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H104

一、我国创新免疫疗法：异基因B7H3靶向CAR-γδT细胞治疗开启癌症治疗新纪元！ 在癌症治疗领域，我国科研团队正引领一场革命性突破。近期，我国自主研发的异基因B7H3靶向CAR-γδT细胞疗法在多项临床试验中展现出令人瞩目的疗效，为全球癌症患者带来了新的希望。  这一创新疗法不仅体现了我国在细胞免疫治疗领域的领先地位，更标志着癌症治疗策略的重大革新。 二、技术突破：异基因CAR-γδT细胞的独特优势 传统CAR-T疗法多采用患者自体T细胞，存在制备周期长、成本高、患者个体差异大等局限性。 我国研发的异基因B7H3靶向CAR-γδT细胞疗法采用通用型设计，通过基因编辑技术敲除HLA-A分子和T细胞受体，有效避免了移植物抗宿主病(GvHD)和排斥反应，同时延长了细胞在体内的存活时间。 这种"通用型"设计使得该疗法能够实现规模化生产，显著降低治疗成本，提高可及性。 γδT细胞作为免疫系统中的"特种部队"，具有独特的抗肿瘤特性。它们无需主要组织相容性复合体(MHC)限制即可识别和杀伤肿瘤细胞，对实体瘤具有更强的穿透能力。 我国科研团队成功将B7H3靶向CAR分子导入γδT细胞，创造出兼具精准靶向和强大杀伤力的新型免疫细胞。 三、临床进展：多适应症展现卓越疗效 在2024年欧洲肿瘤内科学会(ESMO)大会上，我国专家公布了QH104细胞治疗复发性胶质母细胞瘤(rGBM)的首例人体临床试验结果。该研究入组7例患者，客观缓解率(ORR)达42.9%，疾病控制率(DCR)更是达到惊人的100%。 所有患者在接受治疗后病情得到有效控制，且治疗耐受性良好，未出现严重副作用。 针对实体瘤软脑膜转移这一临床难题，QH104细胞在2025年美国临床肿瘤学会(ASCO)年会上展示出初步疗效。两例既往治疗失败的肺腺癌软脑膜转移患者在接受单次鞘内输注后，均达到疾病稳定，伴随脑脊液中肿瘤细胞显著减少或消失。 这些临床数据初步验证了该疗法在难治性实体瘤中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四、靶点选择：B7H3的肿瘤免疫治疗价值 B7-H3作为B7家族的重要成员，在多种肿瘤细胞表面高表达，而在正常组织中表达受限，成为理想的免疫治疗靶点。 研究表明，B7-H3在肿瘤免疫逃避、侵袭迁移和血管生成中发挥关键作用。针对这一靶点的CAR-T细胞疗法，能够精准识别并杀伤肿瘤细胞，同时最大程度减少对正常组织的损伤。 我国科研团队通过结构优化，设计了第二代B7H3靶向CAR分子，采用CD28共刺激域，显著增强了T细胞的活化和增殖能力。 这种设计使CAR-γδT细胞在肿瘤微环境中能够持续发挥抗肿瘤作用，克服了传统CAR-T细胞在实体瘤治疗中的局限性。 五、研发历程：从实验室到临床的跨越 北京清辉联诺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作为该疗法的研发主体，完成了从基础研究到临床转化的完整链条。QH104细胞注射液于2025年5月获得美国FDA临床试验批准，成为全球首个针对恶性胶质瘤的异体CAR-T疗法。 同年9月，该疗法在国内获得临床默示许可，即将开展新适应症临床试验。 研发过程中，团队解决了异体CAR-T细胞制备中的关键技术难题，包括T细胞的高效基因编辑、CAR分子的稳定表达以及细胞的大规模扩增。 通过优化生产工艺，实现了CAR-γδT细胞的高效制备，为临床推广奠定了坚实基础。 六、肿瘤治疗新格局 我国自主研发的异基因B7H3靶向CAR-γδT细胞疗法，不仅为复发难治性肿瘤患者提供了新的治疗选择，更推动了肿瘤治疗模式的转变。随着临床研究的深入，该疗法有望拓展至肺癌、肝癌、乳腺癌等多种实体瘤治疗领域。 2025年1月，我国科学家在《Science Translational Medicine》发表封面论文，揭示了降低CAR-T细胞治疗毒性的新策略，为开发更安全有效的CAR-T细胞药物提供了重要思路。 这些研究成果将进一步提升我国在细胞免疫治疗领域的国际竞争力。 结语 我国在异基因B7H3靶向CAR-γδT细胞疗法领域的突破性进展，标志着癌症治疗迈入精准免疫治疗新时代。 这一创新疗法不仅体现了我国在生物医药领域的自主研发能力，更为全球癌症患者带来了新的希望。随着临床研究的不断深入和治疗方案的优化完善，我们有理由相信，这种"中国智造"的细胞免疫疗法将在全球肿瘤治疗领域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为人类健康事业作出更大贡献。  本文图片均由AI生成，如涉及版权问题，请联系删除。

点击蓝字 关注我们 GeneRulor 一 引言： 重新定义治疗范式的关键节点 2024年，全球细胞与基因治疗（Cell and Gene Therapy, CGT）领域迎来了具有历史意义的监管里程碑。美国FDA、中国NMPA、欧盟EMA和日本PMDA共批准13款创新CGT产品，这一数字不仅创下历史新高，更重要的是其背后折射出的监管科学范式转变：从传统的"先证据、后批准"模式，向"适应性批准路径与实时风险管理"的新型监管框架演进。 图1. 2024年CGT领域三重突破：适应症、技术与监管并进 本文基于《Cancer Letters》近期发表的系统性综述，从监管科学视角深度剖析2024年全球CGT批准的特征、趋势及其对未来监管策略的启示。 二 CGT的监管分类学： 理解复杂性的起点 01 基于干预位点的分类框架 GeneRulor 从监管角度，CGT最核心的分类维度是治疗干预发生的位点，这直接决定了产品的CMC（化学、制造与控制）要求、质量标准和风险管理策略。 图2. CGT的分类与机制路径 体外（Ex-vivo）疗法的监管特征 制造过程的可控性相对较高，但个体化生产带来批次间差异风险 需要建立严格的细胞采集、运输、处理、质检和回输的全链条质量体系 关键监管要素：细胞活力、纯度、无菌性、内毒素水平、残余试剂 代表产品：CAR-T细胞、基因修饰的造血干细胞 体内（In-vivo）疗法的监管挑战 靶向性和脱靶效应的平衡成为核心安全性考量 病毒载体的生物分布、整合位点、免疫原性需要长期监测 关键监管要素：载体拷贝数、组织特异性、转导效率、免疫反应 代表产品：AAV基因治疗、反义寡核苷酸、脂质纳米颗粒递送系统 02 治疗机制的监管意义 GeneRulor 不同的作用机制对应不同的非临床安全性研究要求和临床终点设计。 免疫细胞工程（CAR-T/TCR-T/TIL） 监管重点：细胞因子释放综合征（CRS）、免疫效应细胞相关神经毒性综合征（ICANS）、肿瘤溶解综合征 终点策略：客观缓解率（ORR）、缓解持续时间（DOR）、微小残留病（MRD）阴性率 基因替代/补充疗法 监管重点：目标基因表达水平、长期疗效维持、插入突变致癌风险 终点策略：生化标志物正常化、功能改善评分、疾病进展延缓 基因编辑疗法 监管重点：脱靶编辑频率、染色体重排风险、种系编辑排除 终点策略：编辑效率、靶向特异性、长期安全性随访（FDA要求15年） 三 全球监管格局的分化与趋同： 2024年的关键观察 01 美国FDA：监管创新的引领者 GeneRulor 2024年监管政策的三大突破 第一，取消强制性动物试验要求（2025年1月实施） 这一政策变革对CGT开发具有深远影响。FDA认可替代模型包括： 人源化小鼠模型（Humanized mouse models） 类器官系统（Organoid-based assays） AI驱动的毒性预测平台（如DeepTox、QSAR模型） 计算机模拟药代动力学（PBPK modeling） 监管意义：大幅缩短非临床研究周期，降低开发成本，加速罕见病疗法临床转化。但同时要求申办方提供充分的科学依据证明替代模型的预测性。 第二，"滚动比对"（Rolling Comparability）框架的建立 以Beqvez（AAV-血友病B基因治疗）的批准为标志，FDA允许： 在不改变产品根本性质的前提下，进行制造工艺的迭代优化 无需开展全新的临床试验验证工艺变更的等效性 通过严格的分析相似性研究（Analytical comparability study）支持变更 监管逻辑：承认病毒载体制造的复杂性，平衡产品一致性要求与工艺改进需求。该框架在Beqvez案例中缩短开发时间18个月。 第三，RMAT指定路径的成熟应用 2024年8款FDA批准产品中，100%获得加速审批资格（突破性疗法或RMAT）。这反映出： FDA对CGT"未满足医疗需求"认定的系统性框架已成熟 替代终点的接受度显著提升（如神经丝轻链NfL、生化标志物正常化） 加速批准后的确证性研究设计更加灵活（可采用历史对照、外部对照） 表1. 2024年FDA批准的8款CGT产品 02 中国NMPA：从追赶到并行的战略转型 GeneRulor 审评效率的量化提升 2024年NMPA批准的Tofersen（SOD1-ALS反义寡核苷酸）创造了7个月从临床申请到批准的记录，这与2015年前平均12.3个月的审评时间形成鲜明对比。效率提升的驱动因素包括： 2016年启动的优先审评程序，建立了"临床价值评估-审评资源配置"的联动机制 2018年修订的海外数据接受政策，允许在关键试验中纳入≥50名中国受试者即可豁免独立的国内试验 2021年《具有优先审评审批程序的药品注册申请提交与审评审批指南》进一步明确了加速路径的条件和要求 图4. 中国NMPA于2024年批准的代表性CGT产品 Carvykti案例的监管智慧 Legend Biotech的Carvykti（BCMA CAR-T）在2024年获NMPA批准，其监管路径体现了中国式创新： 52%的关键数据来自全球多中心研究CARTITUDE-4，NMPA基于"接受海外临床数据"豁免了冗余的中国III期试验 要求在无锡建立本地化生产设施，确保产品可及性（生产成本降低37%） 上市后要求开展中国人群的真实世界研究，监测疗效和安全性的种族差异 这种"全球数据认可 + 本土生产要求 + 上市后真实世界研究"的三位一体模式，正在成为NMPA的标准化路径。 Saikaize的监管标杆意义 CARsgen公司的Saikaize（relmacabtagene autoleucel）作为国产BCMA CAR-T，其批准体现了NMPA对制造质量的严格要求： 细胞活力96.2%±1.3%（NMPA要求≥90%） CD3+细胞计数批次间变异系数4.7%（NMPA要求≤15%） 采用ISO 5级洁净室和闭环自动化生产系统 更重要的是，NMPA在终点选择上的策略性思考：强调3年总生存率（OS）92.9%，而非欧盟偏好的MRD阴性率。这符合"临床价值导向审评"原则——对于多发性骨髓瘤这类高患病率恶性肿瘤，长期生存获益比深度缓解更具临床意义。 03 欧盟EMA：审慎性原则的坚守 GeneRulor 2024年仅批准1款CGT的深层逻辑 EMA在2024年仅批准DURVEQTIX（fidanacogene elaparvovec，AAV-血友病B），这种审慎并非监管滞后，而是体现了欧洲"预防性原则"（Precautionary Principle）在先进疗法中的应用： 条件性批准（Conditional Approval）后要求更严格的确证性研究 强制性5年安全性随访和真实世界疗效监测 卫生技术评估（HTA）整合：德国IQWiG要求ATMP提供比较疗效数据以支持报销决策 监管哲学的差异：EMA的审批速度慢于FDA，但产品上市后的长期表现往往更稳定。这种"慢而稳"的策略在细胞基因治疗领域具有特殊意义——AAV载体的长期整合风险、CAR-T的晚发性不良反应，都需要充分的上市后数据支持。 04 日本PMDA：条件性批准的反思 GeneRulor AKUUGO案例与日本困境 2024年7月，PMDA批准了全球首款用于创伤性脑损伤的同种异体基因修饰MSC疗法AKUUGO（vandefitemcel）。然而，这一里程碑背后是日本条件性批准路径面临的系统性挑战： 截至2024年中，日本批准的18款细胞治疗产品中，无一完成条件性批准向完全批准的转化 部分产品因上市后研究未能证实疗效而被撤回 2024年PMDA收紧要求：条件性批准后的确证性研究必须采用随机对照设计和双盲评估 政策反思的启示：日本的经验提示，过度宽松的条件性批准可能带来：患者过早暴露于未充分验证的疗法、医疗资源的低效配置（昂贵疗法缺乏确证疗效）、监管公信力的损害。这对中国NMPA的加速批准路径具有警示意义——必须建立严格的上市后研究监管机制，确保条件性批准不演变为"事实上的完全批准"。 四 2024年FDA批准产品的深度监管解析 01 细胞治疗：从血液到实体的监管跨越 GeneRulor Amtagvi（TIL疗法）的里程碑意义 2024年2月16日，Iovance的Amtagvi（lifileucel）获批，成为首款用于实体瘤的TIL疗法。从监管科学角度，这一批准具有多重创新。 突破了"实体瘤细胞治疗"的监管瓶颈 此前CAR-T疗法主要成功于血液肿瘤，原因在于：血液肿瘤缺乏物理屏障，细胞可自由循环至肿瘤部位；靶抗原（如CD19、BCMA）表达相对均一；肿瘤微环境免疫抑制程度较低。 实体瘤（如黑色素瘤）的挑战包括：肿瘤基质的物理屏障限制细胞浸润；抗原异质性导致免疫逃逸；抑制性免疫微环境（Treg、MDSC、TGF-β）。 Amtagvi的成功证明：通过从肿瘤组织直接提取、扩增肿瘤浸润淋巴细胞，可以获得已"预先筛选"的肿瘤特异性T细胞，克服上述挑战。FDA基于31.5%的ORR（95% CI: 21.1-43.4）批准该疗法，这一疗效水平在晚期黑色素瘤三线治疗中具有临床意义。 图5. 实体瘤TIL治疗机制 建立了"肿瘤来源自体细胞"的监管框架 与CAR-T不同，TIL疗法的细胞来源是肿瘤组织而非外周血。这带来独特的监管要求： 肿瘤组织采集的标准化（部位、大小、保存条件） 肿瘤细胞污染的排除（流式细胞术验证T细胞纯度） 患者肿瘤负荷与TIL扩增成功率的关联性评估 FDA在Amtagvi的审批中建立了这些标准，为未来TIL疗法提供了监管模板。 Aucatzyl vs Tecartus：监管竞争的案例研究 2024年11月8日，Autolus的Aucatzyl（obecabtagene autoleucel）获批，成为第5款CD19 CAR-T疗法。然而，其适应症与2017年批准的Tecartus完全重叠（儿童B细胞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这在CGT领域尚属罕见。 监管批准的差异化依据 尽管适应症重叠，FDA基于以下差异化特征批准Aucatzyl： 快速脱靶结合率（Fast-off rate）设计： 传统CAR-T的高亲和力导致持续激活，增加CRS/ICANS风险 Aucatzyl的快速脱靶设计模拟天然T细胞，降低过度激活 安全性优势： FELIX试验中无≥3级CRS病例（Tecartus的CRS发生率为15%） 首款豁免REMS（风险评估与缓解策略）要求的CAR-T 疗效非劣效性： ORR 70%（Tecartus 93%），完全缓解率63%（Tecartus 67%） 虽然ORR略低，但考虑到患者群体差异和安全性改善，FDA认为风险-收益比可接受 监管哲学的体现：这一批准反映了FDA的"竞争性创新"鼓励政策——即使适应症重叠，只要产品具有差异化的安全性或疗效特征，就应给予市场准入机会，让医生和患者有更多选择。 Ryoncil：异体细胞治疗的制造标杆 Mesoblast的Ryoncil（remestemcel-L-rknd）是首款MSC疗法，用于儿童激素难治性移植物抗宿主病（SR-GVHD）。其监管意义在于建立了异体"现货型"细胞产品的质量标准。 制造一致性的量化标准 免疫调节蛋白分泌的批次间变异≤15% 细胞活力≥70%（输注时） 内毒素<0.5 EU/mL 支原体、无菌性100%合格 供者筛选与主细胞库（MCB）管理： 建立经过严格病毒筛查的供者细胞库 MCB的遗传稳定性验证（传代后核型分析） 细胞衰老标志物监测（端粒长度、β-半乳糖苷酶活性） Ryoncil的批准为未来异体CAR-T、CAR-NK等"通用型"细胞疗法提供了监管参考。 02 基因治疗：五大产品的监管创新图谱 GeneRulor Casgevy：CRISPR基因编辑的临床验证 2024年12月8日，Vertex/CRISPR Therapeutics的Casgevy（exagamglogene autotemcel）获批用于镰状细胞病和β-地中海贫血，这是全球首款获批的CRISPR基因编辑疗法。 图6. CRISPR-Cas9基因编辑治疗机制与监管评估要点 监管审查的关键维度 脱靶编辑的风险评估： FDA要求全基因组测序验证脱靶频率（<0.1%） 已知脱靶位点的功能后果预测（生物信息学分析） 与疾病表型无关的脱靶编辑的长期致癌风险模型 编辑效率与临床疗效的关联： BCL11A增强子区域编辑效率>80% 胎儿血红蛋白（HbF）重新表达至≥20 g/dL 94%患者实现输血独立（主要终点） 长期安全性监测要求： FDA强制15年随访（检测晚发性恶性肿瘤、造血功能衰竭） 上市后登记研究（Post-Marketing Registry Study）纳入所有治疗患者 生殖细胞编辑排除验证（精液/卵巢组织活检） 监管里程碑的意义：Casgevy的批准标志着FDA完成了基因编辑疗法监管框架的构建，包括：明确的脱靶检测技术要求（NGS、ddPCR、靶向测序）、风险-收益评估的阈值（脱靶率<0.1%被认为可接受）、长期随访的具体方案（时间节点、检测项目、随访频率）。 Lenmeldy：体外基因修饰造血干细胞的长期疗效验证 FDA批准由Orchard Therapeutics开发的Lenmeldy（atidarsagene autotemcel）用于异染性脑白质营养不良（MLD），展示了体外HSC基因治疗的持久疗效。 监管批准的证据基础 FDA基于5年随访数据批准Lenmeldy： 芳基硫酸酯酶A（ARSA）活性持续>30%正常水平 神经发育评分稳定或改善（82%患儿） 无病毒载体相关的恶性转化事件 慢病毒载体的安全性演进： MLD基因治疗的历史教训深刻。早期LV载体曾导致克隆扩增和白血病，促使开发自失活慢病毒载体（SIN-LV）。然而，即使SIN-LV，2024年仍有X连锁肾上腺脑白质营养不良基因治疗III期试验因7例髓系恶性肿瘤而终止。 Lenmeldy的成功在于：采用第三代SIN-LV系统（U3区域完全删除）；载体整合位点分析未显示靶近致癌基因的富集；5年随访无克隆优势证据（整合位点多样性保持稳定）。 Tecelra：TCR疗法的监管首秀 Adaptimmune公司的Tecelra（afamitresgene autoleucel）是首款获批的TCR-T疗法，用于MAGE-A4阳性滑膜肉瘤。 TCR疗法的独特监管挑战 与CAR-T相比，TCR-T具有以下差异： 识别细胞内抗原（通过MHC呈递），扩大靶点范围 HLA限制性：仅适用于特定HLA型（如Tecelra限于HLA-A*02:01阳性患者） 更高的脱靶毒性风险（TCR可能交叉识别正常组织抗原） FDA的风险管理策略： 严格的患者筛选标准： HLA分型（HLA-A*02:01阳性） 肿瘤MAGE-A4表达验证（IHC≥50%肿瘤细胞阳性） 排除自身免疫病史患者 脱靶毒性的监测方案： 治疗后密集监测心肌酶谱、肝功能（MAGE-A4在心脏、肝脏低水平表达） 神经系统评估（MAGE-A4在脑组织表达） 疗效终点的合理性： 在罕见肉瘤中，FDA接受单臂试验和客观缓解率作为主要终点 Tecelra的ORR 43.2%（95% CI: 28.4-59.0）在三线治疗中具有临床意义 Kebilidi：中枢神经系统基因治疗的递送突破 PTC Therapeutics的Kebilidi（eladocagene exuparvovec-tneq）用于AADC缺乏症，代表了脑内基因递送技术的监管认可。 MRI引导颅内递送的创新 传统脑内基因治疗面临靶向性差的问题。Kebilidi采用： 实时MRI引导立体定向注射至双侧壳核 对流增强递送（CED）技术：缓慢灌注（速率1-2 μL/min）增加组织渗透 实现92%壳核覆盖率（传统方法<50%） FDA接受的替代终点： 由于AADC缺乏症极其罕见（全球<150例），FDA接受了以下替代终点： MRI显示的载体分布体积（作为靶向成功的替代指标） 脑脊液AADC酶活性增加（生化标志物） 发育里程碑改善（临床功能终点） 这一批准确立了FDA在超罕见病基因治疗中"灵活终点 + 严格上市后监测"的监管模式。 Beqvez："滚动比对"框架的实践 Pfizer的Beqvez（fidanacogene elaparvovec-dzkt）用于B型血友病，其监管创新在于"滚动比对"框架的首次应用。 制造工艺优化的监管路径 AAV载体生产过程中，工艺优化（如从悬浮培养转为贴壁培养、纯化方法改进）是常态。传统监管要求每次重大工艺变更后都需进行"可比性研究"，甚至重新开展临床试验。 "滚动比对"框架的创新在于： 允许在批准过程中持续优化工艺 通过分析相似性研究（理化特性、生物学活性、体外效价）证明等效性 无需额外临床试验，缩短开发时间18个月 监管科学的进步： 这一框架体现了FDA对AAV制造复杂性的深刻理解： 认可"过程即产品"（Process defines product）的现实 平衡"产品一致性"要求与"持续改进"需求 为行业提供可预期的监管路径 五 FDA vs NMPA： 监管要求的系统性比较 下表总结了美国FDA与中国NMPA在细胞与基因治疗（CGT）监管体系中的主要差异与趋同点，为后续解读提供整体对照视角。 表2. 美国FDA与中国NMPA在细胞与基因治疗（CGT）监管体系中的比较概览 01 临床证据标准的差异 GeneRulor FDA的灵活性 罕见病（患病率<200,000/美国）接受单臂试验、历史对照 替代终点的广泛接受（生物标志物、影像学指标、功能评分） 真实世界证据（RWE）可用于标签扩展和上市后确证 NMPA的演进 传统上要求随机对照试验（RCT），即使在罕见病领域 2024年趋势：逐步接受单臂试验（如Tofersen的SOD1-ALS） 但仍强调"中国人群数据"要求（关键试验≥50名中国患者） 趋同信号 两国都在推动基于生物标志物的批准，并建立了CNS药物生物标志物的联合开发项目。 02 上市后监测要求 GeneRulor FDA的严格性 基因治疗产品要求15年随访（检测晚发性不良反应、致癌风险） CAR-T产品纳入REMS计划（医院资质认证、医生培训、患者教育） 上市后安全性研究（PASS）和疗效研究（PAES）的强制性 NMPA的平衡 最低5年上市后随访（考虑中国患者的依从性和医疗体系现状） 要求开展中国人群的真实世界研究（评估种族差异） 对制造工艺变更的管理更为严格（每次变更需申报） 03 制造与质量控制 GeneRulor FDA的前沿要求 推行6σ工艺能力（Cpk≥2.0） 强制性过程中NGS监测（病毒载体批次的整合位点分析） 鼓励过程分析技术（PAT）和连续制造 NMPA的标准化 ISO 5级洁净室强制要求 自动化闭环生产系统（降低人为错误和污染风险） 批签发制度在CGT领域的适应性调整 国际协调的进展 ICH Q5A-Q5E指南在病毒载体表征方面已实现实质性协调，包括： 感染性效价测定方法 空壳与满壳比例的控制标准 宿主细胞DNA/蛋白残留限度 六 持续存在的挑战与未来方向 01 实体瘤：CGT的“最后堡垒” GeneRulor 递送障碍的监管应对 实体瘤的物理屏障（致密基质、异常血管、高间质压）限制了细胞和载体的肿瘤内渗透。2024年Amtagvi（TIL疗法）的成功提供了一种解决方案，但更广泛的突破需要： 溶瘤病毒武装的CAR-T： 溶瘤病毒破坏肿瘤基质，CAR-T随后浸润 监管挑战：双重治疗模式的安全性评估、病毒复制控制 局部递送策略： 瘤内注射、导管介入递送 监管要求：递送装置的安全性评估、操作标准化 改造的细胞产品： 分泌基质降解酶的CAR-T（如透明质酸酶） 对抑制性信号不敏感的"装甲"CAR-T 监管考量：额外基因修饰的安全性（多重基因编辑的脱靶风险叠加） 02 个性化vs通用型：监管策略的分化 GeneRulor 个性化TCR-T的案例：KSX01-TCRT 2024年临床试验展示了AI驱动的个性化TCR发现平台： 为每位患者分析外周血T细胞TCR库 与肿瘤特异性TCR指纹图谱匹配 筛选3个验证的TCR进行工程化 时间从传统的6个月缩短至48天 监管挑战： AI算法的验证： 训练数据的代表性（避免种族偏倚） 算法的可解释性（"黑箱"问题） 预测准确性的验证（脱靶反应性、肿瘤特异性） 个性化产品的批准路径： 无法开展传统的批次间一致性验证 需要建立"平台"批准模式（批准技术平台而非单个产品） 每位患者的产品都是"独特批次"，如何定义放行标准？ 通用型细胞治疗的监管框架 同种异体CAR-T/CAR-NK的优势在于"现货型"供应，但监管要求更为复杂： 供者筛选与细胞库管理： 严格的病毒筛查（HIV、HBV、HCV、CMV等） 遗传背景的多样性（HLA分型、KIR基因型） 主细胞库的遗传稳定性验证 免疫排斥与GVHD风险： TCR/HLA基因敲除的效率验证（流式细胞术、Western blot） 体外混合淋巴细胞反应（MLR）评估免疫原性 临床试验中GVHD的密切监测 制造规模化的质量控制： 从研发规模（10^7细胞/批）到商业规模（10^10细胞/批）的工艺转移验证 大规模培养中细胞表型的稳定性（CAR表达、效应功能） 案例：QH104（同种异体CAR-γδ T细胞） 临床试验显示：I期试验完全无CRS/ICANS（样本量20例）、鞘内给药实现中枢神经系统靶向、制造周期缩短至14天（自体CAR-T需4-6周）。 监管路径可能采用：初始批准限于某些适应症（如CNS肿瘤）、扩展至其他适应症时豁免全面临床试验（基于真实世界数据）。 03 递送技术：从系统性到靶向性 GeneRulor LNP-RNA平台的监管成熟 脂质纳米颗粒（LNP）递送mRNA/siRNA已在COVID-19疫苗中得到大规模验证，为基因治疗提供了新工具。 监管要求的演进： 组分的充分表征： 可电离脂质的pKa值（决定内体逃逸效率） PEG-脂质的比例（影响血液循环时间和组织分布） 胆固醇和磷脂的来源与纯度 靶向性的验证： 体外细胞摄取实验（多种细胞系） 体内生物分布研究（定量PCR、荧光成像）  脱靶组织的毒性评估 免疫原性的评估： 补体激活相关假性过敏反应（CARPA） 抗PEG抗体的诱导（影响重复给药疗效） 肝转移靶向LNP的案例： 2024年研究展示了半乳糖修饰LNP：靶向肝细胞的去唾液酸糖蛋白受体（ASGPR）、在胰腺癌肝转移小鼠模型中实现肿瘤抑制、递送STING激动剂mRNA或突变KRAS mRNA。 监管前景：需要在大动物模型（如猪、非人灵长类）验证靶向性和安全性、人体首次试验需明确剂量递增方案和安全性监测指标。 04 AI在CGT开发中的监管考量 GeneRulor AI应用的三大领域 基因编辑设计优化： CRISPR-Net、DeepCRISPR预测gRNA效率和脱靶 PAMmla重编程Cas9酶的PAM识别 监管挑战：算法的验证数据集、预测的准确性阈值 TCR/抗原预测： NetMHCpan预测新抗原的MHC结合 IEDB数据库支持的免疫原性评分 监管挑战：计算预测与实际免疫反应的相关性验证 制造过程优化： 机器学习预测病毒滴度与培养参数的关系 实时监控与自适应控制 监管挑战：AI驱动的工艺变更是否需要补充申报？ 监管框架的构建需要： 算法透明度要求（源代码审查 vs 性能验证） 训练数据的质量标准（数据来源、标注准确性） 持续学习算法的管理（上市后模型更新如何监管？） 责任归属（算法错误导致的不良后果由谁承担？） 七 监管科学的未来图景： 五大趋势研判 趋势一：从产品监管到平台监管 现状挑战：每个个性化CGT产品都需要独立申报，监管资源消耗巨大。 未来模式：批准"技术平台"而非单个产品。平台验证包括：制造工艺的稳健性、质量控制系统、安全性评估体系。个别产品基于平台批准快速上市，上市后数据汇总评估平台性能。 先例：FDA的组织工程产品平台批准、日本PMDA的条件性批准框架可作为借鉴。 趋势二：真实世界证据的系统性整合 驱动因素： 罕见病样本量有限，传统RCT困难 长期疗效和安全性的验证需要大样本、长时间数据 上市后数据可补充批准时的证据不足 监管路径： 建立标准化的RWE收集系统（如FDA的Sentinel系统） 明确RWE在标签变更中的证据级别 国际数据共享机制（如全球CGT登记研究） 趋势三：监管协调的深化 现有差距：各国对替代终点、上市后要求、制造标准的认定仍有分歧。多区域临床试验（MRCT）的设计需要平衡各国特殊要求。 协调方向： ICH拓展至CGT领域（目前ICH主要关注小分子和抗体） 联合审评试点（如FDA-EMA-PMDA的共同审评） 互认机制探索（一国批准后其他国家简化审评） 趋势四：患者参与的制度化 患者中心的监管： 患者报告结局（PRO）作为关键终点 患者参与风险-收益评估（尤其在罕见病领域） 知情同意的增强（基因编辑的不确定性、长期风险） 实践案例：FDA的患者专家咨询委员会（Patient Expert Panels）、EMA的患者组织合作。 趋势五：伦理框架的前瞻性构建 新兴伦理挑战： 生殖细胞系编辑的禁区（如何监管？） 增强性基因编辑vs治疗性编辑的边界 基因治疗的可及性公平（高昂价格导致的医疗不平等） 监管应对： 建立独立的生物伦理咨询机制 国际公约的更新（如《赫尔辛基宣言》在基因编辑时代的适用性） 定价与报销政策的创新（如基于疗效的分期付款、风险共担协议） 八 结语： 监管智慧塑造CGT的未来 2024年，全球CGT领域以13款创新产品的批准，宣告了从"实验性疗法"到"主流治疗选项"的历史性跨越。这一成就的背后，是监管科学与临床创新的深度协同。 FDA展示了监管创新的领导力：取消动物试验强制要求、"滚动比对"框架、RMAT路径的成熟应用，体现了"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加速创新"的监管哲学。 NMPA实现了从追赶到并行的跨越：7个月批准Tofersen、接受海外数据豁免冗余试验、本土化生产降低成本，展现了"全球视野+本土策略"的监管智慧。 EMA坚守了审慎性原则：虽然2024年仅批准1款产品，但其"长期安全性优先"的理念为全球监管提供了重要的平衡视角。 PMDA提供了条件性批准的反思样本：日本的经验警示我们，过度宽松的早期批准必须配套严格的上市后研究，否则将损害患者利益和监管公信力。 2024年是CGT的"分水岭之年"，更是监管科学迈向新纪元的起点。在这个变革的时代，监管专家肩负着平衡创新与安全、效率与质量、全球协调与本土适应的重任。唯有以科学为基础、以患者为中心、以前瞻性为导向，才能推动CGT这一划时代的医学革命真正惠及全人类。 参考文献 [1] Jian A, Zhao G, Wang Y, Wang S, Li N. Watershed year of cell and gene therapy (CGT): A review of 2024 CGT approvals. Cancer Letters. 2025;632:217980. doi:10.1016/j.canlet.2025.217980 作者声明 本文基于《Cancer Letters》2025年发表的学术综述，从监管科学视角进行深度解读，旨在为药品监管从业者、政策制定者、生物医药企业提供系统性的专业分析。文中观点代表作者基于文献的专业判断，不代表任何监管机构的官方立场。 上周精选 GeneRulor 推文题目： Nature Biomedical Engineering | Hybrid gRNA技术破解碱基编辑"精准与效率"双重难题 👉点击查看原推文 关于舒桐 珠海舒桐医疗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以基因编辑为核心技术的生物医药企业，总部位于粤澳深度合作区——横琴新区，下设鼓润（武汉）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广州舒桐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和杭州舒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等全资子公司。公司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拥有博士后工作站和多个博士后团队，已申请专利40余项，承担多项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公司致力于通过创新技术为多种疾病尤其肿瘤开展新药研发，提供基因靶向治疗方案。同时公司搭建了一站式基因编辑平台、分子诊断平台和科技服务平台，可提供从靶点筛选、基因编辑有效性检测到安全性评估的全流程解决方案；具备先进的CGT原料规模化生产能力，可为科研机构及生物医药企业提供安全高效的一站式服务和原料供应。舒桐医疗坚持以“创新、敬业、融合、开放”为核心价值观，致力于利用基因治疗技术造福人类健康，让生命更美好。 如需获得更多信息，请咨询我们： 电话： 400-6309596 18437963580（同微信） 企业官网： http://www.generulor.com.cn 产品订购/技术支持： service@generulor.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