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dium Alginate

“ 点击蓝字 关注我们 孙进 沈阳药科大学无涯创新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万人计划”科技创新领军人才，辽宁省“兴辽英才科技创新团队”负责人。现任智能药物递送系统设计与评价教育部国际合作联合实验室中方主任，兼任辽宁省药用辅料与包材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等。长期从事新药创制与药剂学研究，方向涵盖生物药剂学、纳米药物与药物转运体等。团队坚持“基础-应用-创新-转化”一体化布局，围绕临床给药关键问题承担国家与省部级项目数十项；依托学校国家重大新药创制综合平台建立起较完整的新药与制剂研发条件与评价体系。在Nat Commun，Sci Adv等期刊发表多篇论文。 孙孟驰 沈阳药科大学药学院特聘教授/副教授，博士生导师。辽宁省青年科学基金（B类）、辽宁省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获得者，辽宁省大学生创新大赛优秀指导教师。兼任中国抗癌协会纳米肿瘤学专委会青委、辽宁省药学会药剂学专委会委员；担任Asian JPharm Sci，《中南药学》等杂志青年编委；多次受邀在中国药物制剂大会青年研讨会、中国药学大会药剂青年论坛、亚洲药剂学论坛等作报告。长期从事药物递送与转化研究，方向涵盖活体微生物智能递送与免疫增效、基于临床问题的药物递送系统研究及人工智能驱动纳米药物设计与优化。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青年等课题；代表性成果以系列论文形式发表于Nat Commun，JAm Chem Soc等期刊。 溶瘤微生物制剂：临床前研究与临床进展 PPS  凌昊 1# ，章浩天 1# ，何仲贵 1，3 ，孙孟驰 2，3* ，孙进 1，3* （1. 沈阳药科大学无涯创新学院，辽宁 沈阳 110016；2. 沈阳药科大学药学院，辽宁 沈阳 110016；3. 沈阳药科大学教育部智能药物递送系统设计与评价国际合作联合实验室，辽宁 沈阳 110016） [摘要] 溶瘤微生物疗法凭借其独特的肿瘤靶向性和免疫调控能力，已成为肿瘤免疫治疗领域的新兴策略。溶瘤微生物（包括溶瘤细菌和溶瘤病毒）能够选择性感染并裂解肿瘤细胞，同时激活宿主免疫反应，从而增强治疗效果。为克服天然溶瘤微生物临床应用中面临的宿主免疫清除、体内稳定性不足及脱靶效应等诸多挑战，药物制剂技术在溶瘤微生物疗法优化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综述系统阐述溶瘤细菌与溶瘤病毒的作用机制、临床前研究与临床进展，重点探讨溶瘤微生物应用挑战及药物制剂优化策略，旨在为溶瘤微生物制剂的开发与临床转化提供参考。 随着医学技术的持续进步与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剧，癌症已成为全球范围内最严峻的公共健康挑战之一。传统治疗方式（如手术、放疗和化疗）在临床实践中仍占据主导地位，但在晚期及转移性肿瘤中往往疗效有限，且常伴有严重毒副作用和耐药性问题。近年来，肿瘤免疫治疗迅速发展，尤其是以活体微生物为基础的治疗策略逐渐受到关注。其中，溶瘤微生物（oncolytic microorganisms）介导的治疗模式，凭借其独特的肿瘤选择性和免疫调节潜力，正成为肿瘤免疫治疗领域的一个重要研究方向[1-2]。 溶瘤微生物是一类能够选择性定植于肿瘤组织、裂解肿瘤细胞并激活宿主免疫系统的微生物，主要包括溶瘤细菌（oncolytic bacteria）与溶瘤病毒（oncolytic viruses，OVs）两大类。尽管二者在靶向机制、免疫激活路径及递送方式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但均展现出在恶性肿瘤治疗中的重要潜力[3-4]。相较于其他非活体制剂，溶瘤微生物具备可自我增殖、深部穿透和持续激发免疫应答等优势，已成为极具发展前景的“活体药物”平台[3]。 尽管如此，溶瘤微生物在临床应用中仍面临诸多挑战，如宿主免疫系统的清除作用、体内稳定性差、靶向富集效率低及潜在毒副反应等[5]，尤其在系统给药条件下上述问题更为突出。为此，药物制剂技术正成为突破上述障碍的关键手段[6]。通过材料包裹、生物膜修饰、靶向配体连接等策略，药剂 学手段为溶瘤微生物提供从屏蔽、递送到激活的全流程赋能，从而显著提升其治疗安全性与靶向精准性。 本综述系统阐述溶瘤细菌与溶瘤病毒的作用机制、临床研究进展及药物制剂优化策略（见图1），重点探讨其在肿瘤治疗中的优势与挑战，旨在为溶瘤微生物制剂的进一步工程改造与临床转化提供参考。 1 溶瘤微生物的定义、分类与作用机制 1.1 定义与内涵 溶瘤微生物治疗的起源可追溯至19世纪末Coley博士利用细菌制剂治疗肉瘤；20世纪中后期病毒免疫疗法的开展进一步推动了该领域的发展。近年来，随着合成生物学和免疫学的进步，这一传统策略焕发新生，逐步形成以溶瘤细菌和OVs为代表的活体制剂体系[7-8]。溶瘤微生物是一类能够选择性感染并裂解肿瘤细胞，同时激活宿主免疫系统、改善肿瘤微环境的微生物治疗因子，具有肿瘤靶向性、生物活性可调控性和免疫刺激能力等核心特征，正成为肿瘤免疫治疗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9]。 与传统化疗或靶向药物不同，溶瘤微生物作为“活体药物”不仅能直接介入肿瘤组织，还能与肿瘤微环境发生动态互动，包括在低氧、酸性、免疫抑制等不利条件下定植、扩增与应答。溶瘤微生物治疗机制可归纳为3个方面：1）直接裂解肿瘤细胞；2）释放病原相关分子模式（pathogen-associated molecular patterns，PAMPs）或肿瘤相关抗原（tumor-associated antigens，TAAs），激活抗肿瘤免疫反应；3）可作为递送平台，载荷抗癌基因、药物或免疫激活因子。同时，随着合成生物学与药物制剂技术的发展，溶瘤微生物的可工程化程度与可控性不断增强，为其在肿瘤治疗中的精准化应用提供了理论与技术基础。 1.2 溶瘤微生物的作用机制和临床研究 1.2.1 溶瘤细菌的作用机制和临床研究  溶瘤细菌通过多种机制与肿瘤微环境相互作用，从而发挥抗肿瘤作用。肿瘤微环境具有独特的低氧、富营养化及免疫抑制等特征，为溶瘤细菌的选择性定殖、增殖和活性维持提供了有利条件。例如，厌氧性梭状芽孢杆菌能够在肿瘤低氧区域优先生长，选择性积聚于肿瘤组织并发挥溶瘤作用[10]。这一特性使溶瘤细菌能够避免对正常组织的损伤，从而提高治疗的精准性和安全性。 溶瘤细菌在抗肿瘤治疗中的作用不仅体现在直接裂解肿瘤细胞，还在于其代谢产物对肿瘤微环境的调控及对宿主免疫反应的激活。例如，梭状芽孢杆菌通过细胞毒素及短链脂肪酸等代谢产物诱导局部炎症反应，有效激活巨噬细胞和T细胞，增强抗肿瘤免疫应答[11]。此外，溶瘤细菌还可分泌脂多糖、胆汁酸代谢物等生物活性分子，激活促炎信号通路，诱导细胞因子分泌，进一步促进免疫系统识别并清除肿瘤细胞[12-13]。局部炎症环境不仅促进了免疫细胞的迁移和活化，还增强了其对循环肿瘤细胞的清除能力[14]。 近年来，溶瘤细菌介导的肿瘤治疗策略因其独特的生物学特性而备受关注[15]。溶瘤细菌不仅能够选择性积累于肿瘤微环境并实现肿瘤抑制，还能精准递送抗癌药物、基因或蛋白，有效降低系统性毒性并提高治疗效果[16]。目前进入临床试验阶段的溶瘤细菌涵盖沙门菌（如VNP20009）、李斯特菌（如ADXS 11-001）等多个细菌种类（见表1）。工程化沙门菌（VNP20009）已进入Ⅰ/聂期临床试验，用于治疗转移性实体瘤，展现出一定的安全性，但其在体内的肿瘤靶向性较低，抗肿瘤活性仍需优化[17]。为提高靶向性，研究人员正探索通过基因工程增强细菌趋化性及免疫刺激能力的方法。此外，卡介苗（Bacille Calmette-Guérin，BCG）长期以来作为非肌层浸润性膀胱癌的标准治疗方案，尽管已开展超过 159项相关临床研究，但仍面临耐药性及膀胱炎、尿频等副作用问题，部分患者的免疫反应较弱，影响长期疗效[18]。因此，研究人员正尝试BCG与免疫检查点抑制剂联合应用，以增强免疫激活效果，提高临床疗效。同时，减毒李斯特菌（ADXS11-001）在针对人乳头病毒（human papillomavirus，HPV）相关肿瘤（如宫颈癌）的聂期临床试验中，通过激活T细胞介导的抗肿瘤免疫反应表现出良好的应用潜力[19]。该菌株能够提高肿瘤局部的免疫渗透性，同时减少全身性副作用，是未来疫苗疗法的重要候选菌株。 尽管细菌疗法展现出良好前景，但其临床应用仍面临诸多挑战。例如，部分工程化细菌在人体内定植能力较低，可能被宿主免疫系统快速清除，从而影响治疗效果。此外，细菌介导的治疗可能引发强烈的宿主免疫反应，导致全身炎症或败血症等安全性问题[20]。目前临床研究的重点在于提高细菌的安全性、增强靶向性并降低副作用，以加速溶瘤微生物治疗的临床转化[21]。近年来，结合药物制剂技术与合成生物学改造的细菌疗法正在兴起，例如智能控释系统和工程化外膜囊泡等策略，为提高细菌 治疗的精准性和安全性提供了新思路。相比于基因工程改造的复杂性及其体内行为的不确定性，药物制剂修饰具备操作简便、可控性强和明确的体内行为特点，正逐步从辅助手段转变为细菌疗法的重要优化策略[22]。 1.2.2 溶瘤病毒的作用机制和临床应用  OVs作为一种新兴的肿瘤治疗策略，近年来受到广泛关注。OVs通过特定机制选择性地感染并杀死肿瘤细胞，同时刺激宿主的免疫系统增强对肿瘤的免疫反应。OVs进入肿瘤细胞的过程依赖于肿瘤细胞表面的特定受体，如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EGFR）、CD 133等[6]；进入细胞后，OVs利用宿主细胞内的复制机制进行快速扩增，导致肿瘤细胞裂解并释放新的病毒颗粒，进而感染周围的肿瘤细胞[23]。该过程的特异性不仅提高了治疗效果，还减少了对正常组织的损伤。 OVs还能通过特异性激活宿主免疫系统，克服肿瘤的免疫逃逸。病毒感染和裂解肿瘤细胞后，释放出的肿瘤相关抗原及病毒颗粒本身可被免疫系统识别，激活特异性T细胞的免疫反应。此外，病毒介导的免疫原性细胞死亡（immunogenic cell death，ICD）还能提高干扰素-γ（interferon gamma，IFN-γ)、肿瘤坏死因子-α（tumor necrosis factor alpha，TNF-α)等局部炎症因子的水平，增强免疫细胞的抗肿瘤效应[24]。OVs亦可改善肿瘤微环境，如降低免疫抑制细胞（调节性T细胞、肿瘤相关巨噬细胞等）的比例，逆转免疫抑制状态，并通过破坏肿瘤血管结构增加肿瘤区域的缺氧，进一步提高肿瘤对其他治疗方式的敏感性[25]。 在临床应用方面，迄今全球已开展超过200项OVs临床试验，涉及多种病毒类型、肿瘤适应证和治疗组合策略。最常用的病毒包括腺病毒、麻疹病毒、1型单纯疱疹病毒（herpes simplex virus1，HSV-1）、新城疫病毒和天花病毒，其中腺病毒与HSV-1的遗传修饰技术成熟，应用最为广泛[26]。 OVs的治疗策略包括单药和联合疗法，其中137项单药研究的客观缓解率约为9%，稳定疾病率为12%，主要目的是早期安全性评估[27]。OVs与化疗、放疗、免疫治疗（特别是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及靶向疗法的联合治疗具有更显著的疗效[28]。例如，T-VEC（Talimogene laherparepvec）联合化疗在三阴性乳腺癌中表现出较高的病理完全缓解率，联合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在黑色素瘤患者中也取得显著疗效[29]。 OVs临床研究覆盖多种肿瘤类型，包括黑色素瘤、结直肠癌、肺癌、头颈癌、肝癌、卵巢癌、胰腺癌、乳腺癌、胶质母细胞瘤和前列腺癌等[29]。其中，黑色素瘤因其高免疫原性而备受关注，T-VEC作为首个获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FDA）批准的OVs产品，为该领域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临床参考。此外，对于胰腺癌和胶质母细胞瘤等预后较差的癌种，OVs的研究也取得了一定进展。 研究发现，目前已有多个生物标志物用于预测OVs疗效，主要包括肿瘤微环境中的免疫激活指标（如CD8+T细胞和IFN-γ)、病毒感染与复制相关标记以及宿主免疫状态指标[程序性死亡配体1（programmed death-ligand 1，PD-L 1）、淋巴细胞激活基因-3（lymphocyte activation gene-3，LAG3）等][30]。这些生物标志物的识别和应用，有助于实现OVs治疗的个性化和精准化[31]。 患者亚型对OVs治疗效果的影响也逐渐明确。在年龄方面，OVs目前主要应用于成人患者，尤其是35~70岁的群体[32]。在性别方面，OVs无明显性别偏倚，与相关流行病趋势一致[33]。疾病分期对OVs疗效的影响较为显著，低肿瘤负荷患者的治疗效果明显优于晚期广泛转移患者[34]。此外，患者的免疫状态显著影响疗效，免疫激活状态的肿瘤对OVs疗法响应较好，而免疫“冷肿瘤”的响应有限[31]。 目前全球已有5种OVs产品获批上市（见表2），包括T-VEC（用于黑色素瘤）、H 101（用于鼻咽癌）等[35]。然而，这些产品目前多限于局部给药方式，存在递送方法受限、单药疗效有限、常需联合疗法以提升疗效等问题。未来，通过整合与优化纳米封装、仿生矿化及免疫逃逸技术等新型制剂策略，有望进一步提升OVs的递送效率、稳定性及疗效，推动OVs疗法的临床广泛应用。 2 溶瘤细菌的应用挑战与制剂应对策略 溶瘤细菌已在多种癌症类型中展现出良好的治疗潜力，部分工程化菌株已进入早期临床研究阶段，但其在实际应用中仍面临诸多挑战。天然菌体在体内的存活和递送效率较低，易被宿主免疫系统快速清除，且在复杂的生理环境中稳定性较差。此外，如何实现细菌在肿瘤部位的精准富集、避免非特异性分布及系统性副作用，仍是影响其临床转化的重要限制因素[36]。这些问题在系统给药条件下尤为突出，严重制约了细菌疗法的可控性与疗效稳定性。 近年来，药物制剂技术为解决上述难题提供了重要手段。通过材料包覆、靶向修饰及智能响应涂层等策略（见图2），不仅可提高细菌在体内的稳定性和肿瘤靶向性，还可增强其免疫激活功能，促进其在复杂肿瘤微环境中的精准释放和持续作用。 2.1 稳定性提升与免疫清除屏蔽 天然溶瘤细菌在体内环境中常面临胃酸、胆盐、消化酶、氧化应激及免疫系统等多重挑战，其稳定性和环境耐受性较差，严重影响其递送效率和治疗持续性[36]。因此，提升细菌在不同生理环境中的稳定性与耐受性，是实现其系统性给药和口服递送等应用方式的前提[37]。近年来，多种物理包覆策略被开发用于构建保护性屏障，以增强细菌在复杂环境中的生存能力，主要包括多糖涂层、金属多酚网络（metal-polyphenol networks，MPNs）及生物膜包覆等物理保护手段（见表3）。 2.1.1 理化稳定性提升 2.1.1.1 多糖涂层 多糖作为一种生物相容性优良的材料，能增强细菌在体内的稳定性和靶向递送能力的同时，还能改善肿瘤微环境，增强免疫细胞对肿瘤的攻击能力，在肿瘤免疫治疗中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38]。此外，多糖具有良好的可调控性，可通过不同的交联方式形成稳定的涂层，并在特定环境中释放细菌，提高其靶向递送效率。 壳聚糖（chitosan）是一种来源广泛的天然阳离子多糖，由甲壳素脱乙酰化而成，能够与带负电荷的细菌细胞壁相互作用，形成稳定的包覆层。因良好的生物相容性和抗菌特性，壳聚糖能有效减少细菌被免疫系统清除的风险，同时提高其在肿瘤微环境中的稳定性[39]。海藻酸钠（sodium alginate）是一种阴离子多糖，由褐藻提取，能在胃酸环境中形成凝胶，包裹细菌以提供保护，同时在碱性环境下释放细菌。海藻酸钠可与Ca2+形成稳定的凝胶网络，提高细菌在消化道中的存活率[40]。Zhang等[41]采用壳聚糖-海藻酸钠水凝胶包覆工程化大肠埃希菌，并应用于肿瘤免疫治疗。该策略有效提高了细菌在胃肠道中的耐受性，使其能够在口服后到达肠道肿瘤部位。 β-葡聚糖(β-glucan）是一种天然存在的多糖，主要来源于真菌、细菌和植物细胞壁，通过与细菌表面相互作用形成稳定的包覆层，从而提高细菌的存活率。β-葡聚糖具有良好的免疫调节能力，能激活树突状细胞和巨噬细胞，提高抗原递呈能力，并促进宿主抗肿瘤免疫反应[42]。此外，β-葡聚糖还可以调控肠道菌群平衡，增强细菌在宿主体内的持久性和稳定性[43]。Zheng等[44]利用β-环糊精和金刚烷烃的相互作用，将益生元β-葡聚糖包裹在C.butyricum益生菌的孢子外部。包裹的益生菌孢子能够在肠道内存活并富集于肿瘤部位，在该部位发酵产生抗癌短链脂肪酸。这些短链脂肪酸不仅增强了肠道微生物群的丰富度和多样性，还增加了短链脂肪酸生成细菌的丰度，成功调节了肠道环境，从而抑制结肠癌的发展。 多糖涂层在细菌包衣方面具有诸多优势，但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壳聚糖的溶解性受pH影响较大，在中性和碱性环境下可能沉淀，影响细菌的释放效果。海藻酸钠的凝胶结构较为疏松，可能难以有效阻挡小分子损伤因子。β-葡聚糖虽然能增强细菌的免疫激活能力，但由于其来源不同，批次间的稳定性可能存在差异，影响最终的应用效果。因此，合理选择和优化多糖涂层材料，对于提高细菌的包衣效率和肿瘤免疫治疗效果至关重要。 2.1.1.2 金属多酚网络涂覆 MPNs是由天然多酚与金属离子（如Fe3+、Mn2+）自组装形成的纳米涂层。这种涂层具有良好的抗氧化性、抗菌性和环境稳定性，能够增强细菌的氧化应激耐受性，并减少被宿主免疫系统清除的风险[45]。此外，MPNs可通过调节金属离子释放，实现智能响应，从而增强细菌的靶向递送和治疗效果[45]。 单宁酸-Fe3+MPN作为最常用的金属多酚涂层，能够显著提高细菌在体内的稳定性和耐受性[46]。Liu等[47]在大肠埃希菌Nissle 1917表面先后涂覆单宁酸-Fe3+（TA）涂层和肠溶性聚合物L 100，以保护益生菌免受胃肠道恶劣环境的影响，并增强其在肠道的黏附能力，从而延长其在肠道中的停留时间。该研究发现，L 100层能在酸性胃环境中保护益生菌，而当益生菌到达肠道时，L 100层会因pH响应性降解，释放出TA涂层的大肠埃希菌，TA涂层则通过其强大的黏附性在肠道黏膜上停留，从而延长其滞留时间。为了减少长期黏附可能带来的副作用，研究人员还通过添加乙二胺四乙酸（ethylenediaminetetra-acetic acid，EDTA）来去除TA涂层，从而实现按需去除。 表没食子儿茶素没食子酸酯（epigallocatechin gallate，EGCG）-Fe3+MPN也是一种广泛应用的金属多酚网络，主要用于增强细菌在肿瘤微环境中的耐受性并提高抗肿瘤免疫活性[48]。Luo等[49]使用EGCG与Fe3+结合的方法，在细菌表面包裹了一层兼具附着性与药物负载能力的纳米涂层。该纳米涂层不仅增强了细菌在肠道等不同组织表面的定殖能力，还能保护细菌免受酸性环境、抗生素和紫外线等外界不利因素的影响。此外，该纳米涂层还能加载不同种类的药物，包括小分子药物和大分子生物制剂，实现多模式的治疗效果。 尽管MPNs在细菌表面修饰方面展现出诸多优势，但仍存在一定局限性。首先，MPNs的稳定性受pH影响较大，在特定生理条件下可能发生解体，但其响应行为常较为剧烈，释放过程难以精准调控，故本文仍将其主要归类为物理保护性涂层。其次，MPNs的生物相容性受金属离子类型和浓度影响，部分金属离子（如Fe3+和Mn2+）在高浓度时可能产生细胞毒性。此外，MPNs可能对细菌的生长造成一定影响，因此在实际应用中需要优化金属离子浓度和多酚类型，以确保细菌的生物活性和治疗效果。 综上所述，MPNs作为一种新型细菌表面修饰策略，能够提供抗氧化防护、增强靶向递送能力及提高生物稳定性，使细菌在肿瘤微环境及其他生理环境中获得更优的生存状态和治疗性能。未来研究可进一步优化MPNs的结构设计，改善其稳定性和生物相容性，并探索其与其他纳米材料或免疫调节策略的协同作用，以提升其在肿瘤免疫治疗中的应用潜力。 2.1.2免疫清除屏蔽 2.1.2.1 生物膜包覆 生物膜包覆是一种基于天然或人工来源的膜结构技术，能有效保护细菌免受外部环境的损伤，提高其在宿主体内的稳定性和治疗效果。生物膜的来源多样，包括细菌自身分泌的胞外基质（extracellular matrix，ECM）、红细胞（red blood cell，RBC）膜及巨噬细胞膜（macrophage membrane，MM）等。生物膜包覆的主要优势在于能增强细菌的免疫逃避能力，提高肿瘤靶向性，并通过膜结构的生物相容性减少免疫系统对细菌的清除。 RBC膜包覆是一种有效的生物膜修饰策略，能有效降低细菌被免疫系统识别和清除的风险[50]。Liu等[51]将李斯特菌与RBC融合，构建了Lmo@RBC复合物（即包裹有红细胞膜的李斯特菌），显著减弱了其在体内引发的免疫反应，并促进其在肿瘤中的积聚。Lmo@RBC不仅能通过诱导活性氧（reactive oxygen species，ROS）生成引起肿瘤细胞焦亡，还能通过促进树突状细胞成熟，激活T细胞，进而引发全身性抗肿瘤免疫反应。 细菌在特定条件下可自发分泌胞外多糖和表面蛋白，形成具有黏附性和屏障功能的生物膜结构，从而具备一定的递送潜力。Wang等[52]提出了一种基于生物膜自涂层的益生菌口服递送策略。该研究以临床菌株枯草芽孢杆菌为模型，在低谷氨酸盐甘油（minimal salts glycerol glautamate，MSgg）固体培养基中诱导其形成稳固的生物膜结构，并实现菌体的自组装包裹。该生物膜具备高水含量与良好的完整性，在体内能显著增强菌体对胃酸、胆盐和抗生素的耐受能力，并延长其在胃肠道中的存留时间；同时，生物膜表面层蛋白A（biofilm surface layer protein A，BslA）、生物膜基质结构蛋白A（TapA-associated structural protein A，TasA）等表面结构蛋白增强了菌体对肠道黏膜的黏附能力，显著提高菌体在小鼠和猪模型中的肠道定植水平。与未包覆菌株相比，经生物膜自涂层处理的益生菌口服生物利用度提高了125倍，肠道定植量提升超过17倍，展现了生物被膜在递送载体中所具备的主动保护与定向驻留潜力，为开发长效稳定的活菌制剂提供了新思路。 尽管生物膜包覆在提高细菌稳定性和肿瘤靶向递送方面优势显著，但仍存在一定局限性。例如，红细胞膜和巨噬细胞膜的纯化过程较为复杂，可能影响批次间的稳定性。此外，胞外基质形成的生物膜可能会限制细菌的扩散，影响其在肿瘤部位的均匀分布。因此，未来研究可进一步优化生物膜包覆技术，通过基因工程或化学修饰提高膜的稳定性和功能特异性，以进一步提升其在肿瘤免疫治疗中的应用潜力。 2.1.2.2 免疫识别抑制 除了膜包覆策略外，通过在细菌表面表达免疫抑制信号分子也可增强其在体内的免疫逃逸能力。CD47是哺乳动物细胞表面常见的“自我识别”分子，可与吞噬细胞表面的信号调节蛋白α（signal regulatory proteinα,SIRPα)受体结合，向免疫系统传递“别吃我”信号，从而抑制吞噬作用。利用基因工程技术，在细菌表面表达CD47蛋白或功能片段，可有效抑制巨噬细胞介导的吞噬作用，延长细菌在血液循环中的滞留时间，并提升其肿瘤靶向效率。该策略在不依赖外源包裹材料的情况下可实现内源性免疫调控，具有良好的生物兼容性和稳定性。 2.1.2.3 聚乙二醇修饰与空间位阻构建 聚乙二醇（polyethylene glycol，PEG）是一种常用的亲水性高分子材料，广泛用于药物载体与生物材料的表面修饰。通过将PEG分子连接至细菌表面，可在其外层形成疏水屏障结构，阻碍补体、抗体和免疫细胞的接触与识别，从而降低其在体内的免疫清除速率。PEG修饰具有化学稳定性好、通用性强等优势，适用于多种菌株，并可与其他功能化策略联用以提升治疗效果。然而，PEG修饰可能影响细菌与靶组织的黏附能力，需根据具体应用需求进行链长与密度的优化设计。 综上所述，免疫清除屏蔽策略可有效延长溶瘤细菌在体内的滞留时间，提高其在系统给药条件下的递送效率与治疗持续性。未来研究可结合膜修饰、生物信号表达与表面高分子屏障构建，实现“入体屏蔽、入瘤解锁”的精细化免疫调控模式，为提高其临床可控性与安全性提供有力支持。 2.2肿瘤靶向修饰策略 在肿瘤免疫治疗中，细菌载体的有效性依赖于其在肿瘤部位的富集能力。然而，通过系统性给药时，天然细菌易在体内广泛分布，并非特异性蓄积于正常组织，这不仅降低了其在肿瘤区域的有效浓度，还可能引发感染等副作用。因此，提升溶瘤细菌在肿瘤组织中的靶向富集能力，已成为递送系统设计的关键目标之一。为解决这一问题，研究人员开发出多种基于配体、抗体或功能膜结构的表面修饰策略，以增强细菌对肿瘤的靶向性和选择性。 2.2.1 配体与抗体表面修饰 近年来，研究人员通过在细菌表面连接肿瘤特异性配体或抗体分子，可实现对肿瘤细胞的主动识别与定向递送[53]。其中，免疫检查点相关抗体（如PD-L 1抗体）不仅能提升靶向性，还可协同激活抗肿瘤免疫反应，恢复T细胞的抗肿瘤活性。Li等[54]利用多巴胺聚合法，在细菌表面形成聚多巴胺（polydopamine，PDA）纳米颗粒，将肿瘤特异性抗原与PD-L 1抗体共同共价连接于细菌表面。在此过程中，PDA不仅作为连接剂，其光热效应还能将肿瘤相关巨噬细胞重塑为促炎性M 1表型。与此同时，连接的抗原能促进树突状细胞成熟，激活肿瘤特异性免疫反应，而PD-L 1抗体则通过阻断免疫检查点，进一步激活细胞毒性T淋巴细胞。该修饰后的细菌可在肿瘤部位实现驻留，并随细胞分裂释放药物，在2种抗原过表达的肿瘤模型中显著抑制肿瘤生长，最终增强抗肿瘤疗效。 2.2.2 肿瘤靶向肽插入表达 肿瘤靶向肽[如RGD肽（Arg-Gly-Asp peptide）]是一种基于细胞表面受体（如整合素αvβ3）识别的靶向策略，也是常用的靶向递送模块之一。Park等[55]将RGD序列插入减毒沙门菌的外膜蛋白A结构域，使细菌获得主动黏附肿瘤细胞的能力。该工程菌在体内的肿瘤组织积聚效率较对照菌株高出1000倍，并在多种小鼠肿瘤模型中显著抑制肿瘤生长[56]。多种RGD肽变体（如RGD4C、RGD 10）被开发用于增强靶向性和稳定性。这些肽段通过与整合素受体的高亲和力结合，显著提高了细菌在肿瘤组织中的富集能力。 总体而言，肿瘤靶向修饰策略可有效提升溶瘤细菌的递送选择性和治疗安全性，但仍存在局限性。例如，抗体修饰可能增加免疫原性，引发宿主免疫反应；肿瘤靶向肽稳定性较差，在体内易被酶解而失活[57]。此外，纳米颗粒的生物相容性和长期安全性仍需进一步评估。未来研究可通过设计低免疫原性抗体片段、优化肽段稳定性或整合多功能纳米递送平台，以提升其体内表现与临床应用潜力。 2.3免疫增效成分修饰 尽管溶瘤细菌具备诱导抗肿瘤免疫的天然潜力，但其免疫激活强度与持续性仍显不足。多数菌株主要依赖病原相关分子模式激活固有免疫，难以有效激发适应性免疫应答，特别是在“冷肿瘤”环境中，往往无法诱导充分的T细胞浸润和激活。此外，细菌诱导的免疫反应可能偏向中性粒细胞主导的炎症反应，缺乏对抗原特异性免疫的精准调控。这种“非持久、非特异”的免疫局限性，成为制约溶瘤细菌治疗效果的关键瓶颈。 为此，研究人员提出在细菌表面或内部引入免疫增效成分，以增强其抗原递呈能力、刺激树突状细胞成熟并激活细胞毒性T细胞反应，从而构建更有效的肿瘤特异性免疫应答。常见的免疫激活分子包括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如PD-L 1抑制剂）、细胞因子[如白介素（interleukin，IL）-2、TNF-α]和肿瘤相关抗原。这些分子通过调节肿瘤免疫微环境，恢复或增强宿主的抗肿瘤免疫反应[58]。 除直接修饰外，载体材料也可作为免疫增效成分促进工程菌分泌细胞因子。金属有机框架（metal-organic frameworks，MOFs）是一类由金属离子或金属簇与有机配体通过自组装形成的多孔材料，因其高度可调的孔隙结构和优异的生物相容性，近年来在肿瘤免疫治疗领域受到广泛关注[59]。MOFs的孔隙结构可实现对细菌或药物的有效负载，并在肿瘤微环境的特殊条件（如低pH值、缺氧等）下缓慢释放，从而提高细菌在肿瘤部位的富集。此外，在肿瘤免疫治疗中，MOFs还可参与生物催化过程，调节免疫代谢[60]。Wang等[61]通过整合细菌与MOF纳米颗粒，构建了一种自驱动生物反应器（SO@MDH），用于代谢乳酸并增强化疗效果。该团队采用静电相互作用策略，使MOF稳定结合至Shewanella oneidensis MR-1细菌表面；利用该细菌的肿瘤趋向性和电子传递机制，使其主动靶向富乳酸的肿瘤微环境，降解乳酸的同时通过Fe3+/Fe2+转换触发阿霉素释放。更重要的是，该策略不仅增强了化疗药物的递送与释放效率，还通过乳酸代谢降低P-糖蛋白表达，从而克服肿瘤耐药性。SO@MDH在体内外实验中均表现出优异的肿瘤抑制效果，为代谢调控联合化疗的抗肿瘤策略提供了新思路。 综上所述，引入免疫增效成分的引入为溶瘤细菌赋予了更强的免疫启动与调节能力，有望打破“冷肿瘤”免疫惰性，实现肿瘤裂解与疫苗化的协同效应。然而，该类策略在抗原筛选、剂量控制和免疫安全性等方面仍面临挑战，未来可通过程控表达系统、多功能递送平台等技术实现更高效、更精准的免疫激活。 2.4智能响应涂层 智能响应涂层是一种可根据外部环境变化进行调控的涂层技术，在生物医学领域，特别是肿瘤免疫治疗中具有广阔应用前景。为进一步提升溶瘤细菌在复杂肿瘤微环境中的治疗效果，研究人员开发了多种智能响应性递送系统，使细菌能在特定刺激下实现精准激活与控制释放。这类策略不仅提升了细菌治疗的可控性，还增强其在肿瘤组织中的靶向蓄积与免疫激活能力，常见触发因素包括酸性pH、氧化还原状态、酶环境、温度及外源刺激等。 聚电解质复合材料（polyelectrolyte complexes，PECs）是pH响应涂层的典型代表，主要通过聚电解质的自组装形成稳定的保护层，常用于改善细菌的稳定性和耐受性。在细菌表面包覆PECs，可有效提高细菌对外界环境（如酸性、碱性、温度、氧化等）的耐受性，同时增强其稳定性，便于细菌在各种环境中存活和应用。pH响应性PECs可在特定pH环境下发生结构变化，通常通过离子化、解离或相互作用的改变来调节材料性质[62]。该特性使PECs在药物递送、细菌包衣、肠道靶向递送等领域尤为适用。Wei等[63]通过静电吸附将带正电荷的PECs纳米粒子（如PR848）负载于大肠埃希菌MG 1655表面，不仅实现了向低氧肿瘤区域的靶向药物递送，还能诱导巨噬细胞从M2型极化为M1型，从而增强抗肿瘤免疫反应。 除PECs外，MPNs等传统物理包覆材料也具备一定的pH响应性能，显示出潜在的智能控制能力。然而，这类材料结构解体过程较为剧烈、释放行为难以调节，常难以实现精准控制，故在实际应用中仍多将其归于物理保护性涂层范畴。此外，聚乳酸-羟基乙酸共聚物[poly（lactic-co-glycolic acid），PLGA]等pH响应型聚合物也被广泛用于包裹细菌，以延长细菌体内循环时间并提高其肿瘤靶向性[64]。Ren等[65]将多功能纳米粒聚乙烯亚胺（polyethylenei-mine，PEI）-PLGA/EPI/PFH@Fe3O4修饰于工程化大肠埃希菌GVs-E.coli表面，可随GVs-E.coli靶向肿瘤缺氧区域并解离，进而实现协同脉冲聚焦超声治疗、辅助化疗和多模态成像功能。 尽管pH响应涂层在细菌递送和肿瘤治疗中展现出巨大潜力，但仍存在局限性。首先，不同肿瘤类型的pH差异较大，可能影响涂层触发效率；其次，部分pH响应材料在复杂生理环境下可能存在降解不稳定性，影响其释放效果；此外，pH响应涂层制备过程较复杂，需优化结构设计以提高临床可行性。因此，未来研究可进一步探索新型pH响应材料，并结合温度响应、酶响应等其他智能涂层策略，提高细菌载体的精准递送能力和免疫治疗效果[66]。 3 溶瘤病毒的应用挑战与制剂应对策略 OVs作为新兴的肿瘤免疫治疗手段，近年来在多种恶性肿瘤中展现出良好的治疗前景。OVs作用机制独特，能够特异性裂解肿瘤细胞、激发ICD、释放TAAs并激活适应性免疫反应，已成为当前免疫治疗的重要补充[67]。T-VEC、H 101等OVs产品的陆续上市，进一步验证了该策略的临床可行性。然而，当前OVs临床应用多以局部注射为主，在系统性递送和远端转移灶治疗中仍面临一系列严峻挑战[24,68]。 具体而言，天然OVs免疫原性较强，系统注射后易被宿主血液中的中和抗体、补体系统及吞噬细胞快速识别并清除，显著限制其体内稳定性与生物利用度；同时，受肿瘤血管结构异常、病毒自身缺乏自主运动能力的影响，其在实体瘤中的分布和渗透效率也严重受限[69]。此外，病毒的不受控复制、潜在的基因外泄与全身感染风险也成为制约其临床转化的关键因素。因此，如何通过药物制剂手段优化病毒递送效率、增强肿瘤靶向性、延长体内滞留时间并保障安全性，成为当前OVs系统化应用亟需突破的核心问题（见表4）[70]。 3.1保护性封装策略 系统给药是拓展OVs适应证范围、提高深部及远端肿瘤治疗效果的关键路径，但其临床应用受限于病毒在血液循环中的高免疫原性。未经修饰的病毒粒子易被宿主的中和抗体、补体系统及吞噬细胞识别并迅速清除，导致病毒体内滞留时间短、肿瘤部位富集效率低，严重制约其系统性治疗效能[7]。针对该问题，研究人员开发了一系列制剂策略构建“免疫屏蔽层”，以延缓病毒清除、提升其在血液中的稳定性和治疗窗口期。这类保护性封装能使OVs在体内循环时间更长，避免被免疫系统过早清除，进而扩大其应用范围，尤其提升其在远程转移灶和深部肿瘤治疗中的潜力[71]。保护性封装不仅能减少免疫清除，还能提高OVs的稳定性，使其全身给药时表现出更好的疗效和安全性（见图3）。 3.1.1 脂质体包封 脂质体由磷脂和胆固醇等组成，其成分与人体细胞膜相似，因此具有较好的生物相容性，有助于减少免疫反应。同时，脂质体能够封装水溶性与脂溶性药物，可有效载运OVs等复杂药物[72]。此外，脂质体表面可通过修饰PEG等分子，延长其体内循环时间，降低免疫清除率[73]。Mendez等[73]利用珠基免疫沉淀技术将腺病毒血清型5（Ad5）封装于卵磷脂-胆固醇-PEG脂质体中，制备得到直径为140~180 nm的阴离子脂质体。封装后的病毒能保持感染肿瘤细胞的能力，且转染效率较游离的Ad5提高了4倍。然而，脂质体也存在局限性，例如稳定性较差，易受血浆成分影响而发生破裂或药物释放不稳定。脂质体的尺寸通常大于100 nm，可能限制其经肿瘤血管的渗透与组织富集。此外，脂质体虽然能减少免疫清除，但无表面修饰时仍可能被单核吞噬系统识别和清除[74]。值得注意的是，脂质体的生产工艺复杂、成本较高，且批次间可能存在变异性。 3.1.2 白蛋白结合 白蛋白是体内天然存在的蛋白质，可与OVs结合，从而提升病毒的稳定性和溶解度。由于白蛋白在体内半衰期较长，白蛋白包裹的OVs能有效延长体内循环时间，减少被免疫系统清除的风险。此外，白蛋白还可通过与肿瘤细胞表面受体结合，实现一定的肿瘤靶向性，尤其在肝脏、肾脏等器官的靶向递送方面具有天然优势[75]。Rojas等[76]将白蛋白结合域（albumin-binding domain，ABD）插入腺病毒衣壳的超可变区域1，使病毒能与血清白蛋白结合，在系统性给药后借助白蛋白的“保护”机制避免免疫系统的识别和清除。经ABD修饰的腺病毒在已产生中和抗体的预免疫小鼠体内仍能保持感染性，并成功转导靶器官、诱导溶瘤作用及免疫反应。白蛋白也存在不足，最主要的是白蛋白可能与血浆中其他蛋白质发生相互作用，降低其对肿瘤细胞的摄取效率，影响其治疗效果；相较于脂质体或聚合物，白蛋白的细胞摄取效率相对较低。 传统保护性封装技术主要侧重于解决免疫清除问题，未能显著提高OVs的靶向性或增强其功能性。在精准治疗背景下，单纯的免疫屏蔽已无法满足对靶向性和治疗效果的更高要求。随着制剂技术的不断发展，功能性制剂逐渐成为OVs治疗的重要发展方向。功能性制剂不仅具备免疫逃逸功能，还能通过多种方式优化病毒的靶向性和治疗效能。 3.2功能性修饰 在系统给药背景下，OVs在肿瘤组织中的有效富集程度直接决定其治疗效果。然而，天然病毒在血液中广泛分布，且缺乏主动识别肿瘤组织的能力，常导致正常组织蓄积、副作用增加及治疗效率下降。因此，提升病毒在肿瘤区域的选择性蓄积，已成为优化其递送系统的重要方向[77]。近年来，功能性制剂技术通过整合靶向配体、响应性材料与同源膜结构，使病毒具备主动识别与精准递送的能力，显著改善其体内行为表现与效能。 3.2.1 聚合物修饰 聚合物是最常用的药用辅料之一，在生物制剂修饰中发挥重要作用。应用于OVs修饰时，聚合物不仅能有效屏蔽病毒表面的抗原表位，减少宿主免疫系统的清除，还可凭借灵活的结构特性，为功能化改造提供丰富的修饰位点，从而赋予OVs特定功能、增强靶向性并提高治疗效果[78]。常见聚合物可按来源与功能分为天然聚合物（如明胶、壳聚糖）、合成高分子（如PEI、PLGA）以及智能响应型聚合物（如还原响应性聚丙烯酸衍生物）。例如，PLGA具备良好的生物可降解性与缓释特性，常用于构建控释系统；PEG可延长病毒在体内的循环时间，降低免疫原性；而PEI不仅因其阳离子结构促进核酸转导，其改性形式（如PEI-M）还能激活STING等先天免疫通路。通过合理设计聚合物的种类与结构，不仅可实现病毒的免疫屏蔽与递送优化，还可整合免疫激活等功能，实现对病毒的多重调控与精准赋能。 Zhao等[79]将近红外染料（IR780）与pH敏感且精氨酸接枝的生物可还原聚合物（PPA）偶联，并包覆溶瘤腺病毒，形成oAd-PPA-IR780复合物。该复合物经鼻腔给药后可通过嗅觉上皮细胞沿嗅觉神经路径进入大脑，并在肿瘤区域富集。在激光照射下，IR780产生的光热效应可进一步增强病毒内吞作用和细胞膜渗透性，从而促进病毒更高效地进入肿瘤细胞，提升OVs的靶向性。 然而，聚合物修饰也存在一些缺陷，当过量修饰时，聚合物可能在病毒表面形成过厚的保护层，从而阻止病毒与宿主免疫系统的正常相互作用，进而降低病毒的感染力和免疫逃逸能力[80]。此外，若病毒与聚合物的摩尔比过高，易导致纳米复合物的聚集，可能影响病毒的转导效率。基于合成聚合物构建的病毒样纳米颗粒可在一定程度上避免此类问题。Gao等[81]采用带有STING刺激活性的PEI-M作为基因载体，装载OX40L或IL-12质粒，并利用层层自组装策略构建稳定的纳米颗粒（OV-NPs）。该团队在构建OV-NPs时，将PEI-M和质粒DNA的质量比精确控制为5∶1，确保聚合物形成稳定的纳米结构，同时避免过度交联导致颗粒聚集。此外，层层自组装的构建方法，通过控制聚合物与病毒的摩尔比，使OV-NPs表面聚合物层既能提供充足保护，又不会形成过厚屏障，从而避免病毒免疫逃逸能力下降。在B16F 10黑色素瘤和MC38结肠癌模型中，该OV-NPs的肿瘤抑制率分别高达92.3%和78.7%，且无明显毒副作用。 3.2.2 功能磷脂及肿瘤同源脂质包封 脂质类材料在药物制剂领域应用广泛，既能实现传统的保护封装功能，还可通过功能化修饰赋予药物更精确的靶向性和更高效的递送能力。在OVs制剂的优化中，功能脂质已成为提升病毒治疗效果的重要工具。通过整合生物来源的膜成分（如细胞膜涂层、外泌体、外膜囊泡等）和功能修饰脂质（如靶向修饰脂质体、pH/酶响应脂质体等），功能脂质能在减少免疫清除的同时，实现病毒在体内精准递送，并增强其与肿瘤微环境的相互作用[82-83]。相较于传统脂质体，这类功能化策略不仅提升了病毒的稳定性和生物相容性，还为其在全身给药应用提供了新可能。 尽管合成脂质体可在一定程度上保护OVs，但其结构仍易被宿主免疫系统识别，导致病毒在血液循环中迅速清除。此外，传统合成脂质体不仅依赖额外修饰肿瘤靶向配体（如RGD、叶酸等）来增强靶向性，还易吸附血浆蛋白，影响自身稳定性并加速降解[84]。为解决这些问题，杂合脂质策略得到广泛应用，其中细胞膜和外泌体是常用的同源脂质来源。Wu等[85]将肿瘤细胞膜与合成脂质相结合，构建了TCM-Lip@Ad11复合体系，用于包覆OVs以提升其稳定性和肿瘤靶向能力。该杂合策略使得磷脂与肿瘤细胞膜形成更稳定的复合结构，能更有效地抵御血浆中的酶降解，延长病毒体内存留时间。此外，该体系保留了肿瘤细胞的关键表面蛋白（如CD44、E-钙黏蛋白），赋予其同型肿瘤特异性靶向能力；同时，CD47等免疫调控分子的存在显著降低了免疫系统的识别和清除，进一步提高了病毒的体内稳定性[86]。动物实验结果显示，TCM-Lip@Ad11在同源肿瘤细胞内的摄取效率较其他纳米载体提高751.25倍，展现出卓越的靶向递送能力，为OVs的系统给药提供了全新优化策略。 外泌体是一类常见的生物源脂质载体，相较于人工合成的脂质体，其天然来源于宿主细胞，使其表面蛋白与机体高度相容，可避免被免疫系统快速清除。此外，外泌体含有多种细胞膜相关蛋白（如整合素、跨膜蛋白等），不仅增强了其结构稳定性，还能提高靶向递送能力[87]。Bahreyni等[88]利用生物工程免疫刺激外泌体包裹双靶点柯萨奇病毒B3，构建得到复合体系ExomiR-CVB3，以提高OVs的系统递送效率。该策略既保留了病毒的抗肿瘤活性，又能有效屏蔽病毒抗原表位，减少其在血液循环中的免疫清除。该研究团队进一步在外泌体表面修饰 AS 1411适配体，以增强肿瘤靶向性、优化病毒递送效果。实验结果显示，ExomiR-CVB3在肿瘤局部可激活免疫系统，显著提高CD8+T细胞浸润水平，并降低PD-L 1表达水平，有效逆转肿瘤微环境的免疫抑制状态，增强抗肿瘤免疫效应。然而，外泌体 的体内应用仍面临一定挑战，如磷脂酰丝氨酸（phosphatidylserine，PS）的外翻可能暴露“吃我”信号，导致其被先天性免疫系统快速吞噬，进而影响体内稳定性和递送效率[89-90]。这一缺陷需通过额外修饰（如PS结合蛋白屏蔽）或优化生产工艺加以克服，以进一步提升外泌体在OVs递送中的应用潜力。 3.3主动靶向载体 天然OVs在体内缺乏主动运动能力，其在实体瘤中的分布高度依赖注射部位及被动扩散，导致病毒难以穿透肿瘤深层组织，尤其在间质致密、压力较高的微环境中更为严重。此外，肿瘤血管结构异常、微循环障碍进一步限制了病毒的渗透与蓄积，影响其在异质性肿瘤组织中的均匀分布与持续感染。为克服这一限制，研究人员提出以具备肿瘤主动归巢能力的细胞为载体，将病毒搭载递送至肿瘤核心区域，以增强其空间穿透能力与治疗深度。 Ahmed等[91]利用神经干细胞（neural stem cells，NSCs）的肿瘤趋向性，设计了NSC载体系统，用于递送溶瘤腺病毒CRAd-S-pk7，以提高其在胶质母细胞瘤治疗中的疗效。NSCs能响应肿瘤微环境释放的趋化因子，沿化学信号梯度定向迁移，从而在肿瘤组织内实现更广泛的分布[92]。这种基于细胞运动的主动递送策略，不仅使OVs更精准地富集于肿瘤区域，还能提高病毒感染效率，增强治疗效果[93]。实验结果表明，负载病毒的NSCs可自主迁移至肿瘤部位，释放病毒并在肿瘤组织内维持更高的病毒滴度，从而显著抑制肿瘤生长，使小鼠生存期延长约50%。 除NSCs的主动运动能力外，间充质干细胞（mesenchymal stem cells，MSCs）等细胞载体在OVs递送中还展现出“病毒工厂”和免疫调节的独特优势。MSCs不仅能携带OVs进入肿瘤组织，还可在体内持续释放病毒，增强病毒在肿瘤组织中的扩散和感染能力，有效克服OVs系统性递送中的病毒衰减问题[94]。此外，MSCs具备免疫调节能力，可通过分泌细胞因子、调控免疫细胞活性等方式改善肿瘤微环境，降低宿主对病毒的免疫清除，并增强抗肿瘤免疫应答[95]。这些特性使MSCs成为兼具病毒保护与放大效应的递送系统，为优化OVs疗法提供了新思路。 尽管细胞载体在OVs递送中展现出诸多优势，但仍存在一些局限性和挑战。首先，细胞载体的病毒携带能力有限。由于宿主细胞对病毒的耐受性和病毒复制能力存在上限，单个载体细胞可递送的病毒量受限。此外，在病毒装载过程中，部分载体细胞可能因病毒感染诱导的损伤或凋亡而影响最终的递送效率[96]。其次，病毒释放的可控性较差。细胞载体内的病毒释放受细胞存活时间、病毒复制动力学等因素影响，难以精准控制病毒在肿瘤部位的释放时机和剂量。病毒释放过快，可能导致宿主免疫系统提前清除，降低治疗效果；释放过慢则可能无法达到足够的肿瘤感染率，削弱整体疗效[97]。最后，细胞载体的临床转化仍面临较高的技术壁垒。由于细胞载体涉及个体差异、来源（自体或异体）、批次稳定性等问题，标准化制备难度较大，影响临床应用的可重复性。同时，细胞载体的扩增、病毒装载、质量控制及储存运输均需较高技术要求，进一步增加了大规模生产和临床应用的复杂性。未来的优化方向包括提高病毒装载能力、优化病毒释放机制、减少促肿瘤效应，并结合基因工程和材料科学等技术，提高其临床可行性，以推动细胞载体在OVs疗法中的进一步应用。 3.4仿生纳米药物 尽管OVs在诱导免疫应答、选择性杀伤肿瘤细胞方面展现出显著优势，但其在体内的不受控复制、潜在基因突变及引发病毒感染等安全性问题，仍是限制其广泛临床应用的关键障碍。特别是在系统给药中，病毒的全身扩散及不可预测的宿主反应，可能引发严重不良事件。为兼顾病毒治疗机制的优势与更高可控性，研究人员提出以“仿生”策略构建人工病毒替代体，即OVs启发的仿生纳米药物系统，通过模拟其结构与功能，在规避安全性风险的同时，保留其免疫激活与靶向杀伤能力。 该类仿生系统通过纳米材料的结构编程与功能加载，模拟病毒的纳米尺寸、表面配体排列及细胞膜穿透特性，达到“类病毒行为、非病毒安全”的效果，进而在递送效率与安全性方面展现出优势[98]。Zhao等[99]采用物理化学线索引导策略，设计了带刺的Mn/MoOx纳米载体（Spi-Mn/MoOx），以模拟OVs的纳米结构和生物活性。研究人员通过调控MoOx纳米颗粒的表面形貌，优化其作为小干扰RNA（small interfering RNA，siRNA）递送载体的能力，并通过Mn掺杂改性，赋予其调节肿瘤微环境的功能。该纳米平台不仅提高了siRNA的转染效率，还具备超氧化物歧化酶和催化酶活性，有助于缓解肿瘤组织缺氧状态，改善免疫抑制微环境。实验结果表明，该仿生纳米载体能够有效促进抗肿瘤免疫应答，提升治疗效果，为人工溶瘤制剂的开发提供了新策略。 除结构仿生外，对映体启发的病毒样颗粒（virus-inspired oncolytic particles，VOPs）着重在手性识别与膜破坏方面模拟病毒行为。通过精确的化学合成与工程化设计，VOPs规避了天然OVs在临床应用中可能存在的复制不可控、器官感染及病毒突变等风险。Li等[100]采用对映体仿生策略，设计并合成了对映体病毒启发的溶瘤颗粒（L-VOPs和D-VOPs），以增强抗肿瘤免疫治疗效果。研究人员利用同手性氨基酸构建树枝状肽，并在仿生环境下诱导其自组装形成手性溶瘤纳米颗粒。实验结果表明，这些对映体溶瘤颗粒能有效模拟天然OVs的抗肿瘤机制，包括直接裂解肿瘤细胞和激活宿主抗肿瘤免疫应答。其中，D-VOPs凭借独特的手性效应，在肿瘤细胞识别、膜破坏能力及抗生物降解能力方面均表现出更优的抗癌活性。该研究提出了一种新型仿生溶瘤剂开发策略，不仅突破了天然OVs的安全性瓶颈，也显著提升了溶瘤治疗的整体效果。 尽管仿生纳米药物在多个方面展现出显著优势，但仍存在一定局限性。首先，与天然OVs不同，仿生纳米药物缺乏自我复制和扩增能力，因此可能需要更高的给药剂量或更频繁的给药方案以维持疗效。其次，虽然纳米药物展现出良好的肿瘤富集能力，但在复杂的肿瘤微环境中，部分仿生策略的递送效率仍需进一步优化。例如，D-VOPs虽表现出卓越的膜破坏能力，但其在体内能否持续保持高效仍需进一步研究。此外，仿生纳米药物虽可通过免疫调控提升抗肿瘤活性，但其激活免疫系统的能力可能不及天然OVs。例如，D-VOPs虽能诱导免疫原性细胞死亡，但在调控复杂肿瘤免疫微环境方面的作用仍有待深入探索。 总体而言，OVs启发的仿生纳米药物在安全性、稳定性、递送效率及免疫调控等方面优于天然OVs，并有效规避了病毒突变和传播风险。然而，仿生纳米药物在自我扩增能力、特定肿瘤靶向性及全面免疫激活等方面仍面临挑战。因此，未来研究应聚焦于优化仿生纳米药物的递送策略，进一步提高其体内生物活性，并结合先进的免疫调控策略，以推动其在肿瘤治疗中的临床转化。 4 挑战、机遇与未来展望 溶瘤微生物已成为肿瘤免疫治疗的前沿策略之一，其治疗机制兼具肿瘤裂解与免疫激活双重作用，在难治性实体瘤中展现出重要潜力。然而，由于溶瘤微生物属于可复制的生物活性载体，在药剂学开发与临床转化过程中仍面临多重挑战。临床方面，肿瘤微环境的高度异质性（如酸性、低氧、高间质压等）显著影响微生物的扩散、定植与活性，导致疗效个体差异大[101]；缺乏可预测疗效的生物标志物和适配的影像学/免疫学评价体系，也制约了治疗窗口期界定和个体化用药策略的建立。安全性方面，系统递送时OVs易遭中和抗体和吞噬系统快速清除，溶瘤细菌则存在非靶向感染和败血症等风险，整体呈现剂量-毒性窗口窄、组织选择性不足等问题[102-103]，尤其在联合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等强化免疫方案时，需谨慎平衡抗肿瘤效应与免疫相关不良反应。此外，活体微生物的体内复制可控性、环境释放风险及长期生物安全性，均对临床应用和监管审评提出了更高要求。如何减少溶瘤微生物的系统性清除、提高肿瘤部位富集能力、降低脱靶感染和系统性副作用，仍是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24]。作为活性生物制品，溶瘤微生物在工艺放大、质量一致性、制剂稳定性及冷链保障等方面同样存在挑战，现有法规路径和技术指南尚在逐步完善中。 与此同时，药剂学进展也为破解上述难题提供了重要机遇。通过多糖、金属多酚网络、生物膜及细胞膜等包裹策略，可在不改变微生物基因背景的前提下增强其在体稳定性，降低免疫清除并延长体内滞留时间[104-105]；借助PEG化、功能性聚合物、脂质体及白蛋白等表面修饰，可在构建“免疫屏蔽层”的同时，引入靶向配体、肿瘤同源脂质或外泌体等，实现更高选择性的肿瘤富集与深部渗透[104-105]。利用pH、酶、还原等微环境响应材料，结合微针、水凝胶等控释系统，有望实现“入体屏蔽-入瘤解锁”的时空可控释放[104]；以纳米颗粒、外泌体等功能性材料作为微环境适应型载体，不仅可增强微生物在低氧、酸性等环境中的适应能力，还能协同递送PD-L 1抗体、Toll样受体（Toll-like receptor，TLR）激动剂等免疫调节因子，进而重塑肿瘤免疫微环境、放大抗肿瘤免疫应答[106]。 总体来看，溶瘤微生物疗法在临床应用中仍面临宿主免疫应答、精准递送、微环境适应性及临床转化路径等多维度挑战，但药物制剂、纳米技术、生物材料、基因工程与合成生物学的交叉融合，正在重塑该领域的研发范式。未来，有望通过以下3个方面实现突破：1）围绕“制剂-体内行为-免疫效应”建立定量、可预测的评价体系和生物标志物组合；2）发展可标准化、模块化的活体微生物制剂平台，兼顾工艺可放大性、质量可控性与临床适用性；3）在系统给药、局部给药及多模态联合治疗框架下，设计更安全可控、可个体化优化的递送方案。随着相关法规与技术指南的完善，药剂学赋能有望推动溶瘤细菌与OVs从概念验证走向可规模化应用的临床产品，为肿瘤治疗提供更安全、高效且精准的新选择。 参考文献： [1] Crunkhorn S.  Immunotherapy: oncolytic  virotherapy enables checkpoint blockade[J]. Nat Rev Drug Discov, 2018, 17(2):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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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皮肤及外黏膜作为人体抵御外界侵害的首要屏障，其健康维系至关重要。皮肤是人体最大的器官（面积约2m²），由表皮、真皮及皮下组织构成，兼具保护、分泌及感觉传导功能；外黏膜则广泛分布于口腔、鼻腔及泌尿生殖道等腔道表面，是机体与外界交互的重要界面。当前，皮肤及黏膜疾病已构成严峻的全球公共卫生挑战，此类疾病涵盖感染、炎症、溃疡及创伤等[1–5]，既包括银屑病、特应性皮炎等慢性炎性病变，也涉及皮肤恶性肿瘤及创面愈合障碍，具有发病率高、易复发的显著特征[6,7]。2021年流行病学数据显示[8]，此类疾病约占全球疾病总负担的1.79%，其中炎症性皮肤病占比最高（49.95%），感染性皮肤病次之（33.93%），而疾病负担高居前三位的国家分别为中国、印度和美国。其次，皮肤病的年龄分布呈现显著的异质性，老化相关的皮肤屏障功能衰退、免疫功能下降和微生态失衡，使真菌性皮肤病、瘙痒症、带状疱疹等疾病在老年人群中高发[9]。鉴于其广泛影响与防治紧迫性，2025年第78届世界卫生组织（WHO）[10]已审议将“皮肤病列为全球公共卫生重点事项”，凸显了该领域防治工作的重要意义。 基于皮肤及黏膜疾病的临床现状，寻求更高效且安全的治疗策略已成当务之急。尽管抗生素与化学类激素外用制剂作为控制感染与炎症的一线疗法，但其临床应用伴随显著的毒副作用与局限性[11]。外用抗生素长期使用可破坏皮肤微生态平衡诱发接触性过敏，并特异性筛选出耐药菌株（如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导致继发性感染难以控制[12]。强效糖皮质激素虽能迅速抗炎，却抑制成纤维细胞活性，引起表皮萎缩、真皮胶原降解、毛细血管扩张及色素异常，甚至因免疫抑制导致真菌或病毒感染扩散[13]。综上，传统化学合成药物在疗效与安全性之间难以取得平衡，亟需开发兼具强效抗感染、抗炎及促进组织修复功能，且低毒、低耐药风险的替代疗法。越来越多的研究人员发现天然植物药凭借其独特的多靶点作用机制、丰富的生物活性成分以及较高的用药安全性，在现代医学转化中展现出巨大的潜力，而大蒜（Allium sativum L.）正是天然植物药疗法的典型代表。 作为历史悠久的药食同源作物，大蒜原产于中亚及伊朗东北部[14]，据载由汉代张骞出使西域引入，被称作“胡蒜”。其应用经历了从传统经验到现代医药的跨越，早期民间常捣碎取汁外敷以疗疮疡，内服以驱虫防疫。如今，随着现代分离纯化技术的发展，研究者们已从中鉴定出百余种含硫化合物[2]，确认大蒜辣素（Allicin）为其核心药理活性基础。现代药理学研究证实[15,16]，大蒜提取物具备广谱抗微生物、抗炎、抗氧化及免疫调节等多靶点作用机制。因此，其在现代医学中展现出巨大的转化潜力[17]，皮肤科利用其抗癣菌及抗病毒特性辅助治疗顽固性感染；口腔科依托其抗菌镇痛功效用于复发性口腔溃疡及牙周炎；妇科则应用其提取物对抗外阴阴道念珠菌病。鉴于以上研究背景，本综述旨在系统梳理大蒜活性成分在表皮、口腔及阴道三大解剖部位中的相关疾病的作用机制、制剂应用及临床现状，为皮肤及外黏膜的防治提供新的研发策略。 2. 大蒜调控皮肤与外黏膜稳态的生物活性物质及分子机制 2.1.核心活性成分的理化性质及生物利用度 大蒜的药理活性高度依赖于其独特的蒜氨酸（Alliin）与蒜氨酸酶（Alliinase）的酶促反应机制。在完整的鳞茎中，无味的蒜氨酸储存于液泡，而蒜氨酸酶分布于细胞质，二者一般因此被隔离。仅在大蒜受损（如切割、研磨）导致细胞破裂时，才能在常温下迅速反应生成以大蒜辣素为代表的含硫化合物（占比70-80%）[18]。它是一种瞬时活性成分，大蒜辣素化学性质极不稳定，口服后迅速经胃肠代谢转化为烯丙基硫醇（AM），并进一步降解为二烯丙基二硫醚（DADS）、二烯丙基三硫醚（DATS）及阿霍烯（Ajoene）等稳定衍生物[19]。 2.1.1.大蒜辣素（Allicin） 作为大蒜的标志性活性成分，大蒜辣素是一种无色油状液体，但常见提取的粗品为淡黄色油状液体，具有强烈的大蒜特殊臭味和辛辣味。易受温度、pH、氧气、光照及特定金属离子影响而分解，其分子式为C₆H₁₀OS₂，分子量162.27。大蒜辣素口服后在胃肠道迅速代谢，半衰期短（<1分钟）[2]，而在室温下的半衰期仅为数小时，这为大蒜的应用造成了极大的阻碍[20]。研究显示[21]，新鲜大蒜中大蒜辣素的生物利用度低于肠溶包衣制剂36%-104%，但与高蛋白食物同服时生物利用度会降低22%-57%。大蒜辣素具有广谱抗菌、抗炎抗氧化、免疫调节多重生物活性，还兼具降脂及潜在抗肿瘤作用。 2.1.2.阿霍烯（Ajoene） Ajoene是大蒜辣素非酶解反应的产物，包括E-ajoene和Z-ajoene两种异构体，分子式为C₉H₁₄OS₃，分子量234.40。脂溶性化合物，在低温下即可发挥作用。其稳定性较大蒜辣素高，适合作为药物开发候选成分。具有抑制肿瘤细胞增殖、诱导内质网应激和凋亡[22]，同时对皮肤真菌有显著抑制作用[23]，且安全性较高。 2.1.3.S-烯丙基半胱氨酸（SAC） SAC是陈蒜提取物（AGE）的主要水溶性含硫化合物，分子式为C₆H₁₁NO₂S，分子量161.22。化学性质稳定，耐高温和氧化，无刺激性气味。口服后吸收良好，在人体血浆、肝脏和肾脏中具有较高生物利用度，半衰期超过10小时，肾清除率达30小时[11,24]。其代谢途径主要通过尿液排出，生物转化产物较少[25]。 2.1.4.二烯丙基硫醚类（DAS；DADS；DATS） 二烯丙基硫醚类是大蒜辣素非酶解降解及体内代谢产生的核心脂溶性含硫衍生物，包括二烯丙基硫醚（DAS，分子式C₆H₁₀S，分子量114.21）、二烯丙基二硫醚（DADS，C₆H₁₀S₂，146.30）及二烯丙基三硫醚（DATS，C₆H₁₀S₃，178.30），占大蒜油总活性成分的70%以上，是大蒜外用制剂最主要的药效物质基础。该类化合物均具有较强的挥发性，易溶于有机溶剂，化学性质较极不稳定的大蒜辣素有明显改善[11]，其生物利用度受原料加工方式显著影响，大蒜粉的生物可及性远高于新鲜蒜瓣。针对皮肤及外黏膜的局部给药，该类成分的脂溶性虽有利于透皮/跨黏膜渗透，但仍存在渗透速率缓慢、局部滞留时间短的固有缺陷[2]。 2.2.核心药理作用机制 大蒜活性成分对皮肤及外黏膜的调控是多靶点、多通路的，主要通过以下四个维度[11,17]发挥治疗作用。 2.2.1.广谱抗微生物作用 大蒜辣素被称作天然广谱抗生素。其主要机制在于分子中的巯基（-SH）和二硫键（-S-S-）能够与微生物细胞内的巯基酶（如醇脱氢酶、RNA聚合酶）共价结合[26]。因这些酶的活性中心均依赖保守的巯基来维持其催化功能，一旦大蒜辣素与其中巯基发生共价结合，就直接剥夺了酶催化底物氧化的能力并使其失活，从而抑制微生物的代谢与繁殖；在抗真菌方面，大蒜辣素、DADS、DATS通过抑制麦角固醇的合成发挥作用。因麦角固醇是真核生物细胞膜的重要组分，维持膜结构的稳定性和流动性，其合成受阻直接导致细胞膜功能紊乱，破坏真菌细胞壁结构，导致胞质内容物流失。另外，也会穿透线粒体膜，抑制呼吸链功能，引发细胞凋亡，其主要抑制酵母类（白色念珠菌、新型隐球菌）、丝状真菌类（皮肤癣菌、须癣毛癣菌、犬小孢子菌等）的真菌生长；在抗病毒方面，大蒜辣素主要通过阻断病毒吸附宿主细胞及抑制病毒DNA/RNA的复制来发挥作用；在抗细菌与原虫方面，同样是通过破坏细菌细胞壁及细胞膜的完整性，或通过阻断原虫DNA、RNA及蛋白质合成抑制增殖，对耐药金黄色葡萄球菌和阴道滴虫均有显著的杀灭作用[27]。 2.2.2. 抗炎与免疫调节 大蒜提取物通过多靶点调控关键的炎症信号通路与免疫细胞运动，实现对过度激活免疫反应的调控效应，从而缓解皮肤及黏膜的炎症损伤。首先，在核心信号通路的转录调控层面，大蒜活性成分通过双重路径阻断炎症级联反应[28]。一方面，通过抑制核因子κB（NF-κB）的活化，下调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白介素-6（IL-6）及环氧合酶-2（COX-2）等促炎介质的基因转录与蛋白表达，从而缓解急性与慢性皮肤炎症；另一方面，针对丝裂原活化蛋白激酶（MAPK）通路，蒜氨酸能够特异性抑制MAPK激酶的活性，阻断p38、JNK和ERK的磷酸化级联反应。这一机制直接切断了银屑病、特应性皮炎等慢性炎症性皮肤病中炎症信号的放大回路，从上游遏制了病理性角质形成过度增殖。 其次，在炎症细胞的迁移与聚集层面，大蒜提取物展现出显著的免疫调节能力。它能够有效抑制中性粒细胞向表皮组织的趋化与浸润，减少炎症部位的免疫细胞聚集，从而减轻组织水肿与氧化损伤。大蒜成分还能够干扰基质细胞衍生因子-1α（SDF-1α）/CXCR4轴的功能[29]。SDF-1α作为关键的趋化因子，通常激活T细胞内的Rac1 GTP酶，该酶负责调控细胞骨架的动态重塑以促进肌动蛋白聚合，为T细胞穿越组织屏障提供动力。大蒜中的活性成分通过干扰T细胞的肌动蛋白细胞骨架动态结构，显著削弱其迁移能力，从而减少了T细胞向皮肤等靶器官的浸润，从细胞力学层面降低了局部免疫反应的强度。 2.2.3. 促组织修复与血管新生 大蒜活性成分在组织修复与再生过程中，主要通过调控磷脂酰肌醇3激酶/蛋白激酶B（PI3K/AKT）信号通路发挥核心转录作用[30]。具体而言，大蒜提取物能够诱导AKT的磷酸化与激活，进而通过抑制脯氨酰羟化酶（PHD）的活性或促进缺氧诱导因子-1α（HIF-1α）的翻译后修饰，阻断其降解途径，导致HIF-1α在细胞质内显著积聚并转入细胞核。作为细胞适应低氧微环境的关键转录因子，HIF-1α入核后特异性与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基因的缺氧反应元件（HRE）结合，显著上调VEGF的mRNA转录及蛋白分泌水平。VEGF的上调是血管新生的始动因素，大蒜提取物通过旁分泌途径作用于血管内皮细胞，不仅促进了内皮细胞的增殖与迁移，还诱导其分化为管状结构，从而形成新的毛细血管网络。这一过程对于构建富含血管的肉芽组织至关重要，它不仅改善了局部的血液灌注与氧供，还为后续的组织重塑提供了必要的营养支持。 在真皮重塑层面，大蒜含硫活性成分通过双重机制调控细胞外基质代谢。一方面，通过激活转化生长因子-β1/Smad（TGF-β1/Smad）信号通路[31]，促进成纤维细胞的活化与增殖，显著增加Ⅰ型和Ⅲ型胶原蛋白的合成与分泌，增强创面的抗张强度；另一方面，通过抑制NF-κB等炎症通路，下调基质金属蛋白酶（MMPs，如MMP-1、MMP-9）的表达，减少胶原纤维的过度降解，从而维持真皮基质合成与降解的动态平衡。在表皮再生层面，大蒜提取物通过活化PI3K/Akt及MAPK/ERK通路[32]，加速角质形成细胞的迁移与增殖，推动创面再上皮化进程，有效修复皮肤黏膜屏障的连续性。 2.2.4.抗氧化与细胞周期调控 在应对皮肤肿瘤及色素沉着方面，通过清除活性氧（ROS）与调控细胞周期发挥双重防护与治疗效果。在抗氧化与化学预防层面，大蒜硫化物是内源性抗氧化系统的强力诱导剂，其能显著上调超氧化物歧化酶（SOD）和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GSH-Px）的转录与活性，同时降低脂质过氧化终产物丙二醛（MDA）的水平[33]。这一机制不仅有效清除了紫外线辐射或化学致癌物诱导的过量ROS，保护了细胞膜及线粒体结构的完整性，还阻断了由氧化应激驱动的致癌信号通路（如MAPK/NF-κB、PI3K/Akt），从而在肿瘤发生初期遏制了皮肤细胞的恶性转化。 针对已发生的皮肤恶性肿瘤（如恶性黑色素瘤），大蒜辣素及其代谢产物展现出强效的细胞毒性与抗增殖活性。在凋亡调控方面[34]，其通过调节Bcl-2家族蛋白的平衡，显著上调促凋亡蛋白Bax与抗凋亡蛋白Bcl-2的表达比率。这种比率的改变导致线粒体外膜通透化，促使细胞色素c（Cytochrome c）释放，进而激活Caspase级联反应，最终诱导肿瘤细胞发生不可逆的线粒体介导凋亡。在细胞周期层面，大蒜有效成分能够将肿瘤细胞的分裂进程阻滞于G2/M期[35]。通过下调周期蛋白依赖性激酶（CDK1/cyclin B1）的活性，强制细胞停止分裂，从而有效抑制了肿瘤细胞的无限增殖潜能。 3.大蒜在表皮系统疾病治疗中的研究进展 3.1. 感染性及寄生虫性皮肤病 皮肤癣菌病、足癣与甲癣（灰指甲）：皮肤癣菌病是由皮肤癣菌侵犯角质组织所致的浅部真菌感染，其中足癣以瘙痒、脱屑及水疱为特征，而甲癣（灰指甲）则表现为甲板增厚、变色及脆裂。针对这一临床顽疾，基于大蒜活性成分的新型递送系统展现出卓越疗效。Rana等[36]开发了一种负载大蒜精油（GEO）的乙醇质体经皮给药系统，利用高浓度乙醇增强磷脂载体的透皮吸收能力。在豚鼠模型中，局部涂抹该制剂对犬小孢子菌和须癣毛癣菌显示出显著抑菌效果，治疗两周后感染皮肤几无真菌残留，其机制主要归因于DADS等硫化物对病原细胞膜完整性的破坏。在临床转化方面，Ledezma等[37]率先在人类中证实了大蒜衍生物阿霍烯（Ajoene）的卓越疗效：一项针对70名陆军士兵的随机双盲试验结果显示，局部外用1% Ajoene乳膏治疗足癣仅一周，其真菌学治愈率高达100%，显著优于1%特比萘芬组的94%。Ajoene通过特异性抑制真菌细胞内磷脂合成，直接破坏细胞膜结构。针对甲癣中耐药非典型酵母菌的挑战，Pârvu等[38]首次系统评估了大蒜提取物对子囊菌门酵母菌和胶红酵母菌的抗菌活性。研究证实，在最低抑菌浓度（120 mg/mL）下，提取物能引起真菌细胞壁破裂及细胞质空泡化等超微结构崩解，为应对耐药真菌的指甲感染提供了新天然药物的解决方案。这些研究共同构建了从传统提取物到高纯度衍生物，再到纳米载体递送的全方位抗皮肤癣菌病治疗策略。  灰指甲 皮肤利什曼病：皮肤利什曼病是由利什曼原虫经白蛉叮咬传播引起的浅表寄生虫病，多见于中东、北非、中亚及拉美地区，好发于儿童及野外作业者，临床以皮肤溃疡、结节及色素异常为主要表现。在药物治疗方面，伊朗学者Emadi等[39]评估了大蒜免疫调节乳膏（LeishG1）局部治疗的疗效：研究将60名患者分为两组，分别给予每日两次局部外用LeishG1乳膏与传统病灶内注射葡萄糖酸锑钠（Glucantime®），持续2个月。结果显示，LeishG1组的完全治愈率达56%，与传统注射组的65.4%疗效相当，且避免了注射带来的痛苦与局部坏死风险。进一步的机制研究表明[40]，大蒜活性成分在联合用药中展现出显著的协同增效作用。DAS联合标准药物葡萄糖酸锑钠（MAT）的治疗方案中证明，DAS局部涂抹联合MAT组通过激发Th1型免疫应答及诱导巨噬细胞内ROS爆发，近乎彻底清除了胞内利什曼原虫，并显著加速溃疡愈合。通过天然免疫调节剂+传统抗寄生虫药的联合使用，为克服单药耐药性及缩短疗程提供了新的解决方案。 带状疱疹、唇疱疹：中医称带状疱疹为“缠腰火丹”/“蛇串疮”，是一种以单侧节段性疱疹及剧烈神经痛为特征的急性疱疹性皮肤病，中老年及免疫低下人群为高发群体。在传统医学应用中，大蒜外用疗法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本草纲目》早有大蒜散肿、疗疮癣的记载，现代临床研究亦证实了其显著疗效。温转等[41]早在2013年便采用隔蒜围灸+围刺法治疗带状疱疹，证实该方法简便安全且疗效稳定；另有研究[42]指出，雄黄配伍大蒜泥外敷的疗效显著优于常规疗法，能加速疼痛消失并缩短治愈时间，且不易继发感染[43]；此外，早期蒙医验方[44]将大蒜与牛蒡子、板蓝根、虎杖等配伍，制成复方大蒜酊（75%乙醇浸泡），通过外涂给药（每日6次），强调活血化瘀与止痛作用，为带状疱疹的辅助治疗提供了药理支持。在针对单纯疱疹病毒（HSV）引起的唇疱疹治疗中，现代制剂学技术进一步提升了大蒜的应用价值。Almehmady等[45]开发了一种负载大蒜油-阿昔洛韦（GO-ACV）纳米乳的透皮薄膜。该制剂利用自纳米乳化给药系统，将阿昔洛韦封装于由大蒜油、表面活性剂及助表面活性剂构成的纳米乳中，并载入羟丙基纤维素制成外用薄膜。离体大鼠皮肤渗透实验显示，大蒜油不仅作为活性成分，更充当了强效化学渗透促进剂，将阿昔洛韦的透皮通量提升了2.3倍，成功利用纳米技术解决了传统药物透皮吸收难的瓶颈，实现了天然活性成分与现代抗病毒药物的协同递送。 蚊虫叮咬继发感染：蚊虫叮咬后继发感染多因搔抓破坏皮肤屏障，导致致病菌侵入，临床常表现为红肿、脓疱及局部炎症加剧，在儿童及卫生条件较差人群中发病率显著偏高。针对这一常见病症，民间积累了丰富的以大蒜为主的验方。传统用法[46–48]包括将生大蒜切片在叮咬处反复涂擦数分钟，每日数次，利用大蒜辣素的杀菌作用实现快速止痛、止痒及消炎；也有将独头蒜与雄黄共泡于60°白酒中，10日后取浸出液外搽，用于应对蚊、跳蚤、臭虫等毒虫叮咬[49]。现代临床观察进一步验证了这一传统疗法的科学性，2014年《卫生职业教育》[50]刊载的研究显示，将新鲜大蒜去皮研磨成糊状制成膏体，应用于499例幼儿患处，能在72小时内显著缓解红肿与痒痛症状，且未见明显不良反应。这些实践表明，大蒜作为一种天然的抗菌抗炎剂，在处理浅表继发感染方面不仅操作简便、成本低廉，更因其较低的耐药风险，成为家庭常备的应急外用选择。 3.2.炎症性自身免疫性皮肤病 银屑病（牛皮癣）：银屑病是一种由遗传与免疫紊乱共同介导的慢性炎症性皮肤病，以局限性或泛发性鳞屑性红斑为典型表现，中老年及精神压力过大者高发。在民间疗法中，早有“用生韭菜、生大蒜各一两捣烂成泥状烘热擦拭”的记载[51]，虽操作简便，但缺乏标准化与安全性保障。现代分子机制研究为这一传统疗法提供了坚实的科学依据。Ma等[52]通过分子对接与动力学模拟，鉴定出CXCL10、ISG15和IFI27是银屑病的关键免疫调节枢纽，并证实大蒜辣素通过抑制NF-κB信号通路，显著下调CXCL10和IFI27表达，同时上调ISG15，从而阻断免疫系统过激反应。2022年[53]，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重大科技专项支持的一项研究，新疆胡蒜研究院联合新疆医科大学、中国药科大学的研究团队证明将大蒜软膏应用于咪喹莫特诱导的小鼠模型，发现其能显著抑制表皮角质形成细胞的过度增殖及CD4+ T细胞浸润，效果同比地塞米松。该研究不仅在动物模型中得到验证，更在人类原代的角质形成细胞及银屑病患者离体皮肤组织中确认了疗效。在银屑病发作初期，表皮角质形成细胞会分泌大量的S100A8/A9蛋白，这些蛋白会促进IL-17A的分泌，而IL-17A又会反过来作用于角质形成细胞，导致分泌更多的S100A8/A9。而大蒜辣素的作用就是精准地切断这个恶性循环，它能直接抑制角质形成细胞中S100A8/A9的分泌，从而为大蒜辣素治疗自身免疫性皮肤病提供了多层次的分子生物学证据，充分证明了其在分子机制深度和治疗前景上的极高潜力。在制剂创新领域，印度学者Kalarikkal等[54]于2025年在Cell出版社旗下的跨学科期刊上发表了突破性成果。该研究从大蒜及红葱中提取出天然纳米囊泡（GDNVs/ODNVs），并与温敏水凝胶结合制成外用经皮凝胶。在咪喹莫特诱导的小鼠银屑病模型中，每日涂抹一次，仅5天便使异常增生的表皮厚度从85.2μm恢复至接近正常的31.5μm，疗效同比临床一线激素复染莫米松，且完全避免了激素类药物导致的皮肤萎缩等副作用。该研究在小鼠模型、猪耳皮肤及人源角质形成细胞中完成了多维验证。  特应性皮炎（湿疹）：特应性皮炎（又称特应性湿疹）是一种由遗传易感性、免疫异常及皮肤屏障缺陷共同引发的慢性复发性炎症皮肤病，以剧烈瘙痒、干燥红斑及渗出结痂为特征，儿童及过敏体质者为高发人群，且在湿热环境与城市地区发病率显著偏高。现代药理研究在传统疗法的基础上进行了规范化探索。研究表明，采用“内外同治”策略，利用大蒜梗煎水坐浴[55]，可充分发挥大蒜挥发油的抑菌与杀菌特性，为阴囊湿疹、痔水肿及肛门湿疹[56]提供了经济有效的中医外治思路。在针对婴儿外耳湿疹的临床实践中，研究者进一步优化了给药方案，采用3%过氧化氢清洗联合大蒜红汞涂抹的局部疗法[57]。该方案巧妙结合了大蒜辣素的强效抗菌抑菌作用、酒精的消毒促循环效应以及红汞的防腐特性，能在创面表面迅速形成保护膜，促进皮损愈合，临床总有效率高达86.5%。这一数据有力地证实了大蒜制剂在控制特应性皮炎继发感染及促进屏障修复方面的确切疗效，为儿童及婴幼儿这一特殊群体的临床用药提供了安全有效的参考方案。 湿疹 接触性皮炎：接触性皮炎是皮肤接触外源性刺激物或致敏物后引发的炎症性皮肤病，分为刺激性或变应性两型，临床以红斑、瘙痒及水疱为主要表现。针对这一疾病，大蒜制剂在不同人群与致病原中均展现出卓越的应用价值。一项针对3个月以下婴幼儿尿布性皮炎的前瞻性临床对照试验表明[58]，在常规护理基础上局部涂抹大蒜红汞浸液（每日2-3次），其愈合效能显著优于当时的一线抗生素软膏。考虑到婴幼儿皮肤的娇嫩性与对药物安全性的极致苛求，该研究有力证实了大蒜红汞浸液在控制炎症与促进修复方面的独特优势。此外，针对特殊致病原引发的接触性皮炎，大蒜亦表现出显著的急救功效。国内刘传法研究团队[59]于1995年至2003年间开展了一项历时9年的单臂临床队列研究，纳入110例因接触刺毛虫毒毛而引发剧烈痛痒的患者，直接在患处用生大蒜切面涂擦或蒜泥外敷，每次约2小时。结果显示，该疗法能迅速阻断炎症反应，产生立竿见影的镇痛止痒奇效。 神经性皮炎：神经性皮炎是一种由神经精神因素、反复搔抓诱发的慢性炎症皮肤病，以皮肤苔藓样变、剧烈阵发性瘙痒为特征。中青年易感，精神紧张、熬夜焦虑人群多发，但无明确外源接触致敏诱因。有文献[60,61]报道了大蒜外用的有效方案：其一采用大蒜擦灸法，先以大蒜片涂擦皮损至充血，再艾灸至渗液，治疗13例近期治愈率达87%；其二以蒜泥外敷法，将蒜泥敷于患处至表皮脱落，可促进创面愈合且长期未复发。这两种疗法利用了大蒜辣素强烈的抗炎与神经调节作用，通过物理刺激与化学成分的协同，有效阻断了瘙痒、搔抓、苔藓样变的恶性循环，为神经性皮炎这一难治性皮肤病提供了操作简便且疗效确切的辅助治疗方案。 3.3.皮肤附属器疾病与美容相关疾病 痤疮：痤疮是一种与雄激素分泌、皮脂过量分泌、毛囊角化异常及痤疮丙酸杆菌感染密切相关的毛囊皮脂腺单位慢性炎症性疾病，好发于青少年面部及胸背部。对此，国外有大量文献证明大蒜制剂的显著疗效：Çağlar等[62]开发了外用微乳基霜剂，利用纳米级微乳技术物理包裹活性成分，借助微乳的高效透皮吸收能力，显著提升了药物在毛囊中的靶向蓄积，从而高效发挥灭活痤疮丙酸杆菌的作用。在体外机制验证方面，Fajryana等[63]与Phontree等[64]共同证实，大蒜提取物对痤疮丙酸杆菌具有显著的抑制活性，且通过发酵工艺可进一步提升其生物利用率。且Saptarini等[65]成功将研究成果转化为含3%-7.5%大蒜汁的局部用抗痤疮凝胶，该制剂不仅理化性质稳定，更在人体斑贴试验与感官评价中表现出极高的安全性与患者接受度。另外，新疆胡蒜研究院制作的一款大蒜辣素软膏在患者使用后，对 6 例痤疮患者进行为期 2 周的干预观察（见下图），结果显示所有患者皮损评分均较基线显著下降，治疗 2 周后皮损数量减少、炎症性丘疹及新发粉刺改善明显，对鲜红色痘印的修复效果突出，提示该软膏对轻中度炎症性痤疮具有明确的临床疗效，为痤疮的日常护理提供了一种兼具疗效与体验感的天然替代方案。  痤疮 斑秃：斑秃是一种由自身免疫介导的慢性非瘢痕性脱发，以头皮突发圆形或椭圆形斑状脱发为特征，青壮年多发且病程易反复。土耳其的流行病学调查[66]揭示了斑秃患者广泛外用涂抹大蒜的民间实践：接受调查的1006名皮肤科门诊患者中，高达33.5%的斑秃患者最常选用的非常规疗法就是大蒜涂抹。此外，针对传统大蒜制剂难以穿透头皮角质层屏障的难题，Hosny等[67]利用纳米传递体技术，将大蒜油与临床一线药物非那雄胺共载于芦荟凝胶中。该制剂利用纳米传递体的变形能力，使人头皮的药物渗透率跃升至54%，抗菌效力提升近8倍。其机制主要依赖于纳米载体穿透角质层屏障，并协同大蒜油的抑菌与免疫调节作用，改善了头皮微环境。 光老化、老年斑、黄褐斑：皮肤光老化主要由长期紫外线（UVB）照射诱发，伴随胶原流失、纹理粗糙及弹性下降等退行性改变；老年斑作为其典型皮损，与日晒、氧化损伤及衰老密切相关，好发于颜面及手背，且难以自行消退。在抗衰老机制研究方面，可国安等[68]人的早期研究利用人包皮成纤维细胞证实大蒜辣素不仅能通过强效抗氧化清除ROS，更能深入细胞核调控细胞周期检查点，维持端粒长度与端粒酶活性，为后续的光老化和胶原蛋白流失药物研发提供了全新的靶点。随后的研究[69–73]进一步揭示了大蒜在对抗光老化中的多通路协同机制：Kim等发现大蒜中的S-烯丙基半胱氨酸（SAC）能通过抑制NF-κB/AP-1通路，阻断基质金属蛋白酶（MMPs）对胶原蛋白的降解；Abe等则证实陈蒜提取物通过抑制MAPK（ERK/JNK/p38）的磷酸化来阻断细胞凋亡；而Phatcharaporn等分离出的非硫小分子BMDA，更是精准靶向NLRP3炎症小体与NF-κB轴。在动物模型中，负载大蒜活性成分的乳膏或内服干粉不仅能显著改善Skh-1无毛小鼠的皮肤粗糙度与皱纹深度，还能有效维持表皮及真皮厚度。此外，针对色素沉着，大蒜也同样展现出卓越的美白潜力。刘爱红[74]总结的临床验方利用大蒜薄片外擦促进局部微循环；Wu等[75]从废弃的大蒜皮中分离出酚酰胺类化合物，证实其通过转录与翻译双重压制酪氨酸酶表达，从而阻断黑色素合成；而Marrelli等[76]的综述则系统归纳了大蒜中的有机硫化物与黄酮类成分通过下调MITF、TRP1/2等核心靶点，实现多通路的黑色素抑制。综上所述，大蒜相关制剂在凡士林软膏、微乳霜、纳米凝胶及美白精华等多种剂型中的成功转化，充分展现了其在护肤领域广阔的应用前景。 恶性黑色素瘤：恶性黑色素瘤是起源于黑素细胞的高度恶性肿瘤，其皮损多表现为不对称性、边界模糊及颜色不均的快速增大结节，具有恶性程度高、易早期转移及预后极差的特点。针对这一致死性皮肤肿瘤，Nakagawa等[77]与台湾Wang等[78]通过体外研究，证明DATS能诱导细胞内ROS暴增，导致严重的DNA损伤，进而激活p53/p21通路，强制癌细胞停滞于G2/M期，最终通过Caspase依赖及非依赖性线粒体凋亡通路将其清除；DATS通过激活电压门控钙通道引发线粒体钙超载，并利用肿瘤微环境的酸性条件特异性地放大这一致死效应。 3.4.创面修复及难愈性溃疡 糖尿病足溃疡（糖足）：糖尿病足溃疡是糖尿病最严重的慢性并发症之一，以足部皮肤破溃、经久难愈及易继发感染为特征，重者可导致坏疽，是糖尿病患者致残与截肢的主要诱因。基于大蒜活性成分的纳米递送系统也已成为创伤修复领域的前沿热点：Mishra等[79]的综述指出，将大蒜辣素等生物活性分子负载于纳米粒或纳米凝胶中，能破坏细菌细胞膜和线粒体功能，与纳米粒本身的物理化学杀伤机制协同，有效清除顽固的生物被膜以加速上皮化。另一项研究证明[80]通过链脲佐菌素诱导的SD糖尿病大鼠模型证实，系统性灌胃大蒜辣素（20 mg/kg）能显著加速创面收缩。其核心机制在于通过缓解氧化应激，并特异性上调铁死亡核心抑制蛋白SLC7A11和GPX4的表达，终止高糖诱导的细胞铁死亡程序，为创面周缘的细胞存活与组织重塑赢得了关键窗口期。与此同时，针对糖足常见的耐药菌感染难题，Barakat等[81]开发了磷虾壳纳米壳聚糖-大蒜油（GO-NCSsq）复合系统，将杀菌时间缩短近一半。  糖尿病并发症 术后、烧伤创面修复：纵观近年大蒜及其活性成分在皮肤修复领域的应用研究，在剂型创新方面，研究者们开发了多种前沿的外用形式[82]。利用大蒜提取物合成超顺磁性氧化铁纳米颗粒（G-SPIONs）水凝胶，通过物理化学协同机制在大鼠模型中实现约95%的伤口收缩率；Wang等[83]则将乙醇提取大蒜辣素与壳聚糖复合，制备出抗拉强度高的水凝胶薄膜，使二度烧伤大鼠表皮再上皮化率提升至86.3%；Sheikh等[84]的复方乳膏（大蒜+辣木+百里香）能够将抑菌圈扩大至23.5 mm；而Ibrar等[85]的大蒜与生姜精油纳米乳液更是在兔切除模型中9天内实现86%-100%的惊人愈合率。临床研究方面，Alhashim等[86]通过自身对照试验证实30%标准化大蒜软膏能显著抑制术后红斑。此外，Kong等[87]从黑蒜中提取5-羟甲基糠醛（5-HMF）嵌入PVA/海藻酸钠杂化水凝胶，通过清除ROS保护线粒体功能；Ait Abderrahim等[88]创新性地将大戟蜜与大蒜粗提物复配，证实其协同增效作用能显著加速上皮细胞化。这些研究共同为应对大面积急性创伤提供了一种低成本、安全且高效的创新疗法，强调大蒜提取物能够调节成纤维细胞的活性，优化胶原蛋白的合成与降解平衡，减少病理性疤痕的形成。 痔疮：痔疮是肛管直肠下端静脉丛迂曲扩张形成的肛肠常见病，与久坐、便秘及饮食辛辣等因素密切相关，以便血、肿物脱出及肛周肿痛瘙痒为主要表现。民族植物学研究揭示了大蒜在传统医学体系中的重要地位：Kacholi等对当地44名传统治疗师的调查[89]发现，大蒜以绝对高引用频率被列为抗痔“三大明星”植物之一，主要通过局部外敷（大蒜汁混合蜂蜜）或坐浴等方式给药。相比之下，Dehdari等[90]的传统医学综述则将大蒜的近缘种列为37种药用植物中的“六大金刚”之一，其给药方式包括栓剂、软膏及直肠棉条载药等，并结合高纤维饮食干预。通过改善局部微循环、发挥止血与抗炎作用，能有效下调TNF-α、IL-6等促炎细胞因子，从而缓解痔疮带来的出血、肿胀和疼痛。 4.大蒜在口腔黏膜疾病治疗中的研究进展                     口腔溃疡             牙周炎             口腔黏膜下纤维化 口腔黏膜感染性疾病、牙周炎：该类疾病由细菌、病毒或真菌侵袭引发，临床以黏膜充血、溃疡、疱疹及疼痛为主要表现；而牙周炎是一种慢性炎症性疾病，导致牙槽骨流失，其复杂发病机制与牙周组织局部过度炎症和代谢失调密切相关。现有证据表明大蒜及其核心成分大蒜辣素在口腔疾病预防中展现出多层次干预潜力。体外机制研究证实[91]，大蒜辣素通过靶向细菌巯基（-SH）及灭活牙龈卟啉单胞菌毒力因子，对伴放线聚集杆菌、具核梭杆菌等牙周致病菌具有显著抑制活性。潘超等[92]在综述中系统总结了其局部应用前景，包括作为漱口水、牙膏添加剂及与氧化锌联用治疗牙本质过敏，通过抑制厌氧菌、降解内毒素及物理封闭牙本质小管等多重机制改善口腔微生态。然而，临床转化的时效性仍存在争议。De Oliveira Alves等[91]的量化分析指出，大蒜基漱口水在1-2周内降低变形链球菌的效果优于氯己定或氟化钠，但持续使用1个月后其抗菌优势不再具有统计学意义。这表明，大蒜制剂作为极具潜力的天然口腔护理剂，其应用策略应聚焦于短期强化护理及特定致病菌的靶向抑制，未来研究亟待解决长效抗菌功能的维持问题。针对牙周炎，大蒜来源的类外泌体纳米囊泡（GaELNs）[30]通过使用人体牙龈成纤维细胞的体外实验验证其减弱脂多糖诱导氧化应激和促炎细胞因子表达的能力。此外，还证明了GaELN被人类牙龈成纤维细胞高效内吞，显著增强了其增殖、迁移和VEGF表达，同时显著降低了LPS引起的氧化应激和促炎因子表达。在小鼠牙周炎模型中，局部施用GaELN显著减少了牙龈炎症和牙槽骨吸收。 口腔溃疡：口腔溃疡是口腔黏膜常见的溃疡性损伤，以局部灼痛、圆形浅表缺损为特征，严重影响患者生活质量。临床研究证实[93–99]，口服大蒜辣素胶囊单用或联合金莲花、黄芪颗粒、维生素/康复新液等，能将复发性口腔溃疡的总有效率提升至93%-96.67%。针对白塞病，有一项小样本试验[100]证明口服大蒜辣素能通过提升GSH和SOD水平，有效纠正氧化失衡，缓解黏膜皮肤病变。在剂型优化方面，针对大蒜油易挥发、滞留时间短的缺陷，上官盈盈等开发了口腔黏附片[101]。该制剂利用高分子水凝胶网络，不仅表现出显著的生物黏附力以抵抗口腔机械冲刷，更实现了药物在病灶区的数小时平稳缓释，显著提高了局部生物利用度，从而有效减轻疼痛并加速溃疡愈合。 口腔粘膜下纤维化：口腔黏膜下纤维化是一种与咀嚼槟榔、烟酒刺激密切相关的慢性进展性癌前病变，以黏膜苍白僵硬、弹性减退及张口受限为典型特征，常伴灼痛与味觉减退，具有极高的恶变潜能，是口腔鳞状细胞癌的重要前驱病变。针对这一棘手病症，Jain与Leelakshi等的临床研究[102,103]均证实，口服大蒜油制剂（如大蒜油丸或珍珠胶囊）、大蒜油联合番茄红素能显著改善患者的张口受限与黏膜僵硬症状，恢复黏膜弹性；Chen等[104]的综述进一步从理论层面支持了这些临床发现，指出大蒜油通过清除自由基、抑制成纤维细胞过度增殖及胶原沉积，在口腔黏膜下纤维化的综合管理策略中，展现出优于单一药物的辅助疗效。 5.大蒜在妇科阴道疾病治疗中的研究进展 阴道炎（老年性阴道炎）：阴道炎由细菌、真菌、滴虫感染及菌群失调、免疫力下降等多因素诱发，以外阴瘙痒、白带异常及阴道灼痛为主要临床表现。而萎缩性阴道炎（老年性阴道炎）是绝经后女性高发的退行性阴道病变，雌激素缺乏引发的微生态失衡使得局部防御能力显著下降，导致阴道口狭窄伴触痛，阴道壁弹性丧失。这也为念珠菌等致病菌的过度增殖创造条件，同时合并糖尿病、长期使用抗生素及免疫功能低下等高危因素时，真菌感染的继发风险显著升高。大蒜及其衍生物在妇科感染防治领域已有大量理论研究支持。体外实验表明[105–109]，甲醇提取的大蒜成分对白色念珠菌、阴道毛滴虫及尿源性大肠杆菌均具有显著的剂量依赖性抑制作用，且与甲硝唑联用可产生极强的协同杀虫效应。另外，新疆胡蒜研究院与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等于2022年[110]针对大蒜辣素抗真菌感染发表了相关专利，该发明通过实验表明大蒜辣素对抗隐球菌和念珠菌有较好的抗菌作用，大蒜辣素联合抗真菌药对隐球菌和念珠菌也有较好的抗菌活性。在临床转化方面，从民间验方到现代循证医学均有丰富文献记载[111–118]：Farshbaf-Khalili等[119]对240名患者的随机双盲试验证实，2%大蒜阴道乳膏治疗真菌性阴道炎7天的疗效与克霉唑相当；Ebrahimy等[120]则发现口服标准化大蒜片在微观层面对真菌清除具有显著药用效果。在制剂技术创新上，Powar等[121]开发的大蒜-酮康唑生物黏附阴道片利用分子对接技术证实了二者的协同作用，实现了8-15小时的黏膜长效滞留。与此同时，Shaw等[122]的研究给出了明确警示：大蒜切片直接塞入阴道等民间偏方缺乏科学依据，极易导致化学性烧伤，临床应避免此类不规范操作。 6.结论与展望 综上所述，大蒜作为一种跨越食品、医药及生物工程材料、美妆等多领域的天然药物资源，凭借其多靶点、多效应的独特优势，在皮肤及外黏膜疾病的治疗中确立了不可替代的地位。本综述系统梳理了从核心活性成分（大蒜辣素、阿霍烯、S-烯丙基半胱氨酸等）到临床转化的完整依据。与传统的抗生素及激素类药物相比，大蒜制剂在发挥广谱抗微生物、抗炎及促修复作用的同时，显著降低了耐药风险及皮肤萎缩等毒副作用，展现出极高的有效性与安全性。特别是在创新性纳米技术（纳米乳、水凝胶、生物黏附片）的辅助下，大蒜已成功突破了传统剂型的局限，在对抗耐药菌感染、银屑病、黑色素瘤以及复发性口腔溃疡等领域表现出与常规药物相当甚至更优的疗效。 然而，尽管大蒜具有悠久的药用历史，其临床的转化应用仍面临三个难题。核心成分大蒜辣素化学性质的不稳定可能会导致制剂使用期短、疗效不稳定。其次，患者接受度受限，大蒜特有的强烈气味以及对皮肤、黏膜产生的辛辣刺痛感，限制了其在需长期用药的慢性病中的应用。最后，生物利用度低下，活性成分经皮向黏膜渗透的能力有限，难以抵达深层病灶去发挥作用。值得注意的是，虽然目前已有的纳米包裹技术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药物的理化性质，但现有的验证模型大多仍停留在动物实验或体外细胞层面，缺乏基于以人体为研究对象的高质量循证医学证据。 因此，未来的研究不应仅止步于疗效验证，而应致力于攻克上述现实问题，从日常应用层面提高转化率。一方面，应重点开发高稳定性、低刺激性的给药形式；另一方面，需要研发在不破坏药效的前提下改良制剂气味并增强透皮吸收，提升患者依从性。此外，必须加强人体大样本的临床对照试验，从现代医学角度确立并不断调整标准化的大蒜制剂治疗方案，特别是对口服与局部给药在人体内的药代动力学特征还需进行深入探究。总之，需要通过多学科交叉融合，解决“稳定性差、气味大、渗透难”的痛点，并填补人体临床试验的空白，才能真正将大蒜这一古老的药食同源的优质资源，转化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价值天然药物，为更多深受皮肤及外黏膜疾病困扰的患者提供更安全、高效的绿色疗法。 7.参考文献 [1]SZCZEPANIAK O, NEUGART S, PRZEOR M,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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