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小细胞肺癌(SCLC)的相关研究与临床诊疗理念发展迅速,第16届欧洲肺癌大会(ELCC) 上,多项 SCLC 前沿研究成果重磅发布,包括δ样配体(Delta-Like Ligand 3, DLL3)、抗体药物偶联物(Antibody-Drug Conjugates, ADC)及其他的新靶点的发现与新药探索,以及SCLC领域一系列的治疗策略突破,为SCLC患者提供了更多的潜在治疗机会。
为深入传递ELCC中SCLC领域的最新科学进展,促进学术交流与临床经验共享,由同济大学附属上海市肺科医院苏春霞教授牵头的学术栏目“肺愈无界——欧洲肺癌大会前沿热点解读”第二季第二期聚焦SCLC前沿热点展开深度探讨。
本期特邀瑞士洛桑大学医院Solange Peters教授分享2026年ELCC大会中SCLC领域的核心精粹,同时特邀同济大学附属上海市肺科医院苏春霞教授、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郭卉教授、山东省第一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孟祥姣教授、郑州大学附属肿瘤医院王启鸣教授、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王永生教授共同围绕SCLC一线治疗现状、二线治疗研究进展、临床诊疗策略应用等多个热点议题展开了深入而富有洞见的学术探讨。
SCLC一线治疗
新方案提质增效,长期生存仍是难题
目前,SCLC一线治疗采用化疗(依托泊苷,顺铂或卡铂)联合PD-(L)1抑制剂治疗4或6个周期,后续维持治疗5个周期。这一方案显著延长患者的总生存期(OS),风险比(HR)约为0.6-0.71。但值得注意的是,长期生存仍不乐观,长期生存率仅5%-10%。
为了实现更精准的治疗,目前通过对SCLC的亚组(SCLC-A、-N、-P、-I)进行分析以期给予不同亚型针对性药物,例如SCLC-I亚型被发现对免疫的应答更好。但SCLC内的异质性和可塑性较高,导致研究结果无法有效转化至临床:对同一个肿瘤活检可发现不同亚型,甚至单次活检里也可发现多个亚型的细胞。
2025年,一项名为IMforte的临床研究,为一线治疗后无法进行二线治疗的患者提供了新的维持治疗选择。该研究发现,一线治疗后,采用阿替利珠单抗联合芦比替丁进行维持治疗,相比单用阿替利珠单抗维持,能够显著改善患者的无进展生存期(PFS)和OS,且药物副作用更低,安全性更优2。这一方案或将成为无法耐受二线治疗的SCLC患者的维持治疗方案,为这部分预后较差的患者带来生存希望。
SCLC二线治疗革新
塔拉妥单抗疗效显著,临床困境亟待解决
长期以来,拓扑替康作为二线化疗的主要选择,即使与其它药物相比OS无明显改善,其疗效也一直难以被超越。而DLL3/CD3 T细胞衔接器(TCE)——塔拉妥单抗的问世则将改变二线治疗的格局。DeLLphi-304临床试验表明,针对一线治疗后进展而无脑转移的SCLC患者,采用塔拉妥单抗治疗的患者,其OS明显优于接受拓扑替康、卢比替丁、氨柔比星等常规二线治疗的对照组,为二线治疗失败的患者提供了新的生存可能3。
尽管塔拉妥单抗疗效显著,但在临床应用中仍面临两大核心问题,亟待解决:
1)生物标志物的选择难。DLL3作为塔拉妥单抗的生物标志物特异性较低,无法精准筛选出最可能从治疗中获益的患者,所以仍需进一步选择合适的指示临床疗效的标志物,实现精准用药。
2)毒副作用的管理问题。塔拉妥单抗主要会导致1级或2级的细胞因子释放综合征(CRS)及味觉障碍等毒副作用,由此需要对治疗后的毒副作用进行管理。严密观察患者症状,及时识别CRS的发生;对于2级CRS,需采用托珠单抗联合类固醇治疗;若患者同时伴随意识障碍(ICANS),则需改用阿那白滞素。
此外,对于SCLC脑转移患者,部分临床实验已证实塔拉妥单抗的治疗有效性,但这类患者应用后更易发生ICANS,其疗效和安全性仍需更多临床试验数据佐证,同时也需优化毒副作用的管理方案。
值得期待的是,除了塔拉妥单抗,目前还有其他靶TCE药物(如Obrixtamig、Gocatamig等)正在研发和临床试验中,未来或将为SCLC患者的二线治疗提供更多选择,进一步丰富治疗格局。
SCLC前沿进展
新药新靶点百花齐放,ADC研究迈入新时代
TCE在SCLC诊疗中的更多联合应用前景
对于TCE的前沿研究还有许多进展,提示TCE在SCLC诊疗中的更多联合应用前景。在Dellphi303针对塔拉妥单抗和Obrixtamig在一线治疗中的联合应用研究中,发现与卡铂联合应用时患者的OS有所提升,还可造成一定的平台期,而Obrixtamig联合化疗时,64%的患者达到了部分缓解(PR),一个患者达到了完全缓解(CR)4。这提示TCE药物加入一线治疗改善疗效的可行性。TCE联合ADC在肿瘤患者中的应答也较为可观5; DLL3与嵌合抗原受体T细胞(CAR-T)联合的实验LB2102显示患者部分缓解,疾病控制率达到了73%,安全性也较好6。
ADC热门研究新方向
目前以B7H3为主的ADC药物正在研发与临床试验中,以I-Dxd为例,它在SCLC二线及三线患者中的应答率约50%,疗效显著。此外,DLL3 ADC、TROP2 ADC、EGFR+HER3双抗ADC的实验数据都展现了良好的治疗收益与较高的安全性。
SCLC免疫新路径:免疫治疗探索与新兴药物展望
除了DLL3和ADC领域,SCLC的其他前沿研究也有了一定的突破。在肿瘤免疫微环境方面,研究通过对肿瘤亚组的免疫分析来寻找具有前景的新抗原,如CD8,MHC-I等7;LSD1、EZH2抑制剂的I期临床试验正在进行,用以探究表观遗传疗法对恢复肿瘤抗原呈递的疗效8,9;PD-L1/VEGF双抗药物Pumitamig联合卡铂/依托泊苷可以显著提升疗效与预后,证明双特异性抗体在肿瘤治疗中的潜在优势10。
精彩讨论
在学术分享环节后,Solange Peters 教授、郭卉教授、孟祥姣教授、王启鸣教授、王永生教授围绕多个热点话题,展开了深入而富有洞见的探讨。
Topic 1
DLL3 靶向疗法在SCLC中的临床价值及应用前景
郭卉 教授
多款创新新药相继问世,为行业发展注入强劲活力。除传统化疗迭代升级外,多款新型疗法陆续上市,其中塔拉妥单抗临床数据亮眼,前景广阔,TCE(T细胞衔接器)已获批二线治疗,未来有望成为SCLC一线疗法的核心选择。ADC、CAR-T 等前沿技术目前仍处于 Ⅰ 期临床探索阶段,未来必将迎来更多突破,为患者开启全新生存曙光。
Solange Peters 教授
虽然SCLC治疗已取得显著进展,但新药与新方案同时涌现,让临床用药选择变得复杂、令人困惑。目前铂类+依托泊苷+免疫仍是一线标准方案,维持阶段加入新药仍存在争议;不过已有临床数据表明,患者接受DLL3靶向TCE治疗,会带来前所未有的生存平台期,不少患者能存活至2年。在不久的将来,一线方案有望升级为铂类+依托泊苷+免疫检查点抑制剂+TCE。
此外,ADC药物疗效突出,但最佳用药顺序、靶点与有效载荷选择仍待明确。
Topic 2
生物标志物指导个体化治疗选择新思考
王启鸣 教授
当前广泛期SCLC一线标准治疗为化疗联合免疫,中位总生存期仅12~15个月,但仍有未满足需求:
1)原发与免疫耐药普遍存在,多数患者快速复发,2年生存率不足10%;
2)缺乏可指导临床的生物标志物,仅不到30%的患者能从一线化免治疗中真正获益;
3)化免诱导后单用免疫维持,PFS获益难以有效转化为长期OS获益
为突破这些瓶颈,未来方向应聚焦于更早线使用创新组合,包括EGFR/HER3双特异性抗体联合免疫、DLL3靶向TCE联合免疫、ADC联合免疫等策略,摆脱对化疗的依赖,将PFS获益转化为更持久的生存获益。这其中,ADC联合免疫用于维持或前线治疗、DLL3靶点药物与免疫检查点抑制剂联用,是未来改善长期生存最具潜力的方案,目前II期数据已展现积极信号,我们期待III期研究结果进一步确立更优的一线与维持治疗模式,真正提升广泛期SCLC患者的总生存。
Topic 3
EGFR/HER3双特异性抗体与ADC在广泛期SCLC的临床价值
Solange Peters 教授
当前SCLC领域的ADC研发仍有短板,主要原因有两点:
1)现有ADC药物的设计思路高度趋同,连接子与有效载荷高度相似,虽然靶点不尽相同,但核心药物类别接近,这直接导致临床用药排序面临巨大挑战;并且患者在接受拓扑异构酶抑制剂类药物治疗后,应答持续时间会不断缩短,因此必须开发全新载荷,包括免疫调节剂、靶向药物乃至放射性核素等,而不能继续局限于同一种拓扑异构酶抑制剂
2)生物标志物严重缺失,DLL3受肿瘤高度异质性影响无法作为有效标志物,而在精准医疗时代,没有生物标志物指导的ADC难以实现真正的精准应用,需要学界自主推进,即使B7-H3等靶点可帮助排除部分不获益患者,但目前仍缺乏足够的临床数据支撑
Topic 4
一线进展、二线及后线精准治疗方案的选择
孟祥姣 教授:
一线化疗联合免疫进展后的二线及后线选择,是临床亟待解决的实际问题。SCLC中仅部分患者对PD-1/PD-L1抑制剂有效,单药免疫再挑战获益有限,现有证据提示,免疫再挑战联合抗血管生成药物与化疗可带来更佳获益。
筛选合适患者可参考四项标准:1)初始免疫应答持续超过6个月;2)无治疗间隔大于3个月;3)属于炎症型肿瘤微环境,高TMB、高CD8+T细胞浸润;4)初次免疫治疗未发生严重不良反应。同时可动态监测ctDNA等生物标志物,更早预测疾病进展。
临床中,免疫再挑战不建议单药使用,联合安罗替尼等抗血管生成药物可使血管正常化、促进免疫浸润,成功率显著更高。若不考虑成本,二线优先推荐塔拉妥单抗,现有III期研究显示中位OS达13.4个月,获益突出;ADC可作为后续选择。我曾接诊一例9岁广泛期SCLC女性患者,一线化免后快速进展,使用1mg剂量塔拉妥单抗后病情得到良好控制。因此我个人倾向二线优先使用塔拉妥单抗,再序贯ADC。但目前因缺乏头对头对比,尚难明确最优排序。
Topic 5
对于SCLC患者,疗效优、潜力大的CAR-T方案
王永生 教授
CAR-T用于SCLC仍面临巨大挑战,尤其是疗效尚未达到临床预期,需要通过优化CAR结构设计来提升有效性与应答持久性。我们团队也在开展DLL3靶点CAR-T的相关研究,临床前数据表现积极,我们认为CAR-T联合T细胞衔接器(TCE) 是非常有前景的组合策略,但由于潜在毒性风险,启动这类临床研究难度很大。
Solange Peters 教授
CAR-T联合TCE是一个非常好的思路。TCE起效快,但应答持续时间短,难以长期控制病情;而CAR-T的优势在于应答更持久,一次输注即可维持数月有效,将二者联合,理论上可以用TCE快速激活并招募T细胞,同时用CAR-T延长疗效、巩固生存获益。
但SCLC的肿瘤微环境(TME)的典型特征为“免疫荒漠表型”,属于典型的“冷肿瘤”,且具有MHC/HLA表达下调且快速丢失等问题,会削弱CAR-T识别与杀伤效果。同时,TCE与CAR-T联用可能加重T细胞耗竭,需要通过抗耗竭基因修饰、优化CAR结构设计来改善。此外,联合方案的毒性叠加风险需要高度重视,目前尚无相关临床研究数据支持。
未来CAR-T的关键方向是摆脱淋巴细胞清除的传统预处理方案,使其更安全、更易与TCE等药物联合。总体而言,CAR-T联合TCE机制合理、前景可期,但仍需大量临床研究验证疗效与安全性。
Topic 6
中国与海外国家在临床实践与研究设计的差异
王永生 教授
部分研究显示,中国人群与西方人群的疗效背后存在生物学差异:东亚人群尤其是中国患者,肿瘤突变负荷(TMB)更高,免疫微环境如T细胞浸润、细胞因子表达存在族群差异,同时HER2、PD-L1等相关胚系遗传多态性也不同,这些因素共同导致中国患者的免疫治疗疗效数据往往优于国外人群。结合我国临床实践,安罗替尼等抗血管生成药物已广泛应用,无论是单药还是联合化疗、免疫,均能提升治疗效果。因此,在一线、二线及维持治疗研究设计中,加入抗血管生成药物可显著优化方案。基于上述东西方差异与本土治疗特点,我国SCLC临床研究的设计、对照组选择及终点设定,都需要更贴合中国人群的生物学特征与实际用药模式。
Solange Peters 教授
客观来看,安罗替尼等同机制药物,中西方人群疗效不能一概而论。抗VEGF联合PD1/PD-L1双抗机制新颖,可联动T细胞与肿瘤微环境,但PD1/PD-L1抑制剂在疾病早期活性更突出。当下TCE、ADC、各类免疫单抗不断上市迭代,新药数据尚未完全成熟。临床研发的主要困境在于III期临床试验周期漫长,试验开展途中,全球标准治疗方案持续更新,极易造成试验价值失效。
此外,种族生物学差异虽存在,但当下最大差距不在于人群,在于各国可用药物体系不同。中国多款靶向、免疫新药研发进度领先海外,部分本土药物国内已推进深入研究,而西方仍处于空白阶段。双抗具备科研价值值得探索,需持续观望更多新药临床数据。
Solange Peters 教授总结
最有前景的治疗方案是:
· 一线化疗联合免疫治疗,随后在维持期使用免疫联合卢比替丁免疫治疗;
· 二线先采用塔拉妥单抗,然后应用ADC,最后使用拓扑替康,方案及药物应用顺序也具有临床价值;
· 针对SCLC的研究突破与诊疗革新,仍有许多临床问题尚未回答,例如:强化治疗较序贯治疗的优势、最佳的序贯治疗流程、强化治疗的适用人群、新药的颅内外活性、疗效与毒副作用之间的平衡等;
· 未来需要更多的研究与临床数据来解答,优化治疗方案,为SCLC患者带来更精准的治疗。
苏春霞教授总结
· SCLC治疗正从“化疗+免疫”向TCE、ADC、等多元化精准时代迈进;
· 塔拉妥单抗是二线治疗的重要突破,有望改变临床实践;
· 未来需要生物标志物指导个体化治疗,以及多种新药的最优排序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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