，抑制编码MHC-I、CXCL9和CXCL10的基因，并减少CD8+T细胞浸润。癌症细胞中的多梳抑制复合物2（PRC2）活性介导H3K27me3，抑制G-CSF和IL-6的表达并诱导性一氧化氮合成酶阳性（iNOS+）巨噬细胞、中性粒细胞和T细胞的招募。ARID1A是SWI/SNF复合物的DNA结合亚基, ARID1A的遗传突变会抑制IFN-γ诱导基因转录和CXCL9、CXCL10和CXCL11的表达，从而抑制T细胞浸润。组蛋白乙酰化组蛋白乙酰化通过组蛋白乙酰转移酶1（HAT1）调节免疫应答，HAT1介导CD274和组蛋白去乙酰化酶（HDACs）的表达，HDACs抑制编码PD-L1和PD-L2的基因的表达，以及CCL5、CXCL9和CXCL10的表达，从而损害T细胞浸润。细胞内信号通路癌症细胞的一个关键特征是异常信号传导，这是由编码或非编码DNA区域的遗传或表观遗传改变以及生长因子和代谢等外部信号驱动的。WNT–β-catenin通路激活的癌症细胞内固有WNT–β-catenin信号与免疫排斥相关，但其潜在机制仍不明确。WNT–β-catenin通过诱导ATF3表达阻断CD103+树突状细胞的募集和T细胞启动，并抑制CCL4或CCL5分泌。TGF-β通路淋巴细胞抗原LY6K和LY6E在癌症细胞中的过表达激活TGF-β信号转导和SMAD2/3磷酸化，导致NK细胞活性降低和Treg细胞浸润增强。αVβ6整合素的上调通过激活TGF-β和SMAD2/3磷酸化来调节SOX4的表达，SOX4抑制多种I型干扰素诱导基因和编码MHC-I的基因，同时增强PD-L1表达，这会损害细胞毒性T细胞介导的免疫。此外，癌症细胞衍生的TGF-β介导CD4+T细胞向Treg细胞的转化。而SMAD4的敲除会导致肿瘤细胞中TGF-β信号的失活，这增强了CCL9的表达和未成熟髓系细胞的募集。NF-κB信号通路PD-L1的表达受癌症细胞内NF-κB信号转导的转录调控，其途径是通过MUC1-c与CD274启动子上的NF-κB亚基p65的直接结合，或通过TGF-β介导的MRTFA的表达。MUC1-C和p65还驱动ZEB1转录，这导致编码CCL2、IFN-γ、GM-CSF和TLR9的基因受到抑制，CD8+T细胞浸润受损。相反，免疫疗法和化疗诱导的NF-κB和p300–CBP的活化增强了MHC-I抗原呈递和CD8+T细胞识别。HIF信号通路缺氧诱导的缺氧诱导因子1α（HIF1α）信号通路通过增强CD274的表达和抑制编码CCL2和CCL5的基因来驱动免疫逃避，这会损害NK细胞和CD8+T细胞的浸润，而HIF2α诱导CXCL1的表达并促进肿瘤的中性粒细胞募集。代谢改变在肿瘤的发生和进展过程中，癌症细胞及其TME不断暴露在恶劣的条件和压力下。为了生存和维持生长，需要细胞适应和代谢重编程。癌症代谢重编程与免疫抑制和逃避有关。肿瘤细胞消耗大量葡萄糖，这与T细胞浸润不良有关。高葡萄糖消耗导致乳酸的产生并分泌到肿瘤微环境中，乳酸在肿瘤微环境中以免疫抑制的方式起作用，降低NK细胞的细胞溶解活性，并增强PD-1表达和Treg细胞的免疫抑制能力。此外，乳酸增加了肿瘤和脾脏中MDSC的频率，并在肿瘤相关巨噬细胞中诱导“M2样”极化。此外，癌症细胞中谷氨酰胺的消耗降低CD8+T细胞的活化和浸润，并通过增加G-CSF的分泌增强MDSC的募集。小结近年来，关于癌症细胞-免疫细胞串扰的研究大幅增长。跨越式发展的技术进步，包括单细胞多组学技术，基于人工智能的系统生物学方法以及体内体细胞基因编辑策略，有望加速这些研究的深入，并最终形成针对个体患者的新型免疫干预策略。展望未来，个性化免疫干预策略将需要综合多组学肿瘤表征、免疫分析、液体活检样本的动态监测以评估基于血液的生物标志物、计算数据分析和转化，以及临床相关体外和体内模型的机制研究。有关癌症细胞内在和癌症细胞外部特征的知识体系将共同决定局部和系统免疫状况，以指导临床决策，并为针对患者个性化新型治疗方法开辟道路。参考文献：1.Mechanisms driving the immunoregulatory function of cancer cells. Nat Rev Cancer.2023 Jan 30.封面图来源：pixabay版权声明/免责声明本文为授权转载文章。本文仅作信息交流之目的，不提供任何商用、医用、投资用建议。文中图片、视频、字体、音乐等素材或为药时代购买的授权正版作品，或来自微信公共图片库，或取自公司官网/网络，部分素材根据CC0协议使用，版权归拥有者，药时代尽力注明来源。如有任何问题，请与我们联系。衷心感谢!药时代官方网站:www.drugtimes.cn联系方式:电话:13651980212微信:27674131邮箱:contact@drugtimes.cn股价大涨270%！涨的是所有GLP-1“弯道超车”的机会3个月减重近30斤，股价翻倍，Viking已被礼来看中？14.6亿美元！诺和诺德又有新交易点击这里，欣赏更多精彩内容！

异柠檬酸脱氢酶野生型高级别胶质瘤（isocitrate dehydrogenase wild type glioma, IDH-WT glioma）具有高度侵袭性，患者预后差。目前治疗胶质瘤的标准疗法包括手术切除、放疗和化疗，但这些传统疗法很少能治愈这种疾病。高级别胶质瘤肿瘤免疫微环境（tumor microenvironment, TME）中通常缺乏肿瘤浸润淋巴细胞（tumor-infiltrating lymphocytes）以及具备有大量的免疫抑制性髓样细胞（immunosuppressive myeloid cells），被认为是一种免疫冷肿瘤，这样的免疫抑制微环境组成使得当前新兴的肿瘤免疫治疗策略在胶质瘤治疗上也难以发挥良好的作用。因此，准确且全面地揭示肿瘤免疫微环境并检测其中的免疫细胞状态和基因表达的动态变化，将为胶质瘤免疫治疗提供新的靶点和策略。近年来，随着单细胞测序技术的飞速发展，已经能实现对于复杂肿瘤微环境中的免疫细胞状态鉴定以及基因表达的动态变化检测。基于此项技术，多个研究团队已对胶质瘤中不同的肿瘤细胞亚型或是浸润的免疫细胞类型进行了初步分类鉴定。然而，大多数研究都集中在肿瘤细胞与免疫细胞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影响上，而缺失了不同免疫细胞类型之间的细胞间相互作用所带来的影响。此外，因缺乏相应病人自体的非肿瘤环境中的免疫细胞作为对照组，现存研究也难以细致准确的评估肿瘤细胞特异的免疫调控作用。近日，西湖大学生命科学学院谢琦研究员，联合浙二医院神经外科祝向东主任、华山医院神经外科秦智勇主任，在Cancer Immunology Research上发表题为“Single-cell transcriptomics reveals the heterogeneity of the immune landscape of IDH-wildtype high-grade gliomas”的研究论文，利用单细胞转录组测序技术，对IDH-野生型高级别胶质瘤肿瘤浸润的免疫细胞和配对的外周血单核细胞（peripheral blood mononuclear cells, PBMC）的免疫景观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并且发现了胶质瘤免疫治疗的潜在靶点。该项研究整合了九对来自肿瘤组织浸润的免疫细胞及相匹配PBMC的单细胞转录组图景，确定了肿瘤中具备高促瘤发生特征的两个肿瘤相关巨噬细胞（tumor-associated macrophages, TAM）的亚群，以及通过T cell轨迹分析以及体内体外实验验证确定芳基烃受体（aryl hydrocarbon receptor, AHR）是T cell功能障碍的调节因子，并对肿瘤微环境相较于PBMC中存在的独特免疫细胞配体-受体相互作用介导的细胞间通讯进行了鉴定。该研究对九对高级别IDH-野生型胶质瘤患者的肿瘤组织浸润的免疫细胞以及相匹配的PBMC细胞进行了单细胞转录组测序，分别获得了53,843个肿瘤浸润的免疫细胞和53,229个PBMC单细胞。通过单细胞数据分析，识别了多种淋巴细胞和髓系细胞亚群。通过GBM肿瘤与PBMC的各个细胞类型的比例计算，该研究揭示了Macrophage和DC在肿瘤浸润的免疫细胞中的比例较高，而T cell, B cell和NK cell的比例则占比较低（图1）。图1.肿瘤浸润的免疫细胞及其配对PBMC的免疫细胞图谱该研究进一步对于肿瘤内浸润的两个主要的TAM群体单核细胞来源的巨噬细胞（monocyte-derived macrophages, MDMs）和脑内小胶质细胞（brain-resident microglia, MG）进行分析。MDMs和MG可进一步聚类为三个亚群，其中MDM-1高表达干扰素相关基因（IFITM3、ISG1、TNF和LY6E），MDM-2高表达抗原呈递相关基因（HLA-DMA、HLA-DMB和HLA_DQA2），而MDM-3高表达缺氧反应基因（MIF、ENO1、ALDOA、LDHA和EPAS1）；MG-1高表达趋化因子相关基因（CCL4、CCL4L2、CCL3、CCL3L1和SPP1)、MG-2高表达应激反应基因（HSPA6、HAPA1A、HSPA1B和DNAJB1）和MG-3则高表达干扰素相关基因（IFI27、IFI6、MIX1和IFI44L）。通过在不同的TAMs亚群中评估血管生成和吞噬基因表达，该研究发现MDM-3和MG-1中表现出较强的血管生成特征，而MDM-1和MG-3中表现出较高的吞噬作用特征。图2.TAMs的亚群分类以及功能通路富集基于对于肿瘤内浸润的CD8+T cell的轨迹分析，该研究发现转录因子AHR在CD8_Stress态和CD8_Exhaustion 俩终末端状态中均高度表达。该研究进一步通过在CRISPR/Cas9 技术敲除CAR T细胞中的AHR，体内和体外实验验证了敲除AHR可以抑制T细胞的耗竭，上调IFNγ分泌，从而增加其对于胶质瘤的杀伤能力，延长菏瘤小鼠的中位生存期，提示AHR可以作为改进胶质瘤的CAR T疗法的潜在靶点。图3.AHR敲除促进T cell的抗肿瘤能力综上所述，该研究描绘了IDH野生型高级别胶质瘤浸润的免疫细胞和其配对的PBMC的免疫景观的异质性，为改进胶质瘤的免疫治疗策略提供了新的线索。本文仅用于学术分享，转载请注明出处。若有侵权，请联系微信：bioonSir 删除或修改！

摘要：尽管单克隆抗体和双特异性抗体在临床取得了成功，但在恶性肿瘤的治疗效果上仍存在局限性，如反应率低、治疗耐药等，这激发了对三特异性抗体(TsAbs)的探索。TsAbs通过三靶点组合和结构优化，进一步提高了安全性和有效性，具有很大的临床潜力。本文综述了TsAbs的发展历史和靶标组合特点。虽然TsAbs在临床应用中还存在很大的挑战，但不可否认的是，TsAbs可能是抗体药物发展的一个突破。 前言 到目前为止，与传统的抗癌治疗策略相比，免疫治疗被认为是最有前途的肿瘤治疗方法，新兴的癌症免疫治疗包括癌症疫苗、细胞治疗、细胞因子治疗、抗体药物、基因治疗等。其中，单克隆抗体(mab)因其特异性结合靶点的能力而成为癌症治疗的关键和有效平台。仅能特异性结合一个靶点的单克隆抗体是第一个获得广泛临床应用的癌症免疫疗法(例如抗PD -1/PD-L1单克隆抗体)。自1975年以来，重组单克隆抗体的发展经历了小鼠单克隆抗体、人小鼠嵌合抗体、人源化抗体和全人抗体四个阶段。然而，由于肿瘤的复杂发病机制，单抗结合单一靶点往往不足以显示足够的治疗效果。因此，针对两个靶标的双特异性抗体(BsAbs)开始出现。bsAb主要基于基因工程技术，将两种不同抗体的抗原结合位点结合在一起，从而特异性识别两种不同的抗原，达到治疗癌症的目的。与单克隆抗体相比，bsAb具有高特异性和双功能，被认为是抗体工程领域的“第二代抗体”。随着抗体药物的发展，人们发现抗体可以同时靶向三个或三个以上的特异性抗原结合位点，又称为多特异性单克隆抗体(PsMabs)或多特异性抗体(MsAbs)，如三特异性抗体(TsAbs)、四特异性抗体(TetraMabs)等，在癌症治疗领域具有非凡的应用前景。近年来，随着癌症病例数和癌症死亡率的增加，抗体治疗研究的深入，以及免疫治疗的优异疗效，利用单克隆抗体进行免疫治疗越来越受到人们的认可和重视。TsAbs是一种针对肿瘤细胞或免疫效应细胞表面三种不同抗原表位的创新疗法，是癌症治疗领域的创新和重要突破之一。因此，我们重点介绍了TsAbs的发展历史。同时讨论了TsAbs存在的挑战、未来发展方向。 三特异性抗体发展历程 早期研究：1960年，Nisonoff等人首先提出了混合特异性抗体的概念，开启了多特异性抗体的探索时代。然而，由于当时的技术瓶颈和临床需求不足，单克隆抗体发展缓慢，无法真正实现药物化。直到1997年，首个用于癌症治疗的单克隆抗体美罗华(Rituximab)被FDA批准上市，抗体药物的研发才正式开始。全球首个双特异性抗体BsAb药物Catumaxomab (靶向EpCAM和CD3)于2009年获得EMA批准。至于三特异性抗体TsAbs，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相关药物被批准上市。 但事实上，对TsAbs的研究很久以前就开始了。1991年，Gundram Jung等人描述了无Fc结构的双特异性和三特异性抗体片段的构建。同年，Robert F. Graziano开发了一种三特异性抗体偶联物(TAC)，靶向EGFR、HER2和FcγRI (CD64)，并在细胞水平上进行了功能验证。这种TAC将效应细胞介导的肿瘤细胞毒性重定向到表达一种或两种肿瘤抗原的癌细胞，对表达两种抗原的肿瘤细胞具有更好的结合亲和力，并且可以杀死表达EGFR和HER2抗原的肿瘤细胞。早期的研究仍在尝试TsAbs的可能性，具体生物学功能尚未得到深入研究。 前进探索阶段：进入21世纪后，TsAbs的发展逐渐加快。各种各样的TsAbs开始出现，它们的生物学功能被测试，并真正尝试将TsAbs应用于肿瘤治疗。2004年，Huang等人构建了一个名为CEA-scTsAb的TsAb(约75 kDa)，它是由antiea (cancer Embryonic Antigen，癌胚抗原)scFv、抗CD3 scFv和抗CD28 VH融合而成，由取自人IgG和人血清白蛋白(human serum albumin, HSA)恒定区(Fc)片段的多肽连接物分隔。CEA-scTsAb同时桥接肿瘤细胞和T细胞，CD3和CD28的共刺激信号使T细胞活化更加完整和持久，并介导高水平的肿瘤特异性细胞裂解。后来，为了使抗体更好地穿透实体肿瘤，研究小组设计了TR3H (OC scFv /CD3vh/CD28 VH)，使用Fc和HSA片段作为连接体延长重组抗体的半衰期。对卵巢肿瘤细胞和人卵巢癌细胞系SKOV3细胞有明显的杀伤作用。除了通过激活T细胞杀死癌细胞外，还有针对NK细胞和肿瘤细胞设计的TsAbs，增强NK细胞的ADCC功能，从而更有效地杀死肿瘤。随着基础科学和抗体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研究TsAbs不同的靶点组合、不同的结构形式、不同的作用机制如何影响细胞的命运和肿瘤的进程。 快速发展阶段：从Pubmed的搜索结果可以看出，自2015年以来，关于TsAb的文章增长明显，尤其是在过去的两年里。赛诺菲在《自然癌症》上发表的文章引起轰动，CD38 /CD28/CD3 (SAR442257)介导了很强的肿瘤细胞杀伤作用。与抗-CD38单克隆抗体daratumumab相比，SAR442257在体外对CD38高和CD38低的多发性骨髓瘤细胞的杀伤能力都高出3- 4倍。2020年5月，赛诺菲启动了SAR442257治疗复发难治性多发性骨髓瘤和非霍奇金淋巴瘤的临床研究。此外，还有许多TsAbs已经进入临床阶段。TsAbs正处于快速发展时期，临床前景十分看好。 多样化的设计 当免疫细胞遇到外源性抗原时，它们通过一系列刺激信号被激活，发挥抗肿瘤作用。同时，它们也会通过一系列抑制信号受到抑制，避免自身免疫和组织损伤。这些刺激信号或抑制信号共同形成免疫检查点，调节免疫细胞的功能。许多癌细胞通过免疫检查点信号通路逃避免疫细胞的杀伤，如PD-1/PD-L1抗体，通过缓解癌细胞的免疫逃逸，重建免疫细胞对癌细胞的杀伤作用。抗肿瘤抗体研发的策略主要是针对肿瘤细胞或免疫细胞，增强肿瘤表面抗原识别、增强免疫细胞免疫功能、阻断肿瘤逃逸等，但创新之处在于不同靶点组合的协同作用。与bsAb相比，TsAbs具有更特异的结合位点，这意味着其靶向策略更加灵活。本文总结了目前主要的TsAbs结合域结合形式，为三特异性抗体的开发提供参考。 免疫细胞连接器 免疫细胞接合器通过一只手臂连接靶细胞(肿瘤细胞)和另一只手臂连接效应细胞(免疫细胞)，实现免疫细胞的募集和杀伤肿瘤细胞。TCE在TsAbs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功。Blincyto是一种结合CD19和CD3的BsAb，已被批准用于治疗血液肿瘤。目前，许多TsAbs也被设计成免疫细胞接合器的形式。TCEs通过直接激活T细胞和启动T细胞激活诱导的细胞因子释放来驱动肿瘤杀伤毒性。 T细胞连接器：完全激活T细胞需要至少两个信号，第一个信号通过T细胞受体（TCR）和抗原呈递细胞（APC）通过组织相容性复合体（MHC）呈递的肽连接。在T细胞表面，CD3以非共价键与TCR结合，形成TCR/CD3受体复合物，转导TCR识别抗原产生的激活信号，激活T细胞释放颗粒酶和穿孔素，从而有效杀死肿瘤细胞。由于CD3与T细胞的活化密切相关，因此使用人CD3的TCE和肿瘤相关抗原（TAA）进行抗肿瘤治疗的手段已被广泛研究。当在T细胞表面表达的共刺激分子（如CD28亚家族、TNF-TNFR亚家族、诱导型T细胞共刺激因子等）与APC表达的配体结合时，产生第二个T细胞激活信号。共刺激分子的参与使T细胞持续生长。 CD3/TAA-1/TAA-2: 最近，罗氏公司开发了一种类似IgG的TsAb 靶向CD3 *Ly6E* B7-H4。对83例乳腺癌症肿瘤的检测发现，78%的样本表达Ly6E，71%表达B7-H4，两个靶点均表达占54%。在正常组织中，这两个靶标充其量是弱表达或中等表达，因此这两个靶点是理想的组合。由于组织之间抗原密度的差异导致的生物学复杂性，不同靶标的适当放置可会影响三特异性生物活性，这很可能是由突触距离驱动的，当更强效的Fab靠近抗CD3 Fab时，可以实现最大活性。 CD3/IL-15 /TAA: IL-15是一种细胞因子，对NK细胞、NKT细胞的功能非常重要。IL-15在体内的含量很少，但通过与其受体IL-15Ra结合产生具有极高生物效力的复合物，激活对IL-15有反应的细胞，特别是NK细胞，从而促进抗肿瘤功能。有研究人员开发了一种TsAb结合CD3 IL-15-IL- TAA，其通过靶向肿瘤微环境中的CD3激活T细胞，并通过靶向IL-15和IL-15Ra刺激对肿瘤的免疫反应。IL-15和IL-15Ra被巧妙地用于分别取代其中一个抗体结构中的CL和CH1结构域，以避免BsAbs的轻链失配，并避免FC异二聚体形式的重链错配。 NK细胞连接器：抗体依赖性细胞介导的细胞毒性（ADCC）是一种主要由NK细胞介导而成的强效细胞毒性机制。抗体特异性结合肿瘤细胞表面抗原决定簇，NK细胞表面的Fc受体（FcR）与肿瘤细胞表面抗体结合，NK细胞被激活以杀死肿瘤细胞。NK细胞接合器（NKCE）类似于TCE，一只手臂靶向癌症细胞，一只胳膊靶向NK细胞，外加一个增强NK杀伤功能的靶点，如细胞因子或NK活化受体。 CD16/TAA-1/TAA-2: 靶向CD16 *CD33* CD123的三特异性抗体，在于抑制急性髓细胞白血病（AML）细胞。这也是第一个报道的NKCE。Miller等人设计了靶向CD16*CD19双特异性抗体和靶向CD16*CD19*CD22的三特异性抗体，这两种抗体都通过CD16直接触发NK细胞活化，显著增加了NK细胞的裂解细胞活性和细胞因子产生。 CD16/IL-15/TAA: 增加ADCC活性的一种方法是用促炎细胞因子如IL-12、IL-15和IL-18刺激NK细胞。与IL-2相反，IL-15抑制IL-2介导的活化诱导的细胞死亡（AICD），不会激活功能性Treg，也不会导致严重的副作用。因此IL-15被更广泛地选择用于TsAbs的设计。靶向CD16* IL-15* CD19的三特异性抗体，展现出促进NK细胞的存活和增殖。此外，CD16* IL-15* CD19可恢复肿瘤诱导的NK细胞功能障碍和抑制作用 三特异性抗体的发展前景与挑战 一般来说，双特异性抗体BsAbs只能在三种主要作用机制中的一种或两种之间进行选择：免疫细胞桥接、免疫细胞激活和双重信号通路阻断。然而，TsAbs可以同时实现多种作用机制，在定位癌症细胞的同时激活免疫细胞或阻断免疫检查站，从而延长免疫细胞的作用时间，增加免疫细胞的强度，发挥更好的抗肿瘤作用。尽管如此，TsAbs的发展还没有mAbs和BsAbs那么成熟，它仍然有许多局限性需要更深入地研究和解决。例如（1）TsAbs可以通过高度刺激免疫系统来触发CRS。许多T细胞同时被激活，导致免疫系统细胞过度释放引发炎症的细胞因子。当TsAbs靶向并激活T细胞时，血液肿瘤中CRS的风险已经更大，而实体瘤的剂量可能更高，如何确保这种安全性？（2）在某些情况下，治疗性抗体表现出免疫原性，抗体的给药通常会诱导抗药物抗体（ADAs）的产生，从而抵消药物的治疗效果或导致严重不良事件。（3）TsAbs比mAb和BsAbs更复杂，不同的靶标组合或结构类型影响抗体的理化性质、药理功效和药代动力学特征。与mAb药物相比，多抗药物通常具有蛋白水解、聚集、物理不稳定和低产量的趋势。在工业规模上生产高产量和稳定质量的TsAbs仍然是一个挑战。 总结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TsAb被批准用于临床。并且三特异性抗体的开发充满挑战。然而，许多药物都处于临床前和临床开发阶段。例如，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授予HPN217“快速通道”称号。未来，除了根据疾病不断优化靶点组合、抗体形式和序列修饰外，TsAbs还可能发展为TetraMab（四特异性抗体）。无论是TsAb还是TetraMab，MsAb作为下一代癌症免疫治疗无疑是一个发展趋势。 参考文献[1] Yao, Y., Y. Hu, and F. Wang, Trispecific antibodies for cancer immunotherapy. Immunology.[2] Tapia-Galisteo A, Compte M, Álvarez-Vallina L, Sanz L. When three is not a crowd: trispecific antibodies for enhanced cancer immunotherapy. Theranostics 2023; 13(3):1028-1041. 内容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