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tuximab Sarotalocan Sodium (Genetical Recombination)

会议推荐 2026第三届中国医药企业项目管理大会 2026第二届中国AI项目管理大会 2026第十五届中国PMO大会 2026第五届中国项目经理大会 本 文 目 录 1、重磅系列来袭，ADC制剂开发全景解析:从研发到商业化(Part1) 2、重磅系列来袭，ADC制剂开发全景解析:从研发到商业化(Part2) 3、重磅系列来袭，ADC制剂开发全景解析:从研发到商业化(Part3) 一、重磅系列来袭，ADC制剂开发全景解析:从研发到商业化(Part1) （原创 小呀小苹果 稳定性嘎嘎好） 今天共同学习的文献来源于药明合联于2025年在Antibody Therapeutics期刊上发表的最新文章：“Fundamental Properties and Principal Areas of Focus in Antibody-Drug Conjugates Formulation Development.” 这篇综述首次全面解析了商业化ADC药物的制剂策略，探讨了从早期处方开发到最终药品生产全流程的研究重点；同时，识别和分析了ADC制剂相对于单纯抗体开发所面临的独特技术挑战，并提出了应对这些挑战的潜在解决方案。 Part 1——ADC制剂开发：基本属性、关键考量与早期研发 ADC作为肿瘤治疗的创新力量，其成功转化为商业化产品，制剂开发至关重要。本系列首篇文章将聚焦ADC制剂的基础要求、早期研发路线，并重点探讨“可开发性”评估、给药途径、剂型与剂量范围等前期关键要素。 【前言】 ADC，也被称为“生物导弹”，属于一类生物创新药。ADC由三个关键部分组成：1）具有靶点特异性的单克隆抗体（mAb）；2）细胞毒性药物载荷（payload）；3）专门设计用来连接二者的连接子（linker）。上述三者的组合协同增强了抗肿瘤药物的特异性和疗效，为ADC带来了优于传统治疗手段的治疗结果。截至2024年12月，全球已有16款用于肿瘤治疗的ADC获得监管机构批准上市。此外，ADC的治疗潜力在持续扩展，目前有超过370个新型ADC候选药物正在肿瘤及非肿瘤适应症领域进行临床评估。 稳健制剂配方的开发对于将具有实验效果的ADC转化为具有商业可行性的治疗药物至关重要。最佳的ADC制剂配方应该满足以下要求：1）维持活性药物成分（API）的稳定性；2）减轻产品在分销和储存过程中的物理化学降解；3）确保药物最终在靶点部位发挥最佳的治疗性能。 首先，表1全面概述了商业化ADC产品的制剂参数，列出制剂开发的关键考量因素包括：剂型、剂量范围、浓度、赋形剂组成、初级包装形式、分子特性等。此外，实施有效的药品生产流程，并辅以优化的分销和给药策略，对于确将保ADC产品安全可靠地送达医疗机构和患者手中至关重要。 接下来，下图总结了从早期研发到后期商业化的高水平ADC制剂的开发与生产路线图。主要分为四个阶段：1）处方前研究，该阶段主要关注成药性；2）临床前和临床制剂开发，该阶段主要考虑给药方式、给药剂量、辅料等；3）临床三期及商业化，该阶段主要关注制剂的生产、工艺标准等；4）上市后稳定性研究。后续章以此框架，系统性地评估了ADC制剂开发的关键环节，并着重强调生产与物流过程中的核心考量因素。 【可开发性】 可开发性（Developability）是指一个ADC候选药物顺利通过化学、制造和控制（CMC）流程，最终成为安全、有效且可规模化生产药物的可能性。 ADC可开发性的评估需要全面考量：1）抗体相关特性（包括结构均一性、热稳定性、溶解度和靶向特异性）；2）连接子-载荷（linker-payload）的理化性质。这些参数必须结合预期的临床应用和给药途径进行综合考虑。例如，对于抗体相关特性，某研究识别出抗体上的“hot spot”可能会对稳定性、药代动力学和药理特性产生不利影响，因此选择低甘露糖型抗体以降低潜在的脱靶肝毒性风险。对于连接子-载荷理化特性，须符合著名的类药性“利平斯基规则”（Lipinski rules）所定义的物理化学特性要求。目前已上市ADC中使用的众多载荷里，仅DXd和SN-38两种载荷满足“利平斯基规则”，而其他一些载荷在穿透生物膜方面则存在局限性。 此外，ADC偶联物的物理化学性质（包括粘度、溶解度、熔解温度（Tm）、等电点（pI）和疏水性特征等）可通过连接子-载荷的化学特性进行优化，从而显著改善其溶液稳定性，以满足皮下给药的需求。然而，诸如戈沙妥珠单抗（IMMU-132）及其相关化合物（IMMU-130和IMMU-140）等ADC皮下制剂的开发，受到浓度依赖性挑战的限制，包括蛋白聚集和沉淀问题，这些因素限制了可达到的最大给药体积。为了应对这些挑战，早期可开发性评估采用高通量筛选方法，可在实验材料有限的情况下对多个候选药物进行高效评估。 可开发性研究用于初步了解多个ADC候选药物的特征和性质，为选择先导分子进行后续开发提供支持。 【给药途径】 在ADC制剂开发过程中，给药途径的选择需要综合考量患者依从性、临床疗效和安全性特征。抗体给药传统上依赖于胃肠外途径，包括静脉（IV）输注、皮下（SC）注射、静脉推注、玻璃体内注射和肌肉注射。同时，口服给药和鼻腔给药等替代性方案目前正处于积极研究中。如表1所示，所有已获批的ADC药物均用于肿瘤适应症，并且只能在医疗机构中通过静脉输注给药。 目前，由于载荷的局部沉积和毒性问题，其他给药途径很少用于临床后期。当前的ADC临床试验数据显示，55%靶向实体瘤，44%专注于血液系统恶性肿瘤，1%探索非肿瘤适应症。然而，随着ADC在慢性疾病领域的拓展以及抗肿瘤药物皮下给药技术的发展，皮下给药已成为替代静脉注射最具吸引力的给药方案。皮下给药具有诸多优势，例如：可自我给药、降低治疗负担、提高患者依从性、减少输注相关反应，以及适用于静脉通路不佳的患者等。 下图数据显示，皮下ADC制剂显示出对低疏水性载荷的优先选择倾向。总体而言，生物制药行业对皮下ADC（肿瘤/非肿瘤）的研发热情日益增长。 注：ClogP值用于指示化合物的亲脂性；ClogP值越大，疏水性越强 【剂型和剂量范围】 考虑到肠胃外给药是生物药物的主要递送途径，液体制剂是首选，因此市场上约三分之二的注射药品均为液体产品，原因在于液体制剂比冻干制剂成本更低，使用更方便。然而，与冻干剂型相比，液体或冷冻液体形式的ADC药物可能会面临更多的稳定性问题和更短的保质期。此外，ADC的最佳制剂开发不仅需考虑mAb的稳定性，还需兼顾连接子和载荷的化学稳定性。目前已上市的16个商业化ADC中，14个为冻干制剂，仅有2个（即Elahere®和Akalux®）采用含缓冲液、糖类和表面活性剂的液体剂型。随着创新性连接子-载荷技术的进步，以及对连接子、载荷和抗体组分更深入的理解，使ADC开发人员能够采用更科学的制剂策略来确定ADC的剂型。这一进展有助于推动从冻干制剂向液体制剂的转变，且不会显著延误产品开发的时间线。 部分ADC药物的给药剂量相当低（例如：奥英妥珠单抗为0.5 mg/m²，莫妥昔单抗帕苏妥珠为0.04 mg/kg，洛拉替康替西林为0.075 mg/kg），可能会导致高倍稀释过程中的吸附损失、聚体增加，以及低浓度下的分析挑战等。通过添加静脉注射液稳定剂可在一定程度上改善由载荷疏水性引起的表面吸附以及稀释过程中的颗粒形成问题。上述所有与剂型和剂量范围相关的因素，在ADC产品的制剂开发过程中均需予以充分考虑。 【小结】 本部分详细阐述了ADC制剂开发早期的关键考量，包括可开发性、给药途径、剂型和剂量范围。下一篇文章将深入探讨药物相互作用、相容性研究、赋形剂和包装密封系统，以及ADC特定组件的稳定性。 二、重磅系列来袭，ADC制剂开发全景解析:从研发到商业化(Part2) （原创 小呀小苹果 稳定性嘎嘎好） 今天继续学习药明合联于2025年在Antibody Therapeutics期刊上发表的最新文章：“Fundamental Properties and Principal Areas of Focus in Antibody-Drug Conjugates Formulation Development.”  Part 2——ADC制剂开发：药物相互作用、辅料选择与稳定性挑战 在上一篇文章中，我们探讨了ADC制剂开发的基本属性、早期研究以及给药途径和剂型选择。本篇将在此基础上，深入剖析ADC制剂开发中的关键挑战：赋形剂与包装密封系统的选择，以及ADC分子的组成及影响稳定性的因素。 【赋形剂和包装密封系统】 通过总结了商业化ADC制剂中常用的辅料体系，包括缓冲体系、冻干保护剂及表面活性剂发现，已上市ADC的pH范围主要为5.0-8.0，并选用相匹配的缓冲体系，如组氨酸、MES、柠檬酸盐、磷酸盐、Tris、琥珀酸盐、醋酸盐等。Mylotarg®使用磷酸盐缓冲液（pH7.5）、Besponsa®采用Tris缓冲液（pH8.0），用于保护连接子中酸敏感的腙键。类似地，Trodelvy®因其碳酸酯连接子（CL2A）在肿瘤微环境中表现出pH依赖性药物释放特性，因此选择较高的处方pH值（pH 6.5）以优化稳定性。醋酸盐缓冲液虽然在低pH液体制剂中具有良好的缓冲能力，但其挥发性与潜在升华现象限制了在冻干产品中的应用。冻干保护剂（以双糖类为主）通过优先排阻效应稳定蛋白。表面活性剂（如PS20/PS80，浓度0.1–2 mg/mL）的添加可缓解气-液界面变性和机械应力损伤。抗氧化策略包括通过添加甲硫氨酸清除游离硫基，添加EDTA、DTPA等螯合剂抑制金属离子催化的降解反应。 无论是已上市的商业化产品还是处于临床阶段的候选药物，冻干仍是大多数ADC的首选制剂策略。因其能有效维持偶联物完整性，并最大限度减少载荷在储存期间的提前释放。然而，冻干工艺产生的冷冻与干燥应力（如溶质浓缩、冰晶形成、pH值漂移）可能导致蛋白质发生不同程度的变性。因此，在ADC制剂开发的早期阶段就需要谨慎筛选适用于冻干制剂的辅料。 通常来说，离子型辅料会降低制剂的玻璃化转变温度（Tg'），不建议使用或需要严格限量添加。具有中等Tg'值的二糖类常被用作冻干保护剂，生物高分子（包括蛋白质自身）可提高Tg'值，很多研究证实其能稳定蛋白质结构，实现更高效的冻干周期。 新型辅料方面，MES缓冲液可通过自由基清除机制增强聚合物点的光稳定性。迄今，该缓冲液仅作为新型辅料用于Trodelvy®，并依据企业内控标准进行放行检测。磺丁基醚-β-环糊精钠盐作为一类环糊精衍生物，在ADC制剂中发挥稳定剂和增溶剂的双重功能。通过减弱蛋白质间的相互引力以及抑制液-液分离，防止搅拌相关聚集和冻干相关聚集。随着皮下注射ADC制剂的临床推进，未来开发可能需要引入降黏辅料（如离子盐、精氨酸、甘氨酸、脯氨酸、赖氨酸、咖啡因等），与重组人透明质酸酶协同优化药物递送效率。 为应对ADC药品的特定制剂挑战，创新型包装密封系统已开发应用。先进的表面改性技术，包括等离子脉冲化学气相沉积（PICVD）与烘烤涂层工艺等显著改善了西林瓶的冻干雾化现象，疏水内壁也减少了瓶内的残留药液。针对光敏性ADC药物，可采用棕色西林瓶和避光标签，实现存储与运输全程的光保护。 【ADC组成要素的稳定性】 鉴于ADC结构的复杂性，制剂开发中需充分考虑潜在的稳定性问题，以确保产品有效。如图2所示，ADC稳定性评估析可从多个维度展开，包括连单抗稳定性、接子稳定性、载荷稳定性、整体偶联物稳定性。下文将针对ADC每个特定组件的稳定性展开详细探讨。 mAb 在ADC分子中，mAb组件作为生物靶向载体，构成蛋白质骨架。尽管ADC与裸抗具有相似的二级和三级结构，ADC通常表现出较弱的构象稳定性和胶体稳定性。ADC的Tm值更低，表明其更易受热应力破坏。此外，ADC分子偶联位点周围可检测到更多疏水表面，预示其更易发生聚集。 就蛋白质（尤其是ADC）而言，其盐溶（溶解度增加）或盐析（溶解度降低）行为受到处方中离子强度的影响。离子浓度升高会削弱电荷斥力，可能增强蛋白质间吸引力，从而降低胶体稳定性，这种关系可通过kD和B22等参数量化。与裸抗类似，偶联后的mAb在特定pH/缓冲液环境下仍易发生脱酰胺、异构化、断裂和氧化等化学降解。此类降解会导致疏水性改变、电荷异质性或诱发聚集。若降解发生在CDR区，还可能影响产品效力。 连接子 作为ADC分子中连接抗体与载荷的桥梁，连接子需具备足够的系统循环稳定性，同时须保持适当条件下的不稳定性以实现触发式载荷释放。因此，ADC稳定性显著受到连接子及连接子相关体的化学不稳定性的影响，这种不稳定性可细分为：连接子-载荷不稳定性、抗体-连接子不稳定性。 下图总结了已获批ADC产品的偶联技术与连接子稳定性研究。如表3所示，基于体外稳定性数据，无论采用不可裂解型或可裂解型连接子，已获批ADC均存在一定程度的Linker不稳定性。曾有案例表明，液体制剂在15℃条件下贮存2个月后，释放的游离药物量达到总药量的5%–6%并趋于稳定。 载荷 ADC与裸抗体的根本差异之一在于其携带强效药物载荷。因此，在制剂开发过程中需特别关注载荷特有的稳定性相关属性，包括光稳定性、疏水性、载荷降解特性等。 光照是ADC分子的共性风险点，因为载荷可能发生光降解，进而影响药物整体稳定性。根据FDA药品数据库记录，3款FDA批准的ADC药物（Mylotarg®、Besponsa®、Enhertu®）及1款日本PMDA批准的ADC药物（Akalux®）均使用棕色西林瓶包装。确切地说，某些ADC的光敏感官能团是通过连接子-载荷的偶联引入的，通过低强度紫外灯和自然日光实验对比证实，卡奇霉素衍生物及其偶联物在紫外光线照射下会发生快速降解。同样，喜树碱及其衍生物也表现出显著的光降解特性，当暴露于实验室灯光或日光下，特别是在中性和碱性条件下，会形成浑浊的黄色溶液，并伴有可见沉淀。 除光降解外，ADC有效载荷普遍存在pH依赖性（pH5/7/9）与温度敏感性（8°C/25°C/40°C）降解现象，其中高温与低pH环境会显著加剧降解程度。此类降解可能引发非预期的毒性风险，进而危及治疗效力与患者安全。 如前所述，疏水性是小分子药物最重要的理化性质之一，其与体外活性增强、溶解性差、代谢不稳定及非特异性脱靶效应等密切相关。在ADC工艺开发阶段发现，随着载荷疏水性增加，ADC结构稳定性下降，自聚集倾向加剧。 对于小分子，疏水性增加伴随着水溶性变差的风险。对于ADC分子，已有实验证明连接子-载荷的疏水性是导致聚集的一个重要因素，但不是ADC不稳定性和保质期的唯一驱动因素。此外，与低离子强度条件相比，高离子强度配方往往表现出较差的性能，并加速部分解折叠分子的聚集。 ADC偶联物 除前述概括的三个结构组件外，ADC整体偶联物的偶联特性与高度均一性也是需要重点考虑的内容。例如，由于盐析效应及增强的疏水相互作用，较高DAR值的ADC可能更易形成可溶性与不可溶性聚集体。因此，优化偶联工艺以提高DAR4组分比例（即每个单抗分子携带4个载荷）是改善半胱氨酸偶联ADC均一性的重要策略。 综上，下述表格总结了ADC制剂开发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各项技术挑战及其对应的优化解决方案。 三、重磅系列来袭，ADC制剂开发全景解析:从研发到商业化(Part3) 今天继续学习药明合联于2025年在Antibody Therapeutics期刊上发表的最新文章：“Fundamental Properties and Principal Areas of Focus in Antibody-Drug Conjugates Formulation Development.”  Part 3——ADC制剂开发：商业化生产、运输与给药的挑战与策略 在前两篇文章中，我们详细探讨了ADC制剂开发的基本概念、早期研发、y以及稳定性考量。本篇文章是ADC制剂开发系列文章的最后一部分，将聚焦于ADC产品从临床三期到商业化阶段的生产、运输和给药过程中的关键挑战与解决方案。 【制剂生产工艺】 在药物制剂生产工艺开发过程中，首要目标是建立可重现的生产工艺，持续稳定地产出符合质量验收标准的高质量产品。DAR值是ADC工艺开发的核心参数，直接决定ADC产品的疗效、安全性和稳定性。部分ADC的终产品是具有异质性的混合物，其抗体分子实际载药数存在一定分布范围。 由于ADC采用的小分子药物通常具有高细胞毒性，生产过程需执行更高标准的严格管控。制剂生产的关键要素包括：采用专为高活性药物设计的密闭系统和自动化设备，以及实施严格的安全控制措施（如应用基于过氧化氢技术对隔离器/手套箱进行去污灭菌）。 在ADC生产中采用一次性制造技术，主要出于产品安全性考量（降低交叉污染风险）及职业暴露限值要求。药物制剂生产过程中使用的塑料组件系统会直接接触ADC产品，导致工艺相关浸出物产生并积累。USP<1665>推荐采用标准化提取方案获取可提取物特征，明确规定提取溶剂包括：酸性提取液(pH3)、碱性提取液(pH10)和有机提取液(50%乙醇)，工作温度设定为40℃。 【储存】 鉴于ADC药物的结构特殊性及其对疗效的敏感性，在储运环节需要特别关注以下关键要素： 鉴于储存过程中可能发生游离药物释放及降解产物生成，必须实施严格的温控管理。运输环节的温度波动（如骤升至15°C）可能破坏结构完整性，导致DAR值偏移。此外，反复冻融或冻干工艺会显著增加游离药物浓度，而不当的冷冻条件可能通过冷冻浓缩效应、冰液界面应力、pH波动及相分离等多重机制引发蛋白聚集。 【运输】 震荡虽然可能诱导蛋白聚集，但影响程度取决于震荡应力的强度与持续时间。因此，选择适配的原液包装密封系统可有效降低原液运输过程对ADC质量的影响。ADC原液容器的选择必须符合严格的法规监管要求，旨在确保药品质量、稳定性和安全性。常见选项包括：1）聚碳酸酯（PC）与高密度聚乙烯（HDPE）瓶（操作温度下限达-90°C）；2）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脆点为-40°C；3）乙烯-醋酸乙烯酯储液袋：低温储存标准容器。 【给药过程】 鉴于ADC药物载荷的细胞毒性特性，根据美国国家职业安全卫生研究所定义，其通常被归类为高危药品（HD）。密闭转移装置（CSTD）通过在配制与给药过程中建立物理屏障，为防范环境污染及高危药品暴露提供关键保护。制药公司需通过全面的临床使用测试来验证CSTD的实施效果，确保治疗药物的理化相容性与剂量回收率。关键评估还须涵盖以下潜在风险因素：1）机械应力及装置润滑剂产生的微粒；2）吸附导致的药物损失与残留滞留体积；3）蛋白聚集等潜在质量问题。尤为重要的是，ADC给药系统中使用0.2 μm在线过滤器非常关键，以使大输液的微粒水平符合USP<787>法规标准。 【结论】 作为肿瘤治疗领域的创新药物形态，ADC药物兼具巨大临床价值与市场潜力。这篇综述重点阐述了ADC制剂开发的基本特性、核心关注领域以及生产运输环节的关键要点。了解从早期研发到商业化生产的ADC制剂开发流程及关键要素，有助于设计并生产出具有强效药物活性、良好安全性、稳定性和可生产性的ADC药物。 【总结】 至此，ADC制剂开发系列文章已全部学习完毕。该篇文章从ADC的基本概念和早期研发，稳定性挑战，再到商业化生产、运输和给药，全面梳理了ADC制剂开发的关键环节和考量因素。希望本系列文章能为ADC药物的制剂研发和生产提供有益的参考。 （原创 小呀小苹果 稳定性嘎嘎好） end 本公众号声明： 1、如您转载本公众号原创内容必须注明出处。 2、本公众号转载的内容是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若有来源标注错误或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请作者或发布单位与我们联系，我们将及时进行修改或删除处理。 3、本公众号文中部分图片来源于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果侵犯到您的权益，请联系我们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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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读 近年来，肿瘤治疗领域中抗体药物的研发进展迅速。在临床需求、基础研究和工程技术的共同推动下，抗体药物朝着机制创新、功能融合的方向演进，双特异性抗体（双抗）、三特异性抗体（三抗）和抗体药物偶联物（ADC）药物等新型多功能抗体疗法涌现。这些药物不再局限于单一靶点和抗体本身杀伤力，而是通过多靶点协同、精准递送细胞毒性药物等方式，提升肿瘤的精准强效杀伤效果。2025年，双抗/三抗与ADC药物相关技术平台持续优化，包括T细胞衔接器、新型连接子和新一代毒素分子等；临床在研靶点布局逐步差异化，适应证研发重点向实体瘤治疗与一线治疗拓展，并更多尝试联合用药；全球研发管线稳步扩张，中美两国成为主要创新中心。然而，药物疗效、耐药性和毒性控制仍是当前面临的主要挑战。本文梳理了2025年双抗/三抗与ADC药物在靶点选择、技术平台、临床进展、市场格局和产业生态等方面的关键进展，并展望了领域未来发展态势。 多功能抗体疗法的组合演进与突破——2025年双抗/三抗与抗体偶联药物发展态势 李伟，刘樱霞，陈赟，赵若春，王玥*(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信息中心，中国科学院上海营养与健康研究所，上海 200031) 抗体药物是一类高度靶向的生物制剂，能够通过特异性识别肿瘤细胞表面或肿瘤微环境中的抗原表位，实现对肿瘤的定向干预，显著区别于传统化疗的非选择性杀伤，在提升疗效的同时有效降低对正常组织的损伤。近年来，随着对抗肿瘤机制的深入理解及蛋白质工程技术的持续突破，传统单克隆抗体不断被改造升级，衍生出以双特异性抗体（双抗）、三特异性抗体（三抗）和抗体药物偶联物（antibody-drug conjugate, ADC）药物为代表的新型多功能抗体。这两类药物通过机制创新，显著拓展了抗体在难治性、复发性及实体瘤等复杂临床场景中的应用潜力。2025年，该领域延续高速发展态势，全球研发管线持续扩容，市场规模快速增长，技术迭代与产业化进程不断提速，深刻重塑肿瘤靶向治疗与免疫治疗格局；全球研发呈现中美双极引领态势，技术平台化竞争成为新焦点。本文将系统梳理多特异性抗体与ADC在肿瘤治疗中的技术演进、临床进展及产业生态，为把握下一代抗体药物的发展趋势提供参考。 1.       抗体药物机制持续创新升级     传统单克隆抗体只能靶向单一抗原或信号通路，在应对肿瘤异质性、免疫逃逸导致的耐药、杀伤力不足及治疗窗口窄等问题时效果有限。为突破这些瓶颈，研究人员尝试多种功能叠加、联合、嫁接的策略，例如将两个抗体或抗体与化疗药联合使用。该方式虽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疗效，但仍面临药代动力学不匹配、给药复杂、毒性叠加和成本高等挑战。为此，研究人员进一步在单个抗体分子中整合多种功能，催生了双抗/三抗与双抗/三抗与ADC等新型结构（图1）。双抗/三抗可同时结合两个或三个靶点，能招募免疫细胞直接杀伤肿瘤，或同时阻断多条促癌信号通路，通过协同作用增强抗肿瘤效应并减少耐药[1]。ADC药物则利用抗体作为载体将高毒性药物精准递送至肿瘤细胞，高效杀伤靶细胞并借助“旁观者效应清除邻近的抗原低表达癌细胞，实现不依赖免疫细胞的肿瘤高效杀伤，有效应对肿瘤异质性引起的耐药，同时减少对正常组织的毒性[2]。     近年来，抗体工程技术陆续突破，促进以双抗/三抗与ADC药物为代表的多功能抗体药物研发不断升级迭代，如CrossMab等技术解决了双抗组装难题，定点偶联技术等提升了ADC的均一性和稳定性，进而推动抗体药物不断从单一功能分子向多靶点、多功能集成方向演进，从温和调控向强效杀伤转变，实现对肿瘤微环境更精细、多维协同的干预与高效清除，为难治性、复发性以及实体瘤等提供了全新的治疗思路。另外，抗体药物的形式也在持续革新，分子内更进一步机制融合（如多特异性抗体、泛偶联抗体、双特异性ADC）与分子间联合用药成为下一代创新的两大核心路径，已在临床前和早期临床研究中验证其协同增效潜力，尤其在克服免疫抑制微环境、延缓耐药和扩大治疗窗口方面表现突出[3]。 图1 组合抗体的发展与衍生 1.1    多特异性抗体趋向小型化、高阶特异性、多功能协同     多特异性抗体创新策略主要基于结构形式创新与靶点组合探索。2025年，其在抗体结构设计、新兴靶点应用、靶点组合方式探索等方面均有突破，催生出多种新机制、新功能、疗效更强的新型多特异性抗体[4]。 （1）抗体结构形式向小型化方向发展     小型化与功能精细化是双抗药物研发的重要趋势。非免疫球蛋白G（IgG）样的小型化双抗，凭借更小的分子量、更强的肿瘤组织渗透性以及更低的免疫原性等优势，受到日益广泛的关注，单链可变片段（single chain fragment variable, scFv）、纳米抗体（nanobody）等均属这类抗体[5]。基于scFv，研究人员构建了双特异性T细胞衔接器（bispecific T-cell engager, BiTE）类的双抗药物。这类药物通过同时结合T细胞识别位点与肿瘤细胞特异性抗原，将免疫细胞直接桥接至肿瘤细胞上，精准激活抗肿瘤免疫反应，进而高效地杀伤肿瘤细胞[6]。其在血液系统恶性肿瘤以及部分实体肿瘤的治疗中展现出了显著的疗效，已成为当前的研发热点。而由此衍生的三特异性或四特异性T细胞接合器（T-cell engager, TCE）以及NK细胞衔接器（NK-cell engager, NCKE）也已进入临床试验阶段（表1），旨在衔接树突状细胞等其他免疫细胞的药物也正在研发中[7]。与此同时，基于纳米抗体构建的多特异性纳米抗体，在肿瘤治疗领域呈现出了卓越的应用价值与广阔的发展前景，双特异性纳米抗体erfonrilimab等多种相关治疗药物已进入临床III期验证阶段。 表1基于scFv的细胞衔接器临床在研产品 接合器类型 抗体形式 代表性药物 临床阶段 研发机构 靶点 适应证 T细胞接合器 BiTE IgG样 Tarlatamab 上市 美国安进、百济神州 CD3×DLL3 小细胞肺癌 scFv Tebentafusp 上市 英国Immunocore等 CD3×gp100 葡萄膜黑色素瘤 纳米抗体 IMC-C103C I/II期 瑞士罗氏等 MAGEA4×CD3 实体瘤 三特异性TCE Ramantamig III期 美国强生 BCMA×CD3 ×GPRC5D 多发性骨髓瘤 四特异性TCE GNC-035 I/II期 百利天恒 CD3×PD-L1 ×4-1BB×ROR1 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等 NK细胞接合器 双特异性NCKE CYT-303 I/II期 美国Cytovia Therapeutics等 GPC3×NKp46 肝细胞癌 三特异性NCKE Bexatamig II期 法国Innate Pharma CD123×NKp46 ×CD16 急性髓系白血病等 四特异性NCKE IPH6501 I/II期 法国赛诺菲等 CD16a×CD20 ×IL-2Rβ×NKp46 B细胞淋巴瘤 注：表格根据医药魔方NextPharma数据、NMPA、FDA、EMA、Antibody Society数据归纳整理，统计日期为2025年12月8日。 （2）靶向策略创新拓展更复杂高效的肿瘤杀伤机制     多特异性抗体研发的核心在于靶点的选择与组合策略。通过精准筛选高价值靶点并系统性设计靶向组合，可有效整合多种抗肿瘤机制，开发出疗效更强、适应证更广的新型抗体药物，填补未满足的临床需求。     在单靶点选择上，双抗呈现核心靶点聚焦、多元靶点布局并重的特征（表2）。多数采用经单抗验证的成熟靶点，如T细胞表面抗原CD3、免疫检查点PD-1/PD-L1、共刺激分子4-1BB等免疫调节靶点最为热门；其次为肿瘤特异性抗原（如BCMA、CD19）及信号通路驱动因子（如EGFR、HER2）。同时，GPRC5D、CLDN18.2等新兴肿瘤抗原和微环境因子也逐步纳入多特异性抗体设计，拓宽靶向谱系。     双靶点组合方面，策略主要基于功能协同机制（图2）。一是T细胞重定向（如CD3×肿瘤抗原），引导T细胞精准杀伤，是最为成熟的双抗靶点组合类型。二是双重信号通路抑制（如EGFR×c-MET），用于应对免疫逃逸，增强抑瘤效果。三是以PD-1/PD-L1为核心的免疫协同调控，也是目前研发重点，包括联合其他免疫检查点（如PD-1×LAG-3）、共刺激分子（如PD-1×4-1BB）、肿瘤抗原（如PD-1×EGFR）或抗血管生成因子（如PD-1×VEGF），分别实现免疫激活与抑制解除、信号阻断、微环境重塑的协同，显著提升治疗效力[8]。 图2双抗药物的作用机制及靶点组合 表2双抗药物Top10单靶点、Top20靶点组合的临床在研情况 Top10靶点 在研数量 Top20靶点组合 在研数量 代表性药物 临床阶段 研发机构 适应证 CD3 123 CD3×BCMA 12 Linvoseltamab 上市 美国再生元 多发性骨髓瘤 CD3×CD19 12 Blinatumomab 上市 日本安斯泰来制药、百济神州、美国安进 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 CD3×CD20 12 Odronextamab 上市 美国再生元 弥漫性大B细胞淋巴瘤、滤泡性淋巴瘤 CD3×EGFR 7 SMET-12 II期 时迈药业 三阴性乳腺癌、食管鳞状细胞癌 CD3×CLDN18.2 6 QLS31905 III期 齐鲁制药 胰腺癌 CD3×PSMA 6 GSK5458514 I/II期 英国葛兰素史克 去势抵抗前列腺癌 CD3×GPRC5D 5 Talquetamab 上市 美国强生、丹麦Genmab 多发性骨髓瘤 CD3×HER 24 AMX-818 I/II期 美国Vir   Biotechnology、法国赛诺菲 实体瘤 PD-L1 61 PD-L1×4-1BB 12 Acasunlimab III期 丹麦Genmab 非小细胞肺癌 PD-L1×TGF-β 11 SHR-1701 上市 韩国Dong-A Pharma、恒瑞医药 胃癌、胃食管交界处癌 PD-L1×CD47 7 6MW3211 II期 迈威生物 肺癌等 PD-L1×VEGF 5 Pumitamig III期 美国百时美施贵宝、普米斯 三阴性乳腺癌、小细胞肺癌 EGFR 48 EGFR×c-Met 18 Amivantamab 上市 美国强生、丹麦Genmab 非小细胞肺癌 EGFR×HER3 7 BL-B01D1 申请上市 美国百时美施贵宝、百利天恒 鼻咽癌 PD-1 40 PD-1×VEGF 6 Ivonescimab 上市 康方生物、英国Summit   Therapeutics 非小细胞肺癌 PD-1×CTLA-4 5 Cadonilimab 上市 康方生物 宫颈癌等 4-1BB 39 PD-L1×4-1BB 12 Acasunlimab III期 丹麦Genmab 非小细胞肺癌 4-1BB×CLDN18.2 3 PM1032 I/II期 吉凯基因、普米斯 实体瘤 HER2 23 HER2双表位 8 Zanidatamab 上市 爱尔兰爵士制药、百济神州 胆道癌 CD47 22 PD-L1×CD47 7 6MW3211 II期 迈威生物 肺癌等 CD47×CLDN18.2 4 Spevatamig II期 美国凡恩世制药 实体瘤 TGF-β 21 PD-L1×TGF-β 11 SHR-1701 申请上市 韩国Dong-A Pharma、恒瑞医药 胃癌、胃食管交界处癌 PD-1×TGF-β 4 TQB2868 III期 正大天晴 胰腺导管癌 c-Met 20 EGFR×c-Met 18 Amivantamab 上市 美国强生、丹麦Genmab 非小细胞肺癌 CD20 17 CD3×CD20 12 Mosunetuzumab 上市 瑞士罗氏、美国渤健 滤泡性淋巴瘤 （3）多特异性靶向进一步增强机制协同     多特异性抗体正从双抗快速向三抗、四特异性抗体（四抗）等高阶形式拓展，追求更强的机制协同与功能整合[9]。三抗及更高阶抗体能同时识别多个抗原表位，基于AND、OR及NOT等布尔逻辑，多特异性抗体在单一分中精准集成多种抗体功能模块，如阻断肿瘤信号通路、桥接T细胞与肿瘤细胞、解除免疫抑制、激活共刺激信号或调控肿瘤微环境。这种设计使多特异性抗体能实现多信号通路的精确调控，展现出优异的协同效应。然而，随着特异性增加，多特异性抗体的分子结构更复杂，工程化难度呈指数级上升，面临结构稳定性、生产工艺及免疫原性等巨大挑战，需在功能增益与开发风险间取得平衡。     自2021年以来，三抗研发显著提速，已成为下一代抗体药物的重要方向。目前临床候选药物探索了多样化的机制组合路径，例如，BCMA×CD3×GPRC5D实现信号抑制与T细胞招募双重作用；CD3×DLL3×DLL3融合免疫检查点阻断与T细胞激活；PD-L1×TGF-β×VEGF则整合免疫调节、信号通路抑制及抗血管生成三大机制。其中，已有包括Ramantamig在内的两款三抗进入III期临床试验。在三抗初步探索的同时，四抗通过靶向四个抗原表位，进一步拓展了多维协同的治疗潜力，在靶向精度与疗效强度方面更具优势，美国Opko Health的MDX2003等部分四抗已进入早期临床验证阶段。1.2    各组分迭代推动ADC药物干预机制更多元、可控     ADC药物主要由抗体载体、连接子和有效载荷三个核心组分构成。其中，抗体决定靶向范围，有效载荷决定杀伤强度与抗癌机制，二者共同构成ADC药物创新迭代的基础；而连接子设计与偶联方式则直接影响药物的稳定性及药代动力学特性。当前ADC研发的核心方向，正是围绕这三大组分的系统性优化与创新（图3）。2025年，ADC药物在新型靶点抗体开发、抗体结构工程化改造、新型载荷探索、条件响应型连接子设计以及位点特异性偶联技术等方面均取得显著突破，整体正朝着更精准、更高效、更安全的方向加速演进，双载荷、多特异、条件激活等高阶ADC药物是未来研发新趋势[10]。 图3抗体偶联药物各要素多元化偶联示意图 （1）抗体载体趋向精准化与多功能化     抗体载体是ADC药物的核心组分，通常为单克隆抗体或其工程化片段，负责特异性识别肿瘤表面抗原，实现细胞毒性载荷的精准递送。作为ADC药物创新的关键要素之一，抗体载体正通过靶点拓展与结构优化驱动药物迭代。一方面，靶点谱系从HER2、TROP2等经典肿瘤相关抗原延伸至PD-L1等免疫检查点，并突破仅能靶向高表达抗原的限制，向低表达肿瘤拓展。例如，ADC药物Enhertu凭借强旁观者效应，在HER2低表达乳腺癌和胃癌中仍发挥显著疗效，开创了ADC药物治疗低抗原表达肿瘤的范式。另一方面，抗体结构持续革新，如通过Fc功能沉默减少非特异性免疫激活；采用scFv、纳米抗体等小型化设计提升实体瘤穿透力和对隐蔽表位的结合能力[11]；发展双/三特异性设计以增强肿瘤识别广度与特异性[12]（表3）。其中，双特异性ADC（bispecific ADC）备受关注，通过融合双抗的多通路协同调控能力与ADC的高效细胞毒作用，相比传统单抗ADC药物展现出更强的靶向性和抗肿瘤效力，已成为多特异性抗体与ADC技术机制互补、功能融合的重要创新方向。 表3多元抗体形式的ADC药物临床在研情况 抗体形式 数量 代表性 药物 临床阶段 研发机构 靶点 适应证 双特异性ADC 48 BL-B01D1 申请上市 美国百时美施贵宝、百利天恒 EGFR×HER3 鼻咽癌 三特异性ADC 3 HMPL-A251 I/II期 和黄医药 HER2×PI3K ×PIKK 实体瘤 纳米抗体ADC 1 MHB042C I/II期 明慧医药 c-Met 实体瘤 双特异性纳米抗体ADC 3 JSKN-016 II期 康宁杰瑞 HER3×TROP2 非小细胞肺癌等 （2）载荷多元化与泛偶联拓展开辟多元抗肿瘤机制     ADC药物的有效载荷多为强效细胞毒性小分子，经抗体递送至肿瘤细胞后释放并发挥杀伤作用。作为ADC创新的另一核心，有效载荷正从传统毒素向多元化、功能化方向演进。     当前创新主要体现在三方面，其一，开发及优化微管抑制剂和DNA损伤剂等经典毒素，通过结构修饰提升效力、改善药代动力学。其二，拓展至免疫调节剂等非细胞毒性载荷，催生“抗体+X”泛偶联新型偶联药物，包括抗体-免疫刺激剂偶联物、抗体-降解剂偶联物、抗体-寡核苷酸偶联物、抗体-光敏剂偶联物等多种新型偶联药物[13]（表4）。该策略突破了传统ADC药物对强效细胞毒素杀伤的依赖，而是通过免疫激活、靶蛋白降解、基因沉默等多元化机制发挥抗肿瘤作用，在降低系统性毒性的同时，有效突破“不可成药”靶点限制，显著拓宽可干预靶点范围与治疗路径。其中，抗体放射性核素偶联（antibody radionuclide conjugates, ARC）药物凭借诊疗一体化优势进展最为迅速，已成为ADC药物的重要补充。鉴于先前上市的该类产品疗效不达预期，目前鲜少在临床使用。近年来ADC药物的有效应用推动了新型ARC的研发（如基于⁸⁹Zr、⁶⁴Cu、¹⁷⁷Lu等核素的候选药物），100余款候选药物处于临床阶段。其三，发展双载荷策略，即在同一抗体上偶联两种不同机制的毒素以协同增效、延缓耐药[14]，如信达生物的IBI3020和康弘药业的KH815已进入实体瘤适应证的Ⅰ期临床试验；而结合双特异性与双载荷的新型ADC药物正处于临床前探索阶段，有望通过双载荷实现对肿瘤细胞的双重打击，同时借助双特异性增强靶向精准性，如多禧生物开发的双抗双载荷ADC药物 DXC-018正在申报临床试验。 表4“抗体+X”新型偶联抗体临床在研情况 抗体偶联药物 作用机制 数量 代表性 药物 临床阶段 靶点 适应证 抗体放射性核素偶联药物 核素辐射杀伤并成像 111 89Zr-TLX250 申请上市 CAIX 实体瘤 抗体光敏剂偶联（antibody-photosensitizer   conjugate, APC）药物 光照激活可控杀伤 2 Cetuximab Saratolacan 上市 EGFR 头颈部癌 抗体免疫刺激剂偶联（immunostimulatory   antibody conjugates, ISAC）药物 激活肿瘤免疫反应 7 BPT567 I/II期 PD-1 ×IL-18 实体瘤 抗体寡核苷酸偶联（antibody   oligonucleotide conjugate, AOC）药物 沉默致癌基因 1 TAC-001 I/II期 TLR9 ×CD22 实体瘤 抗体降解剂偶联（degrader-antibody   conjugate, DAC）药物 选择性降解靶点蛋白 1 BMS-986497 I期 CRBN ×CD33 ×GSPT1 白血病等 前药抗体药物偶联（probody-drug   conjugate, PDC）药物 条件性激活抗体药物 1 Praluzatamab Ravtansine II期 CD166 三阴性乳腺癌等 （3）连接子与偶联技术创新提升ADC药物稳定性     ADC药物的连接子是偶联抗体载体与有效载荷的关键桥梁，连接子的化学结构及其与抗体载体、载荷的连接方式直接影响ADC药物在体内的稳定性、药代动力学行为、肿瘤内药物释放效率及整体治疗窗口。相较于近年来抗体和载荷的迅速创新，连接子及偶联策略发展相对滞后，面临类型有限、适配性不足等挑战。当前研究聚焦于开发更智能、更可控的连接系统：在连接子设计方面，可裂解型连接子因能在肿瘤微环境中特异性释放载荷而成为主流，占比超70%，进一步细分为pH敏感型、酶敏感型、还原敏感型等多种触发类型；在偶联技术方面，已从早期的随机偶联逐步转向定点偶联，显著提升药物-抗体比（DAR）的均一性与可控性。目前，糖工程偶联、非天然氨基酸插入、酶催化偶联等多种定点偶联平台已进入临床验证阶段，为下一代高均一性、高稳定性ADC药物的开发奠定技术基础[15]。1.3    抗体新疗法开发应对疗效、安全与耐药挑战     双抗/三抗与ADC药物在临床应用中仍面临免疫毒性、脱靶效应和耐药性等核心挑战。当前有多款ADC药物因脱靶毒性（如Ifinatamab deruxtecan因间质性肺病暂停）及双抗因靶点选择不当（如KN046胰腺癌Ⅲ期未达OS终点）而失败，因此，平衡疗效与安全性是后续抗体疗法研发的重要方向。近年来，新型抗体的构建已取得一系列突破，包括开发了条件激活型抗体等，并进行了跨界融合的尝试，通过DNA/mRNA体内原位合成抗体技术以基因疗法的形式实现体内抗体治疗，有望实现疗效、安全性与可及性的精准平衡。 （1）条件性激活抗体实现空间精准释药     双抗/三抗易因过度激活免疫细胞引发细胞因子释放综合征或神经毒性[16]，而ADC药物常因载荷脱靶释放以及载荷弥散的旁观者效应导致骨髓抑制、肝毒性等系统性不良反应[17]。预防用药或剂量调整等现有管理手段难以根治毒性，且可能限制药物暴露水平、削弱疗效。更根本的解决路径在于实现抗体药物在肿瘤微环境中的特异性激活，使其仅在病灶部位发挥功能，而在正常组织中保持沉默，从而增强抗体靶向的空间精准性，降低毒性副作用。当前策略一是开发前药抗体（Probody），利用肿瘤微环境中高表达的蛋白酶选择性切割掩蔽肽，局部暴露抗原结合位点，已有1款前药抗体偶联药物进入II期临床；二是构建基于微环境理化特征（如pH值、ATP浓度等）响应的抗体[18]，如日本中外制药的Switch Antibody平台基于ATP梯度调控CD137抗体活性实现了药物高靶向性，其候选药STA551已进入早期临床。 A1：前药抗体的结构示意图；A2、A3：前药抗体的作用机制；B：ATP浓度响应型抗体的作用机制。 图4新型抗体的作用机制 （2）抗体体内合成模式提升安全性与肿瘤可及性     传统抗体药物作为外源性蛋白，存在免疫原性、实体瘤穿透差及生产工艺复杂等问题。为突破瓶颈，研究聚焦两大方向：一是开发天然全人源抗体，通过直接克隆人体B细胞抗体基因，最大限度保留天然序列，显著降低免疫原性，兼具高亲和力与特异性；二是发展DNA/mRNA编码的体内合成抗体技术，通过递送核酸载体在患者体内原位表达双抗，规避大规模生产难题，减少非人源修饰，有望降低免疫原性，并通过持续表达改善肿瘤内分布与靶向可及性（图5）。目前全球已有3款DNA编码和6款mRNA编码双抗进入临床，初步验证了该策略的可行性，成为抗肿瘤治疗中备受关注的抗体替代路径。 图5基因疗法体内合成抗体治疗肿瘤 2.       临床适应证拓展与治疗模式革新     双抗和ADC药物的临床应用突破正重构多个癌种的治疗格局：适应证从血液瘤拓展至实体瘤不同瘤种，治疗窗口拓宽；治疗线迅速从后线治疗向更前线推进，提升治愈可能性；联合治疗构建协同新范式，破解耐药难题。2.1    适应证向实体瘤与前线治疗快速拓展     双抗和ADC药物的临床应用重心已经从血液肿瘤逐步延伸并加速迈入实体瘤治疗，非小细胞肺癌、胃癌、乳腺癌、尿路上皮癌等成为研发热点，相关候选药物在临床管线中占比持续攀升。由于ADC药物展现出强大的泛瘤种治疗潜力，适应证已从HER2阳性乳腺癌扩展至HER2低表达乳腺癌、胃癌、胰腺癌、非小细胞肺癌等多种实体瘤，甚至向“不限癌种”的泛肿瘤化疗法迈进。伴随疗效验证，双抗和ADC药物正从三线、二线治疗加速前移至一线、新辅助乃至辅助治疗阶段，逐步从姑息走向潜在治愈。 根据医药魔方NextPharma、NMPA、FDA、EMA、Antibody Society数据整理。 图6多特异性抗体、抗体偶联药物临床及上市产品肿瘤适应证布局 2.2    联合治疗构建多维协同新模式发挥效能     为克服单药耐药及实体瘤免疫抑制微环境等瓶颈，联合治疗已成为抗体药物临床开发的核心策略之一。其核心在于通过机制互补实现协同增效，推动抗体药物发挥更持久、更深度的抗肿瘤效应。其中，ADC药物与免疫检查点抑制剂联用是一个重要的探索方向。例如，ADC药物联合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如PD-1/PD-L1抗体）可利用ADC药物诱导的免疫原性细胞死亡，增强肿瘤免疫原性，从而增敏免疫治疗；2023年，PD-1和ADC药物联合疗法（Padcev+Keytruda）在尿路上皮癌一线治疗中显著改善生存获益，推动该方案成为标准疗法，标志着ADC药物迈入联合治疗时代。此外，双抗/三抗与化疗联用可增强肿瘤血管通透性，促进药物浸润，在实体瘤一线治疗的临床试验中取得积极数据[19]；ADC药物与靶向药、溶瘤病毒等联合亦在积极探索中。这些多维度组合旨在同步攻击肿瘤细胞、重塑微环境、逆转免疫耗竭，系统性破解实体瘤治疗中的渗透障碍与免疫逃逸难题。3.       多功能抗体机制创新转化为应用价值     双抗/三抗与ADC药物已实现从前沿探索性技术向成熟产业平台的质的飞跃，其不仅凭借明确的临床价值革新了疾病治疗实践，更以强劲的市场驱动力成为生物医药领域的核心增长动力。在全球范围内，超430项多特异性抗体及近500项ADC药物的临床管线呈现规模化布局，且已有数十款相关药物成功获批上市，这充分证实了其临床有效性与应用可行性。以Enhertu年销售额达37.5亿美元为典型的商业显著成果，更凸显了此类创新疗法在满足未被满足的临床需求的同时，具备创造巨大商业回报的核心潜力。技术成熟度的提高以及临床价值与商业价值的双重实现，促使双抗/三抗与ADC药物的研发活动迈向系统化产业布局。3.1    多功能抗体管线占比持续上升     多特异性抗体与抗体偶联药物已成为全球抗肿瘤创新药研发的热点，抗体多功能融合的优势日益凸显。据医药魔方NextPharma以及各国家/地区药监机构、临床登记平台、新闻资讯等数据（统计日期为2025年12月8日），截至2025年12月，多特异性抗体和抗体偶联药物分别占全球活跃抗肿瘤抗体新药管线的26.45%和30.21%，且占比持续上升（图7）。从细分类型看，多特异性抗体以双抗为主导，并加速向三抗、四抗等高阶形式拓展；ADC药物仍是抗体偶联药物主流，同时正延伸至抗体-免疫调节剂偶联物等新型偶联类型。从地域分布看，中美两国合计贡献超70%的在研项目，是全球研发的核心力量；其中，中国在双抗与ADC药物领域的临床管线数量均居全球首位，多功能抗体疗法已成为驱动本土创新药发展的关键引擎。 图7抗体抗肿瘤创新药临床管线的类型分布及中美占比 3.2    获批加速，市场规模爆发式增长     双抗与ADC药物获批上市数量与市场规模激增，显示出抗体药物甚至是创新药整体研发的结构升级与重心转移。二者获批节奏显著加快，两类药物的获批占比逐年攀升（图8）。截至2026年1月，全球共批准20款双抗（17款抗肿瘤）创新药（未计入2025上市的复方药amivantamab SC，退市后重新上市的Catumaxomab仅在2025年计数一次）及21款ADC抗肿瘤创新药（包含1款抗体光敏剂偶联药物，不包括印度仿制药）上市，其中2025年获批2款双抗（表5）和4款ADC药物（表6），合计获批占抗体药物近半数，2026年1月也有1款双抗上市。另有多款药物处于上市审评及临床试验Ⅲ期阶段，预计将进一步引发上市热潮。这两类新型抗体药物凭借其具有颠覆性的疗效，展现出极强的商业转化潜力，市场规模呈爆发式增长态势。2024年，全球ADC药物与双抗药物的市场规模均超过130亿美元，多款药物成为销售额逾10亿美元的重磅药物，其中包括6款ADC药物，如Enhertu（销售额达37.5亿美元）、Kadcyla、Adcetris、Padcev、Polivy、Trodelvy，以及1款双抗药物Blincyto。这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创新药物及临床研究成果，深刻变革了多种癌症的治疗格局，显著拓展了靶向治疗的范围。 图8全球抗体抗肿瘤创新药获批年度数量趋势 表5 2025、2026年全球获批上市的3款肿瘤双抗创新药 商品名 研发机构 靶点 适应证 首批国家 /年份 Lynozyfic 美国再生元制药 BCMA×CD3 多发性骨髓瘤 欧盟/2025 Removab 凌腾医药 EpCAM×CD3 肿瘤恶性腹水 中国/2025再上市 retlirafusp alfa 恒瑞医药 PDL1×TGF-β 胃癌等 中国/2026 表6 2025年全球获批上市的4款肿瘤ADC创新药 商品名 研发机构 靶点 获批适应证 首批国家 /年份 Emrelis 美国艾伯维 c-Met 非鳞状非小细胞肺癌 美国/2025 艾维达 恒瑞医药 HER2 非小细胞肺癌 中国/2025 舒泰莱 科伦博泰 HER2 HER2阳性乳腺癌 中国/2025 美佑恒 乐普生物 EGFR 鼻咽癌 中国/2025 3.3    中美两国引领全球创新     双抗/三抗与ADC药物已成为全球抗体药物竞争的战略高地。美国凭借源头创新优势，在首创靶点、新型载荷、偶联平台及机制研究方面仍处领先地位，上市药物数量亦位居全球之首，截至2026年1月已获批12款ADC和9款双抗药物。中国则依托高效的工程化能力和快速临床转化体系，紧抓此类药物组分模块化、可组合实现创新的研发特点，实现快速追赶。截至2025年，中国双抗与ADC药物临床管线均占全球45%以上，2026年1月已有5款ADC和5款双抗药物获批上市，多款产品进入III期或上市审评阶段。以TROP2-ADC、CD3×BCMA双抗等为代表的产品频频达成海外授权（如百利天恒GNC-035、康方生物Cadonilimab等），彰显国际认可度。尽管整体获批数量仍落后于美国，但中国在该赛道的创新速度、平台成熟度与出海能力已显著缩小差距，成为全球多功能抗体研发格局中的重要一极。4.       展望     双抗/三抗与ADC药物作为当前抗体疗法创新的核心方向，其发展已不仅体现为分子结构的迭代，更深入至技术底层、功能边界与治疗逻辑的系统性重构。未来，随着数据驱动抗体的理性设计、抗体功能拓展与集成的创新以及抗体体内表达技术的进步，抗体疗法将超越双抗与ADC的现有形式，向结构更复杂、功能更多元、作用机制更协同的方向演进。这一趋势有望催生更丰富的多功能抗体疗法，拓宽治疗窗口，为更多难治性肿瘤患者提供高效、广谱且精准的治疗选择。     首先，研发模式加速向数据驱动与理性设计转型。人工智能与多组学技术深度融合，显著提升了靶点发现的精准度与候选分子的优化效率。通过整合转录组、蛋白质组及空间组学数据，研究者可识别更具治疗价值的共表达抗原组合；利用深度学习模型预测抗体-抗原结合构象、载荷释放动力学及连接子稳定性，大幅缩短从概念到临床候选物的研发周期，并降低后期失败风险。这种以计算模拟先行、实验验证跟进的模式，已成为提升ADC与多特异性抗体成药性的关键支撑。     其次，抗体分子功能持续拓展与集成。一方面，药物形式已突破传统的双抗与ADC的范畴，向多特异性抗体、双载荷乃至多载荷ADC、双抗型ADC等复杂结构延伸，体现了一药多能的协同治疗理念。另一方面，与非经典功能模块嵌合正在进一步拓宽抗体功能边界。抗体骨架正被重构为通用载体，可整合凝集素、酶、细胞因子等功能模块，替换单抗其中一个抗原结合域，衍生出类似双抗的抗体偶联蛋白新形态，实现免疫调控、基质降解或糖免疫检查点阻断等非细胞毒性作用。例如，抗体-凝集素嵌合体（AbLecs）通过靶向肿瘤表面糖链，开辟了干预糖免疫的新路径，标志着抗体靶向范围从蛋白质扩展至糖生物学层面。     另外，生产与递送方式亦面临革新。mRNA/DNA编码抗体技术通过体内原位表达，有望解决复杂抗体的大规模生产难题，并实现长效、局部给药，提升安全性与可及性。尽管尚处早期，但该技术代表了从体外制造、全身输注向体内按需合成的根本转变。 收稿日期：2026-01-09；修回日期：2026-02-02  基金项目：国家科技重大专项“慢病防治科技情报与战略研  究”（2023ZD0509601）    *通信作者：E-mail：wangyue@sinh.ac.cn 王玥，中国科学院上海营养与健康研究所生命科学信息中心研究馆员，上海地区优秀科技情报工作者。主要从事干细胞与再生医学、生殖与发育及生命健康领域的情报研究，参与国家、上海市、中国科学院多项政策规划制定、重大项目立项的战略研究工作。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上海市软科学项目及中国科学院项目10余项，发表论文30余篇，主编专著1部，参编专著20余部。参与工作获多项华东及上海市科技情报成果奖。 参考文献 [1] Buyukgolcigezli I, Tenekeci AK, Sahin I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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