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正心谷资本）据IPO早知道消息，近日，由幂方健康基金主办、南京市创新投资集团协办的“金陵论健”Med-Fine中国医药CEO及投资人论坛在南京圆满举办。维立志博（9887.HK）创始人、董事长兼CEO康小强博士在圆桌论坛环节中从政策、资金、人才、技术等方面分享了创新、创业的实践，并接受IPO早知道专访。在康小强看来，中国创新药企业要实现更高的全球价值，需要在上一阶段工程师红利的基础上，以源头创新能力解决全球未解决的科学难题。维立志博管线聚焦4-1BB共刺激与CD3 TCE两大机制，并向ADC、TDC领域延伸。核心产品LBL-024（PD-L1/4-1BB双抗，商品名：维利信）是全球首个进入注册临床阶段的靶向4-1BB受体疗法，在肺外神经内分泌癌（EP-NEC）等“冷肿瘤”中展现出突破性疗效。该产品已先后获得NMPA突破性疗法认定、FDA快速通道资格及FDA、欧盟孤儿药认定。目前，LBL-024已在非小细胞肺癌（NSCLC）、小细胞肺癌（SCLC）和肺外神经内分泌癌三个适应症的二期或注册性临床试验中展示出全球首创（FIC）或同类最优（BIC）潜力。LBL-024作为PD-1后的“下一代免疫基石”产品，其稀缺性将推动海外定价向国际水平看齐。当前，全球MNC正加速瞄准中国TCE资产，中国在该领域的临床进度与数据质量已跻身全球前列。康小强表示，全球已有多款产品在血液瘤治疗中展现出突破性疗效，而实体瘤将是TCE产品的下一个竞争焦点。另外，在他看来，与ADC的肿瘤杀伤机制不同，TCE通过“唤醒T细胞”实现可持续的免疫激活，其平台化特性决定了TCE在肿瘤慢性病化管理中具有不可替代的终局优势。此外，在即将落幕的2026年美国癌症研究协会（AACR）上，维立志博还公布了临床前管线LBL-054 TDC（全球首创CD3/CDH17双抗ADC）和LBL-061（新型EGFR/PD-L1双抗ADC）的最新研究成果。公司在T细胞衔接器-药物偶联物（TDC）与双靶点ADC领域的前沿布局，有望进一步拓宽实体瘤治疗边界。以下是具体对话内容（有删节）：Q：IPO早知道A：维立志博创始人、董事长兼CEO 康小强博士Q：维立志博近几年完成了License-out、NewCo等交易，海外买家对中国创新药管线的定价方式有什么变化？康小强：我们经历了从被动接受到更主动定价的过程。早期中国企业的心态更像“卖青苗”，交易对价多取决于对方的出价；但现在价格越来越公允，甚至有些“水涨船高”，这种公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资产的稀缺性被重新定价。MNC意识到，好的资产都在中国，如果自己不去交易，竞争对手也会这样做。我们现在会在收到多个TS（投资意向书）后与买家进行博弈，帮助我们达成更好的交易条件。二是定价坐标的变化。以前国内没有参照系，定价标准是模糊的；现在我们会直接对标美国同阶段、同靶点、同类技术形态及同类型疾病领域的交易金额，参考全球真实交易数据来判断管线的价值。比如LBL-024在美国市场是典型的同类首创（FIC）资产，定价逻辑自然要向国际水平看齐。随着中国企业在交易中越来越有经验，高质量的BD交易也会变多，而且如果要达成重大的交易，我们倾向于引入美国的FA（财务顾问）的支持，他们更熟悉如何从整体市场角度与竞购角度说服买方，或者帮助提高交易首付款。Q：LBL-024的肺外神经内分泌癌（EP-NEC）适应症已获监管里程碑，其他大适应症的后期临床开发也在有序推进，公司对商业化路径有什么展望？康小强：海外市场商业化更务实的路径是通过授权等方式与MNC合作，因为在医生接受度和患者信任度方面，中国产品需要借助MNC的长期品牌来背书。国内方面，产品若针对肺外神经内分泌癌等罕见病，患者通常集中于几十家医院，不需要太大的推广团队，不乏有biotech小而美的团队成功商业化的案例。我们还没最终决定，但如果自建团队，我们有信心把临床阶段积累的医院关系和专家资源高效地转化为销售网络。另外，现在的信息传播非常发达，如果某款药能解决其他药物解决不了的问题，患者会主动寻找。患者驱动的临床需求，也会加速大适应症后续的商业化渗透，如果后续正式获批，一些医生和患者已经对产品建立了认知，市场教育前置完成。Q：如何理解LBL-024作为泛癌种基石疗法的潜在商业价值？康小强：我认为它是PD-1后的下一代免疫基石产品。LBL-024能够解决PD-1不能解决的问题。它将冷肿瘤转为热肿瘤的能力，使之具备了成为泛癌种基础治疗的潜力，不仅限于神经内分泌癌，我们在肺癌、胆道癌等多个冷肿瘤中都看到了类似的作用机制。再从科学机制上看，传统的TCE如CD3双抗利用第一信号激活T细胞，但缺少第二信号，容易导致T细胞衰竭；LBL-024通过4-1BB提供第二信号，让T细胞更健康、更有活力，这是LBL-024与其他双抗的不同之处。它和CD3双抗不是竞争关系，而是天然配对、协同作战的关系。未来临床上"LBL-024+CD3双抗"的联合用药方案有望得到进一步验证，两者协同可大幅提升治疗的持久性，那么LBL-024在下一代免疫治疗的商业天花板也能大幅提升。Q：公司能够持续产出差异化管线的底层逻辑是什么？康小强：首先，我们的“非对称竞争”的战略，使我们聚焦PD-1失效或应答不佳的临床难题。该领域竞争壁垒高且临床需求迫切，因此我们凭借独有的技术方案，研发成功率远高于行业平均水平。临床阶段的产品中，除了LBL-024，还有2款产品已通过临床数据验证了成药潜力（PoC）。第二是管线厚度。2025年我们新增了5项进入IND阶段的管线，今年还计划申报4项IND，这些项目都是基于三大技术平台而进行差异化设计，靶点选择和机制设计都是独一无二的。所以市场看重的不仅是现有的临床阶段资产，还包括我们技术平台的复利、可持续的研发能力。更重要的是，我们的组织机制保障了创新能力的延续。我们研发团队只有几十人规模，全员持股的机制确保团队高度稳定，让每位成员与公司共同成长、共享成果，这也是维立志博组织的独特性。Q：现在哪些因素将会影响公司参与海外临床开发的程度？康小强：对我们来说要一步步来，先从License-out开始。如果第一个产品就希望联合开发，风险很大，很可能拖累公司现金流。License-out让我们在早期就可以获得现金流和MNC的背书，而且通过对外授权交易获得的平均百分之十几的销售分成，通常并不低于产品在中国市场的利润水平。当我们通过产品对外授权积累足够的资金和数据，更深入的合作是水到渠成的。Q：TCE双抗/三抗等管线是全球MNC交易的热点领域之一。未来2-3年，TCE领域将从进度比拼转向哪些维度的竞争？康小强：我是非常看好TCE领域前景的。首先，在血液瘤治疗中，TCE已经证明了可以比肩CAR-T的疗效。我们正在推进的LBL-034（GPRC5D×CD3双抗）是一个典型例子。针对多发性骨髓瘤，它的有效性已经达到接近90%的ORR，达到了CAR-T的有效性。CAR-T的治疗成本在100万级别，但我们的成本或可降低至CAR-T的五分之一。TCE作为工业化的标准药物，不需要体外提取、改造、回输的复杂流程，患者可及性完全不同，是一种创新升级。第二，实体瘤是TCE的下一个主战场。目前TCE在实体瘤上还没有像血液瘤那样大的突破，但这就是机会所在，谁能率先在实体瘤中解决T细胞浸润、肿瘤微环境抑制等问题，谁就能打开一个巨大的增量市场。我们在积极探索，我认为这些突破是可以实现的。第三，与ADC相比，TCE的终局优势在于可持续的免疫激活，而非单纯的肿瘤控制。TCE和ADC常被放在一起比较，但我认为它们的肿瘤杀伤逻辑完全不同。同一个适应症里，ADC针对不同靶点用的payload往往是一样的（比如都是DXd），一个靶点耐药后，换另一个靶点的ADC，其抗肿瘤效果会大打折扣，因为payload的毒性累积和耐药机制是相似的，无法通过换靶点来降低毒副作用，这是一个天然的局限性。但TCE不同，TCE的本质是"唤醒T细胞"。其耐药机制与ADC存在根本差异：ADC的耐药针对payload，而TCE的耐药仅针对靶点。因此，当某一靶点的TCE出现耐药后，换用另一靶点的TCE，T细胞仍可被重新激活并持续杀伤肿瘤，免疫清除机制不会衰减。这种平台化、可持续的特性，使TCE在患者的长期生存获益上具有ADC无法比拟的优势。所以我认为如果要治愈肿瘤，或者把肿瘤变成慢性病，最终一定是靠TCE所代表的肿瘤免疫治疗，而靶向ADC只是一个控制手段，可延缓进展，但不是最终的解决办法。在血液瘤方面，LBL-034已在中国患者群中完成高质量临床验证，证明了我们的技术平台的能力；我们还将基于这些平台探索更多针对实体瘤的下一代TCE药物。Q：现在看中国生物医药企业的海外BD规模上升，还是由工程化能力所推动吗？康小强：工程化能力确实是中国biotech做BD的重要基础，但这只是第一波红利，而且这波红利正在过去。最典型的就是ADC，国外做HER2-DXd，中国企业很快就把相同的payload技术迁移至多种靶点抗体，实现快速跟进与批量复制，MNC看重中国的这种工程师红利和执行力。但这种模式已经卷得差不多了，能支撑未来BD交易规模与质量的，是中国的原始创新能力。比如LBL-024，此前4-1BB靶点因严重的剂量限制性毒性而长期未能成药，无论是高剂量单抗还是双抗均未能突破安全性瓶颈。我们成功解决了这一困扰全球研发者的核心科学难题。TCE管线LBL-034也是同理，它的临床数据展现出迭代升级型产品的潜力。当然，大家也许会对BD的持续性有一定质疑，但我认为BD交易一旦形成规模效应，不会因短期市场波动而轻易中断。越来越多MNC到中国寻找“全球新”的解决方案，从这个维度上看，全球资本看中的也不是个别的公司，而是中国创新药在全球产业链中的不可替代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